文学价值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价值建构的尝试　　文学是人学，因此，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必然涉及最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关系，大而言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小而言之，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作为文学现象思想概括和总结的文学理论在研究中同样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了文学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文学价值论的内容体现了文学在精神维度上的指向和追求，与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相应，它表现为以下几个维度：本体层面的终极关怀和现实人生层面的人间情怀；后者又分为关注“大我”的社会关怀和关注“小我”的个体关怀（包括自我关怀）。就理论的层面而言，文学价值论的内容层次与人们对文学作用和功能的认识相应；而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和研究又是和人们当下的精神需求以及当时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致的。通过对特定时代文学价值论内容的研究，人们就可以发现一个时期或时代的人对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热情，对文学性质、作用等的认识程度，以及相应的文学价值的取向和文学价值的归宿。此外，通过文学价值构成形态及内容的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作为特定时代精神产物的文学理论，它所折射出的相关时代的社会发展的状况和特点。在中国现代社会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文学家们在文学理论价值建构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价值标准的确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20世纪40年代，在文学理论和批评文章中，“文学价值”、“艺术价值”这类字眼已成为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词汇，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在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时，力图以知性的概念和范畴对文学的价值进行区分和研究，并借鉴其他学科的话语单位，尝试建立科学的文学价值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发展中学科建设意识的积极表现，当然也是文学理论走向成熟形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20世纪30年代，美学家宗白华就注意到了艺术的价值问题。宗白华认为，“艺术本身的价值的评判，艺术意义的探讨与阐发，艺术理想的设立，艺术对于人生与文化的地位与影响，这些问题”，“可以集中于一个主体问题，这就是‘艺术’这个‘价值结构’的分析与研究”[1]。他把艺术的“价值结构”分为三层“（一）形式的价值，就主观的感受言，即‘美的价值’。（二）抽象的价值，就客观言，为‘真的价值’，就主观感受言，为‘生命的价值’（生命意趣之丰富与扩大）。（三）启示的价值，启示宇宙人生之最深的意义与境界，就主观感受言，为‘心灵的价值’，心灵深度的感动，有异于生命的刺激。”[2]对各个价值层的作用，宗白华也一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形式层的作用在于它“使一片自然或人生的景象，自成一独立的有机体，自构一世界，使吾人从实际生活之种种实用关系中，超脱自在：‘间隔化’是‘形式’的重要的消极的功用”；“形式的积极作用是……构图。使片景孤境自织成一内在自足的境界，无求于外而自成一意义丰满的小宇宙，启示着宇宙人生的更深一层的真实”；而“形式之最后与最深的作用，就是它不只是化实相为空灵，引人精神飞越，超入美境。而尤在它能进一步引人‘由美入真’，探入生命节奏的核心。”[3]抽象层的价值在于“以象征方式，提示人生情景的普遍性”[4]；启示层的价值在于“借幻境以表现最深的真境”[5]。宗白华对艺术价值结构的研究，应当说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20世纪40年代，从理论形态的角度对文学价值进行自觉研究的，是左翼文学理论家蒋天佐。蒋氏在《论艺术的价值与价格》一文中，对“文学价值”及其表现——“文学价格”进行了具体的界定。“价值”和“价格”本是经济学中的一对范畴，价值是指事物能够满足人之需要的属性，价格则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蒋氏把这一对范畴引入文学话语的分析机制，赋予了它们完全不同的内涵。他用“价值”这一范畴指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质，而把文学作品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称为“价格”。蒋氏认为，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是指作品的艺术性完整与精湛与否，高尚与否；而所谓艺术性又有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文学作品的“价格”则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社会上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价值的形式”或曰“影响”，“它要跟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把“社会作用”或“社会影响”称作“‘价格’两个字其实是再恰当没有的，因为它说明了艺术品在社会上发生的作用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6]。　　一般说来，一门新的学科，其基本概念或范畴的产生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研究事物的规律，对其本质和特征加以归纳和概括，在此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命名；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话语移植即借用其他学科的话语单位来命名和解释新的事物或现象。显然，蒋天佐的文学价值论研究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蒋氏提出文学价值论的研究，是与40年代文学话语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有关系。文学作品由于其艺术的力量，它所能起到的教化作用往往甚于直接的标语口号的宣传。但文学作品的影响和作用无论大小，都要通过传播和接受这一渠道，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的高低，又直接影响着传播的范围和接受的程度。因此，对文学艺术的特性与影响的研究，必然要提上那个时代的日程。蒋氏无疑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自觉地把文学“价值论”看成“是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7]。　　蒋氏把文学价值论的研究目标定位在这样的基点上，认为文学价值论“它的目的是确立一些评价标准，更确切地说，是评价的着眼点”，并说文学“价值论的‘价值’”，“在于指示解决艺术批评的实际问题的基本方针”[8]。显然，蒋氏所谓的“文学价值论”，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种“文学批评论”；因为文学价值形态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文学价值主体的创造特征、价值客体的属性及构成特点，文学价值的精神取向等一般文学价值论问题，并没有进入他的研究视野。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以及实质内容，还存在着“名”不符“实”，至少可以说“名”“实”之间互相龃龉的状况。从这种情形来看，蒋天佐的文学价值论研究，实乃一种新的理论探索和尝试，还存在着很大的理论漏洞，显示出探索过程中幼稚的一面。但是，这种尝试尽管还不太成熟，却给后来的文学价值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思路。　　二　　不过，在充满了新与旧、是与非的矛盾和冲突，政治和社会生活观念多元并存的情况下，也的确需要确立一个文学批评的相对标准，否则文学的接受和研究都失去了依据。而且，批评标准问题也的确可以算是文学价值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仅就此而论，蒋天佐的文学价值论研究也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蒋天佐对文学批评标准的确定是立足于唯物论的反映论基础之上。他认为，文学艺术“是社会的产物，因为艺术创造者自己也就是社会的产物。尤其重要的，艺术产生出来之后，又必然投入社会，发生作用于社会，引起社会的反响。这是逃不过的铁则。”[9]以此为根据，他提出文学批评标准的确定，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文学作品“要是个艺术，就必须是个‘社会的存在’，它的社会影响是大也好，是小也好，总归必须有社会影响。这就是艺术批评的着眼点之一”[10]。他所谓的“着眼点”，其实也就是文学批评的标准。其次，文学批评应着重于文学自身特质的分析，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必须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最好还要究明它们的源源本本，看透它们的来踪与去迹，然后我们的批评方法不是信口开河或者隔靴搔痒”，“这又是批评的着眼点之一”[11]。蒋天佐进而指出，文学批评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文学批评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因为只有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标准，“批评才能有独立自主的品格，才能够真正成为创作和欣赏的指导，而不是社会习惯和或风气的尾巴”[12]。　　如果说，蒋天佐的文学价值论研究旨在给文学批评实践寻找一定的理论依据，那么，朱自清对文学批评标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变迁之考察，则给这种研究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朱自清认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直接影响着文学创作的风貌和走向，因而在文学创作和发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他认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一是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着政权。做了官是大夫，没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补的大夫。君主士大夫合为一个封建集团，他们的利害是共同的。这个集团的传统的文学标准，大概可用‘儒雅风流’一语来代表。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13]朱自清指出，文学批评的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与时俱进。“文学的标准和尺度的变换，都与生活配合着”[14]，比如在40年代，“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而抗战胜利后，“民主运动的发展，‘民主’成了广为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里知识阶级渐渐走进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15]。朱自清还从观念的历史延续性方面，说明了不同时代文学批评标准发展前后间的内在学理关联。他指出，“载道”的文学批评观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流标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强调“为人生”的文学，这“为人生”是一种道；抗战胜利后，又开始强调“人民性”，“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16]。　　不仅文学批评家和学院派的学者研究文学价值论，就连艺术家本身也非常关注文学的价值问题。诗人艾青在谈及价值问题时说，“所谓艺术价值，既是指那作品所包含的形象的丰富与真实”，“也是他用来使自己效忠于他的政治理论的东西”[17]。而他所理解的价值判断，当然也没有超出批评家和学者的理解，即他同样把文学的价值判断理解成文学批评的标准。他在谈到文学评价的标准时说，“当我们评价一个作品时，必须根据它是否达到了真实；它所包含的思想是否和作者本身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这是一切艺术的生命；以及它的政治的目的和艺术的苦辛是否相合致这些准则，而下高低的评判。”[18]上述情形表明，文学价值论问题在当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从批评家、学者到创作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探讨文学的价值，可见文学价值问题在当时的文学实践中已到了急需解决的地步。不过，就认识水平而言，文学价值论的研究无疑还处在萌芽状态。因为当时的理论家们虽然对文学价值的内容因素已经有所认识，但这种认识层次还很肤浅。这表现在理论家对文学价值内容划界的狭窄，把文学价值论的研究内容仅止于认识评价这一方面，而其他价值项诸如宗教、道德、审美等级次的内容付之阙如了。没有确立一套能够描述文学价值构成要素及相关规律和特征的概念和范畴，则是它认识不成熟的另一表现。一句话，文学价值论的体系建构缺乏系统性，在学科建设的层次上，这种探索只能算是为以后系统而完整的文学价值论研究所作的一种准备，一种尝试

　　中国现代文学价值建构的尝试　　文学是人学，因此，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必然涉及最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关系，大而言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小而言之，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作为文学现象思想概括和总结的文学理论在研究中同样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了文学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文学价值论的内容体现了文学在精神维度上的指向和追求，与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相应，它表现为以下几个维度：本体层面的终极关怀和现实人生层面的人间情怀；后者又分为关注“大我”的社会关怀和关注“小我”的个体关怀（包括自我关怀）。就理论的层面而言，文学价值论的内容层次与人们对文学作用和功能的认识相应；而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和研究又是和人们当下的精神需求以及当时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致的。通过对特定时代文学价值论内容的研究，人们就可以发现一个时期或时代的人对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热情，对文学性质、作用等的认识程度，以及相应的文学价值的取向和文学价值的归宿。此外，通过文学价值构成形态及内容的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作为特定时代精神产物的文学理论，它所折射出的相关时代的社会发展的状况和特点。在中国现代社会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文学家们在文学理论价值建构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价值标准的确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20世纪40年代，在文学理论和批评文章中，“文学价值”、“艺术价值”这类字眼已成为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词汇，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在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时，力图以知性的概念和范畴对文学的价值进行区分和研究，并借鉴其他学科的话语单位，尝试建立科学的文学价值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发展中学科建设意识的积极表现，当然也是文学理论走向成熟形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20世纪30年代，美学家宗白华就注意到了艺术的价值问题。宗白华认为，“艺术本身的价值的评判，艺术意义的探讨与阐发，艺术理想的设立，艺术对于人生与文化的地位与影响，这些问题”，“可以集中于一个主体问题，这就是‘艺术’这个‘价值结构’的分析与研究”[1]。他把艺术的“价值结构”分为三层“（一）形式的价值，就主观的感受言，即‘美的价值’。（二）抽象的价值，就客观言，为‘真的价值’，就主观感受言，为‘生命的价值’（生命意趣之丰富与扩大）。（三）启示的价值，启示宇宙人生之最深的意义与境界，就主观感受言，为‘心灵的价值’，心灵深度的感动，有异于生命的刺激。”[2]对各个价值层的作用，宗白华也一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形式层的作用在于它“使一片自然或人生的景象，自成一独立的有机体，自构一世界，使吾人从实际生活之种种实用关系中，超脱自在：‘间隔化’是‘形式’的重要的消极的功用”；“形式的积极作用是……构图。使片景孤境自织成一内在自足的境界，无求于外而自成一意义丰满的小宇宙，启示着宇宙人生的更深一层的真实”；而“形式之最后与最深的作用，就是它不只是化实相为空灵，引人精神飞越，超入美境。而尤在它能进一步引人‘由美入真’，探入生命节奏的核心。”[3]抽象层的价值在于“以象征方式，提示人生情景的普遍性”[4]；启示层的价值在于“借幻境以表现最深的真境”[5]。宗白华对艺术价值结构的研究，应当说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20世纪40年代，从理论形态的角度对文学价值进行自觉研究的，是左翼文学理论家蒋天佐。蒋氏在《论艺术的价值与价格》一文中，对“文学价值”及其表现——“文学价格”进行了具体的界定。“价值”和“价格”本是经济学中的一对范畴，价值是指事物能够满足人之需要的属性，价格则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蒋氏把这一对范畴引入文学话语的分析机制，赋予了它们完全不同的内涵。他用“价值”这一范畴指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质，而把文学作品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称为“价格”。蒋氏认为，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是指作品的艺术性完整与精湛与否，高尚与否；而所谓艺术性又有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文学作品的“价格”则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社会上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价值的形式”或曰“影响”，“它要跟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把“社会作用”或“社会影响”称作“‘价格’两个字其实是再恰当没有的，因为它说明了艺术品在社会上发生的作用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6]。　　一般说来，一门新的学科，其基本概念或范畴的产生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研究事物的规律，对其本质和特征加以归纳和概括，在此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命名；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话语移植即借用其他学科的话语单位来命名和解释新的事物或现象。显然，蒋天佐的文学价值论研究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蒋氏提出文学价值论的研究，是与40年代文学话语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有关系。文学作品由于其艺术的力量，它所能起到的教化作用往往甚于直接的标语口号的宣传。但文学作品的影响和作用无论大小，都要通过传播和接受这一渠道，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的高低，又直接影响着传播的范围和接受的程度。因此，对文学艺术的特性与影响的研究，必然要提上那个时代的日程。蒋氏无疑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自觉地把文学“价值论”看成“是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7]。　　蒋氏把文学价值论的研究目标定位在这样的基点上，认为文学价值论“它的目的是确立一些评价标准，更确切地说，是评价的着眼点”，并说文学“价值论的‘价值’”，“在于指示解决艺术批评的实际问题的基本方针”[8]。显然，蒋氏所谓的“文学价值论”，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种“文学批评论”；因为文学价值形态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文学价值主体的创造特征、价值客体的属性及构成特点，文学价值的精神取向等一般文学价值论问题，并没有进入他的研究视野。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以及实质内容，还存在着“名”不符“实”，至少可以说“名”“实”之间互相龃龉的状况。从这种情形来看，蒋天佐的文学价值论研究，实乃一种新的理论探索和尝试，还存在着很大的理论漏洞，显示出探索过程中幼稚的一面。但是，这种尝试尽管还不太成熟，却给后来的文学价值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思路。　　二　　不过，在充满了新与旧、是与非的矛盾和冲突，政治和社会生活观念多元并存的情况下，也的确需要确立一个文学批评的相对标准，否则文学的接受和研究都失去了依据。而且，批评标准问题也的确可以算是文学价值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仅就此而论，蒋天佐的文学价值论研究也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蒋天佐对文学批评标准的确定是立足于唯物论的反映论基础之上。他认为，文学艺术“是社会的产物，因为艺术创造者自己也就是社会的产物。尤其重要的，艺术产生出来之后，又必然投入社会，发生作用于社会，引起社会的反响。这是逃不过的铁则。”[9]以此为根据，他提出文学批评标准的确定，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文学作品“要是个艺术，就必须是个‘社会的存在’，它的社会影响是大也好，是小也好，总归必须有社会影响。这就是艺术批评的着眼点之一”[10]。他所谓的“着眼点”，其实也就是文学批评的标准。其次，文学批评应着重于文学自身特质的分析，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必须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最好还要究明它们的源源本本，看透它们的来踪与去迹，然后我们的批评方法不是信口开河或者隔靴搔痒”，“这又是批评的着眼点之一”[11]。蒋天佐进而指出，文学批评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文学批评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因为只有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标准，“批评才能有独立自主的品格，才能够真正成为创作和欣赏的指导，而不是社会习惯和或风气的尾巴”[12]。　　如果说，蒋天佐的文学价值论研究旨在给文学批评实践寻找一定的理论依据，那么，朱自清对文学批评标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变迁之考察，则给这种研究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朱自清认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直接影响着文学创作的风貌和走向，因而在文学创作和发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他认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一是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着政权。做了官是大夫，没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补的大夫。君主士大夫合为一个封建集团，他们的利害是共同的。这个集团的传统的文学标准，大概可用‘儒雅风流’一语来代表。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13]朱自清指出，文学批评的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与时俱进。“文学的标准和尺度的变换，都与生活配合着”[14]，比如在40年代，“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而抗战胜利后，“民主运动的发展，‘民主’成了广为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里知识阶级渐渐走进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15]。朱自清还从观念的历史延续性方面，说明了不同时代文学批评标准发展前后间的内在学理关联。他指出，“载道”的文学批评观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流标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强调“为人生”的文学，这“为人生”是一种道；抗战胜利后，又开始强调“人民性”，“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16]。　　不仅文学批评家和学院派的学者研究文学价值论，就连艺术家本身也非常关注文学的价值问题。诗人艾青在谈及价值问题时说，“所谓艺术价值，既是指那作品所包含的形象的丰富与真实”，“也是他用来使自己效忠于他的政治理论的东西”[17]。而他所理解的价值判断，当然也没有超出批评家和学者的理解，即他同样把文学的价值判断理解成文学批评的标准。他在谈到文学评价的标准时说，“当我们评价一个作品时，必须根据它是否达到了真实；它所包含的思想是否和作者本身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这是一切艺术的生命；以及它的政治的目的和艺术的苦辛是否相合致这些准则，而下高低的评判。”[18]上述情形表明，文学价值论问题在当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从批评家、学者到创作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探讨文学的价值，可见文学价值问题在当时的文学实践中已到了急需解决的地步。不过，就认识水平而言，文学价值论的研究无疑还处在萌芽状态。因为当时的理论家们虽然对文学价值的内容因素已经有所认识，但这种认识层次还很肤浅。这表现在理论家对文学价值内容划界的狭窄，把文学价值论的研究内容仅止于认识评价这一方面，而其他价值项诸如宗教、道德、审美等级次的内容付之阙如了。没有确立一套能够描述文学价值构成要素及相关规律和特征的概念和范畴，则是它认识不成熟的另一表现。一句话，文学价值论的体系建构缺乏系统性，在学科建设的层次上，这种探索只能算是为以后系统而完整的文学价值论研究所作的一种准备，一种尝试

文学最重要的价值是：1、体现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里的必要的思想和精神价值。文学价值决定于文学作品的质量，包括审美、思想、核心价值理念等，主要指文学作品的内在艺术价值。即对人们有积极意义的价值。2、文学作品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扩展资料要有勇气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一个时代有几个最好的作家，有几部最好的作品，具体来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有能力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当代中国文学当然要放在现代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来理解，它是世界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样的现代性内在差异性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虽包含着断裂、反叛与转折，但它不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完全悖反。五六十年代的激进现代性，历经了80年代的“拨乱反正”；我们固然可以看出它的局限性，但同时也不可能将它从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完全地剔除。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并非只有“政治”二字才可概括；八九十年代的反动，也并非只是投入西方现代的世界体系就能全盘解释。前者有“文学”遗留下来，而后者有“中国经验”不可化约，二者相加，就是中国文学的倔强性。这两个时代，在我们的文学史和批评中，被描述为对抗与反动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它们也并不是替代性的。先锋派反“宏大叙事”，只是表明历史之变化，与“可歌可泣”无关。后来的历史固然要超越过去，这并不等于过去就一无是处。事物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也并非以好与坏的简单逻辑为唯一的解释准则。有些人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称为"烂苹果"，这不只是狭隘偏见，也是心底阴暗。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文学类论文范文 拿走不谢杜甫草堂诗中的“淡”及形成原因摘要：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生活相对安逸。诗风转向抒情与闲适类型居多，多为记录诗人当时闲淡朴实的生活以及恬淡旷达的心情，将生活哲理及内心感悟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平静超脱，朴素幽雅，处处体现着淡的思想。关键词：杜甫；草唐诗；淡；原因 杜甫一生坎坷，早期的诗风充满着豪情壮志与浪漫情怀，自安史之乱始，杜甫亲眼目睹了人民的苦难和政治的灰暗，并将这种国家衰微、民生疾苦、自身失意表现在诗歌当中，形成一种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也是抱着这种对政治的失望，杜甫入蜀定居。这一时期的诗歌以自然生态与闲适田园生活为题，创作风格也焕然一新，由批判现实诗风转变为恬淡萧散的风格，诗作中处处体现淡的思想。一、杜甫草堂诗中体现的淡的思想（一）恬退归隐之淡上元元年，杜甫卜成都浣花溪以居。《卜居》是他初到浣花溪所作。“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从这些直抒胸臆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杜甫潇洒乘兴、淡然随心的生活态度，轻快流畅中流露着诗人欢喜雀跃的心情，简单质朴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恬淡自得。整首诗都蕴含着杜甫淡然的思想，这里的淡是潇洒自适的疏淡，是安宁幽雅的清淡，是包容一切万物的自然之淡。诸如此类表达恬退归隐之淡的诗歌在杜甫的草唐诗中尤为常见，如《堂成》、《解嘲》、《为农》等。这是诗人在经历了前期官场浮沉的执着和漂泊流离的疲倦之后心境变化的影响，决意要远离政治斗争，过卜居为农的生活。此时的诗人志在隐逸，对生活的淡泊也渗透到审美追求上，于是诗风也变得平淡洒脱、恬淡萧散。（二）生活情怀之淡杜甫的《遣意二首》分别描绘了草堂的春日之景和春夜之景，写得轻巧明丽。其中“幽居不用名”表达了诗人身居世外、淡泊名利的情怀。《寒食》一诗描叙了诗人与邻里农家的醇厚友谊。“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写出农家关系的融洽，因江村地偏人稀，所以相邻的人家都很熟识。诗人将江村的明丽景致、邻里的醇厚情意与自己的恬淡心境交织在一起，故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它“风致何减桃花源，不作玩世语，故厚”[1]如此浑朴醇厚的民俗与清新雅致的景色，自然熏染出了诗人淡泊宁静的情怀，淡然物外的心境。（三）疏懒闲散之淡成都草堂时期的杜甫由积极入世的儒家诗人变得疏懒闲散起来。《西郊》描写杜甫幽栖草堂的闲适生活，末句“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写出诗人因幽居独处无人往来，致使疏懒成性。又如《漫成二首》中，“近识峨眉老，知余懒是真。”只有新近结实的东山隐者才了解我疏狂懒散、不与俗交是心性纯真的表现啊。诸如此类的诗作在草堂诗中还有很多，诗人一再敷陈阐述自己的疏懒，而实际上这种疏懒与闲散便是淡泊的最好表达。不再追逐仕途，而是隐居江村淡泊明志，全然一副恬淡自得的生活情怀。二、杜甫淡思想的形成及影响（一）杜甫淡思想的形成淡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之一，要求回归自然、回归本真，只有质朴无为、心底超然才能平淡。这里的淡并不是指平直淡寡、枯索无味，而是在平淡中见真情，在质朴中含至味，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宋人吴可在《藏海诗话》中说：“杜诗叙年谱，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致此。如说华丽平淡，此是造语也。方少则华丽，年加长渐入平淡也”[2]可见杜甫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诗风的锐、肆、严、淡这样的过程，也就是也就是经过了前期的尝试与沉淀之后，渐渐体悟到生活最纯真自然的乐趣，在回归乡野之后找到了最淡泊宁静的自我，也就是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二）道家对杜甫淡思想的影响 杜甫前期就已经表现出了对道家思想的亲和，当时诗人历尽坎坷、仕途无望，面对国运衰微、民生疾苦，自己又无能为力，于是更加强了他的道家思想及归隐恬退之念。如《过南邻朱山人水亭》一诗，写诗人造访朱山人水亭，与之宴游的情景。杨伦在《杜诗镜铨》中注谓“前半写地，后半写人，想见幽居素心之乐，字字有余味。”[3]道家崇尚自然无为、恬淡虚静。早在老子时期便有了关于道和淡最早的记录“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4]庄子也赋予了道以淡的品质，如“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也”[5]由此可见，在道家思想中道与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淡就是指自然无为，同样，也只有淡泊名利、淡然无极才能够得道。因此杜甫的道家思想也是影响其草堂时期诗歌创作多恬淡萧散的原因之一。草堂时期杜甫的生活归于安逸，远离政治斗争，加上道家思想的影响，诗风偏于优雅淡然。全文意在分析杜甫草堂诗中所蕴含的“淡”思想及其成因，进而展现出这一时期的杜甫诗歌所体现出的个人情操及生活态度，在摒弃一切外在政治因素，经历过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平淡成了诗人最高的审美追求，相信恬淡萧散、清新淡雅的草堂诗在杜甫诗歌研究中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1]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1[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3]清.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5]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文学，给人美的感觉 因为它能在人们的眼前回放一段美好的影像。　　文学，给人知识。因为它能让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人在很久很久以前看到的、或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到的事物、风景。。。 。。　　文学，是我们享受人生和认识世界的一种美妙的途径 。甚至比电影还要美。　　因为，电影，是看着一个个导演给我们的镜头。而，文学，你是用自己已得的信息，去想象一幅未知又已知的景象 ……你会惊讶与自己未曾看到的世界 更会趁富于想象力的魅惑。~　　没有文学。我们的生活就像没有加盐的白开水，索然无味、了无生趣。　　这就是文学为什么存在，为什么美好，为什么有价值有意义……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茅盾，作为第一个研究神话学的中国学者，其研究成果的最大价值，我认为还是在其对中国近代神话学研究领域的开创之功。他向中国引入了近代西方神话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向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希腊和北欧神话体系，也是最早将中国神话纳入神话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正是由于他和后来一大批顶尖学者筚路蓝缕地拓荒式研究，才使得西方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也是有神话的。客观来说，茅盾的神话学研究的价值主要还是在学术方面，至于其文学价值，其实并不比神话本身更出色。认为还是在其对中国近代神话学研究领域的开创之功。他向中国引入了近代西方神话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向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希腊和北欧神话体系，也是最早将中国神话纳入神话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正是由于他和后来一大批顶尖学者筚路蓝缕地拓荒式研究，才使得西方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也是有神话的。

　　1、文学价值　　（1）《左传》里面有丰富的学术思想。《周易》的《文言》的头几句就来自《左传》。实践中不少史料需要《左传》来印证。　　（2）《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　　2、简介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共三十五卷。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既是一部战略名著，又是一部史学名著。　　3、主要内容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评论。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就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①体现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里的必要的思想和精神价值。文学价值决定于文学作品的质量，包括审美、思想、核心价值理念等，主要指文学作品的内在艺术价值。即对人们有积极意义的价值。②文学作品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内部研究：以语言为中心，主要研究文学的内在特质,如语言、形式和文体外部研究：主要研究文学的外部世界,如文化、政治、历史等问题。 文学的外部与内部很难分开,从文本的外部也可以分析文学的内在特质,如语言、形式和文体的选择。同样,从文本的内部也可以抵达文学的外部世界,如文化、政治、历史等问题。文学内部研究不应该是完全脱离社会、历史的形式主义研究,文学的外部研究也不应是背弃语言、形式和文体的外围背景研究。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都是文学研究的相对概念,没有根本的实质性的差别。看重或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对不同文学的一种建构和想象,文学是被人们按照不同的目的建构和塑造起来的,表面上有不同的文学观念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学意图的差异,文学意图是介于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关系性存在,是对文学与社会、时代文化关系的不同表述。所谓的文学外部和内部的研究不过是文学研究的两个不同视点而已,二者之间并非是完全矛盾的对立关系。文学是用语言、结构、形式、文体来表达对社会、人生、文化的思考,那么对文学的研究就必然会出现外和内的两个不同视点。如果站在文学立场或以文学研究为目的,即使研究文学的外部,发现和分析出来也是文学问题;站在非文学立场或非文学目的,研究文学的内部所发现的也是非文学的问题。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研究的关系不能被简单理解,也不能被机械化,被庸俗化,被二元对立地看待,而应该综合、全面地看待它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