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三大理论

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的差距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文化研究就是最主要的研究文化方面的东西，而文化理论则是研究一些文化的理论方面的问题，很多的都是名人提出的一些理论来进行研究，后者可能就是前者的一部分，所以说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科学的文化理论》内容精要：该书包括13章。在第一章“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文化”中，作者首先探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他认为，“人类学的所有分支汇聚的真正场所是对文化的科学研究”，而且他强调，这种文化是一种被置于科学研究方法下的对象。接着，在“人文学者的最低科学定义”中，他探讨了在人文学者中“科学”的含义。他说“科学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还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人文学科中的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本质是一样的，“科学的最低定义总是无一例外地隐含着普遍原理的存在，意味着实验和观察的场地”。因此，人类学要把自己的学科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必须从事经验型的研究，即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在“人类学的概念与文化”中，简述了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指出了古典进化论和传播学派的优点和不足。他认为，进化论的主要假设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进化论的起源的概念对人类学者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概念。他还阐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对人类学的影响。接着马凌诺夫斯基在“什么是文化”中论述了他对文化的理解。他首先对文化的众多表现形式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然后得出结论说，“个人和种族的机体或基本需求之满足，是强加于每种文化之上的一组最低条件”。最后他给出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由部分自治和部分协调的制度构成的整合体”。在“组织行为的理论”中，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且经历的基本文化事实，就是人类都被组织在永久性群体中”。所以，研究文化就应当研究组织，因为所有有效的人类行动都导致组织化行为。接着在“组织化行为的基本单元”中，马凌诺夫斯基论述了组织化行为的基本单元，他认为“每个制度——即活动的组织化类型——都有确定的结构”，最后他总结出一个清单，内容包括“生育、领土、生理学、志愿结社、职业和专业、等级和身份、综合”。在“文化的功能分析”中，马凌诺夫斯基认为，“在制度的概念和在每种具体文化都能分析到制度，以及所有文化都有一套作为其主要共同准则的制度类型的主张中，都已经隐含着一些关于过程和结果的通则或科学法则”。所以，研究文化应当研究“形式与功能的关系”。在“什么是人性”中，他探讨了文化的生物性基础，认为人性是指“内在于每个文明及其中所有个体的生物决定因素，即执行诸如呼吸、睡觉、休息、营养、排泄和生殖等躯体功能”，也就是说，他的人性就是人体生存的功能。所以他把自己的功能概念定义为“以适当行动获得对某项机体冲动的满足”。在“文化需求的衍生”中，马凌诺夫斯基根据人性即功能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许多满足都是文化的反映，例如饥饿后有进食的生理需求，但是具体吃什么却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在“基本需求与文化回应”中，作者制作了一张人的基本需求和文化的回应的表格，例如，人有“新陈代谢”的需求，那么文化就有“营养补给”的回应；人有“生殖”的需求，文化就有“亲属关系”的回应；在“衍生需求的性质”中，马凌诺夫斯基论述了衍生需求的性质，这些需求相当于上层建筑，例如教育、社会控制、政治组织、艺术和宗教等。他认为，这些衍生需求“最终还是与维系人类生存、保持健康和机体效率的正常状态的必要性明确相关”。在“人类文化的整合驱力”中，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文明的起源是同时出现的几条发展线路的整合：认识功用性物体的能力，对其技术效能以及其价值，即其在目的性序列中的位置的鉴别力，社会纽带的形成以及象征体系的出现”。在“功用性实施的关键序列”中，马凌诺夫斯基总结了驱力、生理实现和机体满足之间的关系。详情官方电话官方服务官方网站

20世纪60年代后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反自然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代表人物是移居美国的奥地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A.舒茨和倡导民俗学方法论的美国社会学家H.加芬克尔等人。在舒茨之前，德国社会学家A.菲尔坎特曾尝试用现象学方法研究社会。但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的学术思想来源是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M.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和M.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基本问题舒茨早年研读现象学，他批判地接受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尝试着把生活世界、主体间性等概念引入社会科学，并把它与韦伯的“理解”概念相结合，主张社会学回到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上，开辟了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新方向。现象学社会学在理论上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怎样使按照自然科学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学”在整体上不致成为一桩错误的事业，以及怎样选择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方式使之更富成效。它力求选择一种使自己植根于社会现象独特性的基础，强调这一独特性要求使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论使它关注社会现象的意义特征，但不流于无法检验的直觉。正是在这一点上，现象学社会学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与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联系起来。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在理论上，舒茨通过对生活世界、主体间性、行动、设计与角色、多重实在等概念的论述，描述了日常生活世界的结构及其基本形式。他的整个学术活动的主要部分用于研究每天运转不息的日常世界的意义构成。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这个日常生活事件构成的、不断发展的世界的组成部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世界的实质性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的常识使他们预先设定的共同参与和分享的世界是存在的，进而设定人的所有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日常世界是外在于人们的“彼在”。舒茨在对自我—他人自我、此在—彼在以及它们在空间视野—时间坐标的描述性分析后指出，所谓的日常世界或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由多重实在构成的主体间性的世界；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日常知识从根本上就具有主体间性的特征。这意味着，这种知识在对他人具有什么意义的同时，也对我同样具有什么意义；既与他人的世界有关，也与我的世界有关；归根结柢都植根于人为了生活而创造的解释图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知识恰恰是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的人们观念中的类型化，而日常的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从本质上看都是主体间性的。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由常识和日常生活构成的人类世界是最高的实在，这个世界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一切都是主体间性的。自然态度的悬置在方法上，现象学社会学对按自然科学理想建立的传统社会学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种社会学历来忽视人们日常生活赖以建立的基质构造，轻信自然观点把社会现象视为自然事实而加以研究，其根本弊病在于它混淆了自然科学对象和社会科学对象之间的本质差异。从学理渊源上看，R.笛卡尔哲学曾对世界是实在的信念提出过怀疑，胡塞尔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怀疑论，他用“悬置”概念把对世界实在的信念放入括号内存而不论，并以此作为克服自然观点错误的手段。舒茨借用了现象学这一概念，提出“自然态度的悬置”方法，但他的用意与胡塞尔相反，并不是把对外部世界及其客体的信念存而不论，而是把对这个世界的怀疑“悬置”起来存而不论，以便社会科学研究者更接近于生活世界本初的、最高的实在，从而理解这个由多重实在组成的日常世界的意义结构。理解舒茨认为，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的对象无论多么复杂,都是存在于观察者的世界中的客体,属于第一级构造。而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及其活动，人不仅是研究者所观察的客体，也是具有他自己在先解释的世界的存在，他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共处于社会实在中的同伴，每个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的对象，属于第二级构造。据此，舒茨把W.狄尔泰、韦伯阐述的“理解”看成社会学研究应使用的一种主要方式：把社会行动解释为行动者赋予其行动的意义，即在行动者看来他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但舒茨与韦伯把“理解”当作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规范原则不同，把解释主观意义视为生活世界在观念上的类型化，认为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解释他们自己的行动以及人际互动所实际运用的方式。“理解”有可能在运用观察方法和研究方法之前就已把握了纯粹的或绝对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对主观意义的解释在内的全部“理解”问题，涉及 3个既相互有别又彼此联系的不同层次问题。①“理解”首先是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理解”植根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之中，它包含个人通过其具体存在所经历的日常经验的丰富整体性；它在认识中从纯粹事实里排除了知觉、感觉因素，强调感性事实以纯粹事实为基础，并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②“理解”是关于人类事件的日常知识的经验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一开始就把世界解释为属人的、充满意义的世界。理解他人除了把他人存在的躯体理解为心理—生理统一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外，还要把他人的各种行动作为一个具有意图的创造活动来看待。③“理解”是社会科学特有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向传统的科学观所崇尚的感觉至高地位、认知必须从感觉出发、用自然科学的理想模式建构社会科学等观点提出了严重挑战。它强调自然实在与社会实在之间的本质区别，要求人们审慎地鉴别以下事实：人不仅是科学家观察领域中的一个要素，也是他自己的行动领域的先在解释者；人的公开的外显的行为只是他全部行为中的一个片断；试图理解社会实在的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通过领会一种行动对于他、对于社会世界的坐标轴所具有的意义来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性。民俗学方法论加芬克尔试图从经验研究上证实舒茨的观点。按照他的界定，民俗学方法论是指“研究作为有组织的、人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持续实现之表征性表达和其他实践行动的合理性质”。他还解释说，“民俗学方法论把日常生活当作使这些活动成为明显合理的和对一切实际目标而言都能成立的社会成员们的方法加以分析，亦即当作平凡的日常活动的组织而应该加以阐释的方法加以分析”。它关心人们使用什么手段赋予日常生活世界以意义，即关注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和其他符号为日常生活实在添加秩序和各种模式?br 囊庖澹咽导卸馐统珊侠淼摹Ｒ虼耍镅苑偶捌湟庖灞泶镂侍饩统晌袼籽Х椒鄣墓刈⒔沟恪?BR加芬克尔认为意义的表达通常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们为把发生的事件置于时空范围内所做的“表征性表达”，虽不精确但可起到索引提示作用；与之相对的是在特定情景下需要精确描述事件的“客观性表达”。表征性表达和客观性表达分别指向舒茨所说的实践实在和理论实在，前者适合于反映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后者则是一种适用于科学领域的表达方式。民俗学方法论针对当代社会学中科学主义盛行的状况，集中论述了 3个密切相关的问题：①不满足用客观性表达取代表征性表达。在他看来，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学力求用客观性表达，但社会学的对象是由人们互动造成的社会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它的一切都是人为的，人们是通过表征性表达赋予它秩序的。因此，他对以使用表征性表达的互动为基础来建立科学实在的现存社会学方式持怀疑态度。②忽视实践行动的理由在本质上的可反思性。加芬克尔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是自我的日常活动，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包含作为行动者的社会学家的资源、目标、动机、理由、机会和任务，也包含与他的研究程序是否合理、规定是否可靠等有关的理论前提预设问题。他主张对这种实践活动作系统的考察，以探明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什么。在论述“实际的社会学推理”时，他在“职业的社会学”、“凡俗的社会学”和“实际的社会学推理”与“理论的”或“形式的社会学推理”之间作出区分，论证了职业的社会学研究是在凡俗的社会学基础上，理论的社会学推理是在实际的社会学推理之上实现的。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在用客观性表达研究社会时，总离不开他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经验和从前的经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③行动在特定情景中的实际完成具有可分析性。他主张对行动的研究要追溯到个人经历和历史背景，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这就使舒茨所说的对实在怀疑的悬置成为可能。现状现象学社会学作为一种反自然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它针对传统社会学方法和程序中的可疑之点，提出了人的主观意识、体验和时间等问题，强调描述世界的语言和意义问题，对人们有启迪和借鉴作用。但它本质上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在社会认识中片面夸大意识、意义主观因素的作用，必然导致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70年代以后，现象学社会学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现象学本质和特征，开始走上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①出现了与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合流的趋势。民俗学方法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A.西库雷尔，在70年代以后关注点由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转向社会结构问题；而结构本身在他看来就是加芬克尔所说的社会成员为把互动说明是合理行为的解释程序的总和；研究社会结构就是要考察社会文化群体怎样创造自己的语言，以及不同语言的描述形式怎样赋予人的活动的意义。于是，民俗学方法论便成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的依据；作为一门知识社会学的一般取向，它把研究者的兴趣吸引到语言这个知识的发生和发挥功能的载体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美国社会学家P.菲尔默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未来将会与N.A.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和C.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相互融合。②英国哲学家L.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渗入现象学社会学。P.温奇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基础上阐发现象学社会学的社会认识观点，认为在社会学中拒斥自然主义态度必然会把语言分析放在首位，因为关于实在的概念是在使用的语言中呈现出来的；实在的结构是语言结构的反映。这样，他就把社会结构研究完全归结为对日常语言的分析问题即语言哲学问题。③与某些自然主义流派也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如P.莱斯曼认为有可能在越轨行为社会学（见异常行为社会学）研究中应用民俗学方法论的个别理论结论，属于新行为主义的J.汤姆逊的《行为主义》(1970)一书中也可以看到加芬克尔的“实践活动的形式特征”概念的影响。

一、行为主义理论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可以用“刺激－反应－强化”来概括，认为学习的起因在于对外部刺激的反应，不去关心刺激引起的内部心理过程，认为学习与内部心理过程无关,强调强化是学习成功的关键。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把学习者当作一个“黑箱”，认为学习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行为变化。他们把观察分析重点放在行为变化上，关心的是如何获得令人满意的输出，而输出是输入刺激的一种反应. 根据这种观点，人类的学习过程归结为被动地接受外界刺激的过程，教师的任务只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安排刺激，观察学生的反应，对令人满意的反应予以加强，对令人不满意的反应予以补救或否定来纠正其反应；学生的任务则是做出反应，接受和消化知识。 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主要解释学习是在既有行为之上学习新行为的历程，是关于由“行”而学到习惯性行为的看法。 在实际的教育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应用，比如，教师为了让其他的学生能够认真听讲，而表扬一些认真听讲的学生，从而激励认真听讲的学生继续保持，而使那些不能够认真听讲的学生为了能够得到教师的认可而表现好起来。 在教学软件的开发中，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计算机不仅可以提供重复的适当刺激和及时的反馈刺激，而且可以提供因人而异的个别化刺激，改善学生的行为，达到教学目标。二、认知主义理论 认知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认识不是由外界刺激直接给予的，而是外界刺激和认知主体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学习过程不是渐进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学习是突然领悟和理解的过程，而不是依靠试误实现的。学习是凭智力与理解，绝非盲目的尝试。强化并不是学习产生的必要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学习过程被解释为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态度、需要和兴趣并利用过去的知识与经验对当前工作的外界刺激（例如教学内容）作出主动的、有选择的信息加工过程。教师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首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然后将当前的教学内容与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学生不再是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器，而是主动地对外界刺激提供的信息进行选择性加工的主体。 认知学习理论强调认知结构和内部心理表象，即学习的内部因素，这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只关注学习者的外显行为，无视其内部心理过程有很大的不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突破了行为主义仅从外部环境考察人的学习的思维模式，它从人的内部过程即中间变量入手，从人的理性的角度对感觉、知觉、表象和思维等认知环节进行研究，把思维归结为问题解决，从而找到了一条研究人的高级学习活动的途径，而且抓住了人的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但它片面脱离社会实践来研究人的认识活动，把它归结为单纯的内部过程和意识系统，把人的认识活动归结为纯粹的认知行为，甚至类比或等同计算机对信息的机械加工。 三、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 该理论发展了早期认知学习论中已有的关于“建构”的思想，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并力图在更接近、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情境性学习活动中，以个人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和理解新知识。建构是对新知识意义的建构，同时又包含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关于学习过程的生成模式的解释，有助于中小学学科教育尤其是理科教学，教师把握并利用学生正规学习前的非正规学习，以及科学概念学习前的日常概念学习，来理解与建构新知识或信息，从而更好地保证理科教学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 在教学中，学生通过与教师的交往，观察体现在教师活动中的社会经验，在教师指导下从事某种活动，逐步地把体现在教师身上的经验内化为自己的经验，从而可以独立地从事这种活动，将潜在的发展变成现实的发展、并不断创造新的最近发展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相应教学设计应围绕“自主学习策略、协作学习策略、学习环境”设计，以促进学生主动建构知识意义。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主动性、建构性、探究性、创造性。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则要求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全新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的主要优点是，学生是学习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有利于学生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有利于创造型人材的培养。这一理论的不足之处是，应用时容易忽视教师的主导或指导作用，忽视师生间情感交流及情感因素在学习过程的重要作用，容易偏离教学目标的要求.

主要研究内容：文化和人代表理论：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功能主义、历史主义、文化与人格、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新进化论等等。

该书包括13章。在第一章“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文化”中，作者首先探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他认为，“人类学的所有分支汇聚的真正场所是对文化的科学研究”，而且他强调，这种文化是一种被置于科学研究方法下的对象。接着，在“人文学者的最低科学定义”中，他探讨了在人文学者中“科学”的含义。他说“科学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还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人文学科中的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本质是一样的，“科学的最低定义总是无一例外地隐含着普遍原理的存在，意味着实验和观察的场地”。因此，人类学要把自己的学科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必须从事经验型的研究，即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在“人类学的概念与文化”中，简述了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指出了古典进化论和传播学派的优点和不足。他认为，进化论的主要假设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进化论的起源的概念对人类学者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概念。他还阐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对人类学的影响。接着马凌诺夫斯基在“什么是文化”中论述了他对文化的理解。他首先对文化的众多表现形式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然后得出结论说，“个人和种族的机体或基本需求之满足，是强加于每种文化之上的一组最低条件”。最后他给出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由部分自治和部分协调的制度构成的整合体”。在“组织行为的理论”中，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且经历的基本文化事实，就是人类都被组织在永久性群体中”。所以，研究文化就应当研究组织，因为所有有效的人类行动都导致组织化行为。接着在“组织化行为的基本单元”中，马凌诺夫斯基论述了组织化行为的基本单元，他认为“每个制度——即活动的组织化类型——都有确定的结构”，最后他总结出一个清单，内容包括“生育、领土、生理学、志愿结社、职业和专业、等级和身份、综合”。在“文化的功能分析”中，马凌诺夫斯基认为，“在制度的概念和在每种具体文化都能分析到制度，以及所有文化都有一套作为其主要共同准则的制度类型的主张中，都已经隐含着一些关于过程和结果的通则或科学法则”。所以，研究文化应当研究“形式与功能的关系”。在“什么是人性”中，他探讨了文化的生物性基础，认为人性是指“内在于每个文明及其中所有个体的生物决定因素，即执行诸如呼吸、睡觉、休息、营养、排泄和生殖等躯体功能”，也就是说，他的人性就是人体生存的功能。所以他把自己的功能概念定义为“以适当行动获得对某项机体冲动的满足”。在“文化需求的衍生”中，马凌诺夫斯基根据人性即功能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许多满足都是文化的反映，例如饥饿后有进食的生理需求，但是具体吃什么却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在“基本需求与文化回应”中，作者制作了一张人的基本需求和文化的回应的表格，例如，人有“新陈代谢”的需求，那么文化就有“营养补给”的回应；人有“生殖”的需求，文化就有“亲属关系”的回应；在“衍生需求的性质”中，马凌诺夫斯基论述了衍生需求的性质，这些需求相当于上层建筑，例如教育、社会控制、政治组织、艺术和宗教等。他认为，这些衍生需求“最终还是与维系人类生存、保持健康和机体效率的正常状态的必要性明确相关”。在“人类文化的整合驱力”中，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文明的起源是同时出现的几条发展线路的整合：认识功用性物体的能力，对其技术效能以及其价值，即其在目的性序列中的位置的鉴别力，社会纽带的形成以及象征体系的出现”。在“功用性实施的关键序列”中，马凌诺夫斯基总结了驱力、生理实现和机体满足之间的关系。

　　1． 子弹理论：　　早期大众传播学有“子弹论”，认为传播如同打枪，传播者一说话，接受者就会被语言的枪弹击中，传播效果就达到了。后来，这个理论受到了否定，传播效果的产生被认为由传播者与受众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下形成。　　2． 传播流：　　“传播流”研究强调人际产播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过程中的众多制约因素环节，对否定早期“魔弹论”的传播观起了重要作用，其代表学者是拉扎斯菲尔德，卡兹和罗杰斯等　　3． 有限效果论　　其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没有力量直接改变受传者对事物的态度，在人们作出某种决定之际，许多其他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既有倾向受传者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性接触机制，群体归属关系和群体规范，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人际影响等等。　　4． 议程设置功能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5． 沉默的螺旋　　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的意见是少数的，他比较不会表达出来，因为害怕被多数的一方报复或孤立。这一理论假设人们总是在判断什么是公众的观点，而且他们经常通过媒体来判断。理论同时假设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被孤立的恐惧，而且我们知道什么观点可以导致我们被主流群体孤立。　　6． 培养理论　　大众传播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　　7． 知沟理论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二者这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8． 第三人效果　　它包括两个基本的假说：①知觉假说：人们感到传媒内容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②行为假说：作为第三人认知的后果，人们可能采取某些相应的行动，以免他人受传媒内容影响后的行为影响到本人的权益和福利；人们可能支持对传媒内容有所限制，以防止传媒对他人的不良影响。①从传播学角度分析该事件，“第三人效果”理论对这种因信息传播而引起“恐慌”的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据“第三人效果”理论，受众倾向于认为传媒信息对其他人（第三人）的影响更大。在此次碘盐危机中，受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家里缺不缺盐，而是预计其他人会因为碘盐恐慌而抢购。因此，为了避免“后下手遭殃”的结局，就必须“先下手为强”。当群体不约而同形成这种共识时，“恐慌购买”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9． 媒介霸权了论　　媒介霸权理论是葛兰西在其著名的《狱中札记》中提出的一个理论，对大众文化和媒介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制度的真正力量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或其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权力，而是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世界观的接受。霸权的产生、再生产以及转换是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用的结果，这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制性不同。对于葛兰西来说，国家实施压制，而市民社会则行使霸权。霸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运作时必须通过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如教育、家庭、教会以及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等社会机制来实施。

　　张永清：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策略　　来源：美学研究 日期：2006年3月16日 作者：张永清 阅读：1475　　面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现状，研究者给予了诸多命名，诸如读图时代、视觉文明、视觉文化、图像文化、影视文化、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等。与此相应的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广泛传播及实践。毋庸置疑，在这些不同的命名中，潜含着共同的价值判断，即传统的文学及文学研究日趋式微乃至终结。需要指出的是，针对同一文化现象，各种概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理论研究的活力与切入视角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概念与术语的使用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随意性。因此，在讨论问题前，就需要严格界定与规范某些概念的内涵与使用范围，比如图像文化与视觉文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等。我们将沿用视觉文化这一概念来指称我们目前的社会文化现实。我个人把当代的视觉文化理解为与传统的语言文化相对的影像文化，主要以电影、电视等艺术为代表。　　西方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把人类文化分成了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方式：第一种，口头文化、手写文化、印刷文化、虚拟文化。第二种，马克·波斯特所界定的口传媒介文化、印刷媒介文化、电子媒介文化。第三种，哈罗德·伊尼斯从媒介角度，把西方文化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又可细分为9个时期：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时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电影时期；广播时期。第四种，巴拉杰在20世纪初的《视觉与人类》中，认为人类文化经历了视觉文化、读写文化，再到视觉文化这样一个螺旋式发展过程，我们的文化将重新迎来以“视的精神”取代“读的精神”，以“视文化”取代“概念文化”的时代。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另外一些西方学者如尼克·史蒂文森则把从媒介角度进行文化研究诸多理论流派划分为三大方法：第一，各种批判的研究的方法，如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探讨对媒介进行意识形态歪曲的各种系统性形式以及媒介与更广泛的所有制、权力和权威体系的联系；第二，各种象征和文化的研究方法或受众研究，主要探讨媒介的符号丰富性等，主要体现在麦克卢汗、詹姆逊以及博德里亚等的相关研究中；第三，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史蒂文森认为，这三种研究方法对我们理解现代电子文化、印刷文化和口语文化均有裨益。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从理论上来理解视觉文化以及它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关系。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不同的切入点、不同的研究重心势必导致不同研究格局的出现，以及迥然不同的理论思考。这里存在着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两个研究方向和领域。第一，把研究重心放在对传统文学艺术的研究上，主要考察它在视觉文化的时代语境中，从文学的生产、传播、文本到接受所发生的系列性嬗变，以及与此相应所产生的新的审美品格与艺术特性。第二，把研究重心放在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当代视觉文化上，主要考察作为其整个艺术重要元素的语言在影视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功能、审美特性、叙述策略等。我个人以为，对前者的探讨更重要，也更迫切，这一理论需要我们来回答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一个越来越图像化、视觉化的社会，传统艺术尤其是具有高度抽象能力的语言艺术还有无生命力，是否就此终结？从现实情况看，文学的处境已经非常尴尬，而文化的图像化、视觉化才刚刚开始。语言艺术最终能消亡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要从理论上说明由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结果。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同样也要从理论上说明它在哪些方面进行变革才能应对视觉文化时代的严峻挑战，从而壮大繁荣文学自身。这些都需要研究者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视觉文化时代的传统文学研究应该开拓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媒介角度进行切入与突破。具体而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语言的媒介方式在人类技术演变过程中的更替以及对文学的生产、传播、文本结构及接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语言艺术的媒介自身所具有的审美属性，以及基于媒介自身特点所引发的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的深刻变化。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克罗奇的相关主张，他认为艺术活动与媒介无关。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媒介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艺术创造活动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媒介活动，正如美学史学者鲍桑葵所说，任何艺术家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特殊的愉快，而且赏识自己对媒介的特殊能力，艺术家靠媒介来思索，来感受；媒介是他的审美想象的特殊身体，而他的审美想象则是媒介的唯一的特殊灵魂。实际上，从媒介的角度来探究文学艺术早已有之，如亚里士多德在对艺术进行分类时就采用了媒介作为其中的一个标准，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众所周知，媒介自身的历史性演变有赖于新技术的问世，而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识和观念的层面，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　　对此问题，西方学者已作了富有成果性的理论探索，比如，麦克卢汉理论的核心在于，探究技术媒介影响人类感知的方式，这构成了今天媒介研究的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与麦克卢汉在媒介问题上的乐观主义相反，博德里亚持悲观论，对拟像和超现实的探究是其理论的核心；哈罗德·伊尼斯其理论的独创性在于，探究媒介在西方文明兴衰过程中的作用，与麦克卢汉把媒介分为冷媒介、热媒介不同，他着重探讨媒介与空间、时间的关系，以及对人类文明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对我们的文学研究而言，应该着重考察的是语言艺术在口传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三大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传播、文本结构、接受方式等存在的诸多显著差异和内在联系。概而言之，从作为媒介的语言来看，口传媒介的文化主要是听觉文化或听说文化，听觉生活压制着视觉价值，比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手抄本和早期的书籍是被用来高声朗读的，诗歌是被用来吟咏和歌唱，与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印刷媒介的文化主要是一种读写文化。与口头传播时期通用的那种重复性的对话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印刷媒介能将事件以有序的、合乎逻辑的和客观的方式进行组织，促成了线性的、序列化的因果思维方式。此外，以页面文字所具有的物质性与口传文化中言辞的稍纵即逝相比，印刷文化以一种相反但又互补的方式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印刷媒介也使文学生产与接受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不再说书—听书，而是写书—读书，从而营造了一种更鼓励人们思考的文化环境，培育了自我反省的概念，书被静静阅读的过程中，审美静观、审美沉思的审美观念也得以形成。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口头传统蕴含的是精神，文字和印刷的固有属性却是追求物质，口头传统之式微，意味着对文字的倚重（因而倚重眼睛而不是耳朵）。　　从印刷人到现代的图像人，完成这一重要转变的标志是照相术的发明。此后，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影、电视相继出现，同时也伴随着影视文化的蓬勃发展，昭示着我们社会进入了电子媒介文化阶段。电子媒介文化不是听说文化，也不是读写文化，而是视听文化或视看文化。而传统的读写文化如何在这一阶段生存与发展，则是需要我们格外关注的理论问题。语言艺术不仅可以使用纸质媒介，也可以使用电子媒介作为载体、传播方式等等，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性与美学品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探究。这是因为，新媒介、新技术的问世，在改变人的存在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对世界、现实生活的感觉方式与审美心理，自然也就改变着对原有文学的认知模式，比如19世纪到20世纪小说叙事模式的深刻变革。现代人要求一种快捷、直观的生活节奏与方式，而这些与印刷文化所要求的宁静、平和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绝大多数现代人来说，即使阅读文字性的艺术品，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以一种悠然的心境咀嚼、品尝、沉思艺术，而是一种随意性的浏览、扫描，要求的不是永恒的审美体验，而是瞬间的心领神会。现代人的这种内在需求，必然导致文学书写模式、传播模式、接受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而文学研究则需要从当代视觉文化这一主导格局中来思考文学面临的挑战。　　面对文学在视觉文化时代所遇的困境，文学研究者的应对策略不应是纷纷转向文化研究，甚至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这样最终就取消了文学与文学研究；不应是只研究广告、服装、影视等流行文化。这些确实需要我们去研究，但目前更需要我们研究的是，文学研究如何面对视觉文化的全面挑战。文学研究要突破，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需要从媒介的角度来思考语言艺术在口传媒介、印刷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语言艺术在每一阶段，其文学生产机制、传播方式、文本结构、叙事模式、接受方式等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就要求文学研究者的研究范式进行相应的改变，在以媒介因素为核心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因素，把文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作者简介】张永清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　　从艺术的“生产工具”方面考察，文学的“生产工具”或者说媒介就是“语言”。我国传统文学作品，从远古的龟甲简牍文学发展到现代的纸介质文学，语言都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网络文学的存在也是以语言的形式存在，只不过是一种特 殊的计算机语言，我们称之为是数码，即“bit”（数位）和“byte”（字节）的转换与解码。从人性化语言到智能化语言，文学生产工具发生了比较大的变迁，这种变迁改变了书写者与阅读者的范围，反映了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建立了新的文学社会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生产工具以及文化传播体系的改变时常是缔造一个新型社会的重要条件。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的媒体文学，究竟有没有改写传统文学的既定规范？有作家认为，网络不过是作品传播、发表的一个新兴渠道而已，其文学特质没有任何变化，所以网络文学的概念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有人断言：“对于文学说来，无论是网上传播还是平面出版传播，只是传播的方式不同，而不会是文学本质的不同。”又有人认为网上创作无拘无束，构成了涂鸦艺术，虽然丰富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但是很多进入不了艺术范畴，更无从谈对传统文学的取代了。　　文学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由很多社会要素组成，不同时代的书写工具和传播途径对文学本质总是有着不同的影响。当初造纸术的发明为文学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网络的介入多少也会为文学带来一些改观。但就目前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现状来看，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的根本特征是一致的。文学是关注社会、历史，关注社会历史中的人，是关注人的心灵与情感的，只要是真正的文学，都莫不如此，网络文学并没有超出这个范畴。从技术上讲，网络作为一个载体，是继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之后的一种新型媒介，网上传播有着其他媒介所不具备的便利和快捷。由于技术原因，网络文学在行文的规矩和形式上，与传统文学有所区别，文中夹杂大量的外文字母、单词和符号，但是这些还没有成为文学的本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文学的内在精神上，应该是相同的。参考资料：http://www.aesthetics.com.cn/s46c638.aspx

（一）兴起阶段：二战后初期到1973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注重从概念体系上建立比较管理学的理论模式，着重研究如何把先进国家的管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其经济的发展。　　（二）低潮阶段：1973年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由于受世界性石油危机极其触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使研究经费来源枯竭；还有由于比较管理学受当时流行的一般系统论的影响的启迪，而一般系统论的衰退，对比较管理理论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三）高潮阶段：80年代初—？。以四部管理著作：《Z理论》《日本企业管理艺术》《公司文化》《成功之路》为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些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特点：运用企业文化理论进行比较管理理论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对企业内部管理要素和方式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并探讨设计了分析内部管理要素的模型，试图为比较研究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科学的分析工具；研究重点由过去的以概念分析为主转向以实践为主，增加了研究成果的价值。管理学的发展，可以简略分为三个阶段：1) 古典管理2) 现代管理3) 当代管理1. 古典管理理论1.1 科学管理弗莱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之父”，把管理看作科学并且强调管理者作用的第一人。泰勒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为目的，分析了工作任务，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实验，从而开创了工业管理的新纪元。科学管理理论不仅仅促进了传统工业的发展，并且为西方的组织结构设定了一个文化基础，同时也为组织行为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1.1 任务管理法科学管理理论认为，管理者首先要做的是分析工作任务，着重解决三个问题：1) 要做什么2) 怎样去做3) 何时以及用多长时间去做。管理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解决这三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管理理论也被称为任务管理法。1.1.2 行为指导泰勒把某一特定工作分成两个部分，被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以及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为了找出管理某项工作的科学方法，泰勒需要事先调查以建立一个实施的样本，调查包含以下五个步骤：1) 找到适合完成这一特定工作的适量的工作者2) 仔细研究并分清每一个工作者的具体工作环节，以及他们完成相应环节所需使用的工具3) 用秒表记录下他们做每一个工作环节的具体时间，选择其中最快的方法4) 去掉那些错误的、节奏慢的、无用的步骤5) 最终整理出一套最快最好的工作流程和最适用的工具泰勒的目的是让管理者努力把工作任务分成相对明确环节的同时，用可以量化的标准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管理工作就是监控所有的环节。此外，泰勒注意到要了解工作者的期望值，并且要提供培训使他们适应并满足他们所做的工作。科学管理理论的奖励机制与工作者完成的工作有关，因而工人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泰勒认为，“在科学管理理论下，与培训教师合作融洽的员工有机会获得个人的发展，当所有的问题由他单独面对时，他会比在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做得好”。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重新协调员工能力的一种方式。1.1.3 工作定量系统泰勒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模式来规范并检验工作者的工作表现。工人在规定时间内依照预先细化并被验证为可行的工作安排领取报酬。这种工作定量系统使得组织管理和员工控制变得简单明确，同时也有效地鼓励了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效地通过流水作业的模式提高了20世纪初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根据现在自由和民主的观点，为工作设定苛刻的标准将不可避免的抑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并招致他们的反感。然而，事实证明在泰勒的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几十年中，工作定量系统都是有效可行的。通过这一系统的应用，劳动者相信每天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数量进行工作符合他们个人的长远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不谋而合。组织中各方利益的结合与工作目标的结合确实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泰勒在他的钢铁厂中就工作定量系统进行了十年以上的试验，最终总结出如下七点优势：1) 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2) 打破了工人之间的联合3) 通过固定的标准来提高统一性与公正性4) 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5) 通过设定不同的工作量，在不同工作环节中达到最高的生产率6) 自动为每一岗位选择最适合的工作者7) 建立了和谐无罢工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