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研究

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一）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80年代学术专著具有学术开拓性和坚实性，重要的如《唐代诗人丛考》（傅璇琮 中华书局1980），是80年代初重要的开风气的著作。在唐诗方面，林庚先生以诗人的气质写成的《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是多篇文章的组合，此书内容被人评论是“博大精深的，这不仅因为在那些从各方面论述唐诗艺术成就的长篇论文中有着博大精深的阐释，并有着独特的新颖，就连一些随笔式的短章，那深湛又美妙的艺术分析也是让人咂摸不尽，给人以博而精的审美感受的。”[1]（P255）刘开扬著《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是“学术界结束极左思潮干扰后第一部关于唐诗发展史之研究专著。”[2]（P1326）此书沿用高棅的唐诗分期说，继续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并以各分期的主要诗人为线索，探讨了他们诗歌的成就及其风貌。在唐诗学研究方面出现了两部同名的著作，是陈伯海著《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和郭扬著《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陈伯海认为“唐诗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资料的堆砌和作家作品论的汇编上，必须进—步去探究这些单个、局部的文学因子之间的贯串线索，藉以把握唐诗的全局。”[3]（P3）因此他对唐诗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等方面做了全面的探讨。郭扬著《唐诗学引论》主要梳理了唐诗的一些基本理论概念，论述了唐诗的分期、风格、流派、名家、诗话，还就唐诗的格律、用韵、节奏、声病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期，唐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关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罗宗强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则开创了文学思想史的著述。唐代的文学编年史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6）在这一时期出版。唐人小说与笔记方面的著作较少，比较重要的有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周勋初校证 中华书局1986）、（吴志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唐人传奇》（李宗为 中华书局1985）3本。《唐语林》是一部比较经典的有关唐人的杂事异说之书，而周勋初先生的整理工作精湛严密。此书被人誉为是“《唐语林》整理研究的集大成者” [4]（P259）。吴志达在《唐人传奇》一书中，探讨了唐人传奇的名称和渊源、兴起原因、发展概况、内容表现、艺术成就以及它在文学史的地位和影响。李宗为把唐人传奇的发展作了分期，详细介绍了唐人传奇演变的历程和思想艺术特点。80年代唐文研究集中在古文运动及其作家当中，出现了10多部高质量的著作，其中以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最有代表性，此书是一部断代文学史。其中很多论述不乏真知灼见，如在讨论“古文运动”的渊源时，批评了那些缺乏历史发展观念的狭隘偏见，认为“从本质上看，‘古文’是文学历史上的新产物，‘古文运动’是对文体和文学散文全面革新的运动。”[5]（P4）在唐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李、杜是研究的重点，80年代李白的专著有21本，杜甫有26本之多。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是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此书“无论是篇幅、结构的安排，融评论于描述之中以及纵横比较、综合考察等方法的运用、还是抉隐发微的考证的穿插，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还原和塑造社甫的真实形象。” [6]（P136）由于是用小说的笔法写成，此书内容有情节性，是一部很有份量的上乘之作，至今在有关杜甫的传论著作中，无有超越其上者。这一时期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也是研究的重点，代表性成果有《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修订本)（钱仲联编年注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 中华书局1989）等著作。9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二）9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9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则对唐代作家的生平、作品、展开了多方面的考证和讨论。对作家生平考证的杰出著作是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此书汇集了一批知名专家进行研究，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已越出为《唐才子传》作校笺的职能，而发展成为有唐一代诗人事迹考辨的资料库，在唐诗史料学建设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7]（P440）；作家评传性质的代表著作是《刘禹锡评传》（卞孝萱、卞敏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和《杜甫评传》（莫砺锋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对作家诗文进行研究的特色成果有《李商隐诗歌研究》（刘学锴 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等；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进行研究的有《李白思想艺术探骊 》（葛景春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等10多本；从文化的某个角度揭示唐诗的有《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葛晓音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著作则从文化的方方面面关注唐诗，有10多部著作，其中如《唐诗美学》（李浩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从文学流变、或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讨论唐代文学，如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等3部著作。此期值得一提的编写了一批文学编年史，其中由傅璇琮主编，陶敏、李一飞、贾晋华、吴在庆等人参与撰写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最有代表性，此书具有开拓性意义，把唐代文学的活动放在广阔的历史和事件的背景下，使人容易“知人论世”，对唐代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90年代唐代文学的古籍整理类成果较多。出现了一批资料性的整理成果，如裴斐、刘善良编著的《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中华书局1994），汇集了大量有关李白的评说、作品研究、生平事迹之记述与考评，为研究李白提供了方便。而詹瑛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是李白研究的集大成者，为新世纪唐代文学中的别集整理开了范例。此期，也出现一批唐人别集的整理著作，有《卢照邻集笺注》（祝尚书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王维集校注》（陈铁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等10多部 ，这些别集的整理工作大都是校释合一性质的，为研究和理解唐人的诗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90年代的唐文研究成果不多，韩理洲在散文方面用力颇深，连续出版了《唐文考辨初编》（韩理州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和《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韩理洲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两书。值得一提的是陕西师大教授高海夫主编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三秦出版社1998），此书的撰稿人大多是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如阎琦、李浩、杨恩成等人，因此校注集评质量很高，不失为一部解读唐宋八大家文章的有用参考资料。在唐代的骈赋方面，主要有于景祥的《唐宋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和俞纪东的《汉唐赋浅说》（东方出版中心 1999），分别讲到了唐代骈、赋发展的情况。90年代的唐人小说文献整理先有王汝涛编校《全唐小说》（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问世，此后李时人编校的《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出版，质量较好。这两部书为唐人小说研究提供了方便的资料。而李剑国编著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对两百多种唐五代志怪传奇详加考证，并对每种作品加以品论。此书“不但是一部以书目篇目的叙录为形式的唐五代小说史，又是一部汇集诸家议论的小说断代批评史” [8]，治唐五代小说者重要参考书。唐人小说研究论著以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和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较为著名。而程国赋著《唐代小说嬗变研究》“避开前人探讨已多的话题，从唐传奇作品在后世的嬗变来研究，也别开洞天，弥补了缺憾，填补了一个空白。” [9]

《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运用实证的方法，以具体史实为基础，从文学、历史、政治三个层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的关系进行综合而深入的研究，系统地论述了“武周革命与初唐文学进程”、“安史之乱与文学转型”、“永贞革新与文坛新变”、“牛李党争：政治漩涡中的文人命运”、“甘露之变：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的交汇点”、“黄巢起义与唐末哀歌”，涵盖了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发展的整个进程。本书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可以说是一部以全新的视角撰写的唐大文学演变史。

会的，首先要了解整个文学的发展历程，然后才能研究一个比较深入的朝代。专门研究唐朝文学的老师，在之前应该有学过中国古代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只是相比与他对唐朝文学的了解，他对元朝文学的了解可能相对薄弱一点。

近百年来，李商隐研究可说是晚唐诗人研究中进行得最为充分和深入的。早在本世纪初，就出现了一些李商隐诗意阐释以及作品校订的专著，如1909年（清宣统元年）上海国光社石印出版了《李义山诗》三卷（封面题：《东涧写校李商隐诗集》），1917年，上海会文堂又石印出版了屈复的《玉溪生诗意》八卷。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李商隐研究趋于全面，涌现出一批对李商隐生平、诗歌进行探讨的专著和论文。其中，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岑仲勉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以及张尔田的《玉溪生诗评》影响较大。　　五六十年代，新的一批研究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对李商隐的生平、思想和诗歌进行探讨，出现了一批侧重李商隐对社会现实之态度、强调李商隐诗歌现实意义的论文，而马茂元等少数学者在研究李商隐诗歌思想性的同时，仍能细入地分析其诗歌艺术和风格特点，诚属难得。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李商隐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开花的新时期。　　这二十多年里，首先出版了好几部对李商隐诗歌作品进行校注、汇评、集解的著作，其中又以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成绩最为显著。　　其次，对于李商隐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也硕果累累，其中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董乃斌的系列专著《李商隐传》、《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以及王蒙对李商隐诗歌进行心理分析、艺术阐释的系列论文，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而且，1992年11月下旬，在广西桂林、平乐召开了“中国首届李商隐学术讨论会”，会上成立了隶属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李商隐研究会，以后每隔两年就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李商隐学术研讨会。这些都使得李商隐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李商隐诗歌研究综述怎么写，近十年来追答李商隐毫无疑问是中国诗史中最有诗性魅力的诗人之一。新时期以来，李商隐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据统计，二十馀年间，大陆出版了各种李商隐研究专著共四十馀部，各个方面都有极为优秀的论著出现，每年也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发表，而且，李商隐研究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在王蒙、刘学锴、董乃斌等历任会长的指导下，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整个李商隐研究呈现出全面推进的态势。张明非指出，高教版《中国文学史》“改变了以往文学史的写法，辟出专章介绍李商隐，这意味着李商隐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已经进入了以李白、杜甫、韩愈等为代表的大家的行列，这是新时期出现的‘李商隐热’以及由此带来的李商隐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新时期李商隐研究的突破与期待》，《中国诗学研究·李商隐研究专辑》）。这也正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应该说，正是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终于使李商隐走出了历史的尘埃，焕发出其最为独特的诗性光芒。新时期以来的李商隐研究不仅拥有众多成果，而且，与其他唐代诗人相比，其论著亦极全面而整齐。陶文鹏指出，就唐诗的艺术研究而言，新时期以来，以“李商隐研究收获最大”（《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与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年号），此语若移以评价整个李商隐研究，亦并无不当。 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得‘变化无方’之趣”、“得‘乱辞无绪’之趣”、“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故形成了朦胧美的美学特征。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第七章“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认为，李商隐诗作“具有寄托遥深、构思细密、意境含蓄、情韵优美、语言清丽、韵律铿锵、工于比兴、巧于用典等特点，表现出他特有的深婉精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艺术风格。” 又如《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集解，此书是李商隐诗歌的会校、会注、会评、会笺本，对前代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具有集大成的意义。还有打不下了

《唐代诗人丛考(精)》/中华学术精品本书对初唐、盛唐及中唐前期32位诗人的生平事迹及著述情况，作了详密的考证，或填补空白，或订正错误，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多发前人所未发。此外，本书还对所考诗人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以及当时的诗坛和诗歌流派，作了宏观的考察，力求总结出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其中特别是对大历时期南北不同诗人群体的分析，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中群体研究的新风气。本书初版于1980年，学术界认为这部著作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唐诗论学丛考》序）。唐代没有“三百千”的说法，这是南宋以后才有的“三”指《三字经》，流行在南宋以后“百”指《百家姓》，在北宋以后开始流行“千”指《千字文》，这是南朝梁武帝时期（502—549年），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千字文》。是唐代唯一能见到的。——这是三部影响大而流行广的启蒙读物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之一。本学科以唐代文学研究为龙头，别集研究、地域文学研究、佛教文学研究并重，带动其他文学研究协调发展。重视传统方法与新方法整合运用，将文学研究、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相结合。突出文学资源的属地特色，强化资料库建设，将丰厚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培养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在古代文学领域内能掌握坚实广阔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能在学科上作出创新性的成果的专门人才。我个人是认为考研就一定要考在该专业方面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如果考个普通学校研究生出来还是很不好找工作。 在学科排名方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这几所高校都是A+等级的，算是专业方面最好的，报考难度也是有的，这些学校里边我推荐陕西师范，报考压力相对另几所学校还是较小的，并且陕西师范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在师范类院校里还是不错的，古代文学是其国家重点学科。 如果你觉得这个难度还是较大那就考虑苏州大学、南京师范这两所吧，他们都是A级的，并且一般进入复试就差不多能录取了，奖学金比例也是挺高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考取他们的研究生还是相对容易些的。 最后我想补充一句，希望你不要把考研看的太难了，很多好的学校不敢报，等到真正考完了你才发现自己是多虑了，只要认真准备了并且对自己有信心就肯定能考出不错的成绩的，研究生扩招越来越厉害，每个人的机会都增加了，勇敢的报自己喜欢的学校吧，那样才是读研的意义！

《唐代诗人丛考(精)》/中华学术精品本书对初唐、盛唐及中唐前期32位诗人的生平事迹及著述情况，作了详密的考证，或填补空白，或订正错误，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多发前人所未发。此外，本书还对所考诗人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以及当时的诗坛和诗歌流派，作了宏观的考察，力求总结出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其中特别是对大历时期南北不同诗人群体的分析，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中群体研究的新风气。本书初版于1980年，学术界认为这部著作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唐诗论学丛考》序）。

《资治通鉴》当写到唐太宗那段历史时，常用“上曰”来记载好多李世民简短的治国名言，如至今仍耳熟能详的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古为镜可以晓兴替”等。当读到这些至理格言时，心里不禁嘀咕，为什么当时不出版《李皇帝语录》呢？后来往下读，方知道当时不是没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不只是要出版语录，还要出版《李世民文集》若干卷。 太宗皇帝不但以武略闻名，同时诗文也很棒，《全唐诗》收录不少他的气势恢宏意境优美的诗歌，他对荀悦的《汉纪》很有研究十分推崇，曾推荐给大臣李大亮等人。说他是伟大的军事家、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一点也不过分。至于他毛笔字写的怎么样，是否自成一体，目前缺少这方面的资料，不得而知，但从他喜欢王羲之《兰亭帖》并最终带进昭陵陪葬来看，至少是个书法爱好者。鉴于此，贞观12年，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编篡《皇帝文集》，但被太宗婉拒了。理由是：“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 这个托词很是冠冕，但我却不信，对于政治家的言词，尤其是堂而皇之的大话，我总是持怀疑态度，我以为不出文集一定另有隐情。 太宗去世后，高宗即位。据说“李世民治丧委员会”和“昭陵管理办公室”提议成立“文武圣皇帝全集编篡委员会”来编修《李世明全集》1---5卷，并已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了。由于工程浩繁，到了武周“万岁通天”年间尚未修撰完毕。当时正值以武代李闹得不可开交，武则天讽喻几位大臣奏请罢修《世民全集》，她自然很快的就恩准了，理由就是上文引用的太宗自己的那段话。 武瞾大帝禁止出版《李世民全集》理由可以理解，但太宗自己不肯出版自己文集的真实意图一直没弄清楚，这是我20多年前读《资治通鉴》和《新唐书》时留下的疑问。后来有幸遇到几位专治唐史的专家学者，向他们请教，可惜大多语焉不详，难以折服。倒是最近偶尔翻看《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其中一篇某知名史学家撰写的《杜甫死因考》给了我启发，从中似乎找到了太宗不肯出文集的蛛丝马迹。 这篇鸿篇巨制钩赜探隐，详细论证了杜老夫子究竟是吃黄牛肉死的还是吃水牛肉死的，这些与本文无关，就不抄录粘贴了。不过从中可以看出，杜子美晚景凄凉，“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应该是死于贫病之中。这就传达出一个信息，在唐朝盛世，诗圣杜少陵著作等身名贯日月，却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因此又得出唐朝时没有稿费制度，更不要说版税了这样的结论，难怪杜甫生活如此拮据窘迫！这个结论在研究唐代文献的其他大作中如《唐人行卷考》得到了旁证。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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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David R. Knechtges and Taiping Chang.Book Reviews / T’oung Pao 98 (2012) 557-607《古籍注释中涉及佛教内容的问题》，《书品》2013年第1期《朝鲜王朝汉文典籍整理的新收获》，《书品》2013年第2期《明晰“文学”观念：佛教的贡献》，《南开学报》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