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研究期刊

央苏区先后成立了中央出版局、中央总发行部等（10）多个出版发行机构，先后创办出版了《青年实话》130余种报纸杂志选C中央苏区先后成立中央出版局、中央总发行部等（ ）多个出版发行机构，创办出版《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红星》等（ ）余种报纸杂志。A、8 110 B、9 120 C、10 130

截止2013年9月26日，学校设有客家文化研究所、古田会议精神研究所、动物医学研究所、南方不稳定煤层开采研究所等16个科研学术机构。建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省级科研创新团队1个，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个，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培育）1个。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预防兽医学与生物技术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省人畜寄生与病毒性疫病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龙岩学院客家学研究中心市级平台：原中央苏区发展研究中心、龙岩市先进机械设计制造公共服务平台、龙岩市采矿与安全工程研究中心、龙岩市生猪疫病防控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截至2011年12月31日，龙岩学院龙工图书馆实体馆藏总量已达67.16万册，期刊种类达2000多种，电子图书120万册。在文史哲经典、地方文献资料、各学科门类教学参考资料等方面初步形成了有一定特色的馆藏体系。龙岩学院龙工图书馆拥有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硕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方正电子图书数据库；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中国产业经济信息数据库；中图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等数字资源。1998年实现自动化管理，采用ILAS II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磁盘阵列总存储容量达95TB。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青年都是社会上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党和人民对青年寄予殷切希望，广大青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自己的青春活力和满腔热血，为祖国和人民建立了杰出的功绩！　　九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就要深刻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充分认识五四运动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二十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和封建专制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大地风雨如磐，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1919年5月4日，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北京数千学生涌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由此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斗争的浪潮。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以往前赴后继斗争的继续和新的发展，鲜明地贯穿着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题，奏响起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主旋律。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7日，就迅速得到江西的声援，先从九江开始，5月12日蔓延至省会南昌，进而遍及全省专区城市，并且一直持续到1920年5月。1927年后，江西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中心地区，也是一大批平均年龄才20几岁的青年革命志士实现强国理想的伟大试验场，崎岖的　　井冈山路，终于走出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瑞金苏维埃政权的幼苗，终于长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棵参天大树。五四运动以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中，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努力汲取和传播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决不辜负历史的使命和人民的期待。　　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人类思想的每一次解放，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猛烈地冲击和荡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与“科学”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两面大旗，这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在“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指引下，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青年和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中国、看世界，从对各种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的鉴别中认真思考。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内，全国各地新创办的宣传新思潮的期刊达400余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毛泽东同志曾赞誉说：“五四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最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对我们当代青年来讲，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要充分发挥年轻人年富力强、思想活跃的优势，大力弘扬开风气之先的传统，增强蓬勃向上的朝气、开拓进取的锐气、不畏艰险的勇气，冲破一切束缚思想的牢笼，努力走在解放思想的最前沿，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五四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传播的伟大运动。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但是，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能够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始，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先进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五四以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改造中国”的呼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经过介绍、研究、比较、争论、实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后期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使五四运动迈向了更大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中间桥梁作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　　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今天，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真正信仰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实践党的创新理论，做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牢固确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和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成长。 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证明，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我们事业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与青年人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去年以来，在举办北　　京奥运会、抗击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年青一代表现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实证明，80后、90后的年青一代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大有希望。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鼓舞着我们，实现富民兴赣的历史重任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对于我们缅怀革命先驱，准确把握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继承光荣传统，展望美好前景，加速江西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此机会，向全省青年提几点希望。 第一，牢记崇高使命，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楷模。　　伟大的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过：“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崇高的理想，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引导人们走向成功的精神支柱。青年时期是理想信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古往今来，凡有作为者，无不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而且大多立志于年轻之时，追求于一生之中。人的一生只能拥有一次青春，当一个人在年轻时就把自己的人生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他所创造的就是永恒的青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并矢志不渝为之奋斗。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理想信念，他们才能在极其恶劣的斗争环境下，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中，引领革命航船，越过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战胜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也有许多年轻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了理想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从五四时期的　　刘和珍，到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锋赵醒侬；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袁玉冰，到江西工人运动的先驱陈赞贤，还有在八一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在赣东北根据地、赣南苏区，在长征中牺牲的无数青年英烈，他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靠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坚定而崇高的理想信念。正如方志敏烈士在英勇就义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全省广大青年一定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辈对远大理想执着追求、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高识别能力，善于明辨是非，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切实做到把个人命运同党、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任何情况下都确保在理想信念上不犹豫、不含糊、不动摇，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第二，掌握过硬本领，争做好学上进的榜样。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尤其要勤奋学习。不学习就要落伍，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在知识爆炸的今天，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倍增的周期越来越短。19世纪初，人类的知识每50年翻一番。到20世纪初，这一速度变成每10年翻一番，20世纪60年代，知识翻番的周期是8年，70年代减少为6年，80年代缩短为3年，进入90年代以后，更是1年就翻一番。研究资料显示：在知识更迭日益加快的今天，一个本科生毕业两年内，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三年内，一个博士生毕业四年内，如果不及时补充新知识，其所学的专业知识将全部老化。这就使得广大青年学习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更加紧迫。广大青年要继承五四青年勤于学习、敏于求知的精神和品质，把学习作为个人成长的第一需要和第一任务，内化为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毕生追求，以如饥似渴、只争朝夕的精神，滴水穿石、磨杵成针的毅力，永不满足、攀登不止的劲头，努力做到率先学习、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既要钻研专业知识，提高岗位技能，又要开阔视野思路，优化知　　识结构，不仅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还要学习经济、文化、科技、法律、金融等各种知识；既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又要树立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培养科学精神；既要坚持向书本学习，又要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努力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未来属于青年，更属于有知识的青年。当前，一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置身其中的每一个青年人都已深刻地感受到了网络、平台、数字化所带来的强烈冲击。截至2009年3月，我国网民总数已达3.16亿人，较去年年底又增加了1620万人，普及率达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1.17亿，比去年增长了1.3倍。特别是随着3G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状、立体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方式，将给传统的、单向的传播模式带来更大冲击。目前，互联网已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具有很强的聚集、“放大”效应，其覆盖面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比如去年6月2日我与网民互动交流活动的点击量就突破了1000万人次，整个“问计”活动得到了包括大学生朋友在内的许多网民的积极参与，共收到各类建言4.2万条，网络跟帖6万多条。因此，我们广大青年必须紧跟科技发展潮流，努力学习最前沿的知识、最先进的技术、最现代的手段，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顺应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的精英之才、栋梁之才。　　第三，积极投身实践，争做创新创业的标兵。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只有勇于和善于创新，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人之可贵在于能创造性地思维。美国哈佛大学原校长普西曾经深刻地指出，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之间的分水岭。青年人朝气蓬勃，思维敏捷，敢为人先，最少陈旧观念，最具创造活力，是创新的希望所在。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就创造出一番了不起的业绩。牛顿23岁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26岁时发表了《狭义相对论》，迈尔28岁时发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贝尔28岁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电话机，爱迪生32岁时发明了电灯，莱特兄弟32岁时发明了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诺贝尔27岁时发明了炸药，比尔•盖茨20岁时创建了微软公司。我国执行神舟七号任务的一线科技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许多年轻的技术骨干挑起了大梁。我省的江铃汽车集团袁政海班组平均年龄也只在35岁以下，短短几年间,共48人　　次分获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广大青年一定要向先进榜样学习，充分激发自身蕴藏的创新能力、创造活力，敢于摒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勇于破除一切与先进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陈规陋习，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努力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投身创新实践，为实施科教兴赣战略，发挥更大的作用。青年时期是人生创业的大好时光，也是最易出创业成果的时期。近几年省里出台了许多政策推动全民创业，一大批有为青年抓住机遇艰苦创业，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如年仅34岁的彭小峰，最初学习国际贸易专业，2003年才接触光伏产业，凭着坚韧不拔的努力，仅用6年时间，他所创立的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就成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光伏公司，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他本人被《星期日泰晤士报》列入绿色百富榜。前不久省里举办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报告活动，其中有许多青年的创业事迹值得大家学习。当今时代为青年创业提供了崭新舞　　台，拓展了广阔空间。广大青年一定要紧紧抓住机遇，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风浪、磨练才能，勇于创业，创成大业。只有每个青年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有效释放，才能更好地推动整个社会的创造源泉涌流、活力迸发，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提升道德修养，争做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先锋。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青年时期是品德养成的关键时期，青年是引领社会风尚之先的积极力量。青年时期注重道德修养，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自身的成长将会产生深远的作用。　　“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和良好品德的养成，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中国古代儒家的孔孟学说为基础，主张“仁德”修养，提倡仁爱、明礼、守信、和义的道德观念。在我国古代的教育中，人格教育是摆在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知识教育。《三字经》、《千字文》、《童蒙须知》、《弟子规》、《礼记》等都是流传至今的著名启蒙教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三字经》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在当代，党中央将道德教育始终贯穿于素质教育之中，作出了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决策部署，大力推进思想道德建设。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碰撞，一部分青年道德缺失，对一些丑恶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青年不讲文明礼仪，甚至把放肆当作潇洒、把粗俗当高雅、把随便当随和；有的不讲诚信，出尔反尔甚至坑蒙拐骗；有的青年不敬老、不孝亲，甚至虐待老人，等等。青年中存在的这些道德缺失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古人云：“有才无德，其行不远。”青年的道德风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决定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我们广大青年继承五四精神，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五四精神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有机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与我省的优秀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江西自古就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江西又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广大青年去传承、去弘扬，并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全省广大青年，要带头倡导和实践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奉行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努力成为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积极最活跃的群体，成为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中坚，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以实际行动树立新一代青年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形象。　　第五，弘扬优良传统，争做新时期艰苦奋斗的表率。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世纪中国青年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可以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不断创造的辉煌史。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五四运动以来革命先辈在追求民族复兴的漫长岁月里，面对各种困难和考验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从井冈山时期的红米饭、南瓜汤，到长征途中的吃草根、煮皮带；从抗日战争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边打仗边垦荒种地，到抗美援朝一把炒面一把雪，以及到和平年代的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我们正是凭借着这种宝贵的精神，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造就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地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江西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但与此同时，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了享乐主义思想，不愿过艰苦奋斗的生活。有的青年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贪图安逸、厌恶劳动；有的讲究排场,互相攀比,吃要美味,穿要名牌,玩要高档；有的大手大脚、挥霍浪费、暴殄天物。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省仍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我们没有任何　　理由高消费，没有任何理由讲排场，比阔气，更没有任何理由奢侈浪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越是发展，越要提倡艰苦奋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是一所大学校。艰苦可以磨练意志，艰苦可以陶冶情操，艰苦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司马迁在其《自序传》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这些伟大的人物与作品之所以世代相传，是因为作者在经历巨大挫折与磨难之后，仍矢志不渝，坚韧不拔，这充分说明了艰苦奋斗是实现目标、取得成功的关键。广大青年要深刻认识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国情、省情，把五四精神转化为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强大动力，做到自强不息、不怕困难、勤奋工作、勤俭节约、百折不挠、忘我奉献，始终走在江西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最前列。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危险面前不畏惧，在挫折面前不气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困难和矛盾当作挑战自我的机会，不断增强奋起直追、赶超一流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的过程中，开辟崭新的天地。特别是在当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广大青年更要知难而进，自立自强，脚踏实地，主动到基层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我省改革和建设第一线勇挑重担、奋发有为，用奋斗创造永恒的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在无私的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中国青年》一直是团中央机关刊物。1966年8月停刊。1978年9月复刊。

1940年10月31日，国立中正大学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江西临时省会泰和县杏岭。学校设三个学院：文法学院、工学院、农学院。文法学院下设政治、经济、教育三个系。1941年8月，文法学院增设文史系，王易教授任系主任。文史系教授王易、欧阳祖经、姚名达、刘泳滨、程臻各有所长。王易，工于诗词曲文，精研历数、医学。著有《乐府通论》、《词曲史》、《修辞学通论》、《历数胜译》、《岁差考实》等。欧阳祖经，对文史诗词、佛典尤有研究。著有《南明朗事系年录》等。创建百花洲江西省图书馆，两任馆长，搜求江西地方文献，重印《豫章丛书》和《江西通志》，对江西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姚名达，后改名显微，中国目录学家，著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1942年6月13日，在姚名达的倡导下，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成立，推选姚名达为团长。7月7日，姚名达等11人到达新干县的石口，借宿在一问稠堂里。当晚被日军包围，他们赤手空拳与日军搏斗，37岁的姚名达教授为抗日救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刘泳溱，精通经史诸子百家，尤精说文，讲授中国文字学、《说文解字》。程臻，通经史，工诗词，著有《撷华诗草》。1946年8月，院系调整，将文法学院的文史系为中文学、外国语言、历史三个系。1947年6月，文法学院分为文学院和法学院，王易任文学院院长。这一时期，肖涤非教授在文学院任教。在胡先骕校长的要求下，学校创办了14种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果。文法学院编辑的刊物有：1．《文史季刊》，王易任主编。1941年3月1日创刊，刊载文史学术论文，1942年3月1日后停刊。2．《地方建设》(月刊)，主编高柳桥。1941年2月1日创刊，刊载哲学社会科学论文，1942年4月1日停刊。3．《政治知识》(旬刊)，主编马博厂。1941年3月1日创刊，刊载文史哲文章及时事，1944年3月1日后停刊。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成果有：刘泳溱的《说文段注例辑述》、王易的《岁差考实后序》、姚名达的《日本国名探源》、欧阳祖经的《日本儒学师承记》、严学窘的《中国音韵沿革》等。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2月底，中正大学由宁都长胜迁到距南昌市区20公里的望城岗，这里原来是国民党军政部建的营房。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5月26日，解放军接管学校，文学院开始书写新的篇章。中正大学文学院有6届本科毕业生共计85人 1949年8月1日，“国立中正大学”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下设文学艺术学院等5个学院和一个体育专修科。文学艺术学院设在原葆灵女中和豫章中学。1950年2月14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南昌市城东青山湖畔的老飞机修理厂东部近千亩土地及附属建筑物拨给南昌大学作永久校址，11月，文学艺术学院迁入新校址。文学艺术学院下设五个系：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教育系(附设实验小学)、历史学系、地理学系。1950年，文学艺术学院和法学院合并为文法学院，由南昌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魏东明担任院长，校务委员杨克毅为副院长。魏东明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抗战胜利后，曾任《东北日报》记者，长期从事文艺工作，所以他能讲授专业课。文法学院下设四个系：文史系、外国语文系、教育系和经济系。历史学家谷霁光教授任文史系主任。文史系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文艺理论(魏东明讲授)，中国文学史、历代散文选(胡守仁讲授)，逻辑学(吴士栋讲授)，骈文研究、元明清小说(徐先兆讲授)，唐代传奇(姚名达先生的夫人巴怡南讲授)，元曲(朱衣讲授)，考古(谢康主讲)，中国通史(谷霁光主讲)，中国现代文学(朱企霞主讲)，古代汉语、大学语文(王纶主讲)，外国文学(熊化奇主讲)。1952年10月，文史系主任谷霁光、教师熊化奇参加了中南地区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讨论会。科研方面，张相先生的《诗词曲语词汇释》、朱衣先生的《六十家词》有较大影响。学生邓庆佑毕业后，研究《红楼梦》有所创见，曾任《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彭印冲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市沪湾中学，致力中学教育，成为上海市有名的特级教师。1951年7月，学校派文法学院外文系主任蔡文显、附属业余中学主任徐先兆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11月14日，为配合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校务委员会决定，文法学院的文史、教育、经济三系和师范部的教育、中文等科停课编组参加土改。为了适应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中央决定在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调整工作从1951年10月开始，1953年基本完成。南昌大学的各个系分别并入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工学院等院校，仅剩师范部的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艺术7科。1953年10月，南昌大学撤销，学校改名为江西师范学院，学校性质由综合性大学改变为培养中等学校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 —、1953—1966江西师院成立时，设中语、历史等七个专科和一个高中数学师资短训班，中语科主任由郭宣霖担任。1954年6月17日，郭宣霖调任历史科主任，中语科主任由熊化奇担任。当时只有正、副教授6人，讲师和助教11人。专业课程有中国语言、中国文学；苏联文学、文学基础知识等。有语文方面的图书资料3万余册，订阅的期刊约40种。中语科发表的论著有胡守仁先生的《曹植研究》，邓仲伯先生的《试论唐代的变文》，徐先兆先生的《元明词曲史》，汉语教研小组的《怎样划分汉语的词组》，外国文学教学小组的《儿童文学概述》、《如何贯彻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的分析原则》等。中语科1954年毕业33人，1955年毕业61人，1956年毕业62人。1955年9月，中语科改称中文系，首次招收四年制本科学生。熊化奇任中文系主任。1956年，中文系接管江西教师函授专科学校中语科，接收学生627人，是江西师院最早进行函授教学的系科之一。1958年，根据学院“为政治服务，结合生产，密切联系中学实际”的原则，中文系增设了“毛泽东思想著作选读”、“民间文学”两门课，将“现代文选及写作”改为“阅读和写作”并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同年12月4日，赖淮靖任中文系副主任。1959年6月，中文系成立党支部，在此之前，中文、历史为学院第八党支部。郑光荣任党支部书记。1959年8月，成立中文系党总支委员会，舟子任党总支书记，郑光荣任党总支副书记。1961年舟子调走，郑光荣任党总支书记。这时，中文系共有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汉语、写作、外国文学、文艺理论、中学语文教学7个教研组。1961—1962年，为了贯彻《高校六十条》的精神，中文系对课程设置作了调整，新开了“语言学概论”、“语文教学法”，将“汉语”分设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同时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有益的探索。科研方面，文艺理论组编写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讲义》在全国高师院校中文系进行交流。中文系苏区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江西苏区文学史稿》，196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项空白。该书是中文系部分教师与1959届毕业生辛勤劳动的结晶。50年代和60年代，全国著名的文化界专家、学者周扬、夏衍、郭小川、巴人、田汉先后来系讲学，活跃了学术气氛。为了提高学生的水平，中文系制定了“关于基本训练的八大项目和实施方法”，重视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陈良运、徐万明、周绍馨、肖土太、吴海等人，在校学习期间就进行文艺创作，开展文学评论，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1951年，中文系学生郭新日发表小说《小红星》，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6年，学生黄其康创作的以平津战役为背景的《打开民权门》，1956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潘凤湘、刘焕辉、颜鞠汉等在教育事业上成绩突出。中文系学生编辑的《报春花》月刊，创刊于1959年1月，主要发表本系师生的论文、短评和创作，共出12期。中文系话剧团排演的大型话剧《雷雨》、《兵临城下》，在江西艺术剧院公开演出，受到社会好评。57级“海燕班”被评为江西省优秀班集体，61级“新海燕斑”是学院的先进班集体。1958年，中文系招收新生340名，创下了院系招生史上人数之最的记录。1963年12月中文系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由郑光荣书记带队，赴丰城县桥东公社参加6个星期的社教运动。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于1964年1月赴丰城县的洛市、南山等4个公社参加社教。1965年9月，江西师院靖安分院正式开办，没有中文、历史和农业三个专业。中文系副主任赖淮靖兼靖安分院中文系负责人，负责教学管理工作。1966年7月，因“文化大革命”开始，中文系师生返回院部，靖安分院停办。二、1966——1976“文化大革命”给教学和科研带来极大冲击，中文系主任熊化奇先生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年，中文系大部分教师脱钩下放到宜黄、玉山、铅山、波阳等地农村劳动。1969年元月，江西师范学院被撤销，以江西师院为主体，加上江西教育学院，江西大学的政教、中文等系科，成立井冈山大学，校址在井冈山下沟边的拿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这时将系建制改为连队建制，中文系改称中文连。中文连连长曾冬水，指导员陈正康。副连长穆萍、卢桂娥、王万军，副指导员彭兆春、张训德。从1971年开始，下放教师陆续调回学校。1971年4月，中文连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学制二年，1973年8月毕业。1971年11月，连又改称为系，曾冬水任系副主任，胡卓群任党总支副书记。1972年郑光荣调回江西师院，任中文系党总支记。1973年郑光荣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刘方元任中文系副主任。1972年11月6日，江西省革委会下文，决定恢复江西师范学院，学校迁回南昌，历时三年半的井冈山大学走完了它的路程。1973年至1976年，中文系连续招收四届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张梅生同学1976年毕业时自愿回乡当农民，吴雨初、邱信芳、郭敬喜、邹国爱4位同学主动赴西藏工作，受到全校师生赞扬。1956年开办的函授教育1962年中断，1974年恢复，并创办《语文函授》，为双月刊。中文系部分教师编写了《鲁迅专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教材。三、1976—198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了教育的春天。1976年郑光荣调院机关任职，钟义伟为中文系负责人，主持工作。1979年10月，钟义伟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1981年9月，胡守仁任中文系主任，赖淮靖、刘方元任中文系副主任。1977年《语文函授》改名为《语文教学》，由双月刊改为月刊，设置了《语文教学》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工作。1984年，《语文教学》更名为《读写月报》，在全国公开发行，面向中学教师和学生。1977年，中文系招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1978年，中文系开始有研究生教育，当年胡守仁招收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5名，余心乐招收汉语史研究生7名。1979年，张谨之招收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2名。1981年12月，教育部下达了经过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为首批硕士授予权单位，导师为胡守仁教授，当时，江西省只有4个硕士授予单位。1982年前后，中文系一批科研成果相继问世，陶今雁的《唐诗三百首详注》、汪木兰的《苏区文艺是真实的文艺》、万萍的《试论傻大姐》等较为突出。 一、建制1983年10月，经省人民政府批淮；江西师范大学，标志着江西高等师范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为文学院(中文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江西师大文学院1994年10月，经省教委批准，学校决定撤销原中文系、历史系，两系合并组建文学院。1996年，学校决定历史系与文学院分离，恢复直属系的建制，文学院便形成院系(中文系)合一的建制发展至今。当前文学院除设有院党总支、院行政系统的管理机构外，所辖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写作、中教法、大学语文、德育、成人教育等11个教研室，语言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87年)、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于1994年)等几个研究机构，还有院资料室、《读写月报》杂志等部门。1984—1987年，胡守仁任中文系名誉主任。1984年2月至1984年5月，胡治生任副主任，主持工作，陈鼎如、汪大钧任副主任。因胡治生调江西省教委工作，1984年6月，陈鼎如副主任主持工作，汪大钧、曾子鲁任副主任；陈安平任党总支书记，欧阳忠祥任党总支副书记(1985年1月一1987年5月)。1987年9月起，汪木兰副主任主持工作，汪大钩、曾子鲁继续任副主任。1988年下半年，汪木兰任系主任，沈世豪、葛根贵(1983年起)任副主任；李水根任党总支书记，王训龙任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此届党政班子任职至1993年6月。1993年7月，傅修延任系主任，熊述隆、叶树发、赖大仁任副主任；朱锡菡任党总支书记，唐乾贵任党总支副书记。1994年10月组建文学院后，傅修延任院长，赖大仁、叶树发等任副院长；汪祖德任党总支书记，唐乾贵任党总支副书记。1996年底，赖大仁任文学院院长，刘松来、邱国珍、赵卫宏任副院长；叶树发任党总支书记，唐乾贵任党总支副书记。后邱国珍调学校科研处工作(1998年9月)，赵卫宏也因故离职(1999年9月)，补充颜敏任副院长(1999年2月起)，戴训超任院长助理(1999年12月起)。二、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1983年以来，为适应我省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中文系坚持以师范教育为主的办学方向，同时兼顾办其他专业，为社会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师范本科即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每年招生规模在120~160人之间，为我省各级各类学校输送了一大批合格师资，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所在学校的骨干教师；工作在其他行业的毕业生也有不少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也有的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1993年一1996年，适应社会需要，还开办了公关文秘专科专业，招收了4届学生共计116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已经全部就业。1999年，在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的新形势下，开办了非师范的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现已招收2届学生，形成汉语言文学师范与非师范两个本科专业齐头并进的办学格局。当前两个专业在校生人数为818人。1984年起，中文系恢复招收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函授生，迄今已毕业函授本、专科生5000余人。新时期以来，中文系的研究生教育不断发展。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作为全国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专业，从1978年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迄今累计招生65人，已毕业49人；汉语史专业从1978年开始招生，至1989年共招收培养了3届研究生13人；世界文学专业从1979年开始招生，至1991年，共招收培养了5届研究生18人；1994年文艺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该专业累计招生(含此前挂靠在古代文学专业招生)35人，已毕业19人；1998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该专业累计招生(含此前挂靠在文艺学专业招生)15人，已毕业11人；中教法专业挂靠教育学专业从1996年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已招收2届共2人，其中1人已毕业；此外中教法专业还承担了培养教育硕士的任务，已落实招收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学生20人的计划。在已毕业的研究生学中，有20余人考取博士生，有的成为卓有成绩的学者、教授、学科带头人。此外，经国家教委授权，省教委批准，文艺学专业从1996年开始举办研究生主要课程进修班和助教进修班，累计招收5届学员139人(学员来自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及本省各大专院校)，其中4届108人已学成结业。1998年开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和文艺学专业相继被批准招收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历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当前此类在读研究生18人。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1993年，经省教委批准，受省高师培训中心委托，中文系举办了全省高校中文专业教师“专达本”进修班，有48人参加了学习进修，并获得全日制本科文凭，有力地促进了我省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1988年，经省教委批准，中文系与省文联联合举办作家班，学员为全省各地在文学创作上有一定成绩的青年作家，共招收学员40余人，学制两年，授予本科文凭。经过在校两年的学习，学员的理论水平和文学素养有了进一步提高，为他们创作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有不少学员成为省内较为知名的作家，有的在全国文学界也有一定影响。在努力完成计划内办学任务的同时，按照国家有关面向社会办学、多为社会培养人才的精神，中文系从1993年起大力发展计划外办学，先后开办了公关文秘等专业、全日制和工余制两种类型的自考助学班，省内外一大批自考生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辅导，实现了自学成才的理想。三、师资队伍与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是办学的根本，中文系历届领导班子都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根据各个时期社会变革发展的现实和办学格局的变化，调整思路和政策，保持师资队伍的稳定，并不断提高整体水平。1983年，全系教职工88人，其中专业教师且妙，包括教授2人，副教授8人，讲师32入，助教9人。90年代初，是中文系教工人人数最多的时期，曾达到百人以上，师资力量也颇为雄厚，如1991年， 全系有专业教师64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32人。此后，部分中青年教师相继调离，还有一批教师陆续退休，教职工人数逐年递减。1994年，全系教职工70人，其中专业教师50人，包括教授6人，副教授23人，讲师17人，助教4人。至90年代末，全系教工人数继续减至60人左右，专业教师人数稳定在45人左右，但师资队伍的结构更为优化，整体水平和实力有较大提高。当前全院教 工60人，其中专业教师43人。从职称结构看，教授11人，副教授18人，讲师10人，助教4人；从学历结构看，博士5人，在读博士生3人，硕士21人，在读硕土生4人；省级中青年学科带头人4人，中青年骨干教师3人。此外全系还有退休教师33人，其中不少是颇有学术造诣、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知名教授，他们曾对中文系的建设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如今也仍然在为文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还是在当今学校的整体格局中，文学院(中文系)都是学校在校学生最多、师资力量最强、科研和学科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的重点系科之一。文学院(中文系)始终坚持教书育人与学科建设并重，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在搞好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水平的同时，全系的科研和学科建设蔚然成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84年8月18日，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省属高校14个学科、专业为重点学科，其中江西师院中文学科为全省唯一的文科重点学科。1988年1月，经江西省高校重点学科专业评估，江西师院中文学科评为合格的重点学科。在90年代初全省重点学科建设规划中，中文系的当代文艺学学科被列为省“四四一”工程重点扶持学科。1996年，全省重点学科评估，文艺学被评为省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被确定为省重点建设学科。1997年，文学院被评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受至国家语委表彰。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以来，全系教师共出版学术著作6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及作品1100多篇，承担国家级研究课题17项，省部级课题46项，获省部级以上教学和科研奖56项。一批学科在省内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胡守仁、陶今雁、刘方元、周德范、刘世南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省为数不多的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80年代以来，朱安群、唐满先、曾子鲁、姚品文、万萍、王琦珍以及一批中青年学者积极进取，不懈奋斗，保持了该学科的优势，并不断有所发展。目前该学科仍是文学院人数最多、学术队伍和实力最强的学科之一，有教授4人，副教授5人。近十多年来，该学科共出版学术著作17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承担国家级课题4项，省级课题16项，获省级以上奖12项，如今大家正齐心协力，为尽快实现重点建设学科规划所确立的目标而奋斗。文艺学学科是文学院(中文系)80年代中期开始倔起的学科，陈鼎如、熊大材、周祟坡等为该学科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后在学科带头人陈良运、傅修延等的带领下，该学科点的中青年教师奋发努力，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在中国诗学批评史、文学叙述学、文艺美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前该学科有教授5人，副教授2人，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3人，中青年骨干教师1人；已出版学术专著23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承担国家级课题10项，省级项目18项，获省级以上奖30多项，曾于1996年主办过中国古代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该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影响，在文艺学界有较好的评价。作为省重点学科和学校重点支持的学科，正朝着更高的建设目标而努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也曾是中文系力量较强的学科之一，在苏区文学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在周葱秀先生的率领下，汪木兰、汪大钧、邹水旺、宗子寅等齐心协力，建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点，为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一批中青年学者正继续努力，朝着更高的目标奋进。以余心乐等领头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和以张谨之、刘国屏等领头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也都曾是中文系实力很强的学科，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新时期以来曾培养了数届研究生。在经历了一番起落之后，90年代中期以来，以雷友梧、颜森、宋易麟领头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和以傅修延领头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适时调整布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强化科研实力，2000年这两个学科均增设为硕士点。中教法学科在余应源先生的带领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语文教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富有特色的成果，为该学科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具备了培养研究生和教育硕士的实力和基本条件，2000年与兄弟院系配合，申报学科教学论硕士，已获得成功。此外，写作学科的教师除进行写作理论研究外，还致力于文学创作，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的创作方面都有不少成果；同时，该学科的教师还积极指导学生的写作实践，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创作水平，培养了一批在省内外颇有影响的创作人才。

鲁迅与中国新兴木刻 史论04级 孟祥远论文提要：版画大师赵延年先生曾说：鲁迅先生是中国新兴版画的母亲。只一句话便涵盖了鲁迅先生对中国新兴版画所作出的所有卓越贡献。本文以中国版画的发展历史为线索，重点去回忆先生曾大力推动过的新兴版画事业。作为民族之魂的鲁迅先生，从选择介绍欧洲版画，主办木刻讲习班，到大力推动各地木刻团体的创建，至始至终，都满怀着复兴中华民族的责任，也充溢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下一代诚挚的热爱和关切之情。只言片语，自是无法表达先生那含血的付出，但回溯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去把握未来。过去的所有繁盛、耻辱就让它们都逝去好了，但最不能遗忘的是：先生身上那对国家对民族无限的责任感和饱含的激情。至此，再次向敬爱的先生致礼，并再次握紧我们手中的民族复兴大旗。关键词：新兴木刻运动 版画展览 木刻版画 (一） 版画，是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版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其独特性使得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所以鲁迅先生说：“镂像于木，印之于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始于中国。”[①]中国版画的起源，有汉朝说、东晋说、六朝以至隋朝说。一般认为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汉朝。从其发展来看，它的雏形应该是汉画像石画像砖。它虽是一种建筑物上具有装饰性的艺术品，但由于它以石砖为地，以刀代笔，与版画的某些属性极为相似，后人以纸拓印，这不就是精彩的“版画”了吗？我国现存最早的版画，有款刻年月的，是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的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刚般若经》卷首的扉页画《祗树园孤独图》。由这幅精美的版画，我们已经可以推知古代版画在唐朝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因此版画的发展也肯定早于唐代。 唐、五代时期的版画，在我国西北和吴越等地也都有发现。作品大多古朴俊秀，内容题材以宗教经卷为主。宋元时期的佛教版画，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刻本章法完善，体韵遒劲。同时，在经卷中开始出现了山水景物。其他题材的版画也开始出现并不断扩展到各个领域，如医典、历书等。北宋的汴京，南宋临安、绍兴、湖州、苏州、福建建安、四川眉山、成都等，都是当时比较出名的版刻中心。同一时期的辽代套色漏印彩色版《南无释迦牟尼佛像》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彩色套印版画，在世界文化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由于实用的要求，在宋代还出现了铜印刷，但主要用于印制纸币等。而元代的“平话”刻本则是我国连环版画的前身。明清两朝是我国版画的高峰时期，由于经济的推动以及许多文人、书商、刻工的共同努力，版刻出现了各种流派，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呈现出繁盛的局面。不仅宗教版画在明代达到顶点，欣赏性的版画也在明代大大兴起。画谱、小说、戏曲、传记、诗词等，尤其是文学名著的刻本插图，流行广泛，影响深远。这一时期也是版画各个艺术流派的兴盛期。以福建建阳为中心的建安派，作品多出于民间工匠，镌刻质朴。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派，作品以戏曲小说为主。或粗犷豪放，或工雅秀丽，风采迥异。以安徽徽州为中心的徽派在中国文化史上更具有源远流长的影响和举足轻重的地位。重要作品如陈洪绶的刻本《楚辞九歌》与清顺治二年（1645）萧云从所绘的刻本《离骚图》，这两套作品都是以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的诗歌为题材的版画。是古代插图版画中的精品，在我国版画史上地位颇高，这同时也反映出了明清两代中国版画的繁荣。在清代，由于统治者崇尚考据、训诂，从而形成了重实证、轻浮夸的学风，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到了清朝后期，版画艺术渐见衰落。但对版画最沉重的一击还是西方石印制版术的传入。自此以后，传统的雕版印刷术，以及由它派生出来的版画日益没落。而中国木刻自14世纪初传至欧洲，却成了他们文明的利器和印刷术的祖师。到了19世纪中叶，创作版画在欧洲兴起，并出现繁荣的局面。但近代中国的美术大师似乎还不知道当时世界上有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版画的复兴，就成了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而最先承担大量介绍欧洲版画的重担，并为我国新兴木刻奠基和指导的人就是鲁迅先生。作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不仅以文学为武器，向旧社会、旧文化及帝国主义冲锋陷阵，同时还运用艺术方面的宣传作用为中国革命作不懈的奋斗。他不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中国新美术的发展方面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特别是他在晚年提倡创造木刻和领导的新木刻运动，是中国新兴美术事业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二) 在众多的美术形式中，鲁迅先生为什么选中了版画， 又为什么全力去提倡版画？中国现代版画中，鲁迅画像频繁地出现，几乎每一代、每一位版画家，都曾经创作和临摹过鲁迅先生的画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鲁迅提倡木刻运动的时代背景。 1929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从此，白色恐怖笼罩大地，国民党反动派以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为手段企图扼杀革命力量和革命人民。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反军事围剿和以鲁迅为旗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文化围剿的斗争。祸不单行，1931年，日本又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妄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内争外患，国难当头，人民的爱国情绪亦空前高涨。 为了团结抗敌，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上的围剿，1930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它的主要成员有于海、胡一川、夏朋、张锷等人。大会的工作纲领为“美联成员一律要参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要尽可能的走向工厂，接近工人和劳动群众，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要深入群众，的以劳动人民为题材进行创作；同时要以美术创作来支援苏区，为苏区提供政治连环画和教科书插图等等。”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激烈的时代下诞生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在30年代则是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左翼美联的成立，对于推动各种木刻社团的成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被称为“时代的战鼓”和“革命的号角”的新兴木刻在这种环境下诞生，必定要经受严酷的考验。 至于为什么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鲁迅本人也有阐释。 其一：“当革命之时，版画用途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②] 其二：他认为木刻“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③] 这是鲁迅在认真考察中外美术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所得出的正确判断。他说“木刻本来就是大众的”艺术，而现在欧洲新兴的创作版画，正可以拿来为我们的革命服务。尤其是当时苏联的木刻，正大放异彩，借鉴他们的经验，不但可以使木刻青年获得学习的典范，而且还可以激发和鼓舞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斗志。此外，木刻制作简单又经济，而且又易于流传。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当时广大的群众和革命队伍中，人们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而版画的通俗易懂正克服了这个其他宣传方式很难克服的难题，所以在当时的情景下选择版画艺术正符合了当时中国国情和革命的需求。鲁迅先生也正洞察到了这些新兴木刻的强大的生命力，认定它是革命的艺术，倡导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是反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所以他大声疾呼，提出了木刻“回娘家”的口号。并开始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也被公认为中国新兴木刻的奠基者和伟大导师。 （三） 中国版画界把1931年8月鲁迅先生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会”作为新兴版画运动的开端。但鲁迅先生开始介绍欧洲版画则要追溯到1929年。鲁迅先生说：“创作木刻的绍介，始于朝花社。”[④] 鲁迅先生对版画的介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编印画集，二是举办版画展览。 鲁迅先生先后编印出版的版画画册多达12种。 1．《近代木刻选集》(一)，1929年1月出版。 2．《近代木刻选集》(二)，1929年2月出版。 3．《新俄画选》，1930年5月出版。 4．《士敏土之图》，1931年1月出版。 5．《一个人的受难》，1933年10月出版。 6．《引玉集》，1934年5月出版。 7．《苏联版画集》，1936年7月出版。 8．《凯绥·河勒惠支版画选集》，1936年7月出版。 9．《死魂灵一百图》，1936年4月出版。 10．《木刻创作法》，1933年11月鲁迅先生亲为校阅并作序，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直到1937年1月才得以出版，它是我国新兴版画史上第一本指导木刻创作的书。 鲁迅先生大量介绍外国版画作品的用意很明确，那就是为了给中国青年指明一个正确的道路，让中国版画家“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⑤]但他同时也主张：“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⑥]为此，他又出版了两部简谱： 1，《北平简谱》，1934年2月出版。 2，《十竹斋简谱》，1935年4月印成。 鲁迅介绍外国版画的另一方式是举办展览。鲁迅先生一生收藏的外国版画画册和版画原拓极为丰富。为了让版画青年们开阔眼界，提高技术，他先后在上海举办了四次外国版画展览： 1．“西洋木刻展览会”，1930年10月4日到5日，在上海北四川路举办，展出欧美名作70余幅。 2．“德国作家版画展”，1932年6月4日到5日，在上海瀛寰图书公司举办，展出作品约50幅。 3．“德俄版画展览会”，1933年10月14日到15日，在上海千爱里40号举办，展出作品66幅。 4．“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1933年12月2日到3日，在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会举办，展出作品40幅。并且每当画集出版的时候，鲁迅先生还经常无偿捐献给他所熟识的木刻青年们；每当举办展览，他就设法通知木刻青年们前往参观；在展览的时候，他还热情的给大家讲解和介绍。后来，由于鲁迅先生的全力倡导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也由于革命的需要，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于1930年起，开始以组织木刻团体的形式来培养人才和创作。我国现代版画史上的第一个社团，是1930年5月从“西湖一八艺社”中分化出来的“一八艺社”。“西湖一八艺社”是1929年1月12日成立于国立西湖艺术院的一个美术社团。因为它成立在民国18年，故以“一八”命名。它主张“为艺术而术”。1930年春，社员陈广（陈卓坤）、陈铁耕（陈耀唐）、于海（于玉海）等，因受鲁迅所译苏俄文艺理论、所印欧洲版画的影响，对强调艺术形式、忽视艺术内容的教育极为不满，为冲破校内沉寂的气氛和探求美术创作的新路，他们毅然从“西湖一八艺社”分化而出，去掉“西湖”二字，别组“一八艺社”。改组之后的“一八艺社”，队伍很快得以壮大，胡一川、李可染、夏朋、汪占辉（汪占非）杨澹生（杨堤）等，均纷纷加入，1930年秋，胡一川等率先创作木刻。然而，学生们的“左倾”为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所不容，后来“一八艺社”的主要成员被冠以“左倾分子”的罪名遭到了学校开除。1931年春，陈广、陈铁耕、于海等转赴上海，与进步青年周熙（江丰）、钟步清、黄山定等发起成立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1931年6月，杭州一八艺社派胡一川、许士慵把作品带往上海，在鲁迅的关怀和支持下，举办了“一八艺社1931年习作展览会”。就是在这次展览会上，首次出现了木刻作品，它们是胡一川的《饥民》、《流离》和汪占辉的《纪念五死者》等。这次展览虽然不是一次木刻专展，却是我国第一次有创作木刻参展的美术展览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品面向现实，面向革命，面向人民，和当时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构成极其鲜明的对比。这次展览也体现出新兴的木刻艺术，不仅是人民的艺术，更是革命的艺术。鲁迅获悉他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艺术，已有了“一八艺社”青年们的回应，备感欣慰。并感慨说这些木刻作品是“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渐生长的健壮的新芽。”并大胆预言，这新兴的艺术形式必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那貌似强大，“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高雅”的艺术。同时一八艺社也得到了左联的有力的支持。左联机关报《文艺新闻》全文刊载了鲁迅《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一文。恰在此时，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之弟内山嘉吉来到上海，嘉吉是日本东京成城学园的美术教师，同时又是版画家。鉴于中国当时缺乏版画师资力量，而青年木刻家们又急需掌握木刻技法，鲁迅便邀内山嘉吉为中国木刻青年们讲授木刻知识。确定之后，鲁迅便请冯雪峰先生通知左翼美联，选定一批学员，准备授课学习。1931年8月17日，鲁迅主办的“木刻讲习会”在上海北四川路底长春路面北的一幢三层楼房顶的一间日语学校的教室开始授课，至22日结束，共为期一周。每次授课，鲁迅除亲任翻译外，还携带一批外国版画（如英国木刻，德国版画等）给学员观摩，并给大家分析讲解。讲习会期间，学员边听边实践，每人均创作了习作。结业时，鲁迅、内山嘉吉和学员们合影留念。通过这次讲习会，木刻知识和木刻技法得到了初步的普及，一支雏形的木刻队伍开始形成，为新兴版画运动的发展培训了骨干，播下了火种，积蓄了力量。讲习会结束以后，我国新兴木刻运动首先在上海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木刻社团遍地开花、木刻创作频频涌现。这些社团是：MK木刻研究会，现代木刻研究会、上海木刻研究会、春地画会、野穗木刻社、无名木刻社等。尽管这些社团处在敌人的白色恐怖和中共“左倾”盲动时期，活动异常艰难，但仍然此起彼伏，前仆后继，表现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MK木刻研究会成立于1931年9月，发起者是木刻讲习会的成员、上海美专的钟步青和邓超凡。会员前后达40余人，活动时间两年余，是成立较早、存在时间较久的一个木刻团体。它每半年在校内举办一次学术习作展览，先后共展出4次，1933年10月16日，其第四次作品展开幕之时，鲁迅亲往参观并选购作品6幅。1934年5月20日，鲁迅收到MK木刻研究会来信和《木刻集》稿本一册。稿本是该会准备出版的选集，寄来是请求鲁迅为之作序。但后来MK木刻研究会由于会员遭到逮捕而不得不终止了活动。与MK木刻研究会同时成立的，是现代木刻研究会。其发起者是木刻讲习会的成员江丰、陈铁耕、黄山定、倪焕之、钟步青以及一八艺社的胡以撰和于海等。后来可能是资金原因，社团未能继续。1932年5月，在左翼美联的领导下，上海又同时成立了春地画会和上海木木刻研究会。春地画会，成立于1932年5月22日，其作品以木刻为主，基本成员有江丰，李岫石、陈烟桥、刘应洲以及艾青。1932年6月，该会举办了“春地画展”，展品以会员的木刻作品为主，“另有瀛寰书店参加出品德国艺术家作品数十件”。[⑦]鲁迅于6月26日前往参观，选购木刻10余幅，捐款5元。这次展览被誉为“中国艺术运动上最青春的一页”。春地画会后被国民党当局破坏。同期，上海木刻研究会的活动也在进行中。[⑧]春地画会被破坏以后，部分未罹难的会员又联络胡一川，马达，程沃渣等，于1932年8月成立了野风画会。成立时，鲁迅捐资20元，以用作活动经费，成立后，鲁迅两次赴该会交谈指导或演讲，就如何深入生活，提高技艺，实现木刻艺术的大众化以及注意对敌斗争的策略等问题予以了指导。野风画会存在半年之久，活动停止后，上海还出现了涛空画会、大地画会等木刻团体。但都因为敌人的破坏而告终。在这些游击似的木刻团体中，野穗木刻社是存在最久的、并始终致力于木刻创作的一个团体。它成立于1933年春，基本成员有陈烟桥、陈铁耕、何白涛等，他们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比较密切，1933年6月，该社曾经将辑印的《木刻画》赠给鲁迅先生，此后他们又帮助鲁迅先生征集过送往法国参加“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的木刻作品。除了上述团体外，活跃在上海的还有无名木刻社，1933年11成立于上海美专，1934年改名为未名木刻社，发起人是王之兑，主要成员有黄新波、蔡复生、姚兆等。该木刻团体以学习和研究木刻创作以及编印出版自己的木刻作品来开展活动。《无名木刻集》卷首，有王之兑请鲁迅先生作序一篇，这是鲁迅先生为我国新兴木刻艺术热情“呐喊”的又一文献。鲁迅先生在给予无名木刻社支持的同时也给予了诚恳的批评。如贪图求快，忽视质量等。这一切都反映了鲁迅先生对于艺术青年的爱护和对新兴木刻运动健康成长的关注。杭州一八艺社的继承者是木铃木刻研究会，它成立于1933年2月，发起者是力群、曹白、叶乃芬等。他们的使命是把木刻艺术贡献给大众，推动时代的前进。该社成立以后，曾于1933年4月1日和6月15日先后举办了两次展览，每次展出60—70幅作品。首次展出后，手拓出版了《木铃木展》；第二次展出后，铅印了《木铃木刻集》1000册，并借此机会把自己的作品奉献给大众，同时也寄赠了导师鲁迅。1933年10月，该社活动被迫终止。1934年夏，由于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围剿”，木刻社被破坏殆尽，沪杭一带的版画运动转入低谷。但这不意味着木刻运动的灭亡，相反，它却促成了木刻中心的转移。1934年6月，鲁迅编《木刻纪程》，并以铁木艺术社为笔名亲自作小引，设计封画。该画集共收作品24幅，原版机印120本。尽管鲁迅先生曾经说：“北平和天津的木刻情形，我不明白。”但中国北方的木刻运动的最初组织者却仍然是受过鲁迅先生影响和关怀的一八艺社的几位青年。如汪占非和王肇民等在北方左联的影响下成立了“北平木刻研究会”，并进行了两次展览。平津木刻研究会成立于1934年9月，创作主力是许仑音、段干青。他们在中国现代木刻历史上最为突出的贡献是首次发起和组织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展览会征集作品启示发出后，首先给予支持的是鲁迅先生，他将历年所藏的木刻32幅和自费编印的《木刻纪程》一册一并付邮。1月1日，平津木刻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平太庙举行。《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作品由金肇野、唐珂等携带先后赴天津、济南、汉口、太原、上海五地展览。同时他们还效法鲁迅先生组办木刻讲习会的做法，所到之处，均举办木刻讲座，宣传木刻知识，培训木刻人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扶持平津木刻研究会的同时，鲁迅先生也积极支持了广州现代版画会。1934年6月19日，李桦在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发起组织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后简称现代版画会）。参加者最初有27人，主要成员为赖少其、唐英伟、潘业、陈仲纲、刘仑、吕蒙等。1934年冬，当鲁迅先生得知李桦组织现代版画会的时候，无比兴奋地说：“我深希望先生们的团体，成为支柱和发展版画之中心。”[⑨]此后，现代版画会和平津木刻研究会南北呼应，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就木刻创作、出版书刊画册和举办展览而言，在3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和现代版画会相媲美。它曾经连续出版了18期的《现代版画丛刊》，另外还出版了《木刻界》4期以扩大木刻运动的宣传。现代版画会的另一杰出贡献是在1936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发动和举办了“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1936年7月5日到10日，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首先在广州中山图书馆展出。后移展杭州、绍兴。1936年10月2日到8日，又移至上海展出。其时鲁迅先生已身负重病，但仍然前往观瞻。当看到李桦的木刻连环画《黎明》的时候，因为多达90幅，鲁迅先生便说：“连环画是无须这么多的，最好是二三十幅，短小精悍往往比长篇大著有力，作家应该宝贵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观赏之余，鲁迅先生欣慰的说：“就总体而言，这回自然比前进步多了。”接着他又和在场的青年木刻家们就木刻方面进行了座谈，并就木刻创作的真实性和作家的修养等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这次和青年木刻家的畅谈是伟大的导师和青年们的最后一次欢聚。1935年以后，由于青年木刻家的努力和两次全国木刻展览的影响和推动，我国的新兴木刻运动发展更为迅速。1935年后，上海的木刻运动复苏并再度高涨。标志之一是“铁马版画会”的成立。1936年1月30日，江丰、野夫、沃渣、温涛在上海组织铁马画会。先后出版了三期《铁马版画》。《铁马版画》创刊后，立即赠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也对该社寄以厚望，他在给野夫的信中说：“我想，倘有一个团体，大范围的组织起来，严选作品，出一期刊，实为必要而且有益。我希望铁马社能做这工作。”[⑩]上海版画运动再次高涨的又一标志是“刀力木刻研究会”的诞生。他们的活动是经常刻制木刻传单，以“职业界救亡会”的名义，深入工厂，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正当木刻运动走向新的高潮的时候，伟大的导师鲁迅先生不幸病逝。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全国顿时陷入一片悲痛之中。但是中国的青年木刻家们深深地懂得，对于导师最好的纪念是把鲁迅先生曾经全力推动的木刻版画事业发扬光大。1937年7月 李桦、力群、新波、江丰、曹白、野夫、陈烟桥、林夫等发动筹组《第三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但正当作品筹集之时，却因“七·七”事变爆发而流产。至此，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结束了其最初的历程。回顾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历史，鲁迅先生在介绍西方版画和在推动新兴木刻运动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言自明。同时在版画理论上，鲁迅先生也提出了许多富有理论性和指导性的灼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即版画为大众，人物为中心，技巧要过硬，作品要能懂，遗产要继承，追求民族性。鲁迅先生的这些版画理论，在推动中国现代版画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吸取西方版画的长处，继承传统版画的精华并创立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版画方面，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中国新兴木刻在萌芽时期，由于较多的受了欧洲版画的影响，导致缺乏独特的民族风格，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的思想才更有深远的历史指导意义。对于鲁迅先生在新兴木刻方面的贡献，当代版画大师赵延年先生说：这一切，归根结蒂要感谢鲁迅先生。若没有他的辛勤扶植与谆谆教导，木刻青年们不可能有如此清晰的头脑，明确的奋斗目标。 （四） 1937年3月，上海木刻作者协会成立，从此，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抗战八年木刻时期。 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地延安，使得谋求革命与进步的木刻艺术家们自失去了鲁迅这位指导者后又寻到了适宜发展的土壤。1936至1940年间，胡一川、沃渣、江丰、马达、陈铁耕、张望、力群等相继来到延安，他们大部分集中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鲁艺于1938年春成立，该院美术系的干部与教员，除少数漫画家、油画家之外，主要就是木刻家。1942年，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木刻工作者和美术工作者们以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原则，深入农村，深入工厂，深入前线，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同时向民间美术学习，探索中国木刻的新形式，从而产生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较高，具有民族风格的木刻作品，如古元的《运草》、《减租会》，彦涵的《抢粮斗争》、《帮助移民建立家业》，力群的《帮助群众修理纺车》，张望的《八路军帮助农民收秋》，石鲁的《改造西洋景》，罗工柳的《马本斋的母亲》等。这些作品明快易懂，克服了早期木刻中的欧化倾向，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同时也为中国木刻揭开了新的一页。参考文献： 1．《中国版画通史》 王伯敏 河北出版社 2002年6月第一版 2．《中国现代版画史》 李允经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年10月第一版 3．《鲁迅与木刻》 （日） 内山嘉吉 奈良和夫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10月第一版[①] 见鲁迅：《〈北平简谱〉序》。[②] 见鲁迅：《〈 新俄画选〉小引》。 [③] 见鲁迅：《〈木刻创作法〉序》。[④] 见鲁迅：《〈木刻纪程〉小引》。[⑤] 见鲁迅：《〈木刻纪程〉小引》。[⑥] 见鲁迅：《〈木刻纪程〉小引》。[⑦] 即1932年6月鲁迅主办“德国版画展览会”的展品。[⑧] 实际上是春地画会附设之木刻研究会的对外名称。[⑨] 见鲁迅：1934年12月18日致李桦信。[⑩] 见鲁迅：1936年2月17日致野夫信。

1928至1937这十年间，表面上是国民政府大成功。但1927年的中国国民党清党，使共产党作家从此努力在文学方面夺取领导地位。1930年3月2日下午2时左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虹口窦乐安路201弄1号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冯乃超、华汉、郁达夫、田汉、沈端先、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钱杏邨、鲁迅、蒋光慈、柔石、林伯渠等50余人与会。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提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战士”作为战略任务。”阳翰笙代表党组织发表总结性讲话：“国民党反动派正加紧白色恐怖和反革命围剿，镇压革命力量。我们要加强队伍的团结……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中去，到劳动人民中去。这也是中央和省委的意图……帮助党在那里做好宣传工作，还要增加对工人的了解。”成立大会专门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以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阐释，并且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1932年，为反击“文化围剿”，阳翰笙与田汉等“文总”各团体负责人共同筹划，抽调金山、赵丹等“剧协”成员，聂耳、吕骥、贺绿汀等音乐人开辟电影战线，拍摄进步电影，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重心。阳翰笙代表“文总”党团组织着力培养聂耳、王莹、陈波儿等青年艺术工作者入党，成为进步电影骨干。左翼电影战线逐步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电通、天一等电影公司。1935年2月，上海文委领导成员遭到大逮捕，2月19日晨，阳翰笙在南京的家里被国民党抓捕，同田汉等一起被投入南京老虎桥监狱。只有周扬和夏衍幸免。左联与文委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1935年11月，《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史沫特莱接到了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的信，在内山书店将这封信转交给鲁迅；鲁迅将信通过左联行政书记胡风、左联组织部长及党团成员王尧山，辗转交给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周扬。1935年12月17日，长征后的中共中央在陕北举行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春，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康生通过萧三指示解散左联；鲁迅和茅盾曾对左联的解散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的示弱和溃散，并由此加大了对左联实际掌控人、左联中共书记周扬的不满，由此引发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其实是“鲁迅派系”借机以更“左”的面目、表示对周扬在左联内架空鲁迅“主帅”地位的不满）。1936年4月，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在上海采访鲁迅，问及左联情况时，鲁迅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这次采访内容随后在《改造》期刊公开发表。鲁迅拒绝加入1936年6月7日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另外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鲁迅写信称“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扩展资料：中国共产党成立此一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左联是1930年10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的团体成员，先后参加“文总”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以及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音乐小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及中共电影小组）、中国普罗世界语者同盟（世界语小组）等8个团体。阳翰笙任“文总”党团书记。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是胡智明吧!貌似越南的,有个胡志明市!何明智，四川苍溪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十军排长。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通讯队指导员、营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团政委，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军随营学校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百团大战和上党、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1952年后，任第三海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海军水警区政委。1956年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后历任海军潜艇学校、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政委，海军舰队政治部副主任，海军水面舰艇学校政委，海军舰队顾问。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何明智，中共党员，教授，四川西充人，川大经济系毕业。在昆工近 40年的教研工作中，承担了本专科生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党史、社建、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公关学、环境经济与管理、国际贸易与金 融、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文选；硕士研究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资本论选读等多学科的讲授及原著与理论学习辅导等。坚持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际、改革开放与政治思想结合。刻苦学习、默默追求、勤奋耕耘，多次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活动，紧跟理论与实践前沿。 出版著作有：参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省一等奖）、《马克主义原著选读》；副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题解》、《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主编《实用公共关系学》（省教委三等奖）、《税收指南》（省三等奖）、 《学习与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校二等奖）；主审《转型时期价值新论》等。 发表论文有："保护环境、造福人民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内容"、"生产力要素经济初探"、"云南生产力布局原则浅议"、"试论精神生产力"（以上校优秀论文奖），"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环境经济"（省四等奖），"纵观毛泽东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 （省部二等奖），"云南省工业企业科技现状与发展建议"（省三等奖），"确立科学的环境价值观"，"论我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价值"等。获校系两级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奖。在教研室主任工作中获有色总公司和校级教书育人先进集体奖。在担任云南省高校《政经》、《社建》教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主编《教学与研究通讯》期刊、组织带全国性及全省的教学备课会、研讨会、调研等活动，推动和促进了两课的建设和改革。经学校等有关部门推荐审核，纳入科技部成果司《国家级科技成果评审专家数据库》。参加国家教委"资助优秀年轻教师资金"对《我国中西部国际经济合作环境问题研究》申报课题评议等。何明智 1915年12月出生，四川苍溪人。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30军特务队排长。参加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在长征途中，3次过草地，4次负伤。1937年10月起，历任八路军第129师通信队政治指导员、通信营政治委员，太行军区特务营政治委员，第5军区分区34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参加响堂铺战斗、百团大战和上党战役。1946年12月起，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8旅23团政治委员，第3纵队教导团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11军随营学校政治部主任。参加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1950年1月，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3分校3总队政治部主任。1951年2月，任海军快艇学校政治部主任。1955年10月，任海军水警区政治委员。1956年8月，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57年7月起，历任第4海军学校副政治委员，海军潜水艇学校政治委员，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政治委员。1976年2月，任海军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1977年10月，任海军水面舰艇学校政治委员。1981年11月至1983年10月，任海军北海舰队顾问。1955年，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

青年：实现江西崛起的希望同学们、同志们：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青年都是社会上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党和人民对青年寄予殷切希望，广大青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自己的青春活力和满腔热血，为祖国和人民建立了杰出的功绩！ 九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就要深刻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充分认识五四运动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二十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和封建专制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大地风雨如磐，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1919年5月4日，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北京数千学生涌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由此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斗争的浪潮。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以往前赴后继斗争的继续和新的发展，鲜明地贯穿着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题，奏响起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主旋律。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7日，就迅速得到江西的声援，先从九江开始，5月12日蔓延至省会南昌，进而遍及全省专区城市，并且一直持续到1920年5月。1927年后，江西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中心地区，也是一大批平均年龄才20几岁的青年革命志士实现强国理想的伟大试验场，崎岖的井冈山路，终于走出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瑞金苏维埃政权的幼苗，终于长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棵参天大树。五四运动以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中，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努力汲取和传播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决不辜负历史的使命和人民的期待。 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人类思想的每一次解放，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猛烈地冲击和荡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与“科学”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两面大旗，这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在“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指引下，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青年和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中国、看世界，从对各种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的鉴别中认真思考。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内，全国各地新创办的宣传新思潮的期刊达400余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毛泽东同志曾赞誉说：“五四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最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对我们当代青年来讲，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要充分发挥年轻人年富力强、思想活跃的优势，大力弘扬开风气之先的传统，增强蓬勃向上的朝气、开拓进取的锐气、不畏艰险的勇气，冲破一切束缚思想的牢笼，努力走在解放思想的最前沿，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五四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传播的伟大运动。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但是，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能够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始，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先进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五四以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改造中国”的呼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经过介绍、研究、比较、争论、实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后期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使五四运动迈向了更大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中间桥梁作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今天，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真正信仰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实践党的创新理论，做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牢固确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和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成长。 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证明，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我们事业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与青年人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去年以来，在举办北京奥运会、抗击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年青一代表现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实证明，80后、90后的年青一代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大有希望。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鼓舞着我们，实现富民兴赣的历史重任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对于我们缅怀革命先驱，准确把握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继承光荣传统，展望美好前景，加速江西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此机会，向全省青年提几点希望。 第一，牢记崇高使命，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楷模。 伟大的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过：“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崇高的理想，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引导人们走向成功的精神支柱。青年时期是理想信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古往今来，凡有作为者，无不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而且大多立志于年轻之时，追求于一生之中。人的一生只能拥有一次青春，当一个人在年轻时就把自己的人生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他所创造的就是永恒的青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并矢志不渝为之奋斗。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理想信念，他们才能在极其恶劣的斗争环境下，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中，引领革命航船，越过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战胜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也有许多年轻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了理想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从五四时期的刘和珍，到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锋赵醒侬；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袁玉冰，到江西工人运动的先驱陈赞贤，还有在八一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在赣东北根据地、赣南苏区，在长征中牺牲的无数青年英烈，他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靠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坚定而崇高的理想信念。正如方志敏烈士在英勇就义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全省广大青年一定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辈对远大理想执着追求、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高识别能力，善于明辨是非，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切实做到把个人命运同党、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任何情况下都确保在理想信念上不犹豫、不含糊、不动摇，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第二，掌握过硬本领，争做好学上进的榜样。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尤其要勤奋学习。不学习就要落伍，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在知识爆炸的今天，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倍增的周期越来越短。19世纪初，人类的知识每50年翻一番。到20世纪初，这一速度变成每10年翻一番，20世纪60年代，知识翻番的周期是8年，70年代减少为6年，80年代缩短为3年，进入90年代以后，更是1年就翻一番。研究资料显示：在知识更迭日益加快的今天，一个本科生毕业两年内，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三年内，一个博士生毕业四年内，如果不及时补充新知识，其所学的专业知识将全部老化。这就使得广大青年学习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更加紧迫。广大青年要继承五四青年勤于学习、敏于求知的精神和品质，把学习作为个人成长的第一需要和第一任务，内化为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毕生追求，以如饥似渴、只争朝夕的精神，滴水穿石、磨杵成针的毅力，永不满足、攀登不止的劲头，努力做到率先学习、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既要钻研专业知识，提高岗位技能，又要开阔视野思路，优化知识结构，不仅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还要学习经济、文化、科技、法律、金融等各种知识；既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又要树立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培养科学精神；既要坚持向书本学习，又要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努力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未来属于青年，更属于有知识的青年。当前，一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置身其中的每一个青年人都已深刻地感受到了网络、平台、数字化所带来的强烈冲击。截至2009年3月，我国网民总数已达3.16亿人，较去年年底又增加了1620万人，普及率达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1.17亿，比去年增长了1.3倍。特别是随着3G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状、立体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方式，将给传统的、单向的传播模式带来更大冲击。目前，互联网已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具有很强的聚集、“放大”效应，其覆盖面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比如去年6月2日我与网民互动交流活动的点击量就突破了1000万人次，整个“问计”活动得到了包括大学生朋友在内的许多网民的积极参与，共收到各类建言4.2万条，网络跟帖6万多条。因此，我们广大青年必须紧跟科技发展潮流，努力学习最前沿的知识、最先进的技术、最现代的手段，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顺应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的精英之才、栋梁之才。 第三，积极投身实践，争做创新创业的标兵。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只有勇于和善于创新，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人之可贵在于能创造性地思维。美国哈佛大学原校长普西曾经深刻地指出，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之间的分水岭。青年人朝气蓬勃，思维敏捷，敢为人先，最少陈旧观念，最具创造活力，是创新的希望所在。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就创造出一番了不起的业绩。牛顿23岁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26岁时发表了《狭义相对论》，迈尔28岁时发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贝尔28岁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电话机，爱迪生32岁时发明了电灯，莱特兄弟32岁时发明了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诺贝尔27岁时发明了炸药，比尔•盖茨20岁时创建了微软公司。我国执行神舟七号任务的一线科技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许多年轻的技术骨干挑起了大梁。我省的江铃汽车集团袁政海班组平均年龄也只在35岁以下，短短几年间,共48人次分获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广大青年一定要向先进榜样学习，充分激发自身蕴藏的创新能力、创造活力，敢于摒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勇于破除一切与先进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陈规陋习，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努力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投身创新实践，为实施科教兴赣战略，发挥更大的作用。青年时期是人生创业的大好时光，也是最易出创业成果的时期。近几年省里出台了许多政策推动全民创业，一大批有为青年抓住机遇艰苦创业，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如年仅34岁的彭小峰，最初学习国际贸易专业，2003年才接触光伏产业，凭着坚韧不拔的努力，仅用6年时间，他所创立的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就成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光伏公司，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他本人被《星期日泰晤士报》列入绿色百富榜。前不久省里举办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报告活动，其中有许多青年的创业事迹值得大家学习。当今时代为青年创业提供了崭新舞台，拓展了广阔空间。广大青年一定要紧紧抓住机遇，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风浪、磨练才能，勇于创业，创成大业。只有每个青年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有效释放，才能更好地推动整个社会的创造源泉涌流、活力迸发，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提升道德修养，争做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先锋。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青年时期是品德养成的关键时期，青年是引领社会风尚之先的积极力量。青年时期注重道德修养，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自身的成长将会产生深远的作用。 “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和良好品德的养成，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中国古代儒家的孔孟学说为基础，主张“仁德”修养，提倡仁爱、明礼、守信、和义的道德观念。在我国古代的教育中，人格教育是摆在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知识教育。《三字经》、《千字文》、《童蒙须知》、《弟子规》、《礼记》等都是流传至今的著名启蒙教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三字经》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在当代，党中央将道德教育始终贯穿于素质教育之中，作出了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决策部署，大力推进思想道德建设。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碰撞，一部分青年道德缺失，对一些丑恶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青年不讲文明礼仪，甚至把放肆当作潇洒、把粗俗当高雅、把随便当随和；有的不讲诚信，出尔反尔甚至坑蒙拐骗；有的青年不敬老、不孝亲，甚至虐待老人，等等。青年中存在的这些道德缺失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古人云：“有才无德，其行不远。”青年的道德风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决定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我们广大青年继承五四精神，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五四精神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有机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与我省的优秀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江西自古就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江西又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广大青年去传承、去弘扬，并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全省广大青年，要带头倡导和实践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奉行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努力成为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积极最活跃的群体，成为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中坚，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以实际行动树立新一代青年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形象。 第五，弘扬优良传统，争做新时期艰苦奋斗的表率。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世纪中国青年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可以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不断创造的辉煌史。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五四运动以来革命先辈在追求民族复兴的漫长岁月里，面对各种困难和考验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从井冈山时期的红米饭、南瓜汤，到长征途中的吃草根、煮皮带；从抗日战争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边打仗边垦荒种地，到抗美援朝一把炒面一把雪，以及到和平年代的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我们正是凭借着这种宝贵的精神，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造就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地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江西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但与此同时，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了享乐主义思想，不愿过艰苦奋斗的生活。有的青年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贪图安逸、厌恶劳动；有的讲究排场,互相攀比,吃要美味,穿要名牌,玩要高档；有的大手大脚、挥霍浪费、暴殄天物。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省仍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高消费，没有任何理由讲排场，比阔气，更没有任何理由奢侈浪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越是发展，越要提倡艰苦奋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是一所大学校。艰苦可以磨练意志，艰苦可以陶冶情操，艰苦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司马迁在其《自序传》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这些伟大的人物与作品之所以世代相传，是因为作者在经历巨大挫折与磨难之后，仍矢志不渝，坚韧不拔，这充分说明了艰苦奋斗是实现目标、取得成功的关键。广大青年要深刻认识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国情、省情，把五四精神转化为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强大动力，做到自强不息、不怕困难、勤奋工作、勤俭节约、百折不挠、忘我奉献，始终走在江西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最前列。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危险面前不畏惧，在挫折面前不气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困难和矛盾当作挑战自我的机会，不断增强奋起直追、赶超一流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的过程中，开辟崭新的天地。特别是在当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广大青年更要知难而进，自立自强，脚踏实地，主动到基层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我省改革和建设第一线勇挑重担、奋发有为，用奋斗创造永恒的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在无私的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