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研究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有人研究认为：“人类绝不是首先从天然环境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的和异常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成为促使森林古猿种群分化并从中派生出人类的主要原因”.（陈恩志：《中国与南亚人类起源中心说》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中国喜玛拉雅山系是距今1800万年地球板块飘移、碰撞、隆起而致的造山运动的结果,生态环境的巨变可能是促使人类产生的条件.横断山脉东侧近数十年来不断有蜡玛猿、西瓦猿化石的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一、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数十万年以上的原始社会时期.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址和考古学文化,有以下几种可作代表： 　　元谋人.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元谋盆地东侧山麓的小丘上,发现同属一个不大年龄的人体左、右上内侧门齿化石两颗化石.以后经多次发掘,在元谋人化石所在的褐色粘土层里,又发现了石器、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表明约在170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这里生息繁衍.(胡承志：《云南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　蓝田人.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蓝田人头骨、颌骨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蓝田人属中更新世时代,包括蓝田县城东的九间房公王岭和城西北的泄湖陈家窝两个点,前者距今78～80万年,后者距今50～60万年,两地相距29公里,除发现人类化石外,还出土有石器、动物化石、炭屑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5年) 　　北京人.距今约40～50万年,北京人化石自1921～1966年历次发掘所得,共有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包括单独的面骨）14块、下颌骨15块、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锁骨1根、月骨一块、零散和附连在颌骨上的牙齿153颗、约代表43个个体.除人类化石外,尚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角器以及丰富的用火遗迹.(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中华书局,1964年) 　　丁村人.1953年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发现有旧石器和动物化石,1954年和1976年又两次发现人类化石.丁村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典型遗存之一.在石器中,三棱大尖状器最具特色.丁村文化距今15～10万年.(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年) 　　山顶洞人.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发现,故名.属于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距今约18,000年.除人类化石外,还出土有穿孔饰物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并发现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方式.(贾兰坡：《中国在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还有马坝人、长阳人、资阳人、柳江人、河套人等,古人类化石遗存十分丰富. 　　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中国大地,从内蒙古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到处都有发现,迄今总计在6000 处以上.典型的有： 　　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名.时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其分布为以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共发现遗址1000余处.重点发掘的有：陕西的西安半坡、郑州大河村等十余处.仰韶文化的陶器以手制红陶为主,房屋遗址发现400多处,建筑形式有半地穴及地面营造等.仰韶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兼作采集和渔猎,一般认为具早、中期为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晚期开始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也有称为金石并用时代的.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而命名.龙山文化内涵丰富,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时间为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在豫西、豫北、豫东等地区,发展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泾河、渭河流域,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共性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石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某些遗址发现了铜器.揭开了青铜文比的序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1～12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此外,甘肃、青海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湖北的大溪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浙江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内蒙古东部和辽西的红山文化,云南、西藏的新石器文化等,反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普遍和丰富多采.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远古入侵》（英语：Primeval，台译：史前危机）是一套由英国的电视台ITV和负责后期制作的Impossible Pictures公司，联手打造的科幻电视剧。远古入侵主要内容是围绕一组由不同人物组成的队伍，负责处理英国境内的奇异点和从奇异点进入现代的古代或未来生物、以及对抗企图利用这些生物的坏人。《远古入侵》第一季2007年02月10日第二季2008年01月12日第三季2009年03月第四季2011年1月1日'第五季2011年5月24日《远古入侵》是一部投资巨大的科幻电视剧（相对于英国的科幻剧来说），首播于英国ITV电视一台。故事讲述了Nick Cutter教授和他的小组在迪恩森林（Forest of Dean）调查时发现了时空异常现象，这种异常产生的副作用直接导致远古时代的恐龙和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生物来到今天的地球。调查中，Cutter教授的妻子失踪了，Cutter教授不顾一切地想要找到她。电影版　　在BBC美国和科幻频道热播的科幻剧集《远古入侵》（Primeval）将被搬上大银幕，华纳兄弟公司已经获得电影改编版权。 　　电视剧《远古入侵》目前已经播了3季。该剧讲的是许多来自古代的奇特生物（包括恐龙）通过虫洞来到了我们现在的世界，一个进化论科学家领着他的小组调查这些事，展开了一场穿梭时间的大冒险。 　　电影版将由Akiva Goldsman 和 Kerry Foster担任制片，Kerry Foster说：“这部电影不但有《侏罗纪公园》的恐龙元素，还有《迷失》（Lost）的时间旅行情节，会像华纳其他的成功大制作一样。”

海底充满着美妙与神奇，一幅幅美不胜收的图景出现在海洋深处。一位潜水员叙述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海底景象时说，热泉喷口周围长满红嘴虫，短颚蟹在盲目地爬行，大得异乎寻常的褐色贻贝、海葵像群花一样在怒放，奇异的蒲公英状的管孔虫用丝把自己系留在喷泉旁，血红色的蠕虫用无数的触须在贪婪地吸取着水中的氧气和微小的食物颗粒，海底珊瑚更以其瑰丽的色彩、形态，展现着自己独特的风姿与美丽……单以海底这些生物群落来说，就足以使人眼花缭乱了。海底壁画为了逼真地描绘海底世界的美景，比利时画家杰米穿上系有质量13.5千克铅的潜水衣，潜入5.5米深的地中海海底，在这由海底植物、珊瑚塔和鱼类组成的世界里。杰米用特别的加重画架、合成纤维帆布以及颜料等画具，先后描绘了约370幅海底图画。他被人们称为世界上一流的海底画家。然而，令世人震惊的还不只是画家潜入海底绘画，而是在海底就藏匿着绘就的壁画，它们都是在距今万年前绘成的，这是在法国摩休粤海底发现的。这些史前的壁画是谁绘出的？它为什么深藏在海底?人们不禁对发现这些壁画的经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9年，法国马赛市的一位潜水员库斯奎在地中海摩休粤的一处岩崩遗址下，偶然发现水下有一黑洞，它距海面约40米。库斯奎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潜入洞中。他穿过洞口周围密密丛丛的珊瑚和海扇，向前探索着，在前进了大约50米后，洞道便变宽了，浑浊的海水在四处弥漫，洞穴更显得黑暗了。这位有经验的潜水员感到洞穴深不可测，便只好先撤回来。第二天早晨，他又出发了，并改变了探索的方式，他穿过岩缝，深入到水下150米的地方，半小时后，他便把头露出水面环视四周，发现自己是在一堵峭壁的旁边，水深仅及腰际，展现在眼前的竟是色彩斑斓的洞壁，有白色、蓝色、赭色相互交杂着，笋石、钟乳石如林，还有宏伟的石灰岩柱。这一神奇的发现令他惊讶不已。库斯奎多么想再深入洞穴中去看个究竟，无奈氧气已不多，只好改日再来。海底景观1990年7月9日，库斯奎再次下潜，并进入这一洞窟中，同去的还有3位潜水员，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潜水协会的会员。这次，他们还携带了袖珍灯、放光灯、防水摄影机等海底器材。他们沿着通道摸索着下潜，进入又深又黑的洞窟后，便把袖珍灯放在一块大石上，在灯光的照射下，漆黑的洞壁上赫然出现了几十幅美妙的壁画，其中有横排的小黑马图、巨角的山羊图、雄鹿图、奔马图、大野牛与猫的头部图以及企鹅图、野牛图、羚羊图、海豹图和一些手掌印，还有许多怪异的几何符号。他们急忙掏出防水摄影机，把这些壁画一一摄录了下来，满载而归。他们在寻思着：这些难以置信的海底壁画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他们查阅了很多考古书籍，也没能找到答案。他们决定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后，再向海事局报告。9月1日，一件惨案发生了，有些人竟仿效库斯奎等人进洞探险的举动，却因准备不足，洞黑如漆，结果撞在岩壁上而丧生。库斯奎等人想，再也不能等待了，便大踏步地走进摩休粤湾海事局马赛办事处，报告他们发现海底壁画的经过，以期引起注意，并防止同样惨剧的再次发生。最初，海事局的官员们并不相信，因为物证只有几张照片，幸而有两位专家认为这是可能的。这两位专家一位是海底考古研究部的调查员兼岩石艺术国际委员会主席克思德，另一位是全国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组主任、史前研究权威库尔丹，他们在海底曾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骨、燧石、木炭。他们知道海底有许多洞穴，在几万年前原是人类的居所，后来由于地壳下沉被海水淹没了。为慎重起见，法国文化部决定先派专家到现场勘察和证实该处是否系旧石器时代的居所。海底生物1991年9月19日，由海军调派的考古研究船驶至洞穴上方，船上有蛙人、专家和海军扫雷人员。库斯奎与一名海底专家先潜入洞穴把挂着灯的标志线拉好，尔后他与库尔丹一起潜入洞穴尽头。当他俩冒出水面，扭亮强力泛光灯照亮洞壁四周时，景象完全与库斯奎所描述的情景与拍摄的照片一样。这时，库尔丹惊叹道：“我从未见到过这样的图画与美景!”鉴定工作进行了4天，并经实验室测定证明：马、野牛、山羊等壁画和雕刻，全都是旧石器时代的特征，是按照史前艺术的惯例绘制出来的。绘画的炭是用挪威松和黑松烧成的，这两种松原来在这一带沿岸生长着。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采回的泥土样本里含有当时地中海沿岸生长的赤杨和花粉的化石。专家们确认这个洞穴是古人类举行宗教仪式的圣所，洞内没有工具、箭头、兽骨等遗物，说明人类栖居在洞外，洞壁的画就像现代教堂中的圣像和十字架，供人瞻仰、膜拜而用，掌印可能是符号语言的一部分。库斯奎这一海底洞穴壁画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因为它证明了法国东南部地中海地区也有旧石器时代艺术。如今，这个被命名为“库斯奎洞”的洞穴已闻名于世。详情官方电话

海底充满着美妙与神奇，一幅幅美不胜收的图景出现在海洋深处。一位潜水员叙述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海底景象时说，热泉喷口周围长满红嘴虫，短颚蟹在盲目地爬行，大得异乎寻常的褐色贻贝、海葵像群花一样在怒放，奇异的蒲公英状的管孔虫用丝把自己系留在喷泉旁，血红色的蠕虫用无数的触须在贪婪地吸取着水中的氧气和微小的食物颗粒，海底珊瑚更以其瑰丽的色彩、形态，展现着自己独特的丰姿与美丽……单以海底这些生物群落来说，就足以使人眼花缭乱了。为了逼真地描绘海底世界的美景，比利时画家杰米穿上系有质量13.5千克铅的潜水衣，潜入5.5米深的地中海海底，在这由海底植物、珊瑚塔和鱼类组成的世界里，杰米用特别的加重画架、合成纤维帆布以及颜料等画具，先后描绘了约370幅海底图画。他被人们称为世界上一流的海底画家。然而，令世人震惊的还不只是画家潜入海底绘画，而是在海底就藏匿着绘就的壁画，它们都是在距今万年前绘成的，这是在法国摩休粤海底发现的。这些史前的壁两是谁绘出的？它为什么深藏在海底？人们不禁对发现这些壁画的经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年，法国马赛市的一位潜水员库斯奎在地中海摩休粤的一处岩崩遗址下，偶然发现水下有一黑洞，它距海面约40米。库斯奎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潜入洞中。他穿过洞口周围密密丛丛的珊瑚和海扇，向前探索着，在前进了大约50米后，洞道便变宽了，浑浊的海水在四处弥漫，洞穴更显得黑暗了。这位有经验的潜水员感到洞穴深不可测，便只好先撤回来。第二天早晨，他又出发了，并改变了探索的方式，他穿过岩缝，深入到水下150米的地方，半小时后，他便把头露出水面环视四周，发现自己是在一堵峭壁的旁边，水深仅及腰际，展现在眼前的竟是色彩斑斓的洞壁，有白色、蓝色、赭色相互交杂着，笋石、钟乳石如林，还有宏伟的石灰岩柱。这一神奇的发现令他惊讶不已。库斯奎多么想再深入洞穴中去看个究竟，无奈氧气已不多，只好改日再来。年7月9日，库斯奎再次下潜，并进入这一洞窟中，同去的还有3位潜水员，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潜水协会的会员。这次，他们还携带了袖珍灯、放光灯、防水摄影机等海底器材。他们沿着通道摸索着下潜，进入又深又黑的洞窟后，便把袖珍灯放在一块大石上，在灯光的照射下，漆黑的洞壁上赫然出现了几十幅美妙的壁画，其中有横排的小黑马图、巨角的山羊图、雄鹿图、奔马图、大野牛与猫的头部图以及企鹅图、野牛图、羚羊图、海豹图和一些手掌印，还有许多怪异的几何符号。他们急忙掏出防水摄影机，把这些壁画一一摄录了下来，满载而归。他们在寻思着：这些难以置信的海底壁画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他们查阅了很多考古书籍，也没能找到答案。他们决定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后，再向海事局报告。9月1日，一件惨案发生了，有些人竟仿效库斯奎等人进洞探险的举动，却因准备不足，洞黑如漆，结果撞在岩壁上而丧生。库斯奎等人想，再也不能等待了，便大踏步地走进摩休粤湾海事局马赛办事处，报告他们发现海底壁画的经过，以期引起注意，并防止同样惨剧的再次发生。最初，海事局的官员们并不相信，因为物证只有几张照片，幸而有两位专家认为这是可能的。这两位专家一位是海底考古研究部的调查员兼岩石艺术国际委员会主席克思德，另一位是全国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组主任、史前研究权威库尔丹，他们在海底曾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骨、燧石、木炭。他们知道海底有许多洞穴，在几万年前原是人类的居所，后来由于地壳下沉被海水淹没了。为慎重起见，法国文化部决定先派专家到现场勘察和证实该处是否系旧石器时代的居所。年9月19日，由海军调派的考古研究船驶至洞穴上方，船上有蛙人、专家和海军扫雷人员。库斯奎与一名海底专家先潜入洞穴把挂着灯的标志线拉好，尔后他与库尔丹一起潜入洞穴尽头。当他俩冒出水面，扭亮强力泛光灯照亮洞壁四周时，景象完全与库斯奎所描述的情景与拍摄的照片一样。这时，库尔丹惊叹道：“我从未见到过这样的图画与美景！”鉴定工作进行了4天，并经实验室测定证明：马、野牛、山羊等壁画和雕刻，全都是旧石器时代的特征，是按照史前艺术的惯例绘制出来的。绘画的炭是用挪威松和黑松烧成的，这两种松原来在这一带沿岸生长着。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采回的泥土样本里含有当时地中海沿岸生长的赤杨和花粉的化石。专家们确认这个洞穴是古人类举行宗教仪式的圣所，洞内没有工具、箭头、兽骨等遗物，说明人类栖居在洞外，洞壁的画就像现代教堂中的圣像和十字架，供人瞻仰、膜拜而用，掌印可能是符号语言的一部分。库斯奎这一海底洞穴壁画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因为它证明了法国东南部地中海地区也有旧石器时代艺术。如今，这个被名命为“库斯奎洞”的洞穴已闻名于世。详情官方电话

《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合计已出刊600期以上，70年代以来又先后创办了《 文物资料丛刊》、《考古学集刊》、《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 、《史前研究》等刊物 ，并出版了《中国考古学年鉴》等。

杜汝霖牛树银郝东恒(石家庄经济学院)在河北省西北部阳原县桑干河流域，分布着记录有中国北方晚新生代地球演化、生物和人类进化历史的“泥河湾层”，其中的地层、古生物化石、古人类活动遗迹是非常宝贵的地质遗迹，是研究中国北方晚新生代，特别是更新世的经典地区和天然博物馆，为世人所瞩目。以泥河湾村附近的第四纪湖相沉积的命名的“泥河湾层”，广泛分布于阳原盆地(又称狭义泥河湾盆地)，在桑干河与壶流河交汇处附近约20km范围内是地学界研究的重点地带(图1)。自1924年以来，先后由大量地学专家进行了多方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取得十分丰富的成果，现简述如下：一、泥河湾层的研究发展概况对“泥河湾层”的研究，已有近90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国外学者研究阶段(1921～1949年)。1921年法国神甫文森特到阳原泥河湾主持泥河湾村教务期间，收集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1924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F.E.Licent)陪同英国地质学家巴尔博(G.B.Barbour)到泥河湾考察，同年发表论文将泥河湾村附近的地层分为两层，下部称泥河湾层，上部称土洞层[18]。1926年巴尔博等将上述两层合并，把黄土层以下和“红色黏土”层以上的地层合称为“泥河湾层”，并认为其时代相当于欧洲的维拉方期[19]。1930年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P.Tellhard)和皮孚陀(J.Piveteau)等发表了《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专著，记述了泥河湾层哺乳化石43种。“泥河湾哺乳动物群”就此确立[20]。1930～1941年间德日进及桑志华将“泥河湾层”划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主要由白色黏土组成，为上维拉方期；下部主要由砂砾岩组成，为下维拉方期。1948年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建议欧洲的维拉方动物群及其相应陆相地层作为第四纪早更新世的代表，中国泥河湾动物群与维拉方动物群相似。因此其所在地层可以进行对比，随之，“泥河湾层”就作为与维拉方组时代相当的中国北方第四纪早期标准地层之一。图1 泥河湾盆地地质遗迹位置图1—马圈沟；2—半山；3—岑家湾；4—东谷坨；5—飞梁；6—小长梁；7—马梁；8—油房；9—板井子；10—头马坊新中国成立后，对“泥河湾层”转向由中国学者占主导地位较广泛深入的研究阶段。主要有1954年在纪念中国猿人发现25周年大会上，我国地质工作者把“泥河湾层”时代定为早更新世，并成为我国北方，特别是华北地区早更新世标准地层之一。1957年袁复礼将“泥河湾层”作为早更新世早期的沉积物，并指出“泥河湾层”之上有红色土堆积。1964年王克钧等把泥河湾层改称为泥河湾组[1]。以后“泥河湾层”和“泥河湾组”并存。1976年贾兰坡、卫奇论文指出“通过许家窑遗迹的发现，证明泥河湾层”上部还包括晚更新世的沉积[2]。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泥河湾层(或)组的深入研究，对原有的传统观念提出越来越多的疑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1980年吴子荣等提出“泥河湾层上部可能有中更新统存在”[3]。1988年王淑芳发现泥河湾层上部普遍存在布伦赫斯正极性世与松山倒转极性世的界线，证实了泥河湾层有中更新统存在。1988年陈茅南等根据1924年巴尔博曾首先划分出泥河湾层和土洞层的事实，结合近些年发现泥河湾层上部有中更新统的存在，因此将上部中更新世地层命名为小渡口组。同时将贾兰坡等在许家窑古人类遗址发掘中发现出的“泥河湾层上部还包括晚更新世沉积的地层，命名为许家窑组”[4]。2000年《中国地层典》编委会第四系分册，在华北地层分区地层划分中，进一步肯定了陈茅南、贾兰坡等划分方案，将泥河湾层三分为三个组(表1)。表1 泥河湾层划分对比方案表二、“泥河湾层”中古生物研究进展概况泥河湾层哺乳动物化石早在 1926年就由巴尔博作了报道。1930年，德日进、皮孚陀发表了《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在该书中他们把三趾马红土以上、马兰黄土以下地层中的哺乳动物化石，定为泥河湾动物群，并将此动物群与欧洲维拉方动物群相对比。这一动物群主要特点是新近纪残余种与第四纪新的属种共存。其一，动物群中有三趾马、板齿犀等一些典型的第三纪(古、新近纪)末期的残余种属；其二，有许多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属种，如象、骆驼、野牛、羊等，在泥河湾早更新世初次出现。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外古生物学家在泥河湾盆地先后进行了大量的发掘研究工作，新的哺乳动物化石不断被发现，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动物群系列。除哺乳动物化石外，在软体动物化石、微体动物化石和微古植物孢粉化石方面也都有大量的发现(表2)。表2 泥河弯盆地更新世各种生物群一览表1.早更新世早期马圈沟动物群2001～2003年，谢飞、李珺、蔡保全等在发掘研究阳原马圈沟第三文化层时(属泥河湾层最低层位)，除发现大量石器外，还发掘出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共鉴定出25个属种(谢飞、李珺等，2006)[6]。依据古地磁测年资料，时代应属早更新世早期。化石名单见表3。表3 早更新世马圈沟第三文化层哺乳动物群主要化石名单(据谢飞、李珺等，2006)2.早更新世早期东窑子头动物群1977～1978年汤英俊等人在蔚县北水泉乡东窑子头大南沟东陡壁剖面中挖掘一批哺乳动物化石，为区内早更新世早中期动物群代表[7]，其主要种属见表4。表4 早更新世早期东窑子头动物群主要化石名单3.早更新世中期小长梁动物群小长梁动物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伴随的动物群，是1978年尤玉柱等人在大田洼乡官厅小长梁剖面发掘旧石器材料的同时发现的，其主要种属有：Hyaena sp.(鬣狗)、Hipparion sp.(三趾马)、Gazella sp.(羚羊)、Palaeoloxdon sp.(古菱齿象)、Equus sanmeniensis(三门马)、Cervus sp.(鹿)、Coelodonta sp.(腔齿犀)；在邻近同一层位还发掘出桑氏鬣狗(Hyaena licenti)，犀、鹿等化石[8]。4.早更新世中期辛窑子动物群辛窑子动物群辛窑子动物群是1982年刘锡清、卫奇在熊耳山洪塘河支沟辛窑子剖面上部发掘的，其中哺乳动物化石种类丰富，主要种属名单见表5。表5 早更新世中期辛窑子动物群主要化石名单(据牛平山等，2007)5.早更新世晚期泥河湾动物群早更新世晚期动物群是著名的泥河湾动物群，它最早是由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和皮浮陀(J.Piveteau)发表的，在1930年主要是采自下沙沟剖面泥河湾层上部的哺乳动物化石。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新化石材料的不断补充，这个动物群种属成分更加丰富(表6)。表6 早更新世晚期泥河湾动物群主要化石名单续表(据牛平山等，2007)6.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中更新世的哺乳动物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不断发现(郑绍华，1981；卫奇，1983、1991；李超荣等，1983；黄为龙等，1983；徐晓风，1986；黄万波等，1989；郑绍华等，1991；王乃梁等，1996)，逐渐补充形成的一个动物群。主要哺乳动物化石见表7。表7 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主要化石名单7.晚更新世许家窑动物群1976年，贾兰坡、卫奇等人在许家窑遗址发掘出古人类化石、大批石器及多种脊椎动物化石，称为许家窑动物群，其主要种属名单见表8[9]。表8 许家窑动物群主要化石名单8.全新世虎头梁-八马坊二级阶地动物群据盖培等(1977)在阳原县东城乡虎头梁村至井儿沟乡八马坊村之间的桑干河二级阶地砂质黄土层中，发掘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中伴随着发掘出许多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普氏羚羊、披毛犀、纳玛象、野猪、鸵鸟等。此外，在泥河湾村附近的三级阶地堆积物底部的粗砾石层里发掘出一些人类打制石器及一些动物化石(据贾兰坡等，1980)。其中动物化石有：Struthis sp.(鸵鸟)、Ochotonasp.(鼠兔)、Palaeoloxodon namadicus(纳玛象)Equus sp.(马)、Coelodonta antiquitatis(披毛犀)、Bos primigenius(原始牛)等。9.全新世丁家堡动物群1976年，阳原丁家堡水库施工过程中，从桑干河河床底部地层中发掘一批化石(贾兰坡等，1980)。对哺乳动物化石层同层的古树干的14C测试，其年代为距今3600～3800年，说明这个动物群为全新世的动物群，通常称丁家堡动物群。其主要化石种属有：Threskiornis cf.aethiopicus(白鹮)、Nyctereutes procyonoides(似浣熊貉)、Elephas maximus(亚洲象)、Equus przewalskyi(野马)、Coelodonta antiquitatis(披毛犀)、Cervus elaphus(赤鹿)、Bos pri-migenius(原始牛)等[10]。三、泥河湾层中的古人类遗址研究概况探索人类的起源的演化一直是地质学家、古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及考古学家等非常关注的重大课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近些年来泥河湾盆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现和进展，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中发现的古人类遗址，是我国截至目前发现最早的最连续的人类活动遗址，反映了古人类生活繁衍及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早期进化阶段。对泥河湾层古人类的研究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930年德日进和皮孚陀在《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专著中就首次提出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初期人类活动的可能性，他们指出“在桑干河进行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活动的遗迹。当最后三趾马经常来喝泥河湾湖水的时候，中国就有了人类。”又说：“对史前学来说，泥河湾的最大优点是它归属于这个关键期。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有人在此生活过，但我们知道人类可能存在。”他们最可贵之处在于首次大胆地提出了“泥河湾地区更新世初期就有古人类存在的可能性”，这个大胆的预见早已被中国学者所证实。1957年贾兰坡、王建在科学通报发表文章的标题是“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踏足地。[11]”这个论断，包含了他们对泥河湾层坚定追求古人类遗迹愿望和信心。从此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及河北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相继开展了系统的寻找和研究工作，主要有1965年王择义、王向前、武文杰率先在泥河湾盆地中部虎头梁，发现了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细石器遗址(于家沟65039和台子洼65040地点)，终于使早年的期盼变成了现实[6]。1972年盖培、卫奇在泥河湾村发现一件加工痕迹清楚的石核，使存在古人类遗址的证据得到进一步的确认[12]。1976年贾兰坡、卫奇在许家窑(阳原侯家窑)遗址中发现人类化石9件，大量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首次发现人类骨骼化石(表10)[2]。特别是1978年尤王柱等在小长梁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制品，不但有石核、石片，还出现大量有加工痕迹的刮削器和细小石器[13]。小长梁遗址的研究，是泥河湾层古人类研究里程碑事件，它完全证实了在更新世早期，确有大量人类活动的遗迹，它使半个多世纪以来前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完全变成了现实。小长梁遗址石制品出自泥河湾组上部、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经中国科学院地质所朱日祥研究组，历时3年，采集上千个样进行古地磁测年，朱日祥、鲍立克2001年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人类在东北亚最早出现的论文。终于确认其年代为距今136Ma。正是因为小长梁遗址作为我国当时最早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也是亚洲东北部和中华大地古人类早期发祥地之一才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262m长的历史青铜甬道的第一台阶上。小长梁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叩开了在泥河湾层中探寻古人类足迹的大门，继此以后，东谷坨、岑家湾、马梁、飞梁、半山等遗址相继被发现。目前泥河湾盆地内已发现早期人类文化遗址80多处。出土了数万件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从石器中已证明古人类已具有较熟练的锤击、打片、剥片及砍砸技术)，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化的全部历史(表9)。特别令人惊喜的是近些年来在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属小长梁遗址地层以下层位)发掘有大量石器、动物化石及各种遗物。发现的石器有2500多件，主要类型有石核、石片、断块、石锤以及经过加工修理的刮削器和砍砸器等，多数石器断口新鲜，没有搬运和磨蚀痕迹，原料多为燧石，看来当时人们已经能够从泥河湾层中挑选适于加工的天然砾石和石块进行打片活动，只用锤击法进行打片，修理简单而随意，器型粗糙而古掘[6、15](图2、图3)。2002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年代用古地磁方法进行测定，为距今166万a(朱日祥测定)。另有美国布朗测定其年代为距今早于180万a[16]。还有蔡保全、李强通过对马圈沟遗址哺乳动物化石，尤其对啮齿类化石研究，认为马圈沟第三文化层年代应早于距今180万a，并有可能达距今200万a[6、17]。由此证明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是泥河湾层最低层位，是我国和东北亚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同时也是东亚乃至全世界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并有可能往下找到更古老的古人类遗迹，与公认东非奥杜维大峡谷人类起源地相媲美。表9 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文化遗址系列相对年代表图2 马圈沟遗址第Ⅲ文化层的多台面石核1—2002MJG Ⅲ：716；2—2002MJG Ⅲ：814图3 马圈沟遗址第Ⅲ文化层的单刃刮削器2002MJG Ⅲ：156综合上述，旧石器时代泥河湾盆地古人类遗址系列与北京周口店遗址对比特征见表10。本文在撰写过程中蒙牛平山教授、谢飞研究员提供大量宝贵资料，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表10 旧石器时代泥河湾盆地古人类遗址系列与北京周口店遗址系列特征对比表主要参考文献[1]王克钧，照根模，辛永信.泥河湾地区新构造的表现.华北地质科技情报，1964(1)[2]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2)[3]吴子荣，孙建中，袁宝印.对泥河湾层的认识与划分.地质科学，1980(1)[4]陈茅南.泥河湾层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5]中国地层典编委会.中国地层典，第四系分册.北京：地质出版社，2000[6]谢飞，李珺，刘连强.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7]汤英俊，等.河北蔚县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及其在地层划分的意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18(4)[8]尤玉柱.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发现及其意义.科学通报，1979(8)[9]贾兰坡，卫奇，等.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17(4)[10]贾兰坡，卫奇.桑干河阳原县丁家堡水库全新统中的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18(4)[11]贾兰坡，王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踏足地.科学通报，1957(1)[12]盖培，卫奇.泥河湾更新世初期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4，12(1)[13]尤玉柱，等.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史前研究，1983，创刊号[14]朱日祥，等.人类在东北亚的最早出现.[英]自然(“Nature”)，2001，第413卷[15]谢飞.泥河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6]朱日祥，等.中国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古地磁年代测定.地球科学观察，2003(6)[17]蔡保全，等.泥河湾早更新世早期人类遗物和环境.中国科学(D辑)，2003，33(5)[18]Barbour G B.Preliminary observation in Kalgan area，Bull.Geol.Soc.China，1924，3[19]Barbour G B et al.Geological study of deposits of San Kan Ho basin in ibid.1926，5[20]Teilhard de Chardin P.Et Piveteau J.Les Mammiferes Fossiles de Nihowan(Chine).Annales de Paleon-tologie.t.XIX，1930官方服务官方网站

1.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思考》《史学月刊》2002年1期2. 《小长梁石工业研究》《人类学学报》2002年1期3. 《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4. 《“操作链”与旧石器研究范例的变革》刊《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2001年5. 《岭南史前研究的思考》《岭南考古论文集》2001年6. 《中国猿人》贾兰坡院士主编，陈淳著。7. 《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1998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9年3期8. 《微痕研究的探索与实践》《考古》2001年7期9. 《聚落、居址与围墙、城址》《文物》1997年8期10.《酋邦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98年7期11.《资源、神权与文明的兴衰》《东南文化》2000年5期12.《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昨天与今天》《第四纪研究》1999年2期13.《早期国家之黎明》《东南文化》1999年6期14.《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新视野》《科 学》1999年2期15.《两极法与piece esquillees》《人类学学报》1999年1期16.《考古学方法论的思考与借鉴》《东南文化》1997年4期17.《中石器时代的研究与思考》《农业考古》2000年1期18.《谈旧石器的精致加工》《人类学学报》1997年4期19.《再谈旧石器类型学》《人类学学报》1997年1期20.《旧石器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载《史前考古学的新进展——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999年科学出版社21.《城市起源之研究》《文物季刊》1998年2期22.《谈谈考古学的科学性》《文物世界》2000年4期23.《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农业考古》1997年3期

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其口沿用露地线纹作等距离的四方八位式分割，内壁绘画两个人面鱼纹、两个网格纹分置四正方位各自对称，这种网格纹为45度角斜置正方形，每边作十等分整体上被划分为100（10×10）格，其四角上又各接一个涂实的等腰三角形（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图一二四：17，图版壹壹伍；1982年版图84、112）。但是这种100格网纹在笔者所见著述和材料中，几乎所有的图式都没有严格、准确地依样模画，而是以象征性、写意性、概略性的方式绘出，甚至有的很潦草、随意。这些著述包括：吴山编《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72页图）、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94页图）、钱志强《试论半坡期彩陶鱼纹艺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辑刊》121页图，1988年）、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118页图）、申世放《鱼文化初论》（《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8页图二：1）、谢崇安著《商周艺术》（巴蜀书社1997年8月第1版，310页图三五：2）、巩启明著《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201页图二六：6）、蒋书庆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59页图一八）等等。大部分图式都因太小，网格纹画得不清晰，但约略可以分辨同一件彩陶盆、同一网格纹上画出八、九格，九、十格，十、十一格或九、十、十一格等；有的已经不是网格纹，而变成了两个涂黑的小方块，如《商周艺术》附图；有的网格纹是象征性地在正方形内拉几条对角线及其平行线，完全改变了原图的画法和意图，如《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附图。人面鱼纹盆内壁这种100格网纹，发现之始即被视为鱼纹，以后学术界大多也沿袭了这种说法，如：《西安半坡》称之为“画在陶器上的网状花纹，当时用网捕鱼的又一证据”（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图版52说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将半坡彩陶上的鹿纹、鱼纹、网纹视为当时渔猎经济发达的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6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认为“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多见鱼纹和网纹，也是当时捕鱼活动的写照”、网纹和斜方格纹饰于彩陶盆近口沿的内外壁“达到了最佳的装饰效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598页、600页），《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说“一件陶器上的鱼网纹饰，由十一条经线和十一条纬线组成，鱼网呈标准的菱形”（西安半坡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00页），《鱼文化初论》则直接将人面鱼纹盆内壁的两个100格网纹称为“两张鱼网”（《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8页）。既然是“鱼网”、装饰，那当然就不是很有必要作严格、精确的模画。 吴山先生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不仅将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绘画图案视为装饰艺术，而且将人面鱼纹和100格网纹合称为“人面鱼网纹”；可以看出，后来有些著述和研究中的附图是直接采用了吴著绘画，其失误在所难免。有些研究者注意到人面鱼纹彩陶盆口沿纹饰可能与表示四方八位、四时八节有关（如钱志强《试论半坡期彩陶鱼纹艺术》，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19—120页）或认为100格网纹反映了仰韶先民的几何知识（如巩启明著《仰韶文化》201页），但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对100格网纹作严谨、认真的模画和分析。将书庆先生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是迄今所见注重对彩陶纹饰作结构和数量分析的第一本著作，但他将100格网纹视作“两个方向线条的交错之形”，网纹便“成为阴阳交错之形的符号象征”，因此对人面鱼纹盆100格网纹也没有作准确的模画。陆思贤先生在《神话考古》一书中对100格网纹作了专门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它与立杆测影、天象历法有关，即表示夏半年晷影在三段六节之上，太阳通过表木的投影空间所画斜线，合于五段十节，即十等分，故用10×10=100之数，又将其与“羲和生十日”神话相联系，所以他单独将100格网纹作成一个图（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65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在与李迪先生合著的《天文考古通论》中，陆先生对100格网纹的认识虽然仍然持天文历法说，但具体含义有了变化，不再认为它与立杆测影或“羲和生十日”有关，而是引《说文》“毕，田网也”，认为它既与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也是象征毕宿与雨季的关系，所以人面鱼纹彩陶盆内的100格网纹就画成了写意性的图案（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70--71页，祡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可见，是否严格、准确地对彩陶图案进行模画，是与研究者、绘画者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有关的。模画失真，必然对研究有所阻碍，而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倾向性认识，则容易导致对原图模画的失真。 关于人面鱼纹盆内的100格网纹，笔者认为其含义当与天文历法有关：100格之数表示河图数55、洛书数45之和，即河图洛书数理表达方式的一种（河图、洛书原本是对1—10十个数字的排列形式，源于古人对十月太阳历的崇拜，参见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宋人刘牧、朱熹所传河图洛书在新石器时代可能已经产生，也可能同时与天象有关，但“河图”、“洛书”在历史上有多种表现方式或可以存在各种图式，朱熹《易学启蒙》所载河洛未分未变图即是用100个圆点，排列成10×10的方阵表示。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是对100数或1—10十个自然数的规律性排列即是“河图”、“洛书”，其本质实即对1—10十个自然数、十月太阳历以及100数的崇拜，因刘牧、朱熹所传黑白点阵河图洛书图式更为正宗一些，古人在上面又附会出许多深奥、丰富的含义，所以成了河图洛书的正宗图式）。100格网纹四角上的四个三角形两两尖角顶对，实即互相垂直的两个阴阳交午图形（半坡鱼纹常见的图式）中间断开后置入了100格网纹所致；这种处理方式应该是表示河图、洛书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数，而太阳历与立杆测影有关，这些联系与原始人类颇为神秘、混沌的思维方式正是十分吻合。关于100格网纹含义的这种理解，还可以从人面鱼纹盆其他纹饰内涵表达得到佐证：陆思贤先生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半坡和姜寨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认为它们与表现月相有关（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21—125页；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68—70页）。钱志强先生在《半坡人面鱼纹新探》中认为人面鱼纹盆口沿露地线纹作对称连接则构成甲骨文、金文中的“甲”、“癸”二字，代表十干，同时口沿露地线纹的四方八位式分布也可能与表示四时八节有关。孙新周先生同意钱先生的认识并认为十干与十月太阳历有关（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20页），何新先生也认为十干当起源于十月太阳历（何新著《诸神的起源》223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笔者还认为，人面鱼纹盆口沿露地线纹中的四个“|”纹即表示四十数，四个“个”纹为十二数，既与四时八节十二月历法有关，其总数五十二则与月相周期密合，即一年为五十二个七日。总之，人面鱼纹盆的所有纹饰从天文历法角度可以得到完整而合理的释读。参考资料：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2/527.html可能是想象吧!

　　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其口沿用露地线纹作等距离的四方八位式分割，内壁绘画两个人面鱼纹、两个网格纹分置四正方位各自对称，这种网格纹为度角斜置正方形，每边作十等分整体上被划分为100（10×10）格，其四角上又各接一个涂实的等腰三角形（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年版图一二四：1，图版；1年版图、11）。但是这种100格网纹在笔者所见著述和材料中，几乎所有的图式都没有严格、准确地依样模画，而是以象征性、写意性、概略性的方式绘出，甚至有的很潦草、随意。这些著述包括：吴山编《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年月第1版，页图）、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年月第1版，页图）、钱志强《试论半坡期彩陶鱼纹艺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辑刊》11页图，1年）、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年月第1版，11页图）、申世放《鱼文化初论》（《四川文物》1年第期，页图二：1）、谢崇安著《商周艺术》（巴蜀书社1年月第1版，10页图三五：）、巩启明著《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00年10月第1版，01页图二六：）、蒋书庆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上海文化出版社001年1月第1版，页图一八）等等。大部分图式都因太小，网格纹画得不清晰，但约略可以分辨同一件彩陶盆、同一网格纹上画出八、九格，九、十格，十、十一格或九、十、十一格等；有的已经不是网格纹，而变成了两个涂黑的小方块，如《商周艺术》附图；有的网格纹是象征性地在正方形内拉几条对角线及其平行线，完全改变了原图的画法和意图，如《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附图。人面鱼纹盆内壁这种100格网纹，发现之始即被视为鱼纹，以后学术界大多也沿袭了这种说法，如：《西安半坡》称之为“画在陶器上的网状花纹，当时用网捕鱼的又一证据”（文物出版社1年版，图版说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将半坡彩陶上的鹿纹、鱼纹、网纹视为当时渔猎经济发达的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文物出版社1年月第1版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认为“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多见鱼纹和网纹，也是当时捕鱼活动的写照”、网纹和斜方格纹饰于彩陶盆近口沿的内外壁“达到了最佳的装饰效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年月第1版页、00页），《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说“一件陶器上的鱼网纹饰，由十一条经线和十一条纬线组成，鱼网呈标准的菱形”（西安半坡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年月第1版100页），《鱼文化初论》则直接将人面鱼纹盆内壁的两个100格网纹称为“两张鱼网”（《四川文物》1年第期页）。既然是“鱼网”、装饰，那当然就不是很有必要作严格、精确的模画。　　吴山先生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不仅将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绘画图案视为装饰艺术，而且将人面鱼纹和100格网纹合称为“人面鱼网纹”；可以看出，后来有些著述和研究中的附图是直接采用了吴著绘画，其失误在所难免。有些研究者注意到人面鱼纹彩陶盆口沿纹饰可能与表示四方八位、四时八节有关（如钱志强《试论半坡期彩陶鱼纹艺术》，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1—10页）或认为100格网纹反映了仰韶先民的几何知识（如巩启明著《仰韶文化》01页），但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对100格网纹作严谨、认真的模画和分析。将书庆先生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是迄今所见注重对彩陶纹饰作结构和数量分析的第一本著作，但他将100格网纹视作“两个方向线条的交错之形”，网纹便“成为阴阳交错之形的符号象征”，因此对人面鱼纹盆100格网纹也没有作准确的模画。思贤先生在《神话考古》一书中对100格网纹作了专门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它与立杆测影、天象历法有关，即表示夏半年晷影在三段六节之上，太阳通过表木的投影空间所画斜线，合于五段十节，即十等分，故用10×10=100之数，又将其与“羲和生十日”神话相联系，所以他单独将100格网纹作成一个图（思贤著《神话考古》1页，文物出版社1年1月第1版）。在与李迪先生合著的《天文考古通论》中，先生对100格网纹的认识虽然仍然持天文历法说，但具体含义有了变化，不再认为它与立杆测影或“羲和生十日”有关，而是引《说文》“毕，田网也”，认为它既与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也是象征毕宿与雨季的关系，所以人面鱼纹彩陶盆内的100格网纹就画成了写意性的图案（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0--1页，祡禁城出版社000年11月第1版）。可见，是否严格、准确地对彩陶图案进行模画，是与研究者、绘画者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有关的。模画失真，必然对研究有所阻碍，而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倾向性认识，则容易导致对原图模画的失真。　　关于人面鱼纹盆内的100格网纹，笔者认为其含义当与天文历法有关：100格之数表示河图数、洛书数之和，即河图洛书数理表达方式的一种（河图、洛书原本是对1—10十个数字的排列形式，源于古人对十月太阳历的崇拜，参见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卷第期，1年。宋人刘牧、朱熹所传河图洛书在新石器时代可能已经产生，也可能同时与天象有关，但“河图”、“洛书”在历史上有多种表现方式或可以存在各种图式，朱熹《易学启蒙》所载河洛未分未变图即是用100个圆点，排列成10×10的方阵表示。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是对100数或1—10十个自然数的规律性排列即是“河图”、“洛书”，其本质实即对1—10十个自然数、十月太阳历以及100数的崇拜，因刘牧、朱熹所传黑白点阵河图洛书图式更为正宗一些，古人在上面又附会出许多深奥、丰富的含义，所以成了河图洛书的正宗图式）。100格网纹四角上的四个三角形两两尖角顶对，实即互相垂直的两个阴阳交午图形（半坡鱼纹常见的图式）中间断开后置入了100格网纹所致；这种处理方式应该是表示河图、洛书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数，而太阳历与立杆测影有关，这些联系与原始人类颇为神秘、混沌的思维方式正是十分吻合。关于100格网纹含义的这种理解，还可以从人面鱼纹盆其他纹饰内涵表达得到佐证：思贤先生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半坡和姜寨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认为它们与表现月相有关（思贤著《神话考古》11—1页；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0页）。钱志强先生在《半坡人面鱼纹新探》中认为人面鱼纹盆口沿露地线纹作对称连接则构成甲骨文、金文中的“甲”、“癸”二字，代表十干，同时口沿露地线纹的四方八位式分布也可能与表示四时八节有关。孙新周先生同意钱先生的认识并认为十干与十月太阳历有关（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0页），何新先生也认为十干当起源于十月太阳历（何新著《诸神的起源》页，时事出版社00年1月第1版）。笔者还认为，人面鱼纹盆口沿露地线纹中的四个“|”纹即表示四十数，四个“个”纹为十二数，既与四时八节十二月历法有关，其总数五十二则与月相周期密合，即一年为五十二个七日。总之，人面鱼纹盆的所有纹饰从天文历法角度可以得到完整而合理的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