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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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象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我们知道，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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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研究法 制度研究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曾 以当时各城邦的政治制度为对象，对各种政体形式及政治原则进行了比较 和分析。在近代，制度研究法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 包括国家的宪法、政权组织形式、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以及政权机构内部 的制衡和分权关系、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关系等问题。运用制度研究法研 究政治现象的基本目的，是分析政治形式同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即如何 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种政治形式来实现某种政治原则。制度研究法在社会各 阶级为自己设计政治生活模式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20 世纪 30 年代后， 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日趋复杂化和大批新兴学科的 出现，许多政治学研究者对制度研究法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制度研究 法忽视了对政治活动的主体──人的政治心理、动机的研究，并且仅仅局 限于对政治机构内部活动和法律条文进行分析，而这些并不能包括整个社 会的所有政治活动。他们主张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应从政治制度转移到政治 行为，提出用行为主义研究法取代制度研究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行 为主义研究法逐渐崛起并在 60 年代未期达到顶峰，使制度研究法受到很大 的冲击。70 年代以后，行为主义研究法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制度研究法的 地位开始回升。但人们在运用制度研究法时，也引入了行为主义研究法中 诸如数量分析、心理分析等手段。实际上，制度研究法和行为主义研究法 不是截然对立的，在对政治现象的分析方面，两者各有长短。“历史比较法”就是通过两种或几种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别来探索语言发展规律 的方法。缺点是不能联系社会发展和语言的各个方面。历史比较法是历史教学中特别 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是分析历史事物 和评析历史人物的常用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政治系统论政治系统论 （Systems Approach） 的代表人物是戴维·伊斯顿。 在． “什 么是政治”部分，我们已涉及过系统理论。任何系统都有一些要素，政治 系统的要素是输入、输出及反馈，这些也是政治系统理论的主要概念。从 输入――输出来分析政治系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宏观的政治思维方法。 系统论主要关心的是系统内输入与输出的关系。但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如何 处理？这是结构一功能分析所关心的问题。 政治系统论运用了系统论和控制论的一般原理，不注重实用国家这种 模糊的概念，而以政治系统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从宏观角度对政治过 程，特别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价值分配进行研究。它首先把政治看 成是一个既有层次分工而又有完整系统地有机整体，即政治系统，政治现象是这个系统整体的组成部分，政治系统内部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和各 个要素以及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 的。由此，政治系统论把政治的互动行为当作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主张 以政治系统的平衡和稳定为目标，着重分析系统的平衡和自我维持。其主 要代表人物有戴维·伊斯顿、莫顿·卡普兰等。行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20 世纪 30 年代后，在美国率先兴起、形成一种与当代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等有密切关联的政治学：行为主 义政治学。其主旨在于取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它对当代西方 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 当代西方政治学者面临着当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种危机，如帝国主义战争、声势 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少人无法解决和解释这些危机， 因而把这些矛盾的产生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试图建立一门“精确的”政治科 学来排斥他们所斥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为摆脱矛盾提供方策。行为主义便是 在这个历史前提下应运而生的。 政治行为主义首先是一种与传统政治学迥然不同的政治观。行为学派断定，古典 政治学理论的方法（如历史方法、法律方法和机构方法）带有道德和哲学色彩。 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须抛弃这种方法，对政治现象做“系统的、经验的和因 果的解释”，以便使政治学能够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者 Robert Dahl 认为，行为主义是对传统政治学极为不满的一场反抗运动。 达尔在谈到行为主义时确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 赋予他们行为的意义有关。 行为主义根据观察到和可观察的行为来谋求解释政治 现象。 ”从对国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的研究， 使政治学变成一种“非政治性的科学”， 不把国家及其体制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为主义运动的主要结果。 哈罗德·D·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中的影响因素和被施加影响者，戴 维·杜鲁门断定，政治学应研究利益集团的政治和调节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 过程；戴维·伊斯顿宣布政治学应研究“存在于任何社会当中的相互作用的系统” 和“社会财富的权威性分配”。E·C·班费尔德（E·C·Banfield）声称政治学应研究 解决或讨论问题的一般活动，如谈判、辩论、讨论、力量的运用和说服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政治行为主义已成为美国政治学领城内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 潮和方法论，并逐步得到其他国家政治学界的重视、研究或采纳。这股学术思潮 主要借用现代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门类的行为科学的理论成果，吸取 统计学和计算机等先进的数量分析和信息技术手段。 围绕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决策 这个核心内容，观察总结广泛的政治现象，产生了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的一系 列理论或分析模式，汇集成一股从观点、内容到方法等方面迥然不同于传统政治 思想和思辨的政治哲学的新型政治科学。纵观 70 余年的历史跨度，政治行为主 义是我们了解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内容。 政治行为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初到 50 年代是形 成时期。 这期间， 一些政治学者开始撰文著书， 批评和谴责传统政治学的形式—— 法律的研究方法，主张用新的手段和方法开展政治学研究。如英国政治学者卡拉汉·华莱士发表了 《政治学中的人性》 美国政治学者阿诸尔·F·本特利写下了 ， 《政 府过程》、查理·E·梅里安出版了《政治学的新方面》、哈罗德·D·拉斯韦尔也完 成了不少著作。这些人在构成行为学派的理论框架和原则以后，也就成为行为学 派的奠基人。他们呼吁注重研究人的政治行为，研究人性；断定只有人才能成为 政治研究的可靠依据， 并主张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和技术嫁接到政治学研究 上来，强调应利用科学的方法对政治程序进行详细调查和微观研究。 大约从 19C 末到 20C30 年代，可以看作政治行为主义在美国逐渐酝酿形成的时 期。 在美国，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于 19C 后半期。这段时间政治学研究 对象主要有两个：（1）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机构的来源及其发展历史；（2） 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法律体系， 研究宪法和有关法典如何规定政府机构的职能以及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随着 20C 初叶世界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和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这种以政治制 度和法律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方法逐渐受到政治学者们的批评。 他们对前 人树立的刻板的历史叙述、逻辑推理及其它规范程式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转而寻 找新的理论和方法。 政治行为主义的产生与以下几个重要社会条件分不开。 首先是当时欧洲各类社会 科学的影响。从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政治学界就一直受到托克维利等欧洲 学者的强烈影响。得自欧洲一些著名大学的教学方法的启发，许多美国学者开始 倡导政治学的科学性。20C30 年代，大批欧洲学者为逃避法西斯主义的迫害， 从大西洋彼岸到了美国，又为学术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当中有 些人后来在美国政治学界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一大批欧洲或欧洲式的社会科学家强调： 政治学必须借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理 论，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现象。他们带来的新的科学分类思想对美国政治学界的 影响难以估价。弗利德里希和帕森斯介绍来马克思、杜尔克海姆、弗洛伊德、韦 伯、 帕雷托、 莫斯卡、 米切尔斯的学说， 推动了后来政治行为主义的诞生和发展。 心理学研究成果对政治行为主义的启迪和影响。巴甫洛夫（Pavrov）、约翰·华 生（John Waston）和 B·F·斯金纳（B·F·Skinner）等心理学家创立的“行为心理 学”，注重运用刺激——反应模式解释人类行为，强调研究可观察的刺激因素， 这些思想对政治学行为研究有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可以 说是当时各门科学（首先在心理学）中发生的行为科学的一个边缘产物。 其次， 是国际和国内的现实需要驱动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加重视并直接接触普遍 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二战当中，一大批政治学家走出校园和研究机构，亲自 处理联邦政府或地方的日常政治事物和管理工作。通过切身的经验，他们察觉到 传统理论与实际问题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到研究工作存在着严重缺欠，旧有的学 园式结论不可能预测未来的政治局势。这些迫使他们在方法论上检讨自己。在这 股日趋壮大的学术思潮带动下， 一些影响力颇大的政治学家已开始在自己的著作 中主张：政治研究要关心现实。打破过去那种以图书馆为基地的研究方式；研究 面向人们的政治行为，特别要重视各种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运用实地调查和 统计分析的方法，努力对人们的政治抉择作出预测并给以检验。 与此同时，美国各种社会势力也出于长远或近期的考虑，大力资助政治学团体的 研究活动， 因为搜集和分析大量实际资料要比局限于图书馆当中作研究所需的费 用大得多。大基金会通过资助某些中意的研究项目，制约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和思想倾向。二战后，各基金会进一步重视资助诸如选举等短期行为科学研究项目及 一些跨学科研究。 最后，应该看到，行为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和美国注重实用传统及现代西方哲学 的影响密切相联的。20 世纪初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方法论就启发过许多政 治学家。 在现代哲学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有逻辑实证主义。 其代表维也纳学派主张： 一切理论都要有经验上的根据， 由直接或间接的验证预以证实或推翻；理论必须出于彻底的科学态度，并且有赖 于多学科的合作；哲学的任务是以语言分析为主要方法，达到对知识和科学的解 析等。在传统和思潮的推动下，美国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一股占主流位置的观点： 科学的实质在于收集客观资料，收集政治生活的无情事实。这一观点直接针对 19C 以往的推理方法，就是说学术界认识到，要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光靠对法 律权利与义务作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是不行的，社会知识的可靠性在于事实。这 样，重事实而不重目标。重现状研究而不重方向研究，成了普遍倾向。美国政治 学会 1903 年成立，早期的几位会长都是主张政治学科学化的学者。20C20 年代 初，美国几次全国政治学会议的基本思想就是强调利用新技术收集新情况、新资 料，而不注重理论的作用。学术界认为，事实会自己说话。 政治行为主义的形成，包含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在美国，对传统的制度研究加 以批评的学者，首推以研究方法论著称的社会科学家阿瑟·F·本特利。他早在《政 府过程》（1908）中就抨击当时的政治学是一门僵死的学问，只对政府脯机构 的最表面特征作形式上的研究。他主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使政治学变为 名符其实的科学。英国学者 G·华莱土在 1908 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中，也 把政治动机看作理解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新领域， 主张采用心理学与自然科 学的方法研究政治。J·布鲁斯说过：“所需要的只是：事实、事实、事实。”这句 话典型地代表了那个时代政治学者最重视的东西。 布鲁斯还赞扬科学及其严谨性， 这反映了当时美国知识界反对墨守传统的共同态度。 继本特利之后，对推动政治行为主义形成起作用最大的，是查尔斯·E·梅里安和 他带动下的“芝加哥学派”。梅里安在 1921 年发表论文《政治学研究之现状》， 正式提出广泛应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人种学、生物学、统计学的技术 和成果改造政治学研究状况。 美国学者一般都把这一年看作科学化运动开始的时 间标志。1925 年梅里安出版《政治学的新方面》可以看作是对学院式政治学的 批评和发展政治行为研究的日程表。梅里安首先提出“新政治科学”这个名词。他 主张，政治学必须应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把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 对象之一，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必然形成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梅里 安在 20 年代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以后一、二十年当中，该系培养 了一批研究生，他们成了后来闻名全美的政治学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有早期 的 H·F 戈斯耐尔、H·D·拉斯韦尔和 30 年代以来的第二代传人凯伊、特鲁曼、西 蒙、阿尔蒙德等。伊斯顿在 40 年代后期起到该系执教。本特利和亨廷顿也曾就 学于这所著名学府。人才汇聚，使这里俨然成为美国政治行为主义研究的中心。 在这种科学化思维万式指导下，谈学派的学者们都是面向实地工作，用以弥补以 往研究资料的匮乏，并积极借用其它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及手段，正式把行 为主义引进政治研究，带动了行为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

社会学研究内容很广，本身又衍生出新学科（如社会心理学、社会政策、社会人类学etc），几乎没有一个能涵盖所有涉猎领域或者让所有社会学人满意的定义，外加社会学（Sociology）相比其他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比较年轻，基于以上这两点，曾流行一种负面定义法：即不属于经济学，不属于政治学，不属于历史学，不属于⋯不属于⋯学的，就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这只是泛泛定义，但社会学学者也不是天马行空的做研究。因此“社会学研究什么”这个问题具体到不同学者，会按其自己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我的研究涉及案例有科研，工程，政策，草根运动等等，但其实我研究的就一个东西：边界（border），就是“人世间”（人与人，也包括人与物，物与物）各种边界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转变的，怎么被突破摧毁的，等等我还有的同事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结构”的，即社会关系是怎么搭建、维持并运转的，个人没有意义，只有结构有意义；还有的同事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行动）个体”，即社会个人的行为模式；还有的同事认为社会学，尤其是当代社会学，就是研究“风险”的，即生老病死吃喝玩乐都是和风险有关的。 还有的认为是研究“暴力”和“异化”的，研究“身份”的等等等等。国外社会学的民族研究回顾 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揭示社会发展的深层规律，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究竟能够在什么范围和深度上把握人们的困惑和思索，在什么层面上为人们提供理解当今世界宏观走向，在面对各种社会矛盾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显然需要社会学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和思考问题的视角。 自2007年起，教育部组织有关专家对国外各学科的前沿进行综述性研究，本文作者作为一个课题组负责追踪社会学学科的进展。本文是对2009年4种英文期刊关于种族/民族研究论文的完整介绍。《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和《Social Forces》是国外社会学界公认的最重要的4种英文学术期刊，2009年这4种期刊共发表论文204篇，书评207篇。其中数量最多的集中在移民与种族/民族研究这个核心领域。本文对此进行简略的介绍，读者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到2009年度国外社会学研究在种族/民族的前沿选题以及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命题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美国自殖民地时代开始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种族冲突和移民问题是几百年来困扰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有关移民/民族的研究一直是美国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欧洲各国既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一现代国家形式的发源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吸收非洲、南亚和中东移民的地区，历史和现实使得种族和民族问题成为美国和欧洲社会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因此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社会学界始终高度关注种族/民族研究。 《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at Berlin）的格尔哈兹（Jurgen Gerhards）和汉斯（Silke Hans）的文章《从哈桑到赫伯特：文化涵化与族群坚守之间的移民家长取名模式》（From Hasan to Herbert: Name-Giving Patterns of Immigrant Parents between Acculturation and Ethnic Maintenance），关注的是移民如何给自己孩子取名的问题。姓名往往标示了一个人的族群归属。格尔哈兹和汉斯认为，当新移民家长为孩子取一个在迁入国社会里很常见的名字时，他们表现出与迁入国主流社会高度的文化同化趋向。相反，如果他们选择一个其原祖籍国常用的名字，他们所传达的则是努力保持其原属民族文化特征的信息。格尔哈兹和汉斯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德国社会经济研究所，包括了土耳其、西南欧洲以及前南斯拉夫移民的资料。作者试图说明，从取名的角度来看，文化涵化的程度取决于几个因素：祖籍国与迁入国之间的文化边界，移民被整合进迁入国社会结构的程度，跨民族网络，以及宗教归属等。 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 亚历山大·凯勒弗（Alexandra Kalev）的文章《分解玻璃罩：工作中的结构重组与先赋不平等》（Cracking the Glass Cages：Restructuring and Ascriptive Inequality at Work）关注女性与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凯勒弗指出，女性和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做出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通常被隔离于低层的位置而且他们的贡献往往被低估。早期研究将职业成就看作是个人特征的结果，关于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试图将组织系统本身带到分层研究中，他们讨论人事部门如何将女性与少数民族安排到一些特定的位置上以及这些工作如何被贬低。凯勒弗指出，实际上，很少有研究关注职业隔离对机遇结构的影响，而这一隔离在不平等的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隔离的工作或职责可被视为“玻璃罩”，它制度化了工作晋升中的非正式藩篱。工作的组织系统特别是职位结构能够维持或侵蚀性别与种族劣势。围绕“团队工作”而重组的职员工作结构与弱化的职责边界能够提高女性与少数民族所具能力和所做贡献的可见度，从而提高他们在职业竞争中的优势。而科层制的拥护者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宽松的岗位责任和对工作合作关系的强调反而会加深女性与少数民族的先赋劣势。凯勒弗的研究检验了上述两种观点，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雇主采用流行的团队工作并实施项目培训，先赋性不平等的程度确实得以降低。

Out-migration of young alts and gender divis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rural China. Research on Aging. 34(4). (SSCI)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health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A gender-based longitudinal study. Australasian Journal on Ageing. 28(2). (SSCI) Intergeneration support and self-rated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An investigation in Chaohu, Anhui province, Chapter 14, In: Zeng Yi, D. Poston, Denese Ashbaugh Vlosky, and Danan Gu (eds.) Healthy Longevity in China: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2007. 大学生群体中价值观、感知环境质量与环境意识的关系研究. 《心理科学》. 2014, (2). 照料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 2013, (6) 农村老年人医疗支出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巢湖地区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5) 照料留守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的影响研究. 《人口学刊》. 2010, (2)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 28(3) 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人口与发展》. 2008, (3)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 《人口学刊》. 2008, (3) 印度女性生存状况：现状、原因及治理借鉴.《 南亚研究季刊》. 2008, (1)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影响研究.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6, 26(11) 代际交换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性别差异的纵向研究. 《妇女研究论丛》. 2006, (4)

苏格拉底对话中的“公民服从”：思想者的政治技艺指点改革迷津的智者：列奥·施特劳斯的《论暴政》“改革开放”：合法性危机的消解与再形成媒介知识分子手中的文字和图象红潮往事: 告别“党人革命”“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见证极权统治下的日常生活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奉命干脏活的人们诗性人类学的群众理论：兼及卡内提和阿多诺关于群众问题的对谈扮装技艺、表演政治和“敢曝(camp)美学”毛主席赠芒果的一种解读：重建中国社会的礼物关系阿伦特公民观述评以民族解放的名义：反殖民的法农和暴力的法农马克思会怎么说？暴力革命中的隐秘群众理论公共生活和“说故事”：文学的阿伦特知行合一的灾难历史见证: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捷克现象学”回顾抗恶的防线:极权专制下的个人“思想”和“判断”和谐、记忆和现代人际伦理文革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革命知识分子和“正义”暴力“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保护弱者,道德习俗和公共生活公共视野中的“革命”和“政治自由”“需要”在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理论困境中国不需要这样的“政治”和“主权者决断” ：“施米特热”和国家主义政治神学的教训：失节的施米特施米特现象和右翼批判理论全球传媒时代的文革记忆: 解读三种文革记忆娱乐文化消费和公共政治 ——“超级女声”的公众意义后现代价值观和文化相对论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阿伦特和存在主义“公民新闻”和新闻的公共政治意义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哈贝玛斯的宪政观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知识分子政治和暴力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公共生活和群体认同公共真实中的社会和谐：和谐社会和公民社会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和福楼拜研究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处境学术规范的社会理想：从“新国学”的价值观谈起自由主义和公民共和：阿伦特的公民观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政治晚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存在主义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当今中国的信任匮缺和转化重提“政治文化”能动观众和大众文化公众空间当今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大众传媒时代的闲言八卦：从杨振宁和翁帆婚恋看当今“新闻”正派社会和学习认同民主社群和公民教育：五十年后说杜威教育场域和民主学堂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社会正义在中国从惩罚到权利的法律正义正义和社会之善公民新闻、公众和公共政治从公共生活看全球化和公民群体认同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自由市场和公民政治：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民族主义、公民国家和全球治理弱者的抵抗平反、道歉和国家非正义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战争伦理和群体认同分歧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从宪法的形式性看中国宪政问题后极权和东欧知识分子政治国人之过和公民责任:也谈文革忏悔理性、伦理和公民政治：哈贝玛斯的现代性理论“密友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社会冲突：当今中国的贫困和暴力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和暴力平庸的邪恶和个人在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