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

官方历史有官方历史的缺陷，会选择性的屏蔽一些东西；民间历史还能反应地方风俗文化

　　中国社会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之时，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学进入研究“民史”即群体的历史的广义社会史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过很有影响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借鉴社会科学方法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一批开创性成果。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改革开放后，社会史研究才重新浮出水面，并很快成为备受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从事社会史研究者有的关注生产方式之外的生活方式的演变，有的注重经济生活之外的文化生活，还有的把重点放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于是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等名目便应运而生，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明显特征。　　新的研究需要新的理论。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纷纷恢复和发展起来，大量海外社会科学及各种史学流派传入国内，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备受关注，这些理论资源为我国社会史研究注入了活力。人们对如何定义社会史，自然也出现多种理解。与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形态史研究相比较，新时期的社会史在“小化”，区别于通史式的社会形态史，是专门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持原有研究立场的学者仍然认为社会史是通史。在欧洲历史学界，社会史曾经有一个从研究社会生活史到整体史的过程，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之概括为“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法国年鉴学派也强调整体史或曰总的历史。这样通史与整体史在中国便产生了特殊的交集，显然，如果社会史作为新的研究范式，在如何把握整体史与通史、专门史的关系方面，会有不同的理解。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年鉴学派的整体史具有区域史的特征，整体史只有在区域史中才能真正体现。　　进入21世纪，历史人类学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史研究的势头。新时期的社会史强调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而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自然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在社会史初兴时人们看重社会学的借鉴作用，这是比较重视社会结构尝试建立社会史研究新框架的需要。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很快发现将社会历史作为血肉以丰满历史骨架的社会史，更需要社会与文化人类学作为理论支撑，而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都是以历史人类学为特色的。就研究实践而言，华南学者的地域研究也使历史人类学呼之欲出，新时期海外人类学者首先进入闽粤地区，与当地学者合作，使得华南研究带有了浓重的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色彩。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史特别是华南区域社会史学者提出了历史人类学的新理念。应该说这些思考和尝试都推进了社会史的发展。因此究竟赋予何种称谓在当前反而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理论关怀、研究方法和学术视角的更新。　　行龙：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兴起之时，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把社会史作为一门专史或通史来看待，乔志强、陈旭麓等先生就是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到后来，赵世瑜教授提出社会史是史学的一种新的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讨论时流行的“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我认为范式说和专史说并不矛盾。因为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这一学科意义来讲，社会史就是一门专史；而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看，社会史关注的是一种总体的历史研究，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视角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所以又是一种新的范式。其实，这个问题在西方社会史界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年鉴学派的大师布洛赫曾说过，一门学科并不完全通过它的对象来被定义，它所具有的限制也完全可以以其方法的特殊性质来被确定。因此，专史说和范式说不但不矛盾，相反，不管区域社会史也好，历史人类学也好，还有地域史等名目繁多的称谓，换个视角来看，繁多就是繁荣，就是创新，就有利于形成不同学派，学派越多、讨论越多，越有利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从30年来社会史研究的进展来看，恰恰是学界对社会史这些基本理论的持续讨论不断推动着整个研究的向前发展。　　赵世瑜：关于社会史近年来的发展以及关于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这些年强调“专史说”的不太多了，为什么呢？别的不说，就是讲社会史与其他“专史”的关系，比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就讲不清楚。是不是说社会史不研究政治史或者经济史的内容呢？大概不会有人这样看。譬如土改，仅从主题看，在过去恰恰是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多，现在社会史也要研究它了，那么研究土改的哪些方面才是“社会史”呢？行龙教授他们研究山西的土改，不仅可以从资料分析上给我们提供许多新的东西，而且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实践给这个问题的讨论提供非常好的论据。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上的探讨和争鸣对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说明社会史家比较具有理论的自觉。前几年“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被引入到社会史研究，又引起一番新的争论。虽然没有人专门以研究社会史理论为业，但许多人都有理论关怀。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史研究也同时起步，曾经也很热，但现在却好像是风光不再了。我个人认为，这大概与缺乏理论讨论有很大关系。

看起来很相近的学科，都是社会学和历史学，这二者学科交叉的产物~研究领域也有很多重合，但是还是有区别的。简单的说，就是学科立足点不同。历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其最终归属的一级学科是社会学。其主张者强调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必须考量历史因素，社会现象本质上就是历史过程中社会互动的结果。而社会历史学其最终还是归属于历史学的分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社会历史学的是指以社会学的方法和思考问题的视角来做历史研究的一种研究理路。另外历史社会学源于美国，而社会历史学来自法国。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句话表明A 人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出发点 B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C 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由人自己决定的 D 人的自我保存和发展是历史的原动力答案是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发展规律不以任何人、阶级以至整个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并支配着人们的活动，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社会发展规律又的确形成并实现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国史大纲》（是繁体竖排的~比较难看懂）《中国人史纲》《话说中国》系列（15册）《剑桥中国史》系列《史记》《资治通鉴》等…………冯尔康编纂：《中国社会史概论》、《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中国宗族史》、《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

这个你班的学习委员会发到群里的，学习通上说2分未必俩分，以学校为准

社会史学和社会学是两门不同但又有着密切联系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要想将社会史学研究引入健康向上的轨道，除了在指导思想、研究视角和史料开拓等方面狠下功夫外，最重要的恐怕如蔡少卿教授所说要尽快实现社会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与社会学的整合[42]。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在研究者、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实现社会史学与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的成功整合，那么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获得长足的发展与提高。

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 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 (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 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 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 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 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 （摘自钱穆先生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标题为编者所加。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先秦史研究：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一书，以聚落形态的发展和变化为主线，探讨从村落到国家运动轨迹，论述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途径和典型方式，属于别开蹊径的新视角，从而为新世纪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书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国家暴力的核心--王权的形成和强化作了全面考察，充分阐述了从“五帝”时期到“三王”时期，王权是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权力系统的集中反映。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是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农业的总结之作。该书有不少辨正前人之处，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既从纵向论证了商代农业早晚发展的不同，又从横向分门别类地对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农业作了系统地叙述，推动了商代农业史研究的深入。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深入探讨和论证了殷商历法的纪日、纪月、纪年等问题，并对与历法有关的开象记录也进行了甄别，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纠正了不少前人有关殷商历法的误说，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看法，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曲英杰《齐都临淄城》著作，是在全面剔梳史料并与考古发掘成果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多方位研究齐都临淄的开创之作。书中不仅从宏观上纵向考察了齐都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而且微观上对临淄城内居民的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甚至对春秋时齐国的贵族，诸如崔氏、国氏等世卿的宅居及其方位形制都进行了有根据的复原。因而《齐都临淄城》不仅对齐国史的研究很有意义，而且也为古都研究的深入进行了新的摸索。115523655+9555985595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