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昆虫研究所

虫研究室、迁飞害虫研究室、农业病虫基本调查研究 室及农业害虫标本馆。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协调全国 农业害虫的研究规划;研究全国性重大害虫的发生规 律、应用基础理论及综合防治技术;组织全国农业害 虫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配合该所农药研究室，研究 创制杀虫剂新品种、新剂型;研究杀虫剂使用技术，病 虫抗药性监测及控制技术，杀虫药剂在农产品上残留 监测技术;负责组织全国各化工、农药研制单位的新 农药田间药效评价试验，为中国农药生产提供依据。 1987年该所从事与农业害虫有关各类研究人员74 人。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下设的茶叶、棉花、麻类、烟草、 甜菜、果树、柑橘、蔬菜、作物品种资源等专业研究所 及部属中国水稻研究所内，均设有植物保护研究室 (系)，研究该作物的全国性重要害虫的防治技术及品 种资源的抗虫性鉴定等。 1980年1月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室成立， 下设12个专题研究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国家天敌昆 虫资源出境的审定及统一管理向国外的天敌昆虫引种 工作;研究全国重要天敌的保护和大量繁殖利用技术， 组织全国生物防治的技术交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1988年有研究人员53人。 各地农业科学院(所)系统中，1957年前曾分别建 有华北(北京)、东北(吉林省公主岭)、华东(江苏省南 京)、中南(湖北省武汉)、西南(四川省重庆)、西北(陕 西省杨陵)等大行政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下设植物保护 系害虫研究室。 1961年后各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 研究所相继成立或改为农业科学院，下设植物保护研 究所农业害虫研究室，有的还设有生物防治研究室。各 省(市、自治区)植物保护研究所虫害研究室及生防研 究室，主要任务是研究本省(市、自治区)重大害虫的 防治技术，以及组织协调本省(市、自治区)害虫研究 计划和学术交流。 为防止植物检疫害虫的传播扩散，1956年成立了 由农业部直属的植物检疫实验室，1964年改建为农业 部植物检疫实验所。在昆虫方面，下设虫害室及情报 资料室，主要任务研究国内外植物检疫害虫的分布动 态、传播途径、检验鉴定和灭虫(检疫处理)技术等;并 对各口岸动植物检疫所、站进行业务指导。 1979年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成立，设有昆虫研究室，主要研究热带作物害虫发生 规律和防治技术、检疫技术、农药使用技术等。 1952年由粮食部购销储运局技术室开始从事全国 贮粮害虫区系及防治研究。1956年成立粮食科学研究 所，研究贮粮瞒类及害虫防治技术。该所于1960年扩 大为粮食科学研究设计院，下辖5个所，其中粮食科 学研究所于1965年迁往四川后，改名为粮食储藏科学 研究所。1959年郑州粮食学院成立后，亦建立了贮粮 害虫防治实验室，1984年改为郑州粮食学院粮食科学 研究所仓库害虫研究室。这些研究机构，都将贮粮害 虫、贮粮瞒类的区系分类、仓虫生理、抗性及防治技 术，列入各自的研究内容。 高等院校所属有关研究所(室)中的昆虫研究1978 年中山大学成立昆虫学研究所，设有昆虫生态研究室、 昆虫病理及生物工程研究室、昆虫分类研究室和昆虫 生理研究室，从事有关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1988 年有教授、副教授及其他教师与技术人员共58人。1973 年福建农学院成立生物防治研究所，以从事天敌昆虫 寄生蜂为主，兼及蜻蜓分类和害虫防治技术研究。1986 年北京农业大学成立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研究所，昆虫 部分设有昆虫生理及毒理、昆虫生态、昆虫形态及分 类、生物防治及作物抗虫性等研究室，着重应用基础 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1988年有教授、副教授及其他教 师30余人。1977年华中师范大学成立昆虫病毒研究室， 1979年武汉大学成立昆虫生理和昆虫病毒两个研究室， 1 980年华南农业大学成立昆虫毒理研究室。1985年西南 农业大学成立昆虫分类与生理研究室、应用昆虫蜻类 研究室。1980年南京农业大学成立农业昆虫研究室。 这些研究室都从事农业害虫的应用基础和技术研究。 在全国各农业院校的植物保护教师中，也有部分人员 长期进行昆虫研究。西北农业大学还设有昆虫博物馆。 台湾省的大专院校从事农业昆虫研究的专门机构， 如台湾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中兴大学农学院昆 虫系均设有相应的研究所，屏东农业专科学校植物保 护科亦研究害虫防治。 中国科学院所属有关研究所的昆虫研究在中国 科学院及各省(市、自治区)科学院系统内，1953年成 立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1962年与原动物研究所合 并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该所内在昆虫方面设有 昆虫分类区系、昆虫生态、昆虫生理、昆虫药剂毒理 和昆虫外激素等5个研究室及昆虫标本馆，以从事昆 虫学基础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为主，例如昆虫分类区 系、系统发育和迭日七理论;昆虫的发生与生态环境因 素的关系、重要害虫数量变动规律、昆虫生长发育、营 养的生理生化机制和昆虫致病机理;杀虫剂的毒理机 制和害虫抗药性管理;昆虫信息素的合成及应用技术。 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重大农业害虫的综合治理和资源 昆虫开发利用的研究。1988年有研究人员近200人。 195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下设 昆虫生理研究室，主要从事昆虫激素和昆虫神经生理 研究;昆虫分类研究室，从事原尾虫、蝗虫、白蚁和 蝇类等昆虫分类区系研究;环境毒理研究室，从事杀 虫剂的毒理、害虫抗药性和杀虫剂在环境中运转、归 宿与解毒酶的关系;化学生态研究室，从事昆虫信息 素结构鉴定和应用技术研究;昆虫病毒研究室，从事 昆虫细胞组织培养和病毒治虫研究。1988年该所有研 究人员164人。 1958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广州昆虫研究所，1961年 改称中国科学院中南昆虫研究所，1972年改属广东省， 称广东省昆虫研究所。主要从事害虫天敌资源和资源 昆虫的开发利用，柑橘害虫以及白蚁等害虫综合治理 等领域的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1988年有科研人员109 人。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内，设有昆虫病毒、昆 虫病原菌研究室，主要从事昆虫病原微生物(苏芸金杆 菌)、昆虫病毒的资源调查、毒株保藏、害虫防治研究。 中国科学院云南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分 院生态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部 分科研人员，也从事昆虫分类和害虫防治研究。 台湾省涉及农业昆虫研究的机构有中央研究院动 物研究所、台湾省农业试验所应用动物系、嘉义和凤 山两个分所的植物保护系，台北、新竹、台中、台南、 高雄、台东、花莲各区农业改良场，茶业、蚕业、烟 草、香蕉、糖业的改良场或试验所(研究所)，亚洲蔬 菜研究发展中心、台湾植物保护中心等。 (贾佩华孟祥玲) 中国农业昆虫学研究机构(research insti- tutions of agrieultural entomology in China)中国农业昆虫研究机构，分别隶属于各 级农业科学院(所)及政府部门、高等院校所属有关 研究所(室)和中国科学院所属有关研究所三个系统。 农业科学院(所)和政府部门中的昆虫研究中国 农业科学院下设植物保护研究所，虫害部分设有农业害 ......

上海昆虫博物馆隶属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其前身是法国神父韩伯禄（P. Heude）1868年筹建的上海震旦博物馆(Musee Heude)昆虫部，1883年在徐家汇建成，后因标本众多，无法储藏，于1930年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兴建新的震旦博物院。当时储藏中国所产的动植物标本为远东第一，有“亚洲的大英博物馆”之美称。1953年归属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2001年并入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2002年组建上海昆虫博物馆，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院、所共同投资2000万元专项资金建成新馆和展览部。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简称上海生科院)成立于1999年7月3日，由中国科学院原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上海生理研究所、上海脑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上海昆虫研究所和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等8个生命科学研究机构经过结构调整、体制创新组建而成，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上海实验动物中心、上海文献情报中心等也先后整建制并入。“十五”期间，先后共建或新建了上海生科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营养科学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上海生科院共有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健康科学研究所、营养科学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计算生物学研究所、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中科院-二军大转化医学研究院等10个研究机构（上海药物研究所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为独立法人研究单元），生命科学信息中心、上海实验动物中心等2个支撑单元，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上海临床研究中心、上海工业生物技术研发中心、上海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湖州应用技术研究和产业化中心等5个院地合作共建机构。上海生科院在圆满完成“十二五”收官任务的同时，现正全面推进“十三五”期间“一三五”规划工作，围绕分子细胞、脑科学、分子植物、人口健康及药物五大重点领域，深入实施研究所分类改革，明确科研重点方向，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继续构筑创新人才高地，努力优化支撑保障条件，加强管理服务，强化统筹协调，促进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郑哲民自述：甘当科技界的二传手我1950年7月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附中，当时刚解放，和几位同学一块离开昆明参加华北区、华东区的高等学校统考，随后进入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我这个班因只有4人，就合并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在校期间，得到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如张作人、薛得育等指点，对动物学产生浓厚兴趣。1955年毕业时，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专业研究生，师从国内一级教授武兆发先生学习，重点在组织和细胞生物学方面进行研究。1957年研究生毕业，原分配到华东地区，后因一位分配到西北地区的同学有困难，而和他调换，因而来到西安的陕西师范学院生物系，当时陕西师院刚建校一年多，师资缺乏，多数教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部分从中学调上来的年纪较大的老教师，来到这样的环境，大家都差不多，除了搞教学外，没有人能在科研上给以指导。1956年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浪潮，1957年，当我们毕业时，全北京的高校毕业生聚集在工人文化宫，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周总理号召我们要向科学进军，勇攀科学技术高峰。这些话激励着我，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地前进。参加工作后，由于陕西师院是新建院校，仪器设备非常欠缺，我研究生所学专业是组织细胞方面，这里没有能满足进行研究的条件，加上我的导师又刚去世，在陕西师院没有老教师能指导我从事科学研究，但是我觉得只搞教学不搞科研是无法提高的。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就根据现有的条件进行工作，没有本校的指导教师，我就向外地著名学者求援，得到了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上海昆虫研究所夏凯龄教授的帮助，开始进入研究昆虫分类的行列。在当时收集文献资料非常困难，那时还没有复印设备，我都是利用假期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到上海昆虫所收集资料，所有的资料都是靠手抄或打字机抄写。记得有一本专著，我断断续续用了5年时间才抄完。当时还没有科研经费，开始时我都是用自己的钱外出采集，以后在科研上有了一些成绩，争取到中国科学院每年给我拨一部分科研经费，使我逐步打开了局面。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很不平坦，在60年代前的一些运动中，如红专辩论、交心运动，都把我作为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的典型进行批判。这些并没能动摇我搞科研的决心，我仍然利用业余时间，在假期中进行调查，没有饲养室，我就在自己的宿舍中养虫观察。在“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我一个人背着采集工具，离开西安，走遍了西南和华南地区的几个省，采集到大量的蝗虫标本，为使我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能很快地在国际国内刊物上发表大量科研论文奠定了基础。多年来，我在昆虫分类、蝗虫的综合分类、蝗虫的综合防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出版专著11部，发表论文450篇。在传统分类方面发现了我国和非洲卢旺达共和国直翅目蝗总科昆虫新属42个，新种320个；蜢总科新属1个，新种4个；蚱总科新属10个，新种67个；螽蟖总科新种5个；半翅目蝽象新种3个。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蝗总科昆虫8科、31亚科、140属、400余种，编有科、属、种系统分类检索表，对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蝗虫的地理区系进行了划分，并首次对卢旺达共和国蝗虫做了调查，系统报道。在蝗总科昆虫发表的新属、新种约占国内解放后发表总数一半以上。对蚱总科的研究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将我国蚱总科的分类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昆虫综合分类学”是1980年第16届国际昆虫学大会提出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传统分类学为主体，结合各学科先进技术应用于分类学的一门边缘学科。从1981年开始着手进行研究，以传统分类学为主体，结合生物化学、微量分析、染色体、生化、生理、解剖、发育器、超微结构、数值分类学科来进行我国蝗虫的综合分类。目前在分子系统学及同工酶和RAPD等分析进行了蝗总科、蜢总科、蚱总科、蜻蜒目、螵科、鳞翅目、夜蛾科、蝶类等的研究；染色体分类从C带核型进入G带、Q带、R带，对蝗总科、螽蟖总科进行了研究；生理分类以蝗虫心电图结合时间序列分析进行了蝗总科8个科的分类研究；数值分类进行了锥头蝗科、癞蝗科和斑翅蝗科的研究，在上述领域发表的论文在国内蝗虫研究中为首次，而应用心电图的ARMA谱分析技术于分类中，在国际上尚属首创，为昆虫综合分类学在我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我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学校的肯定。1982年以来，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高教系统先进工作者、陕西师大先进工作者、陕西省高教系统优秀教师、陕西省直科教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两次被评为陕西省直科教系统端正党风先进个人，1987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津贴，1994年被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会员”。多年来，我共招收、培养了28名博士生、102名硕士生、24名访问学者，并积极为本科生讲课，毕业学生中已有25人晋升为教授，40人晋升为副教授，学生中有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研究课题的，有担任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的，有教学、科研骨干。例如，我的博士生马恩波，现为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徐正会，西南林学院资源环境学完院院长；任国栋，现任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博导；贺达汉，现任宁夏农学院农学系主任；李后魂，现任南开大学生物系主任，博导，教授；周善义，现任广西师大生物系主任，教授；韩雅莉，现任汕头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廉振民，现任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教授；奚耕思，现任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黄原：现任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蒋国芳，现任广西科学院生物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保平，现任新疆农业大学外事处长，教授。我还多次到国外著名大学和国际会议上做有关昆虫综合分类的科研报告。1998年7月，在美国罗德岛州立大学作了蝗虫心电图ABMA谱分析技术在昆虫分类学中的应用的报告。1999年9月，在著名的美国耶鲁大学做有关昆虫综合分类在中国发展的报告。2000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我做了中国动物科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的报告。我一直担任陕西师范大学动物所所长，致力于昆虫系统与进化学科建设。近年来负责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研究项目5项，陕西省自然科学研究项目4项，中科院区系分类学科特别支持项目2项，与法国“国际蝗虫综合治理中心”及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合作项目5项。曾获陕西省科学大会奖，陕西省科技成果二、三等奖，陕西省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山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陕西省教委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共14项奖励。在科学的道路上，除了要有勤奋努力，坚强的毅力，百折不回的精神。我还要感谢我的恩师夏凯龄教授，是他带领我走上了研究蝗虫分类的道路，使我从一个完全不懂昆虫分类的青年，一步步地走出来。他的这种乐于帮助青年人成长、在科技界被誉为“科技界的二传手”的精神，也使我在培养我的研究生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生物科学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30多年中尽管经历了一些大的曲折,但是总的来说,从生物科学的机构、队伍到研究的领域、范围和规模，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对原有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几个生物学研究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充实，以后又陆续建立了许多新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到1985年为止，中国科学院共有34个与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或中心。1955年6月成立生物学地学部,聘任生物学方面的学部委员60人;1957年单独成立生物学部,增聘了5名学部委员;1981年生物学部又增选了53名学部委员。它在编制全国科学规划、评审全国自然科学奖和科学基金项目、评议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工作、组织重大学术活动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57年先后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它们都设有若干与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机构。50年代初，高等学校经过院系调整后得到了很大发展。不但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中都设有生物学系，而且陆续增设了许多新专业，使现代生物学的主要分支学科都有了相应的专业，某些重点高等学校还陆续设立了一些生物学的研究机构。30多年来学校招生人数剧增，生物学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学会组织也不断发展。例如，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动物学会50年代初期，只有会员数百人。到1982年已分别发展到6000余人。30年内增加了20倍。中国古生物学会会员也从不足百人发展到1200余人。除了原有学会不断扩大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先后建立了中国遗传学会、中国生态学会等新的学会。到1985年为止，全国共有14个生物科学方面的学会。随着生物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生物学方面的刊物也成倍增加。50年代大约有20种刊物，到80年代初已增至60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其中生物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占有重要地位。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地，都留下了中国生物学家的足迹。对全国的近海也作了大规模的普查工作。生物新种、新属和新科屡有发现。在自然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经过整理研究陆续编写各种生物学志书。由中国植物学家分工协作共同编写的《中国植物志》已出版了40卷。这是一部集中国植物分类大成的重要著作,此外,还出版了《中国经济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真菌志》、《中国经济海藻志》、《中国黄海海藻志》等。在分类学上另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是《中国动物志》，现已出版 5卷。在动物分类方面，还先后完成了《中国经济昆虫志》25册以及《中国经济动物·鸟类》、《中国经济动物·兽类》、《中国鲤科鱼类志》、《中国软骨鱼类志》、《中国动物图谱》、《西藏鸟类志》、《西藏昆虫》等专著。由中国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和地植物学家通力合作。调查了全国的植被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特征，并开展了植被生态地理和植被区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编成了各种不同比例尺的植被图和植被专著。其中《中国植被》一书，总结了中国30多年关于植被类群和植被区划的研究成果。在古生物学方面，伴随着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在研究的地区、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建立和发展了孢子花粉学和微体古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在古植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1949年后很快就恢复了北京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先后在陕西发现了“蓝田人”化石、在安徽发现了“和县人”化石，以及其他不少代表不同阶段的古人类化石。30多年来，中国科学工作者把现代生物学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展有关农业、医药等领域新技术、新途径、新方法的研究，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取得了不少成就，并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在育种方面，50年代开展了玉米的杂种优势利用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60年代开始了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获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其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等,首次用“野败”与栽培稻杂交,培育出水稻雄性不育系,接着育成“三系”,并育出了优良杂交水稻,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培育并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中国在远缘杂交和异源多倍体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有些已育成了推广品种，前者如西北植物研究所李振声等用小麦和偃麦草杂交,育成了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后者如鲍文奎（1916～）等，用小麦黑麦杂种加倍育成的小黑麦品种。在植物自交不亲和系的利用方面，中国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等单位，完成了甘蓝自交不亲和系的选育，并配置出多个系列的新品种。在花药培养和花粉单倍体育种研究方面，已选育出一些较好的烟草、小麦、水稻品系或品种,其中“京花一号”小麦、“中花8号”水稻已推广8万亩以上。建国以来,对海洋和淡水生物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水产养殖事业的发展。如青岛海洋研究所曾呈奎等在甘紫菜生活史、海带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就为中国海藻养殖事业的兴起打下了基础：长江水产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在鱼类生殖生理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建立起一整套鱼类育种技术和繁育体系，在家鱼的人工排卵、受精方面，南海水产研究所钟麟、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朱洗等，先后使用了鱼脑垂体激素和孕妇尿液中提取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进行人工催产受精都取得了成功，从而结束了只能在江河捞取鱼苗的历史。70年代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人工合成了丘脑下部分泌的多肽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因子及其高效类似物，用于促进家鱼排卵、受精也获得了成功。中国的昆虫学家、生态学家对中国几种主要害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马世骏等阐明了东亚飞蝗蝗区的结构与转化，北大生物系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共同揭示了粘虫的越冬和迁飞规律，江苏省农科院等单位搞清楚了褐稻飞虱的迁飞规律。以上成果对这些害虫发生的预测预报及防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昆虫激素的成份、合成和应用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激素室提出了梨小食心虫，性外激素的简便合成方法，还研制出两种高效诱芯。有机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昆虫研究所合成了棉红铃虫性诱剂，并研制出用于测报的剂型：中山大学李瑞声等合成了昆虫保幼激素类似物731-Ⅱ，并提出了一套与此有关的养蚕增丝技术，制出两种高效诱芯。这些新技术无论在害虫的防治和益虫的利用上都有着广阔的前途。在寄生生物学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如汤飞凡等完成了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培养；冯兰洲等阐明了中华按蚊在自然情况下传染马来丝虫的过程；厦门大学唐仲璋等揭示了阔盘胰吸虫和矛形双腔吸虫的生物学规律。这些研究对于人畜传染病的防治都有重要意义。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朱洗等成功地驯化了原产印度的蓖麻蚕，促进了蚕丝的生产。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与有关工厂合作研究的二步发酵生产维生素C的新工艺,1975年在国际上首次用于工业生产。此外，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将细胞固定化技术应用于制备6-氨基青霉烷酸方面的研究等也都取得了具有较大实用价值的成果。经过多年的努力，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门类基本齐全的生物学研究体系，无论是在经典的形态科学领域还是在实验科学领域，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胡先□曾发表了一个属于“真花说”学派的多元被子植物系统。钟补求根据花冠的形式、叶序等的变化，以及种类的地理分布规律，论证了马先蒿属的物种形成及该属植物的起源中心，以及各种之间的亲缘关系，提出了这个属的一个新系统。殷宏章、沈允纲等在世界上最早发现光合磷酸化高能态的存在。上海药物研究所邹冈及其导师张昌绍提出第三脑室周围灰质和大脑导水管是吗啡发挥镇痛作用部位的新观点，是吗啡镇痛机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在生物学众多的分支学科的基础研究中，建国以来,中国科学家都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对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里不分科一一列举了。值得提出的是，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方面中国科学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例如,1965年9月，上海生化所王应睐、钮经义、邹承鲁等，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汪猷等，北京大学化学系邢其毅等共同协作，经过6年零9个月的艰苦努力，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的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1971年9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梁栋材等，生物物理研究所林正炯以及北京大学生物系等单位合作,成功地用X射线衍射法完成了分辨率为2.5埃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分析工作,1974年又完成了分辨率为 1.8埃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分析工作。1981年11月，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所、生物物理所、北京大学生物系和上海试剂二厂等单位协作，在王应睐、汪猷的领导下,王德宝等人经过13年的努力,完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合成产物具有与天然转移丙氨酸相同的生物活性。在分子遗传学方面，70年代末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善炯在固氮基因方面的研究中测得 nif基因的物理间距，矫正了国外关于 nif基因组分为两簇，其间有静止区的论点。在基因工程方面，人工构建的青霉素酰化酶工程菌株，已完成了中间生产试验；预防乙型肝炎的基因工程疫苗正在扩大临床试验；预防仔猪腹泻的基因工程疫苗也在进行扩大试验：还构建了人胰岛素原和人生长激素的基因工程菌。此外还获得了一些抗病的基因工程植株，如抗烟草花叶病毒的烟草，抗枯萎病和黄萎病的棉花、抗除草剂的大豆等，转基因鱼和转基因兔也初获成功。综上所述，经过30多年艰苦奋斗，中国生物学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已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内的、门类比较齐全、从整体到生物大分子水平之间的多层次的生物科学体系，拥有一支素质较好、水平较高的生物科学专业队伍，具有一定的科技攻坚能力。在生物资源的调查研究、应用研究、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探索以及前沿领域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中国今后生物科学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建于1956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1956年11月1日批准由金仲华等12人组成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同年12月27日，第一次筹委会会议确定：馆的性质为“自然历史”，定名为“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任务是筹建动物、植物、人类、天文、地质5个专业馆；推选金仲华为主任委员，陈虞孙、卢于道、任鸿隽为副主任委员。筹委会初建时，隶属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62年9月12日，改属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1988年6月划归上海科学院分管。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先后设在南昌路铭德里2号、虎丘路20号、重庆南路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内；1958年8月迁入延安东路260号（原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是坐北朝南6层英国古典风格建筑，占地面积26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多平方米。1960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书写馆名“上海自然博物馆”。现大多展品已搬至静安区的自然博物馆，此地名为自然博物分馆。成立于1956年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其前身为1868年创建的震旦博物院和建于1874年的亚洲文会。一直以来，上海自然博物馆因其拥有百年以上的收藏历史而显得弥足珍贵。上海自然博物馆现有标本收藏量近27万件，其中黄河古象和马门溪龙化石被称作“镇馆之宝”。2001年，上海自然博物馆正式并入上海科技馆，因其空间狭小、陈列方式落后，遂决定迁建新馆。上海科技馆馆长王小明介绍说，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位于上海市静安雕塑公园地块内，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2009年6月破土动工，计划2012年底建设完工。新馆为了满足展示需求、扩大展品数量、提升藏品质量，将以“保护自然、展现变化历程”为目的，向国内外征集涉及矿物、古生物、现生生物等标本1430种共6204件。目前已完工，已向广大市民朋友开放。

世界最著名的：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1823—1915）1823年12月22日,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的圣雷恩村。此后的几年间,法布尔是在离该村不远的马拉瓦尔祖父母家中度过的,当时年幼的他已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儿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七岁那年,法布尔回到圣雷恩开始上学,但那一段儿时岁月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 1833年,法布尔一家来到了罗德兹,其父靠经营一家咖啡馆维持生计。四年后,一家人又移居到图卢兹。法布尔进了图卢兹的神学院,但中途退学,出外谋生,曾在铁路上做过工,也在市集上卖过柠檬。后来,他通过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的选拔考试,获得奖学金,并在三年的学习后获得了高等学校文凭。 毕业后,时年十九岁的法布尔在卡本特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所教授的课程就是自然科学史。 1849年,他被任命为科西嘉岛阿雅克肖的物理教师。岛上旖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物种,燃起了他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热情。阿维尼翁的植物学家勒基安向他传授了自己的学识。此后,他又跟随着莫坎-唐通四处采集花草标本,这位博学多才的良师为法布尔后来成为博物学家、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1853年,法布尔重返法国大陆,受聘于阿维尼翁的一所学校,并举家迁进了圣-多米尼克街区的染匠街一所简朴的住宅里。1857年,他发表了《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昆虫学祖师莱昂·杜福尔的错误观点,由此赢得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赞誉,被授予实验生理学奖。这期间,法布尔还将精力投入到对天然染色剂茜草或茜素的研究中去,当时法国士兵军裤上的红色,便来自于茜草粉末。1860年,法布尔获得了此类研究的三项专利。 后来,法布尔应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的邀请,负责一个成人夜校的组织与教学工作,但其自由的授课方式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于是,他辞去了工作,携全家在奥朗日定居下来,并一住就是十余年。 在这这十余年里,法布尔完成了后来长达十卷的《昆虫记》中的第一卷。期间,他多次与好友一同到万度山采集植物标本。此外,他还结识了英国哲学家米尔,但米尔英年早逝,两人酝酿的计划“沃克吕兹植被大观”因此夭折。同时,一大不幸降临到法布尔身上:他共有六个孩子,其中惟一与父亲兴趣相投、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儿子儒勒年仅十六岁便离开了人世。此后,法布尔将发现的几种植物献给早逝的儒勒,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对真菌的研究一直是法布尔的爱好之一。1878年,他曾以沃克吕兹的真菌为主题写下许多精彩的学术文章。他对块菰的研究也十分详尽,并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它的香味,美食家们声称能从真正的块菰中品出他笔下所描述的所有滋味。 1879年,法布尔买下了塞利尼昂的荒石园,并一直居住到逝世。这是一块荒芜的不毛之地,但却是昆虫钟爱的土地,除了可供家人居住外,那儿还有他的书房、工作室和试验场,能让他安静地集中精力思考,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观察与实验中去;可以说这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天地。就是在这儿,法布尔一边进行观察和实验,一边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实验记录和科学札记,完成了《昆虫记》的后九卷。如今,这所故居已经成为博物馆,静静地坐落在有着浓郁普罗旺斯风情的植物园中。 法布尔一生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业士学位、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喜爱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和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在绘画、水彩方面也几乎是自学成才,留下的许多精致的菌类图鉴曾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赞不绝口。 法布尔晚年时,《昆虫记》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昆虫界的荷马”以及“科学界诗人”的美名,他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法布尔虽然获得了许多科学头衔,但他仍然朴实如初,为人腼腆谦逊,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才华受到当时文人学者的仰慕,其中包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德国作家荣格尔、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诗人马拉美、普罗旺斯文学家鲁玛尼耶等。由于《昆虫记》中精确地记录了法布尔进行的试验,揭开了昆虫生命与生活习惯中的许多秘密,达尔文称法布尔为“无法效仿的观察家”。当他居住在塞利尼昂时,不少学者、文学家们纷纷前去拜访他。法布尔在自己的居所曾接待了巴斯德、英国哲学家米尔等学者,但与他们的通信并不频繁。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将法布尔举荐给拿破仑三世,后者授予他荣誉勋位勋章。法国政治家雷蒙·普恩加莱途经塞利尼昂,特意绕道荒石园向他致意。 拥有多重身份的法布尔的作品种类繁多:作为博物学家,他留下了许多动植物学术论著,其中包括《茜草:专利与论文》、《阿维尼翁的动物》、《块菰》、《橄榄树上的伞菌》、《葡萄根瘤蚜》等;作为教师,他曾编写过多册化学物理课本;作为诗人,他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写下了许多诗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牛虻诗人”,此外,他还将某些普罗旺斯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法语;闲暇之余,他还曾用自己的小口琴谱下一些小曲。 然而,法布尔作品中篇幅最长、地位最重要、最为世人所知的仍是《昆虫记》。这部作品不但展现了他科学观察研究方面的才能和文学才华,还向读者传达了他的人文精神以及对生命的无比热爱。 1915年,将一生奉献给昆虫研究的学者法布尔逝世了,享年九十二岁,他在钟爱的昆虫的陪伴下,静静地长眠于荒石园,然而他仅有的几张照片,以及他所留下的朴实优美的文字,仍能让读者们瞥见这位学者的身影:一位和蔼老者,鹤发童颜,目光敏锐而纯真,一副法国南部乡间的朴素打扮,头戴宽边遮阳帽,脖系方巾,手里握着他的宝贝捕虫网;不用开口,他嘴边常挂着的舒心微笑,就仿佛已经在邀请您进入他的昆虫世界。 《昆虫记》原著书名可直译为《昆虫学的回忆》,副标题为“对昆虫本能及其习俗的研究”。共十卷,每卷由若干章节组成,绝大部分完成于荒石园。1878年第一卷发行,此后大约每三年发行一卷。 原著内容如其名,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对昆虫的研究记录。作者数十年间,不局限于传统的解剖和分类方法,直接在野地里实地对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种类繁多的昆虫进行观察,或者将昆虫带回自己家中培养,生动详尽地记录下这些小生命的体貌特征、食性、喜好、生存技巧、蜕变、繁衍和死亡,然后将观察记录结合思考所得,写成详细确切的笔记。 但《昆虫记》不同于一般科学小品或百科全书,它散发着浓郁的文学气息。 首先,它并不以全面系统地提供有关昆虫的知识为惟一目的。除了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以外,作者利用自身的学识,通过生动的描写以及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昆虫的生活与人类社会巧妙地联系起来,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和认识体系搬到了笔下的昆虫世界里。他透过被赋予了人性的昆虫反观社会,传达观察中的个人体验与思考得出的对人类社会的见解,无形中指引着读者在昆虫的“伦理”和“社会生活”中重新认识人类思想、道德与认知的准则。这是一般学术文章中所没有的,但却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不同于许多文学作品的是,《昆虫记》不是作家笔下创造出来的世界,所叙述的事件都来自于他对昆虫生活的直接观察,有时甚至是某种昆虫习性的细枝末节。 其次,虽然全文用大量笔墨着重介绍了昆虫的生活习性,但并不像学术论著一般枯燥乏味,本书行文优美,堪称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语言朴实清新,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然的情趣和诗意。作者对自然界动植物声、色、形、气息多方面恰到好处的描绘,令读者融入了19世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迷人的田园风光中。作者在描写中使用大量栩栩如生的比喻,此外,他凭借自己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在文中引用希腊神话、历史事件以及《圣经》中的典故,字里行间还时而穿插着普罗旺斯语或拉丁文的诗歌。法布尔之所以被誉为“昆虫界的荷马”,并曾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提名,除了《昆虫记》那浩大的篇幅和包罗万象的内容之外,优美且富有诗意的语言想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昆虫记》融合了科学与文学,这也意味着它既有科学的理性,又有文学的感性。书中不时语露机锋,提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试图在科学中融入更深层的含义。 作品中的理性成分体现作者的研究与思考中。法布尔在对昆虫的观察研究中,反复试验,并考证多方资料,对主流学术观点敢于质疑,探求真相,追求真理,竭尽自己之所能对知识结构不断探索和补充,对自己的观察结果不轻易下定论,同时表明自己的怀疑态度与自身的局限。他在观察昆虫之余抒发感想时,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自大,机械化社会的野蛮,话语间时常讥讽人类僵硬不化的成见,并谨慎地对社会现状进行冷静的思索。 这部作品中的感性成分,不仅反映在作品的内容与语言表达上,甚至还反映在作者的研究与思考中。从行文来看,作品充满了拟人化的昆虫生活,从用人类着装来形容昆虫的外部特征,到用婚礼来象征昆虫求偶交配的过程,再到对它们在自然界所做贡献的歌颂,作者的情感随着昆虫的命运而变化。此外,在研究记录之余,作者在字里行间也提及自己清贫乐道的乡间生活、所居住的庭院、外出捕虫的经历,向读者介绍膝下的儿女,乃至他的家犬,这正符合了“回忆”二字,充满了人情味。而作者在研究与思考过程中,使用野外实验法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活着的昆虫,悉心观察生命,这与解剖分类相比,本身就带上了感性的色彩。他在许多观察之后的想法也无不与生命有关,建立在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之上。 可以说,这部作品的感性基调以及动力,就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关爱,一种对生存的清醒认识;一种对生活的深厚感情。而科学的理性就是得到了这种感性的支持,才能持续下去。作者由热爱自然、热爱生命而产生了对生命的好奇,于是在观察中认真体验生命的每一种表现,并陶醉其中,乐此不疲,这继而又支撑了学者一心探求真相的科学精神。 如果说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一般文学作品或一般科学作品所无法企及的,那么严格来说,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以专业的标准来衡量,法布尔是个博物学家,“非专业”的昆虫学家;其文学手法也不能超越当时所有卓越的文学作品。在作品中,人作为观察者,用文学的笔调让昆虫带上了“人性”的色彩,却不足以成为社会学或伦理学的专著。总之,单独从昆虫学、社会学或伦理学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都是有局限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承认,将科学研究成果与文学写作相结合,历史上并非只有法布尔一人。然而,《昆虫记》以自己的特色,获得了极大的影响与声誉。 《昆虫记》并非刻意写就,而是作者自得其乐地观察与写作的成果。这便定下了作品的基调:看似平平淡淡,但却无时无刻地反映出作者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一如其朴实清贫,但宁静美好的乡间生活。他留下的观察记录是不变的,但给读者的思索却是灵活可变的,他没有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只是给读者带去了知识、趣味、美感以及思想的享受。 《昆虫记》原著问世以来,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有了汉译本,引发了当时广大读者浓厚的兴趣。到了九十年代末,中国读书界再度掀起“法布尔热”,出现了多种《昆虫记》的摘译本、缩编本,甚至全译本。中国的：胡经甫（1896-1972）原名宗权，笔名胡烈。原籍三水，生于上海。1917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20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返国后历任清华学校生物学讲师，江苏昆虫局技师，南京东南大学、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光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美国康乃尔大学昆虫系客座教授。曾受聘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中国动物图谱编委会委员等。 生平致力于生物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为中国昆虫学奠基人之一。著有《中国昆虫名录》、《无脊椎动物》、《中国水生昆虫》等。所编著的《中国的石蝇》和《中国昆虫名录》为中国昆虫学巨著之一，记载昆虫25目、392科、4968属、20069种；抗美援韩战争中，参加反细菌战调查，受到表彰。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周尧男，汉族，l9l2年6月8日生于浙江鄞县。意大利皇家拿波里大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研究所名誉所长，昆虫博物馆馆长。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名誉所长。陕甘宁青新五省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总顾问。圣马力诺共和国国际科学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 先后创办昆虫趣味会、天则昆虫研究所、天则出版社，主编《趣味的昆虫》、《中国昆虫学杂志》、《中国之昆虫》、《昆虫分类学报》、《动物世界》等学术刊物。著有昆虫学等论文、专著200余种，重要的有《中国昆虫学史》、《中国盾蚧志》、《中国蝴蝶分类与鉴定》等，主编《中国蝶类志》、《农业昆虫学基础》等。张广学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现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 回族，山东定陶人，1921年1月31日生。张先生1946年2月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1946年2月——1951年元月在四川遂宁棉场、北京农业部华北棉产改进处任技佐，1948年2月与当时的北平研究院朱弘复先生合作研究棉蚜。1951年2月调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现动物所），从事棉虫学、昆虫生物学和蚜虫分类学的研究。50多年来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专著20多册、科普文章及小册子33篇，编写科教影、视剧本和任科学顾问10部。发现并记述蚜虫8个新属、211个新种、新亚种，对蚜虫种型的演化提出了创见，首次报道61种蚜虫的核型、2种蚜虫的C-带带型，并分析了其在分类学上的意义，对我国蚜虫系统分类做出突出贡献。工作中能坚持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如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良种繁育体系技术一般可增产50％，当归优质丰产栽培技术亩增效益千元，该项目具创新性，在国际属领先地位。获得各种成果奖10多项。钦俊德男，汉族。现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Entomologia Sinica（中国昆虫科学，英文刊）主编。 1916年4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安吉县。194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41年进燕京大学研究院主修实验动物学。1947年赴荷兰，进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院攻读昆虫生理学，1950年毕业获理科博土学位。1950一1951年任美国明尼达大学荣誉研究员。1951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理事长，《昆虫学报》主编。1979-1980年任荷兰瓦赫宁根农业大学昆虫系访问教授。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钦俊德是我国昆虫生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开拓人之一。从1952年起，在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及合并以后的动物研究所创办昆虫生理研究室，并主持该室工作达三十年之久。在五十年代曾应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聘请讲授昆虫生理学课程。业务专长为昆虫食性营养及卵期生物学的研究。早在四十年代末开始研究昆虫与植物间的生理关系，曾数次总结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对昆虫在寄主植物选择时的行为反应、营养需要和代谢适应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提出链索反应的观点。五十年代对飞蝗食料植物及蝗卵发育与抗逆机制的研究，曾为飞蝗的预测预报和根治蝗灾提供理论依据。其后，从事于七星瓢虫和赤眼蜂食性、营养的研究；旨在为将来大规模利用此类害虫天敌进行生物防治奠定基础。主要著作有《昆虫与植物的关系》、《昆虫的鸣声》等；有关蝗卵的研究、棉铃虫、粘虫、七星瓢虫食性营养的科学论文50多篇。曾两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陆宝麟男，生于191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蚊虫分类学、生物学和防治的研究，着有《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八卷·双翅目·蚊科(上卷)》、《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九卷。双翅目·蚁科(下卷)》、 《蚊虫综合防治》等专著，主编(医学昆虫学》等著作。尹文英女，生于1922年，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科学（英文版Entomologia Sinica）》编辑委员会委员。 尹先生致力于原尾目的系统分类研究，通过比较精子学和内部各器官的亚显微结构等，将原尾目提升为与昆虫纲并行的原尾纲，同时对原尾纲的分类系统作了重大改进。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动物志·原尾纲》等。

山东省宁阳县宁阳蟋蟀历史悠久，闻名遐迩，以泗店镇产蟋蟀最为著名。宁阳斗蟋蟀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自古誉为“天下斗蟋第一虫”，历代被奉为皇宫贡品。宁阳斗蟋以个头大、性情烈、弹跳力强、善斗、凶狠而驰名中外，品种繁多，有青、黄、紫、红、黑、白等6大类260多个品种，载入古谱的名贵品种有大黑青牙、蟹壳青、青麻头、铁头青背、琥珀青、黑头金赤、紫黄等。光绪占9只。1984年天津蟋蟀友谊赛、1989年上海蟋蟀大赛、1992年上海与天津对搞赛以及每年全国蟋蟀友谊大赛上，宁阳斗蟋力挫群雄，夺冠称王，引起了海内外蟋蟀爱好者的极大关注。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长、中国蟋蟀协会会长吴继传教授，多次带领专家来宁阳考察，确认鲁南宁邑这片钙质褐土区，是繁衍中华斗蟋的“摇篮”、“蟋蟀圣地”，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蟋蟀资源和良种，是中华蟋蟀文化之故乡，并在国内外大型报刊书籍上做了专题介绍。每逢秋季，海内外蟋蟀爱好者云集宁阳，争捕抢购。每年接待六万多人次，年蟋蟀交易额数千万元以上。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宁阳县委、县政府对蟋蟀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高度重视，把斗蟋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成立了中国宁阳蟋蟀研究院，引导开发蟋蟀市场。使蟋蟀市场由原来的泗店镇土城（汉高祖元年建宁阳城旧址），辐射到县城、乡饮、磁窑、伏山、鹤山等10多个乡镇100多平方公里。斗蟋远销到港澳台、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为了弘扬中国蟋蟀文化，宁阳县定于每年九月六日至九日，举办“中华蟋蟀友谊大赛”，以大赛为载体，组织开展“中华蟋蟀研讨会”、“宁阳名虫展销会”、“泰山、曲阜、梁山、神童山旅游”等系列文化活动，被泰山国际登山节列为重点项目之一。

戴小枫，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农业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长期从事棉花有害生物防治理论、技术研究和农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长期从事棉花主要病虫害监测预报及防治技术研究、棉铃虫迁飞与棉花黄萎病分子机理研究及农业生物安全研究。参加863、973、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中国农产品加工技术发展报告、农业领域技术预测与关键技术选择、生物农业等多项农业科技战略研究，参与“国家农业科技发展纲要”、中央一号文件、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规划与实施方案等文件起草。 先后参与组织 “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日可持续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农业生物安全国家科学中心”、“动物医学国家科学中心”、“农业微生物资源与利用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等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立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4项、省部级成果奖5项、农业部第五届青年科技奖、国务院 “国家八五科技攻关先进个人”表彰奖、“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规划战略研究”贡献奖、“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与预测研究”贡献奖、农业部“全国三年控制棉铃虫危害先进个人”表彰奖等。主编著作4部、参编20余部，发表研究论文140余篇，培养研究生10名。兼任中国农学会、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北京昆虫学会、中国生物资源学会、自然辩证法学会理事，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生物产业技术》、《农业经济与管理》等杂志编委。 舒文华，研究员，农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植物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所长助理，原子能利用研究所、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兼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在科研工作方面，主要研究领域为牧草遗传育种工作。包括耐盐苜蓿新品种选育、牧草细胞工程技术、牧草栽培技术和草坪草种植技术等。曾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2）、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6）、中国农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3)、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14)；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5篇，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3篇，2篇论文分获全国青年畜牧兽医科技工作者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三等奖，代表性论文“紫花苜蓿原生质体培养与植株再生”。在管理工作方面，曾先后从事科技开发、政务管理、后勤服务、科研管理和党务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与人才建设》杂志发表论文10余篇，涉及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文化建设、廉政建设等多个方面。为农业部工程建设项目评估专家、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协会委员。 王志东,研究员，硕士, 山东烟台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原子能农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北京核学会常务理事。兼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农业核技术与农产品加工重点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原子能农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亚洲核合作论坛核农领域中方技术负责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自动化系。多年来长期从事同位素技术应用于方法研究工作，“九五”、“十五”其间先后组织和参与国家科技攻关“同位素农业应用” 、“辐射遗传操作技术及其产业化”课题，组织和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亚洲核合作论坛等国际合作项目近10项。参与编写《Mutation Breeding in Asia》一书，在核农学报等国内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王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二级杰出人才。多年来一直从事农产品与食品加工方面的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特色农产品加工与功能食品研究；农产品加工全程质量控制体系研究。现主持“十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计划“农产品加工标准体系与全程质量控制体系研究与示范”课题和“新型豆奶（粉）加工技术设备研究与产业化示范”课题；主持2001年度国家863计划项目“类胡萝卜素等天然产物高效提取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课题；主持“十五”国际合作“功能食品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项目；主持2005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课题“主要粮油作物加工品质基础数据库”；主持国家社会公益研究专项课题“主要农畜产品加工品质评价技术研究”；主持农业部软科学研究课题“十一五”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规划”等。参加“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稻米深加工技术研究与开发”、2001年度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农产品品质及其相关标准数据库”课题中大豆专题。曾多次参加国家科技攻关计划、863计划、国家星火计划、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等项目的评审，任中国粮油学会食品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学会农产品贮藏加工分会副秘书长。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大型学术会议，已发表有关中英文科研论文50余篇，其中学报级25篇，被SCI收录2篇、CA引用6篇，参编有关著作9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第8），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第1），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第3、8），市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第1），中国食品学会鉴定成果2项，省部级优秀论文奖5篇，国家级发明专利3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项。 哈益明，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所获生物物理专业硕士学位。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助理，中国农业科学院二级岗位杰出人才。中国农业辐照中心主任、农业部辐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测试中心常务副主任。长期从事农产品加工贮藏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尤其在辐照食品加工方面有多年的研究积累，现主持和参加科技部、农业部等科研项目9项，主持开展了脱水蔬菜、茶叶、中药辐照灭菌，果蔬及肉类的辐照保藏，辐照灭菌剂量的模糊优化，甲基纤维素辐照降解等多项研究，其中，栅板源剂量场分布规律的研究获山东省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第一位），并获中国同位素与行业协会全国重点推广项目。在《High Energy Physics And Nuclear Physics》，《Chinese Journal of Nuclear Physics.》，《食品科学》，《激光生物学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40余篇。现为中国核农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辐照加工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核农学报》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