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研究

民族志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民族志呈现一个整体论研究方法的成果，这套方法建立在一个概念上：一套体系的各种特质未必能被彼此个别地准确理解。这种写作风格在形式上与历史上，均与旅行家书写与殖民地官员报告有所关联。某些学术传统，特别是建构论与相对论的理论典范，运用民族志研究做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许多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本质。民族志往往指称描述社群文化的文字或影像。其做为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记录资料，可区分为“巨观民族志”;研究复杂社会、多样社区、多样社会机构或含有多样生活型态“单一社区”；“微观民族志”,单单描绘某个异国小部落、中产阶级社区中一小群人的单一社会情境，或单一社会制度却含有多样社会情境者。

民族志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民族志呈现一个整体论研究方法的成果，这套方法建立在一个概念上：一套体系的各种特质未必能被彼此个别地准确理解。这种写作风格在形式上与历史上，均与旅行家书写与殖民地官员报告有所关联。某些学术传统，特别是建构论与相对论的理论典范，运用民族志研究做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许多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本质。民族志往往指称描述社群文化的文字或影像。其做为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记录资料，可区分为“巨观民族志”;研究复杂社会、多样社区、多样社会机构或含有多样生活型态“单一社区”；“微观民族志”,单单描绘某个异国小部落、中产阶级社区中一小群人的单一社会情境，或单一社会制度却含有多样社会情境者。

民族志比地理志的范围要小

三月三是壮族人民的重要节日，民族志则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建议你在知网上以检索关键词的形式检索民族志、壮族、三月三查看相关文章。要注意的是:1.民族志方法源自于文化人类学，也称田野调查法或者是人种学方法。2.研究者通常采取参与观察的方式，深入到某一特定团体的生活中，持续一段时间，从而询问或观察所发生的事件，以内部的观点对其意义进行说明。3.如果从研究的历时性来考察，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选择分析对象；第二，提出民族志问题；第三，通过参与性观察，个案访谈等形式搜集民族志资料；第四，进行民族志分析；第五，得出民族志结论。在此之后，经过反思，进入新一轮的第二项到第五项的研究。4.民族志研究方法有三个原则：第一，从广义来说，民族志研究关注所有的文化形式，包括日常生活、宗教和艺术；第二由于研究者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研究工具，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参与观察；第三，必须采用多重资料收集法，必须核实观察中发现的资料。5.民族志有如下特点：（1）研究者个人作为研究工具。（2）研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即研究本身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3）强调对意义的解释性理解，而不是寻找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4）采用归纳法而非演绎法。（5）研究环境是事件和人类活动的自然情境，而非研究者为中心或者被制作出来的人工环境。（6）重视研究者对自己的反思，以及研究者与参与者（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7）主要以文字而不是数字的形式发表研究结果。（8）民族志方法重视意义的理解而非预测，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参与者（被研究者）的“控制”也就相应减少，甚至不存在。（9）研究者很少依赖某个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将各种方法的结合。祝你学习进步。

质性研究　　一种在社会科学及教育学领域常使用的研究方法，通常是相对量化研究而言。质性研究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许多不同研究方法的统称，由于他们都不属于量化研究，被归成同一类探讨。其中包含但不限于民族志研究，人类学研究，论述分析，访谈研究等。质性研究是一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意义理解、交互影响、生活经历和现场情景，在自然状态中获得整体理解的研究态度和方式。质性研究一描述的方式实现意义的理解，意义乃是她根本的问题。质性研究在尽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与思辨的研究、科学的研究不同研究传统，具有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和特色。　　相关理论及方法　　ground theory（根基理论）：　　现象学:　　认识论epistemology:　　critical theory　　女性主义　　个案研究 (case study):　　实地勘察调查法(Fieldwork):　　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

音乐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Music) 民族志是关于人的描写,在ethnography中，ethno-意为“人”，-graphy 原意为“写”. .安冬尼－西格认为，音乐民族志就是对“表演形式的描述”。而这种对于音乐表演的描述都离不开音乐家、表演场所合观众这三个方面。 记谱只是对于音乐声音的描述，而音乐民族志是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人的活动的记述。音乐民族志是描写人类创造音乐的方式。它更像是事件的分析合记录。 音乐民族志是融在民族音乐学之中的一种对音乐的记述方式，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不仅仅描述声音，而且还描述声音产生和运作的过程。 音乐民族志使对于活动的描述，其中人是主体，活动是有过程的，这一过程有头有尾。 优秀的音乐民族志有安冬尼－西格的《苏雅人为什么歌唱》，斯蒂芬"费尔德《作为象征体系的声音：卡鲁利人的鼓>等.

金兼斌老师曾经向我们隆重推荐过这本书。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重新看看，发现能学到很多东西。 陈向明老师在质的研究方面有很多研究，她在哈佛大学学习教育学，后来长期做教育研究工作。她写的这本《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是这个方面的一个经典了。 她对质的研究方法的概念解释在国内可谓是最值得研究者学习的。 比如她说：“一般来说，量的研究方法比较适合在宏观层面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预测；而质的研究比较适合在微观层面对个别事物进行细致、动态的描述和分析。量的研究证实的是有关社会现象的平均情况，因而对抽样总体具有代表性；而质的研究擅长于对特殊现象进行探讨，以求发现问题或者提出新的看问题的视角。量的研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然后进行数量上的计算；而质的研究使用语言和图像作为表述的手段，在时间的流动中追踪事件的变化过程。量的研究从研究者自己事先设定的假设出发，收集数据对其进行验证 ；而质的研究十分重视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同时，他也强调不要认为夸大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之间的关系。并解释到，其实即使在量的研究中也不可能排除主体间性的成分，如选择研究的问题、设定理论假设、设计统计变量等，所以质的和量的研究与其说是相互对立的一种方法，倒不如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 陈向明老师讲到了：社会科学探究范式的基本观点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 陈向明老师认为，质的研究因其自身特点，与量的研究具有十分不同的理论范式。一般认为，质的研究主要基于实证主义外的另外三种“另类范式”，这三种范式是对科学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提出研究讨论的过程是一个知者和被知者的相互参与的过程，知者本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探究时的自然情景、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都会影响到研究的进程和结果。 陈向明老师认为，后实证主义是一种“批判的现实主义”。他认为客观实体是存在的，但是其真实性不可能被穷尽。客观真理虽然存在，但是不可能被人们所证实。我们所了解的“真实”永远只是客观实体的一部分或者一种表象，所谓“研究”就是通过一系列细致、严谨的手段对不尽精确的表象进行“证伪”而逐渐接近客观真实。根据波普的观点，证实与证伪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不论多少次都可以被一次证伪所推翻。因此，我们无法通过对经验的归纳来证明某种理论，而只能对理论进行证伪。理性批判是知识增长的唯一途径，必须通过不断地“猜想与反驳”，才可能逐步接近真理。 陈老师个人把后实证主义分为了“唯物的后实证主义”和“唯心的实证主义”两种。前者把事物当作客观存在，不以人主观意志为改变；他们会采取“文化客位”的路线，从自己事先设定的假设出发，通过量或质的方法进行研究。后者认为客观事实（特别是被研究者的意义建构）客观地存在于被研究者那里，如果采取”文化主位”的方法便能找到事实。他们大都采用质的方法，到实地自然情境下了解被研究者的观点和思维方式，然后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扎根理论”。 第二个是批判理论。陈老师认为批判理论是一种“历史现实主义”。在本体论上，它也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在认识论上，这种范式认为所谓的“现实”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被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和性别等因素塑造而成的。因此，研究者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研究者。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互动来超越被研究者对“现实”的无知与误解，唤醒他们在历史过程中被压抑的真实意识，逐步解除哪些给他们带来痛苦与挣扎的偏见，提出新的问题和看问题的角度。这是一种行动型的、带有强烈政治和道德倾向的研究。在这里，“不讲道德就是不道德”。 和以上的范式不同，建构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在本体论上持相对主义的态度。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所谓的“事实”是多元的，因历史、地域、情境、个人经验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用这种方式建构起来的的“事实”不存在“真实”与否，而只存在“合适”与否的问题；因为我们只可能判断某一个行为或一种想法是否达到；恶自己的预期，而无法知道他们是否“真实”。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研究结果是由不同主体通过互动达成的共识。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领会”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不同主体之间“视域的融合”。意义并不是客观地存在于被研究的对象那里，而是存在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之中。“一切认识只有作为再认识才叫认识“（柏拉图语）。每一次理解和解释都是对原有诠释的再诠释，这是一个诠释的螺旋，可以永无止境地诠释下去。因此，研究者要做的不是进入被研究者的头脑（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通过反思 “客 观地”审视和领会互为主体的“主观”。 陈向明认为，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他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对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 陈向明老师说，她个人虽然尚未对中国的“定性研究”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据她所知，她写作本书的时候，尚无学者对其进行明确、系统的定义和梳理。通过她个人平时的观察和与学者交谈，她感觉“定性研究”的所指似乎比较宽泛，几乎所有非定量的东西均可纳入“定性”范畴，如哲学思辨、个人见解、政策宣传和解释，甚至包括在定量研究之前对问题的界定以及之后对数据的分析。“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精确化”（陈波等语）。 随之，陈老师在这本书里面阐释了质化研究所经历的几个阶段：传统时期、现代主义时期、领域模糊期、表述危机期和后现代主义期几个阶段。 她还讲到，对于意义类问题，比如了解生活经历的本质，一般情况下是用现象学的策略来解决；对于描述类问题，比如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信念和行为进行描述，一般情况下是用民族志的策略来解决；对于“过程”类问题，比如了解时间维度上事情发生的变化，研究问题可以呈现阶段性和不同的层面，一般是用扎根理论的策略来解决；对于口语互动和对话类问题，一般使用常人方法学：话语分析来解决；对于行为类问题，宏观的使用参与观察法解决，微观的使用质的生态学来解决。这对我们这样的初学者的研究，有着指导作用。

“迄今为止西方人类学主要做异文化研究，大部分理论范式都诞生于那些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的社会里，来自这样的社会经验中的理论在诠释中国时肯定会遭遇困境。相反，植根于中国人民的文化经验，广泛而深入地参与田野调查，一定会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类学理论解说模式。” 在青岛大学副教授杜靖看来，扎根民间从事田野调查无疑是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真正路径。　　杜靖主要从事汉人社会和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事实上，早在2002年，杜靖就开始围绕山东省临沂市一个名为闵村的村落进行田野调查，历经十年，对传统九族制进行了现代民族志检验，并为华东这个村落中的五服九族制度实践撰写了一部长达72万字学术专著，近年来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而通过基层田野调查提炼出的“喷泉社会”或“九族连环”理论模型和中国“九族-宗族”理论模型已在人类学、社会史、海外中国经验研究等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十年田野调查推进学术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杜靖主要从事鲁南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民俗和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知识。后来杜靖将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逐渐转移至汉人社会与中国人类学史。2002年—2003年，杜靖开始关注其故乡周边闵村这样一个鲁南地区的小村落，从此开始了他对此地十年的调查研究。　　2004年春节期间，杜靖开始对闵村进行严谨的人类学调查，对闵村周边的地理概况、村落的人口与经济结构、村落的历史过程、闵村的宗族组织与功能、闵村的丧葬制度与亲属服制等要素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并做了详细记录，2004年8月份，第一期调查结束，杜靖获得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　　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学家应该采用参与观察的方式，完全投入到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了解当地的文化，收集当地资料。杜靖告诉记者，在调查研究中，为了不打扰乡村世界的生活节奏，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发生什么，我就观察什么、访谈什么并记录什么。白天观察、调查，晚上整理笔记。应该说，大量民俗文化的调查，并不是询问得到的，我是在参与过程中获得了资料。”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杜靖与当地人的关系逐渐熟络起来，杜靖告诉记者，与闵村人慢慢熟悉之后，闵村人经常邀请他介入他们的生育、婚姻、丧葬、祭祀、庆典等民俗活动，甚至日常宴饮。“我不是一个看客，很多事情我是按照乡村世界的民俗制度参与其中的，或者说我就是闵人文化活动的实践者之一。”　　在杜靖看来，他是一个标准的“土著”报道人。杜靖告诉记者，当年林耀华和费孝通早年的田野地点也是选在他们所熟知的乡土社会里面。杜靖认为这样的调查方法可以看做早期燕京学派脉络的一种主动而有特色的追求。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内，杜靖几十次重访闵村，为了弄清闵氏宗族的脉络，杜靖还前往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省份进行调查研究，众多田野村落留下了杜靖开展田野调查的足迹。从2002年开始关注闵村到2012年的十年间，杜靖撰写的72万字专著《九族与乡村——一个汉人世界里的喷泉社会》出版。。　　田野调查既要“融进去”也要“走出来”　　杜靖用苦乐并存来总结10余年田野调查体验。“入蒙山，厉危境，险坠崖而死；涉沂水，遭山洪，几为漩涡吞没。”杜靖告诉记者，在闵村调查过程中，他曾几次遭遇危难，田野调查也一度受到资金匮乏的限制，但还是一直坚持了下来，十年前，初进闵村时还是风吹黑发，现在已经是霜上白头了。田野调查虽然辛苦，但杜靖依然甘之如饴。“瞻仰宗祠、阅读古碑、与当地人交谈，也是一件至为快乐的事。”杜靖用一首小诗描绘了他从事田野调查的情形：阅谱抄碑寻古档，街谈巷语缀成行。此生心系于何处？陌上行囊走关江。　　田野调查是一种实地调查，在实际调查中，通过自己的体会来描述当地人的心理和观点，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和体会当地人的文化和心理。一个真正从事过田野调查的人都知道“咨询人”的重要性，杜靖在闵村的田野调查不仅有丰富的“咨询人”，而且还与当地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完全融入当地人生活的样态，成为杜靖田野调查成功的保证。　　“大多数情况下住在闵村闵庆新老人家，有时也住在闵令勤老师等人的家中。他们热情地欢迎我居住，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就连闵庆新老人家中的爱犬也把我视作那个家庭中的一员了。” 2010年麦收后杜靖重访闵村，得知闵庆新老人去世后，曾前往闵庆新老人的坟上祭祀并磕头。　　在人类学研究中，与被调研人过分的感情纠葛容易影响民族志书写的客观性，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杜靖在自己的田野调查中，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民族志书写时从当地人生活中“走出来”，坚持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立场。杜靖告诉记者，为了保持客观性，他要经常进行反思。“当我根据田野调查资料质疑某种理论观念时，就提醒自己：是否为了反驳它而遮蔽了另外一些不利于自己的论据，从而使自己走到另一个极端？我的访问对象是否具有社区代表性？是不是过多地听取了男性被访者的声音而忽略了女性的感受和理解？被访者是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选择了一种陈述，从而未告诉我历史的真相？”　　除了与诸多学者讨论田野调查内容外，为了保持民族志足够真实客观，杜靖还与闵村当地人讨论书稿内容。“2011年11月5日，我与闵村人闵庆龄、闵繁林、闵繁代数人讨论书稿内容至深夜。我或者根据他们的意见对个别地方进行调整，或者不同意他们的局内人的看法而并陈其意见于注释之中。我有意识这样做，目的在于反思民族志作者的书写霸权。”杜靖认为，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成果要具有一些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味道。　　用中国人类学理论解释中国社会　　记者了解到，当下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仍然比较依赖西方人类学理论，拿西方人类学理论解释不断变化的中国现实。英国人类学家Edmund Leach和Maurice Freedman曾意识到，要想认知中国就必须有足够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高度而复杂文明的社会。杜靖告诉记者，扎根于中国本土，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属于中国本土的人类学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社会。　　根植于闵村等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研究，杜靖将现代民族志书写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对传统的九族制习俗与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梳理，而且还把九族亲属制度放置在地域社会中进行考察，提出了极富解释力的喷泉社会或九族连环社会解说模式。回顾自己的田野调查历程，杜靖坦言他从最初走“国际规范化道路”到转向“立足于本土经验和发扬本土智慧”，最后落脚于中外相通理论之结合，而终于寻找到一个本土概念和理论架构——九族。　　人类学学者们认为，在乡村组织形式上，这一新的九族连环社会解说模式将与传统的市场层级理论、祭祀圈理论、信仰圈理论、水利组织等一系列传统理论一起，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一个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与内在的文化内涵与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教授庄孔韶这样评价杜靖的田野调查成果：作为一种制度的研究，明显看出杜靖把五服一九族范畴考察落在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上，无论在所谓的宗族社会，或是非宗族社会，五服范畴的变动性引人深思，这也许会成为基层社会组织构成诸环节的新的理论观察点。　　而在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尹凯看来，杜靖坚持深入村落从事田野调查的做法，将激励他们年轻学者踏实做调查，摒弃学术研究中的“结构主义模式”与教条模式，而是要从实际的田野材料入手，对原有的人类学理论进行挑战与创新。

去百度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内容来自用户:大海民族志研究的最终成果是民族志式的书面描述。田野工作有如智慧之旅，而写民族志就是它的终点。调查者来到陌生的文化场景，花上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来了解它；为了明白当地人是如何界定他们的经验，他得聆听、观察、参与；然后他要处理收集到的资料，把资料翻译为描述性的报告，使得不熟悉该文化的人能够理解它。这就是民族志。它用其它文化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呈现构成一种文化的诸概念。像任何翻译一样，由于两种语言之间没有精确的对等概念，民族志传达的意义也不完整的。因此局外人只凭一本民族志是无法像当地人一样地完全把握该文化的意义的。但是优秀的民族志能在解释他人的文化知识方面走得更深入一些。For personal use only in study and research; not for commercial use民族志描述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技巧与勤奋，报告人的合作程度和沟通能力也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是再好的报告人、再投入的田野工作也不能代替详尽的分析与书写。分析田野笔记不能等到田野工作结束后才开始。每一次访问、每一段观察之后都有必要把所获知的东西尽量完整地记录下来。这些原始资料可以用于构建提问、确定类别，改进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过的各种定义。在研究前期必须要做的一种分析是限定调查内容。最好这样做：列出你在要调查的文化场景中能在的所有领域和题目；从中选择一到两个做详细调查。1、42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也要注意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因为与被研究者关系密切就可以随便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