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象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注：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18页。参与了1920年发起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朱务善所述的1918年“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之事，很可能是他当时或后来听某位当事人说的。由于他所说的与高一涵回忆的“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名称不同，所以其消息来源不会仅是高一涵。）这段文字解释了为何大多当年青年学生辈的人对1918年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不知情。如果认为并非当事人的朱务善听述无法令人置信的话，那么根据“最好的证据来自最接近事件的人”这一史料运用的原则（注：这个原则是史学大师兰克(L.Ranke)继承前人而确立的史料考证方法之一。），曾亲身参与发起1918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高一涵的回忆应当是较为可靠的了。高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1918年底，办一个《每周评论》 ，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p340～341)高的叙述显示，1918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每周评论》的编辑，而当年还只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张国焘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忆不足为据。虽然高一涵的这个回忆难以被证伪，但仅凭当事人的回忆来对某事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作出判断，证据仍然不够充分。不仅由于回忆者可能因年代相隔久远而产生记忆模糊或误记现象，而且因为人大多会有粉饰自我的倾向而把功劳拉在自己头上，所以事后回忆往往不那么十分可靠和可信。（注：法国著名心理学家拉康(J.M.Lacan)指出，在分析问题时“必须对源于自我领域的材料持怀疑态度”。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史学家对待回忆资料的确应持审慎态度，需经仔细考证后使用。）这样，寻求尽可能早的原始资料，特别是作为人们当时记录之一种的、被称为“史家的绝好材料”的报刊记载（注：李大钊语，他甚至说“历史可以说是过去的报章”。李守常： 《史学要论》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刊登于《星期评论》14号（1919年9月7日出版）的戴季陶文章《可怜的“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该文是就《每周评论》被封闭一事发表的评论。戴季陶在文中先提出“《每周评论》为什么事被封？”然后在后面写道：“你们不见报上说他们要禁止传布‘马尔格时主义’么？他们要禁止‘马尔格时主义’，却不禁止‘马克思主义’，也不禁止‘马克司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命令上的文字是‘马尔格时’四个字，并不是三个字。……翻译马克司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吗？又岂是能够禁止的吗？”戴的文章揭露了，当时北京政府就是以传布“马尔格时主义”的罪名来封禁《每周评论》的；并且指明，所谓的“马尔格时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当时Karl Marx多被译为“马克思”、“马克斯”、“马格斯”、“马客士”、“马克司”等，《每周评论》刊登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著作译介文章中，并没有使用过“马尔格时”这四个字的译名。因此，戴的这篇文章说明了：《每周评论》1919年8月24日的被封闭，并非仅仅因为其刊载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而应是同该刊若干编者研究、传布“马尔格时主义”的有组织的行动有关。根据戴文的信息，再参以高一涵和朱务善回忆中所谈《每周评论》的编者和一些北大教授曾组织“马尔格斯”或“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我们就能大体确定：1918冬至1919年夏间，参加《每周评论》编辑工作的一批北京大学教员曾经组织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其名称大约就是“马尔格时（士）学说研究会”。

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将组织公开。“启事”指出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研究的方法为搜集、编译、刊印马克思主义文献，开讨论会、讲演会等。为扩大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和宣传，启事公布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规约。随后，研究会还成立成了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三个特别研究组，另外还有10个固定研究组，分别研究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中国等。会员选一组或几组进行研究均可。

李大钊同志和进步教授陈启修、高一涵等都是常常被聘请去做讲演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研究会第一次公开讲演会上，李大钊就作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专题讲演，颇受青年们的欢迎。此外，研究会还经常讨论国内外大事，关注实际斗争，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如举行过马克思诞生一百零四周年纪念会；发表启事，支援唐山三万工人的罢工斗争；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殉难四周年的大会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培养和造就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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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31日成立。1921年11月17日， 《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示，公开宣布这个组织的成立，征求会员。后来会员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人，不仅有学生，而且有工人参加。1922年2月19日，该会组织了第一次公开讲演会，李大钊作《马克思经济学说》专题报告。后又组织过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支援唐山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等活动。扩展资料：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将组织公开。“启事”指出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研究的方法为搜集、编译、刊印马克思主义文献，开讨论会、讲演会等。为扩大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和宣传，"启事"公布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规约。随后，研究会还成立成了"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三个特别研究组。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捍卫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根源。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有关时代的经济学，是理解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趋势的科学，也是理解整个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理论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当今世界的经济学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这两大体系对经济体的分析侧重点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的是对本质层次的分析，及对生产关系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偏重的是对经济运行层次的分析，及对微观与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会涉及经济运行，但他的重点是分析生产关系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调整；西方经济学也会涉及经济制度的分析，但他是把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社会制度而分析其具体体制的。

答案：C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作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3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他们的继承者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总结了苏维埃俄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社会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是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就是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先驱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扩展资料李大钊主要贡献：1916李大钊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