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学研究方法

答：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1）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就是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方法。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决定了阶级分析方法在法学理论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2）价值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就是通过认知和评价社会现象的价值属性，揭示、批判或确证一定社会价值或理想的方法。价值分析方法之所以是法学的基本方法，就在于法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揭示法的应然状态或价值属性；法作为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规范体系，其本身就是一定价值观念的体现。法学中的价值分析包括价值认知和价值评价，它们是价值分析过程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或方面。①价值认知是以法律这个被认知的客体所蕴涵的价值属性与价值元素为对象的，它要探究特定的法律制度是按照哪一个阶级、阶层的利益标准与价值观念来调整社会关系和在社会主体之间分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价值认知的直接目的是如实地观察和描述特定法律制度所包含的价值准则和价值排序。②价值评价是从一定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价值准则对特定法律制度的总体或部分进行判断与取舍。（3）实证研究方法①实证研究方法释义实证研究方法是在价值中立（或价值祛除）的条件下，以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为基础来建立和检验知识性命题的各种方法的总称。a.价值中立，指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不可以用自己特定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好恶来影响资料和结论的取舍，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b.经验事实，指可以通过人们的直接观察或间接观察而发现的确定的事实因素。②实证研究方法类型a.社会调查方法。社会调查是法学进行实证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其基本特点是研究者提出具体问题，拟订出研究方案，通过观察和实验采集资料和数据，在此基础上提出知识性的命题。b.历史研究方法。对法律进行历史的实证考察，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法律现象与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的历史脉络，从而深化对现实法律问题的认识。c.比较研究方法。即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它在学习和借鉴他国有益经验以改进本国法律、推动国际法治发展、促进法律文化交流和法治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d.逻辑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原因有三方面：一是法律规则本身就是一个由各种概念所构成并具有严谨逻辑结构的判断和命题；二是由众多规则所构成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是一个具有逻辑一致性的有机整体；三是适用法律规则解决个案纠纷时，只有严格遵循法律本身的内在逻辑推导出裁判结论，才有可能说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相信法律和司法公正。法学研究中的逻辑分析主要在四个层次上被使用。第一个层次是法律概念与法律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二个层次是法律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三个层次是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第四个层次是法律原则之间的逻辑联系。e.语义分析方法。即通过分析语言的要素、句法、结构、语源、语境来揭示词和语句意义的研究方法。

法学方法论，是指对法律研究方法的研究，法律研究包括法学理论的研究和法律操作的研究，而后者又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思维方法。 方法，在古希腊语中，即“通向正确的道路”之意。 法学方法论包括:一、法学的性质及其方法 二、规范性研究方法（价值评价方法）三、语义分析方法 等内容.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法学方法论，是指对法律研究方法的研究，法律研究包括法学理论的研究和法律操作的研究，而后者又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思维方法。 方法，在古希腊语中，即“通向正确的道路”之意。 一、法学的性质及其方法 （一）学科的性质决定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学科的对象及领域决定了学科的性质。法学主要研究三个基本问题：1）应然法：回答法律应当是什么样子？关注的是法律的理想和价值。2）实然法：法律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关注的是律令和技术。换言之，法律的意思是什么。如民法中的不当得利，揭示该制度的要件和技术问题。3）社会事实：应然法要解决的是法律的道义基础和正当性，实然法使得法律的意思变得明确，如果法律在道义上是正当的，在意思上是明确的，那么，这种法律就果真能够发生作用么？我国的破产法运行的实施失败，即是一个反例。因此，法学还要研究法律的作用与功能。 图表1： 应然法——理想、价值——价值判断分析方法 实然法——律令、技术——逻辑和语义分析 社会事实——作用、功能——社会实证分析方法 相应地，法学的方法也就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价值判断。法学成为关于正义和善的艺术，而不能成为科学。因为，科学有定式，艺术无定法。存在定法的是工艺，不是艺术。 第二层次是逻辑和语义分析，有点科学的意思。主要研究法条的语言，类似于形式化的学科研究。 第三层次是法律社会学，这是科学的研究领域。 当然，这些方法不是截然分开的，在针对某一话题时，存在着运用方法的交叉。 法律与法学的生成，存在时间差。先产生法律，后产生法学研究。 古希腊的哲学家最先关注法律。由于法律是剥夺一个群体而保护另一个群体的利益，这种强制性就需要正当性的论证。人们关心是什么正当性支撑着法律在规则上保护某一群体和损害或扼制另一群体的行为和利益，此部分是自然法的关怀。 后来实然法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则是分析法律派的功绩，它标志着法律作为一种独立学科的最终形成。因为，它标识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声称要价值祛除，只是了解法律的意思。 而社会法学派，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法律正当且明确，就果真能够改变社会么？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法律能够改变社会，但社会更能改变法律，换言之，社会改变法律的力量更强大。他们的方法是通过法律研究社会，也通过社会研究法律。法律不仅仅当作一个道德规范或实然规范来研究，而更应当作为社会事实来研究。只有才能这样实现法律的功效。 由此，法学方法归结为三种：1）价值评判方法；2）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方法；3）社会实证研究方法。 （二）法学的学科性质：即法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即1、法学是不是科学，是何种意义上的科学？2、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什么？ 1、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是什么”，法学相当大的领域并不具有科学性，而是一门研究正义的艺术，是善与公正之学。 什么是科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们关注的是科学内含的几种分析方法。哲学的任务是研究如何用词。因此我们就需了解“科学”有几种使用方法。下面介绍三种科学观。 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指称对自然界的实证研究，如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有关自然界事务的知识经验和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是不存在的。此说在十九世纪之前占主导地位，二十世纪也相当有影响。如英国曾认为科学具备四个特征：1）科学是“描述对象”的理论，而不是“规定对象”的理论。如物理学和化学，仅仅是描述所观察到的现象。比较而言，社会科学规范研究的多为规定性的东西，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本身息息相关，两者合为一体。所以，完全要求社会科学按照自然科学来进行精确，是不可能的。如美国总统选举，就不可能象物理那样进行计算而得出结果。因为作为社会科学动物的人，是自己可以采取对策的，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可能诱发相关者采取对策改变行为。因此，社会科学永远不可能高度精确化。相比较而言，经济学较接近于科学，它是从数字化角度来观察。 第二种观点认为，科学是以经验方法为标志的实证研究。其代表人物是马克思。这种观点认为科学就是用理性的方法来整理经验的材料。这在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是主流观念。所谓经验的方法，实证的研究，其基本的形式包括：观察法、实验法、统计分析法、数学模型法、问卷调查法等，其中最基础的方法是：观察法和实验法。如培根说科学是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之上的。观察方法，就是指在不改变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收集经验材料的方法。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即是运用观察方法得出的结论。所谓实验，是指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进行观察，研究两个以上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如这样两项研究就是科学研究：1）为了小区的安全，研究这样几种方法的选择，是增加警察的数量或进行巡逻的次数，还是增加小区路灯的量度，研究结果是后者。2）研究偷窃啤酒中的证人作证的几率，发现在场的人数与作证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比率关系。在这种意义上，伦理学、数学、逻辑学等都不是科学。因为逻辑学和数学并非实证研究，无须进行实验，它们研究的不是事实或经验，而是纯形式，是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当然，辨明一个学科不是科学，决非意味该学科不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社会科学，而没有人文科学。人文由“Humanity”而来，是和神学相对立的知识体系，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科学始于19世纪，由孔德创立，他论述了静态的社会静力学和动态的社会动力学。

法学方法论，是指对法律研究方法的研究，法律研究包括法学理论的研究和法律操作的研究，而后者又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思维方法。 方法，在古希腊语中，即“通向正确的道路”之意。 法学的性质及其方法 学科的性质决定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学科的对象及领域决定了学科的性质。法学主要研究三个基本问题：1）应然法：回答法律应当是什么样子？关注的是法律的理想和价值。2）实然法：法律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关注的是律令和技术。换言之，法律的意思是什么。如民法中的不当得利，揭示该制度的要件和技术问题。3）社会事实：应然法要解决的是法律的道义基础和正当性，实然法使得法律的意思变得明确，如果法律在道义上是正当的，在意思上是明确的，那么，这种法律就果真能够发生作用么？我国的破产法运行的实施失败，即是一个反例。因此，法学还要研究法律的作用与功能。应然法…………………理想、价值………………价值判断分析方法 实然法…………………律令、技术………………逻辑和语义分析 社会事实………………作用、功能………………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学习法律的方法喽

答：从认识论的角度，可将法学划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理论法学综合研究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等；应用法学主要研究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它们的制定、解释和适用。（1）二者的联系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是法学学科两大组成部分，二位一体。从静态意义讲，二者作为法学学科组成部分有机结合构成法学体系，共同服务于法学发展。从动态意义上讲，法学发展的过程是由理论法学到部门法学的进程，即将部门法理运用到应用法制度。遵循着由抽象到具体，由理论到运用的进程。这是法学发展的必然导向，而二者是其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分工。法理学与部门法之间“有一层前者向后者提供产品或服务，后者向前者供应原料的关系”。（2）二者的相互作用理论法学为应用法学提供理论渊源、理论指导、体系范式。理论法学主要指法学理论，是由本体论、价值论、社会论、法治论、方法论等组成的科学体系。其中，法的本体、法的价值为应用法学提供理论渊源与方向指引。应用法学对理论法学的作用在于应用法理、提供研究素材、发现疑难问题。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应用法学部门为理论法学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实践性素材。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几千年的古代史与不到两百年的近现代史，两相对比使得当代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的“历史”问题和“历史”方法，有着更复杂的含义。历史分析不仅仅是向后看的问题，还有一个看得远与近的问题。　　（一）有年轻的宪法学者在他的关于宪法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中，在“宪法哲学的研究方法”部分毫不犹豫的列举了“历史方法”，“既然宪法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积淀和蒸馏的结晶，而人类文化是连续不断的，那么，要了解当前的宪法制度，就必须寻本溯源，探索其产生和成长的过程，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而后对于宪法制度的含义，方可以有较清澈的认识，这是把握宪法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一步审省宪法得失和促进宪法发展的基础性条件。”[19]这里的历史显然是“大历史”，中西古今囊括无遗，他所使用的“历史”与广义的“文化”几乎是同义词。“文化有广狭义，广义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表层的器物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乃文化的狭义，专指人类实践重大精神创造活动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人伦观念、审美情趣等。”[20]这样的“历史分析”事实上只是强调宪法学研究中应该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这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层面的历史分析体现出来的是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共性而非特殊性。　　对宪法问题作宏大叙事的历史分析，是当前我国理论宪法学领域“历史分析方法”的一般性特点。[21]不仅宪法观念与宪法文化的研究如此，即使是表面上具有实证主义法学特征的对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语源学探讨，也往往会陷入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以对“宪法”的语义分析为例，[22]首先人们指出：“尽管古代的中国和西方都曾有‘宪法’这一词语，但他们的涵义却与现代的‘宪法’迥然不同”，接着人们就分别介绍宪法在中国和西方的词义演变，最后作为结论人们会指出“古代西方的宪法往往侧重于组织方面的意义，而古代中国的宪法却没有此意。”如果仅仅是为了说明近代以前“constitution”或“宪法”都没有现代的根本法的含义，人们就没有必要作这种包含古今与中西的对比。结合教课书知识体系中接下来必不可少的“宪法的历史发展部分”，这样的知识内容显然是为“宪法产生的条件”这样的问题，提供历史的铺垫。“宪法何以产生于西方？”“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宪法？”“为什么在19世纪末宪法被引进到了中国？”“宪法在中国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历史境遇？”等问题是这一分析进路所隐含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意识。　　这是一种宏观的、可以依研究者的兴趣无限向后追述的、跨文化的历史观。就历史资料而言，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背景性资料[23]，这部分资料并非宪法学的专业性资料，宪法学者只需要借用历史学的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了，具有明显的“拿来主义”色彩。这部分资料使用的越多，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的表现就越差。　　（二）当今中国宪法对于制度的历史分析，可以算是一种“中观的”的历史观。追溯年限西方基本以18世纪为限，中国基本以19世纪中后期为限，由于涉及到制度的性质转变问题，当代中国的许多重要的宪法制度，都只能追溯到20世纪30或40年代。所使用的资料也基本上是与特定制度形式直接相关的，较少的涉及到观念与文化问题。对于制度作历史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理清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寻求现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而不是为了发现用于处理宪法纠纷的制度惯例，即是以理论为指向的，而不是以实践为指向的。　　认真分析当今主流宪法学对于宪法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制度的研究在逻辑结构上基本上由四部分组成，即制度概念、历史发展、制度内容、制度完善，这主要是教科书的制度分析模式，因为教科书与学术专著的目的不同，教科书主要致力于教给学生系统和完整的知识，致力于对学生进行思维方式的训练，因此教科书的制度论证模式可以看作是通用的具有共识性的制度论证模式。我们以教科书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为例。许崇德教授主编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宪法》就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上分成四部分来介绍，即“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概念）；“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发展”（历史发展）；“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内容）；“四、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完善）。[24]这四部分的内容分别承担了制度性质、历史合理性、政治合理性（其中包括规范性）、实效性的论证。其他如选举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也基本上按照这一逻辑顺序论述。对历史合理性的论证紧随制度的性质界定之后，表明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具有统帅作用。宪法教科书之所以热衷于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探究，是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马克思认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在宪政制度的研究中，人们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确信：一个制度如果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产生并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发展至今，这个制度也就具有了最根本的合理性，因此，追究观念与制度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合理性成为了一种基本的思维定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对制度本身的规范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合理性探究。宪法学目前的知识体系对制度的规范和逻辑分析不足已证明了这一点。唯物史观虽然历久弥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显然不能取代对制度本身的规范和逻辑分析。　　对宪政制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脉络的分析，对于制度本身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分析，这种外在的分析所使用的材料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和法学其他领域是开放的，宪法学既可以从其他领域中“拿来”，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可以简单的“拿去”。理论宪法学领域的历史分析尽管也可以是建立在严格的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基础之上的，但资料的取舍往往依研究者及其目的而定。各种形态的历史资料都有可能使用，观念的历史、制度的历史；古代史与近代史；整体的历史与专门的历史都可能交织在一起。历史的确定性有时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的流变与文化的抽象。这样的历史分析正越来越转向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历史分析方法在这一层面的使用，仍然无功于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的形成。　　对制度的历史分析还可以围绕特定制度的规范结构和内在运行方式来进行，这种分析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相比较而言无法直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因而有利于宪法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以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为例，对于我国为什么要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基本的原因有三个，即“长期实行单一制的历史传统”、“民族分布和民族成份状况”、“融洽的民族关系”[26]，这三个方面其实都是外在于单一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但对于国家结构形式所实质涉及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问题，却没有真正的研究。　　可见，对于制度的历史分析既有无法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非特定性的方面，也有具体的历史分析方法使用不足的方面。　　（三）在应用宪法学领域，“历史”的含义是基本上确切而明白的，主要指的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惯例、习惯性解释、确实可循的立法资料等。　　宪法与其他法律不同，宪法中任何一个条文的解释都可能涉及重大的社会利益，任何能够称之为宪法冲突的事件都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宪法与其他普通法律相比应该具有更大的确定性、普遍性和稳定性。宪法的适用机关在运用宪法解决社会冲突时，应该以具有确定性的客观资料为基础。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原意”基本上只能通过立法准备资料来加以分析，这里面的“历史”便是立法准备资料。有时它也指的是惯例或习惯性解释。[27]　　在一般意义上，宪法的适用主要指的是宪法的司法适用，这一层面的历史分析方法乃是一种司法方法，在成熟的宪政国家，这一方法的运用尽管还有争议，但已相当成熟。在美国有法官极力主张根据历史来理解宪法条文。宣称“其含义如此依赖于历史，以至定义反而成了累赘。法官适用宪法必须受制于这些历史。”[28]我国宪法缺乏司法适用性，宪法操作技术的发展缺乏强大的实践动力。历史分析目前所能见到的实践，基本上局限于立法机关对于制宪原意的分析，人们通常认为宪法草案或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应该是被参照的立法准备材料。　　宪法操作层面的历史分析所奉行的是一种“微观”的历史观，强调资料本身的客观性。　　以宪法规范的解释为目的的历史分析方法被视为宪法学的特定方法，这时历史分析方法的使用，有助于保持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与其他宪法解释方法相比，历史解释所占有的比重并不大，因此也有人指出对于法官们来说，“虽然在宪法解释中参考的历史资料很丰富，但只要他有碍于法院保护现实的价值和利益，就几乎会被忽略或轻视。”[29]　　三、历史分析方法的缺陷　　罗斯科·庞德在全面批判历史法学派的《法律史解释》一书中写道：“要理解19世纪历史学派的法理学教义，我们就必须牢记：就研究法律论题而言，历史法学派实际上是一种消极且压抑性的思想模式，它完全背离了哲学时代那种积极且创造性的法理思想。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从更为直接的角度看，历史法学派在两个方面背离了晚期的自然法思想：一是背离了自然法关于制定成文宪法的观念以及狂妄无视传统政治制度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特定时空下的条件的做法；二是背离了自然法相信理性的力量可以在立法中创造奇迹的思想。”[30]　　他还转述了法官霍姆斯对历史法学派痼疾的揭露：“第一，它不能自觉地去考虑法律规则的正当性论证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利益因素；第二，它对法律的改进总是持否定态度；第三，它还根深蒂固地认为，一项业已确立的法律规则，只要法律年鉴能够表明它早已存在或已然成为历史原则的一部分，在今天也必定是一项适当的甚或是必要的行为规则。”[31]　　由于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是发现而不是制定的，把历史作为“支撑法律律令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和法律发展中的终极动因。”[32]也就是将历史分析方法作了极端化的运用，因此，历史法学派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就包含了不可避免的缺陷，最终被其他学派所取代。　　唯物史观与历史法学派的历史观在哲学立场上根本不同，但即使是唯物史观指导之下的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被过度使用也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　　其一，对于制度合理性的论证过分地依赖历史合理性，客观上减低了人们对于制度的价值目标的关注，帮助人们绕过了一些价值难题，但也因此使宪法学在价值问题上较为模糊。　　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价值目标是近现代各国的宪政制度共同关注的，但显而易见，人们对上述价值的理解不同，为实现上述价值而设计的各类制度的具体细节也不同。宪法规范内在地包含人们的价值选择，宪政制度的发展应该以这些价值目标为标准并服务于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的宪政建设而言，由于具有长期的借鉴与移植的历史，如何进行价值选择和如何面对价值冲突，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价值难题。　　历史分析方法强调资料的真实可靠，客观上是一种实证分析的方法，而实证分析的方法在价值问题上基本上是中立或主张价值多元的。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制度进行研究是为了弄清楚制度是什么，而不是制度应当是什么。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历史分析方法着重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论证，从有关制度研究的客观结果上来看，就是通过对制度的外部条件的实证分析，取代对制度本身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适应国家性质的简单判断上，至于这一制度内的国家权力分配和运行原则、主权与人权的关系、代表与选民的关系等具有较多价值内涵的问题的研究不是含混其辞便是根本没有。历史分析使人们摆脱了价值上的困扰，但也因此降低了宪法学的理论价值。　　有学者在批判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总体取向时指出：“在新中国的宪法学时期，自然法思想也好、法律实证主义也好，虽然均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严厉批判，然而在反对自然法、坚信规范可以创设权利这一点上，我国（宪）法学其实恰恰与西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一脉相通。”不仅如此“西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早已经再H·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上得到极其重要的发展，而中国的宪法学迄今还不可能真正成为一套‘纯粹’的规范科学，精微缜密的宪法解释学也尚未成就。”[

关键词: 比较法/法律经济学/大陆法系/继受 内容提要: 比较法是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方法,而法律经济学又是被视作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本文通过阅读马太的著作《比较法律经济学》后，总结该作者的创新之处，以及该书的观点，运用该书中提出的比较法的视角，进一步分析法律经济学在大陆法系继受中高等数学、现代经济学、效率观念、学术语言等层面的障碍，并提出一系列的简单改进建议，以期该学科能在中国更好的发展。 众所周知，在西方英美法系世界里,“法律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它用独特的视角和分析方法研究法律问题使它获得了毁誉参半的巨大声名，而它在20世纪中后期的迅速成长可以说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中最成功的一个典范。[i]以至于在21世纪初有位国际学界的知名人士谈到美国法学界的现状时，大发感叹到——“我们现在都是法律经济学家了”。[ii]以比较法视角来研究法律经济学的著述实在是非常少[iii]，主要原因是要将这两个法学研究方法相“联姻”，实在是困难重重。而作为世界上仅有两本以“比较法律经济学”名字命名的书籍作者，已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国际著名学者，现为意大利都灵大学(University of Torino)法学院“艾尔弗雷德与汉娜·弗罗姆”（Alfred and Hanna Fromm）国际和比较法教授以及意大利著名的阿道夫·塞科(Rodolfo Sacco)民法讲座教授——乌戈·马太(Ugo Mattei)教授的求学和成长经历在法学界并不多见。[iv]他1961年4月22日出生于意大利的都灵市，在意大利都灵大学攻读法学本科期间，曾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习“英国法”项目，又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é de Fribourg)研修“国际比较法”项目。他以全年级1500学生中第一名的荣誉本科毕业，毕业论文是写比较环境法，被评选为最优论文，得到“值得出版”（Dignita' di Stampa）的最高荣誉，指导教师为安东尼奥·甘巴罗（Antonio Gambaro）教授。在从事教学研究多年后获福布赖特奖学金，毅然远赴美国法律经济学研究十大重镇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Boalt Hall School of Law, U.C. Berkeley）苦读法学硕士（LLM）。他曾经担任过意大利的欧洲大学研究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比较法教授，并做过美国的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英国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英国的剑桥大学伍尔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 Cambridge)、挪威的奥斯陆大学(Oslo University)、美国的加州伯克利大学、蒙特里尔大学(Montpellier University)、中国的澳门大学(Macau University)的访问学者。除了意大利语以外，马太教授还精通英语和法语，并能熟练运用西班牙语阅读和写作。他出版著作有十多本，发表文章一百多篇，分别用意大利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俄语、汉语发表。讨论主题主要涉及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厄里特里亚、苏丹、刚果、喀麦隆、日本、以色列、俄罗斯等国家的法律比较。他是国际比较法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mparative Law)会员，美国比较法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aw)执行委员，并担任弗雷堡比较法研究院（Friburg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aw）顾问、哥本哈根商学院法律与经济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Law, Economics And Finances At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顾问、《法律经济学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杂志编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与法律大词典》(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And Law)编委、剑桥大学出版社“欧洲私法”系列丛书编委、《全球法理学家》(Global Jurist)主编等多项学术职务。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扎实学习和长期研究，马太教授高举“比较法”这个方法论大旗，在学术上一往无前，披荆斩棘。重新对两大法系进行经济分析和比较，硕果累累，开创了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一条新路径，被学界称为“法律经济学的比较法学派”，成为欧洲法律经济学学者中真正影响美国法律经济学界的第一人。[v]马太教授其代表作《比较法律经济学》（英文版）于1997年一经面世，就再现洛阳纸贵，印刷不断，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为广大学子挑灯夜读。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们也在各自的文章著述中大量引用该书中的重要观点，现在他已被视为纵横“比较法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一代大家。该书主要观点是认为比较法学与法律经济学这两个学科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比较法可以利用法律经济分析中所使用的功能分析工具获得理论视角，比较法学家通过研究越来越感到经济学原理的巨大魅力。而比较法的研究成果对法律经济学研究来说更有价值，可以使其摆脱地方中心主义的困扰，进入全球化的层面。比较法可能为经济分析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法律制度，并对法律结构的演化提供了一种更全球化的思维，改写了传统法律经济学的原有论断。那么，法律经济学能否被大陆法系所继受和运用呢？从比较法学的观点来看，笔者认为可以。在大陆法系学界普遍存在的一种错误印象，由于大陆法系传统，法律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欧洲不如在美国有用。对于美国法律和欧洲法律之间的差异不应基于实用而予以低估。但是，如果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并非重要到足以妨碍在大陆法系国家顺利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可能性。由于法律论述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法律经济学（特别是效率）对在其文化范围以外的法律工作者也可能成为流行的学说，更可能会获得成功。针对法律经济学进入大陆法系的结构性障碍，法典已经不再是大陆法系国家最重要的法律渊源，但还是不能低估它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大陆法系国家的基层法院法官要比英美法系的法官地关注公共政策，也就有可能地关注效率。所以，大陆法系基层法院法官的相对自由可能是在该法系中渗经济推理的一个有效的机会。对于知识环境因素，大陆法系的人们对英美法系，特别是美国法律的兴趣越来越浓，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这个阻碍也已经逐渐在消除。况且，大陆法系对英美法系解决方案的继受已经是一个现实，《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和《荷兰民法典》中的许多条文就反映了这种趋势。[vi]从法律经济学史上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是从美国这一个普通法系的国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有其特殊性。[vii]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学教职市场大幅度萎缩，因此，很多读经济学的研究生转读法律，准备毕业后进入实务界。可是，当他们在法学院表现良好，而得到法学院教职之后，自然把原先经济学的训练，带到他们的研究工作上，相反的，几乎没有读经济学的博士生，会转念政治学研究所。[viii]就这样，美国的法律经济学运动就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可见，由于美国法学院的招生入学的多元化政策，促使出身经济学、管理学、理工科等背景的学生投入法律经济学的学习，而这种选拔节约了对法律经济学研究中高等数学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学习成本。对于大陆法系法学学者（包括中国学者）来说，继受法律经济学似乎有以下一些障碍。第一，是高等数学的知识门槛。这个是最大最致命的障碍。绝大部分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学院的学生都是从高中选拔而来，基本上不具备高等数学的知识基础。[ix]进入法学院后也没有机会和大量时间去系统修习高等数学等系列的相关内容。[x]法学一直被视做“文科”，死记硬背的学科，一般认为不需要学习高等数学，高中数学学习比较差的学生比较厚爱和积极报考该专业。[xi]就是有高等数学的选修课，也是非常皮毛的学习一下，根本无法运用，更谈不上建模这个艰苦工作了。[xii]导致以后在学习和研究中，一见现代经济学中的高等数学公式就束手无策，对于数学模型根本就看不懂其推导过程，无法理解其中真正涵义，顿时心里发慌，容易产生抵触情绪，有时就是反感出现，更不能希望他们进行相关探讨和建模等深入研究。[xiii]反观英美法系的美国和加拿大，它们的高校一般是给大一本科新生开设高等数学的选修课，甚至是将数学专业的大部分课程一起让学生选修，一直可以选修到毕业甚至到研究生阶段。[xiv]现代经济学一般都用高等数学、甚至是非常深奥的数学进行研究。翻阅近现代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高等数学推动的。可以说，一个经济学者数学基础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在现代经济学研究成就的高度。而进入21世纪，西方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数学也大量运用，定量分析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可以预见，未来的主流法律经济学也将是“数学帝国主义”的奴仆。第二，现代经济学的知识门槛。在大陆法系国家的高等教育中，法律学科和经济学科都是属于独立的一级学科，一般都独自设立院系，互不交流。经济学院的学生顶多修一至两门的法学课程。[xv]法学学生也基本上不去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内容。[xvi]就是学有余力，顶多也就是选修一些经济类课程，对其了解个大概而已。[xvii]因此，大陆法系法学学生对经济分析工具，尤其是比较新的分析方法，实在知之甚少。由于对这一领域知识的不足，法学研究者更无法关注经济学研究领域最近的变革。[xviii]今天的法学学生不再像过去那样接受基础的经济学训练。[xix]在中国大陆，法学本科的学生只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基本不了解，而这个恰恰是法律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就是在民商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方向）的这些研究生专业课程中，也未见经济类课程的踪影。[xx]这种经济学知识上的先天不足，对后续进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将是一个严重的缺陷。由于对经济学的直观认识来自于每天都进行的大量的经济活动，这使得大多数大陆法系的法学工作者有理由相信自己拥有足够的经济学知识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其实这是一种盲目乐观和自信自满的“阿Q精神”的表现。而对他们中的另外一些人而言，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手段又被认为是一种过于狭窄的研究进路，因而被排除在其法律讨论范围之外。同时，法律学科的内部划分也无形中扩大了法律和经济之间的距离。因此，能够略微知道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法学家也就是那些专攻商法和经济法的研究者了。没啥地位。民商法比不过法德，程序法比不过英美，法制史比不过台湾，自己的丢的精光，学别人的怎么都学不像。

其实没什么好方法，有兴趣肯钻研的话，什么东西都学得好！专心读好法学14门理论课程，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汇编》，多做案例分析题，多去实践，学好法律不难！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赖以建立的基本理论及其研究和阐明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法学也不例外。因而准确地掌握法学各门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即三基本)是学好法学的关键。法学中有不少基本概念，记住它们是必要的。但是，这还不够，不能满足于死记硬背，重要的是理解概念，明确这一概念对于阐述基本理论的意义，弄清概念之间的区别。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地认识它，也才能记得牢，用得活。例如，刑法学中的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记住这个定义之后，还必须进一步掌握犯罪未遂的特征是什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它和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既遂的区别在哪里?学习理论，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就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真正把其中的道理弄懂、弄通。仍以犯罪未遂为例，掌握了犯罪未遂的特征及其与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既遂的区别，再进一步从刑事责任上来考察，为什么刑法规定对犯罪未遂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犯罪预备除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外，还可以免除处罚?而对犯罪中止则是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法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名词、术语专门性比较强，比较严谨，决不可望文生义，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必须经过深入思考，才能准确理解。对一些紧密相联的问题，应当注意弄清它们的区别，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互相混淆。同时，也要注意在全面学习的基础上掌握重点。例如民法是通过民事法律关系来实现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职能的。因此，民事法律关系在民法学中占有核心地位。学习民法学，就必须注意研究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内容和客体的基本理论。民法中的所有权关系、债权关系、继承权关系、著作权关系以及发明权关系，都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表现，抓住了这一关键，也就把握住了民法的概要。这对于理解和掌握民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三、学习法学，应当把法律作为主要学习材料，明确法律规定。　　法学是以研究法律和法律现象为对象的社会科学。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页)法学的产生以法律的产生和发展为前提的。学习法学，必须以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为依据，在法学理论的指导下，深入地分析、研究立法规定，理解、掌握立法精神。如果学习仅限于教材，忽略法律的规定，就犹如丢掉必须掌握的武器，不能达到学习目的。 　

三大法学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这三个在现代西方影响较大、占传统地位的法学流派。他们的法学理论，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留下的足迹，这对我们认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和法治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一、新自然法学的启示意义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学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识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断翻新，内容不断完善。产生于20世纪特殊社会环境的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马里旦、富勒、罗尔斯和德沃金等等。他们的新自然法学说（或价值论学说）各有侧重点，各不相同，然而却共同的体现出自然法观念的思维形式。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法律应当关注某种应然性，法律的发展应当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并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无论是马里旦的神学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还罗尔斯的正义论或德沃金的权利论，无不"注重研究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础，法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法应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们的手中都有一份"价值表"，为应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评价提供了所依据的标准。新自然法学派强调法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必然反映一定的价值关系，极为重视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们通过总结、抽象和思考，为法律的建构铸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启示意义分析法学在现代主要以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它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分析法学的理论，严格地区分"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着重对实在法进行逻辑分析而不作有关的价值判断，否认价值和道德的必然联系。 凯尔森指出，价值判断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而只能是相对的；人们不能用理性认识来回答有关法的普遍和最高价值这一命题；对于自然法学中的绝对正义，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或者等于一种意识形态"。④ 既然对正义持道德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态度，⑤ 于是凯尔森认为，正义只能是一种"合法性"，应当建立与价值无关的纯粹研究法律结构的法律科学（即所谓"纯粹法学"），"就其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来加以叙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价值判断的观点来规定它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⑥ 哈特给法下的定义是"法律是一种特殊的规则"，这是他的"语义分析法学"的基本原理，他以奥斯丁的分析实证法学作为重要的理论渊源，主张法律与道德有联系但"并无必然联系"，法律应当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将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区分开来，以体现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复杂的特征。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把我们从自然法学家法律的"理想国"中拉回到实证的 现实世界，在对法律形式的逻辑分析上运用了的新的方法，继承了传统分析法学对实定法的重视和研究，也吸收采纳了其它法学流派的合理成分，内容丰富，颇具影响。三、社会学法学的启示意义社会学法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潮，"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⑦ 社会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骥、埃利希和庞德。狄骥提出了"社会连带主义"学说，体现出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强调社会义务。埃利希则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观点而闻名于世。他认为，这种"支配社会本身的法律"，尽管并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条文，但"即可预防纠纷的出现，在纠纷出现后，也可以籍以解决而毋需求助于国家的法律机构"。⑧ 他让人们注意到国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为准则（如习惯、职业道德、行业规定等等）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摆脱了"纯粹"法律规范分析僵化的法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将法律分析的重点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论。他提出"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他还提出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纲领，启示人们关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效果，强调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律，关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内容；并且注重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总之，社会法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了打破'法律关门主义'禁锢的历史重任"，⑨ 它社会本位的立场，法律社会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于法律的发展和一定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四、综述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如上所述，论及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无庸置疑，其最大的意义正是他们本身--众多的法学家们通过对前人的承继和自身敏锐的思考，开创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学思想的海洋，它们虽然不是真理，但却是人们永恒探索真理之路的台阶。无论是宏观的构筑还是微观的探索，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宝藏和无穷无尽的启示。具体来看，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如下：（一）让我们从多个角度窥探到法律的本质、目的和研究方法。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们在任何特定时间的经验的总和。法律仿佛是一座有许多厅堂的大厦，用一盏灯很难同时照到每个角落。而一个法学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厦的一盏灯，"横看成岭侧成峰"，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学流派被美国法学家霍尔（Jerome Hall）总结为法律中三个不可分的因素，他们分别代表着法律的价值、概念和事实。不仅在实质性的内容上，更宝贵的，三大法学流派为后人认识、研究和发展法律，提供了丰富的途径和方法。新自然法学 提示人们注重的法的价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构时必以某种准则为依据，从而避免了法律丧失实质的正义，也避免了法学堕落为纯技术性的学科。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注重对"实定法"的研究，对于法律规范、法律结构、法律秩序及法律体系内部各要素的统一等等命题均有深入的探讨和卓越的贡献。他们所采用的逻辑分析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更是后人研习法律的必要工具。社会法学派则倡导"社会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实际效果，重视法律与社会生活及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他们所采用的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实用主义的态度，更是深远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学的发展趋势。当然，无论三大法学流派的贡献有多么卓绝，他们都不可能是大写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对的。然而，站在历史的尾页，以"事后诸葛"的口吻批评他们的局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谦恭的弄清他们给了些什么？我们得到些什么？应当怎样利用？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大的价值了。（二）三大法学流派适应了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状况的要求，具有历史现实意义任何事物的产生总是由于某种需要；而它产生之后，也必然首先服务于这种需要。西方三大法学流派正是应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需求而产生的；而论及它们的意义，首当其冲也正是满足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19世纪中叶，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古典自然法学"自由、平等、权利"的抽象口号已不能满足他们巩固既得利益、加强社会控制的要求，因此，历史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应运而生，他们带来了具体明确的法律观念、严谨的逻辑体系从而维持了现实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战中，法西斯势力给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这唤醒了人们法律不能没有正义的标准和相对普遍的价值准则，⑩ "无论善恶"的法律只会助纣为虐，戕害人民。在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学得以出现，重新正视和评价法律的道德性、正义、权利这些"古老的话题"，确保了法的价值依托。而社会法学派的历史背景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陷入了"瓶颈"，经济危机连续爆发，百业萧条，人心浮动，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放任主义和"法律关门主义"均受到社会现实的质疑和轰击，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打破"法律系统独立论"的束缚成为必然的趋势。法社会学"对症下药"，倡导社会本位，注重法与社会生活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主张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因而出现伊始便受到变革者们的热切欢迎。在"需求"最为迫切的美国，更是成为长期主导法学界的学派。由此可见，思想领域的任何发展和运动均产生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同时也为这个时期提供了一种"自持之势"⑾，也就是产生着历史的现实意义。（三）三大法学流派继承并发展了西方法哲学的传统学说，使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传三大法学流派除了法社会学派产生较晚，无所谓"新"、"旧"之分外，其余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号。新自然法学派自不必说，凯尔森、哈特的分析法学也是在奥斯丁"旧"分析法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当代西方的法学流派，既继承了各自"祖传"的学说，又互相吸收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现出相互靠拢的趋势。如新自然法学较古典自然法学，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会实证主义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学则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的价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内容"之存在，显现出对自然法学说的吸纳。正是这种"修补"和相互的借鉴，使得西方的传统法律学说没有因为历史的发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运。而是以一种相对当代社会经济生活来说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传承。西方法学，正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中发展至今，它们对传统--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内在秩序承继与遵从，同时又紧扣发展中的社会状况而自我更新，因而产生和完备出一套与西方社会相适配的法律体系。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具有某种普适性而为其他民族所竞相学习和借鉴。（五）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意义斗转星移，时光飞逝。人类社会步入"现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余。上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的、传统的社会体制向近现代文明过渡"⑿ 尽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蕴和发展的路径大相径庭；尽管"外国的经验不可能代替中国的经验"⒀ 但谁也无法否认人类社会和法律科学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无法否认市场经济社会关系的共同性，也无法否认西方法律文化发展至现代的先进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适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现代精神的法律文明体系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而在借鉴的过程中，我们必需首先关注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因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组成部分，思想代表着"知"，而制度代表着"行"，不知者，无以为行。⒁ 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对几千年来西方法学理论的承继和发展，蕴涵着诸多西方法哲学思想的精髓。在我们虚心"求道"于西方，几从"虚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今天，研究现代西方法学流派绝不是奢侈的娱乐；它"实体性"的思想、它对法学的研究方法乃至学术的精神，都当为我们所重视和学习。对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问其体"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尽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学的"本真"，以及这些法哲学思想与社会历史条件的相互关系，从而发掘出西方法律"活的灵魂"为我所用，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