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

《历史研究》内容精要：《历史研究》共分为十三部，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论带史，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汤因比从各大文明的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的过程来展开其论点，他总是先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证。他自称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治学传统。（1）历史研究的“单位”和“模式”：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为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社会”，也就是能自成一体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宗教则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唯有以“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在考察了前文明时期的社会之后，作者将前文明的特征归结为：①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如罗马帝国)；②间歇时期；③大一统教会；④蛮族大迁徙。教会和民族大迁徙是一个垂死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产物。以此为依据，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已出现过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等20多种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虑》中，他又将文明扩展到37种，并修正了早期以希腊罗马历史为蓝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腊—中国复合模式”以及“犹太模式”。（2）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汤因比从“挑战—应战”的理论出发，对文明的兴衰存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他在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批判种族优越论和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创造文明并非靠人种的优越，也不是由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人类面临严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应战。虽然汤因比并不认为这是文明起源的惟一因素，但他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应战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汤因比对中国《易经》中的阴阳之说极为欣赏，认为历史就是在一静一动、阴阳交替的过程中前进的。面对挑战，人们起而应战，社会也就由阴变阳，文明即产生于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之中。文明的起源在于成功的应战，文明的生长也不例外。一种文明的诞生表明它已经对最初的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应战，但这并不等于说该文明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长。文明的生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使挑战—应战这种单一运动成为循环往复的过程，文明才能顺利成长，反之，文明则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运。汤因比指出，文明生长的标志是该文明内在的精神自决，而非外在的物质膨胀。文明生长的进程看似对外部环境的征服，事实上则取决于内在的精神力量。有时技术力量在发展，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至在衰退；有时技术力量增长不明显，而文明却在前进。可见，衡量文明成长的尺度是挑战—应战的行动从物质水平过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内部向自身提出种种挑战，并起而应战，才能长盛不衰。（3）文明在空间、时间上的接触：汤因比认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长和衰落阶段，都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但是到了解体这一最后阶段，文明却不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对象了。可见，对于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触作比较深入的探讨是合乎逻辑的。汤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当代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史的近代时期可以从两个事件开始，一件事发生在15世纪刚结束以前，一件事发生在16世纪刚开始以后；第一件事是掌握远洋航海技术，第二件事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共同体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从13世纪开始，到17世纪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时间上已超越了目睹哥伦布和达·伽马远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汤因比进一步追溯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同它的两个敌对社会所发生的接触，然后又上溯到古代希腊社会同各方面发生的接触，最后再简要地谈了这一类接触的更早期的情况。（4）西方文明的前景：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惟一存在的尚未明显解体的文明。在许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于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没有理由因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经毁灭或正在走向毁灭，就可以假设西方文明也一定要这样。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和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战争和军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为止，西方社会在同这种疾病作斗争中并未成功，但它却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废除奴隶制度，民主和教育的发展等。西方社会现在也表现出不祥的预兆，分裂为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不过在对付西方化世界里复杂的内部无产者问题上却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战绩。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里，人类有着战争和阶级冲突的问题，有着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问题，有着就业和失业问题，也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20世纪已经过了中期(作者著书时—编者)，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迹象显示：人类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望。详情官方电话官方服务官方网站

历史是一门可研究性较强、同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学科。历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可以从一下几方面入手：1、进行一定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了解研究历史的一定方法和技巧。对历史的研究来说，进行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历史研究方法理论的学习掌握一定的历史研究技巧和方法，从而加快历史研究的能力；2、多阅读史料，尽量把握所研究历史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史料是经过前人加工整理而成的，由于受整理史料的人所处的历史环境、阶级立场、价值取向、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制约，所写的史料不一定是真实和全面的，因此对史料的了解需要全面。阅读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注意不同时期史料的阅读。历史事件发生时期所记录的史料可能是全面的，但是整理加工性可能不太强。而后人整理后的史料，虽然整理性强，但是由于时间太为久远，所整理的史料有可能不够完整，甚至是弯曲的反应当时的历史；（2）注意阅读同一历史事件，敌对双方的不同描写。同一历史事件，由于敌对双方，利益不同，价值观也不同，故而导致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评价也会大有不同，因此只有全面阅读敌对双方、甚至是中立者的史料才能够全面的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性；（3）注意正史与野史方面书籍的阅读，以达到相互验证的目的。正史和野史书籍的相互验证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中国古代孔子提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因此有关统治者、贤能的人、亲人的记述不可能是完整全面的，因此需要考究大量野史与正史相互印证。3、对历史的研究要注意对历史遗迹、文物的考究。由于历史史料经人加工的主观性，因此需要与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相互验证才能得出全面、真实的历史。同时结合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的考究，得出正确的结论，不断完善正确、全面的历史；4、对历史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要善于思考，采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如马克思、恩克思正是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历史的研究，大胆的提出人类下一步历史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孤岂致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略而

历史研究方法有七种历史是一门可研究性较强，同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学科。历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可以从一下几方面入手：1，进行一定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了解研究历史的一定方法和技巧。　　70-80年代以前，均以重要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为对象，以艺术派别和艺术风格作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到80年代，把美术品放在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大环境中区观察，。　　一，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方法 古往今来的历史学著作，凡足以名家的，都有其共同点，即：具有丰富的内容，这种丰富的内容一是材料多，二是材。　　历史研究有其独特的魅力。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著明”的效应。历史。　　教育调查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手段），也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基本方法。　　一，科学理论报价 二，基多少础研究 三，价格责任感与现实感 多少钱 四，日记描述法 五，费用比率测量 六，访谈调查 价格 七，A.教育实验是一种自然科学实验活动 C.教育实验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 D。.　　历史研究法是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亦称纵向研究法，是比较研究法的一种形式。在政治学领域中，它着重对以往的政治制度，。　　教育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孙铭宇 1，历史性：表现在贝弗利研究对象上，研究过程上。 2，具体性：在丰富而具体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探寻规律。 3，以逻辑方法为主。　　比较研究法就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的方法。比较研究法可以理解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　　教育科学研究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1，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萌芽时期 又称直觉观察时期。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是从古希腊持续到16世纪。这一时期，人们还不能对。　　行动研究法是一种适应小范围内教育改革的探索性的研究方法，其目的不在于建立理论，归纳规律，而是针对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在行动研究中不断地探索，改。本文地址：生活知识频道，楚汉网—湖北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捕捉湖北武汉生活大小事件动态，时时分享热点资讯，以及提供湖北各地吃喝玩乐，相亲交友，人才招聘,房产买卖，农产品批发，团购旅游门票，热点娱乐事件等一站式资讯。让您了解湖北的方方面面；另外，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本站资讯请保留本文地址。

在中国古代，这并不绝对因为写历史的如果得罪了权贵甚至皇帝，还可以逃到乡下、山沟等等但在现在的中国，绝对是这样！如果你过于深入，你逃到哪都跑不了！当朝历史当然可以研究啊，但是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因为身处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所以没办法看清楚这个时代。这就是所谓的局限性。当然，有一个办法，假设你自己是外星人，然后再来看这个时代，或许会研究些什么出来。嘿嘿。 然后，就算研究出什么来了，也未必能流传得下去啊……对吧……焚书坑儒啊，罢黜百家啊……还有司马迁的例子……是吧？？

《历史研究》内容精要：《历史研究》共分为十三部，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论带史，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汤因比从各大文明的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的过程来展开其论点，他总是先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证。他自称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治学传统。（1）历史研究的“单位”和“模式”：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为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社会”，也就是能自成一体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宗教则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唯有以“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在考察了前文明时期的社会之后，作者将前文明的特征归结为：①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如罗马帝国)；②间歇时期；③大一统教会；④蛮族大迁徙。教会和民族大迁徙是一个垂死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产物。以此为依据，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已出现过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等20多种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虑》中，他又将文明扩展到37种，并修正了早期以希腊罗马历史为蓝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腊—中国复合模式”以及“犹太模式”。（2）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汤因比从“挑战—应战”的理论出发，对文明的兴衰存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他在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批判种族优越论和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创造文明并非靠人种的优越，也不是由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人类面临严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应战。虽然汤因比并不认为这是文明起源的惟一因素，但他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应战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汤因比对中国《易经》中的阴阳之说极为欣赏，认为历史就是在一静一动、阴阳交替的过程中前进的。面对挑战，人们起而应战，社会也就由阴变阳，文明即产生于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之中。文明的起源在于成功的应战，文明的生长也不例外。一种文明的诞生表明它已经对最初的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应战，但这并不等于说该文明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长。文明的生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使挑战—应战这种单一运动成为循环往复的过程，文明才能顺利成长，反之，文明则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运。汤因比指出，文明生长的标志是该文明内在的精神自决，而非外在的物质膨胀。文明生长的进程看似对外部环境的征服，事实上则取决于内在的精神力量。有时技术力量在发展，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至在衰退；有时技术力量增长不明显，而文明却在前进。可见，衡量文明成长的尺度是挑战—应战的行动从物质水平过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内部向自身提出种种挑战，并起而应战，才能长盛不衰。（3）文明在空间、时间上的接触：汤因比认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长和衰落阶段，都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但是到了解体这一最后阶段，文明却不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对象了。可见，对于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触作比较深入的探讨是合乎逻辑的。汤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当代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史的近代时期可以从两个事件开始，一件事发生在15世纪刚结束以前，一件事发生在16世纪刚开始以后；第一件事是掌握远洋航海技术，第二件事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共同体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从13世纪开始，到17世纪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时间上已超越了目睹哥伦布和达·伽马远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汤因比进一步追溯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同它的两个敌对社会所发生的接触，然后又上溯到古代希腊社会同各方面发生的接触，最后再简要地谈了这一类接触的更早期的情况。（4）西方文明的前景：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惟一存在的尚未明显解体的文明。在许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于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没有理由因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经毁灭或正在走向毁灭，就可以假设西方文明也一定要这样。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和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战争和军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为止，西方社会在同这种疾病作斗争中并未成功，但它却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废除奴隶制度，民主和教育的发展等。西方社会现在也表现出不祥的预兆，分裂为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不过在对付西方化世界里复杂的内部无产者问题上却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战绩。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里，人类有着战争和阶级冲突的问题，有着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问题，有着就业和失业问题，也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20世纪已经过了中期(作者著书时—编者)，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迹象显示：人类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望。官方服务官方网站

汤因比(188—1975)是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在牛津大学接受古典教育，并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1919—1955年，汤因比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并多次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他的一生著述很多，但全面反映他历史观点并使他成名的是一套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这部书被誉为 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首先，从时间上看，文明社会最多只不过三代，历史进人文明阶段也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而人类历史至少已有30万年。两者相比，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的2%，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其次，从价值上看，如果与原始社会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从这些界定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廷。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汤因比认为，要揭示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了解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已故的祖先，传统习惯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在文明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则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的变化与生长之中。由此看来，文明起源的性质就是从静止状态到活动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地理，而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了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起来。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起来应战。另外，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4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 但是，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 随着社会的解体，旧的母体文明便开始向新的子体文明过渡，这一过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列强纷争，战乱不已。其次，统一国家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削平群雄，建立大一统帝国，带来暂时的和平和繁荣。第三，间歇时期，特点是宗教思想产生并在社会上迅速蔓延。第四是统一教会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出现，但国家却摇摇欲坠，最后蛮族军事集团冲破了原有的军事分界线，摧毁了统一国家，新的文明开始了，以统一教会为代表的新社会又具备了对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的能力。 但是，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僵化状态。比如埃及文明衰落于公元前16世纪，而其解体和死亡要到公元5世纪，中间经过了两千年。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别僵化了1000年和800年。现代中国文明在公元9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先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接着出现宋代统一国家，但蒙古的人侵使这个过程中断，社会没有进人间歇时期，而是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僵化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汤因比显然是想用这种文明僵化理论补充他的四阶段理论，使其能够自圆其说。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对文明起源的解释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这是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也比传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注意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注意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但这一理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过分强调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二是忽视了挑战应战过程中物质因素的存在。汤因比看到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汤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论硬套其他文明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他在晚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指出仅用一个西欧模式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还应再加一个中国模式或犹太模式，并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从汤因比的理论和体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潜意识和直觉的作用。但他仍然认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于一切的。在对西方前途的解释上，汤因比也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发展到了顶点，但还没有理由说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将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西方人能否面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能否解决那些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种问题。这种比较乐观和现实的态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和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辩同异，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见异。世界历史于诸多国别史基础上发展而成，或者说是由扬弃诸“小一”（国别史）而成的“大一”（世界史）。不过这个“大一”并非抽象的明一，而是由诸“小一”有机地构成的一。因此，世界历史研究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明一、多之关系。比较研究的辨同异正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明一、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历史的比较研究，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现在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取向。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或者全球史（Global History），现在也是一个日益为人们重视的研究领域。其实，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几乎和历史学一样的古老；而世界历史的写作，也在很早的时期就是历史学家的一种高尚的理想了。希罗多德（Herodotus）所写的《历史》虽然以希腊波斯战争为主题，但是它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世界的历史。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虽然以当时的中国通史为基本，但是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的世界；而且，以后的中国历代的《史记》的作法。当然，这些都不是世界史，而只是一种史家注意周围世界的倾向；真正叙述全世界历史的书的出现，在时代上则要晚得多。因为在世界范围的联系出现以前，要求写真正的世界史，那实际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按严格的要求来说，即使晚近某些以“世界史”为题的书也未必真能算得上是世界史。这一篇小文的目的，就是要谈谈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关系。 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就是对于不同对象进行的互为参照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对同时并列的诸对象的研究。“比较”一词，英文作Comparison，法文作Comparaison，德文作Komparation，皆来自拉丁文Comparo，这个字由com和paro组成，前者意为“共同，后者意为“并立”、“平列”等，原有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结”、“结合”的意思，引申而为“比较”、“对照”的意思。在中国文字里，情况也很相似。“比”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与“从”字不分，都是两个“人”字并列，所以“比”字原意本是“并列”；《说文解字》把“比”字和“从”字分开（只是两个“人”的方向与“从”字相反），解释说“比，相次比也。”这也就是并列的意思。而“较”字却是“对照”的意思，例如，《老子》第二章：“长短相形”，王弼本作“长短相较”。“形”与“较”（与“校”相通）在这里都是对照、参校的意思。所以，在中国语言里，“比较”也是由并列而引出对照、比较的意思来的。 “比较”这个词虽然产生于同时并列的事物之间，但是它一旦作为一种方法用于历史的研究上，就在原有的同时比较之外，又加上了历时性比较的方面。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横向的共时性（Synchronic）的比较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diachronic）的比较说明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前者说明历史的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的比较研究，从总体来说，就包括这两种取向。

最近看到有的网友质疑清朝的强大和繁荣，下面我来说说我的看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无休止的攻击，在发言之前，我先高呼一下几句口号，也希望有同样的美好理想的网友们理解： 坚决反对民 族 分 裂和民 族 歧 视！ 民族团结万岁！ 悠久的中华文化万岁！ 伟大的中国（南、北方）人民万岁！ 好，同志们，我来——说两句。 “汉唐盛世”几乎是大家公认的，那么我们就先拿清朝和这俩朝代比较一下。 首先，从对外的军事优势上。 汉代建国之初国力比较差，高祖被匈奴人困在白登就是证明。真正的汉代的强大是武帝朝。这之前，汉朝的域外进取心和自信心显然还不足，当然不是说这之前汉朝就真的不行，我看史料，总感觉文帝末期汉朝就很不错了，要兵有兵，要将有将，“细柳”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但是，汉朝大规模对外扩张应该是武帝成年之后，这个军事优势维持到了宣帝时期，后来就基本平手了，到东汉初年经马援窦固窦宪等长时间的努力，局势才算恢复，然而也未持久，班勇归国之后没多少年，汉朝对外优势又不明显了。也就是说，西汉的对外强大维持了100年左右，东汉大约50-80年。 唐朝初年也不是非常强大，突厥人曾好几次攻到长安边上，有一次李世民不得不单骑骂退侵略军（不过话说回来唐太宗还真是牛阿）。不过太宗朝唐朝就迅速恢复了对外优势，不像汉朝，还得“无为”、“俭省”来厚积薄发近80年。唐朝的强大界限明显，从太宗中期到天宝中期，“黄金时期”维持了120-130年。后来呢，中唐时期唐军军威复振，但军事优势却谈不上了，顶多是能抵挡主吐蕃和回鹘的进攻。而且在朋党之争、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的打击下迅速痿掉。 清朝的强大不太好说，因为我要是从16#44年以前算起估计会遭到大规模的反驳，我从16#44算起。清军统一天下时间比较晚，但是大局势1650年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是从1662康熙当上小皇帝算起比较好，康熙朝，清军除了海战败给郑军，其他对外战争基本都获得了最终胜利，而1689年击败老#毛子则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这之后雍正朝乾隆朝，清军在东亚中亚都军威甚著。当年土尔扈特人不远万里从俄国逃归中国（我认为这个军事上的壮举比长征还厉害），沙俄怒了，以开战来要挟清朝，乾隆帝对狂傲的沙俄使者说：“要和便和，要战便战，我天朝唯视汝自取尔。” 清朝“黄金时期”的结束也不好说。乾隆这个皇帝时期清军就不像他爷爷太爷爷那时候强大了，很多胜仗都损失惨重，常常是“转败为胜”（看过《书剑恩仇录》的朋友记得兆惠指挥的那场战争么？），但是总还是维持了强大，就像武后时期唐蕃战争一样。但是清朝的破败从乾隆始。嘉庆接受的时候清朝已经是烂摊子，有点像路易十五接受法国的情况（他爷爷路易十四维持了法国的强大，也把法国折腾得快痿掉了）。但是，清朝对外仍然异常强大，外敌始终不敢轻举妄动，而边境叛乱者也决非清军敌手，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道光中期，这之后清朝就老太太过年了。 如此算来，我的看法是应该从1662开始，到1830，小170年。 其次，从皇帝的平均素质上。 汉代的皇帝么，过于混蛋的，像晋惠帝那样的或者宋徽宗那样的很少，但能力绝对强的也不太多。高祖、文帝、武帝、光武能力很强，而景、昭、宣、明则要次之。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估计东北老见了都会指出不足。不过这个数据应该差不太多了。 唐代高祖、太宗、武后、玄宗都不白给，史上对高宗的评价不一，我个人认为这个皇帝虽然不及乃父乃孙，但至少可以比得上宪、文、武诸宗。 清代的皇帝我比较熟悉，下面多说两句。 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智商非常高，能力也非常强，正是有了这样的祖宗，他们的后代里才出现了康乾诸帝。太祖太宗我不多说了。 康熙皇帝少年登极，他的聪明睿智、镇定自如和精明强干都不亚于祖辈。比如三藩之乱，形势非常危急，最后的胜利虽然和清军的镇压有关，但总体战略部署和调度还是得力于小皇帝，而且康熙完全是呆在家里凭着战报文件来判断指挥，其素质可见一斑。 乾隆少年时代就睿智非常，康熙很早就注意到了弘历的能力。乾隆帝对手下的控制、对国家全局的操控能力都比较强。晚年他曾自诩“十全老人”，这名字也不算是白叫的。 雍正夹在两者中间，骂他的人比褒他的人多。实际上，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平定青海、惩治贪污也都是不朽的功绩。雍正皇帝的行政水平也很高，控制朝廷治理国家的能力呢，应该离那个电视剧不太远。 这三个皇帝还都在文艺上有很高的造诣，乾隆的书画俱佳，而雍正写得诏书文从字顺，不假修改，可以算作一位散文家了。 顺治皇帝虽说能力稍逊，但是也不是很弱，多尔衮死后他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治理国家也把国家治理的四平八稳，让康熙接到手了一个具有相当的底子得天下。当然这里面也有孝庄皇后的功绩。 嘉庆帝和道光帝时期清朝渐渐走向没落，但两个皇帝还是非常勤政爱民得。嘉庆温良恭俭，道光帝厉行勤俭，都是很有盛名的。道光的节俭几乎是历代皇帝里少有的，他不但公开反对“大吃大喝”，连衣服也倡议穿旧的，他就经常穿带补丁的裤子，当时大臣们纷纷模仿，新衣服也打个补丁。当然了，两个皇帝的智商和社会能力还是很有限得，尤其道光，明显不会用人，鸦片战争他用的琦善和奕山简直是祸国殃民（最近有种史观认为奕山和琦善并没那么无能）。咸丰帝表现尚可，可惜身体不好，死的过早。让可恶得慈喜顺利代替了他，就此一部部毁掉了中国的大好河山。 以上的皇帝对自己的工作还是非常尽责得。雍正之勤劳自不必言，他就是累死的。乾隆这人么，哈哈哈，我比较崇拜，生了那么多儿子，居然没伤腰子，活了那么久，并且每日天没亮一定要赶到军机处，大臣都作不到，乾隆皇帝却能六十年如一日。列位皇帝对人民的关心程度也是很高的。至于腐败贪污么，呵呵，这可是“由来非一朝”了。 我个人认为清朝表现最差的，溥仪不算的话，就是光绪和同治。但他们俩还都属于“志大才疏”者，有那心，没那力，尤其是光绪。同治自甘堕落，也是由于太没自由，无以派遣，于是就去了***。 清代的皇帝与汉唐皇帝相比，即使不一定强过他们，但也不弱于他们，清朝的强大，离不开这些皇帝的治理。 再次，从疆域上。 汉唐最盛时控制范围都达到了西域。两朝主要是以羁弥方式控制西域。清代最开始也用羁弥方式，后来准噶尔部屡降屡叛，再有大小和卓木之乱，所以乾隆朝清军彻底灭了当地叛军，正式把西域作为中央管辖的行政区划来管理，派官治理，收取赋税，这是一大进步。 汉唐都没有真正统一西藏。而清代却是正式确立西藏对中央的羁弥关系，西藏的地方事务都要受中央指导。这也是一个进步。 汉唐都曾直接统治北朝鲜和北越南。但清朝却没有。不过汉唐统治两地都不长久，并遭到了强烈的抵抗。清朝控制这几个地方的方式就是扶植亲华政权，这也不失为有效控制的一种方式。 另外，东北三省和青海则完全在清朝才很好的被中央控制。比如在唐代，青海属于吐蕃控制，而东北则先后有高丽、渤海和契丹的军事存在。云南也是这样，汉唐都没有很好的控制，元明清三代才真正进入中国版图。 这样，从疆域看，清朝的疆域应该是中国历代中最大的了，应该比元朝还大，因为元朝并没有很好的控制西域和漠北，那些地方已经属于各汗国盘子里的肉了。 最后，我们来强调一下：任何朝代都有军事强大的时候和经济繁盛的时候，但每个朝代的军队都有完蛋的时候。所以判断清朝的强大我们不一定要从军队和生产来看。清军就有完蛋的时候，比如，乾隆末年，老皇帝领着小皇帝检阅仪仗队，八旗子弟在表演骑射的时候居然有人从马上掉了下来。 但是，毋庸置疑，清朝从整体上决不失为最强大、最具代表性的朝代之一。清代理应同汉唐并称。 时间短促，论述不充分，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