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研究》

《历史研究》共分为十三部，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论带史，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汤因比从各大文明的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的过程来展开其论点，他总是先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证。他自称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治学传统。（1）历史研究的“单位”和“模式”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为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社会”，也就是能自成一体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宗教则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唯有以“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在考察了前文明时期的社会之后，作者将前文明的特征归结为：①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如罗马帝国)；②间歇时期；③大一统教会；④蛮族大迁徙。教会和民族大迁徙是一个垂死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产物。以此为依据，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已出现过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等20多种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虑》中，他又将文明扩展到37种，并修正了早期以希腊罗马历史为蓝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腊—中国复合模式”以及“犹太模式”。（2）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汤因比从“挑战—应战”的理论出发，对文明的兴衰存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他在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批判种族优越论和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创造文明并非靠人种的优越，也不是由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人类面临严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应战。虽然汤因比并不认为这是文明起源的惟一因素，但他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应战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汤因比对中国《易经》中的阴阳之说极为欣赏，认为历史就是在一静一动、阴阳交替的过程中前进的。面对挑战，人们起而应战，社会也就由阴变阳，文明即产生于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之中。文明的起源在于成功的应战，文明的生长也不例外。一种文明的诞生表明它已经对最初的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应战，但这并不等于说该文明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长。文明的生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使挑战—应战这种单一运动成为循环往复的过程，文明才能顺利成长，反之，文明则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运。汤因比指出，文明生长的标志是该文明内在的精神自决，而非外在的物质膨胀。文明生长的进程看似对外部环境的征服，事实上则取决于内在的精神力量。有时技术力量在发展，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至在衰退；有时技术力量增长不明显，而文明却在前进。可见，衡量文明成长的尺度是挑战—应战的行动从物质水平过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内部向自身提出种种挑战，并起而应战，才能长盛不衰。（3）文明在空间、时间上的接触汤因比认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长和衰落阶段，都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但是到了解体这一最后阶段，文明却不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对象了。可见，对于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触作比较深入的探讨是合乎逻辑的。汤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当代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史的近代时期可以从两个事件开始，一件事发生在15世纪刚结束以前，一件事发生在16世纪刚开始以后；第一件事是掌握远洋航海技术，第二件事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共同体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从13世纪开始，到17世纪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时间上已超越了目睹哥伦布和达·伽马远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汤因比进一步追溯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同它的两个敌对社会所发生的接触，然后又上溯到古代希腊社会同各方面发生的接触，最后再简要地谈了这一类接触的更早期的情况。（4）西方文明的前景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惟一存在的尚未明显解体的文明。在许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于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没有理由因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经毁灭或正在走向毁灭，就可以假设西方文明也一定要这样。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和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战争和军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为止，西方社会在同这种疾病作斗争中并未成功，但它却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废除奴隶制度，民主和教育的发展等。西方社会现在也表现出不祥的预兆，分裂为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不过在对付西方化世界里复杂的内部无产者问题上却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战绩。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里，人类有着战争和阶级冲突的问题，有着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问题，有着就业和失业问题，也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20世纪已经过了中期(作者著书时—编者)，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迹象显示：人类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望。

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严格说都不属于历史书籍。如果你对相关年代纪事感兴趣，可以看《三国志》和《左氏春秋》、《东周列国志》、《战国策》等。研究历史仍须以正史为主，野史小说笔记等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避忌讳、直言信书，但毕竟是一家之作，难令人信服，也难以考证其真实性。二十四史，清史稿，能把这二十五本书读完读懂，可以说你就能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透亮透亮的！当然这都算是正史。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1]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这是我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但由于国家大局之动荡，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写的，感到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也还有，因此此书终于没有写。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要我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小时，又为旅途匆忙，以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本来想再就讲演记录把在讲演时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补。不幸讲演完成，我及负伤养病，在此期间，没有精力对此讲稿，再事改进。只得就原记录稿有与原讲义旨走失处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润饰了。将来若偿宿愿，能写出一部较详备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则属至幸，而此书得以抢先呈教于读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并在此致谢何先生之美意。若无何先生这一番督命，连此小书，也不会有仓促完成之望的。此稿初成，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养病时。嗣后又有邀约，请写一本“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代的两税制，明代的赋税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资料补入，较原稿稍微充实，然恐尚多疏漏谬误，切盼读者之指正。

历史是一门可研究性较强、同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学科。历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可以从一下几方面入手：1、进行一定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了解研究历史的一定方法和技巧。对历史的研究来说，进行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历史研究方法理论的学习掌握一定的历史研究技巧和方法，从而加快历史研究的能力；2、多阅读史料，尽量把握所研究历史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史料是经过前人加工整理而成的，由于受整理史料的人所处的历史环境、阶级立场、价值取向、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制约，所写的史料不一定是真实和全面的，因此对史料的了解需要全面。阅读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注意不同时期史料的阅读。历史事件发生时期所记录的史料可能是全面的，但是整理加工性可能不太强。而后人整理后的史料，虽然整理性强，但是由于时间太为久远，所整理的史料有可能不够完整，甚至是弯曲的反应当时的历史；（2）注意阅读同一历史事件，敌对双方的不同描写。同一历史事件，由于敌对双方，利益不同，价值观也不同，故而导致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评价也会大有不同，因此只有全面阅读敌对双方、甚至是中立者的史料才能够全面的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性；（3）注意正史与野史方面书籍的阅读，以达到相互验证的目的。正史和野史书籍的相互验证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中国古代孔子提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因此有关统治者、贤能的人、亲人的记述不可能是完整全面的，因此需要考究大量野史与正史相互印证。3、对历史的研究要注意对历史遗迹、文物的考究。由于历史史料经人加工的主观性，因此需要与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相互验证才能得出全面、真实的历史。同时结合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的考究，得出正确的结论，不断完善正确、全面的历史；4、对历史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要善于思考，采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如马克思、恩克思正是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历史的研究，大胆的提出人类下一步历史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7 1942年9月18日，边区政府召集各专员及部分县、区长举行座谈会，研究专署以下各级行政机关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标志着第三次精兵简政的开始。③会议确定简政的总原则是：“精干、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建立制度，健全机构，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改善各方面的关系。”[34]12月3日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④1943年2月24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公布了该《纲要》。指出：“简政是精兵简政在政权工作方面的贯彻，是为了使政权工作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即政府方面要通过简政，减去一些不必要的政务，集中力量抓好“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首要任务。《纲要》规定，区以上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的共同原则是“少而精”。“精简机构，就是裁撤不急需的机构；精选称职的人员，又从各种业务的需要来调整人员，使之各得其所。”[35]并规定坚持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整饬政纪；改善领导作风；统一干部管理，调整和提高干部；拥护军队；巩固“三三制”；厉行节约；从组织上、思想上贯彻精兵简政等具体要求。以及具体阐明了精兵简政的意义和目的，划清了政务和事务，要求紧缩上级政权编制，加强乡一级政权等。总之，该《纲要》为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普遍彻底的贯彻，做了制度上的保障。     1943年3月23日，边区政府举行第四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各级政府新的整编方案。该《方案》包括两个部分，即边区一级和各专署、县政府的编整具体计划。根据该《方案》的规定，边区政府系统裁减部门百余处，区以上干部及事务人员由4453人，减为3221人。[36]随后，各级政府进行了裁撤与合并，也进一步缩编了人员。10月15日，依据《简政实施纲要》中关于精简与健全乡（市）政权的精神，边区政府公布了《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     通过深入实际地调查，广泛讨论研究，制定详细科学的实施纲要和建立了一些制度，这次整编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1943年12月24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府委员外，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及政府各厅、处、院、行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副主席作了《边区政府简政总结的报告》。至此，精兵简政在陕甘宁边区共进行了三次，时间达两年半之久的政权机构改革和节流措施，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胜利结束。 三、精兵简政的成绩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局部执政的试验场，而精兵简政是中共对科学执政的实践和探索。在精兵简政以前，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临着巨大的财政经济问题。而政府机构头重脚轻，政事不分，用人不当，“工作不统一”，“游击习气”存在，官僚主义滋生，导致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经过三次精兵简政，实现了政府机构的精简，工作的统一，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人力物力和基本上解决了官僚主义的问题。而这五项目标的实现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既有军事系统的精兵，又有政权系统（包括党、政、民、学各种组织）的简政。”[37] （一）在精兵方面，精简了人员，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通过广泛的动员宣传，一部分人抛弃了“多兵论”，树立了“精兵论”。裁减了                                                 ③ 张扬认为是9月10日是第三次精兵简政开始，但笔者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应该是9月18日。9月10日是动员总结第二次精兵简政，而9月18日的座谈会明确提出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 ④《纲要》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近代史研究.1983（4）：134-148.），史料摘编•总论【Z】，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Z】都认为1943年3月，但是笔者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是1942年12月3日召开的会议。   8 部队番号，充实了连队建设；淘汰了老弱，确定了枪兵比例，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独立作战能力。还加强了对军队的政治教育，使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思想深入士兵的心，并且通过军事教育培养了指战员与士兵的作战能力。同时又号召发展生产自给，在实践中教育了军队，提高了部队对节约的认识，对坚持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二) 政权系统的简政是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核心，成效显著，堪称楷模     首先，精简人员和裁并机构。在精简人员上，第一次精简后缩减人员1598名，占边区政府原有人数的24%；[38]第二次精简，除地方武装及母婴孩外，边府所属吃公粮的人员尚有11500名，其中各级政府及附属机关8200名，各中等学校及保小3300名。第三次精简在第二次的基础上吃公粮减至7500名，减少35%弱。[39]边区政府原有552人，整编为416人，各厅、处的附属机关原有1140人，整编为911人。各分区专署公署原有101人，因增设延署、三边两个分区，总人数增加到148人，但原有专员公署的人数减少了。各县原有1186人，整编为791人。边区共213个区公署，原有1250人，整编为955人。区以上各级政府机关精简总人数为762人，占原有人数的26.5%.[40]在裁并机构上，第一次精简侧重于减少机构，共裁、减、并机构百余处。第二次精简主要是建立政府的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裁、减、并了一些重叠或相同性质的机关。第三次精简边区各厅处的内部机构裁减1/4，边区政府的机关从35个减为22个。     第二，加强政府的统一性，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规定由中共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所有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消除党、政、军、各自为政的现象。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1943春，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专署县、市、区的政府组织条例》《干部管理通则》、《政纪总则》、《政务人员公约》、《奖惩条例》、《五一施政纲领》等。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的统一管理，并强化民主集中制的纪律教育。     第三，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效能。原来许多单位由几个人做的工作，整编后一个人就承担了。1942年9月1日边区政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中规定，“必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提高每个人员战斗力与工作力，不致有任何物质的浪费，才能充实力量准备反攻。”[41] 同时也精干了上层，充实了下层；紧缩了机构，精选了人员；确定了职责，建立了制度；实行合署办公。在干部配备上，用其所学，对口配备；调整了一些干部的职务，使他们能愉快的胜任工作。如边区第二次整编时对干部降级使用，将编余的200余名干部，派往县区工作（20%的到县上，80%的到区上），不仅精干了上层，而且充实了下层。针对乡级政权效能低下的状况，在第三次整编时，给边区1270个乡都增设了文书1人，调派了1000多名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而且，“精兵简政促进了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大大提高了干部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与创造力。”[42]政府实现了统一领导，克服了官僚主义作风，工作效率大为提高。陕甘宁边区文书科的缮写员，现在3个人就做了过去13个人的工作；边区通讯站在1943年1月至4月每日平均投递16661件，5至11月激增到每日平均投递30078件，提高效率80%以上；难民工厂，过去每台铁机每月平均织布13匹，现每台织布21匹，提高63%。振华纸厂，8月份出纸115.4令，每令需13.8个工，10月份就增加到216.6令，每令需工8个，提高42%。化学工厂，4月份出肥皂30726条，8月份就增加到58024条，提高92%，成本则由4月份每箱1.4石小米，减至8月份每箱0.89石。[43]     第四，节约也取得了显著成绩。1942年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精兵简政实为目前各根据地整个工作的中心一环，必须把这一任务的实现，贯彻导各方面的工作中去。”其他一切工作，“当应当在这一政策之下”。还指出：“精兵简政的实行又必须与爱惜民力，培养民力，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具体工作联系起来。”[44]因此，精兵简政中“尤须注意民力物力之发展与节省。” 9 [45] “陕甘宁边区1941年公粮征收量占收获量的13.85%”， 经过精简，“到1943年为10.16%，而1944年仅为8.83%。”[46]1942年征粮16万石，征草1600万斤，“若以现有人员（77000余）牲口（7300余）计算，则明年粮草供给收支相抵要不敷粮8200余石，草980余万斤。精简后，吃粮人数减到65000人，牲口数不动，亦只余粮11000。”[47]     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后，“各部队减去约五千余人，其中部分为空额，一部分编余转入生产，机关学校减去三千余人，合计1943年节省粮食一万三千余石。”[48]其中，民力的节约尤为显著。“延安县1942年动员民力60025个，去年只28493个。减少31532个，即减少52.53%(原文110%)强；绥德前年动员民力75196个，去年只900个，减少74296个，减少85.5%强。”[49]人员的减少，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解了“鱼大水小”的矛盾；民力的节省，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保证了不误农时，有利于解决了自给问题。     第五，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了进展，密切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官僚主义，就是脱离群众的漂浮作风、空洞的形式主义、忙碌的事务主义及繁琐的文牍主义，这些都严重的腐蚀着政府的肌体，损害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50]经过精兵简政后，陕甘宁边区的许多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改善了领导作风，消除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通过对干部的提拔、同级调用、降级使用、选送学习等方式，不仅在于“紧缩了上级，加强了下级”，更重要的是提高思想认识，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总之，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精简了人员，裁并了机构，调整了干部队伍，加强了统一领导，建立了积极的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改进了工作作风，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并且，许多编余人员，回到了生产第一线，在一定意义上解放了生产力，为边区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四、精兵简政的历史经验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由于其成效的明显性、措施的模范性、地位的特殊性及意义的全局性，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精简的过程中，成功的完成了对政府系统的改革，探索和确立了党领导下的政府组织原则、权力分配、运作机制及工作制度，建立起了一个民主、灵活、统一、高效、纪律严明、有制度可依的革命政府，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一致拥护和外国友人的好评，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同时也表明在革命的实践中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已经具有了建立和领导全国政权的能力和条件。[51]因此，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是科学执政成功实践的范例，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是党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前提 “精兵简政”政策的采纳和有序实施，是中共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的具体体现。亦即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认识到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和“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不正常现象，并根据经济规律，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当时，中共中央认识到只有从“开源”和“节流”两手并进，才能达到生产自给。因此，在精简过程中，组织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开源”上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同时，还在“节流”上下大工夫。在简政前，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冗员充塞，以陕甘宁边区伙夫与总人数比例为例。当时“每个工作人员（包括伙夫自己），机关总平均中占6.9%（最多占8.5%，最少占4.6%)，学校总平均约为4%(最多的5.5%，最少的2.2%)。”[52]这样，政府开支过大，不仅加剧了财政困难，也加重人民负担，致使人民对政权的不满。毛泽东曾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为了依靠人民，团结人民，中共在充分考虑经济规律和执政规律的基础上，果断的进行了精兵简政。     （二）实事求是，执政为民，是“精兵简政”政策的基本方略 在编余干部的处理上，尤其可以看出，党在紧要关头，临危不惧，从革命事业 10 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了人性化的安排。凡有文化、有能力、能工作的干部，充实基层；凡确须继续培养、深造的干部，送延安学习；凡身体强壮的干部，转入生产事业；凡老弱及思想落后的分子，帮助他们回家务农；对身体确有疾病，设法给以休养，使其恢复健康继续工作。对精简下来的干部，从其自身条件出发，能为革命工作和不能工作者进行了区别对待，而在能工作者中又进行了细化，做到人人各得其所。有些干部为党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是革命功臣，要他们离开工作岗位未免有些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对一些被裁减的干部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说明“精兵简政”政策的重大意义，让他们明白“精兵简政”的政策“不是消极的裁减人员，而是积极的为了提高行政效能，以发展边区的事业，以进一步提高边区、巩固边区。”[53]对于降级使用的干部，让他们认为下层工作是最光荣的事业；凡是转入生产部门的干部，也要让他们认识到“保障供给，发展生产”是当前最重要的事业；对于学习的要让他们明白，这是党对他们的信任，是为将来对日反攻和革命事业做准备；对休养和回家务农的更是耐心处理，让“每个人心里感觉到很愉快，心安理得”。总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是中共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正确路线。 （三）大力宣传，统一思想，是精兵简政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 在“精兵简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多次发出文件和发表社论，对精简工作进行宣传和指导，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1941年底到1943年，《解放日报》为促进精兵简政政策的正确执行，先后发表社论、专论二十余篇，经验介绍及情况报道一百余篇，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54]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2年12月1日，发出《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精兵简政”的实施要进行“改革体制、整顿机构、精简人员、健全制度等，一句话，要在组织上贯彻。”[55]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制定了科学周密的精简方案。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次精兵简政实施方案纲要》、《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和《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等文件，为“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组织工作没有思想工作作保证，就失去了灵魂，不能持久。[56]因此，思想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毛泽东、胡乔木、陶铸等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反复宣传“精兵简政”政策实施的意义，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使政策的实施由被动强制变为自觉执行”。[57]通过广泛的宣传，统一了思想，减少了“精兵简政”政策实行的阻力。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给我们今天的有益启示，远远不止这些。比如将整编与整风的相结合，为了保持精兵简政成效的长期性，进行的制度建设等，有学者已经进行了研究，在此就不赘述。精兵简政作为一场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不仅是为了减少财政支出，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58]但是，目前我国的政府中仍然存在着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阻碍着改革的继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因此，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进行历史回顾，借鉴其成功经验，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5][29][42][49]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近代史研究,1983，(4);134-148，137,138,142，143. [2][54]熊宇良.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人文杂志,1981,(6);84-86,85. [3]叶健君.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20-28. [4]冯延巧.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陕西档案，1997,(4);22-23. [5]李红梅．陕甘宁边区简政之目的【J】.中国行政管理，1994,(2):36-38.  11 [6][30][37]臧运祜．关于“精兵简政”的再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1994,(3):40-45,43,43. [7][56][57]周浩集.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政策的历史经验研究【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7.1-51,33,33. [8]张光远、廖志豪、张爱华．“精兵简政”与政权建设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49-52. [9][11][12][13][28][35][39][40][4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档案馆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总论（第一编）【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9,8,9,10,198-199,201,204,198，198.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1-107. [14][15]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893. [16][43][53]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编.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Z】.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7-8，155，15. [17]解放日报【N】.1941-11-27(3). [18]人民日报【N】.1979-04-07(2). [19][31][32]刘益涛．抗战时期精兵简政的决策——历史转折关头的毛泽东（系列之二十三）【J】.党史文汇，1994（2）：12，13，13. [20][21][22][24][26][34][36]陕西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126，126,131,144,154,168,183. [23]施善元.抗日民主根据地精兵简政政策的实行及其经验【J】.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学报,2000(1):49. [27]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室，中共陕西省党史教研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变记述【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330. [33]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7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0. [38]刘景范.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Z】.1990，9：760. [44]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社论），胡乔木文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89. [45]林伯渠.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提纲（1942年11月 4日）【R】. 陕西档案馆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总论（第一编）【Z】.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194.  [46]宋金寿.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393. [47][48][5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档案馆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财政（第六编）【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548，549，541. [50]卢红飚.论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理论学习月刊，1992（10）：44. [51]蒋杰，张克非.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与政府改革探析【A】.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572. [5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下)【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09.  [58]星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精兵简政【A】.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你总结一下，再写个开头结尾基本应该能用了。擅长哪一方面，就拆开来详细描写。以下是转载：军事科技上：两弹成功爆炸，火箭、卫星顺利上天、神六、神七上天、龙芯的开发研制等等，与国外合作发射卫星计划，我国开始向航天科技领域发展。 政治地位上：联合国五大常委之一，随着国力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也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为发展中国谋福利，参与到各个国际事项。外交上：与各个国家开展友好关系，加强地区经济间的合作，增加对非洲的援助，参与到更多的国际事物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经济上：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从沿海经济圈到西部大开放，从少数人致富到全国人民慢慢都富裕起来，改善了人民生活条件。社会文化上: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发展，教育改革中。 影视文化上：电影、电视剧产量逐年增长，艺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民间艺术开始得到有效保护。 体育上：已经连续几届人类奥运会名列前三甲了，中国的优势项目有较大的争金优势，在亚洲地区连续运动会上，自1990年来一直在金牌和奖牌榜上名列第一。刘翔、姚明在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力，使全世界更了解中国，近几年经常承办国际赛事，举办世界级别各大体育赛事：奥运会、F1、亚洲会等等非常多。 疆土上：香港、澳门的回归，与台湾开通两岸合作关系。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共领导下符合国情的正确策略；广大劳动者不懈的努力。军事上有坚定的信念和目标，把之视为己任，刻苦忍耐；客观：接触外国先进技术融入世界，国家支持，社会对这样学术氛围强力支持。新中国以来科技成就包括保卫国家安全的“两弹一星”，解决温饱作出巨大贡献的“东方魔稻”、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的“银河”宇宙，这都说明了我国综合国力的上升，现如今发展建设、加快经济建设，促进了我国在各个领域的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封建社会由汉唐的强盛到清朝的衰落的历史动因研究:最近看到有的网友质疑清朝的强大和繁荣，下面我来说说我的看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无休止的攻击，在发言之前，我先高呼一下几句口号，也希望有同样的美好理想的网友们理解： 坚决反对民 族 分 裂和民 族 歧 视！ 民族团结万岁！ 悠久的中华文化万岁！ 伟大的中国（南、北方）人民万岁！ 好，同志们，我来——说两句。 “汉唐盛世”几乎是大家公认的，那么我们就先拿清朝和这俩朝代比较一下。 首先，从对外的军事优势上。 汉代建国之初国力比较差，高祖被匈奴人困在白登就是证明。真正的汉代的强大是武帝朝。这之前，汉朝的域外进取心和自信心显然还不足，当然不是说这之前汉朝就真的不行，我看史料，总感觉文帝末期汉朝就很不错了，要兵有兵，要将有将，“细柳”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但是，汉朝大规模对外扩张应该是武帝成年之后，这个军事优势维持到了宣帝时期，后来就基本平手了，到东汉初年经马援窦固窦宪等长时间的努力，局势才算恢复，然而也未持久，班勇归国之后没多少年，汉朝对外优势又不明显了。也就是说，西汉的对外强大维持了100年左右，东汉大约50-80年。 唐朝初年也不是非常强大，突厥人曾好几次攻到长安边上，有一次李世民不得不单骑骂退侵略军（不过话说回来唐太宗还真是牛阿）。不过太宗朝唐朝就迅速恢复了对外优势，不像汉朝，还得“无为”、“俭省”来厚积薄发近80年。唐朝的强大界限明显，从太宗中期到天宝中期，“黄金时期”维持了120-130年。后来呢，中唐时期唐军军威复振，但军事优势却谈不上了，顶多是能抵挡主吐蕃和回鹘的进攻。而且在朋党之争、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的打击下迅速痿掉。 清朝的强大不太好说，因为我要是从16#44年以前算起估计会遭到大规模的反驳，我从16#44算起。清军统一天下时间比较晚，但是大局势1650年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是从1662康熙当上小皇帝算起比较好，康熙朝，清军除了海战败给郑军，其他对外战争基本都获得了最终胜利，而1689年击败老#毛子则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这之后雍正朝乾隆朝，清军在东亚中亚都军威甚著。当年土尔扈特人不远万里从俄国逃归中国（我认为这个军事上的壮举比长征还厉害），沙俄怒了，以开战来要挟清朝，乾隆帝对狂傲的沙俄使者说：“要和便和，要战便战，我天朝唯视汝自取尔。” 清朝“黄金时期”的结束也不好说。乾隆这个皇帝时期清军就不像他爷爷太爷爷那时候强大了，很多胜仗都损失惨重，常常是“转败为胜”（看过《书剑恩仇录》的朋友记得兆惠指挥的那场战争么？），但是总还是维持了强大，就像武后时期唐蕃战争一样。但是清朝的破败从乾隆始。嘉庆接受的时候清朝已经是烂摊子，有点像路易十五接受法国的情况（他爷爷路易十四维持了法国的强大，也把法国折腾得快痿掉了）。但是，清朝对外仍然异常强大，外敌始终不敢轻举妄动，而边境叛乱者也决非清军敌手，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道光中期，这之后清朝就老太太过年了。 如此算来，我的看法是应该从1662开始，到1830，小170年。 其次，从皇帝的平均素质上。 汉代的皇帝么，过于混蛋的，像晋惠帝那样的或者宋徽宗那样的很少，但能力绝对强的也不太多。高祖、文帝、武帝、光武能力很强，而景、昭、宣、明则要次之。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估计东北老见了都会指出不足。不过这个数据应该差不太多了。 唐代高祖、太宗、武后、玄宗都不白给，史上对高宗的评价不一，我个人认为这个皇帝虽然不及乃父乃孙，但至少可以比得上宪、文、武诸宗。 清代的皇帝我比较熟悉，下面多说两句。 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智商非常高，能力也非常强，正是有了这样的祖宗，他们的后代里才出现了康乾诸帝。太祖太宗我不多说了。 康熙皇帝少年登极，他的聪明睿智、镇定自如和精明强干都不亚于祖辈。比如三藩之乱，形势非常危急，最后的胜利虽然和清军的镇压有关，但总体战略部署和调度还是得力于小皇帝，而且康熙完全是呆在家里凭着战报文件来判断指挥，其素质可见一斑。 乾隆少年时代就睿智非常，康熙很早就注意到了弘历的能力。乾隆帝对手下的控制、对国家全局的操控能力都比较强。晚年他曾自诩“十全老人”，这名字也不算是白叫的。 雍正夹在两者中间，骂他的人比褒他的人多。实际上，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平定青海、惩治贪污也都是不朽的功绩。雍正皇帝的行政水平也很高，控制朝廷治理国家的能力呢，应该离那个电视剧不太远。 这三个皇帝还都在文艺上有很高的造诣，乾隆的书画俱佳，而雍正写得诏书文从字顺，不假修改，可以算作一位散文家了。 顺治皇帝虽说能力稍逊，但是也不是很弱，多尔衮死后他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治理国家也把国家治理的四平八稳，让康熙接到手了一个具有相当的底子得天下。当然这里面也有孝庄皇后的功绩。 嘉庆帝和道光帝时期清朝渐渐走向没落，但两个皇帝还是非常勤政爱民得。嘉庆温良恭俭，道光帝厉行勤俭，都是很有盛名的。道光的节俭几乎是历代皇帝里少有的，他不但公开反对“大吃大喝”，连衣服也倡议穿旧的，他就经常穿带补丁的裤子，当时大臣们纷纷模仿，新衣服也打个补丁。当然了，两个皇帝的智商和社会能力还是很有限得，尤其道光，明显不会用人，鸦片战争他用的琦善和奕山简直是祸国殃民（最近有种史观认为奕山和琦善并没那么无能）。咸丰帝表现尚可，可惜身体不好，死的过早。让可恶得慈喜顺利代替了他，就此一部部毁掉了中国的大好河山。 以上的皇帝对自己的工作还是非常尽责得。雍正之勤劳自不必言，他就是累死的。乾隆这人么，哈哈哈，我比较崇拜，生了那么多儿子，居然没伤腰子，活了那么久，并且每日天没亮一定要赶到军机处，大臣都作不到，乾隆皇帝却能六十年如一日。列位皇帝对人民的关心程度也是很高的。至于腐败贪污么，呵呵，这可是“由来非一朝”了。 我个人认为清朝表现最差的，溥仪不算的话，就是光绪和同治。但他们俩还都属于“志大才疏”者，有那心，没那力，尤其是光绪。同治自甘堕落，也是由于太没自由，无以派遣，于是就去了***。 清代的皇帝与汉唐皇帝相比，即使不一定强过他们，但也不弱于他们，清朝的强大，离不开这些皇帝的治理。 再次，从疆域上。 汉唐最盛时控制范围都达到了西域。两朝主要是以羁弥方式控制西域。清代最开始也用羁弥方式，后来准噶尔部屡降屡叛，再有大小和卓木之乱，所以乾隆朝清军彻底灭了当地叛军，正式把西域作为中央管辖的行政区划来管理，派官治理，收取赋税，这是一大进步。 汉唐都没有真正统一西藏。而清代却是正式确立西藏对中央的羁弥关系，西藏的地方事务都要受中央指导。这也是一个进步。 汉唐都曾直接统治北朝鲜和北越南。但清朝却没有。不过汉唐统治两地都不长久，并遭到了强烈的抵抗。清朝控制这几个地方的方式就是扶植亲华政权，这也不失为有效控制的一种方式。 另外，东北三省和青海则完全在清朝才很好的被中央控制。比如在唐代，青海属于吐蕃控制，而东北则先后有高丽、渤海和契丹的军事存在。云南也是这样，汉唐都没有很好的控制，元明清三代才真正进入中国版图。 这样，从疆域看，清朝的疆域应该是中国历代中最大的了，应该比元朝还大，因为元朝并没有很好的控制西域和漠北，那些地方已经属于各汗国盘子里的肉了。 最后，我们来强调一下：任何朝代都有军事强大的时候和经济繁盛的时候，但每个朝代的军队都有完蛋的时候。所以判断清朝的强大我们不一定要从军队和生产来看。清军就有完蛋的时候，比如，乾隆末年，老皇帝领着小皇帝检阅仪仗队，八旗子弟在表演骑射的时候居然有人从马上掉了下来。 但是，毋庸置疑，清朝从整体上决不失为最强大、最具代表性的朝代之一。清代理应同汉唐并称。

《历史研究》内容精要：《历史研究》共分为十三部，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论带史，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汤因比从各大文明的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的过程来展开其论点，他总是先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证。他自称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治学传统。（1）历史研究的“单位”和“模式”：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为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社会”，也就是能自成一体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宗教则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唯有以“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在考察了前文明时期的社会之后，作者将前文明的特征归结为：①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如罗马帝国)；②间歇时期；③大一统教会；④蛮族大迁徙。教会和民族大迁徙是一个垂死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产物。以此为依据，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已出现过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等20多种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虑》中，他又将文明扩展到37种，并修正了早期以希腊罗马历史为蓝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腊—中国复合模式”以及“犹太模式”。（2）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汤因比从“挑战—应战”的理论出发，对文明的兴衰存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他在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批判种族优越论和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创造文明并非靠人种的优越，也不是由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人类面临严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应战。虽然汤因比并不认为这是文明起源的惟一因素，但他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应战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汤因比对中国《易经》中的阴阳之说极为欣赏，认为历史就是在一静一动、阴阳交替的过程中前进的。面对挑战，人们起而应战，社会也就由阴变阳，文明即产生于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之中。文明的起源在于成功的应战，文明的生长也不例外。一种文明的诞生表明它已经对最初的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应战，但这并不等于说该文明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长。文明的生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使挑战—应战这种单一运动成为循环往复的过程，文明才能顺利成长，反之，文明则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运。汤因比指出，文明生长的标志是该文明内在的精神自决，而非外在的物质膨胀。文明生长的进程看似对外部环境的征服，事实上则取决于内在的精神力量。有时技术力量在发展，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至在衰退；有时技术力量增长不明显，而文明却在前进。可见，衡量文明成长的尺度是挑战—应战的行动从物质水平过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内部向自身提出种种挑战，并起而应战，才能长盛不衰。（3）文明在空间、时间上的接触：汤因比认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长和衰落阶段，都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但是到了解体这一最后阶段，文明却不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对象了。可见，对于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触作比较深入的探讨是合乎逻辑的。汤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当代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史的近代时期可以从两个事件开始，一件事发生在15世纪刚结束以前，一件事发生在16世纪刚开始以后；第一件事是掌握远洋航海技术，第二件事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共同体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从13世纪开始，到17世纪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时间上已超越了目睹哥伦布和达·伽马远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汤因比进一步追溯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同它的两个敌对社会所发生的接触，然后又上溯到古代希腊社会同各方面发生的接触，最后再简要地谈了这一类接触的更早期的情况。（4）西方文明的前景：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惟一存在的尚未明显解体的文明。在许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于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没有理由因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经毁灭或正在走向毁灭，就可以假设西方文明也一定要这样。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和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战争和军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为止，西方社会在同这种疾病作斗争中并未成功，但它却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废除奴隶制度，民主和教育的发展等。西方社会现在也表现出不祥的预兆，分裂为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不过在对付西方化世界里复杂的内部无产者问题上却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战绩。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里，人类有着战争和阶级冲突的问题，有着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问题，有着就业和失业问题，也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20世纪已经过了中期(作者著书时—编者)，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迹象显示：人类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望。官方服务官方网站

因为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1、学习历史能使我们更好了解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马克思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历史学。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创造历史中积累的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了她的昨天，才能知道她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认识当今中国，要从了解她的历史开始。2、学习历史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包含着许多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的思考。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遇到的许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影子。只有认真学习总结中国历史，才能充分运用中华民族5000多年积累的伟大智慧来化解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与挑战。3、学习历史能够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人有骨气、有底气。作为世界上惟一历史记载不曾间断的文明古国，5000多年文明史是中国人骨气和底气的精神源泉。习近平同志强调：“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内生力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通过学习了解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承祖先的成就与光荣，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使我们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扩展资料习近平同志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重视学习借鉴历史经验，是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学习、研究、借鉴历史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站在开辟未来的战略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视野，深刻回答了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学习、研究、借鉴历史的问题，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科学指南。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在学习历史中更好走向未来

英国诗人雪莱曾这样写道：“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也因此，历史学就有了它最重要的功用——经世致用。何谓经世？致力于国家，致力于社会谓之经世；何谓致用，以我之所学，化我之所用谓之致用。“以史为鉴”，“读史明智”……都在强调着历史学的现实指导作用，对个人、对民族、对人类的启示和帮助。当一个民族成为能够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力量、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反省的民族时，那将是整个地球，乃至宇宙之福。补充回答： 学习历史、从历史中取得借鉴，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课题。自进入人类社会以来，人类就知道向历史学习了。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讲到史学的起源时，对史学的最初形式作了想象的描述：“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每当游猎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藉草，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也就是说，最初的历史形式是传说故事。人们通过这些传说故事，就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史”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大事。一般动物也有记忆和模仿的本能，但它没有知识，它不能将第一代所积累的经验传至二代、三代，这是因为动物没有“史”。人类则不然，先代的生活经验，能以记诵或记录的形式，留传后世，历数百年数千年而不失坠。人类文明之所以不断进化，“史”的作用可谓大矣。完全可以说，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历史记载的出现，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的确，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西周时期的周公就提出“殷鉴”思想，司马迁作史，意在“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学家大都怀着匡世救俗的责任感，来研究和写作历史著作。对于历史的价值，唐代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讲的十分精彩，他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之有用，大概谁都否认不了。至于为什么有用，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很少上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回答这个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讲述史学理论，指出：“横着看人类，便是社会；纵着去看人类，便是历史。历史就是社会的变动。”从而指出了历史与社会的关系。西方生机主义哲学提出，历史为进化而存在，为生机开展而存在，历史具有生命性，认为历史、现实、未来都是一线下来、有机联系的。这一点与唯物史观的认识有相通之处。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具有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历史是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就一去不复返了；另一方面，过去的事情虽然形式上过去了，但它的精神，它的影响有很多遗留下来，对现实、对未来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所以，如何认识历史，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纯粹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而是关系着如何处理现实和开辟未来的问题。同时，由于历史与现实、未来有这种割不断的联系，所以，探索过去，对了解现在、预测未来是有帮助的。《易传》中说“彰往而知来”，道理就在这里。认识历史，必须通过历史学才能实现。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当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是关乎人的素质修养的学问。无论从事科学研究，还是了解社会现实、制定各项政策、提高个体人文修养，离开了历史学，都是没有根基的。80年前，李大钊说过：“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这种智力的老成，并于奋勇冒险的精神，不但未有以消阻，而且反有以增进。”他认为，“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他把历史比作“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登之愈高，无限的未来世界，才能看得愈加清楚。史学对于人生修养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史学能够陶炼人们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一是尊疑，一是重据，而史学即以此二者作为宝贵的信条。史学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以这种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这种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李大钊这些话，虽很朴实，却意味深长，值得重温。由此可见，一个国民，不能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一个领导干部，更不能忽视历史学的修养。一个民族，只有重视历史，她才具有高度的自我发展意识，才能胸怀宽广，视野开阔，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补充回答： 什么要学习历史，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且对于它，人们也能够给出多种答案，如历史知识能够增长人的智慧，学习历史能够提高治国安邦的本领，学习历史有益于个人的修养等等。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学习历史还会有不同的作用。所以，肯定性的答案能够给出很多。然而，在西方，受后现代思 潮的影响，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史学。后现代史学具有否认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的倾向，对历史学的功用和价值也提出了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对为什么学习历史这样一向勿容置疑的问题也感到困惑了。其实，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客观性的否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一百多年来，西方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一直都说，历史有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在里面，历史学不是科学；还有的史学家甚至用挑衅似的语言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在中国，近代以来，也有历史相对主义思潮出现，这当然与西方的思潮有联系，但是在整个史学界，它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学习历史的意义，已经受到千百万人民群众个人经验的证实，受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实践的证实。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历史，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历史，指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尤其要重视学习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深感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并把它提到关系革命事业能否成功的高度。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邓小平把历史经验比作“宝贵财富”，他的政治智慧与深邃的历史意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处处闪耀着历史总结的光芒。他在论述撰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时，指出历史认识对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具有重大意义。在与戈 尔巴乔 夫的会谈中，他谈到近百年来的中国史，谈到了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邓小 平为什么要讲这个历史？他说“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这是说，国家之间的交往重点是向前看，朝友好的方向发展，但必须尊重历史。只有对历史有正确而清醒的认识，未来的友好关系才有可靠的基础。江泽 民同志、胡锦 涛同志也多次讲到历史学习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