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存亡
中国经济转型目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新阶段,社会制度的创新和社会秩序的确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难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市场化利益主体和市场化行为日趋成熟,市场体制自身的局限和弊端例如:市场失灵,市场缺失,市场抑制,以及市场化主体行为的不理性都开始出现。因此,加速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步伐,利用明确而又稳定的制度安排促进利益主体资源配置及效率的发挥,利用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消除新体制导致的经济不稳定性都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农村经济上,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的问题,成为21世纪突出的中国问题。“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弱势产业和落后经济难以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尤其面对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挑战,会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发展局面。市场经济以放为主的转型实践证明,中国未来的农业前途还在于通过工业反哺农业,走组织化的现代生产道路。在国有企业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方面,中国正在面临核心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艰难抉择。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政治框架的不协调,伴随市场运行机制的不断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和政治的协调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使中国的学者能够思考比西方转型学者的问题。这个阶段的难题,也成为转型深化期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研究的主题。经济转型环境的新变化从国内看,经济转型环境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变化。一是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正在或将要发生新的变化,主要是指成本上升和要素组合变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这样一些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成本都在上升,传统行业及其增长方式的利润空间已经逐渐变小。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加上储蓄率在逐步下降,过去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高投资模式将难以为继。二是经济增长面临的国内舆论环境在发生变化,信息传播和社会评估十分活跃。互联网、微博、博客等新媒体,把经济转型不到位的许多信息都第一时间公布出来。此外,学术界和社会团体组织的与经济转型有关的各类评估也相当活跃。还有一些社会调研机构都在不断地发布与经济转型有关的评估结果。尽管这些结果不能决定各地干部的升迁,但是它能形成一种舆论环境,逼着政府进行反思,进而推动政府加快转变职能。 从国际环境看,也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承诺。对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和教训,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反思,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等等。也就是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自己存在的不足,我国的经济转型步伐必须要加快,政府相关的职能必然也要加快转型。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比2005年要下降40%至45%,这是我们主动承诺的减排义务。然而这个承诺对我国经济转型又是一个压力,例如“十二五”时期单位GDP的碳排放就要下降17%,这个约束性指标与我国的减排承诺是有内在联系的。在实施中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研究,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分配到各个省应当是多少,如何区别不同省情,怎样才能完成?这确实会对政府转型带来新的考验。二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市场重心可能发生转移。我国现在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出口工业面临激烈竞争,原有的市场份额有可能会重组。我国面临着全球经济格局所发生的深刻调整和市场重心的转移,逼迫我们加快转变粗放的出口增长方式,进而要求政府加快转变涉外经济管理职能。在这种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反思对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认识。曾经比较流行的观点主张建立“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现在看可能是不够准确的。比如公共服务,当前,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远远超过过去任何时候,在这个时候强调公共服务领域实行“小政府”是否合适?如果依靠“大市场”,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市场是可以起作用的;但市场再大也代替不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最终平衡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正义,不可能靠市场。再说“大社会”,社会领域的许多事情无疑需要发达的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民主参与来处理,政府无疑也需要依托它们,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但是分散的社会再大也替代不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所以,要依托活跃的市场和广泛的社会参与,建设有限的政府、有效的政府和有责的政府。 外国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