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参考好中吗

《经济研究参考》 是经济管理类的 中文核心期刊。很好的期刊。直接到官网去投稿呀

核心期刊是某学科的主要期刊，是指所含专业情报信息量大，质量高，能够代表专业学科发展水平并受到本学科读者重视的专业期刊。“核心期刊”是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确定的。确认核心期刊的标准也是由某些大学图书馆制定的，而且各学校图书馆的评比、录入标准也不尽相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也未参加过此类评选活动。新闻出版总署从未就学术水平的高低为这些期刊划分过级别。核心期刊同时还有很多种分类的，比如南大核心，北大核心，科技核心，人文社科核心等。扩展资料：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而非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则以文件、报道、讲话、体会、知识等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论文的文章为主。由于《总览》选刊的依据是 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 ，并不强调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线，对此自然也就没有进行严格区分。 具体说来，《总览》学术与非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

教育状况1995-1998，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村金融方向，农学博士1994.4-1994.8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银行与证券投资管理专业进修1993.1-1994.3德国霍恩海姆大学企业管理系进修1985-1988，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货币银行专业，经济学硕士1981-1985，西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农学学士工作经历2008-2011 世界银行中国微型金融师资培训教师组组长2008.8-9 日本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访问研究员（Visiting Researcher）2006.10-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金融学科组组长2002.12-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2001.9-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12-2001.9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1994.11－1995.10 北京新源城市信用社（现北京银行新源支行）信贷部经理、办公室主任1999.09-2000.08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经济系访问教授（Guest professor）1997.9-2001.6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1994.11-1997.9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主任1988.7-1996.12 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教、讲师 主要著作与教材2011 何广文、刘勇主编，《小额信贷运作与管理指南》（上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52011 何广文主编，《农村金融专题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1.12009 何广文主编,张正平、李莉莉、杨菁、赵岩青副主编，《农村金融知识读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62008 李树生、何广文等著，《中国农村金融创新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22008 何广文、李树生等编著，《农村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22008 何广文主编，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货币银行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62006 冯兴元、何广文、杜志雄等著.《中国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11。2005 何广文、郭沛主编，李莉莉、杨菁副主编，《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案例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12005 何广文、李莉莉著，《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评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12005 何广文、冯兴元、郭沛等著，《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12005 何广文、冯兴元、林万龙等著，《农户信贷、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与农村金融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12004 何广文、郭沛主编，《现代货币银行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22004 何广文主编，《农村信用社改革操作指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12002 何广文主编：《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与风险管理知识读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102001 何广文著，《合作金融发展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92001 何广文主编，《货币银行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82000 何广文著，《国金融制度研究》,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92000 甘立平主编、何广文副主编，《财政与税收》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0.61999 何广文、蒋先玲、甘立平编著，《货币银行学概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 2011 何广文，围绕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服务大有可为，《中国农村金融》2011（10）2011 何广文，构建县域本土金融服务机制，《中国金融》2011（11）P43-452011 何广文，构建化解县域经济微观主体融资困境的金融机制，《中国农村金融》2011（8）2011 何广文、李莉莉，大型商业银行的小额信贷之路——兼析与新型农村金融机间的合作机制，《农村金融研究》2011（5）P21-262011 何广文、杨虎锋、张群、谢昊男、宋冀宏，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怎么实现对于农户和微小企业的服务？——基于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案例的分析，《中小企业融资》2011（1）P78-7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何广文、李莉莉，农村经济发展转型与县域金融服务的完善，《银行家》2011（3）P39-412011 何广文，构建农村本土金融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可缺位，《中国合作经济》2011（1）P34-352011 何广文：促进农村消费升级的金融对策，《中国金融》2011（4）P60-612010陈丹、何广文：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的风险及其模糊综合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9）2010何广文，基于社区本土力量的农村金融普惠金融模式，《中国金融》2010（8）P86-872010何广文，解决农村弱势群体贷款融资难问题的逻辑思路，《中国农村金融》2010（1）2009何广文，资金互助——合作金融又一模式，《中国金融家》2009（12）2009 张正平、何广文，农户信贷约束研究进展，《河南社会科学》2009（2）P44-492009 何广文,农贷解难,《新理财》2009（5）P25-262009 张林、何广文，我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实证分析及运行评价，《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4）P9-122009 何广文，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模式探析，《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9（3）2009 何广文，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困境与路径选择，《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P50-542008 何广文，2009年农村金融主旋律：改革开放与创新，《中国城乡金融报》2008-12-312008 何广文，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效及深化改革的取向，《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10）2008 高纹、何广文，“小额信贷与金融原则——孟加拉格莱明银行经营模式的再思考”，《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2008（9）2008 王玮、何广文，“社区规范与农村资金互助社运行机制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8（9）2008 何广文，“小额信贷成功的基本要素何在”，《中国金融》2008（7）2008 何广文，中国的小额信贷需求分析，《西南金融》2008（4）P12-142008 何广文，市场开放成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词，《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3）2008 何广文、张正平，“存款保险制度研究进展述评”，《河南社会科学》2008（3）38-412008 杨菁、何广文，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金融交易中的效应分析——基于山西省榆社县个案的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3），P21-24。2008 何广文，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和机制创新的探讨，《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1）2008 杨菁、何广文，利率市场化对农户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1）2008 赵岩青、何广文，声誉机制、信任机制与小额信贷，《金融论坛》2008(1) P33-402008 何广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全面推进，《银行家》2008（1）2007 赵岩青、王玮、何广文：信用激励机制在小额信贷中的有效性研究，《金融与经济》2007(12)P47-522007 王玮、何广文、于丽先：信用担保作用机制与政府支持农信担保的路径选择，《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1)P74-792007 何广文、王伊乔：莫以市场化行为看待小额农贷，《银行家》2007(11)P109-1102007 何广文：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与供销社的机遇，《中国合作经济》2007(9)2007 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创新路径探讨，《金融与经济》2007(8)P11-162007 何广文：从三个层次构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时报》2007.7.192007 何广文、张林、韩星：传统农区金融需求与机构布局调研报告，《银行家》2007(7)P100-1152007 赵岩青、何广文：农户联保贷款有效性问题研究，《金融研究》2007(7)2007 杨菁、何广文：中国农村信贷市场深化，《银行家》2007（6）P104-1072007 何广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需要全方位推进，《中国国情国力》2007(5)P15-182007 何广文：农村资金互助合作机制及其绩效阐释，《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4)P3-82007 何广文：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的路径选择，《中国改革》2007（3）P342007 张群、何广文：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对我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7（2）P183-1922007 张正平、何广文：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变迁研究——基于国家效用函数的成本-收益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07（1）P61-672007 何广文：构建社区导向型新农村建设金融服务机制，《西南金融》2007（1）P8-102007 何广文：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路径，《银行家》2007(1)P98-1012007 何广文：农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及其绩效诠释，《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P31-392006 何广文：提高西部地区金融创新能力，《银行家》2006(11)P118-1192006 张林、何广文：银行间债券市场7天回购利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6（3）P334-3482006 何广文、张群：农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一贵州铜仁地区为例，《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6（2）P167-1762006 何广文：只贷不存小额贷款机构运作特征及其制度创新。《银行家》2006(8)P118-1212006 何广文：小额贷款公司运作特征及其制度安排。《小额信贷通讯》2006(2)P29-322006 何广文：建设新农村，金融缺位怎么办？《银行家》2006(7)P112-1152006 刘进宝、何广文：制度及制度变迁中农村信用社的风险问题研究。《调研世界》2006（5）P25-272006 何广文：金融支农：责无旁贷，现状堪忧《中国经济报告》2006（2）P91-952006 张正平 何广文：存款保险定价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经济评论》2006（2）P104-1122006 何广文：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投入困境及其政策选择《小城镇建设》2006（3）P52-562006 何广文：农信社制度变异及其动因《银行家》2006(2)P116-1192005 张正平 何广文：隐性保险、市场约束与我国银行业改革,《中国软科学》2005（12）P38-432005 潘建成、何广文：金融支持与构建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调研世界》2005(11)P10-12、162005 何广文、李莉莉：农村小额信贷的市场空间分析,《银行家》2005(11)P108-1112005 张正平 何广文：改革后邮政储蓄资金流向何方,《调研世界》2005(10)P38-402005 何广文：农村金融改革及创新路径探讨,《金融时报》2005-5-192005 何广文：没有完成的农信社改革《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5（5）P282005 何广文：传统农区农信社改革与创新《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5（3）P10-132005 何广文：农村信用社股权设置与治理结构的冲突《银行家》2005（1）P112-1152004 何广文、李莉莉：用系统论视角审视农村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家》2004(12)P60-612004 何广文、李莉莉：从系统论视角看农村金融改革，《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专刊）2004 何广文：农信社改革问题及出路探讨,《银行家》2004（10）P38-392004 冯兴元、何梦笔（德）、何广文：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的多元化——一种局部知识范式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5期，P17-292004 冯兴元、何梦笔、何广文：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的多元化，载《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4》, 第80-105页2004 何广文、张丽、李莉莉、杨菁：京郊农村金融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4（3）P124-1302004 何广文、冯兴元：农村金融体制缺陷及弥补的路径选择《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4（8）P23-252004 何广文、冯兴元、潘建成：关于国有商业银行困境与改革路径的思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5），P55-582004 何广文、冯兴元：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亟待深化《中国乡镇企业》2004年第4期2004 何广文、冯兴元：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的路径思考《中华合作时报.合作金融》2004年4月15日第1版2004 何广文：对农村政策金融改革的理性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3期2004 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转型与金融机构多元化《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P12-202004 何广文、冯兴元：六招破解农村金融体制创新《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17日2004 何广文、冯兴元：修建农村资本旱地的水渠《经济》2004年第3期，P712003 何广文：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五大不对称《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63期2003 何广文：深化农信社改革的再思考《中华合作时报.合作金融》2003年11月11日、11月18日2003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模式评析《中国农村经济》2003（10），P37-432003 冯兴元、何广文：农村金融为何不姓农《中国改革》2003（8）P69-712003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论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模式和路径选择《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3（8）2003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农村教育融资问题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5），P75-792003 何广文、欧阳海洪：把握农村金融需求特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国金融》2003（11）, P14-16.2003 何广文：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农村金融供求特征及均衡战略《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3（6）2003 何广文：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不存在最优模式《金融时报》2003年6月9日2003 何梦笔（德）、冯兴元、何广文：农村金融机构宜多样化《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2月14日2003 何广文、王鲁保、李莉莉：拓展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的路径思考《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3（2）2003 何广文：改善小额信贷与优化农户贷款环境，《农民日报》2003年1月4日第三版2002 何广文：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制度绩效、问题及对策《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2（11）,P11-13.2001 何广文、赵大晖，“培育农业资本市场 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经济问题》2001（11）2001 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供求特征及均衡供求的路径选择”，《中国农村经济》2001（10）1999 何广文：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中国农村经济》1999（10）,P42-481999 何广文：谈现代合作金融组织的激励机制，《中国金融学院学报》1999（1）,P43-45.1999 何广文：合作金融组织的制度性绩效探析，《中国农村经济》1999（2）P36-41.1997 何广文：合作金融改革研究中几个理论问题的述评，《浙江金融》1997（6）1995 吴强、何广文：德国信用合作业发展的十大特点《金融时报》1995-2-10 以有力的财政金融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金融时报》2009-7-22小额贷款下一站未必是村镇银行 《投资家》2009年第6期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主任何广文教授谈如何破解农村金融困局，更好地支持“三农”发展 中国金融网，2009年6月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模式 《金融时报》2009-03-02为微型金融扶贫“诊脉开方” 《中华合作时报》2009-02-27小额贷款公司“东风破” 《21世纪经济报道》2009-2-9保障稳产增收三农保险探索新路径 《金融时报》2009-02-04新竞争格局下的农村信用社 《中国金融》2008（24）P78-82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七大基本经验与共识 《金融时报》2008-12-22农业保险面临又一个重要发展机遇 《金融时报》2008-11-28推进农村改革 金融制度怎样跟进 《中国邮政报》2008-10-25农村金融：一汪期待动力的活水 《新京报》2008-10-29构筑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商业原则 创新思维 《上海证券报》2008-10-27宏观调控背景下的金融支农 《中国金融》2008（17）P80-81创新活力如何激发 《金融时报》2008.4.24汇丰下乡：外资银行带来了什么？ 《中国金融》2007（19）P80-81关注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 《中国金融》2007（11）P74-80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应走多元化之路 《农村工作通讯》2007(2)P11-12准入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配套措施——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访谈 《金融时报》2007.2.15小额信贷：激活农村金融的催化剂 《辽宁日报》06-12-18关注弱势群体，深化我国小额信贷事业的发展 《金融时报》2006-10-26增加西部地区金融竞争路径——访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 《金融时报》2006-10-12新农村建设，农村金融体系何去何从 《资本市场》2006-6建设新农村：“建市场”重于“建村庄” 《金融时报》2006.05.17一号文件勾画全盘远景 新农村金融投石问路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3月10日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 《经济日报》2006/02/15农村金融改革　任重道远前景可期 《经济日报》2006/02/14中国农村信合改革应自下而上——专访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 《凤凰周刊》2005年12月25日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农信社，拿什么激励你？ 《金融时报》2005年12月8日民间借贷：阳光化意味着什么？民间借贷现状与启示系列报道之三 《金融时报》2005年10月20日农信社改革需要启动内在推动力——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何广文 《金融时报》2005年9月1日建立健全农村金融的风险分担机制——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何广文 《金融时报》2005年3月3日农发行出路何在？ 《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第3期“扶贫”之惑——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 《中华合作时报.合作金融》2003年11月4日农信社改革应探索多种模式——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的对话 《金融时报》2003年9月30日新建民营银行的困惑 《中华合作时报.合作金融》2003年8月19日农信社改革的三大模式 《中国财经报》2003年7月1日基金为农业增效铺路 《农民日报》2003年5月20日农发行的四种命运 《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月16日 2009.11-2010 主持：“北京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研究”，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2009-2011 首席专家: “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对策研究”（08&ZD02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08 主持：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研究，美国CATO研究所2008.6-12 主持：中国小额信贷行业评估，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2008.5-10 主持：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问题研究，农业部软科学课题2007.7-2008.6 主持：农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模式与案例，香港乐施会（Oxfam）2007.3-2008.4 主持：农村金融需求调研分析，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06.5－2007.12 主持：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农户金融需求与收入，美国福特基金会2006.1-2008.12 主持：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风险度量及其管理研究（2005年度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编号20050019008）2005.1-2007.12 主持：利率市场化对农业信贷供求主体的影响及其政策选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70473089）2004.6-9 主持：山西长治城区农村信用社能力素质建设综合规划研究(长治城区农村信用社联社)2004.11-2005.3 主持：NGO小额信贷与农信社小额信用贷款比较研究，中国扶贫基金会2004.5-12 主要参加：中国诚信评价体系研究（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2003.8-2004.9 主持：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融资体制研究（德国经济合作部资助）2003.4－2005.12 主持：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农民收入及缓解农村贫困(美国福特基金会)2003.4-12 主持：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时期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创新研究(农业部软科学基金课题)2002.8-2004 主持：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竞争力动态评价及其跟踪研究(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2002 主持：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研究农办政【2002】41号(农业部“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专题)2002 主持：金融机构经营机制转轨对农户融资的影响及政策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主任基金7015)2001 主持：中国农村小额贷款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2001 主持：现阶段农户融资中的担保行为研究(农业部软科学课题01016-2)2001-2003 主持：京郊农户融资行为实证研究(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01BJBJG070)1998-1999 主持：不同地区农户借贷行为及借入资金来源结构研究(农业部软科学课题98017)1997-1999 主持：德国金融制度研究(浙江大学1997年公开招标课题)1997-1998 主持：合作金融理论与实践――中外比较研究(国家社科基金)1995-1996 主持：德国农村信贷及德国银行对农村中小型企业的信贷管理(德国诺曼基金会，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农村发展所合作) 2010-2013 主持：泰华农民银行中国湖南、云南小额贷款试验2010-2012 KfW Development Bank，China Zhaowuda Wome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CZWSDA), PR of China, Local Microfinance Expert2010.4-6 主持：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绩效评估研究2009.12-2010.2 主持：中国扶贫基金会四川地震灾区小额信贷项目绩效评估2009.10 冯兴元、何广文主持，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社区发展基金项目评估2009.6-12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技术支持项目，“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监管”，农村金融专家，执行单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5-6 IFAD宁夏、山西扶贫项目小额信贷年度检查，农村金融专家2008.6-7 IFAD河南大别山区农村扶贫项目最终设计，农村金融专家2008.5-6 IFAD宁夏、山西扶贫项目小额信贷中期评估，农村金融专家2007.10-2008.3 财政部国际司农村金融项目专家，“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农村金融项目转贷模式研究”，组织贵州、广西IFAD基金项目小额信贷的调查与评价分析。2006.8-10 世界银行短期农村小额信贷咨询专家.“中国农村小额信贷案例研究”，负责调研四川广元全力小额贷款公司、江苏洪泽县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湖北邮政储蓄小额定期存单质押贷款案例。2005.8-2006.1 香港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发展模式及其绩效评估”，评审专家。负责香港乐施会（Oxfam HK）云南禄劝、澜沧、广西大化农村综合发展项目社区发展基金评估。2005.4-12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技术援助项目TA PRC 4430“农村金融市场需求研究——贵州铜仁案例”，农村金融市场与环境分析专家、培训专家。组织了对贵州铜仁地区10个县30个农村信用社、1220个农户的入户调研。2004.1-10 主持：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区域性特征研究（亚洲开发银行）2004.5 “陕西国际农发基金农村金融能力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被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聘为农村金融专家2004.6 “重庆国际农发基金农村金融能力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 被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聘为农村金融专家2003.8 甘肃南部扶贫项目预评估，被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聘为农村金融与经济分析咨询专家2002 “中德合作江西山区可持续发展项目”终期评估小额信贷专家，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2001 世界银行第四期中国扶贫贷款项目调研专题：西部农村企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FID农村金融咨询专家2001 “促进贵州湖南农村金融系统能力建设” 农村金融咨询与财务培训专家,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1998 IFAD资金贷款在中国的转贷渠道和转贷效率研究, 农村金融专家,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WFP/IFAD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我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我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9倍扩大到1994年的6.6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2.3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23、0.28、0.295；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09、0.341、0.336和0.336.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43、0.389和0.397，接近0.4，2000年达到0.417.（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0.474.还有学者认为，0.45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0.4左右；中估计为0.45左右；高估计为0.5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2年更是上升到3.11∶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为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news.com.cn.）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0.4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0.45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0.4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0.4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是否能准确反映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我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不然，就会夸大我国的收入差距。（注：赵人伟：《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我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以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国也可以用。不过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修正0.4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我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我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我们的底线标准。（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注：牛飞亮：《近20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我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我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我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四、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从文献考查看来，大多数的横向国别研究支持倒U 假设：时序资料分别证明了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别扩大，而在发达国家收入差别下降的现实：微观分解资料也并不否认倒U 假设的成立。不过，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经济的国家，其收入差别的变动趋势是否符合库兹涅茨倒U 假设有待进一步验证。有学者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具有普遍性。当然，各国库兹涅茨效应也会因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体制等原因有不同的表现，如初期增长的时间长短可能不一致，收入分布差距的上限和下限也可能不相同。（注：刘萌芽：《对库兹捏茨效应及其成因的思考一兼谈我国当前分配政策的取向》，《衡阳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因此，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存在，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主要是由经济不平衡发展引起的。（注：郭熙保：《从发展经济学观点看待库兹涅茨假说—兼论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也有学者利用省份横截面数据对库茨涅兹“倒U 型”假说进行经验验证，从经验分析中得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不成立的结论，但认为，对于“倒U 型”假说，要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中国现在的数据不支持并不意味着将来的数据也不支持库茨涅兹“倒U 型”假说。（注：李实：《对收入分配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对陈宗胜教授评论的答复》，《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有其价值，但以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来否定倒U 形变化的结论在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判定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否呈倒U 形变化应该依据的是历史序列分析。（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 总的来说，学者们比较认同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关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的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起步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前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的完善、法律体系的健全，部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将会得到纠正或缩小。因此，库兹涅茨“倒U 型假说”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变动研究仍有借鉴意义。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正处在倒U 型曲线的前半部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会加大。我们应坚持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促进居民收入的变动及早走向倒U 的后半段，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关于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一）发展经济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二）加强法治建设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保障。 （三）必须注意实行正确的政策选择。 （四）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机会均等。 （五）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我看你要原题是不可能有，就算有也不敢在网上发，风险太大，利益太小，没事，会考简单，轻轻松松考，我原来也是你那样，考完才知道简单，你想上届的学生有没毕业的吗？就算天天旷课的也毕业了吧，学校有没毕业的学生会没面子，兄弟院校会说校长罩不住了，所以校长就会使劲了，当然这不能明说，老师会吓唬你，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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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险投资就是将资金投向蕴藏失败危险的高新科技高成长性公司或项目上，期望获得高收益的投资行为。主要包括几点：一是投资标的为高成长性项目，属高科技；二是风险较大，失败可能性较大；三是假如投资成功的话，收益比较可观。 这得看你的投资标的怎么样了，首先看你能不能现场考察一下投资标的，不行的话通过网络和标的所在地的朋友考察，主要分析标的的行业前景，市场趋势，核心竞争力，财务状况及是否有强大的股东阵容和政策支持。 2、退出机制(参考：http://hi..com/jossin/blog/item/f7d686f800330e0cd8f9fd71.html）所谓退出机制，就是当风险投资人赚得盆满簸满的时候，他就要把自己的赢利变现成货币。在圣诞节到来的时候也好给自己的太太们和婊姨婊嫂们购买一些珠宝首饰，或者购买宝马名驹、巧克力、燕尾服、洋娃娃、伏特佳等等，以使生活过的滋润甜美。更重要的还是要向那些资金供给人，上交利润，以便争取资金供给人更加信任自己，从而继续把资金交给风险投资人来打理。争取的投机回报。 自从有了退出机制，风险投资人就如同蝙蝠出洞一般，开始了四处寻觅，漫天飞舞，惟恐落后。 如果没有退出机制，风险投资人就会躲在家里，上网打游戏收看电子邮件。以便减少日常的开支。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是一种风靡全球的投资方式。国际上权威机构的定义分别是：根据全美风险投资协会（NVCA）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中的一种股权资本；相比之下，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则更为宽泛，即凡是以高科技与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都可视为风险投资。 从投资行为的角度来讲，风险投资是把资本投向蕴藏着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领域的过程。从运作方式看，是指由专业人才管理下的投资中介向具有潜能的高新技术企业投入风险资本的过程，也是协调风险投资家、技术专家、投资者的关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一种投资机制。 风险投资在扶植高科技产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帮助许多高技术企业取得了成功。国外研究表明，由风险资本组成的创业基金对本世纪三个重要的科学发现，即可编程计算机、晶体管和DNA的最终商业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企业创建期和成长期，风险投资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据美国“第一风险”投资信息公司1999年12月发表的报告[2]，美国共有248家新公司在风险资本支持下上市，并创造了筹资194亿美元的新纪录。公司的报告显示，1999年，由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购并活动也创造了新的纪录，总金额达307亿美元。近50年来，风险资本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公司上市前的启动投资主要来自风险资本。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英国高科技产业比美国落后10年，主要是风险投资起步比美国晚了10年。可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风险投资的支撑，风险投资是高技术产业化的“孵化器”。（不过风险投资和高科技本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风险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利，风险投资家决定是否投资的关键并不是项目的科技含量，而是看能否赚钱，能否实现资本的增值变现。） 我国正在进入一个科技快速发展的新纪元，要想使高科技企业在世界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建立我国的风险投资体系以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因此国内许多学者都在关注着中国风险投资的状况，并做了很多相关研究。如《论中国风险投资的机制创新》（成思危，国研网，2001.1.5），《中国式风险投资之路怎么走》（成思危，国研网，2000.11.21），《试论我国目前发展风险投资的十大误区》（刘曼红，2000，《风险投资在中国》第139页），《我国目前风险投资热存在的几大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张炜，2000），《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情况综述》（徐瑞娥，《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55期），《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研究》（陈德棉 何峥，《国际金融报》，2000年12月28日）等。他们都结合中国实际，或从宏观机制，或从微观主体入手探讨了风险投资在中国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对策。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他们大都提到了融资和蜕资渠道较窄、政府资金过多、投资规模不大、法律不完善、政策不到位、操作不规范、缺乏高水平的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家等等。这些探讨对加快发展中国的风险投资有很好的启发。 但是我认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在整个风险投资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风险投资是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结合，而高收益必须通过一定的退出渠道实现。为了实现投资者的目的，就要求市场上有健全的退出机制，让投资者能够顺利的把资金撤出。中国人民大学风险投资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风险投资出现新趋势，政府投入在我国风险投资中的比例从2000年7月的70％降低到2001年7月的42.9％，非政府资金第一次获得优势比例。由此可见，我国的风险资本的融资渠道正在拓宽，投资主体也正在向多元化发展，然而与此相对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却仍然没有建立。风险资本退出渠道狭窄将成为发展风险投资最大的障碍。因此我们有必要重点关注这一问题。以下我首先将从风险投资的运作机理入手分析其退出机制。 （一）．从风险投资的运作机理看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的运作机理可以用风险投资的运作的形式概括： 风险投资的运作主要涉及投资主体(投资者)、中介机构(风险投资公司)与投资对象(风险企业)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三者在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中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投资主体是风险资本的提供者。它可以是政府投资、企业投资、民间私人持有资金、科研单位自筹资金、商业银行贷款以及外国投资等。 风险企业是风险投资的接受者。它拥有高新技术的创意或成果，但缺乏将成果产业化的资金。一旦得到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支持，便可以实施成果的产业化，并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获得技术创新与成果产业化的经济回报。 风险投资公司是沟通风险企业与投资者的“桥梁”。它一方面向社会招募资金，同时经过严格的考察和筛选，采用不同的策略将其投向风险企业，并积极介入风险企业的经营管理。待时机成熟时，便通过适合的方式，从风险企业撤回增值后的资金，再投资于其他项目，以实现风险资金的滚动增值。 分析一下风险投资的整个运作流程，可以清晰的看到，要使风险资本能够循环产生利润的关键就是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如果缺少了这一环节，风险投资活动的链条就会中断，风险投资就无法实现投资增值和良性循环，也就无法吸引社会资本加入风险投资的行列。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意义具体来说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风险资本的退出途径也是其实现收益的途径。风险投资和一般资本市场的投资获得投资收益的方式不同。一般资本市场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分红派息和股份增值来获得收益的；而风险投资则一般不以企业分红为目的，而是以股份增值作为报酬，必然要求有一个能创造出资本大幅增值的变现方式，这就有赖于有一个能顺利撤出的退出渠道。 其次，风险资本最根本的特征不仅仅在于它敢冒风险将资金投入到前景不明的产品或领域，更重要的是其资本和投资活动的循环流动性。一旦成功可以带着高额利润全身而退，进行新一轮投资，这更要求风险资本必须能够撤出。 再次，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为风险投资活动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评价方法。风险投资的对象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企业，这些企业是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的综合集成，其价值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财务核算来确定，只能通过市场评价来发现和实现，评价其投资价值最好的标准就是看风险投资退出时能否得到大幅度的增值。 另外一个凸现风险投资退出机制重要意义的地方是，由于风险投资企业本身所固有的高风险，使风险投资项目和非风险投资项目相比更容易失败。风险企业很难保持长期的高速成长，风险资本要想获得最高的回报就必须在被投资企业结束高速成长前退出投资以获得高额资本收益。一旦风险投资项目失败，不仅不能使资本得到增值，连收回本金也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因此一个便捷畅通的退出机制将帮助风险资本最大程度的避免损失。 可见，风险投资与其退出机制是永远不可分割的。风险投资的高风险通常意味着高收益，而收益的获取、风险的转移，关键就在于退出环节。退出是实现风险资本盈利的渠道，并且是唯一的渠道。成功的退出不仅意味着高额回报，而且是风险投资进行新一轮投资的基础。因此，要发展风险投资，必须建立健全的退出机制，这样才能吸引的资金进行风险投资。 （二）、国外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从国外的风险投资发展模式来看，主要可以归纳为以银行为中心的日德模式以及以证券市场为中心的美国模式。 日本、德国的风险投资体系以银行为中心，风险企业习惯于从隶属于集团的投资公司和银行寻求资金的来源。一般认为，企业公开发行股票是风险资本的最佳收获方式。因为企业发行股票的退出机制在资本的供给者和使用者之间确定了一种对未来企业控制权的结构的隐性合同。这种隐性合同对处理高风险条件下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利益冲突是有效的。只有在存在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小盘股市场的前提下，把企业股票发行作为潜在的主要退出机制才是现实的。在日、德这种以大公司、大银行为投资主体的模式下，市场结构中以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为主，风险企业要达到符合OTC市场的标准是相当困难的。由于缺乏一个比较具规模的活跃的小盘股市场，风险资本的退出主要以企业并购和股份回购为主，缺乏一个对企业家进行激励的机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这种差距可以从OTC市场上的上市公司和上市所需的时间这两方面的日美比较可以看出。可见，日本的机制是缺乏效率的。而以证券市场为中心的美国模式更加有利于风险资本的退出和风险投资业发展。以下将着重介绍美国模式。 美国的风险投资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就在于其发达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为风险资本提供了多渠道的退出变现方式。美国的退出方式主要有三大类，即公开上市、出售，以及资产清算。也有些学者分为四类或者六类。这些只是对这三大类进行细分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不影响问题的研究。 第一，公开上市即首次公开发行(IPO，即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通常是风险投资最佳的退出方式。IPO可以使风险资本家持有的不可流通的股份转变为上市公司股票，实现盈利性和流动性，而且这种方式的收益性普遍较高；IPO是金融市场对该公司生产业绩的一种确认，而且这种方式保持了公司的独立性，还有助于企业形象的树立以及保持持续的融资渠道。在美国，约30％的风险资本采取了这种退出方式。但是公开发行上市需要市场环境的配合和较高的进入条件，退出的费用也比较昂贵。而且由于企业投资基金被认为是内幕人，其所持的股份受美国证监会144A条款的严格限制，基金在IPO后仅可转让少量股份，直到一定年限后才可逐步转让其他份额。 由于主板市场的上市标准较高，监管严格，而风险企业一般是中、小高科技企业，在连续经营历史、净资产、利润额等方面均难以达到要求，因此在主板市场上上市通常比较困难。因而不少国家都成立有专为高科技企业和风险投资服务的二板市场，如美国的NASDAQ市场、加拿大温哥华股票交易所的创业板市场、比利时的EASDAQ市场、英国的AIM市场。二板块市场比主板市场上市略微宽松，上市规模偏小，主要为具备成长性的新兴中小企业和风险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更加强了通过IPO方式退出投资的吸引力。 第二，出售。出售包含售出和股权回购两种形式。售出又分一般收购和第二期收购两种。风险企业上市（IPO）虽然是风险投资的黄金收割方式，但是由于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数量巨大，而市场容量有限，公开上市本身也存在前述的种种弊端，因此在实践中并不是采用最多的退出方式。事实上，在美国风险投资的历史上一直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是出售方式，尤其在股市行情不好时更是如此。近年来，以出售的方式退出在迅速发展的风险投资中比例越来越大。统计表明，退出方式中一般收购占23％，第二期收购占9％，股票回购占6％，三项合计占38％，总量上比IPO还多。进入90年代，美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五次兼并浪潮，每年兼并收购金额多达3000亿美元，收购兼并市场为风险资本家顺利出售自己的股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般收购主要指公司间的收购与兼并。由于买方无需支付现金，因此较易找寻买家，交易灵活性大。但是收益较公开上市要低，且风险公司一旦被一家大公司收购后就不能保持其独立性，公司管理层将会受到影响。 第二期收购是指由风险投资公司将其所持有的风险企业的股权转让给另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由其接手第二期投资。如果原来的风险投资公司只出售部分股权，则原有投资部分实现流动，并和新投资一起形成投资组合；如果完全转让，则原有的风险投资公司全部退出，但风险资本并没有从风险企业中撤出，转换的只是不同的风险投资者，因此企业不会受到撤资的冲击。 股权回购，是指风险企业以现金的形式向风险投资基金回购本公司股权。风险资本可以拿到现金(或可流通证券)，而不仅仅是一种期权，可以迅速地从风险企业中撤出；而且股权回购只涉及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方两方面的当事人，产权关系明晰，操作简便易行；并且可以将外部股权全部内部化，使风险企业保持充分的独立性，并拥有足够的资本进行保值增值。 第三，清算或破产。这是在风险企业未来收益前景堪忧时的退出方式。据统计，美国由创业资本所支持的企业，有20 %～30%完全失败，约60%受到挫折，只有 5%～10%的创业企业可以获得成功。在美国，大约有32％的风险投资采用这种方式退出。这种方法通常只能收回原来投资的64％，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果断实施，否则只能带来更大的损失。因为企业的经营状况可能继续恶化，而且投入在不良企业中的资金存在着一定的机会成本，与其沉淀其中不能发挥作用，不如及时收回资金投入到更加有希望的项目中去。 从这些退出方式被采用的比例来看，根据对美国442项风险投资的调查，在这些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中，30%的风险投资通过IPO退出，23%通过兼并收购，6%通过企业股份回购，9%通过股份转卖，6%是亏损清偿，26%是因亏损而注销股份的。

中国既是一个电信市场规模庞大、潜在市场巨大的国家，又是一个电信产业和电信服务业发展落后的国家。随着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中国加入WTO的逼近，国际间的竞争异常激烈。而中国电信业目前尚处于传统垄断阶段，这对其发展极为不利。本文从服务业角度即电信运营角度来分析中国电信垄断以及垄断给消费者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障碍，给对外经济开放带来的不利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打破垄断以促进中国电信业健康发展作了一些思考。二、中国电信垄断弊端垄断弊端之一：消费者福利受损1．垄断高价：消费者剩余的转移和无谓损失由于在竞争市场上供求均衡不仅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且是一个合意的结果。特别是，市场中“看不见的手”引起了使社会总剩余尽可能大的资源配置。但垄断引起的资源配置不同于竞争市场，其结果是否以某种方式使总经济福利不能最大化？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电信垄断市场的供给需求图：（由于电信市场的特殊性，我在这里没有考虑市场失灵的外部性影响）我们先假设电信市场是竞争的，需求曲线DD`表示消费者对物品的支付意愿，边际成本曲线MC反映电信供给商的成本，那么可以在DD`与MC的交点找出社会有效率的产量Q`，即在这一点可以使社会总剩余最大。此时，消费者剩余为三角形DD`P的面积。而事实上，由于电信市场是垄断的。电信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必然会选择边际收益MR等于边际成本MC的点Qmax。Qmax即为其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此时，消费者剩余为三角形DCB的面积，显然，三角形DCB<三角形DD`P，消费者剩余减少了，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损失的消费者剩余中有一部分（即矩形BCAP的面积）转移给了电信供给者，成为其垄断利润，而另一部分（即三角形CD`P的面积）成了无谓的社会福利损失。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当垄断利润用于发展生产，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时，它的存在是不无裨益的，但问题是，中国电信所得的垄断利润到底用作什么了？据资料表明，中国电信的大部分垄断利润都用作了职工福利，电信职工每月有比别的行业的工人高出好几倍的收入，另外，还有豪华的办公楼和宽敞的住宅，而这又与电信职工工作的低效形成了极不对称的分配形式。在垄断利润很少用于发展生产的情况下，这势必导致电信成本的上升，从而又成为中国电信一再要求提高资费的理由。中国电信之所以可以提高资费从而获取垄断利润乃是因为其面临着一条缺乏弹性的需求曲线，同时它自然垄断的特点，也为垄断利润的创造提供了保证。但如果存在竞争，又会怎样呢？如上图所示，当面临弹性较大的需求时，中国电信不会轻易的提价，而即便是提了价，社会福利损失也会大大减少（小直角三角形S所示）。2．信息不对称：不利于消费者的资费标准电信资费是由政府决定的，但是电话业务的资费标准究竟确定在哪里，理论上应由市场平均成本决定，而电信部门比政府更了解电信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状况，即电信部门和政府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此政府很容易根据电信部门提供的不全面信息，制定出符合电信部门利益但不符和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电话资费标准。但另一方面，即使政府知道了全面的信息，它制定出的资费标准也会偏袒于电信部门。因为在经济生活中，政府同样是经济人，它会站在经济人的角度上制定政策。电信部门每年能为政府提供非常可观的收入，而这点恰恰是消费者无法做到的，同时，政府听到了多是电信部门的“诉苦”，而很少听到极为分散的群众的呼声，因此，制定出符合电信部门利益的资费标准在所难免。这一点在今年的话费调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国际长途话费的降低，主要是因为许多国家早已开放了电信市场，且整个竞争机制也比较完善。竞争促使这些国家的电信企业不断提高技术和寻找降低成本的方法，电信通信费用不断下降，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面临如此强劲的竞争对手，中国电信被迫降低国际长途话费，否则，每年中国电信将损失大量的国际话费收入而把这一大笔财富拱手让给外国电信公司。而在国内，中国电信则成功的利用与政府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提高了国内话费，以增加收益。3．垄断特权寻租：成本转嫁寻租是一种不能创造利润的活动，甚至由于交易成本的上升而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垄断特权寻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垄断特权获利。由于垄断特权寻租活动要花费巨大的经济资源投入，而这笔投入被转嫁给了消费者，例如，中国联通公司天津分公司投资数百亿元，准备以低廉的价格为天津市居民提供高质量的通讯服务，但作为原产业的垄断者，天津市邮电局总是以种种借口阻止其并网运营，使其数百亿的资产等于废品。不仅如此，天津市邮电局的独家垄断产业的服务价格较高又造成了消费者的损失（余永定，2000）。而且，由于垄断特权，电信部门的劳动力报酬比其它的高，无效率的投入也特别高，而无效投入的支付最终又通过涨价转嫁给电话消费者。 垄断弊端之二：阻碍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它对经济增长发生巨大作用。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对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其原因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以期无限期的获得垄断利润。然而，一般来说，垄断者都会更愿意维持现状和坐收利润，而不主动推动技术进步，特别是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垄断者更愿意在其原有的“旧机器”使用到完全不能运转之后再使用新技术和新机器，即它延迟了固定资本的更新，延缓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现实中那些不必经过激烈竞争就能够赚取高利润的厂商常常缺乏尽可能降低成本的动力。另一方面，电信垄断是由政府管制的。政府管制使中国电信的垄断地位显得非常稳固，这就使中国电信更没有发展新技术的动力了。在管制的同时，政府也抬高了电信行业的进入门槛，一些拥有新技术的新企业却因领不到许可证而被拒之门外，同时新技术也就只有坐在冷板凳上了。而与此相反，竞争往往会促使厂商去开发新产品和寻找降低生产费用的方法。据TeleGeography报道的美国电信线路的成本变化资料，在50年代中期，每条跨洋话音线路的成本，大约值100万美元；40年过去后，1998年同一条跨洋话音线路的成本仅1500美元而已，考虑到期间美元贬值的因素，美国现在每条跨洋话音线路的成本等于40年前的几千分之一！另外，在贝尔系统被解体后，美国长话市场上AT&T、MCI、和Sprint三雄鼎立，长话资费在5年内降低了50%（周其仁，1999）。正是竞争结构成为刺激长话需求的引擎；而长话需求激增，又构成对微波通讯、光缆、数字压缩和传输技术、卫星通讯和无线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应用。垄断弊端之三：难以承受WTO的冲击据悉，加入WTO后，我国将允许外资在所有电信服务业中占49%的股权，在增值服务和寻呼等服务业中占51%的股权。这必将把我国长期以来中国电信垄断的电信市场推向激烈的竞争。在这同时，也加大了我国电信业提高技术、服务质量以及降低价格的压力。近几年我国电信服务高速增长是靠巨额投入支撑起来的，无疑是粗放型经营，投入多产出少，效益低、浪费资源。以市话发展为例，经过几年的大规模投入与建设，全国交换机总容量已达7000万门，但实际装机量却仅为60%，2800万门处于闲置状态，按每门成本5000元计算共造成1400多亿的资金积压，阻碍了电信服务的资金周转。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最大的电信服务企业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低下，收费过高，已经引起了消费用户的强烈不满。而目前，世界许多大型公司纷纷走出国门，建立国际战略联盟，追求规模经营。这些电信联盟的竞争优势相当明显，无论从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经验方面，实力都大大强于中国的电信企业。我国电信服务企业实在难以应付国际电信服务企业的竞争。

《经济研究参考》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来源期刊，2008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浅谈酒店人力资源管理摘要】<正>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外资进入中国酒店业,如今外方管理的中国酒店数量已经相当多了,而引进国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管理也是中国酒店业在自我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步。外方管理酒店作为中国旅游业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之一,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由尝试性发展进入到运作成熟、快速扩张的新时期。这些酒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外资进入中国酒店业,如今外方管理的中国酒店数量已经相当多了,而引进国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管理也是中国酒店业在自我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步。外方管理酒店作为中国旅游业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之一,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由尝试性发展进入到运作成熟、快速扩张的新时期。这些酒店已由过去仅仅关注外国客人市场转向国内和国际并重、由主要城市向二级城市迈进、由沿海地区向内陆扩展,并开始了对中国酒店业的全方位影响。外方管理酒店成功经营的原因除了在政策上有一定优惠之外,其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以获得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源战略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大陆由外方管理的主要几大集团酒店,如香格里拉、假日、喜来登、万豪、希尔顿等。其人力资源管理上值得借鉴的经验有以下几点:首先,在用人制度上较为灵活、科学。由于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外方管理酒店在国际范围内的人才聘用基本上没有限制,而且由于实行合同制,人员的聘用和解聘更加灵活。尤其受裙带关系影响较小,人员安排更为科学。其次,外方管理酒店普遍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几乎所有的外方管理酒店都设有独立的培训部门,有些还建立专门的培训学校,或者联系国内外有关院校对员工进行培训,希望通过培训来提高员工素质,从而提高酒店的竞争力。第三,在员工待遇上,外方管理酒店略为优厚。首先是付给本地雇员的工资基本上高于或持平于行业平均水平,其次在对中方雇员的奖励计划上,较为容易依据自身经营业绩作出决定。而很多中方管理酒店由于投资主体原因往往需经上级部门批准,企业难以独立决策。尽管由于实行了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使得大多数外力管理酒店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取得了较强的竞争力,但在外方管理酒店人力资源的实际管理当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薪酬模式实施困难个人业绩付薪奖励体系是国外酒店业中较为普遍的做法,它是通过对员工绩效的有效考核为基础,实现将薪酬奖励与考核结果挂钩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能。但是,大部分中国员工却对目前职务和岗位挂钩的薪资模式表示满意。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认为人际关系和谐很重要,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模式正好可以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个人业绩付薪体制则可能破坏这一和谐,因此其实施受到了阻碍。二、由员工素质低引起的服务质量问题尽管中国酒店从业人员的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国内外客人日益个性化的需求相比,酒店员工的素质和技能还远没有达到要求。主要原因是员工学历普遍偏低,没有掌握必备的技能,如外语;而且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员工对本职工作没有认同感,认为是伺候人的行业,缺乏相应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修养,由此导致服务态度、服务技能难以令人满意-因此,酒店业员工素质亟待提高。三、由员工跳槽引起的人才流失问题由于外方管理酒店用人制度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使得员工流动率一直较高,虽然到了90年代所下降,但另一种现象的存在也令人担忧,那就是流失主要集中在中高层员工中,尤其是大学生跳槽的比例极高,致使许多酒店人力资源部门在招聘员工时宁愿要职高生,也不愿要大学生。这对本身员工素质不高的酒店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恶性循环。四、中方管理人才的真正成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很多中方管理人才都具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由于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不高,在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和总体战略的把握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尤其是缺少那些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对东西方制度和文化都有较深理解的高级人才。而且,一部分员工“服洋不服内”,也给中方管理人员开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障碍。科学的人力资源系统理论假定人是生来勤奋的,在正常的、对个人才能的发挥没有限制的环境里,人都能主动、自主、自立、员工中蕴藏着解决组织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丰富智慧和创新精神。在这一假设下,简单的说,酒店留住员工并能最大限度的激发员工的动因可以被归纳为:合理的薪酬、有发展力的职业前景、愉快的工作氛围、不断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因此,针对以上几点,笔者认为酒店人力资源管理者应抓好以下几方面:一、采用“性格特征聘用法”。员工选择不当是导致员工跳槽、人员流失的首要原因,并直接导致酒店人力资源管理成本的上升。因此.酒店在选拔员工时,应首先对空缺的职位进行细分,按照岗位的不同特点选拔符合其性格要求的员工。此外,任用那些充满激情、快乐,友善的员工总是正确的选择。里兹?卡尔顿酒店利用高预测方法确定岗位候选人,通过“性格特征聘用法”的精心选拔后,每一个岗位上的员工都是高效率的,他们不仅不遗余力地使顾客满意,并可以参与自己工作区域内的计划制定。在过去的几年中,里兹?卡尔顿酒店减少了近一半的人员流动。二、把核心能力植入人力资源体系,彻底改变传统的薪酬设计理念。传统的薪酬体系只能消除员工的不满意,却不能达到激励员工的目的。因此,薪酬要与能力和工作绩效挂钩,以激励员工的工作动机。首先要明确酒店的商业战略,例如假日酒店的商业战略是“提高营业额,使运营成功,重新构建和统一机能,壮大酒店基础,培养优秀的企业文化,进一步发掘战略优势”。然后对面试中发掘的个人能力进行认证,证实其有助于酒店商业战略的成功。再把核心能力与人力资源体系相整合,只有能力完全被整合到所有体系中。包括招聘,培训、绩效考评、奖励、领导力发展、继承计划和职业规划,才能取得最大的成功。最后,以能力为基础制定资薪体系,并将能力体系引入新员工的认识环境中,以明确酒店对他们的期望。假日酒店使用能力体系,成功的转变了其海外子公司的企业文化,并使人力资源战略与公司战略和薪酬体系保持一致,五年以来利润一直保持增长,客户满意度很高,而且员工流失率也很低。三,员工职业生涯规划。酒店应该对每一位员工设计其职业发展规划;尤其是对大学生等高素质人才的职业发展要有一套明确的规划方案,使其能够看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在招聘时,应该选择有潜质并热爱酒店工作的大学生,按照其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分配到某个部门,给予其一段时间的基层工作锻炼,如果达到了特定的指标并通过评审,可以提升到一定的职位,这样,通过不断的磨练和培养,将能为酒店创造出优秀的管理人才。外方管理公司还可以提供一定的海外培训经历,这样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一定会受到大学生的欢迎。四、交叉培训。交叉培训是一种员工通过接受额外服务技巧的培训来满足不止一个工作岗位需要的培训方式,现已被越来越多的西方酒店作为保持人员素质优势,提高服务质量及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实施交叉培训有助于酒店更加有效的控制成本,在旅游旺季业务量突增或员工生病、休假以及顾客额外需求导致酒店内部出现工作缺位时能够及时弥补。同时,还可以降低员工的跳槽率。1] 人力资源管理培训资讯[J]. 人才资源开发 , 2005,(03) [2] 人力资源管理新书推介[J]. 人才资源开发 , 2005,(10) [3] 周宾. 论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J]. 会计之友 , 2005,(03) [4] 胡群峰, 欧阳玉秀, 瞿向红. 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借鉴[J]. 江苏商论 , 2005,(02) [5] 裴春秀, 欧小松.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系统思维[J]. 经济研究参考 , 2005,(65) [6] “廖泉文教授《人力资源管理》”专栏征文评奖公告[J]. 人才资源开发 , 2005,(10) [7] 范瑶 , 张云. 计量人力资源的运用[J]. 人力资源 , 2005,(04) [8] 三分技术七分管理 国外人力资源六法[J]. 人才资源开发 , 2005,(11) [9] 人力资源管理培训资讯[J]. 人才资源开发 , 2004,(Z1) [10] 杨序国. 人力资源管理八大迷思[J]. 中国中小企业 , 2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