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品市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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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百度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内容来自用户:haooxx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市场调查报告【报告人】海傲雪目录前言调查方法市场分析结论3433646431前言实行“素质教育”以来，特别是高考改革以后，对学生综合能力和全面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能使孩子多种特长集一身，将来在社会上更具竞争力，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班便成了孩子们提高技能、补习功课的最好选择。居民对教育重视程度很高，愿付诸大量的时间金钱在上面，使得各种民办院校及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各种课外辅导市场居高不下，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和乡村，教育资源有限，中小学教育培训辅导市场空间巨大。因企业业务的拓展和市场开拓的需求，为此在西安进行了几天走访调查，了解了十多家中小学课外辅导培训机构的市场需求和教学开设形制，并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整合。调查方法一、调查对象的选择采取随机调查方法，以中小学（包含小学、初中、高中）的文化课课外辅导培训机构为主，在中小学教育培训比较聚集的区域（如交大周边区域、各中小学学府周边区域）对十余家各个规模各种模式的培训机构通过其宣传形式（费用、师资条件）进行走访调查。二、调查目的了解各中小学课外辅导教育机构的市场规划形制和市场拓展需求，对于新开设、加盟教学点所需具体情况进行摸底调查。3国内的课外辅导行业中③一对一辅导：其理念是通过个性化测评，掌握孩子的学习心理、学习习惯、应试态度，以此确定最佳辅导方案。并在辅导过程中适时调整

先确定该产品的受众，然后在受众当中做调查，调查该产品的可接受度、受用性……也要同市场上其他教育产品做一个市场分析，分析优势与劣势……综合各方面考虑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由新华社2010年7月29日电正式对外公布，这是继《医改方案》后涉及新“三座大山”之一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该《纲要》二十二章七十条，内容可谓很全，此前草案便公布于世，征求意见也可谓很充分。既然是全面性的纲要，教育产品的定位便应首当其冲，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有没有商品？如何划分？这与教育能不能脱离“三座大山”之一密切相关。然而，就这个纲要而言，教育产品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并无明确的答案，从中的研读也颇费周折。 《纲要》在第二章“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中明确 “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如果从“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这句话来看，将其定位为公益性而且还普惠性，便是公共产品，但研读完全篇后，只有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定位可以称为公共产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目标，因为还有很多的费用和差异，还要解决择校问题和学校的均等化问题。 我指出这一问题并不是强调所有的教育产品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但不同的定位和区别的对待却是应该明确的。尽可能增加准公共产品和公共产品的范围也是需要的，特别是有政府补助又需要花钱购买的准公共产品，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对残疾人和一些弱势群体的特殊教育，如何做到这一点就缺少交代，高中及同学历的教育有没有纳入义务教育的远期考量？特别是有条件的地方公共财政能不能将其纳入？这涉及到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公平问题，而且在现实中已有出现。 另外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包括幼儿教育中高收费、贵族化的倾向如何对待？特别是利用行政资源开办的这类幼儿教育如何走向？包括义务教育阶段所谓的“民办班”和贵族学校问题如何对待？包括大学成了国家教育投入的重点后，如何惠及到受教育者？具体地说就是降低费用，让能够考上大学的普通家庭甚至是贫困家庭学生能上得起。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责权利到底如何区别？私立学校能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得到类似公立学校的某种财政补助？比如，“教育券”理论，国家的财政补贴分配到受教育的人身上，再通过持券人的选择实现“二次分配”的公平。 也许，《纲要》只能是“纲”，两万多字也不能涵盖这些，但在具体实施和落实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却是不容回避，也是十分重要的。以我不成熟之见，义务教育应该完全定位为公共产品，普惠性及均等化则应成为尽快实现的目标；幼儿教育最起码应该是准公共产品，而且不仅不能鼓励还应该约束和遏制贵族化倾向。包括义务阶段的私立学校，应该着重于探讨和实现利用市场机制与公立学校的公平竞争，而不能鼓励贵族化倾向；高中及同学历教育，即使不能纳入义务教育，也应该尽量强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对特殊教育包括能到高中阶段的特殊教育，都应该作为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爱和和谐社会的需要，比照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已不排斥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之外的商品化，但国家不应该让这种商品在某一个领域变成垄断。而所有的公立大学都必须体现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地探讨对受教育者的财政补助资助，来体现这种准公共产品。 无论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都应该排斥市场化，但却不应该排斥市场机制。这些产品是通过人来提供的，而所有的人或就教师等总体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不可能回避市场机制而独善其身。因此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借鉴和利用市场机制，调动教师和学校的积极性，提高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质量。

教育业属于第三产业。根据联合国的分类方法：第一产业主要指生产食材以及其3431356630它一些生物材料的产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等直接以自然物为生产对象的产业。第二产业主要指加工制造产业，利用自然界和第一产业提供的基本材料进行加工处理。第三产业是指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业、通讯产业、商业、餐饮业、金融业、教育产业、公共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扩展资料：第三产业的具体分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上对中国三次产业划分的意见，中国第三产业包括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具体分为四个层次：1、流通部门：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2、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管理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信息咨询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3、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4、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警察、军队等，但在国内不计入第三产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由此可见，这种第三产业基本是一种服务性产业。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大产业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第三产业

互联网来+教育成为发展趋源势。截至2016年末，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1.38亿，较2015年底增加2750万人，年增长率达24.97%。其中手机在线教育用户规模为9798万人，与2015年底相比增长4495万人，增长率为84.80%。前瞻产业研究院《2018-2023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1-2016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逐年增长。2016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到1579.4亿元，同比增长28.9%。2017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预计达1941.2亿元，同比增长22.9%。未来几年，中国在线教育的市场规模同比增长幅度持续降低但增长势头保持稳健。未来几年，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将保持20%以上的速度继续增长，到2019年预计达到1.6亿人;在线教育用户的持续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网民规模的稳步扩大，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国内在线教育技术的不断成熟，在线教育产品不断推出，更多不同年龄阶段不同需求的用户均参与其中。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请参考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教育的投入水平与发达程度也常常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文明程度、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作为基础产业的教育，正日益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明显。而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充分的政府教育投入，离不开合理有效的政府教育资金配置。　　在今年的两会上，教育改革成为会议期间的热点话题之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投入不公平”，“向偏远地区倾斜教育投入”，“扩大教育投入规模”等的呼声不绝于耳。这亦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的绝对数额在逐年上升，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但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确实还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一、政府教育支出的必要性　　一)教育是一种不完全市场下的准公共产品教育是集消费的排他性、一定竞争性、拥挤性和正外部性等特征于一身的准公共产品。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市场是不能有效供给的，若将教育全部推给市场去运作，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然会给教育带来灾难性的损失，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我们可以透过不完善的人力资本市场来看待这一问题：假设资本市场是完善的，并且教育是一种有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受教育者为何不通过向资本市场借款去上学呢?分析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市场是一个不完善的资本市场。　　这一点在高等教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个市场中，没有个人或机构原意为投资对象作担保，并且由于该项投资的收益大小受个人的性格、健康、机遇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是不确定的，因此，私人的信贷机构一般不愿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为他们提供教育贷款，这就使得那些没有存款或者低收入家庭的青年人无力接受高等教育。鉴于此，引导、规范、教育健康快速发展，肩负起提供教育经费投入的主要责任主体，应该是政府。　　二)教育具有正外部性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作“外部性”。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对外部性做了这样一个定义：“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而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时，就产生了外部性(externality)。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不利的，就称为‘负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就称为‘正外部性’。在存在外部性时，社会对市场结果的关注扩大到超出市场中买者与卖者的福利之外，它还要包括受到影响的旁观者的福利。”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同时也是一种投资。　　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教育也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首先，教育丰富了人们的知识，提高了人们的劳动技能，增强了人们在谋生过程中的竞争力，这些都有助于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全社会受益；其次，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法律知识、道德修养都得到普遍提升，人们会更加遵守社会公德，从而使得犯罪率下降，社会更加安定，社会治安成本下降。经济环境更加优化；最后，教育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为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当权者可以借助教育使公民树立起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公民更易于管理，政治更加稳定。(三)教育力求公平富裕家庭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显然具有更高的支付能力，经济发达地区也因财力雄厚得以在教育方面率先步入“小康”；而寒门子弟很可能因为无力承担教育费用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也往往受到财政资金短缺的影响，对财政性教育支出力不从心。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很可能会再次导致收入不均，继而形成“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的恶性循环，使得弱势群体、贫困地区的人们失去对社会整体公平的信心。“教育公平”也因此成为今年两会期间的热议话题之一。鉴于此，基于社会公平的视角，贫穷的孩子应该有平等甚至优先享受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服务的权利，而政府也必须通过公共政策的倾斜，加大财政教育支出的扶持力度，尽力改善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结构。　　二、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财政性教育支出总量不足自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国对教育的战略地位认识逐步提高，中央及地方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显着上升，各级财政部门对教育的支出迅速增长，然而从相对水平来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总量与预期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缺口。　　近年来，随着我国GDP的迅速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逐年上升，而同时期财政性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升反降，从最高峰年的20．69％降至2006年的15．7l％。财政性教育支出未能同步于经济增长或者优于经济增长，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是政府更快速地集中大量社会资源，履行政府职能，但并未形成对教育的有利投资和支持，反而是作为教育接受者的个人和家庭承担了更重的教育成本。　　虽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在总量上不断增加，但相对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教育支出的相对规模还是偏小，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严重偏低，且增长速度缓慢。虽然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了“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二十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1995年也把4％目标的具体实施策略“三个增长”写进了《教育法》。但遗憾的是，有关法规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贯彻落实，4％的目标迄今为止也未能实现。从1991年到2006年，16年时间里，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只增长了O．15％，即使到2006年，这一比重也只有2．98％，未曾突破3％，更与4％预期目标相去甚远。而事实上，％的比例只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1999年<世界科技发展报告》统计，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5．5％，发达国家在6％以上。美国更是高达7．7％，成为世界上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国家，从而为其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外，韩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了6％，甚至达到7％。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也有4％栩。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5—2006年，国家公共产品性质的高等教育中起辅助作用。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本末倒置，政府在教育支出结构上存在严重的缺位和越位现象。　　从表l我们可以看出，三级教育的事业费支出差距在逐年缩小，并且已由2000年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生均支出递减顺序转变为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初等教育生均支出递减顺序。这与我国近几年来全面实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和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是分不开的。　　虽然自2002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有所下降，教育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12年间增长了6．60倍。　　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l％，2006年上升到18．7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法国的6．5％以及美国的9．9％。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l 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 000亿元。而在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虽然达到历史最高点的近1 981亿，但这也只是行政事业公用经费的1／4不到[4／。　　教育的低投入必然带来其低产出，最终会造成教育水平的下降，资金的短缺也会导致大量人才流失，这些都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二)财政性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三级教育财政性教育支出分配比例不合理。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政府应该在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义务教育方面起主导作用，在具有准支出的级差有所缩小，但初等教育阶段的经费投入仍然严重不足。而事实上，多项研究结果均表明，初等教育的外部性是最强的，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教育支出应该根据这种特点在三级教育上进行合理分配。国际上也是根据这一特点普遍加大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支出。　　我国在三级教育上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分配不合理导致了基础教育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教育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过剩，这种状况不利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者的协调发展，更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城乡之间财政性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我国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的严重失衡。多年来，我国农村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一直制约着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国家统计局2005年、2006年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普通初中、小学在校生分别占全国普通初中、小学在校生总人数的48．93％、65．61％，分别是城市学生的2．83倍和．03倍，但是农村普通初中、小学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只分别占到总投入的49．96％、62．81％。　　随着2007年全面推行的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2008年全国范围内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政策的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全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是，政府仅仅是负担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学杂费，财政性教育经费并没有对农村义务教育在师资、基础设施、教学条件等其他方面进行重点资助和扶持。从整体来看，我国农村的义务教育水平还是很低的，与城市相比仍然很落后。城市和农村的财政性教育支出不均衡导致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区域之间财政性教育支出分配不均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差异，财力状况也大相径庭，加之各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致，导致不同地区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差异悬殊。2006年，我国东部省区平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为266．61亿元，中部为168．亿元，西部为172．23亿元，东中西部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额之比为1：0．63：0．65，其中最高的广东．02亿元)是最低的西藏(26．34亿元)的20．倍，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地区差异之大可见一斑。　　从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来看，中央政府只在宏观上掌握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总体规划和决策，以及对少部分部属大学进行管理；而大多数的教育事权都从属于地方政府，包括对基础教育的直接管理和大部分的高等教育管理。　　从财政分权体制来看，我国实行的是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的财政制度，上级政府无权直接干预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而只拥有对下级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或监督指导的权利。因此，地方的教育支出主要是由当地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而由于我国中、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直接导致其财政性教育支出的较大差异。而中央财政对此又缺乏足够的横向平衡与协调能力，导致教育经费支出的地区差异更显突出。　　三、调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教育事业的制度建设与立法监督工作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在总量、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制度、法规的缺失和不完善造成的。因此，要使财政性教育支出得到可靠保证，就必须从制度、法规建设上着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教育立法，建立健全教育制度体系。首先，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数量指标，即分别确定中央和地方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应承担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指标，并根据实际能力与需求，对教育经费实行最低限额的规定。关于这一点，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有一些代表委员也提出建议，将《教育经费法》的制定纳入议事日程，以确保各项教育经费目标的如期实现。．其次，要加强对教育执法的监督工作，凡是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未达到法律规定指标的单位，均予以相应的惩罚，以保证教育经费的有效投入和有效使用。　　二)扩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增加教育经费总支出近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一直维持在教育支出总量的80％左右，因此，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就成为增加教育总支出的关键。虽然今年初刚刚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已明确指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但这只是一个目标规划，而政府的公共财政能力是有限的，具体要如何增加财政性教育支出，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应该拓宽教育经费来源，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机制。　　发行教育公债，专款专用于教育事业。与政府的其他支出有所不同，教育经费支出不仅是一种消费，同时也是一种投资活动。它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整体素质，并最终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中，有一项是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建造学校、设备购置等。如果用发行教育公债的方式来拓展教育资金的筹措空间，并把它专款专用于教育基本建设项目，不失为缓解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的一种现实且可行的办法。比如建一所学校，如果用发行教育公债的办法融资，既不会搅乱正常的支出安排，又能建好学校，而且随着学校的使用，若干代受益人也可通过纳税来偿付为学校建设积欠的债务。于是学校的建设费用便可在学校使用期间的几代受益人中分摊。用发行教育公债的方式来为教育事业开辟财源，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　　发行教育彩票；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据资料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的彩票业规模约占GDP的％一3％，2005年我国彩票的发行总规模为亿元，2006年达到818亿元，只占了GDP的．04％。这意味着我国的彩票业市场还具有相当大的潜力，有足够的能力吸收、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发展教育事业。发行教育彩票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投资渠道151。　　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如果说政府的财力有限，并且已将多数经费投放于义务教育，那么，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办学应该是个可行之法，即实现教育的民营化。如实行股份制学校，由政府牵头，以股份制的融资方式有效地集聚民间资金，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股份制把人股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投资者一旦入股，就会时刻关注学校的日常运行和发展，因为学校运营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利益。又比如公立学校的“一校两制”，即公立学校下设的非独立二级学院、公立学校举办的独立的“校中校”、独立的或非独立的教学园区等。这类机构的建设经费和办学经费主要是通过捐资、合资、银行贷款、合作办学等不同渠道吸纳的民间资金，学校的建设和办学通过市场方式来运作。　　三)调整财政教育支出结构．优化三级教育指出结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我国在三级教育上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分配不合理导致了基础教育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教育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过剩的问题。面对当前教育经费紧张的实际情况，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明确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在各级教育经费支出中的优先地位，把有限的教育经费地投入到收益率较高的基础教育中去，将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量主要用于义务教育经费支出，更好地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这一要求。而对于高等教育则应地引入市场机制，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实行全社会共同参与，并采取“以举办者投人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161的办学方式，从而合理安排财政教育经费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分配，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优化地区和城乡的财政教育支出结构，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鉴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极不均衡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且单靠地方政府各自的财力又不足以保证对教育的充分投入，为此，中央政府应当通过平衡各地区间的财政及教育条件，来保证地区和城乡间合理的财政教育支出。一方面，完善一般性无条件转移支付制度：纵向上，中央财政从中东部发达地区适当调用部分财力支援西部地区，弥补贫困地区的财政性教育支出缺口；横向上，建立省际、县际之间的教育转移支付框架，努力缩短各地方政府间教育提供能力的差距。另一方面，建立专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用以改善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的办学、教学条件。此外，对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责任主体，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实行差别责任制：在经济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实施以县为主的财政投入体制；在经济条件一般的中部地区实施省、市县共同负担的投入体制；在经济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实施以省、市级政府为投入主体、国家负担一部分经常性的专项财政拨款、县级政府起财政辅助作用的投人体制171。　　建立弱势补偿机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目前，我国已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奖奖学金)、贷(贷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勤工助学)、助(特殊困难补助)、减(减免学费)的助学体系。但我国的学生资助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奖学金种类结构不合理、平均主义严重、管理权限集中等。因此必须在方法、手段乃至体制上不断创新，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学生资助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中也已明确指出：要“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各地根据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情况，逐步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城镇低保家庭子女接受学前教育予以资助。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改善中小学学生营养状况。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完善中等职业学校、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完善助学贷款体制机制。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完善研究生资助政策，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建立国家奖助学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嘲只有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实行倾斜政策，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直接资金补助，才能使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得到切实有效的政策扶持。　　四)兼顾效率与公平．效率与公平问题在财政教育支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效率来看，当每个人最后一单位的教育费用所产生的效益相同时，社会总产出最大化，基于这一点，能力较强的人因为能产生较高的效益而应该得到较多的教育经费；而从公平来看，享受最低标准的教育应该被视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阐。作为政府，必须要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因此，政府应当向所有家庭均等地提供最低标准的教育，即我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而对于非义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助，只给予那些有能力的、贫困的个人，即切实实行前面所说的奖、贷、勤、助、减的助学体系。参考资料：http://wenku..com/view/10bdbe2ced630b1c59eeb55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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