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研究期刊

陈鉴昌，西南大学文学院1977级毕业生，一直在西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作者现任西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会员，四州省郭沫若研究学会理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除本书之外，作者此前曾公开出版专著《郭沫若诗歌散论》，并获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在省级以上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10篇论文被他人引用并受到推崇，8篇论文入选CSSCI，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担任主编且正式出版了教材《应用文写作》；还参编了正式出版的文学和写作教材5部。

　　历史剧本　　《屈原》(已拍摄发行)《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嫈》《高渐离》；　　回忆录　　《洪波曲》　　评论集　　《雄鸡集》　　专著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翻译书目　　《茵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年，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年，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年，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年，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年，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年，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年，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年，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1935年，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年，群益　　著作书目年份及出版社介绍　　《黄浦江口》 　　《女神》(诗集)1921年，泰东 　　《瓶》(诗集)1927年，创造社 　　《前茅》(诗集)1928年，创造社 　　《恢复》(诗集)1928年，创造社 　　《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年，创造社 　　《我的幼年》(自传)1929年、光华 　　《漂流三部曲》(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山中杂记及其他》(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黑猫与塔》(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后悔》(小说、戏曲集)1930年，光华 　　《黑猫与羔羊》(小说集)1931年，国光 　　《今津纪游》(散文集)1931年，爱丽书店 　　《桌子跳舞》(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文艺论集续集》(论文集)1931年，光华 　　《创造十年》(回忆录)1932年，现代 　　《沫若书信集》1933年，泰东 　　《豕谛》(历史小说)1936年，不二书店 　　《北伐途次》(散文)1937，潮锋出版社 　　《甘愿做炮灰》(剧集)1938．北新 　　《战声》(诗集)1938、战士出版社 　　《创造十年续编》(回忆录)1938，北新 　　《羽书集》(散文、论文集)1941，香港盂厦书店 　　《屈原》(剧本)1942，重庆文林出版社 　　《蒲剑集》(散文、论文集)1942，重庆文学书店 　　《棠棣之花》(剧本)1942，作家书屋 　　《虎符》(剧本)1942，群益 　　《屈原研究》(论文)1943，群益 　　《今昔集》(论文集)1943，东方书社 　　《孔雀胆》(剧本)1943。群益 　　《南冠草》(剧本)1944，群益 　　《青铜时代》(史论)1945，文治出版社 　　《先秦学说述林》(论文)1945，福建永安东南出版社 　　《十批判书》(史论)1945，群益 　　《波》(散文集)1945，群益 　　《苏联纪行》(散文集)1946，上海中外出版社；改名《苏联五十天》，1949，大连新中国书店 　　《归去来》(散文集)1946，北新《筑》(剧本)1946，群益 　　《南京印象》(散文集)1946，群益 　　《少年时代》(自传)1947，海燕 　　《革命春秋》(自传)1947、海燕 　　《盲肠炎》(杂文集)1947，群益 　　《今昔浦剑》(散文、杂文集)1947，海燕 　　《历史人物》(史论)1947，海燕 　　《沸羹集》(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天地玄黄》(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地下的笑声》(小说集)1947，海燕 　　《创作的道路》(理论)1947，文光 　　《抱箭集》(小说、散文集)1948，海燕 　　《蜩螗集》(诗集)1948，群益 　　《雨后集》(诗集)1951，开明 　　《海涛》(散文集)1951，新文艺 　　《奴隶制时代》(史论)1952，新文艺 　　《沫若文集》(1—17卷)1957一1993，人文 　　《雄鸡集》(诗集)1959，北京 　　《洪波曲》(自传)1959，百花 　　《蔡文姬》(剧本)1959，文物 　　《潮汐集》(诗集)1959，作家 　　《骆驼集》(诗集)1959，人文 　　《武则天》1962，中国戏剧 　　《李白与杜甫》1972，人民 　　《郭沫若全集》四川人民 1982一1987

这个印量不大。有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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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杰出的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0卷囊括了郭沫若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以及石鼓文、诅楚文等的研究成果。1—3卷为甲骨文研究论著，4—8卷为青铜器铭文（有部分甲骨文研究内容）研究论著，第9卷为其他古文字研究论著，第10卷为单篇考释文章。　　自1928年殷墟开始科学发掘，至1937年中止，正是郭沫若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的年代。十个年间推出专门性的研究论著《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余论》、《古代铭刻汇考》（甲骨文部分）、《殷契粹编》等论著，论证了殷商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考释甲骨文字520个，纠正罗振玉、王国维的错释之字，提出“卜辞本身的研究已达到能够断代的地步”的认识。《卜辞通纂》一书，通过传世的甲骨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把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指明了入门的路径。对于“卜辞自身本身的研究”即对卜辞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其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记录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通过缀合和互补，还发现大量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在我国古文字的研究中,郭沫若的贡献是相当杰出的。他通过对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字义的辨认识读,弄清了一系列商周时期的古史问题。

简介 郭沫若（生于1892年11月16日～去世于1978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当代著名之文学、史学界权威，蜚声国际，努力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参加革命工作，三十余年，为八一南昌起义之核心人物。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郭沫若 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 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914年春赴日本 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 等外 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 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 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 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 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 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 《卓文君》。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 他 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 诗歌等。 新中阳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 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 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 《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 郭沫若生平大事年表:1892年 11月16日 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学名开贞。 1897年春入家塾读书。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1905年 春 长兄郭开文赴日留学，有意偕从同行，父母未准。1906年 春 入乐山县高等小学。第一学期成绩名列第一，因受年长同学忌妒，被降为第 三名。1907年 春 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 夏升入乐山县中学堂，大量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1908年 秋 患伤寒并发中耳炎，听力受损。病中读先秦诸子等古籍，偏爱《庄子》。1909年 秋 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 春 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 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又受开除处分，因故 未实行 1911年 冬 清帝退位。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2年，2月受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5日后即离家返成都。1913年春 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未学。 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 得长兄资助，决定东渡日本留学。1914年1月抵东京。秋 ，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同学。 1915年 秋 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阅读泰戈尔、屠格涅夫、歌德、海涅 等人作品，与斯宾诺莎思想接近。1916年 夏 与东京圣路加医院护士佐藤富子相识。 冬，与佐藤富子在冈山结婚。开始新诗写作。1917年 试译泰戈尔诗集，因无法出版而中止。 1918年 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夏 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与留日同学张资平酝酿出版文学刊物。 1919年夏 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作小说《牧羊哀话》。诗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震动中国诗坛。1920年 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为《三叶集》出版。译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1921年 休学半年。往返于上海、日本之间筹备出版文学刊物。 6月 文学团体创造社在东京成立。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1922年 《创造》季刊五一节创刊。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1923年 春 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随即回国从事文学活动，编辑出版创造社刊物。 译尼采《查拉图斯屈拉钞》前半部。 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出版。1924年春 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长篇小说 《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系统了解，从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冬 归国调查江苏、浙江军阀战祸。作《水平线下》。1925年 在上海结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目睹五卅惨案实况，作二幕剧《聂耳》。《文学论集》出版。译爱尔兰约翰沁孤戏曲集。发表组诗《瓶》。1926年3月 与郁达夫等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学长，实行文科改革。结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创造社出版部成立。 7月 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1927年 3月 在南昌朱德住处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被蒋介 石政府通缉。8月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国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竟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冬 潜回上海从事文艺活动。重译《浮士德》第一部。因患斑疹伤寒，错过乘船转移到苏联去的机会。 1928年2月 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得内山完造帮助离沪，化名旅日，定居千叶县市市， 行动受警方监视。通览东京东汉文库先秦史籍，研究中国古代史。译美国作家辛克莱长篇小说《石炭王》。1929年 作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译辛克莱长篇小说《屠场》。译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1930年 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译辛克莱长篇小说《煤油》。1931年 作《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俄国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英国威尔士《生命之科学》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生命之科学》等译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焚。作《金文丛考》、《创造十年》。1933年作《卜辞通篡》、《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等。1934年 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演进》、《屈原研究》。再译《生命之科学》。辑译《日本短篇小说集》。1936年作历史小品数篇，辑为《豕碲》。译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译德国席勒《华伦斯太》。1937年作《殷契粹编》、《创造十年续编》。7月 抗日战争爆发。只身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组织文化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战文化工作。1938年1月 与于立群结合，同由广州赴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0月 武汉失守，经长沙、桂林撤至重庆。 1939年《石鼓文研究》出版。1940年4月 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延光四年汉墓。9月 辞去三厅厅长职务，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11月 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1941年11月 周恩来、于右任、冯玉祥等发起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寿辰。编《五十年简谱》。改写《棠棣棣之花》。1942年作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译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创办群益出版社，主编学术刊物《中原》。1943年 作历史剧《南冠草》。研究先秦诸子。1944年春，作《甲申三百年祭》， 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1945年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文化工作委员会遂被国民党政府解散。《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出版。 夏 离重庆抵上海。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历史人物》出版。1947年 译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编《少年时代》、《革命春秋》、《天地玄黄》等。冬 迁抵香港。 1948年作《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年末 为出席新政协会议，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 3月 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 建国前夕 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0年 3月 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 5月 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主任。 8月 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11月 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1年 2月 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1月 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2月 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海涛集》出版。 1952年 2月 《奴隶制时代》出版，确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 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 获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3月 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7月 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10月 与宋庆龄、彭真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11月 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 作《屈原赋今译》。3月 随周恩来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吊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5月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6月 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获波兰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名誉院士称号。 1954年作《管子集校》。 5月 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6月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缓和国际局势会议。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5年 1月 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 4月 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6月 出席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冬 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作《访日杂咏》等。 1956年 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1957年 17卷本《沫若文集》开始出版。6月 出席在科伦坡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郭沫若生平 郭沫若Guo Moruo（1892――1978） 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一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是蜀王开明的故治，秦为安南县，隶蜀郡，汉代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年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母亲忍受着难产的巨大的痛苦，产下颇带“反叛”意味的婴儿――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的“骄子”。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父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母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开贞入家塾“绥山山馆”，8岁时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后来他关于诗的见解大体还受着《诗品》的影响。9岁左右开始学作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产生了一个连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即“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他毫不掩饰在“十一岁的时候”，性觉醒“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手淫的毛病。然而“责备”有什么裨益呢？发蒙时天天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负很大的责任”。刚满13周岁，即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这个时候，他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是“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其“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此间，“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并“特别喜欢《庄子》”。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20虚岁一过，转瞬即是民国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五天过后，人自此便分开了，但这个一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终使他感到“应该要忏悔”。经考成都高等学校理科、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1916年8月初，正当其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的时侯，“无意之中”与左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致“恋爱发生”，“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年底，专程赴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书信往来。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德语课，由于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对他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太戈尔”热而喜欢太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免试升入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1919年9月发表新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在福冈4年半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完全全“凫进文艺的新潮”，走上“弃医从文”之路。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方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太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当时有人高薪聘其为医生，但却被拒绝。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开始与泛神论决裂：“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此一去，海外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即“别妇抛雏”秘密回国。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始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当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外事工作。1970――1977年的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郭沫若毕竟是文坛巨匠，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二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当郭沫若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上。他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同时意识到要让这一外来的思想和方法置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当中，为中国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适应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了。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正是这样走过来的。郭沫若开辟的这一路径，在进入开放时代的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所遵循着。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30年代翻译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学》（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艺）化为其手段的。”40年代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强调“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同时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后面将要说到，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层（按：指科学的中国化），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 直至逝世之前发表《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最后的心声依然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仍然融汇着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三、个人本位 --“革命文学”-- 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有着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国故”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文献，扩展到地下出土实物----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二是“国故”包含“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其对“国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帮助”的。“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好些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一派的代表。 为着认识“古代的真实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对《易》、《诗》、《书》等传统经典进行考察。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阃奥”，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研究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使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郭沫若“所怀抱之系统”是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者指明入门的路径。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罗振玉、王国维所误释，识罗振玉、王国维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之后，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殷契粹编》也对殷代世系多有发明，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证据。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然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董作宾（彦堂）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对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关于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由于缀合和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郭沫若从60年代起开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直至其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13大册，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人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所录器铭，西周铭辞162器，东周铭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辞324器。《图编》专辑形象，《录编》专辑铭文。《图编》所录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该书完整地表达出郭沫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新的治学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两周彝铭的学术体系。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有一段自我总结：先寻到一些表明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联络站，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字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验，寻出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凡有国度表明的，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就这样，一共整理出了324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两周800年的“混沌”被凿穿。从这又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就更有着落。以花纹、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从彝器形象出发，郭沫若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如此的分期和论述，标志着郭沫若以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研治金石之学，做出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由此出发，郭沫若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七、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 在以实物证史的同时，郭沫若念念不忘苏活古代文献的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尤其注重古代文献的年代，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 《<屈原赋>今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崖州志》校勘等，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以校为主，校注一体；校释与辨伪、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草等新旧文字，并注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思想，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新的高度。 八、系统考察先秦社会与周秦诸子思想 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便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了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其中，关于辨识儒家两重性、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等的研究，颇具久远影响，成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一家之言。 九、研究古典文学，产生巨大社会效应 郭沫若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著，总字数近百万言，主要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虽然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论著中只占较小的一席之地，却有着其他绝大部分论著难以产生的社会效应。其中，以考释屈赋、辨胡笳诗、考陈端生、评李（白）说杜（甫），最能展示其学识渊博、思路敏锐、勇于创新的治学特点和研究成果的长久学术价值。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一生贯穿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形成郭沫若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诗人、学者兼而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汇，写出《李白与杜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透过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二是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三是突破了杜诗研究的旧框子，推动着杜诗研究的新进展。 十、以戏剧小舞台“再现”历史“大舞台” 把“运动、变化”的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若干片断（细节）“复制”出来，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于戏剧小舞台，产生巨大社会效应，是其他学者无法追及郭沫若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以《屈原》为突出代表，蕴含着其研究屈原的重要成果。《虎符》在把握“历史的精神”方面，使其历史研究与历史剧作关系的理论得到新的充实。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div>回答者：青语缘 - 魔法师 五级 4-20 20:30

有共11位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1894年－1995年）同居，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 　佐藤富子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此后佐藤富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改名郭安娜，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郭安娜曾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爆发后，受到一定影响。在此间她还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岁的母亲，但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岁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国她处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当时已住院的郭沫若，这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郭沫若与安娜生有五个子女：长子：郭和夫是中国科学院的化学家，原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所长。次子：郭博是建筑家和摄影家，退休前为上海民用设计院总工程师。三子：郭复生（亦叫佛生）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女儿：郭淑瑀,郭淑瑀后来与林爱信结婚，生一女林丛。林丛后留学日本，归化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现任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教授，参与创立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四子：郭志鸿是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1938年，郭沫若跟于立群（1916—1979）同居，并于1939年夏补办婚礼；1979年，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两人共生有四男二女： 于立群儿子郭汉英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物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博导。次子郭世英肄业北大哲学系，1968年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从四楼坠下而死，自杀他杀至今成谜。三子郭民英肄业中央音乐学院，196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无预兆突然自杀，成谜。长女郭庶英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现任北京中沛经济发展中心总经理次女郭平英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兼郭沫若纪念馆馆长。四子郭建英毕业于清华大学本科，北京大学硕士，现在美国电脑公司任职。著名指挥，音乐翻译评论和音乐活动家。

郭沫若生平 郭沫若Guo Moruo（1892――1978） 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一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是蜀王开明的故治，秦为安南县，隶蜀郡，汉代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年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母亲忍受着难产的巨大的痛苦，产下颇带“反叛”意味的婴儿――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的“骄子”。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父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母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开贞入家塾“绥山山馆”，8岁时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后来他关于诗的见解大体还受着《诗品》的影响。9岁左右开始学作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产生了一个连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即“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他毫不掩饰在“十一岁的时候”，性觉醒“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手淫的毛病。然而“责备”有什么裨益呢？发蒙时天天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负很大的责任”。刚满13周岁，即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这个时候，他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是“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其“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此间，“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并“特别喜欢《庄子》”。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20虚岁一过，转瞬即是民国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五天过后，人自此便分开了，但这个一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终使他感到“应该要忏悔”。经考成都高等学校理科、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1916年8月初，正当其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的时侯，“无意之中”与左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致“恋爱发生”，“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年底，专程赴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书信往来。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德语课，由于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对他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太戈尔”热而喜欢太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免试升入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1919年9月发表新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在福冈4年半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完全全“凫进文艺的新潮”，走上“弃医从文”之路。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方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太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当时有人高薪聘其为医生，但却被拒绝。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开始与泛神论决裂：“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此一去，海外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即“别妇抛雏”秘密回国。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始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当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外事工作。1970――1977年的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郭沫若毕竟是文坛巨匠，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二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当郭沫若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上。他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同时意识到要让这一外来的思想和方法置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当中，为中国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适应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了。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正是这样走过来的。郭沫若开辟的这一路径，在进入开放时代的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所遵循着。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30年代翻译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学》（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艺）化为其手段的。”40年代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强调“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同时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后面将要说到，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层（按：指科学的中国化），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 直至逝世之前发表《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最后的心声依然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仍然融汇着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三、个人本位 --“革命文学”-- 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有着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国故”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文献，扩展到地下出土实物----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二是“国故”包含“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其对“国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帮助”的。“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好些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一派的代表。 为着认识“古代的真实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对《易》、《诗》、《书》等传统经典进行考察。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阃奥”，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研究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使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郭沫若“所怀抱之系统”是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者指明入门的路径。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罗振玉、王国维所误释，识罗振玉、王国维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之后，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殷契粹编》也对殷代世系多有发明，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证据。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然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董作宾（彦堂）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对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关于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由于缀合和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郭沫若从60年代起开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直至其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13大册，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人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所录器铭，西周铭辞162器，东周铭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辞324器。《图编》专辑形象，《录编》专辑铭文。《图编》所录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该书完整地表达出郭沫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新的治学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两周彝铭的学术体系。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有一段自我总结：先寻到一些表明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联络站，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字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验，寻出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凡有国度表明的，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就这样，一共整理出了324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两周800年的“混沌”被凿穿。从这又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就更有着落。以花纹、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从彝器形象出发，郭沫若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如此的分期和论述，标志着郭沫若以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研治金石之学，做出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由此出发，郭沫若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七、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 在以实物证史的同时，郭沫若念念不忘苏活古代文献的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尤其注重古代文献的年代，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 《<屈原赋>今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崖州志》校勘等，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以校为主，校注一体；校释与辨伪、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草等新旧文字，并注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思想，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新的高度。 八、系统考察先秦社会与周秦诸子思想 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便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了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其中，关于辨识儒家两重性、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等的研究，颇具久远影响，成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一家之言。 九、研究古典文学，产生巨大社会效应 郭沫若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著，总字数近百万言，主要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虽然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论著中只占较小的一席之地，却有着其他绝大部分论著难以产生的社会效应。其中，以考释屈赋、辨胡笳诗、考陈端生、评李（白）说杜（甫），最能展示其学识渊博、思路敏锐、勇于创新的治学特点和研究成果的长久学术价值。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一生贯穿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形成郭沫若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诗人、学者兼而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汇，写出《李白与杜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透过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二是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三是突破了杜诗研究的旧框子，推动着杜诗研究的新进展。 十、以戏剧小舞台“再现”历史“大舞台” 把“运动、变化”的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若干片断（细节）“复制”出来，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于戏剧小舞台，产生巨大社会效应，是其他学者无法追及郭沫若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以《屈原》为突出代表，蕴含着其研究屈原的重要成果。《虎符》在把握“历史的精神”方面，使其历史研究与历史剧作关系的理论得到新的充实。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td>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化伟人，在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广阔的学术领域里留下丰厚遗产，影响深远。与其笃实的学养一脉相通，郭沫若在书法艺术方面同样成就璀璨，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10年以后，他的著名诗集《女神》等作品集问世，使其书体在更广泛的读者面前显露风采。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1937年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翰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了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 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八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 郭沫若作为苏轼以后四川又一大文人，其书法成就直堪与东坡媲美，为世所重。东坡书法向来受到书法界重视，为宋代尚意书风代表。郭沫若书法从宋四家出来，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宋四家意味，但又个性突出。苏东坡书法曾被黄山谷戏为"石压蛤蟆"，但其横向取势的结体，实际从隶书而来的书法史上就已有历史，与黄山谷书法取纵势截然不同。正如秦效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字之结体汉唐即有横纵二种。黄纵苏横，不必是病。"沙孟海先生以"斜划紧结"与"横划宽结"概括之。郭沫若书法与东坡书法同属于横画宽结一类。郭沫若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书写了大量书法作品，同时，与马衡、常任侠等人进行了江北汉墓的试掘，发现"富贵"等字砖，为保护文物做出了贡献。由于他当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美术书法界人士，为繁荣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郭沫若的书法研究，可以从他对甲骨、金文研究开始计算，成果丰硕。到六十年代，郭沫若与高二适等人展开《兰亭》真伪大讨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极大地推动了书法研究的深入，带来了书法事业在"文化革命"时期的发展。这些成就，尤其是后期兰亭论辩中的数篇论文，无疑都充分地反映了他深厚的学养。一生大风大浪中过来的郭沫若，在其书法里头，充分表现出其大学者、大文豪风范：每幅作品，无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笺小札，用笔都十分肯定、果断，没有犹豫与迟疑；书写内容多自作诗词，无论旧体新体，都富有时代气息；对古典书法有过广泛深入的学习与探究，深得苏东坡、颜真卿神韵。郭沫若学习书法，不象一般人兀兀穷年专于一家而难有自家面目，而是从一开始便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非以自身作为先人奴隶，而是化他人为己用，独具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