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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矿业简史古代矿业史，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时期的采矿业。（1）原始社会时期 根据我国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原始社会初期的“元谋人”，约在170万年以前，已经开始使用石器。生活在安徽省的“和县人”，同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一样，也是使用石器的人类。石片和石块是他们唯一能够开发利用的矿物原料。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我们的祖先不仅在石料的采集、利用和加工技术方面，远远超过了旧石器时代，而且能利用粘土来烧制精美的陶器，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彩陶文化。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出土的石斧，为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开始用自然铜制造简单的红铜器。（2）奴隶社会时期 夏代，为由石器到铜器的过渡时代。合肥市曾有商代陶器出土，说明安徽省合肥市一带粘土矿的利用至少有3000多年历史。最近的考古发掘认为，铜陵、南陵的采铜遗址的时代可以上溯到西周。西周前期青铜器发现地点有安徽的屯溪。春秋时代为由铜器到铁器的过渡时期，那时已有铜矿和铁矿的开发，安徽省铜陵等地区已采冶铜矿。（3）封建社会时期 战国时期已向铁器时代迈进。铜陵、南陵仍有铜矿开采。省内发现战国时期楚币有铜币，也有黄金制成的金币，说明当时已有铜矿、金矿的采冶业。灵璧也已开采大理石矿。西汉时期，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据《汉书·地理志》，在丹阳郡（今宣城）设有铜官，庐江郡皖（今潜山），设有铁官。开采大别山史河、淠河的砂铁矿，还有铜陵铜官山及当涂境内铜矿，青阳县小陵阳黄金矿，凤阳石膏矿等也在开采。淮河流域人民用石膏做出的八公山豆腐闻名中外。东汉时期据《后汉书·郡国志》，“庐江郡皖有铁”。仍开采大别山区砂铁矿。三国时代，吴国统一江南，江南诸郡有铁者或置冶令或丞，对矿产资源开发仍较重视，继续开采丹阳郡宛陵所辖区内的铜、铁矿产。南朝，发现当涂铁砚山产铁。据宋《太平寰宇记》铜陵县本汉南陵县，自齐梁之代，为梅根冶以烹铜铁。在铜官山设有炼铜场，说明那时铜官山就有铜矿的采冶业。隋、唐为古代矿业的繁荣时期。安徽省开采的金属矿产，有当涂、南陵（含今铜陵、繁昌一带）的铁矿，全椒、天长、滁州、庐江、当涂、南陵、秋浦（今贵池）、青阳、泗县的铜矿，宣州的铅矿，南陵、宁国、绩溪、秋浦、青阳的银矿。唐代诗人李白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作《秋浦歌》17首。其中第14首“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生动地描写了炼铜场月夜景色，为秋浦铜矿留下了可贵的历史见证。南陵县凤凰山和宁国县银山，为唐代重要银矿区。传说，公元808年，唐宪宗在相地设宿州，筑城挖土，无意中发现了煤矿，说明在淮北相山一带发现煤矿。唐代安徽省非金属矿的开采，有庐江县大矾山的明矾石矿，在皖南开采板岩加工的歙砚，还有多处瓷石在开采。唐代著名的瓷窑有寿州窑（今淮南）、白土窑（今肖县白土寨）、繁昌窑等。北宋初期，在歙县有金矿场，泾县铜山有铜矿开采。南宋时，舒州怀宁县、池州贵池县和铜陵县开采铁矿。宋代冶铁遗址发现在繁昌县，说明当地有铁矿开采。池州铜陵县开采铜矿，并在铜官山置“利国监”，山改为利国山。舒州怀宁县开采铅矿，无为三公山开采明矾石，宋代仍有著名的瓷窑寿州窑、白土窑、繁昌窑等，说明仍有瓷石开采。北宋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苏轼（1037—1101）派人在宿州之西南肖县白土镇之北发现了煤矿，并写下了著名的《石炭行》，称赞发现的石炭（煤）是“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石流金见精悍。”元代和宋代一样，是古代矿业的继续发展时期。在铜陵铜官山置“梅根监”开采铜矿。阜阳、歙县、宣州有铁矿开采，金寨县银水寺有银矿开采，徽州、贵池有金矿开采。明代和清代，为封建社会古代矿业继续发展时期，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矿业的萌芽。明代的矿业，有铜陵开采的铁矿，怀宁、贵池一带的古采坑与开采（铜）有关。据传庐江县沙溪铜泉山古采坑为明朝所掘。贵池有银矿的开采，铜陵、贵池、绩溪一带产铅，含山县牛头山有煤矿开采。明万历年间广德县产煤。明朝开始，淮北烈山及沿江一带的露头煤，民间已少量开采用作燃料。淮南煤矿在明神宗万历年以前已开始采煤，明末淮南大通也已开采煤矿。铜陵大通、泾县东北乡鼓楼铺和晏公堂也有煤矿的开采。明代还开采了安庆市集贤关大理石用以修建安庆振风塔，在灵璧县也有大理石的开采。明末宋应星著《天工开物·陶诞》云：祁门出瓷器。说明已有瓷石的开采。清代初期，在铜陵铜官山设置“铜官督”，负责铜矿的开采。清代，铜陵、贵池、绩溪一带产铅，还开采了贵池安子山硫铁矿。淮北市烈山土法开采煤矿，贵池市殷家汇五凸凹、宁国港口灰山、宣州市水东大汪村项村、广德、贵池渎山等地也有煤矿开采。灵璧县有开采大理石的记载。另外，省内古矿的开采还有凤阳的云母、石膏，当涂、黟县、巢县的煤，休宁的白石英，滁县的长石，以及太湖的玛瑙、南陵的石绿（孔雀石）等。（二）近代矿业及矿产调查史略近代矿业及矿产调查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跨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历史阶段。安徽省的采矿业有进一步发展，并开始了对矿产资源的地质调查工作。1.近代矿业史 安徽省近代的采矿业，主要为淮北、淮南和沿江一带煤矿，以及明矾石、瓷石、陶瓷土、砚石、硫铁矿、石棉、玻璃砂等非金属矿产的开采。1894—1936年，淮南从地方乡民采煤至官商联办煤矿，先后成立过大通煤矿公司、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大通煤矿保纪实业有限公司、华商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等，日产原煤200—300吨。淮北烈山一带采煤业也开始兴起，1904年，当地乡民组办煤矿公司，并初步形成一定规模，日产原煤300吨左右，至1916年，普益公司成立，继续开采烈山煤矿。1902年，铜陵大通煤矿在开采。清初贵池渎山开采的煤矿于1924年闭坑。清末至民国初期，安庆集贤关煤矿在开采。20世纪初叶，新安江流域有人淘砂金，铜官山有人开采铁矿。1912年，采石人张某发现平岘岗铁矿（今黄梅山铁矿戚山矿段），由宝兴铁矿公司开发。1913—1935年，沿江一带铁矿开采日盛，相继成立了繁裕、福民、利民、振冶、益华、宝兴等公司，在马鞍山至铜陵一带开采铁矿。日本侵华时期，对沿江的铁矿、铜矿、硫铁矿及淮北、淮南的煤矿，进行掠夺性开采。其中，华中矿业公司开采铜陵铜官山铜矿，日产铜矿石400吨，马鞍山铁矿至少被开采1000万吨矿石，并在马鞍山的向山开采硫铁矿矿石98万吨。抗日战争胜利后，淮南煤矿恢复生产，成立了淮南矿务局。1947年5月，在八公山西区建井，并在新庄孜开凿斜井采煤。淮北烈山煤矿最初由矿区乡民集股开采，后由国民政府接管。沿江一带进行了铁矿、铜矿的开采。马鞍山向山硫铁矿，1948年4月停产，1949年6月又恢复生产。其它开采的非金属矿有：庐江的明矾石，祁门的瓷石、瓷土，歙县的砚石，宁国的石棉，怀远的玻璃砂等。2.矿产调查史 安徽省矿产调查工作始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为英、德等国之人擅入所做。我国地质工作者自1911年才开始做矿产调查。当时调查的主要矿种为煤矿和铁矿。近代煤田地质工作者，共留下51份煤田地质资料和少量铁矿、硫铁矿地质资料，并且发现了马鞍山地区的铁矿和硫铁矿，重新发现了铜陵铜官山铜矿。对省内粘土、瓷土、明矾石、石棉、玻璃砂、石灰岩等非金属矿产做了调查，还发现了凤台磷矿。1863年，英国人金司米尔开始对我国东部和南部做地质旅行，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东部沿海地质》、《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文中讲到有关含煤地层和表生沉积粘土时略述及本省；1869年，他在《中国地质》一文中，也谈到了本省长江流域地表沉积粘土。嗣后，德国人李希霍芬在调查皖南地质时，描述了祁门至江西婺源一带的粘土，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命为“高岭土”。1902年，英国人凯约翰在铜陵大通煤矿西井田用冲击钻找煤，并在铜陵铜官山调查铁矿，也曾到本省沿江一带做过其它矿产调查。1905年英国矿师麦奎来铜官山考察。1911年，繁昌居民向汉冶萍公司报矿，职员洪受之发现了繁昌长龙山铁矿。1913年，章鸿钊调查沿江铁矿，尔后张与权做了鄂皖间及皖南地质调查，并于1915年和1916年发表专文。1917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刘季辰、赵汝钧调查淮北烈山一带煤田地质，绘制1∶15万地质略图，编写了《苏北皖北煤矿调查报告》。当年还调查淮南和六安—霍山、潜山—怀宁一带地质矿产。同年，虞和寅调查了宣城煤田地质。1917年2月，北洋政府农商部又派顾问丁格兰（瑞典人）对铜官山铁矿详细观测，认为老庙基山铁矿含铜甚高，还到本省沿江一带调查铁矿；后又同德国人毕象贤等先后调查了马鞍山凹山一带铁矿，并测绘了地质图，计算储量185万吨，调查结果载于丁格兰著、谢家荣译的《中国铁矿志》中。1921年，国民党军政部派德国矿师凯伯尔·罗曼斯前往淮南煤矿调查。1922年10月，李捷曾在安徽省北部调查，编写了《皖北淮河流域地质报告书》。192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王竹泉来淮南调查，编写了《安徽省怀远县西南部地质》。同年，刘季辰等再赴淮北烈山调查煤矿，由普益公司钻探，共施工13个钻孔，计算煤炭储量3500万吨。1923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叶良辅、李捷对铜官山闪长岩及其接触带变质铁矿成因与类别进行了初步研究。1927年3—4月，国民政府实业部派虞和寅、刘季辰、赵汝钧、李春昱、计荣森等到淮南舜耕山、上窑调查，编写了《苏北和江淮大地地层对比》。1928年及193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两次赴淮北烈山调查，并对淮北杨庄、淮南洞山进行钻探普查，发表的代表作有《安徽省宿县烈山及雷家沟煤田地质》。1931年3月，刘季辰、计荣森编写了《安徽省怀远县舜耕山及上窑煤田地质》。1931，王恒升、孙健初调查贵池安子山硫铁矿，著有《贵池县黄铁矿简报》。同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孙健初等来铜官山调查铁矿，测制了狮子山、鸡冠山1∶2.5万矿区地形地质图一幅，对两处铁矿做过较详细叙述。1932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孟宪民、张更，在铜官山测制了1∶2.5万地形地质图一幅。1933年，实业部地质研究所谢家荣在铜陵铜官山调查铁矿，还调查了凹山一带铁矿，著有《扬子江下游铁矿志》，并计算了凹山铁矿矿石储量398万吨。1933年，程裕淇、陈恺在庐江县大、小矾山及天光山一带，进行了8个月的地质调查，著有《安徽省庐江明矾石矿地质研究》一文，附1∶4万地形地质图及剖面图、照片等，计算明矾石矿石储量1289.28万吨。1937年，二人又对无为三官山明矾石矿进行了调查。1934年，南延宗、丁毅在休宁里广山调查，在安徽省首次发现了锑矿。1913—1935年，李四光、程裕淇、陈恺、朱森等在马鞍山至铜陵一带调查铁矿，先后发现马鞍山东山、南山、凹山、尖山、萝卜山、龙虎山，当涂钟山、姑山、和睦山、黄梅山、钓鱼山，繁昌长龙山等铁矿产地。1936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丁毅，首次在当涂县北区进行电法探矿初步试验。1917—1937年，先后在本省调查煤田地质的还有叶良辅、王恒升、李毓尧、丁文江、孙健初、毕庆昌、边兆祥、黄汲清、董南庭、杨公兆、徐克勤、刘祖彝、程义法、姜达权、王朝钧、喻德渊等。工作地区除淮北、淮南外，还有巢湖、含山、和县、宿松、太湖、怀宁、安庆、铜陵、泾县、宣城、广德、贵池等。其中除淮北烈山和淮南洞山工作较详外，其余均属路线踏勘，重点调查了煤层和煤质。日本侵华时期，曾对淮南煤矿、沿江的铁矿和铜矿、硫铁矿、明矾石矿做过调查。1938年6月4日以后，日本人在淮南进行煤田地质调查，同时配合地表勘查和钻探手段。德田贞一、山本谦吉罗编写了《安徽省怀远县舜耕山煤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大淮南盆地”一词。岛仓已三郎编写了《淮南煤田洞山地区调查概要》。1939年，日本人在淮南以西做过地震勘测。日本人东中秀雄在当涂向山实施磁力、重力探矿，在自电异常较高的向山和寨山钻探，发现了向山硫铁矿，并测制1∶1000地质图，计算储量约140万吨。日本侵华期间，先后派神山昌毅、楠木实隆、神永幸三、佐藤喜志雄、管原省、夏井一郎等在铜陵铜官山地区进行铁、铜矿产调查。对铜官山黄狮涝、松树山、小铜官山进行槽井探工作，在老庙基山等地进行钻探。老庙基山铁矿在日本八幡制铁所冶炼时，发现含铜量甚高，即转以勘探铜为主，在老庙基山发现了铜，使古代铜官山的铜矿重新“复活”。再后，又发现滁州破山口（琅琊山）和怀宁蟹子岗（月山）铜矿。贵池、蚌埠、当涂等地也有铜矿报导。1941—1943年，日本人小林冶夫、神永幸三、田烟武一郎等在铜陵天鹅抱蛋山、当涂南山、滁县破山口用电法和磁法物探勘查铁矿分布情况。1945年以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谢家荣、燕树檀等在柴登榜配合下调查了淮南舜耕山、八公山、明龙山及山金家一带煤田地质。谢氏提出了“大淮南盆地”的推论，经钻探证实了淮南隐伏煤田的存在，在煤田地质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谢家荣发表了《如何发现煤田》的文章，1947年又写了《淮南新煤及大淮南盆地地质矿产》报告。1945年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华中矿务局，对马鞍山向山硫铁矿储量进行计算，计算结果；黄铁矿矿石储量为200万吨。1946年，谢家荣在淮南进行煤田地质工作时，发现凤台磷矿。1947年著有《安徽凤台磷矿之发现》。另外，据章鸿钊的《古矿录》，安徽省的矿产还有凤阳的云母、石膏，当涂、黟县、巢县的煤，休宁的白石英，滁县的长石，灵璧的磬石和菜玉（大理石），太湖的玛瑙，南陵的石绿（孔雀石）。在《中国矿产纪要》中提到，安徽省的矿产有祁门的瓷土、宁国的石棉、怀远的玻璃砂及省内分布较广的石灰岩。官方服务官方网站

关天培 关天培（1781～1841.2.26），鸦片战争中抗英名将。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1803年(清嘉庆八年)中武秀才，授把总。后累升至参将。1826年(清道光六年)，清政府初办漕粮海运，关天培押粮船千余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将。次年,擢总兵。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1834年调任广东水师提督。赴任后,踏勘地理形势,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炮台改为信炮台；在上横档岛一线，重建南山炮台(改名威远)，改建横档、镇远炮台，增建永安、巩固炮台,控制东西水道；在虎门底,改建大虎山炮台。另铸6000斤以上大炮40门，安置各炮台。同时抓紧训练,制定春、秋操章程。1838年,在镇远、威远炮台间增建靖远炮台，首次安设西洋铜炮，并在横档东侧水道架设排链两道。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粤禁烟，协助缉拿烟贩，收缴鸦片，并指挥水师多次与英舰船交火。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钦差大臣琦善至广东,一意主和，懈于防务。1841年1月7日,英方发动虎门之战，企图以武力迫使琦善屈服，出动舰船10余艘，攻占沙角、大角炮台。2月26日，英军又以战舰10艘、汽船3艘，配以登陆部队，猛攻横档岛一线6炮台。关天培于靖远炮台督军顽强抵抗，并亲燃大炮对敌轰击，负伤力战殉国。其办理广东海防的奏折公牍，辑为《筹海村集》。参考资料：-舍身堵枪眼----特级英雄黄继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1931年1月8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他幼年丧父，家境贫苦。1949年他的家乡解放了，他积级参加农协会和民兵，工作非常积极，两次揭发地主谎报土地和偷改佃约，并活捉了一个逃亡地主，收缴了伪保长隐藏的两支手枪。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黄继光于1951年3月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要离开家乡的时候，母亲高兴地把一朵大红花带到了他的胸前，并对他说：“到了朝鲜，要多多杀敌，报答祖国和人民。”带着母亲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黄继光来到了朝鲜前线，被分配到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第2营当通信员。虽然是当通信员，他时刻想着要多学本领，刻苦地锻炼自己。他工作积极，学习认真，进步很快。1952年7月25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2年10月14日，美国侵略军开始向上甘岭597．9和537．7北山高地发动疯狂进攻。上甘岭位于朝鲜中部五圣山上，它是志愿军中线的大门，也是扎进敌人心窝的一把钢刀。尤其是上甘岭地区北山的两个高地，像楔子一样打入敌人阵地前沿，给敌人造成极大威胁。敌人在这不到4平方公里的上甘岭小高地上，动用了两个多师的兵力，在大量的飞机、坦克和大炮配合下，连续向537．7高地和597．9高地疯狂进犯，月夜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志愿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黄继光在战斗打响后，担负在炮火下送信，传达命令，接电话线，背伤员的任务。连续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度过了4天4夜。 10月19日晚。黄继光所在营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反击。第6连奉命事先夺下6号阵地，再夺取5号、4号阵地，必须在天亮以前拿下0号阵地，为整个反击战的胜利奠定基础。战斗开始后，进展情况比预想的要顺利。这时，突然发现山顶上有一个敌人的集团火力点，使志愿军部队受到压制不能前进。营参谋长立即命令第6连必须炸掉它，同时组织爆破组。从黄昏7时30分到夜晚10时30分，6连已经向敌人发起了5次冲锋，仍未催毁敌人的火力点，许多战士都壮烈牺牲。这时离天亮只有40多分钟了，不拿下0号阵地，就等于没有按计划完成战斗任务，整个反击战的胜利就会受到影响。在这关键时刻，站在参谋长身旁的黄继光站出来坚定地要求： “把任务给我把，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保证完成任务。” 参谋长非常信任地说：“黄继光，这次任务就交给你，现在我命令你为第6连第6班代理班长。一定要完成任务！” 接受任务后，他立即提上手雷，带领两名战友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他们趁照明弹的亮光巧妙地前进，开始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当离敌人火力点只有30多米的时候，两名战友相继倒下了。黄继光的左臂和左肩中了两弹，血流如注，但他仍然一步不停地向敌人中心火力点前进。只剩下八九米的时候，他挺起胸膛，举起右手向敌人投去手雷，但由于火力点太大，只炸毁了半边，未被炸毁的两挺机枪，又从残存的射击孔里伸出来，死命地吼叫着，志愿军的冲锋又受到阻止。黄继光再次受伤倒下。这时天就要亮了，40分钟的期限就要到了，黄继光跃身而起，冲着那狂喷火舌的枪口，冲着那侵略者的顽固堡垒，挺起胸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正在喷吐的火舌突然熄灭，正在死命吼叫的机枪哑然失声，黄继光用他那年轻的生命，开辟了志愿军胜利前进的道路。 刹时，但任攻击任务的战友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高声呼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他们踏着黄继光爬行的道路，很快占领了0号阵地，守在高地上面的敌军两个营——1200多人，全部被歼灭。 为了表彰黄继光的伟大精神和不朽功勋，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布命令，为黄继光追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于“ 特级英雄”称号。中国共产党志愿军第15军委员会在追认他为“模范团员”的同时，追认黄继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黄继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追授他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黄继光的名字和光荣事迹铭刻在上甘岭背后的五圣山上，英雄的壮举和不朽的业绩，像巍然屹立的五圣山永世长存 永恒 献给黄继光 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 你的胸膛是一道胜利的高墙。 敌人的罪恶的枪口被堵住了， 你生命的火花像长虹一样闪耀。 你死得那样年轻， 却活得那样久长。 谁说庄严的刹那不就是永恒！ …… 你响亮的名字永远不会磨灭， 和平塔将刻下你不朽的功勋。 你生命的火花， 在人类的历史上， 也同那些辉煌的名字一起 放射光芒！ ——严辰 电影《上甘岭》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上甘岭精神曾感染和鼓舞了新中国几代人。在那场残酷的战役中，志愿军涌现出众多的英雄，黄继光又是两名特级英雄中的一位。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他扑向敌人地堡，用血肉之躯堵住机枪射孔，奏响了一曲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主义赞歌。 生平 ■志愿军在中江县征集新兵，黄继光 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因身材较矮 开始未被选中 ■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 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主动请战。 ■弹药用光了，他毅然用胸膛堵住敌 人枪眼。其壮举赢得抗美援朝最高 荣誉——特级英雄 黄继光，1930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1949年冬，家乡解放，村里组织起农会，黄继光不但成为农会第一批会员，积极斗争地主，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停止复员并大量征兵。1951年3月，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 到朝鲜前线后，黄继光被分配到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讯员。1952年4月，部队到五圣山前沿阵地接防，本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却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经上级批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还加入了共青团。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高荣誉——他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另一特级英雄是杨根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政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黄继光最后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背景 ■上甘岭战役的火力密度在战争史 上是空前的；志愿军获“朝鲜英雄” 称号的12人中，上甘岭占4人—— 黄继光、邱少云、胡修道、孙占元 ■一些西方军事家认为，只有弄清楚 上甘岭防线为何突不破，才能真正 了解中国军队 空前惨烈的上甘岭战役，在当时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在仅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先后投入6万人的兵力，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航弹，最多的一天达30万发。志愿军也陆续投入兵力4万余人，发射炮弹40万发。阵地上草木荡然无存，岩石构成的山头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堆。 在这样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火海弹雨中，志愿军能够打退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主要原因在于有无数黄继光这样的英雄。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战争中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12人当中，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就有4人，他们是黄继光、邱少云、胡修道、孙占元；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功臣和英雄集体。在这种氛围中，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时刻激励和感染着参战的同志们，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 黄继光虽然入伍仅一年多，但在党组织的教育以及老战士们的言传身教下，很快学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及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短时间内成长为一名优秀战士。关键时刻他能舍身堵枪眼，正是人民军队培养和党教育的结果。一些西方军事家认为，只有弄清楚上甘岭防线为何突不破，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军队。五十多年来，“上甘岭”一词已成为我军英勇顽强的代名词，上甘岭精神永远值得发扬光大！ 故事 ■由于黄继光工作出色，人又机灵， 营长点名调他到营部当通讯员 ■黄继光扑向敌地堡前，腿已被打 断，身上有七处重伤，身后有一道 十多米长的血印，其惊人的毅力 令人赞叹 在家乡当民兵时，黄继光就曾机智勇敢地抓获过一名逃亡地主，轰动全村。他从参军的第一天起，就要求杀敌立功。他除了干好通讯员工作，还经常到班里向战士们学习手榴弹、手雷、自动步枪等武器的使用方法，多次受到连长表扬。由于他工作出色，人又机灵，营长点名调黄继光到营部当通讯员。 在1952年10月19日那个弹雨纷飞的夜晚，黄继光跟随营参谋长指挥六连在上甘岭进行反击。当时，营参谋长和连长、指导员焦急万分，如果天亮前攻不下敌阵地，一夜的战果将付诸东流。在紧要关头，黄继光挺身而出，与连里两名通讯员一起请战。不久，两名战友相继中弹倒下，黄继光也负了伤。当他爬到离敌人中心火力点十余米时，用力扔出了最后一颗手雷，只炸塌了半个地堡，敌人的机枪仍在喷出火舌。黄继光此刻身上已没有任何武器，仍然向前爬去。趴在后面的战友们，借着照明弹的亮光，突然看到了气壮山河的一幕：黄继光摇晃着站起身，张开双臂，向敌机枪射孔扑去…… 战友们冲上“零号”阵地时发现，黄继光敦实的身躯仍然压在敌人的射击孔上，他的手还牢牢地抓着周围的麻袋，宽阔的胸膛还紧紧地堵着敌人的枪口……人们看到，黄继光的腿已被打断，身上有七处重伤，他的身后有一道十多米长的血印。可以想见，在最后时刻，黄继光是以何等坚强的毅力，拖着重伤的身躯，爬到敌人的地堡前，又一跃而起的。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黄继光从小 家境贫寒无钱照相，他没有留下 一张照片，牺牲后拍下的照片又 极其惨烈，且面部形象难辨 ■如今上甘岭战役留下唯一的有形 纪念物，就是黄继光烈士纪念碑， 这是根据金日成的指示建造的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黄继光从小家境贫寒，从来没有去照过一次相。牺牲后虽有人拍照过遗体，形象却十分惨烈且面容难辨。在宣传英雄事迹的时候，因找不到一张可用的照片，只好用一幅舍身堵枪眼的素描画来代替。后来，杭州美院的老师们根据黄继光的连长万福来的回忆，经反复琢磨画出了黄继光的正面标准像。上甘岭战役胜利10周年时，雕塑专家根据这张画像铸造了三尊铜像，分别珍藏在部队和中江县的黄继光纪念馆以及他生前所在连俱乐部。 1953年4月，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作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妇女大会。毛泽东还请邓芳芝到中南海自己家中做客，表示了对英雄的敬意。 战役结束后，中朝两国战士在五圣山主峰背后一块高大的石壁上，刻下了黄继光的名字。如今，上甘岭战役留在阵地上唯一的有形纪念物就是黄继光烈士纪念碑，这是根据金日成的指示建造的。这块大理石纪念碑的旁边，保留着烈士用胸膛堵过的地堡枪眼，周围盛开着美丽的金达莱。

1、林巧稚（1901——1983），著名妇产科专家。福建厦门人。1929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并被聘为协和医学院妇产科医师。后任妇产科主任兼教授。1932年和1940年曾两次出国，在英国伦敦医学院、曼彻斯特医学院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修。回国后，历任协和医院、友谊医院妇产科主任兼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市妇产科医院名誉院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她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学部委员。 2、张钰哲（1902——1983），著名天文学家。福建闽候人。1919年考入清华大学。1923年赴美留学。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天文研究所所长。 1946年再次赴美， 从事天文研究活动。1948年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 3、侯德榜（1890——1974），著名化学家。福建闽候人。1913年赴美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拉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1921年回国，曾任塘沽永利碱厂总工程师、南京永利硫酸铵厂厂长、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化学局顾问、化工部副部长、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全国科协副主席。他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美国化工学会和英国皇家学会的名誉会员。 4、丁颖（1888——1964），著名农业科学家、水稻专家。广东茂名人。1912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1913年赴日本留学，攻读农业科学。1924年回国，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并曾被授予民主德国农科院通讯院士、全苏列宁农科院通讯院士等称号。 5、熊庆来（1893——1969），云南弥勒人。1906年考入云南高等学堂。1913年赴比利时留学，后转赴法国，先后就读于格伦诺勃尔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大学和马赛大学，于192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31年再度赴法，以学术论文《关于整涵数与无穷极的亚纯涵数》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他创办了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数学系，最早把近代数学引进中国，致力整涵数、亚纯涵数、代数涵数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对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定义的无穷极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极”（也称熊氏定理）。 6、汤飞凡（1897——1958），湖南醴陵人。1921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25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雷斯德研究院细菌学系主任、上海医学院教授。1943年，他用自己设计的简陋设备制造出我国第一批青霉素。他是我国第一个抗生素研究室和青霉素生产车间、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和第一个正规卡介苗实验室的创办人。1948年，在第七届国际微生物学会上被选为常任理事。 曾任卫生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1956年，在世界上第一次分离出沙眼病毒，被世界微生物界称为“汤氏病毒”。 7、张孝骞（1897——1987），湖南长沙人。192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湘雅医学院。曾任湖南湘雅医学院院长、协和医院内科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等职。他长期从事内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中国胃肠病学的奠基人，一生确珍和治疗了许多疑难病症。 8、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长子。1924年，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获建筑硕士、美术学士学位。他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大厦的设计，被普林斯顿大学赠予名誉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土建学会理事长等职。他为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曾参加国徽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他所撰写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获“全美最优秀出版物”称号。 9、钱学森(1911——)中国现代科学家。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留学美国并在近代力学奠基人卡门指导下从事火箭研究工作。1955年回国后投身于开创中国力学、航天事业等工作。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一任所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等。1958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为我军的科技事业发展作了大量工作。 10、李四光(1889?971)地质学家。湖北黄冈人。字仲揆。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9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和地质力学的研究. 阿基米德、牛顿、富兰克林、达尔文、麦克斯韦、赫兹、玻尔、弗米、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海森堡、洛仑兹、安培、巴斯德、沃森 克里克、费曼、奥本海默、戴维、法拉第、伦琴、哈恩、汤姆逊、瑞利、哈伯

我国的宇宙线研究几乎与新中国同龄，1949 年10 月1 日开国大典后的第二个月，中国科学院即在北京成立．半年以后，1950 年5 月19 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吴有训兼任所长．1951 年开始，即在该所内建立了宇宙线组，由王淦昌、肖健负责．1953 年10 月，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钱三强曾任所长，研究所设有高能研究室，包括宇宙线组和加速器物理实验组，王淦昌、张文裕先后任室主任．1958 年研究所又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1972 年，因周总理的批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指的是要发展高能物理，建造高能粒子加速器，1973 年2 月1 日，原子能研究所一部易名，成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张文裕为第一任所长，宇宙线室随之成立，以后发展为粒子天体物理中心．这一段时间的机构调整，说明当时国家在考虑如何布局和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和高能物理事业．从那以后的40 年中，我国的宇宙线研究队伍扩大到国内多家高等院校和研究所，其中高能物理研究所始终扮演着排头兵的角色．建国初期，我国的宇宙线研究队伍虽小，但力量很强，赵忠尧、王淦昌和张文裕先生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在核物理、粒子物理或宇宙线领域做出过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成果，并与国际知名物理学家有过合作或交流的学者．他们三位都领导过我国早期的宇宙线研究．赵忠尧先生( 见图1)，1902 年出生，1927 年夏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师从1923 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校长密立根(R. A. Millikan)教授．他是国际上第一个观测到正电子的产生和正负电子湮灭现象的人，他在这段时间的工作曾得到卢瑟福(E. Rutherford) 的高度评价．1945 年，赵先生再次赴美，用多板云室研究宇宙线高能簇射，得到出色的结果．图1 赵忠尧王淦昌先生( 见图2)，1907 年出生，1933 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导师迈特纳(L. Meitner)， 1941 年，王淦昌在国内生病期间，系统分析研究了当时已经用过的各种探测中微子的方法，1942 年1 月，他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在美国《物理评论快讯》(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发表．美国的物理学家杰姆斯·阿伦(J. S. Allen)采纳了他的建议后于同年6 月在《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上发表了题目为《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的文章，“王淦昌—阿伦实验”是世界上第一个比较确切地验证中微子存在的著名实验．图2 王淦昌张文裕先生(见图3)，1910 年出生，1935—1938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该实验室主任、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卢瑟福(E. Rutherford)．张先生于1944—1949年再次赴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巴尔摩(Pa1mer)实验室访问工作，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带负电的μ 子会被原子核俘获并释放一个轨道电子，从而形成μ 介原子．1949 年1 月，他在美国《现代物理评论》(Rev. Mod. Phys.)上发表论文，受到实验室主任惠勒(J. A. Wheeler)同期文章的引用，在J. Hiifner 等人的专著《μ子物理》一书中被称作“张辐射”、“张原子”．图3 张文裕这三位先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学风严谨，重视实验，而且亲自动手做实验装置．他们都有一颗强烈的敬业爱国之心，赵先生于1945 年第二次出国是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派出，除了做研究工作外，为以后国内的研究做了许多技术准备，新中国成立后，赵先生毅然于1950 年底辗转回国；张先生因在国内无法开展工作于1943 年二次赴美，建国初期由于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经过了五年时间的努力，于1956 年从美国绕道欧洲才得以回到祖国；王先生则是1934年留学回国，1945年后到美国做宇宙线研究，还和赵先生共同制造一台50cm多板云室带回国内．三位先生是中国科学院最早期的院士，是新中国核科学和高能物理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还应当提到的一位是肖健先生(见图4)，1920年出生， 1944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7 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安德森的研究生．新中国成立，肖健因急于回国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于1950 年获硕士学位后即刻回国．在我国早期的宇宙线研究中，肖健成为几位前辈的主要助手，他“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在较长的时间是宇宙线研究的学术领导，“文革”期间曾遭受迫害，后转向粒子物理，1980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图4 肖健由于这几位前辈的学问和人格魅力，我国的宇宙线和粒子物理研究结合非常紧密，不分彼此，几十年来宇宙线为加速器和粒子物理培养和输送了不少人才，著名“两弹一星”专家吕敏就经历过宇宙线的早期研究工作的锻炼．由于另有重任，几位前辈在宇宙线方面工作的时间长短不一，相对都比较短暂，我们大家都为有他们作为我国宇宙线事业的第一代学科带头人而自豪．我国的宇宙线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建国初期到1973 年左右，大体可看成宇宙线研究的第一阶段，在前辈们的带领下，侧重于以云雾室为主要探测工具的高能宇宙线相互作用的研究和奇异粒子的寻找．1954 年在云南落雪山海拔3180m处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安装了赵忠尧、王淦昌从美国带回的50cm 多板云室，建造了30cm 磁云室．用这两个小云室探测到700 多个奇异粒子(主要是Λ0超子和K0s(θ0)介子)事例，并对它们进行了全面分析，还研究了宇宙线粒子电磁簇射现象和高能电子直接产生电子对的截面等，发表了一批好文章，例如文献．1958 年，在大跃进形势下，在张文裕、肖健、力一领导下，在原落雪山实验室附近9km处海拔3220m海子头山顶上建设了新的高山宇宙线站，实验设备由三个大型云室组成，上层为靶室，中层为磁云室，下层为多板室，对单电荷粒子的最大可测动量为100 GeV/c，电离测量误差为10％，设备的总重近300 吨，在当时是世界同类装置规模最大、水平最先进的仪器之一．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能建设这样一套大云室系统，已经是很大的投入了．最初，大云室的物理目标放在超过当时加速器能量(几十GeV)的高能物理研究上．因为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大云室的建造花了7年时间，到1965 年建成，后又因“文化大革命”，岁月蹉跎，研究工作受到影响，到60 年代末，国际上加速器的能量已提高到与大云室相同的量级，原定的高能物理的研究方向已不具优势．于是，研究组根据当时粒子物理前沿的热点课题，突出了寻找夸克(我国粒子物理理论家曾称为层子)的研究．夸克(quark)可能具有1/3 或2/3 分数电子电荷，大磁云室能够可靠地鉴定分数电荷粒子，但是实验中没有找到分数电荷粒子(以后的研究表明，夸克是存在的，但是被囚禁在强子内，所以找不到)，却在1972 年获得了一个可能的重质量粒子事例．后来研究组又较系统地测量了3220m高度的μ子强度和能谱，测量了π-介子、质子、反质子等的流强以及它们之间的比值，其中反质子流强是当时国际上的首次实验结果．此外，还有高山宇宙线高能粒子形态学的测量，对研究宇宙线在大气层中的传播和超高能核作用模型的检验也具有重要意义．

高鲁先生为中国天文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今年是他130周年诞辰，笔者作为天文馆退休人员对其一向充满敬意。笔者第一次听到高鲁先生事迹是在1957年，那时他已去世10年，我正在北京天文馆学习天文学，陈遵妫馆长给我们讲现代中国天文学史，他以自己在高鲁领导下从事创建我国现代天文学的亲身感受，讲述了高鲁的爱国开创精神。接管清政府的钦天监高鲁是福建省长乐县人，1897年毕业于著名的福建马尾海军学堂，1905年被选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工科，获工科博士学位。他一直热爱天文学，特别是受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天文著作影响，他以自己深厚的数理基础投入到天文学研究领域。高鲁是一位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者，1909年他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巴黎组织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34岁的高鲁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秘书兼内务部疆理司司长。1912年，民国政府迁都北京，教育部接管了当时清政府的钦天监(即现在的北京古观象台)，钦天监改名为中央观象台，高鲁被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任命为中央观象台台长。从此，高鲁就投身到创建我国现代天文事业之中。原钦天监的主要任务就是观测天象和编制历书。到20世纪初，国际天文学已有很大发展，仅就天体测量学来说，观测的设备和精度都已相当高了，而钦天监还靠古代的仪器观测，早已大大落后于时代。高鲁任台长后，对工作项目、设备和人员进行了全面改革。首先，建立历数、天文、气象和地磁四个研究方向，使中央观象台成为名副其实的观象机构，这就不仅改革了天文观测，同时还开创了我国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观测研究的先河。在专业人才方面，他聘请到精通数学并熟悉历算的常福元主管编历，聘请从比利时留学回国的蒋炳然主持气象工作。同时购置了多功能经纬仪并与常福元到野外测定北京的地理经纬度。为了推进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建设，他广积贤才，多方宣传，唤起政府重视；积极组建中国天文学会，于1922年10月30日，在北京中央观象台举行成立大会。为了扩大天文学的影响，他请到许多著名科学家和社会名人，马叙伦、蔡元培和陈嘉庚等都到会祝贺。这不仅是现代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现代中国科技史的一个新起点。当时，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学会。因此，当时一些非天文专业的科学家也参加了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天文学会的诞生就为我国天文界1935年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奠定了基础。曾在北京西郊选台址上世纪初叶，偌大的国土上没有中国人自己建起的现代天文台，反而1872年法国侵略者在上海建起徐家汇观象台，1900年又在上海佘山建起天文台，1898年，德国侵略者在青岛建起观象台。这些天文台都在外国人手中。这些现实激起高鲁的爱国热情，决心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天文台。1913年10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亚洲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身为中国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竟未被邀请，反倒是上海徐家汇观象台的台长劳积勋神父被邀请代表中国出席会议。高鲁深感这是中国人的耻辱。1915年，他提出要在北京创建大型天文台的计划，并将设计图样、文字说明和预算送交当局审批。然而，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谁会在意这种计划？就是在这种毫无依靠的情况下，他仍做着建台的准备。高鲁曾多次分别与常福元和蒋炳然到北京西郊山区进行台址勘测。蒋炳然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与高鲁先生同往选测建台地址，寒天冷夜，同宿于三家店旅舍。”在北京建天文台的计划未成，可是高鲁决心创建天文台的决心并未泯灭。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设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高鲁任秘书。他开始积极筹划在南京建大型天文台。经过多方调查，他决定在紫金山第一峰——北高峰上建台。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高鲁被任命为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他请南京市工务局李宗侃工程师设计天文台建筑图。1928年8月，高鲁和他的助手陈遵妫、陈展云到紫金山第一峰测定这里的经纬度，结果为“东经118度49分，北纬32度02分”。就在高鲁全力以赴筹建天文台之际，当时的国民政府下达通知，任命高鲁为中国驻法国公使。高鲁婉推不成，只得从命。他曾惋惜地说:“我是多么希望终身为祖国天文界效劳，把我国古代天文学在国际上的荣誉发扬光大。”这样看来，他的建台筹划就要中断了。此时此刻，为了使建台工作继续进行并最终落成，最大的问题就是接替他的人选问题。他向蔡元培推荐时任厦门大学数理系主任的余青松教授。余青松，1897年生于福建省同安县。1926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因对恒星光谱的研究成果卓著，已享誉国际天文学界。1927年回国在厦门大学任教，1929年2月，中央研究院特发公函聘请余青松任天文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正是余青松完成了创建紫金山天文台的最终使命(天文台于1934年9月落成)。应该说，高鲁在选定接班人的关键问题上，伯乐识千里，又立下一功。说服高堂过阳历七十大寿高鲁先生为推动我国历法改革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历法是国家统一颁行的重要法令，我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历(即农历)，国际上广泛采用阳历(公历)。高鲁先生早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就曾专心研究过中西历法，他独自主编出以我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为岁首的历，取名“长春历”。1912年新年晚10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举行就职仪式，孙中山先生当场发布《改用阳历令》，以当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高鲁积极协助孙中山改历。高鲁和他最得力的合作者常福元在新历书中依照公历，按月编排，每日下面载昼夜长短，注明二十四节气和纪念日等，去除了以前迷信的内容，加入了天文知识普及，这是一大创新，他还以中央观象台台长的名义告知全国:中央观象台愿帮助每个人将生日的日期从农历换算成公历，无条件为国民服务，受到一些人的欢迎。身为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就积极支持，他将自己的生日换算到公历，即为1867年1月17日。1924年是农历甲子年，这一年正逢高鲁母亲70寿辰，高鲁请求母亲将生日换算成公历日期过大寿，老太太欣然同意，并捐款作为天文学基金，以示对儿子推行公历的支持。高鲁不仅有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同时还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工作。先后完成了《图解天文学》、《中央观象台的过去与未来》、《二十八宿考》、《火星与地球》等多篇著作。他还是在我国最早传播爱因斯坦“相对论”理论的学者之一，1922年，他编译出版《相对论原理》一书，并亲自做科学演讲。1922年，他在法国期间，创造发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机，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示并获奖。高鲁还是第一位把天象仪介绍到我国的学者，并推动在我国创建天文馆，为提高教育服务，他在1932年中国天文学会第九次年会作的学术报告就是《假天——假天就是一架天象仪》。1949年，天文学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鲁的文章中曾建议，我国第一座假天馆(即天文馆)应命名为“高鲁假天馆”，以纪念这位我国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伟大人物。弹劾顾祝同反遭降职高鲁除呕心沥血创办我国现代天文事业外，还先后担任高级官职30余年，他身居高位，洁身自好，奉公守法，在他的工作案几上有一块自刻“清白”二字的方形石章，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1932年6月，高鲁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委，他身在官场，两袖清风，与贪污腐败的官员形成鲜明对照。1943年元旦，在福州各界人士纪念上海“一·二八”事变11周年大会上，高鲁发表了“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演说。1944年9月，福州沦陷，高鲁抱病撤退，在撤退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一些政府官员在逃跑中仍不忘欺压百姓，令他十分愤慨，就在国难当头之际，他致电重庆方面要求弹劾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奈何顾祝同是蒋介石的心腹，不久高鲁反遭免职降级处分。他一生廉洁，后来靠典当家中房屋和衣物度日。1947年6月26日，高鲁在福州病逝，享年70岁。家中身后萧条，竟无力成殓。高鲁先生经历的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乱的年代，国家和人民都处在艰难困苦之中，然而正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他以高度的爱国心和强烈的责任感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品德和宗师的形象。北京天文馆的科学顾问、老一代天文学家李鉴澄先生曾和我谈到高鲁先生，他说:“高鲁先生是在做官中开创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这句话很对。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动荡的转型社会之中，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威是不可能开创事业的。身为学者，高鲁先生如此全面地开创了我国现代天文事业，成为一代宗师。

　　中文名称: 陈天华　　又名: 别号思黄 原名显宿 字星台、过庭　　性别: 男　　民族: 汉　　生卒年: 875-1905　　生平简介　　生平简介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近代民主革命宣传家。1898年考入新化求实学堂。1903年春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参加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影响甚大，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秋冬间回到长沙，与黄兴等发起组织华兴会。随后往江西策动军队，并与刘揆一等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事泄失败后逃亡日本。　　1905年6月陈天华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8月东京留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会后撰《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一文，赞颂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之英雄也”。主张华兴会加入同盟会，被推为会章起草员。任《民报》撰述员。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12月8日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孙中山称赞其为“热心血性的革命党”。著作编为《陈天华集》。　　胡适的生平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胡适生平年表　　--------------------------------------------------------------------------------　　一八九一年 一岁 十二月十七日 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一八九二年 二岁 二月底 随母冯顺弟移居浦东。　　一八九三年 三岁 二月 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先住台南，后迁台东。　　一八九四年 四岁 在台东由胡传教认方块汉字。　　一八九五年 五岁 二月 因中日战争爆发，随母离台湾回上海。　　三月 去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熟读书。　　八月 胡传(铁花)病死于厦门。　　一八九六年 六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七年 七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八年 八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九年 九岁 在家塾读书。 开始接触中国古典小说。　　一九00年 十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0一年 十一岁 在家塾读书。《资治通鉴》中引述范缜《神灭论》片断，对其影响极深。　　一九0二年 十二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0三年 十三岁 在家塾读书。开始学“反切”。　　一九0四年 十四岁 一月 与江冬秀订婚。　　二月 从三兄洪□到上海，进梅溪学堂。　　是年 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　　一九0五年 十五岁 春 澳进澄衷学堂，在那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等书。　　一九0六年 十六岁 暑间 考取中国公学。　　是年 加入“竞业学会”，并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小说、诗歌与文章。　　一九0七年 十七岁仍在中国公学读书。　　五月至七月 因脚病回绩溪疗养。　　一九0八年 十八岁 七月 主编《竞业旬报》。　　九月 转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一九0九年 十九岁 十月 新公学解散，因失学失业，在上海过放荡生活。　　一九一0年 二十岁 春在华童公学教国文。　　五月 同二哥绍之去北京温习功课。　　七月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　　八月 十六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　　九月 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一九一一年 二十一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　　七月 被举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　　一九一二年 二十二岁 九月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　　十一月 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十二月 代表康乃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推为宪法部干事。　　一九一三年 二十三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　　五月 被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　　一九一四年 二十四岁 四月 被委为康乃尔大学学生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　　六月 十七日，行毕业式，得学士学位。　　九月 被举为《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负责国内新闻。　　一九一五年 二十五岁 一月 九日，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举行十周年纪念祝典，以干事长身分作“世界会之目的”的演说。　　九月 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为杜威。　　一九一六年 二十六岁 仍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　　自二月起，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杨杏佛等讨论文革命问题，并作白话诗。　　一九一七年 二十七岁 一月二十七日，在费城演讲“美国如何能协助中国之发展”。　　五月 二十二日，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　　六月起程返国，七月十日到达上海。　　八月 任北京大学教授。　　十二月 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是年 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一九一八年 二十八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三月 任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　　十一月 二十三日，去天津与梁启超见面。是日，母冯顺弟病死。　　一九一九年 二十九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一月 被聘为《新潮》杂志顾问。　　二月 参加《新教育》编辑部工作。又被选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　　五月一日，在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不久，与蒋梦麟去拜会孙中山，谈“知难行易”学说。　　六月 接办《每周评论》，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十月十二日，参加教育部及北京大学等在中山公园为杜威六十岁生日举办的祝寿活动。　　是月，陪同杜威去山西讲学。　　十一月 代理北大教务长（因马寅初教务长患眼疾请假）。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九年重排收在商 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此重排本在一九五八年由台湾商务印 书馆印单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 （中古哲学史前七章）（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一九年； 此本未续完。其中第七章“王充”曾在杂志上发表，后来收在黄晖的《论衡校释》作为附录 之一。） 〔译〕《短篇小说》第一集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Ο年 三十岁 仍在北大任教。　　四月 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　　五月 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年底与《新青年》脱离关系。　　〔著〕《尝试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Ο年；一九二Ο年的第二版略有增删，一九二二年的第 四版增删很多。）　　一九二一年 三十一岁 春 养病在家　　七月 斑梦旦邀其去上海暂住，拟请他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未允，转荐王云五。　　下半年 除在大任务外，去国语讲习所讲了八周“国语文学史”。　　〔著〕《胡适文存》一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一年；《胡适文存》一、二、三集与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曾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排印作《胡适文存》四部合集，一九五 三年二月□版。这合集的四部每部都经胡先生自己删省若干篇。）　　一九二二年 三十二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十八日，被推为中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赔款部部员。　　三月二十三日，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为时三周。　　四月二十五日，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　　五月七日，由他主撰的《努力周报》第一期出版。十四日，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好人政治”。　　七月 在济南讲“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八月 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届年会。　　九月 《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出版。月底，出席国民政府教育召开的学制会议，为起草宣言者之一。　　十月 鞍济南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姚名达订补）（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三十三岁 一月 向北大请假一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　　四月二十一日京，月底抵杭。　　四月 得鲁案委员会授予的三等嘉禾章。　　十月 到上海商科大学讲“哲学与人生”。是月，又去南京东南大学讲“书院制史略”，月底回北京。　　是年 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主任。　　一九二四年 三十四岁 仍在北大任教。　　六月 筹备《现代评论》。　　八月 与丁文江同在北戴河避暑。　　十月 推荐王国维为清华学校研究院院长。　　十一月五日，致书王正廷，对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提出抗议。　　十二月 十三日，《现代评论》第一期出版。　　〔著〕《胡适文存》 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三十五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参加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　　三月 应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　　五月 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　　十月 到上海治病。在此期问，至政治大学及中国公学讲中国哲学，并与郑振铎、高梦旦同游南京。　　十一月 被推举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六年 三十六岁 二月至七月中旬 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从上海到汉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访问。　　七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 经西伯利亚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中间去了一下法国。　　十二月 三十一日，坐轮船去美国。　　一九二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至四月中旬 在美国纽约、费城地游历并演讲。　　四月 十二日，由西雅图上船回国。二十四日，到日本横滨，暂住二十三天，游历了京都、奈良、大阪等处。　　五月底 回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　　六月 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　　七月至十二月 在上海写作与讲学。　　是年 按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任新月书店董事会董事长及编辑委员会委员。　　〔著〕《戴东原的哲学》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七年） 〔编〕《词选》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三十八岁 二月 受上海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作哲学讲座。　　三月 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　　四月 与高梦旦等同游卢山。三十日，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　　五月 鞍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著〕《卢山游记》（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三十九岁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　　一月 鞍杭州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三次常委会，辞去董事。　　六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五次年会，复选其为董事。　　九月 鞍州参观“西湖博览会”。　　〔著〕《人权论集》（与梁实秋等合著）（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Ο年 四十岁 上半年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理学院院长。　　四月十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七月到南京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第六次年会，会上被聘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 鞍青岛小住。　　九月 去北平，曾在北平大学演讲。　　十一月 月初回上上海。二十八日，全家搬至北平。　　〔著〕《胡适文存》 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胡适文选》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前九章（油印本） （吴淞，中国公学，一九三Ο年；台北，胡适纪念馆，一九七一年 印手稿本；此本未续完。其中“秦汉之间的思想”一章的两 个部分后来收在文存里，题作“读吕氏春秋”及“陆贾新语考”。其中“淮南王书” 的一章后来单行，即题作《淮南王书》。） 〔编〕《神会和尚遗集》（校编）（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　　一九三一年 四十一岁 一月九日，赴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会后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四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联席会议，通过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　　八月 应丁文江之邀，到秦岛小住。　　十一月 写信给宋子文，主张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　　是年 任太平洋学会在华会议的主席。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 卷一（北，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一年） 〔著〕《淮南王书》（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四十二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常会。　　五月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办的《独立评论》出版。　　七月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八次年会。　　十二月 去武汉大学讲学，并与蒋介石先生第一次见面。　　是年 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选其为通讯委员。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 （十二讲）（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四十三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 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会第七次常会。　　三月 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密电蒋介石先生：“热河危急…… 非公即日飞来挽教，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十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同去保定谒蒋。十九日，又找何应钦、于学忠，策动中日停战谈判。　　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起程赴美国。　　七月 在芝加哥演讲“中国文化的趋势”。是月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年会聘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至九月 在加拿大的班府出席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并到加沙大学演讲。　　十月初 乘船回国。　　〔著〕《四十自述》（第一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译〕《短篇小说》 第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四十四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二月 鞍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董事常会。　　五月 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第十次董事年会　　十一月 去南京出席考铨会议。　　一九三五年 四十五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五日，在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九日，到广州。十一日起，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阳朔等地演讲、游览。二十五日，到香港，旋回北平。　　四月十九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十一次董事年会。　　七月初 到平绥路去旅行。　　九月 七日，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十月 二十六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　　〔著〕《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后删省为《胡适文存》 第四集，台北，远东，一九五三年） 〔著〕《南游杂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四十六岁 上半年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七日，到上海。十四日，启程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　　八月室十月 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各地演讲。　　十一月初 在旧金山启程回国。　　一九三七年 四十七岁 上半年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八日，离北平。十一日，到卢山，得到蒋介石先生的接见，随后参加卢山谈话会。二十八日，返南京。三十一日，蒋介石先生邀其同张伯苓、梅贻琦等吃午饭。　　八月十三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　　九月至十二月去美国作非式的外交工作，见过罗斯福，并在旧金山 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中国在目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一九三八年 四十八岁 一月至五月 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　　六月 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六月至七月 继续在美国及君拿大游历及演讲。　　八月 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　　九月 十七日，国民政府任命其为驻美全权大使。　　十月 三日，由欧返抵纽约。五日，赴华盛顿就任。三十一日，作“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向前”。　　一九三九年 四十九岁 仍任驻美大使。　　〔著〕《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七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一九四Ο年 五十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三月五日，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　　一九四一年 五十一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一九四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至八月 仍任驻美大使。　　九月八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一九四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一九四四年 五十四岁 九月 应哈佛大学之聘，前往讲学。　　一九四五年 五十五岁 四月二十五日，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九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在回国前暂由付斯年代职。　　十一月 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一九四六年 五十六岁 六月一日，由美国动身回国。　　七月五日，抵上海。经南京时稍作逗留。月底，到北平。　　九月 十一日，飞抵南京。十五日，出席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　　十二月 二十三日，出任国民大会“宪草决议案”整理小组成员。　　一九四七年 五十七岁 仍任北大校长春国民政府拟委他为考试院长及国府委员，未接受，说：“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十二月 主编《申报·文史》周刊。　　一九四八年 五十八岁 仍任北大校长　　三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出席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第一届的人文组院士。　　四月四日，“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　　九月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　　〔著〕《胡适的时论》 一集（六艺书局，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五十九岁 一月十四日，赴上海。　　三月下旬 在台湾住了七天，又回上海。　　四月 六日，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国。　　十一月 二十日，《自由中国》创刊号在台北出版，推其作“发行人”。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北大五大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四九年）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台北，自由中国社，一九四九年）（即《胡适时论》一集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 （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Ο年 六十岁 三月初 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　　五月十四日，普林斯敦大学聘他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　　九月 就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一九五一年 六十一岁 仍任葛思德田方图书馆馆长。　　〔编〕《台湾纪录两种》 （与罗尔纲合校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即胡铁花先生的遗著《台湾日记》及《台湾禀启存稿》，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作 台湾文献丛刊第七十一种。）　　一九五二年 六十二岁 二月 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夏普林斯敦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　　十一月下旬至年底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　　一九五三年 六十三岁 一月离台经日本返美。　　一九五四年 六十四岁 二月至三月 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向蒋介石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四月五日，离台赴美。　　一九五五年 六十五岁 在美国各地讲学。　　一九五七年 六十七岁 九月二十六日，以所谓“中国代表团代表”身分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反动演说。　　十一月 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一九五八年 六十八岁 四月，离美抵台北。　　九月五日，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二十九次年会”。　　一九五九年 六十九岁 二月一日，任所谓“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　　七月 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接受夏威夷大学人文博学位。　　九月 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次年会。　　十一月 一日，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及第三届评议会第六次会议。　　一九六Ο年 七十岁 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著〕《丁文江的传记》 （南港中央研究院，一九六Ο年；台北，启明，民国四十九缩印本）　　十一月〔编〕《乾隆甲戌脂砚齐重评石头记》 （影印）（台北，自印本，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七十二岁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下午六时半，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而死亡。

使命(Mission)广达研究院的使命在透过创新技术之研发与科技人才之培育来强化及创造广达电脑之未来核心技能与利基产品。 　定位(Position)广达研究院在产品生命周期(Proct Life Cycle)中之定位为未来之技术研究(Technology Research) 与产品研究(Proct Research)，与事业群之产品开发设计(Proct Development)串联成广达产品研发价值链。合作(Collaboration)为扩大研究视野，落实国际尖端科技与创新文化，“广达研究院”和国内外一些优秀的研究机构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台湾大学电机资讯学院、中央研究院以及国家高速网路与计算中心，进行了数十项的合作计划，期在电脑科学、行动通讯与人机介面的前瞻技术领域，获得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与麻省理工学院「电脑科学与人工智慧实验室 (CSAIL)」的合作计划(TParty)，广达研究院投入了两仟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冀望透过双方密切的合作，共同开发新世代的计算与通讯平台。经由此计画，广达现为麻省理工学院CSAIL唯一之策略合作夥伴。领域(Domain)技术研究Mobile Multimedia SoCDigital Imaging Processing EngineJust Play (Configuration free ad hoc network for smart devices)Trusted Virtual Storage and ComputingT-Net (Overlay networks for peer-to-peer communications)Natural Interaction (Human centric interface by spoken and written input)Blade Server-Based Grid Computing for Scientific Applications产品研究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related applications (WiMax, UWB etc)Digital Home SolutionDigital Mobile Computing DevicesAdvanced Storage Systems (NAS, SAN, etc)

1.钱三强 (1913-1992)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为原子能所）所长、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1992年逝世。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年代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早在1960年，即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2.钱骥 (1917-1983) 江苏省金坛县人，1917年生，男，中共党员，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 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1968年以后，历任七机部第五研究院卫星总体设计部主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逝世。 我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之一。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研究。负责与组织小型热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设备、中小型离心机、振动台设备的研制。负责领导探空火箭头部空间物理探测仪器、跟踪定位和数据处理设备的研制，获得丰富的试验资料。参与制定星际航行发展规划，提出多项有关开展人造卫星研制的新技术预研课题，为我国空间技术早期的发展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1965年提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的报告。组织编写《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组织并提出预研课题，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负责组建卫星总体设计机构，是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同时为回收型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1964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3.姚桐斌 (1922-1968) 江苏省无锡市人，1922年生，男，中共党员，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 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8年逝世。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对现代冶金学有关金属和合金粘性、流动性的研究卓有成绩。1962年组织制定了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并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组织材料工艺的预先研究。在此前后的4年中，他除向国内各兄弟单位提出大量研究课题外，在所内开展的研究课题500多项。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他治学严谨，以身作则，为科研人员培养和作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4.赵九章 (1907-1968) 浙江省吴兴县人，1907年生，男，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3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赴德国攻读气象学专业，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1968年逝世。 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从1957年起，他积极倡议发展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人造地球卫星研制组，他是主要负责人。同年10月，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在他领导下，开创了利用气象火箭和探空火箭进行高空探测的研究，探索了卫星发展方向，筹建了环境模拟实验室和开展遥测、跟踪技术研究，组建了空间科学技术队伍。1964年，根据国内运载工具的发展，他提出了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的建议。他对中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定，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的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5.邓稼先 (1924-1986) 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缚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中共第12届中央委员。1986年逝世。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6.王淦昌 (1907-1998) 江苏省常熟县人， 1907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50年5月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2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第3、4、5、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8年逝世。 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实验工作的开拓者。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他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积极指导原子能研究所开展电子束泵浦氟化氢激光器等的研究。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7.彭桓武 (1915- ) 湖北省麻城市人，1915年生，男，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与N•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耳——布列兹班奖。1948年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1947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领导并参加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种学科领域取得了对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并为中国核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197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78—1983年任理论物理所所长。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8.程开甲 (1918- ) 江苏省吴江市人， 1918年生，男，中共党员，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工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我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在国内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的弹心温度和压力，其内爆机理研究解决了原子弹的关键问题，为原子弹爆炸威力、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创建了核试验研究所，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和增强型原子弹等不同方式的几十次核试验，推动了核武器设计、改进和试验技术协调发展。他是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及时提出了向地下核试验方式转变的建议并在较短的时间里组织实现了大气层试验向平洞与竖井试验的转变。创立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我军的核武器应用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核爆炸的测试研究，对武器的研制及改进、效应及其防护研究起到重要作用。开创了抗核加固技术新领域并完成首次抗加试验。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9.黄纬禄 (1916- ) 安徽省芜湖市人，1916年生，男，中共党员，火箭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东风二号”副总设计师、“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及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我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奠基人，在导弹武器系统总体及控制技术的理论和工程实践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对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代末，在我国涉及火箭技术相当多的学科和技术领域都处于空白状态下，他主持突破了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仿制和改型设计难关，进而通过自行设计相继解决了远程、多级火箭的液体晃动、弹性弹体稳定、级间分离及各种制导、稳定方案的理论和工程技术问题，使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70到80年代，在没有任何外国实物和资料可借鉴的情况下，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主持研制我国第一个潜地和地地固体机动战略导弹并获得成功，突破了水下发射、三轴稳定平台在运动基座上的调平及瞄准、导弹射击诸元的适时计算和装订、陆上机动车的研制及冷发射、高海情下导弹出水大姿态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技术。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0.屠守锷 (1917- ) 浙江省湖州市人， 1917年生，男，中共党员，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回国后，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后，历任国防部五院研究室主任、总体设计部主任，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科技委副主任，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航天工业部一院技术总顾问和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 从50年代后期起，作为开创人之一，投身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作为总体设计部主任和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参考资料：http://hi..com/007cn/blog/item/41ba53430baf9e119313c684.html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征途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的人间奇迹。 还有王淦昌、钱三强,“两弹元勋”任新民院士\两弹元勋朱光亚\两弹元勋彭桓武

马学良出生在山东荣城，学在县立模范小学和威海中学，考入国立济南高中，从小泽被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汉语汉文化功底。1932年的济南高中，当时的校长曾在全校夸奖一名叫季羡林(现为国际著名东方学者，北大教授)的高年级学生，说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北大，用他的事迹激励在校中学生。其中的马学良从此以季羡林为榜样，勤奋刻苦学习，两年后的1934年，他也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并深得国学大师们的器重。他在罗常培的指导下撰写了《方言考原》，在沈兼士的指导下，采用右文说撰写了《释江河》，在胡适《白话文学史》课的影响下，走上了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马先生又有幸在迁校至昆明的徒步“小长征”中，担任了著名文学大师闻一多的助手，一路采风问俗，访古探幽，记录汉语方言和民俗。1939年，马先生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又在著名汉语语言学家罗常培、丁声树导师的指导下，专攻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这些丰富而扎实的汉学经历和得天独厚的汉语文研究条件，都为马先生日后成为显赫的国学大师奠定了基础。马先生在1938年跟着闻一多徒步于西南风光旖旎的崇山峻岭时，第一次全面接触和收集各少数民族村寨的民歌、语言、风俗、神话等文化后，从此就和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少数民族情结促使他60年前如愿以偿地选定描写语言学大师李方桂作为研究生导师，并且跟着李方桂实地调查云南的撒尼彝语，和当年跟闻一多实地采风时一样，深入少数民族家中记音，师生不畏生活的艰苦，不辞生活的辛劳，也与少数民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马先生的《撒尼倮语语法》毕业论文(后来以《撒尼彝语研究》为名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研究生毕业后，马先生分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又经罗常培举荐，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在东语系任教。凭着马先生贯汉语和数个民族语，又集书面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于一身的博学多才，在北大是完全可以大展宏图的。但是马先生在北大东语系仅仅任教两年，就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之约，同意借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奠基工作。这一选择，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北大的名望、待遇、科研条件都比民院好得多。据说，时年38岁的马学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走在民院的校园里，既可敬又可亲。就是这样一位汉族出身且汉语精深的学者，从此开始了他48年的服务民族语文事业的生涯。在近半个世纪的民院生活中，他有过科研条件缺乏的困难，受到过认为民院水平不高的偏见，遇到过“文革”的冲击等等，但他都泰然处之，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始终热爱所选定的少数民族语文事业。无怨无悔，从不动摇。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事业更是白手起家，急需汉语言文学界的帮助指点，也盼望汉学大师们关心培养一些少数民族人才。作为既通汉语语言学，又通语言学理论，还通少数民族语言学的马学良先生深知这种盼望的意义，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北大条件，来到民院后，就立即投入了创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工作。马先生利用自己熟悉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民族所和北大中文系、东语系等知名教授的条件，请来各个方面的一流专家来为民院的学生上课或开讲座，使学生大开眼界，大受其益。今天活跃在全国民族语文界的许多专家教授仍然经常回忆着他们当年聆听罗常培、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名师讲课的场景，话语里浸透着对马先生的感激之情。除了请名师讲课外，马先生自己还身体力行，多方面开课，尤其用普通语言学和普通语音学全面训练各民族语专业的学生，为他们在各自的民族语研究领域插上了理论和技术的翅膀。“文革”前，马先生是民族学院最忙的人之一，他是有名的“双肩挑”学者，白天上课，还要担任系主任，处理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事务，晚上吃完饭就要伏案疾书，直至深夜，专心汉藏语系的科研著述。为了使学生有理想的课本作为学习依据，他带领青年教师们主编一系列民族语文的教材，这些后来都成了全国民族院校的权威教科书。马先生除了在北京一心扑在民族语文的教研和管理上外，还经常带队去条件艰苦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采集民族风俗，在田野调查的具体实践中培养学生成才。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科学的春天的鼓舞下，马学良先生尽管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但仍然展开了他一生中的最辉煌的业务拼搏，开始对几十年的民族语文研究作理论的总结。80年代初，马先生主编出版了《语言学概论》，这本书既有60年代初以来北大主编的《语言学概论》的精华和英语、汉语等语言例证，更宝贵的是，又吸纳了过去鲜为人知的丰富的少数民族语例子来说明语言学原理，使人们耳目一新。这是全国十几本《语言学概论》所不能代替的一本独具特色的教科书。90年代初，马先生主编出版了《汉藏语概论》，这是一部在国际汉藏语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巨著。该书结合中国几十年汉藏语调察和研究的实际，把许多从少数民族语中得来的新发现和新规律收入其中，成为国际汉藏语界的一座丰碑。他于1997年主编出版的《普通语言学》，在全国阐释普通语言学理论基础上，重点从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实际中提取一般理论，为丰富真正中国化(不等于汉语化)了的语言学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马学良先生在少数民族语文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彝语彝文献有专门的研究，凝聚50年心血写出的《彝文经籍文化辞典》，充分体现了他耐得寂寞，埋头苦干，为少数民族文化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另外，马先生发挥自己坚实的文学理论功底和良好的汉语文学才能的优势，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分别创建并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的工作，主持编纂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经典著作，构架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富有特色的体系。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大量民族文学理论的文章和论文。可以说，马先生为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不仅多路创作，硕果累累，而且善于把汉语文的先进方法，普通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纳入少数民族研究领域，把相关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触类旁通。这些都已成为今天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法宝，并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富。马学良先生对从事民族语文研究的年轻一代，从来都是热情关怀，备加扶持，奖掖后学，不遗余力。80年代中期以来，他成为全国民族院校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后，更加关心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的健康成长。10多年前，青年学者的著作不仅出版难，而且被学术界肯定也难。马先生这时总是以长者的慈爱胸怀，以老一辈语言学家宽厚而严谨的学风鼓励和鞭策他们，并欣然给他们的新书作序，使一些青年学者得以脱颖而出。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只有三位，民族语言学方面只有马先生一人，如果仅按汉藏语系的方向来招生，那就势必使阿尔泰等语系的青年人才得不到读博的机会。马先生果断地把自己的方向扩大到整个民族语言学，先后招收了学蒙古语的蒙古族博士生，学满语的满族博士生，最近又招收了学哈萨克语的汉族博士生等，加上汉藏语系及民族文学的博士生，马先生把民族语文界的青年人才大都招进自己的门下，使他们受到高层次的科班训练，为他们日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为他们以后步步登高创造了学位条件。实践证明，这些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博士生都已在民族语文界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作为一名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我自己受到马学良先生的扶持和教诲更是令人感动的。只需摘一段马先生为我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所作的序言之一段，就可略见他老人家亲切关怀青年成长之“一斑”：“面对赵杰同志的《现代满语与汉语》论文集，勾起我的一段往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每天一大早，习惯性的迎着晨光到校园散步，经常看到一个青年手捧书本在林荫道上边走边读，朝朝如此，虽各自心照，但从未交谈。或许由于我的职业心理，爱才心切，促使我在一个早晨与他交谈，才知道他是汉语系的满族学生。他憨厚朴实，两眼炯炯有神，言谈中似乎有些怯生讷言。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现代满语与汉语》第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7月)我于1978年春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记得一年后的夏天，在校园里通过请教学术问题认识了马先生。那时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系大学生，和马先生这位誉满全校，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主任攀谈，本身就有点打扰的意味了。但马先生非但没表示烦恼，反倒循循善诱，在某些很具体的汉语音韵问题上不好解答时，就直接说：“我都忘了”，表现了一个大家求真务实，谦虚平等的长者胸怀。198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30年校庆，出了专门的报纸，上面登了我的文章。在校园西侧的马路上，是马先生首先告诉我他看了我的文章，并表示祝贺。作为他这样的老教授，能仔细阅读我这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师的习作，并给予充分肯定，使我既感动又增强了信心。正像马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其实哪里是“质疑学习”，大多是他的业务指导和精神鼓励。他和我在一起是输出。正是在马先生和民院罗安源、戴庆厦等老师的鼓舞和支持下，我才得以矢志不移地边任教边工作边考试，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读硕士，读博士，并留北大东语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留北大后，我成了北大和民大语言学诸师们来往的“使者”，传送问好、信息、赠书等。北大这边以季羡林、林焘先生为主，民大那边就是以马先生为主了。于是，我跟马先生“质疑学习”的地点就从“校园藤萝架下的石凳上”搬迁到民大教授楼马先生家中客厅的沙发上。由于我在北大东语系任教，更使马先生感动亲切，因为他学习、工作过的北大中文系、东语系和民族学院，也正巧是我学习、工作过的地方，所以每次我来民大拜见马先生，他都格外地兴奋和热情。这10年，除了在国外，我差不多每隔两月就去马先生家中一次，向他传达北大诸师们的近况，汇报我的研究心得，马先生总是善于抓住并吸取北大的先进经验以指导民大的民族语文工作，并力图用自己的优良学风积极影响民大教授和科研的改进。就在这沙发对坐的促膝谈心中，马先生向我讲述了他如何高兴地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如何在听国民党政治课时作为班长掩护缺课的学生；如何一边抱着孩子躲避日机轰炸，一边看书调查写论文；如何在民院白天从事管理和教学，夜间挑灯科研并一再嘱咐我如何注意身体；甚至如何发现彝语的松紧音、锡伯语的送气擦音等。窗外的花园有时是烂漫的春光相陪，有时是酷署的知了伴奏，有时是秋高气爽的微风徐吹，有时是雪花缀树的冬景助兴。1999年的春节，那正是一个送走旧岁的除夕之晚，撒进窗内那班驳陆离的夕阳余光照在马先生为我赠书《普通语言学》和《新学术之路》而留言的颤抖的手上，也映出了他老人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音容笑貌，没想到这成了我和马先生的最后一面。但在之后的一天，他还打电话，向我推荐民大的青年教师报考我的博士生，我听到他老人家的最后声音，正是在把我这样的刚刚告别青春的学人扶上了马后，又在扶持没有上马的新的青年。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人才，奉献少数民族语文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马学良教授作为一个汉族优秀知识分子毕生所追求的民族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