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研究

观念史研究发生于十九世纪末。和“知识史”相对的“观念史”同属于“思想史”范畴。有的论述，将“观念史”等同于“思想史”。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被称为近代历史观念史之父，他试图把历史观念史确立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观念史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类的理性思想和非理性思想两个方面。在对于人的行为及其行为后果的制度设计的研究中，关注观念对于社会实践的先决作用。“观念是具有经验根源和经验身份的。”“观念就是所实行的行动”。“用所从事的操作去界说观念的性质和用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后果去检验这些观念的有效性。”这样，观念史就不再是纯粹的和抽象的思想史，而是与行为和制度变迁内在的联系的活的思想史，可以通过事件和行动效果加以验证的思想史。

肯定是有删减的啊！这本书的主题是很敏感的，所以CP能让在大陆出版就很不错了，有删减的看毕竟比没的看好多了。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葛兆光，2005年4月，三联） 读了不少葛兆光的书了，不知是迷上，还是只是为了追寻。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在葛兆光后面加个头衔，趁着习惯，若加了“先生”有时略觉得尊重得把他显老了，虽然文质彬彬的倒也符合某种想象；若加上“老师”，大概是习惯，一校之内传道授业者大概“老师”之称更显得般配些，葛兆光虽是鄙校毕业的，文里流淌着北大、中文、文献的蛛丝马迹，可惜早已在扬师、清华、复旦辗转良久，称葛兆光老师虽也习惯却、也多少会凛然一下，哎呀呀……若朴实无饰地直呼，于理无妨于心多少有碍，罢了罢了，这个难解的问题。 喜欢在书的世界里穿梭、追溯。至今，课上还能听到不少老师口中的传闻异词，关于葛兆光老师当初在北大文献的日子，躲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在书海中徜徉。扎实的文献功底，自如的材料援引，至今仍是他的著作里让人啧啧赞叹的。但于我，良久感叹的还是最终的出入自在。从视野里、方法上，渐渐迈出一大步，游刃有余，不拘于往，而旧时的积累，外加轻松豁如的文字，赞叹良久。生怕在这里沉沦了，忘怀了，遁迹了，翻开葛兆光老师的书，登时豁然又欲汲汲追寻。《古诗文要籍叙录》的序言翻看了几回，每次都在啧啧里升起良久的薪火相传之感慨。沉潜。 趁着回家的闲暇，颇为慢条斯理地读罢了葛兆光老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封面上的“视野、角度与方法”在设计中显得颇小，然而其贯穿全书的意义倒是不言而喻的。又见写法、思路的探讨，总会想起葛兆光的著作，在序言里的低徊思考——他几乎每一部书，除了研究的学术外，序言里还多少或浓或淡地带及了某种方法、角度或是视野的开拓，半是颠覆半是振荡，吹皱一池春水，果不其然。而且他下笔生花的造诣，玲珑生动也不至于让人厌烦。记得即使翻到早年的著作诸如《道教与中国文化》，序言里亦探讨了道教仪式和大众及士大夫间传播的差异、转型。虽然，比起葛兆光老师后来的著作探讨亦显得颇浅，但猛然想起那不过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著作，至今绵延的对于方法论或学术视野的跌宕，良久感怀。当然，贯彻最深最密切相关的还是他的《中国思想史》，史与背后的《思想史的写法》，于此书可谓辉映。 书看模样是颇厚的，不过熟识了三联的设计、装帧，行间距总是颇为宽敞得让人怀疑不浪费点纸张不显得他家的阔绰与潮流，当然也知道读起来定然没有模样如砖般的难啃，而且估摸着内容不算最多吧；课堂讲录的形式仍然保留了不少讲课的口语色彩，让思维的传递也颇为轻松自在——其实，后来在逛书店的时候翻到了04年出版的《思想史的写法》，一开始据理臆断地以为不过是《中国思想史·导论》的单行本，那本书的厚薄还是颇令人生疑的，打开细览了目录和后记才发现除了导论外孩收入了几篇单行的文章，不少内容恰与课堂讲录题旨相同，不过《课堂讲录》颇有讲课时的漂移之色彩，不少内容的次第、说法也有所调整，《讲录》时间稍晚于那些单行的文章，但因为《讲录》也没了《写法》中审慎而严谨的注脚，读起来可以省却不少停留，两本书参照着也算好玩。其实，有些探讨的方法云云，总有似曾相识之叹，大抵因为在葛兆光老师的其它著作里，颇为贯彻，但循着他的脉络细细思考这种方法，再在课堂讲录的世界里温故，也并非坏事，何况讲录的轻松简单，正好和了我这个假期懒得费脑子的心思。 言语的轻松，自然不等同于思维深度的下降。方法、理论的探讨，视野的扩大，再至思想史与文明史、知识史、观念史、法律史、社会史的旁参的审度，跳出原有的思维框式。其实，这几年来，年鉴学派、福柯、后现代，在文化研究，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里早已渐渐渗入而颇为我耳熟能详，不过介绍与实例的相结合；运用、分析与阐释，也让我的思考与反思——司空见惯的过去被赋予了一重不同的唯独，简单化的历史模式也显现了不少弊端——当然，方法、理论，只是一方面，仍然忧患材料的把握：有时，只有感慨原典读得太少，无法把握，顺手拈来随处牵引的例子背后的爬罗剔抉，也当俟以时日。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有时想想也是。葛兆光老师的书中，保留了不少慎重的分析和警惕，并非纯粹的“拿来主义”，介绍完了方法还给出了不少自己的判断和切中肯綮的点播。海外汉学在当下给了学界不少启迪，而葛兆光老师会在其中引介不少观点，然而除了启迪以外，那些介绍和分析也并非盲从，可者可之，不可者疑之，非虚捧，而掺入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有些也延续了《缺席的中国》中的那份护持，谆谆警戒学科的边界，方法不可生搬硬套，材料运用须恰如其分，保持本位的独立；一方面，治学里的问题与待拓宽处合盘托出，思考，思考，怕失去了自我。颇忆起其《域外中国学十论》、抑或《考槃在涧》等书中的书评：目光逐着新的，但稳若磐石的清醒也令人如喝棒般不敢入了歧路。 于我而言，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稍有遗憾的只是，讲录的方式，省却了注脚，言语的一泄千里任思维的僵绳放任不顾，但也易在一目十行里走了神跳过了可以细省之处——当然，这也赖我——虽然说，这的确让我读这本书显得毫不费力，但转而细思却没有了可以咂摸乃至复案的可能。而且毕竟是课堂讲录，转述与引用难免失真或者走形，于这本书中多得二手的资料也成为了一桩恨事。虽然，直流涌荡而不必在注脚的世界里多费神思本算不上坏事，但详实的探讨还需要回溯，此路无门——也许，这对于“课堂讲录”要求甚高，不过是我的痴人之梦，章节后面开列的参考书也多少能餍予腹，罢了罢了不复求矣——自去葛老师的其他文章里找回原来的出处翻读也成。 顺带一句，原典的遗憾，多需自己弥补，呜呼。此外，全书最后一章颇有些沉重，读着为中国当下默默悲哀。一路的轻松，到最后仿佛冷却了一番。不过，振聋发聩也非坏事。规范，本是小事；道德，原为准则，千叮咛万叮嘱的，外加其中笑话不少，读了都心寒。翻来看看也权当照照镜子，照出啥样是啥样，嗯。

谁知道

目前，国内学界对中国文化观念的研究也取得不少实绩。有张岱年等人的《中国观念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翟华和张代芹合著的《观念世界探幽》（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两本著作对中国人的观念世界进行了初步的探究，《中国观念史》对中国文化中有关的文化观念予以个体式的讨论；《观念世界探幽》则从横向上具体对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知识观、时间观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文崇一和萧新煌主编的《中国人：观念与行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一书收集了大量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考察观念形态的论文，该书中杨国枢的论文《中国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关系》对文化的层次及其关系有深入的分析。文章指出只有从主观文化（主要是指思想、态度、观念）的角度出发才能了解物质文化与完成文化（文学、艺术、制度）的精髓。另外金观涛的专著《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更是对观念问题研究进行了整合和总结，但他多关注的还是政治性或与其相关的观念。而学界真正对中国观念理论进行研究的则是张连海的《观念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是学界第一部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建构起来的观念理论研究著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观念研究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古今观念的研究，以上著作都较少涉及。目前真正讨论文化中的古今观念的论文有3篇。分别是晋文《汉代的古今观及其理论建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杨春燕《从看刘勰的古今观》（《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李修贵《浅谈的古今观》（《沧桑》，2010年第2期）。 以上三篇论文分别从人们对待古今的态度、对古今关系的认识这两方面对古今观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论者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古今问题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形成的观念。所以这些研究在开拓文化研究新领域上有着一定的贡献，但是因为目前这些研究往往都是以个案为例，就容易造成研究的偏差，导致目前对古今观的研究还显得很不全面，所以有必要在研究个案的同时结合整体性的研究，即把古今观的研究放在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二学界对古今观念的研究论文本来就少，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文学和文论的研究就更少了。最早把古今问题纳入文论研究的是罗根泽先生。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就把“贵古贱今”和“贵今贱古”视为是文学批评的两种错误意识。他的著作中就有很多章节注意从古今的视角来讨论文论。由此说明，文论与古今问题的密切关系在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的早期就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可惜这一方面的研究后继者没有再往前继续推进。近来的著作中，郭英德等人撰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一书对古今问题也颇有涉及。论者对汉代人如何认识文学发展中的古今关系作了一个粗概的梳理。文章注意到了汉代尊经复古和变古贵今的两种不同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此种古今认识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虽然这部分内容的讨论还显得比较粗略，并且主要讨论的是汉代的古今观与文学观念，但是这也为探讨古今观与文论的深层关系提供了文学史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和经典个案。此外，刘文忠《正变·通变·新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一书虽然是探讨文论家在看待文学变化问题上所形成的文论范畴，但是实质上也较多牵涉到古今问题，故而实际上也揭示了历代文论家对继承和创新问题的基本看法。但是该书的主要论述部分还是集中在南朝及其后的文论思想，对之前的文论谈得比较粗略。而刘绍瑾的《复古与复元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则对儒家的复古与道家的复元古思想进行了文化探源式的深入剖析。更为可贵的是该书还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角度对中国复古文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究。但是刘著仅仅从复古的方面来谈文论思想则容易忽略文论思想中的适时性与当下性的一面，并且仅仅以儒道两家来观照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化复古”的思路也限制了著者的研究视域。党圣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则把中国传统文论放在了全球文化格局的当下态势中来进行关照。该书认为古今关系是中国文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因而需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此书对传统文论发展观的阐述相当深刻，著者的古今意识也相当突出，但书中对文论古今问题的阐述仅限于宏观上的理论考察与梳理，对中国古代文论古今观的具体内容则较少论及。另外，注意到文化中的古今问题对文论的影响的研究还有胡大雷的《传统文论的魅力、模式与智慧》（凤凰出版社，2005年）一书。论者把古今问题视为传统文论的八大问题之一，认为它是文学批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文章对整个古代文论中的古今之争进行了粗略的梳理，进而说明了文论中古今问题的持续存在。但是对于文论中为何有这样的古今认识，这种古今认识在文论史中是如何变化并体现时代文化对它产生的影响，文章都没有进一步探讨。徐和勇的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的“古今观”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对古今观与文论关系的讨论更为具体一些。论文旨在研究古今观念变化产生的结果对书法发展起到的影响作用，但论文仅限于对呈现在书论内容中的古今观念的考察，这本来就有可能篡改了古今观的历史原貌，另外论者对古今观的理解也被局限在了古今关系上。从以上相关研究现状来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古今观念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因而从古今观角度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是相当必要的，而且也是以完全可行的。西晋末年时，由于战乱频繁，因此许多的老百姓为避战乱，多数人迁移到江南地区避乱，祖冲之的祖上就是这样，把祖氏家族带到江南的。在宋孝武帝期间，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诞生了，不仅是祖冲之一人是科学家，他的祖上均是科学家，并且还世代掌管国家历法。宋孝武帝祖冲之家庭条件相对较好，为此他从小就读了不少的书籍，同时他还特别喜爱天文学、数学以及机械制造，并且为人还不骄傲，常常显示出不凡的才华。享有博学名声的他，是深受宋孝武帝的重用，进而还被招聘到朝廷中，从事研究工作。然祖冲之在音律、文学、考据方面造诣也是不凡的，最主要的贡献是在于数学、天文历法、机械三方面。喜爱天文、数学、机械的祖冲之01祖冲之推进数值，继承发展，精确圆周率天才的能力是不可想象的，一切看实际操作，著名的《算经十书》都有收纳，关于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精髓。他写的《缀术》一书，是被纳入《算经十书》之中的，并且还作为唐代国子监算学的课本，只可惜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了该书失传了。在数学上，祖冲之是把圆周率的数值准确地推进了七位，同时他也成为了世界之最，他是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进到小数点后七位的科学家。如此说明：在数学这一方面，我国在当时是处于领先世界的，不能说全是，但圆周率确实是如此。《算经十书》收纳了祖冲之的《缀术》在早期的圆周率，人们是采取以周三径一的方法，进行圆周率的数值计算。但是祖冲之主动向早期的运算数值发出了挑战，他认为这样得出的数字并不准确，于是经过他的千般计算，在早期的基础上，更新了圆周率的数据值，并且还是非常精确的数据值。祖冲之发展前人早期的圆周率，重新得出了数值，其盈数为3.1415927，不足数则为：3.14115926，也是“派”的数字小于盈数而大于不足数。同时，祖冲之还确定了“派”的两个分数值，其约率为：“派”=22/7，密率为：“派”=335/113，从分子分母不超过百位数的分数来看，密率335/113则是圆周率值的最佳近分数。祖冲之只推到后七位，如今“派”的数值02因农业立国，祖冲之侧向天文历法，制《大明历》新历中国自古以来，大部分都是以农业立国的，因此在当时也是如此，同时有着重视研究天文历法的传统，否则国家在农业上，就无法立足了。所以，祖冲之不仅关心国力民生，在天文历法的研究上，更是注重和苦心研究。在当时朝廷是采用《元嘉历》，发展国家农业的各个方面，要知道：“温故而知新”的道理。祖冲之对《元嘉历》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各方面的推算后，得出了其中是不够精密的，进过长时间的实际观测和仔细验算，在历代各家的基础上，完善了《元嘉历》的不足。

为推进思想史的研究，欧美各国相继创办了思想史研究的专门学术期刊，如美国的“观念史杂志”、英国的“思想史杂志”以及“政治思想史杂志”等，也成立了思想史研究者的学术组织，这样一种高度学术分化和有机联结的学术机制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革命」一词在中国近代政治文献中的统计分析和计量研究，检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清末民初的起源；并以此为案例，讨论数据库的方法对观念史研究的意义，认为今後有关观念起源的哲学和理论有可能用新的工具加以检验和证明。

丘八这个称呼来自拆字，上丘下八即“兵”。上丘下九不是字，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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