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硕论文

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你好，你导师可能是个忙人，理解他一下，现在哪个学校不是这样的？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望采纳。你是法律硕士的话，你的写作是不限专业的。但是由于你学校已经给你指定了导师，那么你最好写导师的研究专业的，如你导师是行政法专业的，那么你最好写行政法专业的选题。其次，至于具体选什么题目为好，建议你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办，要写自己最熟悉的，同时也不至于已经被很多人写过的题目。有人说，我什么也不感兴趣，那怎么办？建议你查询一下近三年来某领域内的研究热点，选取良好的角度进行写作。最后，你选题后，还需要告诉一下你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导师，征求其许可，这些头面人物需要的是他人的尊敬，如果你选题后都不告诉一声，这会构成大不敬，当心被勒令重写。最后，祝你顺利吧。有问题可以看法律论文写作教程：参考资料：www.falvlunwen.org比较法研究这个比较冷门。：）

一、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论文必须是一篇（或由一组论文组成的一篇）系统的、完整的学术论文，申请者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论文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论文的学术观点必须明确，且立论正确，推理严谨，数据可靠，层次分明，文字通畅。论文应使用中文撰写（外语专业除外），硕士学位论文字数一般为4～5万（医学院：3～4万），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字数一般为2～5万（医学院：1～3万），博士学位论文字数一般为8～10万（医学院：学术型4～5万；专业学位2～4万）。二、撰写要求论文一般包括以下12部分，依次为：1、封面采用学校统一印制的学位论文封面。2、题名页包括中文题名页和英文题名页。题名页除封面上的内容外，还应添加资助基金项目、研究方向、申请学位级别、培养单位等内容。3、扉页包括论文原创性声明、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和论文答辩决议书。有关人员需按规定签名。原创性声明、版权使用授权书可在研究生院主页下载，答辩决议书可使用复印件。4、摘要摘要是论文内容的总结概括，应突出学位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简明扼要地陈述学位论文的研究目的、内容、方法、成果和结论。摘要页的下方注明本文的关键词（4～6个）。摘要包括中文摘要和英文摘要，中文摘要力求语言精炼准确，字数一般不超过500字（硕士学位论文）或800字（博士学位论文）。英文摘要内容应与中文摘要内容一致。5、目录目录是论文的提纲，是论文各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分别依次列出并注明页码。各级标题分别以1、1.1、1.1.1等数字依次标出。6、符号说明（非必须）学位论文中符号代表的意义及单位（或量纲）的说明。7、正文正文是学位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绪论绪论是论文主体部分的开端，应言简意赅，不要与摘要雷同或成为摘要的注解。除了说明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等，还应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领域中已有的研究成果；介绍本项研究工作前提和任务，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涉及范围和预期结果以及该论文在已有的基础上所解决的问题。（2）各具体章节内容必须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准确完备，合乎逻辑，层次分明，简练可读。不同的学科专业可有不同的规定。一般由标题、文字叙述、图、表、公式等构成。图、表应有“自明性”，即只看图、表内容，不阅读正文，就可理解图意、表意。图、表应有图号、表号和图题、表题（图、表的名称）。引用图应在图题右上角标出文献来源。曲线图的纵横坐标必须标注“量、标准规定符号、单位”，此三者只有在不必要标明（如无量纲等）的情况下方可省略。照片图要求主题和主要显示部分的轮廓鲜明，便于制版，照片上应有表示目的物尺寸的标度。绘图必须工整、清楚、规范。其中机械零件图按机械制图规格要求，示意图应能清楚反映图示内容。（3）结论结论是论文最终和总体的结论，应精炼、准确、完整。着重阐述作者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在本研究领域中的意义，还可进一步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和建议。8、参考文献论文的撰写应本着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凡有引用他人成果之处，均应按论文中所引用的顺序列于文末。引用文献的作者不超过3位时全部列出，超过时列前3位，后加“等”字或“et al.”。参考文献的著录内容应齐全，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GB/T7714-2005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如：参考文献是期刊时，应依次列出：序号 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参考文献是专著时，应依次列出：序号 作者，书名，版次（第一版不标注），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年份，起止页码；参考文献是专利时，应依次列出：序号 专利申请者，题名，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参考文献是技术标准时，应依次列出：序号 起草责任者，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发布年，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度。9、注释（非必须）可作为脚注在页下分别著录，切忌在文中注释。10、附录（非必须）是对论文主体的补充项目。11、致谢作者对完成论文提供帮助和支持的组织和个人予以感谢的文字记载，致谢应实事求是。12、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目录本人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或录用）的学术论文、获得的科研成果、专利等，分别按时间顺序列出。三、学位论文的编辑格式及打印、装订要求1、字号字体：一级标题用三号粗黑体；二级标题用四号粗黑体；三级标题用小四号粗黑体。正文用小四号或五号宋体。2、图、表、附注、参考文献、公式：（1）编号：图、表、附注、参考文献、公式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如：图1 图2 图3 或：表1 表2 表3等（仅有一幅图或表时，仍应编为图1或表1），依此类推。（2）图：图中一律用英文标注，图文说明用中文，图题采用中英文对照，中文用5号楷体，英文用5号字。图题置于图号之后，图号及图题置于图下方居中位置。（3）表：表的编排一般是内容和测试项目由左至右横读，数据依序竖读，表题置于表号之后，表号及表题置于表上方居中位置。（4）公式：公式应另起一行居中排，较长的公式尽可能在等号处回行，或者在“+”、“-”等符号处回行。公式中分数线的横线，长短要分清，主要的横线应与等号取平。公式后应注明编号，编号用括弧括起来写在右边行末，其间不加虚线。3、排版打印：学位论文以A4纸页面排版，双面打印。4、装订：依次按照中文题名页、英文题名页、原创性声明、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论文答辩决议书、中文摘要、英文摘要、目录、符号说明（非必须）、正文、参考文献、注释（非必须）、附录（非必须）、致谢、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目录的顺序，用学校统一印制的学位论文封面、线装成册。

去百度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内容来自用户:黑暗萝莉大妈本科生毕业论文论文题目：学生姓名：学号：专业名称：论文提交日期：申请学位级别：论文评审等级：指导教师姓名：职位：工作单位：学位授予单位：作者声明本论文是在庾文焰老师指导下独立撰写的。论文的完成经过了选题、查阅积累资料、撰写读书笔记、撰写论文提纲、撰写初稿、形成定稿等环节。论文所引用或参考的内容均已标明出处。我遵守学术法规和学术道德，对本论文负责！签名：雒扬2011年5月3日论从严治理酒后驾车的必要性及刑事对策--对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酒驾入罪的思考雒扬政法学院07法学班2007093101【摘要】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十一号主席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该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从2011年5月1日开始，各级司法机关对酒后驾车的处罚将进入新的时期。但是，笔者对比了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认为修正案的规定仍然失之于轻，难于有效遏制酒驾大幅上升的势头。【关键词】从严惩处酒后驾车刑事责任治理对策一、我国酒后驾车的现状和危害（一）我国酒后驾车的现状自古中国就有无酒不成席的习俗，酒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社会宣泄情绪与交际的方式。现在私家车已经进入千家万户，酒后驾车的现状被大家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由此引发的

　　加入WTO使我国更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价格可以更直接、更客观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内在变化，预示经济的基本走势，价格杠杆将更灵敏、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与成本。我国国内市场价格水平、商品和服务价格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政府对市场价格管理的方法等势必发生更深刻的变化。虽然我国价格管理与WTO的要求基本适应，但由于体制、法律、职能和观念等原因，加入WTO仍然会对政府的价格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一)对价格管理内容的新要求研究和重新认识我国价格管理的对象、管理内容，是加入WTO以后必须重视的问题。在以往的价格工作中，我们在放开价格，创造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政府价格管理 “越位”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加入WTO以后，却进一步显露出我们在价格管理中存在着许多“缺位”、“不到位”问题，政府价格管理必须增加新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加强对全社会多种经济成份的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的价格管理。过去我国所有制形式单一，价格管理主要是面向国有企业开展工作。随着经济成份的多元化，特别是入世以后，外资企业会全面地进入我国的经济生活，他们对价格调整经济利益的功能认识更为深刻，对价格管理的要求更高，更加关注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我们却缺乏面向他们开展工作的经验，如何适应新的管理对象的要求，应当成为价格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wto与中国价格管理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第二，要更加关注国际市场价格。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比较低的时候，我国价格波动主要受国内供求变动影响。制定价格政策，基本立足国内，价格调控主要局限于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给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重视不够。但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会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必然对国内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政府进行价格调控不仅要掌握国内市场行情，还要及时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综合分析预测国内外市场价格变化趋势，这也是我们以前很少做过的。　　第三，政府定价要严格对成本的审查。《价格法》规定政府定价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供求状况和社会平均成本。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定价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定价考虑比较多的是社会承受力和供求关系，成本并不是我们严格审查的最主要问题。对于许多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成本状况，定价常常是使用企业提供的数据，并通过与企业的谈判来制定的。而入世以后，面对着WTO的规则要求，政府定价中再不严格成本审查，定价的科学性将难以保证，无法面对国内外的经营者。严格成本审查不仅应当成为我们工作的新内容，而且在定价成本审查的法律依据、成本审查标准、成本审查队伍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工作要做。　　第四，继续强化“定规则、当裁判”工作。这个问题我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但从入世以后的工作要求来看，这个问题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规则不健全，裁判不到位，都给我们应对入世挑战带来困难。所以如何继续把工作的重点从“定调价”为主转变到“定规则、当裁判”为主上来，仍然是我们应当努力探索的工作内容，也是迎接入世挑战的新要求。　　第五，加强对服务和要素价格的管理。过去，在物质产品匮乏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工作是围绕着解决物质产品供给进行的，价格管理也主要集中在商品价格上。但到了90年代后期，物质产品出现了结构性的过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政府管理的价格愈来愈少。现在紧缺主要集中服务和要素的供给上，如教育、旅游、医疗卫生、保健，以及资金、技术、人才等。由于这些领域大都带有一定的垄断性，因此也在不同的程度上保留着政府定价或政府制定收费标准的方式。但是由于价格管理工作长期把重点放在商品价格的管理上，我们对服务领域的价格和收费缺乏深入研究。例如，高等教育成本究竟是多少？对知识分子劳动的价值怎么评估？这都是技术性非常强的问题。而入世以后进入我国服务领域的外资将愈来愈多，我们必须从从管理物质产品价格为主转为更加重视管理服务价格上来。　　(二)对价格管理方式的新要求　　内容决定形式，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式。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增加了许多新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也应该有所变化、有所改革。从目前看，这种管理方式的转变主要应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行政审批式管理，转变为科学的制度化管理。主要依靠行政审批管理经济生活是计划经济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的弊端日益显现。一是管得过多过滥。二是随意性大。三是容易滋生腐败。所以在价格管理方式上，主要依靠行政审批式的管理必须改变。首先，要建立科学的管理程序。从法律上讲，程序的科学才能保证实体的科学。譬如过去的审批价格是按行政层级进行，现在是要依据法定的程序审批。通过听证、专家评审、集体审价等，以此来保证定价结果的公平。其次，要有科学的制度保证。程序科学以后还要制度化。程序虽然科学，但是没有制度保证，随意性大，不能持续地做下去，仍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这几年我们加强了对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再次，要严格执行制度。要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格的问题。真正这样做了，价格管理工作才能适应入世的要求。　　wto与中国价格管理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第二，由封闭式管理转向开放式管理。长期以来，在价格管理的形式上，主要是通过“红头文件”进行内部运作。在价格几乎是政府全面管制的时期，封闭式的管理方式是可行的。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价格由政府严格管制，转向绝大部分价格放开由市场形成。二是随着群众民主参与意识提高，实行政府定价的价格也已经由政府部门的内部操作，转向全社会成员以不同方式参与。三是加入WTO也要求所有价格制定的过程和结果都必须公开、透明。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价格管理必须由封闭转向开放。近年来，我们在价格管理的公开性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比如，建立听证制度，重要商品调价要听取消费者意见；新闻发布会制度，重要的调价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重要案件，也要向社会公布；价格决策专家咨询制度，面向社会听取专家意见；价格公告制度；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监督网络，聘请义务监督员等等。这些都是由封闭走向公开的重要尝试，在这方面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还要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并进一步法制化。　　第三，从单纯依靠行政系统管理价格，转更加重视动员全社会力量管理价格。入世以后，价格管理的内容大量增加，而且管理难度也大大提高，但机构改革却使行政管理力量大量减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管理方式，要从传统的依靠系统内的管理力量进行管理的思路中解放出来，像许多企业一样，在全社会配置工作资源。如借用协会、中介机构、专业部门、媒体和专家、相关技术人员的力量等。这也是入世以后对价格管理方式的新要求。　　(三)对价格管理依据的新要求　　WTO强调各成员国要制定公开、公平和无扭曲的竞争规则，用法律而不是用我们习惯的“红头文件”来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具体到价格部门来说，就是要依法行政，依法管价。但长期以来在价格管理上，主要的管理方式是在行政上进行上级对下级的人对人的管理，是行政部门依靠指令性计划和文件，对管理对象进行的单向管理，依靠人管人，依靠文件管事。在一定的意义上，上级管理部门对下级和企业具有几乎没有约束的自由裁量权。这种管理肯定是不符合WTO规则要求的，因为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一切经济活动运作的基本原则。政府价格管理也必须遵循法治的原则。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价格工作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最大的区别。譬如我们现在仍然做着许多定价的工作，但同过去定价的区别就在于，同样是定价，过去主要是靠人定，而现在主要是靠规则定。过去和现在都搞价格检查，但区别就是过去的检查，人有的自由裁量权；而现在的检查，受各种各样的规定和制度约束，使检查行为比较严格地控制在法律的规定之中。检查中的是靠法律的威慑，靠法定的程序，而不是主要靠人的作用。　　依靠法律和法规来管理价格和价格行为，“人”必须依“法”行事。这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实际工作上，都给我们的价格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转变职能，迎接加入WTO的新挑战　　面对着加入WTO后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新要求，如何及时转变职能，做好工作，迎接挑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面对加入WTO的挑战，我们围绕着《价格法》，在建立规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依法行政，适应入世需要奠定了基础：一是制定了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规则。二是规范政府定价行为的法规体系基本建立。明确了政府定价的范围，规范了政府定价程序，改革了政府定价办法并且制度化。三是约束价格监督检查行为的规则基本配套，“当裁判”基本有法可依。四是根据WTO一般原则，对1980年以来关于价格管理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保留其中的166件，进行修改的51件，予以废止的124件。与WTO规则不一致的法规和有关条款基本上已经废除。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我国的价格管理法制化的工作与加入WTO的要求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今后要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和完善以下几方面工作：　　wto与中国价格管理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一是继续制定、修改法律法规，完善法律体系，提升现有法规和规章的层次，用法律保证价格行为与WTO的规则相一致。面对入世后的新情况、新矛盾，许多新的规则还没有相应建立。例如，制定列入中央定价目录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需要审核企业成本，但是审核企业成本有哪些程序规定，哪些项目构成定价成本，哪些项目不能进入定价成本，判定成本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等等；还譬如如何区别价格自律和价格同盟，都需要新的立法来规范。另外，近年来国家计委发了一些委令，但从实际工作需要来看，仅有部门规章是不够的，还要提升现有法规和规章的层次，增强约束力。还要研究完善《价格法》，制定《国家行政机关收费管理条例》等。　　二是严格依法办事，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特别是涉及WTO规则要求的价格管理行为尤其要注意这一点。首先，在制定定价目录时要注意WTO《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的“7.定价策略的要求”，严格遵守程序，防止随意扩大管理范围和内容。其次，对符合《价格法》规定的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制定定价原则和定价办法，严格按规则定价。第三，要依法规范定价行为，实行价格听证，专家论证和集体审议制度，加强成本管理和审核，提高定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第四，价格监督检查要依法进行，依法检查，依法处罚。　　三是加大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依法行政的严肃性。这是加强内部监督的措施，也是提高依法行政自觉性的重要途径。现在一些地方在入世以后，仍然不能自觉和遵循WTO规则的要求，譬如继续实行歧视性价格政策等，搞地方保护；价格政策不透明、随意增加政府定价项目，擅自提高定价项目的标准等。我们要通过对这些违规行政行为的查处，来提高整个价格部门的依法行政观念和依法行政水平。　　（二）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提高价格调控水平　　1.综合运用经济手段，调控价格总水平。　　加入WTO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关联度将大大增强，政府在进行价格宏观调控时，不仅要面对国内因素，更要面对国际因素，而国际因素往往是难以控制甚至是不可控制的，从而加大了价格宏观调控难度。如何建立有效的价格调控手段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WTO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对我国政府职能在体制转型中影响重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宏观调控体制是价格宏观调控目标、调控手段、调控方式、调控组织制度的总和。调控的目标就是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调控的手段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调控的方式以间接调控为主，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相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相协调；调控的依据就是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调控的组织是政府宏观调控部门以及相关经济部门。加入WTO，要求我国政府在经济管理规则、组织和协调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方面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认真落实入世的价格承诺，按照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要求的方向完善我国价格调控体系建设。　　1989年以来，我国先后战胜了严重通货膨胀，克服了通货紧缩的趋势，调控价格的水平不断提高。如果说80年代末，在解决通货膨胀的时候，我们还比较多的使用了行政手段，那么在 1997年以来，我们在克服通货紧缩趋势的时候，则主要是靠经济手段：如运用金融政策——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给；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投资；提高公务员工资，提高消费水平；税收政策——加强出口退税，实行“免抵退”，刺激出口；降低证券交易税，刺激股市，以扩大直接融资；减免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征收利息所得税，鼓励居民消费；价格政策——全面提高服务领域的收费水平，既调整价格矛盾，又刺激了短缺的服务业供给；这些措施，使我们不仅战胜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价格总水平保持了相对稳定，而且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这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我国价格调控机制日渐成熟。但我们还不能就此证明我国的价格调控已经完全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从狭义的价格调控角度来看，还需要加强：　　wto与中国价格管理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一是加强对国内、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主要商品价格监测及预警工作。在经济开放度不大的情况下，价格调控中不需要过多的关注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物价的影响。加入WTO后，国内、外市场商品价格逐步形成紧密联系，进行价格调控，不仅要掌握国内市场行情，还要及时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科学地分析预测国内外价格变动趋势，在制定政策时，要统筹协调进出口与国内市场的价格关系。这就需要实行对国际市场的价格监测，定期为制定价格政策和价格决策提供价格信息。要建立价格安全预警系统，对价格运行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并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提前发出警报。　　二是要增强价格调控能力，提高抵御风险水平。加入WTO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价格风险更大。为此，要完善重要进出口商品的物资储备和价格调节基金制度，以减轻国际市场突变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当市场价格出现暴涨暴跌时，有足够的价格调节基金、重要商品储备制度等经济手段调节供求和价格，减缓市场波动，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是要提高对调整价格和出台价格政策科学性的把握，服从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需要。这几年我们利用价格指数较低的时机，加快调整了一些服务业领域的价格，实际效果是好的。但这些价格的调整，的是地方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站在部门的角度上，主要是为解决价格矛盾而进行的。缺乏从宏观的角度，考虑刺激服务供给的需要去进行价格调整。虽然同样是调整价格，指导思想不同，操作的过程、力度和做法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影响上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适应加入WTO的要求，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增强全局观念，从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做好价格调控工作。　　2.注意把握和调整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政策。　　面对着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可能面临的冲击，对于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我们更要注意把握和调整其价格政策。特别是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或产品关联度比较大的商品，更要十分注意，如：　　一是农产品价格。制定农产品价格政策要从保护农民利益出发。加入WTO后，我国承诺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控制在农产品生产总值的8.5%以内，要充分利用这一支持空间，完善粮食价格政策。配合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改进补贴方式。要加大农产品优质优价的政策力度，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国际竞争力。要加强农产品价格信息工作，引导农民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安排生产。同时为应对突发性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要健全和完善储备制度以及调剂吞吐的能力，做到有效平抑短期价格波动。　　二是医药价格。2001年，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218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3%；重要医药商品进口额33.3亿美元；2000年全国医疗机构总收入2097亿元。医药工业已经是工业的重要行业，医药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由于药品消费的特殊性，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决定了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进行调节。入世后，各地在制定药品价格政策时要消除地方保护，开放国内市场；要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并能够在竞争中求得发展。要改进进口药品的定价办法，国内能够生产的进口药品，要依据国内市场价格，比质比价，国内不能生产的专利药，要依据经济水平相同程度国家市场价格和同类药品价格制定。政府定价中引入竞争机制，按社会先进成本定价，促进企业调整产品结构。　　三是铁路运价。目前我国铁路运输实行政企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运输企业承担了大量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益性运输、政策性运输，这些运输任务享受优惠的运价政策，所产生的亏损通过运输其他货物的盈利交叉补贴。加入WTO后，这种交叉补贴很容易引起外国企业的异议。所以我们要配合铁路体制改革，抓紧研究将铁路建设基金并入基本运价的思路，逐步取消各种公益性运输、政策性运输的优惠运价政策，按WTO规则的要求理顺运价关系。　　wto与中国价格管理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四是服务收费。要加快国内服务价格改革，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给予的过渡时间，制定和调整入世后国内服务贸易的价格政策。放开大部分竞争性的经营服务收费，增强服务行业的竞争力，健全服务价格的规则，规范服务价格行为，打击价格欺诈和暴利，取消价格歧视行为等等。以电信为例，目前我国电信行业部分价格偏高。加入WTO后，电信行业竞争加剧，外商的压价竞争使电信资费会有所下降。因此，从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加强价格管理的角度，要尽快放开已经形成竞争的增值业务资费。同时要尽快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对电信企业占用电信网络码号资源征收资源占用费，保证普遍服务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　　3.研究和利用规则，保护我国弱势产业发展。依据WTO的有关反倾销条款，我们应当抓紧建立价格保护体系，保护民族工业和幼稚产业的发展。当某一缔约国的价格倾销行为对国内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产生了冲击，进而对国内产业造成重大损害时，就要积极运用WTO有关反倾销协议来规制其他缔约国对我国的价格倾销行为，以保护国内产业发展。今后价格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工作。要研究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的经营和价格策略对国内市场的影响，要抓紧研究完善制止低价倾销、价格垄断和价格欺诈方面的具体法规，防止国外经营者利用不正当手段独占国内市场。对已经放开价格的行业，要引导行业组织加强价格自律，特别是对具有出口优势的产品如服装、鞋帽、玩具、普通钢材、彩电、建材、有色金属等的价格协调，改变国内企业多头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自相压价，损害国家利益，并遭致国外反倾销调查的情况，维护国家利益。　　积极运用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完善保护价格政策。一方面充分利用WTO的补贴措施协议，提高我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反补贴措施，如征收反补贴税等，间接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竞争力。在遵守世贸组织农业规则的前提下，以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心，从补贴农产品流通领域向补贴农业生产领域转移，从保障农业生产型补贴逐步向增加农民收入型补贴转移。有选择地引入“绿箱”补贴政策。我们要结合国情，建立必要的价格支持体系。对于对国家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大宗进口战略性产品，如食糖、石油、天然橡胶等，为了防止不必要的进口冲击，也应当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保持价格的基本稳定。　　（三）转变观念、改进作风，提高价格管理水平　　一要树立市场观念。WTO要求成员方政府力促产品在公正、公开、平等环境中自由竞争。为此，在市场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在促进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改进价格管理等方面狠下功夫。对逐步趋向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要坚决放开；对仍不同程度存在垄断现象的商品与服务价格，政府要设法促进竞争，加快市场形成价格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二要树立全局观念。加入WTO后，要把价格工作放到经济工作的全局甚至更广的范围中去考虑。比如，在“国民待遇”问题上，政府价格部门不能只看到外国产品、服务价格和收费有非国民待遇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有超国民待遇现象的一面。在进行价格宏观调控时，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而且还要的考虑国际因素。在制定价格政策、实施价格控制时，既要考虑局部利益，又要考虑整体利益。在进行价格监管时，既要照顾眼前利益，又要照顾长远利益。　　三要树立服务观念。随着价格改革的不断深化，价格部门直接调、定价格等方面的职能在不断弱化，但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服务的职能则在不断加强。价格信息、监测、咨询、评估、鉴证等服务功能进一步强化，成为价格部门工作的重要领域。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强化服务观念，提高服务水平。　　要转变作风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工作方法。价格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入WTO后，用什么方式和工作作风落实工作思路、工作任务，实现工作目标，成为进一步改进价格工作的重要问题。价格部门应当积极转变作风，发扬勇于探索、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公仆精神，依法行政、扎实工作的敬业精神，努力适应加入WTO对政府行政管理工作提出的挑战，以良好的作风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价格工作新路子，开创价格工作新局面。　　wto与中国价格管理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中学生该不该在校佩带手机？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出现了许多新鲜事物,你看中学生中骑电动车的多了,中学生中拥有手机的也多了起来.中学生带手机进入学校，带来了许多很多新问题；这边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同学们也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课,忽然手机铃声大作,全班同学...学生上课不听课,而是埋头专注地在发短信，考试手机成了作弊工具,中学生也学会了从考场外发送ABCD,学生下课在校园内用手机呼朋唤友,大出风头那么中学生到底能不能中学校使用手机呢?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学生能不能在校园内使用手机,这成了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作为一种便捷的通讯工具——手机，已悄然走进我们生活中，成为我们联络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大部分的中学生，也开始拥有了手机，在学校里，这种情况已越来越普遍。学生从佩带小灵通，到带摄像头的手机，各种款式纷纷亮相校园，成为校园另一道风景线。 早在四年前，上海的学校里便兴起了佩带手机的时尚，所以那年的中考政治题中，便有“中学生应不应当佩带手机”的讨论。而四年后，今年的安徽省政治中考试题中又同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学生应不应当佩带手机？”。 l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 l 个人意见，初中生还是不要带好，中生另当别论 l 有利有弊~ Every coin has its two sides! l 我反对初中生带手机。这可是贵重物品，极易被窃。管理起来也有难度。 l 觉得还是不要佩带比较好，好多同学佩带后，上课就老是玩,他不烦我还烦呢! l 我认为中学生可以带手机。手机之所以出现，不就是为了人们通讯和联系的方便、快捷的吗？学生带手机和在校园里设公用电话亭、IC电话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当然，我们不否认，有的学生上课玩手机，也有的同学因为玩手机而影响学习，这就是同学们的个人自制能力和约束力的问题了，其实，这些自制能力和约束力差的同学，就是不玩手机，他也会玩别的东西的，而且大部分的同学，上课期间都是自觉的关了手机的。也许同学刚拿到手机时，会觉的新鲜而整天摆弄手机，事实证明，很大的一部分同学，在手机的新鲜感消失后，就让手机真正的恢复了通讯功能。其实这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学生带不带手机根本就不能算上是一个问题，手机只是通讯工具而已。就象前几年，学生拥有IC电话卡一样。 l 中学生还是不带手机好，这与我们实际上的应试教育国情有关。中学生在学校学习是很辛苦的，容不得分散注意力。且不说现代手机的多功能，只说通讯功能：上课关手机是否都做到？如果打在振动位置，收到一个短信总会看一下吧？也许还影响到旁边人。再说了学生要手机通讯有什么大作用？如果真有事情，可以用公用电话跟家长联系的。如果上了大学，配手机配电脑我就赞成了。毕竟大学学习没有中学紧张，再说小孩自制力也应该提高了。 l 这个应该是不能限制的,只要经济条件允许,需要信息交流就是可以的,少年儿童,大人小孩子应该一律平等呀,但是要看他用手机干什么.和什么人交流,或者根本是就是装面子,或者没钱就送当铺了,或者是抱着电话谈恋爱,那就不好了,主要是和家长监管和教育有关,和手机无关,难道便泌就要怪马桶或者卖马桶的或者生产者么?(本人和手机行业电信行业无任何联系) l 任何事情和现象,首先要审示其积极有益的一面,不能只盯其弊害,再说,事物都有其利\害的两面性. l 关于中学生用手机问题,我以为10分可以.认为弊大于利的,往往是成人定向思维造成的认识,如果站在中学生的角度,特别是站在中学生成长和发展的角度,是完全有益的. l 不要总是臆想如果怎么怎么样,就会怎么怎么样,譬如:家长最担心的是,如果荒了学业怎么办?如果用手机谈恋爱怎么办?等等,那要都这么想,人们的心里永无安宁.有人用刀杀了人,于是把所有的刀全部没收,如果有人用绳子上了吊,国家规定不允许生产和编织绳束.....我们不要上街了,如果广告牌掉下来怎么办? 现在的未成年人真可怜,真悲苦,社会恶性竞争罪难逃,害了孩子也苦了父母. l 视家庭经济条件而定，条件允许配个也无妨（有时老师拖堂，天黑了孩子还没回家。家长心急如焚：孩子有个手机该多好啊！）。把它用在学习上的自然不会用它来聊天，用它来聊天的你不给他（她）手机他（她）也照样聊。没见过有的男同学，上课扔纸条给女同学约会的吗？手机只是通讯工具而已，本身没有节制什么人能用、什么人不可用，只要需要谁都可以用。 l 对于自制能力和约束力差的同学，就是不玩手机，他也会玩别的东西的。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有争议，不能因为它不利的一面而来禁止它。学校本来就是教育的园地，教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也，不仅仅是教学生书本知识，更要教学生怎样做人，注重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当然家长也起着言传身教的作用），如果整个社会都承担起培养孩子的责任，那么这个话题就不用在此讨论了，学生佩带手机如同穿件漂亮的衣服一样正常！ l 16。呵呵~做为学生来讲~最好是不要佩带好~。但有条件的家庭给子女配置~！ l 也未尝不可。根据家庭的的需要和经济情况吧！ l 不应该，肯定总是想发短信。你想想我们成年人无聊的时候都会发发短信，玩玩俄罗斯方块。学生一天到晚那么累，那么压抑，肯定会玩。除非--------没有应试教育 l 我不赞成中学生带手机． l 孩子上学的主要的事是学习，手机不是上课的铅笔盒非要不可的． l 大人的自觉性都不是那么好，何况孩子！有了手机能安心只用于同父母联系吗？ l 孩子到了学校能有多在事好联系呢？真的有什么事，学校电话也是很方便，老师不都有手机吗？ 一位老师的意见：手机本无害，关键如何使用。孩子之所以有手机，情况不外乎有二：有条件的家庭，父母给买的；另一情况是亲戚送的。家长给孩子佩带手机，原因主要是便与孩子与家里联系，家长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孩子用手机干什么呢？有手机的孩子哪一个又没发过短信呢？有手机的孩子又有多少自制力较强的呢？他们已不局限于和家里联系；更多的是利用手机做些无聊的事。参考资料：中学生该不该在校佩带手机？

内容提要: 企业社会责任最初以道德责任的形式出现，后来，一部分企业社会责任逐渐发展为法律责任和软法责任，并同道德责任并存。由于法律责任能够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因而法律责任化后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便变得非常确定。当然，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扩大法律责任化的范围。有时，软法可以借助其特有的提倡性规范促成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但由于缺少了国家强制力的推行，因而软法化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总体上变得不确定。这时有必要引入司法能动主义，且从广义上看，司法化也属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应有之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甚至企业，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和实践。但是，对处于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企业，甚至是处于同一地域、文化中的不同企业来说，其社会责任承担的状况依然千差万别。这是因为，在排除考虑法律等强制性制度安排因素的情况下，这种伦理色彩浓厚的责任承担的实现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行为主体的道德素养——当然，这又更深层次地取决于行为主体所处社会共同体的道德水平，而道德则总是“具有多样性”。[1]作为调整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的道德和法律并非互不相干，某些情况下，法律对已属道德调整的行为的补充调整完全能够强化伦理的约束效果，道德和法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调整便是如此。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 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即企业的社会性的责任，迄今依然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概念——正如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持续发展部原经理AntonioVives指出的，即便是“‘社会性的’和‘责任’这两个词也都总是被人曲解，比如，有些人认为‘社会性的’是指诸如健康、教育、安全之类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一般是属于政府责任（responsibility）范围内的。其他人则更为恰当地将其定义为企业活动范围内的地球（planet）和环境。对于‘责任’一词，一些人认为其指企业行为（actions）的责任（accountability），其他人则认为是对社会的职责（ty），还有些人认为是良好的判断（即金科玉律中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至于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解释，在官方的、国际组织的、民间的和学术性的各种定义中的分歧更是随处可见。 尽管如此，人们现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还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共识，即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企业传统经营理念的修正，其本质是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维护和增进其他社会利益。当然，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不一，不同人眼中的“其他社会利益”的范围和程度并不尽相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也导致了对其性质的不同看法。就本文的主旨来说，对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界定是研究其法律化的前提。 （一）最初的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 企业社会责任并非自古存在。在古典经济学视域中，我们现在所界说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无以立足的，市场主体如果有什么社会责任的话也被严格限制在商业合同关系的范围之内，或者，如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所主张的，市场主体的活动本身就是实现社会责任的活动——“诚然，他所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是研究他自己的利益自然地或者毋宁说必然地导致他去采取最有利于社会的使用方法。”“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一个他无意追求的目的。虽然这并不是他有意要达到的目的，可是对社会来说并非不好。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进社会的利益”。[3]现在，这种观点依然存在，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者同样反对企业社会责任观念，他主张“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弗里德曼甚至斥责企业社会责任学说为“一种自由社会里根本的破坏主义”，是“最坏社会的信条”。[4]古典经济学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深信充分、完全的市场竞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因为竞争是以一人之“自利”之心对抗另一人“自利”之心的最有效机制。当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否定也并非古典经济学一家之言。在管理学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如果你发现经理主管打算承担社会责任，立即解雇他，越快越好！”[5]韩国商法学者李哲松教授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一说有违“企业乃纯粹的营利性组织”这一本质，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模糊，义务对象也笼统而不明确。[6] 但是，“自利”驱使下的市场主体这种对利润最大化的唯一追求显然同社会对其的要求和期望相背离。特别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阶段的演进，一方面，社会化成就了市场主体规模的大幅扩张，也给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另一方面，与市场活动相关的一系列外部性问题随之而来，如环境污染、劳工待遇恶化、损害消费者利益、贫富分化等问题日益突现，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对市场主体的道德指责和抱怨声随之而来且越来越强烈。被指责的市场主体除自然人之外，更多的是企业，尤其是公司制企业，其在19世纪后成为市场主体的主要组织形式。 早在1895年，美国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Small）就曾在美国社会学创刊号上呼吁“不仅仅是公共办事处，私人企业也应该为公众所信任”，这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萌芽。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ton）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道德义务。1953年，美国的另一位学者霍华德·R·鲍恩（Howard R．Bowen）出版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才使企业社会责任正式走进人们的视野。[7]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普遍要求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兼顾企业职工、消费者、社会公众及国家的利益，履行保护环境、消除污染等社会责任，将其经营目标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至此，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问题正式成为政府和社会讨论研究的普遍话题——“今天，社会责任‘是否需要承担’已经过时，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具体承担什么和怎样承担’”。[8]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最早产生于社会对企业的一种道德要求，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责任——“企业既不是机器也不是动物。它们是由人来运行的组织，而且正因为如此，即使它们不是道德人，但是却具有了接受道德评价的道德身份。”[9] （二）多元化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最初为“道德责任”并不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就是道德责任。但是，当前仍然有不少人主张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最初属于道德责任，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道德责任，此即道德责任论者。道德责任论者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乔尔·巴肯指出的，“也许是因为‘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由慈善事业进化而来，所以许多人继续将其同‘慈善事业’等同。”[10]在道德责任论者看来，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也不需要借助法律等机制，有的学者甚至声称其可以自我实现。如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教授费尔法克斯（Fairfax）指出，一般来说，企业会兑现他们承担社会责任的承诺。“更重要的是，即使企业的行为跟他们花言巧语（rhetoric）的责任承诺不一致，也存在促成这种一致的极大可能性。社会心理学表明，当一个人作出许诺的时候，她会经历来自使其自身行为同许诺相一致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换句话说，这种压力戏剧性地增加了许诺者同他行为的一致性。而且，当诺言以书面的、公开的和不断重复的方式表现时，许诺影响其行为的机会将进一步地大大增加。”[11]当然，他也认为，“企业是拟制的实体，那些能对自然人形成推动并使得其言行一致的力量可能并不能对企业产生作用。进一步地，尽管企业由一个个的自然人组成，这些人也都具备那种推动自己言行一致的力量，但是，在企业的场合中这些力量可能变得销声匿迹。”[12]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这些障碍是可以被克服的，特别当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在增强企业代理人个人兑现企业责任意识的战略上时。”[13] 但显然的是，将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道德责任很难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同法律之间必然会存在某种关系。正如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Ostas教授指出的，“仅仅讨论商人的社会责任而不涉及法律是困难的，因为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总是交织在一起。法律责任可以通过罚款、监禁或者民事责任等法律制裁得以强制实施，比较起来，社会责任还包括那些不能通过法律制裁强制实施的责任。社会责任明显包括法律责任，但是其概念比后者更为广阔。”[14] 实际的情况是，企业社会责任虽最初产生于道德的需要，但这种道德责任并未到此为止。伦理的软约束离不开法律的强化，道德良知的自律和舆论约束的他律并不能普适于所有的市场主体，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在存在任何实在法体系的社会（国家）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除了继续由伦理予以调整外，另一部分（特别是对企业的道德底线要求）则逐渐上升为（广义的）法律要求：（1）对于有些社会责任的承担，法律直接对企业施加强制性，此时道德责任便成了法律责任，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公司法中的相关强行性规范便是其体现。（2）对于另外一些社会责任的承担，有时由法律以鼓励或一般性义务的形式向企业提出要求，但法律并不能直接强制企业承担，这种社会责任可称之为狭义的软法责任；有时又可能被正式立法主体以外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等以制定规范的方式对企业提出要求，这种社会责任同样不具有国家强制实施性，此即广义上的软法责任。[15] 因此，从伦理责任发展而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既可能是法律责任，也可能是纯粹的道德责任，还可能是软法责任（包括广义和狭义的），即一种多元化的责任。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本来是个外来词，在英文中，Responsibility、Duty、Obligation和Liability都可译为“责任”。Duty是具体法律义务上的“责任”，Obligation是具体的法律或道德约束，Liability是归责意义上的“责任”，而“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责任”——Responsibility则是指角色及其权义设置，既可以是某种法律上的义务、职责职权，也包括伦理或道德范畴的义务或角色定位。[16] 不同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不一样，法律责任可以由国家强制实现，道德责任与国家强制无关，软法责任则介乎两者之间。例如，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商事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报告中列举了58种要求公司付诸实践的、旨在促进社会的进步的行为，涉及了10个领域。同时，他们又将这些社会责任行为分为两类：一是自愿性的行为，由公司主动实施并由公司在其实施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非自愿的行为，这些行为由政府借助激励机制引导，或者通过法律法规的强行约束来实施。[17]显然，这里的“自愿性”还是“非自愿性”行为取决于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法律责任、软法责任还是纯粹道德责任。当然，这三者之间的边界也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各自的范围从而强制性程度也会发生变化。在现代法治国家，由于借助法律机制无疑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因而考察这三者之间界限的变化，尤其是将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和软法责任化，并探讨其实现机制便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及其限制 法律责任的典型特征是能够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现。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一旦由立法以法律责任的形式体现出来，即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这种最初的道德责任的实现便变得非常确定。当然，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意义在于如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范围，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一）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形式 由于法律责任产生于行为主体对强行性法律规范规定义务的违反，因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只能通过立法的方式完成。当前，许多国家的公司法和商法典通过强行性法律规范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公司法中体现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最早可见于1937年的德国《股份公司法》，其中规定公司董事“必须追求股东的利益、公司雇员的利益和公共利益”。[18]2006年修订并于2008年实施的《英国公司法》第172条第1款也规定：“公司董事必须以一种其善意地相信为了其全体成员利益而促进公司成功的方式行事，并且在如此行事时，已经考虑了：（1）任何决策从长远来看可能的后果。（2）公司雇员的利益。（3）培植与供应商、顾客及其他方的商业关系的必要性。（4）公司的运作对社区及环境的影响。（5）通过高标准的商业行为来维持声誉的愿望。（6）在公司成员之间公平行事的必要。”该条第2款规定，当公司的目的条款包含，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追求其成员之外的利益的条款时，第1款即应当在以下意义上产生效力：为了公司全体成员利益而促进公司成功，也就是等同于实现第1款所列的目的。[19]2005年的日本《商法典》通过修改公司法中的各项制度来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特别规定了公司债管理公司制度、公司债债权人会议制度，在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上独树一帜。[20] 除了公司法和商法典外，其他立法通过强行性规范也同样能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如，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214条规定，如果公司董事或影子董事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公司的破产清算不可避免，却继续操纵公司进行交易而不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减少债权人的潜在损失，这时所进行的交易为不当交易（wrongful trading）。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有权要求股东认购公司未发行的股份。这些规定当然成为保护员工、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法律基础，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21]美国自1985年后也有近30个州通过法律特别规定：董事会在制定重要经营决策，特别是在决定是否接受和拒绝一项股权收购方案时，除了考虑股东的利益外，还要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利益；本世纪初，美国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严肃公司道德准则的法案，如《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加大对忽视社会责任、侵害相关利益者的企业的处罚力度。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地通过各式各样的法令，从职场、产品安全、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公平竞争等方面用强有力的执法来约束和规范企业的行为。[22] 我国《公司法》也以强行性规范的方式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1/3，并强化了监事会的职权；由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之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上市公司应设立独立董事，等等。这些规定实质上已经将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了，比如，如果公司在注册成立后违反这些强行性规定，根据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将导致相应法律责任的产生。同国外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途径类似的是，我国《公司法》中的上述规定仅是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一部分，况且，企业的范围也大于公司的范围。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行性规定还零星体现于破产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税法等立法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含义和性质的不同解读，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范围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社会责任”包括“消费者保护、劳动者保护、环境保护等法律责任”，[23]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对公司和债权人、雇员、供应商、用户、消费者的关系完全可以用固有的诚实信用原则来调整，而公司社会责任仅是公司在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中负有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以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4] （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限制 如前文所见，道德规则可以变为法律规则，此正如霍姆斯法官的名言：“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积淀”。[25]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道德规则都有必要且有可能上升为法律规则，在赋予其强制性时尤其如此，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过程中同样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 1.企业社会责任只能是道德底线的要求 道德是有层次之分的，法律责任化的只是道德底线的要求。富勒将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类，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它“好比是批评家为卓越而优雅的写作所确立的标准。”而义务的道德是一种基本的要求，就如“语法规则”，“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26]根据富勒的观点，能上升为法律的只能是义务的道德，即最基本的道德，“如果我们要寻找人类研究领域之间的亲缘关系的话，法律便是义务的道德最近的表亲，而美学则是愿望的道德最近的亲属”。[27]博登海默也指出，在道德价值的这个等级体系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要求和原则。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承担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要的，或极为可欲的。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也许还有对群体的某种程度的效忠，均属于这类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则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和富有爱心等价值都属于第二类道德规范。对于第一类道德要求，即道德的基本要求，其“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禁止杀人、强奸、抢劫和伤害人体，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意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中的欺诈与失信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事例。”[28] 对企业社会责任来说，能法律责任化的同样只能是最基本的道德，即道德底线的要求。实际上，只要考察一下当前已经法律责任化的企业社会责任，如有关保护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劳工等强行性法律规范，就可以发现其都是对企业道德底线的要求。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法律对道德底线的判断会发生变化，从而道德责任向法律责任转化的现象会持续不断，这就如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持续发展部原经理Antonio Vives指出的，“‘构成负责任的行为’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是变化的，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个文化，也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变化。几年前，人们并不认为食品公司对于它顾客的肥胖有什么责任可言”，[29]而现在，公司显然需要为此承担道德责任甚至法律责任。 2.法律责任的实现必须具有现实性 米尔恩曾说，“不是所有向往之物都能成为法定权利”。他并以就业为例对此做了说明：“不可能存在就业的法定权利，倘若这一权利意味着无论何时何地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种类的工作的权利。由于自然和经济的原因，这种权利的相应义务，是政府和任何社会性权威机构都不可能履行的。”[30]米尔恩的话揭示了一个本质问题：向往之物的实现必须具有现实性。将其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也是同样适用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这种“向往之物”，只有当其法律责任化后能够实现才具有现实性。这里继续以就业为例予以说明：就业是劳动者改善生活甚至维持生命的基础，对于企业来说，它们一般有能力保障劳动者的就业，在经济不景气时它们也可通过减少管理层薪酬等方式尽量不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看，保障劳动者的就业，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时不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但显然的是，立法不可能将这种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化，因为其不具备强制实施的现实性，“道德义务法律化的前提是该道德义务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遵守，如果超越社会理解和接受的限度，对义务主体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不加考虑，势必会导致法律的遵守状况不如人意。”[31] 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还会受到其他一些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如社会和立法机关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程度，立法水平，反对声音的强弱——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Lawrence E．Mitchell教授就坚持认为，“引起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和许多同公司治理有关的内部问题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公司法对公司实体以及它的管理层的道德限制。他的结论是：通过放松这些法律限制应该可以增加公司及其管理层的道德义务（accountability），并且因此增强责任感。”[32]如此等等。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责任化与司法能动主义 根据制定（或形成）主体、产生程序、表现形式和保障措施（或约束力）等方面的不同，法有硬法（hand law）和软法（soft law）之分。硬法是指由国家创制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规范体系，具备法律责任条款是硬法的典型特征，前文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规范即属于硬法规范。软法的界定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软法的制定主体仅限于立法机关，“狭义上的软法是指，由社会公权力所制定的不具有强制拘束力的行为规范，软法与硬法的划分标准在于‘是否具有强制拘束力’。”[33]在国外，软法也多在狭义上使用，如美国芝加哥大学Jacob E．Gersen和Eric A．Posner教授就将软法“定义为立法权威制定的规则，它不必遵循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所必需的宪法的、其他正式的形式或程序。”[34]从广义上看，所谓“软法”，是指不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它是一种由多元主体经或非经正式的国家立法程序而制定或形成的，并由各制定主体自身所隐涵的约束力予以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35]软法的主要渊源包括国家立法和政治组织形成的规则和社会共同体形成的规则。[36]本文对软法的界定采用广义说。当企业社会责任由软法予以规定的时候，企业社会责任便软法责任化了。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责任化 。

一看学校统一安排，因为有的学校是定好题目学生选，有的是研二甚至更早就已经确定了导师和研究方向，导师主导论文选题；如果学校没有同意安排，自己选择感兴趣的课题。 参考资料：永平法律硕士就业网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是的，我有。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1.表论文的过程 　　投稿-审稿-用稿通知-办理相关费用-出刊-邮递样刊　　一般作者先了解期刊，选定期刊后，找到投稿方式，部分期刊要求书面形式投稿。大部分是采用电子稿件形式。 　　2.发表论文审核时间　　一般普通刊物（省级、国家级）审核时间为一周，高质量的杂志，审核时间为14-20天。 　　核心期刊审核时间一般为4个月，须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道程序。 　　3.期刊的级别问题 　　国家没有对期刊进行级别划分。但各单位一般根据期刊的主管单位的级别来对期刊划为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主管单位是省级单位。国家级期刊主管单位是国家部门或直属部门。

法定继承具体适用于下列情况：　　1． 没有遗赠扶养协议，又没有合法遗嘱的情况下适用法定继承。　　2． 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而遗嘱不生效的，适用法定继承。　　3． 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的，适用法定继承。　　4． 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的，适用法定继承。　　5． 遗嘱全部无效或遗嘱部分无效所涉及的财产，适用法定继承。　　6． 遗嘱未处分的遗产，适用法定继承。　　7． 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遗嘱中的合法义务，被人民法院取消遗嘱继承权或受遗赠权的，适用法定继承。　　8． 为胎儿保留的特定遗产份额，如果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其特留份适用法定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