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研究

历史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科学，其研究的价值真的不可小觑，读史明智，古代司马光编篡《资治通鉴》就是为了“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作为统治者来说，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得与失，从而更好的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作为个人来说，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也同样具有特别的价值，可以提高自己的人文历史素养，增强自己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首先我们要认识历史研究的目的：“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也就是说，研究历史，是为了了解过去，指导人类现在的活动，使之更为理性化。所以，历史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的沿革，认识变迁进化的因果关系的社科类基础学科。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明白了他的“原因”，就可以预测他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的方法。这是历史的目的。历史不但有指导人类活动戒鉴的意义，还有传承世界文化，教化世界民众的巨大作用。因为要明白事情的因果关系，所以要“经验”。一个人的经验有限，要借助于别时代、别地方、别人，就要有“纪载”（这里的纪载，涉及到史学研究的范围，在此不深究）。纪载就是“历史”。所以，历史是门很重要的学问，每个人都应该具备历史智识，历史本无学科之别，凡事皆可成历史。但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产生过无数的历史，无数的史书，无数的史迹，这就决定了普通人无法有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它，所以也就有了专门的人，运用专门的方法，去整理和研究历史，这是一种科学活动，所以谓之史学。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历史的真实，探求历史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以更好的服务于历史的目的。所以，讨论历史的真实性，不仅不是钻牛角尖，反而是一种积极的治学态度，不过，学术界讨论历史的真实，也会有个度，无关痛痒，对历史目的无有价值的问题不要研究（如皇帝的后宫生活、历史人物的婚外情、顺治出家、孝庄太后下嫁、杨贵妃身高体重乃至古人房事等等此类兴致低俗的问题）、太繁杂，无甚价值的考据不研究…总之，历史是丰富的和现实的，历史的各个部分，无不影响着人类现世，在历史目的指导下，不迎合低级趣味，有价值的研究，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1是中国当时不具备度过台湾海峡的能力~2是美国第7舰队干涉~因为美国的干预吧……

，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显得大而有些不切实际，即便是对现在许多史学大家而言也不便妄谈此论，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更显得极为奢侈，不过正所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们也应该去考虑一下我们应当如何去研究历史以便有助于我们今后去研究历史。这里的说法让史学大家来看是些不成文的野路子，权且作为拙笔对研究历史的一些粗略的看法吧！研究历史前，拙笔认为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为谁而研究历史既我们研究历史是在为古人而写还是在为今人而作。这是一个在研究历史之前我们有必要去弄明白的问题，从现在的角度去看我国古代的二十四史，就会发现史书里面有很多记载多是为祖先彰显功德的事情，正所谓盖棺定论。历史研究的指挥棒不同，那么历史研究成果也就不同。拙笔在阅读过一些史书之后觉得历史研究还原历史真相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历史中真正挖掘到对我们后世有益的东西，否则拙笔真不知道研究历史的真正价值所在。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应以怎样的认识去研究历史。很多了解史学的人都知道，我国古代史学研究一般以经学为指导，因而现代人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研究除受到政治影响外还无形中要受经学影响，比如很多古人在写史书时都喜欢用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虽然当时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过从现在来看他却给后人对历史的研究造成很大的不便。可见研究历史指导思想很重要，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史学研究成果。只有科学的思想才有利于我们去研究历史。除却以上提到历史研究之处外，古人对历史研究的方法总结我们是不能忽视的，譬如著名的史学三长：才、学、识及史德的提出。对于这些拙笔认为我们对历史研究时需要很好的继承。才，一般而言就是指我们对历史研究的书写表达，我们研究的再深再高没有很好的书写表达能力是不行的，这样会使我们的史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定的损失，不过它在史学三长中不能成为最主要的。学、一般很重要，它主要是指我们的史学知识，相对来说“学”是比较复杂的，它是我们历史研究的基础，有时它甚至与“识”有一争高下之势，如我们常常说某某史学大师以功夫见长，某某史学大师以思想见长，说的就是“学”与“识”的事。说到“学”，我们就应该提到与其密切相关的史料的整理，史料对历史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正确的资料，我们对历史的一切推索可以直接视为枉费，因此很多史学大师对史学资料极为看重，甚至不惜重金索取。没有足够的学是不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史学大师在为其弟子讲课时都喜欢列出一系列书单的原因，其目的就是要增加弟子们的学，一面在以后的历史研究中做出误判。至于“识”，拙笔认为除却经验外，更多的是一种天赋，这也是在间接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搞研究。我们不敢说所有史学大师的成就一定出于其天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天赋的史学大师成就会更高。下来，我们谈论一下关于“史德”的话题。一个历史研究者品德的好坏将会影响其在史学的成就，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做过多的阐述和解释，不过一名历史研究者在品德方面的修养无疑是很有必要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史料的问题。对于如何收集史料及辨别史料的真伪和史料的价值，这方面许多历史研究者早已作出非常健全的考证方法了，拙笔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多费笔墨了。不过有几点拙笔还是认为有必要提出的：其一，资料收集越多越好，资料越靠近史实越真；其二，既要依靠史料，又要跳出史料。既不能拘泥于史料，因为时代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其三，史料需要多方对证，上下结合（地上资料和地下出土文物）其四，多学科集合，多记载结合，譬如经、子、集等也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总之，历史研究繁重而又很考验人的事，它不但需要丰富的史学知识、高超的史学造诣，还需要很多其他学科方面的知识。

很多人认为：历史研究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但《历史也疯狂》一书会告诉你不一样的观点。 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狭隘浅见，这种排斥甚至否定基础学科的看法是非常荒谬的”，“在今天的态势看，知识学科体系正呈现出一种多学科高度交叉的趋势，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可能在一处不经意的地方被另一学科借鉴，排斥任何的知识学科都是浅薄的。任何知识都有‘用’，只要别太实用主义，那样会把社会弄得很没趣。 我个人认为：历史，它肯定不如研究现代科学技术那样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那样对人类的社会进步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但再想想，音乐，体育，美术，这些的现实意义其实也不大，就拿F1赛车来说，我觉得那完全是在浪费石油，可依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为此孜孜以求。为什么？因为人们追求的不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而且还要精神方面的满足。历史，是一种艺术，是人们精神文明生活的一种追求，就像音乐体育美术给人带来美感与乐趣一样，只要历史能给人带来乐趣，那就足够了。

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 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 (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 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 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 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 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 （摘自钱穆先生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标题为编者所加。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比较研究法就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的方法。比较研究法可以理解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把比较研究法分成如下几类。1.按属性的数量，可分为单向比较和综合比较。单项比较是按事物的一种属性所作的比较。综合比较是按事物的所有(或多种)属性进行的比较，单项比较是综合比较的基础。但只有综合比较才能达到真正把握事物本质的目的。因为在科学研究中，需要对事物的多种属性加以考察，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较，尤其是将外部属性与内部属性一起比较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2.按时空的区别，可分为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就是对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既定形态进行比较。如教育实验中的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比较、同一时间各国教育制度的比较等都属于横比。纵向比较即时间上的比较，就是比较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的形态，从而认识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对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往往既要进行纵比，也要进行横比，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规律。3.按目标的指向，可分成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求同比较是寻求不同事物的共同点以寻求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求异比较是比较两个事物的不同属性，从而说明两个事物的不同，以发现事物发生发展的特殊性。通过对事物的“求同”、“求异”分析比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4.按比较的性质，可分成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所以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既要把握事物的质，也要把握事物的量。这里所指的定性比较就是通过事物间的本质属性的比较来确定事物的性质。定量比较是对事物属性进行量的分析以准确地制定事物的变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各有长处，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追求两者的统一，而不能盲目追求量化，教育毕竟是一个不同于工人制造产品的活动，很多东西并非能够量化。但也不能一点数量观念都没有，而应做到心中有“数”，并让数字来讲话。5.按比较的范围，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认识一个事物，既可以从宏观上认识，也可以从微观上认识。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的异同点或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则是宏观比较。从微观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的异同点或基本规律进步比较，则是微观比较。

这要看你个人了 我觉得研究历史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应选取一个兴趣点 因为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是能在短时间内研究完全部中国历史的 范文澜曾经说过“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研究历史的人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 不过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浮躁的社会 做到这一点很难

以史为镜，珍惜今天！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甚至也有歪曲、捏造。对于历史的含义和性质，有很多中不同的诠释，以下列举其中一些。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梁启超：“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大英百科全书》（1880年版）：“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　　《苏联大百科全书》：“1、自然界和社会上任何事件的发展过程。宇宙史、地球史、各个学科史——物理史、数学史、法律史等均可列入这一含义。2、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具体的和多样性的过去之学科，以解释人类社会具体的现在和未来远景作为宗旨。”　　历史并不是归类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中，而是其间的桥梁，合并了两大领域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史学家通过研究各种书面文字但并不局限与此，努力并尝试解答和历史有关的问题。历史知识的原始资料分为三种：文字记载的、口头流传的、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通常历史学家会综合三种方法进行研究，而文字记载经常被作为强调的重点，因为它普遍纪录了发展的时间。这种强调引申出了一个新领域，史前史，也可称为史前学，研究的是没有书面纪录的那一个时期。由于世界各地文字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所以史前史和历史的主要区别是根据具体的论题而决定。学者们为了易于研究，根据过去人类的范围将其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划分过去的方法繁多，包括按年代分类，按文化习俗分类，按不同主题分类。这三种分类经常会有重叠，比如“阿根廷的劳工运动的演变，1930-1945”。　　尽管历史研究倾向于一些专门的地点、时间和主题，历史学家也同时会关心其他普通的一些内容。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历史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词语，就是研究过去人类的所有事情，甚至于现在更兴起了一门所谓的广义历史。过去研究历史都是为了应用或者理论的目的，而现在还多了一条：那就是对人类过往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