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这个……楼主，我是粘贴派，只是觉得对你有用，就粘贴过来了，那个总结，我能力有限！！不好意思！！　　第一篇：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报告分析了中国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的状况，并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这就提出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如此快速增长的不平等来自于哪里？　　在我们面前有三种试图解释不平等产生的理论：　　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平等理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平等是根植于一种叫做市场的机制之中。市场中的竞争，特别是肆无忌惮的资本，是不平等的源泉。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国家的再分配来代替市场的机制。　　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不平等理论。自由主义对不平等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是对立的两极。在自由主义看来，有权力介入的再分配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相反，市场机制才会提供平等的可能。　　第三个则是近些年来刚刚形成的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尽管是对立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两者都是把不平等看作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的固有特征，而忽略了这种机制所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　　这三种理论给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路，促使我们去关注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机制问题。然而，如果直接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过去20多年间不平等的迅速增长，又可以发现是很不充分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另外一种理论的可能性：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将市场与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假设成一定是反向的，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市场和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的？事实上，中国过去20年间不平等状况变化的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的新假设提供支持。换言之，过去20年间我国社会不平等迅速增长的谜底可能也就在这里。　　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如果改革前的再分配权力曾经在福利和实物分配上造就了某种程度的不平等的话，那么，在改革初期市场机制的出现则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不平等的作用。这具体表现为改革初期开始逐步发育起来的“自由市场”给当时的弱势者带来的机会。如农民和城市中的无固定职业者或收入不稳定者通过参与市场经营获得收益，有的甚至成为中国最早的“万元户”，这就是市场在改革初期所展示出的“平等化效应”。于是就有了80年代前中期的“共同富裕”的局面。但问题是，这个逻辑的生命力是非常短暂的。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这个平等化的趋势就开始逆转。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就成为一种显著的趋势。如果从市场和再分配两个因素的作用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因素的作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这个时期开始拉大，拥有一定数量私人资本的经营活动开始造就社会中的高收入者，但企事业单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再分配中的权力因素通过“官倒”和初步的瓜分国有资产开始造就一个初步暴富的群体，但再分配中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因素确保了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底线。　　一个重要的转折发生在90年代中期前后。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因素的作用：第一，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或是通过市场中的经营和积累，或是通过瓜分国有资产，或是通过两者的结合，一个数量可观的私人资本迅速积累起来。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桶金”以及前一段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的“原罪”，大多发生在这个时期。私人资本的形成，直接带来的是劳资关系以及劳资之间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第二，权力介入原有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90年代初期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在几千亿元。在最近几年中，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则是将国有资产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的主要形式。尽管现在无法对此进行精确的计算，但从个案中可以看出，数额是非常巨大的；第三，行业和单位内部的差距在拉大。1990年收入最高行业的收入是最低行业的1．72倍，而2000年变为2．63倍。其中以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以及新兴高科技行业和传统行业之间的差距最为突出。而在单位内部，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第四，无工资收入者的出现。这主要是指失业和下岗人员，包括笔者称之为“新失业群体”的没有国有企业就业经历的失业人员。这导致了城市低收入甚至是无收入的困难群体的出现；第五，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衰败。　　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不是对造成不平等的原因进行具体的罗列，而是要说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与市场和再分配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从上面列举的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出，造成90年代以来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原因，既有市场的也有再分配的。这个事实表明了一种与新制度主义的假定全然不同的逻辑，即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与再分配对于不平等起的作用不是反向的，而是同一方向的。正是这两个因素同一方向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中国贫富严重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按照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假定，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造就不平等而次级机制弥补过分的不平等。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市场机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再分配应该对不平等问题负有更大的责任　　第二篇：　　当代中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严重性已有目共睹。笔者对其根源的探究由来已久，得出的结论却让人震惊：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隐形世袭”所造成。但笔者迟迟没有将这个结论付之笔端，怕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过于片面——世袭是等级社会的产物，怎么会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呢？但是，近日官方媒体的报道却有力地印证了这个结论。　　据2004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在传统的专制和等级社会，帝位、王位、爵位等世代相传具有合法性，称作世袭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既然国家根本大法规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世袭在当今中国就没有合法性。但因制度性缺陷的存在，“世袭暗流”仍然涌动。目前存在着的权力（或利益）的获得途径与世袭制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能冠冕堂皇地拿到桌面上来，便以“潜规则”方式存在着，大家心照不宣而已，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隐形世袭”。　　不能名正言顺，便“曲线救国”。不能直接把官位传给后辈，并不防碍父辈对后辈的“培养”和“扶持”。目前，一些在实权部门担任要职的，一般将子女安排在其权力所管辖的系统内。在宣传部的，子女则在或下属宣传部，或广电局，或报社，或电视台，或电台；在政法委的，子女则在或下级政法委，或法院，或检察院，或公安局；在政府部门的，子女则在或下级政府机关，或政府职能部门；在组织部的，子女选择的范围则可能更宽……也有一些城府深的人怕留下把柄，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将子女直接安排在本系统内，而是与在其他权力部门任职的人进行交换，将他人子女安排在本系统内，从而得以将自己的子女插在其他权力系统内。　　当然，这种权力上的荫庇，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上指出的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发生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兄妹之间、姐弟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其他亲友之间。因此，因裙带关系获得权力的人数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报告上披露的比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只要哪个先获得权力，便充分利用手中权力及影响力荫庇亲近之人，以帮助他们获得权力。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进入权力圈的子弟，一般也会进入垄断或高收入行业，如电力、石油、电信等，从而得以衣食无忧。　　这种“隐形世袭”现象在有些地方尤其显得触目惊心。据《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11月8日报道，湖北省涉田县广播电视局从1995年到2001年，全局人员由50余人猛增到24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本单位领导、部门领导和上级领导的亲属。如局长吴某的儿子，原副局长任某的妻子、女儿、儿媳，原副局长宋某的女儿，有线电视台台长王某的妻子，保卫科长马某的妻子。这些人只有初高中文化，有的只有小学文化。　　社会上流传的两首民谣生动地展现了“隐形世袭”现象，一首是：“书记喊精简，儿女往内安；局长喊精简，外甥上了编；主任喊精简，妻妹往内转；秘书喊精简，哥们往里钻。饭锅大又大，加碗再加碗；一年复一年，超员又翻番；脂肪未曾减，更把肥膘添；精简又动员，大伙笑破天！”另一首是：“父子室，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有利一条裙带裹，有油流满一口锅。”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的涵义具体体现在机会对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包括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隐形世袭”是对这两个平等原则的严重背离。　　首先表现在起点不平等上。就像登山比赛一样，有的从山脚出发，有的则直接从山腰往上爬。那些权势人家的子弟，在成长过程中能够上好的学校，毕业后能够找一个好工作，甚至直接进入权力系统，为今后的发展早早打好基础。而那些普通家庭的子弟，没有这些优越条件，一般不得不从最苦最累的活干起。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的，干部子女首次就业时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75倍。特别是在1949年至1956年这个时段，如果“14岁时父亲的身份”是“干部”，那么，自己的第一次就业就成为干部的概率非常大，为“14岁时父亲身份”不是干部的那些人的2．65倍。　　这个报告也表明，各阶层子女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机会不同，父亲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最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100个人中约有7个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而工人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有1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农民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不到1人进入这一阶层。在人生发展过程中，权势人家子弟往往在父辈的安排下在实权部门的关键职位上不停挪动，以建立势力网，为以后占据要位打下权力根基。而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子弟付出多倍努力才能得到社会的一分承认，有的甚至为了生存不得不低声下气，委曲求全，更莫侈谈进入权力圈。　　笔者有一出身农村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离家很远的中学教书，那里工资待遇很低，常常入不敷出，一直郁郁不得志。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日夜苦读，终于考上了法律硕士研究生。但他很快又犯愁了。他算了一笔细帐，如果读书，现在的工作肯定是没了，研究生毕业后又得重新找工作，现在失业人很多，两年后的情形也不会好多少，家里无权无势无关系，那时找工作倒成了大问题。而且读研究生共需费用4万多元，都得找亲友挪借。他就此事征求笔者的意见。笔者安慰他说，万一找不到工作，可以考律师当自由职业者。他说他曾有这打算，也就此事征求律师的意见，但这律师说，在中国当律师是一种悲哀，没靠山没关系不要当律师。笔者接触过不少律师，知道其中一些内幕，听了他的话，我无言以对。这个同学的命运，使我想起了另一个同学，他读高中时成绩很差，复读了三次才进了一个成人学校，毕业后顺利地进了政府机关，如今也俨然是个副局长。每次聚会同学都口上夸他有前途，他也自我感觉良好。但同学们都心知肚明他“有前途”的原因——他有一个在区政府当领导的老兄。　　“隐形世袭”泛滥的恶果，就是直接制造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带来社会稳定和秩序的严重危机。　　在靠“隐形世袭”这种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并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是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子弟、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　　而那些有知识、有能力的普通家庭子弟，如果因没有背景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可能会滋生怨恨甚至仇恨心理，从而采取极端的报复行为，走上暴力犯罪道路。据《民主与法制》2004年2月号（下）报道，大学生崔殿军毕业后招聘到黑龙江省某市环保局工作。按规定，试用期合格即可转为正式职工。出身贫困家庭的崔殿军，为了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以便转正，工作上积极努力，同事们有求必应。他还无偿为局长的女儿辅导功课。然而，他的努力最终还是付之东流。单位上仅有的两个转正指标给了两个领导的亲戚。崔殿军将全部怨气发泄在局长身上，淋汽油火烧局长后服毒自杀，造成两人陨命的惨剧。　　不仅如此。随着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多，在体制外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特殊人群——民间精英群体。求生存求发展是人的天性，通过体制内的途径不能如愿，就会产生强烈的价值失落感和社会对立情绪，很可能会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当这些民间精英因某种契机达成一定共识时，就会对现存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提出严峻挑战。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应符合两个正义原则：一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历史经验无数次地证明，要避免秩序危机的发生，根本在于促进社会平等和实现社会正义。就目前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要改革产生目前这种权力（或利益）获取途径的“潜规则”的制度，拆掉孕育“隐形世袭”的温床，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职务不是形式上而是真正地向所有人开放，让每个公民都有公平竞争、实现自身价值的宽阔舞台。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选择和淘汰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良性机制，把一些有能力、有公心的人推到管理者岗位上来。同时，竞争机制的存在，也使那些掌权者有所忌惮，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实现真正的政治文明。（文/苏露锋，摘自人民网强国论坛。本文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相关调查】《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干部子女更易当干部　　你在当代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什么人有可能上升到更高的社会地位？昨日，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一书能给你一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答案。　　据悉，这是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第二部力作。　　合理的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后形成　　三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称，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等十个阶层，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　　而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流动报告》回顾了当代中国五次社会流动的整体状况，分析了构成“十大阶层”的人群的来源与走向，并逐个分析了各阶层的流动规律及趋势。报告指出，现阶段，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终形成。　　《报告》主编、社科院陆学艺研究员透露，两部报告之后，下一部报告将以分析国家与阶层的关系、阶层间的关系、同阶层的关系为主题。　　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流动报告》在分析社会地位变迁时，十分注重家族影响。在分析流动机制的九个自变量中，父亲的职业地位、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父亲的单位部门就占了三个。　　报告指出，受教育程度是人们获得初次就业职业地位的最主要因素，而“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则对本人现职的获得有着显著影响，好职业的父亲更有可能帮助子女调换到好的工作。　　报告称，1978年后，国家干部录用过程中对“学历”的强调使干部直接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国家机关的概率得以降低，但统计数据表明，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社会结构从“洋葱头型”向“橄榄型”过渡　　报告预测，中国的社会结构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型”(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演变为“橄榄型”(极富极穷两个阶层较小，中产阶级庞大)。报告指出，中国逐渐诞生了一个“中间阶层”。据课题组统计，2001年全国16——70岁的非学生人口中，“职业中产”的比例已接近16%。　　衡量是否为中间阶层的指标主要有知识资本、职业声望、就业能力等，在收入及财富水平上，以个人年均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25000元——35000元，家庭(三口之家两人就业)年均收入在50000元——70000元为基准。报告称，在现阶段，中间阶层对贫富分化及社会利益冲突有缓冲功能。　　2000年同1992年相比，在职业结构的总量中，中层职业的比重增加了7.2个百分点。报告预测，未来8——10年，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飞跃式的提高，社会中间阶层也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扩大。　　普通人创办私企机会越来越小　　报告通过对1993年后私营企业主阶层变迁的分析得出结论：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越来越以其他领域的精英为主，尤其经济精英的转化更为明显，而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机会则越来越少。　　第三篇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8935太长没法粘，看这个网址吧　　近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分析范式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社会分层研究盛行近20 年之后，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重新产生兴趣，甚至明确主张“回到马克思”(仇立平，2006) 、“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6) 。对这样一种理论倾向，我们不妨概括地称为“重返阶级分析”。确实，尽管分层研究目前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但事实表明，由于其固有的理论局限，它难以对中国社会不平等演变过程中的新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如果不重新引入阶级分析视角，有关研究将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前瞻性。“重返阶级分析”主张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忧虑。不过，比提出这个主张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澄清重返阶级分析的理由和途径，即为什么要重返阶级分析？怎样重返阶级分析？ 只有澄清这两个问题，所谓“重返阶级分析”才有实际内容和意义。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讨论前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重返阶级分析？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范式更迭之所以必要和可能，是因为不同范式在解释力上存在差异。而解释力的差异来源于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是范式本身的解释逻辑，这个逻辑注定了它在解释力上的优势和局限；其次是社会形势的变化，这可能造成一个范式在解释力上的既定优势被削弱甚至丧失，不得不让位于其他范式。　　基于以上认识，“为什么要重返阶级分析”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转换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阶级分析和分层研究各自的解释逻辑及其在解释力上的优势和局限是什么？第二，中国社会形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我们必须重返阶级分析？ 在这两个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回答第二个问题的逻辑基础，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学界，包括那些主张重返阶级分析的学者，缺乏足够清晰和完整的认识。正如后面的综述所表明的，有人认为，阶级分析不过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分层研究，两者没有本质差别；更为流行的看法是，阶级分析完全是一种鼓动革命的意识形态，不承认它是一种具有科学意义的分析范式；另有一些学者，虽然对两种范式的逻辑差异做了一些不失敏锐和深刻的分析，但总的来说显得凌乱而随意，逻辑不够严整。鉴于这种状况，本文将把分析“分层研究”和“阶级分析”这两种范式的逻辑差异作为重点。为此，本文将首先回顾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中范式转换的历史，以梳理中国社会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及其得失；接下来，第二部分从分层研究和阶级分析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假设出发，剖析它们各自在理论兴趣、研究议题、价值立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反思中国社会学界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第三部分将勾勒阶级分析和分层研究各自的历史发展，以具体展现和验证两种范式在解释逻辑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将从中国社会形势变化的角度来考察重返阶级分析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最后，第五部分是全文的总结。　　一、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讨论目前为什么出现重返阶级分析取向之前，最好先回顾一下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以前是怎样放弃阶级分析，最近又是如何找回来的演化过程。　　(一) 从阶级分析到分层研究　　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大体上有两次范式转换。　　第一次是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从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转向韦伯传统的分层研究，特别是转向以布劳-邓肯模型为基础的地位获得研究，最终，分层研究全面取代阶级分析成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众所周知，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阶级分析是中国学者理解所有时代和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的惟一方法。1978 年以后，虽然国家政治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但阶级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仍然拥有国家意识形态传统和地位。联系这样一种历史背景，我们不能不说这次范式转换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　　第二次是最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分层研究的不足，不同形式地呼吁重返阶级分析。这个过程目前才崭露头角，并且，由于本文开篇所指出的一些核心问题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今后的走向仍不明朗，是否构成一次范式转换有待观察。如果有一天，阶级分析真的重新成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那无疑又是一次范式革命，但至少在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仍然是分层研究。　　从阶级分析转向社会分层，再从社会分层返回阶级分析，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在范式选择的趋势上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那么，当年为什么要用分层研究代替阶级分析？现在为什么又要重返阶级分析？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当时社会学界只有简略的讨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参见张宛丽，1990 ；张宛丽、戴建中，1988) ：第一种，也是最为温和的观点认为，应该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作为一种改进，可以在阶级中划分阶层，再在阶层中划分利益群体，形成一个“阶级- 阶层- 利益群体”的三层次分析框架。不过，这种观点也承认，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是以社会不平等为前提分析和认识社会阶层结构的，因而在阶层分析时有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张宛丽，1990) 。　　第二种观点激进一些，主张用韦伯的阶层概念取代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属于经济范畴，而且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只适用于那些阶级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存在尖锐阶级对抗的社会；而韦伯的阶层概念是一个社会范畴，包括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等多种社会差别，强调社会整体的协调功能，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特征，更适宜用来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同样激进的还有第三种观点，只是它提出的替代方案不同：不是用阶层，而是用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概念来取代阶级(包括阶层) 概念。　　第二、三两种观点之所以主张彻底放弃阶级分析，是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我国现阶段不适用或有局限性”(张宛丽，1990) 。所谓“不适用或有局限性”，包括：

　　基本定义　　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是指人们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但不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阶级（或阶层）；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且大部分人的财富是以家庭为单元拥有的，所以中产阶级主要由“中产家庭”组成。　　中产阶级，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基础的体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　　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高品质民主的前提条件。中二代，是世界各发达国家高科技人才的主要来源（中一代，大多为自身的发展而错过了创新年龄；富二代，大多只图享受而缺乏进取心）。　　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主要是教育和能力发展正常的中产子女（二代或多代），部分接受了良好教育并有较强职业能力的“贫二代”，以及少数“返贫”的“富二代”。　　中产阶层发展的主要障碍：部分国家的社会制度，阻碍了贫困阶层子女的上升通道，使社会阶层固化。　　基本含义　　（1）生理上的需要。　　这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饥、渴、衣、住、性的方面的要求。如果这些需要（除性以外）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人类的生存就成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理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的最强大的动力。马斯洛认为，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而到了此时，这些已相对满足的需要也就不再成为激励因素了。　　（2）安全上的需要。　　这是人类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摆脱事业和丧失财产威胁、避免职业病的侵袭、接触严酷的监督等方面的需要。马斯洛认为，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人的感受器官、效应器官、智能和其他能量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甚至可以把科学和人生观都看成是满足安全需要的一部分。当然，当这种需要一旦相对满足后，也就不再成为激励因素了。　　（3）感情上的需要。　　这一层次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友爱的需要，即人人都需要伙伴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融洽或保持友谊和忠诚；人人都希望得到爱情，希望爱别人，也渴望接受别人的爱。二是归属的需要，即人都有一种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感情，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并相互关心和照顾。感情上的需要比生理上的需要来的细致，它和一个人的生理特性、经历、教育、宗教信仰都有关系。　　（4）尊重的需要。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尊重的需要又可分为内部尊重和外部尊重。内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在各种不同情境中有实力、能胜任、充满信心、能独立自主。总之，内部尊重就是人的自尊。外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马斯洛认为，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体验到自己活着的用处和价值。　　（5）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也就是说，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马斯洛提出，为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　　基本标志　　·1、通过提供知识来获取收入，或者通过经营小规模生产资料来获利；　　·2、拥有满足人们安稳生活需求的资产，如：房、车、存款；　　·3、能够完全满足基本生活用品消费需求，注重物质生活的品质，具有一定的奢侈品消费能力；　　·4、具有较强文化和精神领域的需求，注重个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　　.5、没有资产阶级的巨大财富，也没有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　　.6、对安稳的社会环境有强烈的依赖，群体利益受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的影响较大。　　这几年中产阶级吵得很热闹，但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至今没有几个人能够清楚定论。社科院专家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农历马年底发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大社会阶层。在这份听名字极容易令人联想起毛泽东写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陆学艺及其研究小组基本没有提到“中产阶级”这个词，似乎有些讳言。　　中国划分现状　　现阶段我国的中产阶级只有5%，中产阶级是有指标的他的资产至少要在1000万元以上，起码受过大专以上的教育，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是符合当前政府利益的，中产阶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稳定程度。 （来源于《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作者：李苏淮珠海出版社）　　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以职业区分中产阶级，存在较多争议，如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局长、处长与一般科员、办事员显然就难以相提并论，“重要”机关工作人员如工商局、税务局工作人员，与“一般”机关工作人员如地震局、档案局、老干部局工作人员，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差距，恐怕亦不可同日而语。同为IT技术人员，一些人可能住别墅开洋车，一些人则只能天天吃泡面挤公共汽车。更多的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倾向以收入作为中产阶级划分的惟一标准或主要标准。但即使大家都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区分谁是中产阶级，谁不是中产阶级，也仍旧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和定量上的混淆。比如在美国，有人认为凡年均收入在3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人群都属于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衡量，美国95%以上的人都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人年均收入标准应该在4万美元至25万美元，凡人年均收入在此区间的，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而论，美国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80%。　　在号称中产阶级大本营的美国，区分中产阶级的标准尚如此混淆，世界其他地区就更不用提了。拿印度来说，按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说法，印度现有中产阶级约3亿人。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是印度中产阶级标准的制订和发布者，其发布的印度中产阶级标准是：凡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比（约合700-3000美元，目前美元对卢比的比价为1∶48.5左右）的家庭均可算是中产阶级家庭。按此计算，2001年，印度有6000万个家庭已经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5口计算，印度目前有中产阶级3亿人。　　中产阶级以此看来，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你说有多少就可以有多少的，因为缺乏统一标准，随意性非常大。以印度中产阶级的标准而论，倘若户年均收入700美元就可算为中产阶级家庭，700美元按现在我国的外汇比价，也就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左右，分摊到一家5口，年人均大约只有1200元人民币左右，平均每人每月1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水平，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恐怕连吃口饱饭都成问题，就别提什么“中产”不“中产”了。美国商业部在宣布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十大新崛起市场之一的时候说，印度目前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了1.75亿人左右（比印度有关机构的估计几乎少了一半），在未来，这些印度中产阶级每人至少还要购买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一个压力锅、一个吊扇、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他们中2/3的人还要购买一辆轻便摩托车、一台彩电、一个电熨斗、一个食品搅拌器和一台缝纫机；一半以下的人要买一台冰箱……“这将是多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在旁人看来，这更像是美国式的黑色幽默。　　另外，有数字说，新加坡300万人口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3]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马来西亚自己估计，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60%，约18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约在1万美元左右。可见标准都不一样。　　可资比较的是，2001年美国研究顾问公司曾进行过一项中产阶级生活费调查，以住房费、交通费及娱乐费等作为基准，依据一个年薪10万美元的3人美国家庭在美国底特律的生活开支，比较了全球22个城市的生活指数。　　一个3人的美国底特律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人均3.3万多美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美国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起步水平，也就是说顶多只能算是一个美国的下中产，但要在北京达到美国底特律下中产家庭的生活水平，则一年需要78万港币，也就是约80万人民币。这是许多中国家庭一辈子也不敢梦想的一个数字。可见彼也中产，此也中产，彼中产与此中产不可相提并论。所以，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在内，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有中产，而无“阶级”。　　另外一些学者则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准莫衷一是。有学者主张，在中国年均收入达到1万至4万人民币的，就可归入中产阶级。年均收入1万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大概只够勉强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而拥有私人的住房、汽车是中产阶级的两项硬指标。以北京现有的房价水平，年收入1万元，在北京四环旁边买套建筑面积在100平米左右的房子，不吃不喝大概需要150年。　　中国近30年来，在经济上和GDP上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世界上总体还处于一个较为落后的水平。根据国外有关机构的研究，一直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只有世界高收入水平国家的14%。依中国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一些专家认为，比较合理的有关国内中产阶级的界定，应该是人均年收入在1万至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8万至40万人民币左右。只有具备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才能够具有“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才能够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能够符合有关中产阶级的一条条硬性或软性的定义，否则的话，中产阶级就只能是“脱贫”或“温饱”的另一个代名词。　　《福布斯》中国中产定义：　　1. 生活在城里。　　2. 25到45岁间。　　3. 有大学学历。　　4. 专业人士和企业家。　　5.年入1万—6万美元。　　美国人眼中的中产6大标准：　　1.是否拥有住宅，房奴不算。　　2.是否拥有汽车，豪车优先。　　3. 子女是否能接受良好的大学教育。　　4. 是否有退休保障，保持工作时80%的收入。　　5. 是否有医疗保险，要让大病大灾有保障。　　6.家庭是否有度假，每年至少两周的带薪休假。　　网友心中的中产阶级：　　1.年收入20万元以上。　　2.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权，至少有希望于近期内上市。　　3.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跟人合买的也算。　　4.有丰富的夜生活，通常是商务谈判或者听音乐会。　　5.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待过三年以上。　　6.知道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　　7. 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　　8. 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　　9.着装随便，但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　　中产阶级两大划分误区　　误区一：收入——收入多少算中产？5万元还是50万元？　　三分之一收入能自由支配　　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经济学家们尚无定论。文章称，定义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而最常用的定义是以收入为标准。　　按照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下的定义，中国中产阶级是那些年收入（按购买力算）在1.35万到5.39万美元（约合9万到36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人。而国家统计局则将中产阶级定义为年收入在7250-62500美元（约合5万-42万元人民币）之间。　　文章称，这些数字不仅差别很大，而且有误导性。中国的生活成本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一个人如果每月赚1000美元，他在中国能过上不错的生活，但在美国就不行。　　因此文章认为，在中国年收入在1万到6万美元，都可能当上中产，但衡量中产阶层永恒不变的标准是，能不能拿出收入的三分之一进行自由支配消费。　　误区二：职业——职业[蓝领没有中产？　　除了以收入为衡量标准外，文章还质疑了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对中产阶级的职业定义――管理和技术行业的专业人士、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和公务员。　　文章称，与美国不同，中国中产阶级集中在大城市，相对西方中产阶级更年轻。在一定程度上，中产阶级是一个西方概念，中国人对其存在误读。　　他们认为，西方中产阶级都是有房有车，能经常旅游度假，都是有礼貌、有高品位的生活方式。其实那些低技能行业里也有很多中产阶级。工人、农民中也有中产，比如中高级技师，他们是“蓝领”里的“白领”。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1、[美]戴维·波普诺著 李强等译：《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本书是美国社会学教科书的权威读本，已出版第十版。该书涵盖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包含社会学原理，如，社会、社会组织与个人、人的社会化、越轨、犯罪和社会控制；社会的分层研究，包括社会阶级与贫困问题，民族、种族和少数民族问题，年龄和性别问题等。这些是美国社会较为关注的问题。本书还讨论了“社会设置”，包括家庭、教育、宗教、权力和政府、经济与劳动；讨论了“社会环境和社会变迁”，包括人口与生态，城市、城市化与社会变迁、社会和文化变迁。 书中对各问题由浅入深的个案的分析方法对社会学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书中所关注的问题，虽是以美国社会为范本，但对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具有借鉴意义。2、[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对于第四版《社会学》内容的修订比本书以往所有版本都更为全面。书中所有的经验数据都经过彻底的修订和更新。像前三个版本一样，作者努力使本书既具有可读性和娱乐性，同时也处于本学科的最前沿。本书大量使用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和专业期刊作为研究资料的来源，为了使教材尽可能具有时事性，也精选了一些报纸和杂志作为最新的资料来源。本书新增了许多部分。通过把新增内容与那些可靠的、经过检验的部分相结合，尽可能地保持了本书权威级社会学绪论的声誉。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89年，从几个角度开辟了新领域。第四版的创新性在于它是包括了有关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其他变化是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透彻研究的第一本教材。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事实上遍布每一章。巨变时期也带来其新的风险，风险也是本教材探讨的一个持续的主题。3、风笑天著：《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本书结合国内外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高等学校社会学研究方法教学的实际，对社会学经验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式进行了通俗简明的介绍。在内容安排上，既兼顾到实际研究的逻辑程序，又兼顾到定量及定性研究方式和各种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及技术。作者还结合自己十几年学习、实践及教学的经验，介绍了一些特定的方法和技巧。全书体系科学规范，内容取舍得当，语言简明，适合高等学校的教学需要，同时也适合实际研究部门的人员自学及参考。4、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乡土中国》　　本书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它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生育制度》　　生育，包括生与育两层意思：生出一个人来，再把这个人培养成为社会成员，以接替由死亡造成的社会空缺。费孝通在民族调查和农村调查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后，著作了《生育制度》来阐述社会怎样新陈代谢、几千年里中国社会怎样维持世代之间关系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之后的第三个研究报告。2004年至今，课题组成员先后在四川、广东、北京、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作了长期深入的调研。调研发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凸现。因此，本书在对社会阶层关系研究作出初步总结后，重点调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总体描述和分析。6、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本书由我国著名的社会学专家郑杭生编著，全书分体制条件定位、现状前景分析、百科学理探讨、学科制度建设等几个部分对当代我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进行论述，并将作者历年的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些书评推荐奉献给大家，指明了我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具有很高的社会学学术价值。

　　这个……楼主，我是粘贴派，只是觉得对你有用，就粘贴过来了，那个总结，我能力有限！！不好意思！！　　第一篇：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报告分析了中国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的状况，并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这就提出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如此快速增长的不平等来自于哪里？　　在我们面前有三种试图解释不平等产生的理论：　　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平等理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平等是根植于一种叫做市场的机制之中。市场中的竞争，特别是肆无忌惮的资本，是不平等的源泉。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国家的再分配来代替市场的机制。　　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不平等理论。自由主义对不平等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是对立的两极。在自由主义看来，有权力介入的再分配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相反，市场机制才会提供平等的可能。　　第三个则是近些年来刚刚形成的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尽管是对立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两者都是把不平等看作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的固有特征，而忽略了这种机制所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　　这三种理论给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路，促使我们去关注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机制问题。然而，如果直接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过去20多年间不平等的迅速增长，又可以发现是很不充分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另外一种理论的可能性：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将市场与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假设成一定是反向的，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市场和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的？事实上，中国过去20年间不平等状况变化的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的新假设提供支持。换言之，过去20年间我国社会不平等迅速增长的谜底可能也就在这里。　　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如果改革前的再分配权力曾经在福利和实物分配上造就了某种程度的不平等的话，那么，在改革初期市场机制的出现则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不平等的作用。这具体表现为改革初期开始逐步发育起来的“自由市场”给当时的弱势者带来的机会。如农民和城市中的无固定职业者或收入不稳定者通过参与市场经营获得收益，有的甚至成为中国最早的“万元户”，这就是市场在改革初期所展示出的“平等化效应”。于是就有了80年代前中期的“共同富裕”的局面。但问题是，这个逻辑的生命力是非常短暂的。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这个平等化的趋势就开始逆转。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就成为一种显著的趋势。如果从市场和再分配两个因素的作用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因素的作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这个时期开始拉大，拥有一定数量私人资本的经营活动开始造就社会中的高收入者，但企事业单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再分配中的权力因素通过“官倒”和初步的瓜分国有资产开始造就一个初步暴富的群体，但再分配中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因素确保了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底线。　　一个重要的转折发生在90年代中期前后。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因素的作用：第一，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或是通过市场中的经营和积累，或是通过瓜分国有资产，或是通过两者的结合，一个数量可观的私人资本迅速积累起来。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桶金”以及前一段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的“原罪”，大多发生在这个时期。私人资本的形成，直接带来的是劳资关系以及劳资之间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第二，权力介入原有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90年代初期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在几千亿元。在最近几年中，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则是将国有资产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的主要形式。尽管现在无法对此进行精确的计算，但从个案中可以看出，数额是非常巨大的；第三，行业和单位内部的差距在拉大。1990年收入最高行业的收入是最低行业的1．72倍，而2000年变为2．63倍。其中以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以及新兴高科技行业和传统行业之间的差距最为突出。而在单位内部，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第四，无工资收入者的出现。这主要是指失业和下岗人员，包括笔者称之为“新失业群体”的没有国有企业就业经历的失业人员。这导致了城市低收入甚至是无收入的困难群体的出现；第五，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衰败。　　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不是对造成不平等的原因进行具体的罗列，而是要说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与市场和再分配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从上面列举的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出，造成90年代以来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原因，既有市场的也有再分配的。这个事实表明了一种与新制度主义的假定全然不同的逻辑，即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与再分配对于不平等起的作用不是反向的，而是同一方向的。正是这两个因素同一方向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中国贫富严重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按照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假定，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造就不平等而次级机制弥补过分的不平等。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市场机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再分配应该对不平等问题负有更大的责任　　第二篇：　　当代中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严重性已有目共睹。笔者对其根源的探究由来已久，得出的结论却让人震惊：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隐形世袭”所造成。但笔者迟迟没有将这个结论付之笔端，怕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过于片面——世袭是等级社会的产物，怎么会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呢？但是，近日官方媒体的报道却有力地印证了这个结论。　　据2004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在传统的专制和等级社会，帝位、王位、爵位等世代相传具有合法性，称作世袭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既然国家根本大法规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世袭在当今中国就没有合法性。但因制度性缺陷的存在，“世袭暗流”仍然涌动。目前存在着的权力（或利益）的获得途径与世袭制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能冠冕堂皇地拿到桌面上来，便以“潜规则”方式存在着，大家心照不宣而已，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隐形世袭”。　　不能名正言顺，便“曲线救国”。不能直接把官位传给后辈，并不防碍父辈对后辈的“培养”和“扶持”。目前，一些在实权部门担任要职的，一般将子女安排在其权力所管辖的系统内。在宣传部的，子女则在或下属宣传部，或广电局，或报社，或电视台，或电台；在政法委的，子女则在或下级政法委，或法院，或检察院，或公安局；在政府部门的，子女则在或下级政府机关，或政府职能部门；在组织部的，子女选择的范围则可能更宽……也有一些城府深的人怕留下把柄，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将子女直接安排在本系统内，而是与在其他权力部门任职的人进行交换，将他人子女安排在本系统内，从而得以将自己的子女插在其他权力系统内。　　当然，这种权力上的荫庇，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上指出的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发生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兄妹之间、姐弟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其他亲友之间。因此，因裙带关系获得权力的人数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报告上披露的比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只要哪个先获得权力，便充分利用手中权力及影响力荫庇亲近之人，以帮助他们获得权力。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进入权力圈的子弟，一般也会进入垄断或高收入行业，如电力、石油、电信等，从而得以衣食无忧。　　这种“隐形世袭”现象在有些地方尤其显得触目惊心。据《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11月8日报道，湖北省涉田县广播电视局从1995年到2001年，全局人员由50余人猛增到24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本单位领导、部门领导和上级领导的亲属。如局长吴某的儿子，原副局长任某的妻子、女儿、儿媳，原副局长宋某的女儿，有线电视台台长王某的妻子，保卫科长马某的妻子。这些人只有初高中文化，有的只有小学文化。　　社会上流传的两首民谣生动地展现了“隐形世袭”现象，一首是：“书记喊精简，儿女往内安；局长喊精简，外甥上了编；主任喊精简，妻妹往内转；秘书喊精简，哥们往里钻。饭锅大又大，加碗再加碗；一年复一年，超员又翻番；脂肪未曾减，更把肥膘添；精简又动员，大伙笑破天！”另一首是：“父子室，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有利一条裙带裹，有油流满一口锅。”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的涵义具体体现在机会对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包括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隐形世袭”是对这两个平等原则的严重背离。　　首先表现在起点不平等上。就像登山比赛一样，有的从山脚出发，有的则直接从山腰往上爬。那些权势人家的子弟，在成长过程中能够上好的学校，毕业后能够找一个好工作，甚至直接进入权力系统，为今后的发展早早打好基础。而那些普通家庭的子弟，没有这些优越条件，一般不得不从最苦最累的活干起。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的，干部子女首次就业时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75倍。特别是在1949年至1956年这个时段，如果“14岁时父亲的身份”是“干部”，那么，自己的第一次就业就成为干部的概率非常大，为“14岁时父亲身份”不是干部的那些人的2．65倍。　　这个报告也表明，各阶层子女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机会不同，父亲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最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100个人中约有7个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而工人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有1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农民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不到1人进入这一阶层。在人生发展过程中，权势人家子弟往往在父辈的安排下在实权部门的关键职位上不停挪动，以建立势力网，为以后占据要位打下权力根基。而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子弟付出多倍努力才能得到社会的一分承认，有的甚至为了生存不得不低声下气，委曲求全，更莫侈谈进入权力圈。　　笔者有一出身农村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离家很远的中学教书，那里工资待遇很低，常常入不敷出，一直郁郁不得志。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日夜苦读，终于考上了法律硕士研究生。但他很快又犯愁了。他算了一笔细帐，如果读书，现在的工作肯定是没了，研究生毕业后又得重新找工作，现在失业人很多，两年后的情形也不会好多少，家里无权无势无关系，那时找工作倒成了大问题。而且读研究生共需费用4万多元，都得找亲友挪借。他就此事征求笔者的意见。笔者安慰他说，万一找不到工作，可以考律师当自由职业者。他说他曾有这打算，也就此事征求律师的意见，但这律师说，在中国当律师是一种悲哀，没靠山没关系不要当律师。笔者接触过不少律师，知道其中一些内幕，听了他的话，我无言以对。这个同学的命运，使我想起了另一个同学，他读高中时成绩很差，复读了三次才进了一个成人学校，毕业后顺利地进了政府机关，如今也俨然是个副局长。每次聚会同学都口上夸他有前途，他也自我感觉良好。但同学们都心知肚明他“有前途”的原因——他有一个在区政府当领导的老兄。　　“隐形世袭”泛滥的恶果，就是直接制造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带来社会稳定和秩序的严重危机。　　在靠“隐形世袭”这种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并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是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子弟、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　　而那些有知识、有能力的普通家庭子弟，如果因没有背景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可能会滋生怨恨甚至仇恨心理，从而采取极端的报复行为，走上暴力犯罪道路。据《民主与法制》2004年2月号（下）报道，大学生崔殿军毕业后招聘到黑龙江省某市环保局工作。按规定，试用期合格即可转为正式职工。出身贫困家庭的崔殿军，为了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以便转正，工作上积极努力，同事们有求必应。他还无偿为局长的女儿辅导功课。然而，他的努力最终还是付之东流。单位上仅有的两个转正指标给了两个领导的亲戚。崔殿军将全部怨气发泄在局长身上，淋汽油火烧局长后服毒自杀，造成两人陨命的惨剧。　　不仅如此。随着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多，在体制外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特殊人群——民间精英群体。求生存求发展是人的天性，通过体制内的途径不能如愿，就会产生强烈的价值失落感和社会对立情绪，很可能会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当这些民间精英因某种契机达成一定共识时，就会对现存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提出严峻挑战。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应符合两个正义原则：一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历史经验无数次地证明，要避免秩序危机的发生，根本在于促进社会平等和实现社会正义。就目前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要改革产生目前这种权力（或利益）获取途径的“潜规则”的制度，拆掉孕育“隐形世袭”的温床，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职务不是形式上而是真正地向所有人开放，让每个公民都有公平竞争、实现自身价值的宽阔舞台。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选择和淘汰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良性机制，把一些有能力、有公心的人推到管理者岗位上来。同时，竞争机制的存在，也使那些掌权者有所忌惮，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实现真正的政治文明。（文/苏露锋，摘自人民网强国论坛。本文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相关调查】《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干部子女更易当干部　　你在当代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什么人有可能上升到更高的社会地位？昨日，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一书能给你一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答案。　　据悉，这是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第二部力作。　　合理的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后形成　　三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称，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等十个阶层，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　　而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流动报告》回顾了当代中国五次社会流动的整体状况，分析了构成“十大阶层”的人群的来源与走向，并逐个分析了各阶层的流动规律及趋势。报告指出，现阶段，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终形成。　　《报告》主编、社科院陆学艺研究员透露，两部报告之后，下一部报告将以分析国家与阶层的关系、阶层间的关系、同阶层的关系为主题。　　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流动报告》在分析社会地位变迁时，十分注重家族影响。在分析流动机制的九个自变量中，父亲的职业地位、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父亲的单位部门就占了三个。　　报告指出，受教育程度是人们获得初次就业职业地位的最主要因素，而“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则对本人现职的获得有着显著影响，好职业的父亲更有可能帮助子女调换到好的工作。　　报告称，1978年后，国家干部录用过程中对“学历”的强调使干部直接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国家机关的概率得以降低，但统计数据表明，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社会结构从“洋葱头型”向“橄榄型”过渡　　报告预测，中国的社会结构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型”(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演变为“橄榄型”(极富极穷两个阶层较小，中产阶级庞大)。报告指出，中国逐渐诞生了一个“中间阶层”。据课题组统计，2001年全国16——70岁的非学生人口中，“职业中产”的比例已接近16%。　　衡量是否为中间阶层的指标主要有知识资本、职业声望、就业能力等，在收入及财富水平上，以个人年均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25000元——35000元，家庭(三口之家两人就业)年均收入在50000元——70000元为基准。报告称，在现阶段，中间阶层对贫富分化及社会利益冲突有缓冲功能。　　2000年同1992年相比，在职业结构的总量中，中层职业的比重增加了7.2个百分点。报告预测，未来8——10年，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飞跃式的提高，社会中间阶层也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扩大。　　普通人创办私企机会越来越小　　报告通过对1993年后私营企业主阶层变迁的分析得出结论：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越来越以其他领域的精英为主，尤其经济精英的转化更为明显，而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机会则越来越少。　　第三篇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8935太长没法粘，看这个网址吧　　近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分析范式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社会分层研究盛行近20 年之后，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重新产生兴趣，甚至明确主张“回到马克思”(仇立平，2006) 、“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6) 。对这样一种理论倾向，我们不妨概括地称为“重返阶级分析”。确实，尽管分层研究目前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但事实表明，由于其固有的理论局限，它难以对中国社会不平等演变过程中的新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如果不重新引入阶级分析视角，有关研究将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前瞻性。“重返阶级分析”主张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忧虑。不过，比提出这个主张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澄清重返阶级分析的理由和途径，即为什么要重返阶级分析？怎样重返阶级分析？ 只有澄清这两个问题，所谓“重返阶级分析”才有实际内容和意义。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讨论前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重返阶级分析？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范式更迭之所以必要和可能，是因为不同范式在解释力上存在差异。而解释力的差异来源于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是范式本身的解释逻辑，这个逻辑注定了它在解释力上的优势和局限；其次是社会形势的变化，这可能造成一个范式在解释力上的既定优势被削弱甚至丧失，不得不让位于其他范式。　　基于以上认识，“为什么要重返阶级分析”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转换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阶级分析和分层研究各自的解释逻辑及其在解释力上的优势和局限是什么？第二，中国社会形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我们必须重返阶级分析？ 在这两个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回答第二个问题的逻辑基础，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学界，包括那些主张重返阶级分析的学者，缺乏足够清晰和完整的认识。正如后面的综述所表明的，有人认为，阶级分析不过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分层研究，两者没有本质差别；更为流行的看法是，阶级分析完全是一种鼓动革命的意识形态，不承认它是一种具有科学意义的分析范式；另有一些学者，虽然对两种范式的逻辑差异做了一些不失敏锐和深刻的分析，但总的来说显得凌乱而随意，逻辑不够严整。鉴于这种状况，本文将把分析“分层研究”和“阶级分析”这两种范式的逻辑差异作为重点。为此，本文将首先回顾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中范式转换的历史，以梳理中国社会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及其得失；接下来，第二部分从分层研究和阶级分析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假设出发，剖析它们各自在理论兴趣、研究议题、价值立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反思中国社会学界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第三部分将勾勒阶级分析和分层研究各自的历史发展，以具体展现和验证两种范式在解释逻辑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将从中国社会形势变化的角度来考察重返阶级分析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最后，第五部分是全文的总结。　　一、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讨论目前为什么出现重返阶级分析取向之前，最好先回顾一下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以前是怎样放弃阶级分析，最近又是如何找回来的演化过程。　　(一) 从阶级分析到分层研究　　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大体上有两次范式转换。　　第一次是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从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转向韦伯传统的分层研究，特别是转向以布劳-邓肯模型为基础的地位获得研究，最终，分层研究全面取代阶级分析成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众所周知，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阶级分析是中国学者理解所有时代和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的惟一方法。1978 年以后，虽然国家政治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但阶级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仍然拥有国家意识形态传统和地位。联系这样一种历史背景，我们不能不说这次范式转换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　　第二次是最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分层研究的不足，不同形式地呼吁重返阶级分析。这个过程目前才崭露头角，并且，由于本文开篇所指出的一些核心问题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今后的走向仍不明朗，是否构成一次范式转换有待观察。如果有一天，阶级分析真的重新成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那无疑又是一次范式革命，但至少在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仍然是分层研究。　　从阶级分析转向社会分层，再从社会分层返回阶级分析，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在范式选择的趋势上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那么，当年为什么要用分层研究代替阶级分析？现在为什么又要重返阶级分析？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当时社会学界只有简略的讨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参见张宛丽，1990 ；张宛丽、戴建中，1988) ：第一种，也是最为温和的观点认为，应该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作为一种改进，可以在阶级中划分阶层，再在阶层中划分利益群体，形成一个“阶级- 阶层- 利益群体”的三层次分析框架。不过，这种观点也承认，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是以社会不平等为前提分析和认识社会阶层结构的，因而在阶层分析时有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张宛丽，1990) 。　　第二种观点激进一些，主张用韦伯的阶层概念取代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属于经济范畴，而且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只适用于那些阶级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存在尖锐阶级对抗的社会；而韦伯的阶层概念是一个社会范畴，包括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等多种社会差别，强调社会整体的协调功能，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特征，更适宜用来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同样激进的还有第三种观点，只是它提出的替代方案不同：不是用阶层，而是用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概念来取代阶级(包括阶层) 概念。　　第二、三两种观点之所以主张彻底放弃阶级分析，是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我国现阶段不适用或有局限性”(张宛丽，1990) 。所谓“不适用或有局限性”，包括：

去百度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内容来自用户:余佥社会职业调查心得体会　　篇一：大学生最关心的社会问题调查报告心得体会　　大学生最关心的社会问题调查报告心得体会　　建筑工程技术（1）班1161030042舒顺亮大学生始终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群体，他们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未来职业地位将居于社会中上层，他们的意识世界和思想动态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未来社会的潮流。虽然处在相对封闭状态的校园生活中，但当代大学生遍敏锐地关注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在社会空间中的成长。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属于半社会型，他们还未真正踏入社会，却需要做好即将进入社会的准备。因而也就要求他们时时关注社会各方面的动态。　　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是上世纪末期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化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的思想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发展动向具有怎样的特点？又给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怎样的挑战？这是近年来我们不断思索探究并力图搞清楚，调查显示：大学生清楚地意识到目前中国社会面临大学生清楚地意识到目前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和困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在这些问题严重性排序方面调查结果依次是：社会就业问题、社会热点问题、谈恋爱问题等。　　经过这次调查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了当代大学生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便于我们能更加清醒的认识自己。我们的收获还很多，我们应该如何结合自己的专业更好的融入社会中，为祖国和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走进农村，你一定会为那翻天覆地的变化惊叹不已。瞧，那小河环绕的村庄，那片片绿荫中的小洋房，那穿梭于村道中的小轿车……这巨大的变化，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每一张笑脸中都充分体现。这个星期天，我对本村30户人家进行了一次调查，一起来看看我的调查结果吧：一：马路宽了，汽车多了走进村庄，再也不见泥泞的小路，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水泥马路伸到了家家户户门口。汽车也走进了寻常百姓人家。在被调查的家庭中，31%的家庭已买了车，26%的家庭已有了买车的打算，23%的家庭正在考驾照或者准备考驾照，只有20%的家庭还得继续使用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作为交通工具。二：经济好了，新房多了村庄里随处可见一幢幢“小洋楼” 、“小别墅”，排列整齐，美观大方，里面的设施空调、彩电等一应俱全。听奶奶说这一带原来都是破破烂烂的矮平房，可现在已有63%的家庭住进了这样的新房子，11%的家庭正在买房，9%的家庭正在建房，只有17%的家庭暂时还不能住进新房。三：生活好了，环境变了以往农村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脏、乱、差”，然而今天村民们都开始重视环境的改善，村里成立了“保洁队”，垃圾集中处理，条条村道干干净净，以往的垃圾满地，随地大小便等现象再也看不到了。村绿化面积每年都在不断地增加。四：更加重视知识了原先的农民，似乎只知道整天劳作。而今天的农民，开始懂得知识对生活的重要性，在被调查的家庭中，文化程度都有了普遍的提高，几乎100%的家庭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肓，21%的家庭把孩子送进了所谓”贵族学校”，70%的家庭为孩子准备了充足的学习工具，如电脑、学习机等。五：风气大有改善过去因为穷，村里失窃现象时有发生，而且有不少是本村人所为。而去年一年只有九户人家被偷(据事后调查，全为外地人所为。)现在全村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等现象已蔚然成风.六：生活更有保障全村100%的村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保险，再也不用担心生病没钱医了。60岁以上的老人还可享受每月150元的养老金呢！从以上调查的六个重点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祖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我们农村也在飞速发展!你还会认为我们的农村不如城市吗

一共五个专业，参考书目可以看一下。大纲没有公布。以下是09年的，你可以参考一下。组织社会学①政治②英语③社会理论④社会学研究方法⑤组织社会学⑤《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 权力与交换》李路路、李汉林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经济和社会》（上下卷）韦伯著，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农村环境与社会①政治②英语③社会理论④社会学研究方法⑤农村环境与社会⑤《国家的视角》斯科特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中国社会分层①政治②英语③社会理论④社会学研究方法⑤当代中国社会分层⑤《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2002年；《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趋势的实证分析》李春玲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家庭社会学①政治②英语③社会理论④社会学研究方法⑤家庭社会学⑤《家庭社会学》杨善华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家庭社会学》潘允康著，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0年。社会心理学①政治②英语③社会理论④社会学研究方法⑤社会心理学⑤《社会心理学》David Myers著，张智勇/乐国安/侯玉波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三辑)李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首次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这十大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 报告认为，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已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而且趋于稳定。2002年中国：社会走向的7个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负责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形势报告会上，将今年的社会形势走向归纳为七个趋势———　 1．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将得到确立，执政党的创新将取得新的进展　 执政党对变化巨大的社会经济现实的积极适应，将会引领出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更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2．经济发展将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势头，为社会形势健康平稳格局的实现提供基础　 在2002年，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仍将保持在7％左右。权威的经济学家认为：“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7％～8％就是未来一个时期的均衡经济增长率”。中央政府关于2002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将依然致力于扩大内需，也将更加注意各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以争取政策的积极效应的最大化。　 中央政府将把防范金融风险以及其他领域中的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也会成为优先的政策主题之一。关于调整产业结构、推进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对外出口、注重农业发展等历年来的政策议题也将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的新特点，将出台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3．党风和社会道德风气问题将引起更集中的关注　 2001年9月和10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两个重要的文件，分别涉及到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和公民的道德建设。这是多年来关于党的政治纪律与社会道德的思考与实践的总结。这两个文件的重要性在各类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宣传，也为在2002年乃至以后一段时期内强化这两个领域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全社会的道德风尚建设会在2002年成为一个热点，以逐步消除社会上久已存在的各种不良道德时弊。　 4．公众对社会稳定和生活水平改善的预期将提高　 2002年的一个重要趋势将是：正是因为公众会在各个方面感受到或经历到的生活压力和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以增加收入来抵御压力的预期将尤其强烈。200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将是5．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将是3．1％，收入增长的速度在城镇居民中可能会缓慢地下降，在农村居民中的增长将极其缓慢。　 5．各个领域的改革将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体制改革在2002年将更加积极而谨慎地推进，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将成为重点。　 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虽然起步晚，进展艰难，但是政府将在2002年全力推动有关改革，并在这过程中不断完善各项具体措施，将会给各地区的自主权。　 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新的年度里，由于各种因素（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所带来的压力与推力）的作用而显得极为迫切，不但大型国有企业的综合竞争力需要有更大力度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来提供，占企业总数93％的中小企业也需要以各种灵活的方式来彻底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在新的一年里，行政的与市场的力量将双双成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引擎，特别是对民航、铁路、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性比较强的行业实施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行政力量的推动，相关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提高，会成为特别关注的问题。　 6．加入WTO将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开放　 2002年是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的第一年，相关的法律法规将逐步向国际规范和惯例转变，虽然这种转变在一段时期内并不明显，但却是一个新进程的启动。　 这种开放格局不仅会表现在经济领域，也会显著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表现出来。国际规范和惯例的逐步实施将首先对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转换发生影响，社会管理机制的变动将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动力。在很多领域，规范意识的明确、透明度的增强和公众个人选择范围的扩大，将在新的一年里，显示出最初的积极势头。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生活领域的活跃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在职业选择、居住地选择、出入境、法律援助、个人生活愿望的满足等方面，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格局；社会、群体和个人将在这样的开放环境下逐渐形成新型的关系。　 7．失业（下岗）依然是一个困扰政府和部分公众的严峻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劳动力需求总量的限度，还是既有的就业体制的改革进展，都不可能在短时期完全缓解失业（下岗）现象。据估算，在未来5年内，全国新增劳动力将达到5000万，而新增的劳动就业岗位不可能全部吸纳这些劳动力。再加上预计“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比“九五”期间要低一个百分点，失业压力加大是必然的事实。　 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在2002年将继续推进，也会有相当部分职工走进失业（下岗）行列。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之后的第三个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