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克托
美国《财富》杂志近期刊文——《为什么在创新领域中国已然赶超美国》,又名《美国R&D的死亡》,由著名专栏作家Chris Matthews执笔,严肃的讨论了目前美国在研发创新领域的停滞,尤其是于新兴国家之间的差距。一切来源于杜邦和陶氏化学合并的传闻。 这两个加在一起超过331年的老牌美国企业,传出这样的“绯闻”着实让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有些意外。不过在当下80%的GDP来自于服务业的美国经济形态,传统的制造业公司已然不再资本市场上讨喜,与其花投入的科技研发,不如投资在研究如何更加多快好省的挣钱的逻辑,似乎已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标准。根据杜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在2009-2013年之间,各国商业投入在R&D (Research & Development)研发的比重来看,中国的研发比例俨然超过美国一大截。如果将历史周期再拉的长一点,从1980年到2007年,美国在研发上的成本比重,降低的速度已然让人惊讶。尤其是参考在新科学研究领域的专业文章数量来看,已然从17.7%下降到了6.1%。杜克大学的研究教授Ashish Arora表示,从资本市场的反馈来说,越是注重研发的企业的市值,反而不如在研发上投入较小的企业的市值评估。他说,相对于35年之前,现在的企业对于基础科学的看重减少了,而需求就更少了。曾几何时,不管是杜邦发明的尼龙和塑料王(聚四氟乙烯)还是陶氏化学研发的保丽龙(聚苯乙烯),材料的研发和革新,促进了产业的变化;不管是贝尔实验室或是施乐实验室,都是产生过诺贝尔奖的研发基地。而如今呢?坐落在新泽西Holmdel的贝尔实验室曾经的校区环境已然成为新兴商业地产开发的头宠;而施乐在加州Palo Alto的实验室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机构,不在着手开放式的研究而的承接应邀的项目。《财富》的文章基调俨然充满了对美国经济布局的悲观,被资本市场架空的产业格局,将传统产业和基础研发的重要性降至最低;而另一方面新兴互联网科技引领的技术或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蓬勃发展,让基于第三产业为主的美国经济主体越发的泡沫化。而对于中国,这个大洋彼岸的庞大市场来说,其创新的产业布局似然逐渐呈现出类似的问题,但目前来看却比美国更乐观。麦肯锡在2015年10月出品《量化中国创新的力量》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每年的研发投入在2000亿美金,在工程和科学领域产生的PhD有大约3万人,同时专利申请的数量也居世界之首(2013年大约在82万项)。而对于中国创新产业的预测,麦肯锡表示在2025年新的创新机会将打来1万亿到2万亿的经济体量,贡献将近24%的GDP增长。在中国创新产业的布局中,既包括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商业创新,也包括以效率为目标的生态创新,同时也包含了工程和科学领域的创新。不管是商业创新还是生态创新,而在工程领域的创新中,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尚未被完全开掘。尤其在医疗保健等方面,目前虽然有不少政府的支持,但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外的设备和仪器。在科学领域的创新中,政府大规模的扶持和企业的重视,让中国在有研究表示,中国在科学领域的创新本身也具备相当的中国特色。由于市场的庞大和数据收集的廉价,让中国的科学家在生化领域领先一筹。麦肯锡以百济神州(Bei Gene)为例,在其研发治疗癌细胞药物的过程中,应用了相对庞大的药剂测试团队,和有效的采集的病例样本,而使得该企业在其领域能够异军突起。事实上,中国的基础创新并不局限于国内。路透社2015年6月报道了中国在美国投资R&D和申请专利的发展情况。文章指出中国公司在美国直接投资建立研发团队,雇佣美国人来进行科学实验,申请专利,为己所用。其中最大的包括华为,在美国设立研发而产生的专利申请查过100个。除了向华为这样体量的大型公司,还有不少在生化科技、可替代能源以及高端半导体等领域,也有不少中小型公司通过并购美国企业,投入不少在基础研发领域。而投入研发的成本占经济体量的比例也将从2010年的1.75%增长到今年的2.2%。全球范围内独占鳌头。虽然在中国并未见SpaceX那样的公司,或将创新华丽的展示;虽然在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所谓的“C2C” ——Copy to China的商业模式,但是回望传统产业和基础领域的步步为营,也难怪美国开始有不少专家呼吁,的美国人离开投资人的资本视线和控制,重新燃起对基础科学的研发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