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一体化

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网新集团”）创建于2001年，原名浙江浙大网新控股有限公司，2006年初更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2001年－2005年亲任网新集团董事长。浙江大学为网新集团第一大股东。2005年，网新集团实现签约合同额近100亿元，实现销售收入逾60亿元。历年累计上缴税收超过7亿元，拥有近7000名员工。 作为一家高校背景的高科技集团企业，网新集团采用战略控制型的集团管控模式。经过5年多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包括IT服务、机电总包、创新地产等三大业务单元的多元化经营格局。网新集团在财务管理、投融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合作和产学研管理、品牌和平台服务与管理等五大方面，为所属业务单元提供有力支持，推动相关公司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先企业。同时，网新集团秉持“着眼国际化、整合高科技、服务大客户”的发展战略，紧紧抓住发展机遇，不断拓展集团的发展空间。依托浙江大学雄厚的教学科研力量，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自主创新平台，网新集团实现了企业发展目标与国家意志的高度吻合。在国家重点发展的两大技术应用领域：环保和新能源技术，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网新集团已经成为相关行业应用的领导者之一。网新集团持续成功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各项事业正全面走上快速健康的发展轨道。

12月30日上午，华晨集团、鞍钢集团、东北大学三方建立的汽车未来用钢技术联合实验室正式启动。这个实验室是由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东北大学RAL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组建的，是三方在中国汽车行业面临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重要历史关口，整合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和试验认证资源的一项创新之举。在揭牌仪式上，华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阎秉哲指出，集产学研一体化的汽车用钢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为三方发挥各自优势，深化战略合作，搭建了一个更紧密、更持久、更规范的合作平台，标志着三方的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2月30日，华晨集团与鞍山市人民政府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按照“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务实落地、互利共赢”的原则，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打造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平台，结成深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华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阎秉哲，鞍山市市委书记韩玉起、鞍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孙平出席签约仪式。据悉，签约双方将在产业园、专用车、大客户、金融、原材料采购、汽车钢研发、职业教育办学等众多领域展开合作。12月31日，华晨集团电子采购平台正式开通运营。上午9点，开通仪式在华晨集团总部举行。电子平台通过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实现了规模化、电商化的一站式采购，强化采购资源共享，发挥规模效益，实行市场化充分竞争，降低交易成本。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详情

《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视角下的科技创新体系》对科技创新的三螺旋结构、三大构件及其体系的建构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述。科技创新是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协同演进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知识社会环境下的科技创新由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科技引领的制度与管理创新组成。其中：知识创新：依托跨领域专家与大众的参与，以科学研究为先导，强化知识管理、强化科学研究与教育培训及科学传播的融合；技术创新：由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双螺旋驱动，以标准化为轴心，强化政用产学研一体的需求与价值实现；管理与制度创新：以现代科技为引领，以信息化为载体的管理创新为其典型特征，强化管理与制度的重塑。在现代科技发展催生知识社会，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相融合的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2.0背景下，这三个体系也不可能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渗透，互为支撑，互为动力的，推动着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管理与制度创新的新形态，也正是科技创新三个方面的新形态即科学2.0、技术2.0、管理2.0，共同塑造了面向知识社会的下一代创新形态，即创新2.0。钱学森先生关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论对我们当前的科技创新工作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复杂性科学视野下面向知识社会的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用户为中心、需求为导向，系统梳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把握知识社会下创新2.0新趋势，以人为本，从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协同互动入手，构建政、用、产、学、研多方协同驱动的多元化科技创新系统，探讨科学2.0、技术2.0、管理2.0的结构变革特征、动态关联机制和发展演变趋势，围绕跨领域知识创新、双螺旋驱动的技术创新、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与制度创新，以科学研究为先导、以标准化为支撑、以信息化为载体全面推进知识社会下、面向创新2.0的科技创新。

这次合作达成将推动现实产学研用一体化，不断探索和深入，在新媒体领域的研究此次战略合作的达成，将推动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不断探索和深入在新媒体领域的研究。与此同时，双方还将就新媒体领域的其他合作机会进行进一步探讨。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据媒体报道，2021年4月，清华大学宣布将建设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并将以物理，化学，材料科学等学科为基础，实现电子信息、电气工程等相关工程学科的深度交融。此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发酵后，引起了网民们的广泛关注与讨论。部分网民认为，在当前这个互联网时代，工科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以单一性的模式进行发展，而是开始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也有部分网民认为，清华大学此次入驻芯片行业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卡脖子问题。而笔者认为，值此时间节点清华大学选择建立集成电路学院，学院成立的目的应该有以下几方面。一、政治方面：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相一致首先笔者自始至终认为，一所顶尖的大学它作为社会之重器，它相比于其他大学，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业培训所，而是要承载着一个社会的发展以及顶尖人才的培养。而清华大学此次建设集成电路学院，与我国的十四五规划有一定的一致性，十四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我国将以提高国家硬实力为未来国家发展目标，而在当前要以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之下，清华大学的此项决定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相一致。二、经济方面：为我国高新产业提供助力当前已经有众多高校开始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而清华大学拥有众多的研究所，甚至是下属子公司，当前在我国的高新产业发展的过程之中，它需要有一批研究院以及顶尖院校参与来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助力。而此次清华大学入驻芯片行业，它将会以顶尖的师资以及研究实力来为我国的高新产业提供助力，从而促进高新产业的繁荣发展。三、教育方面：尝试多学科一体化的交融贯通此次清华大学在消息中已经披露，将会让电子信息、仪器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机械工程等相关工程学科进行深度交融，在现在一个学科的发展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单一性的发展，而是要通过多学科的交融贯通而实现一个学科的变革性发展，因此清华大学此举它是正在尝试多学科一体化的交融贯通。也是为新工科教育打响号角。四、技术方面：携师资攻克难题在中美贸易战之中，美国对中国进行了技术封锁，而芯片行业正当其冲，而清华大学此次入驻芯片行业，将携带其顶尖师资来助力于攻克此难题，相信在此语境之下，我国定能够攻克此难题。

如何进行科技创新，答案是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环境和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这里面呢有三个要素，产学研。

1月8日，国家高层领导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为最高奖获得者颁奖。国家高层还表示，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具体措施方面，要优化科技发展战略布局，调整优化重大科技项目。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这些年，从“天眼”探空到“蛟龙”探海，到嫦娥四号，从页岩气勘探到量子计算机研发……中国科技创新取得一批“叫得响、数得着”的成果，惊艳全球。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科技创新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科技创新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五年多来，国家一直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并且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主要体现在国家强盛复兴、现代化目标、发展全局等方面，一起来看一下。-01-强盛 复兴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2018.5.28，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科技创新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02-现代化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17.10.18，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03-发展全局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2016.5.30，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科技创新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04-重要性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 2016.5.30，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05-企业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2016.5.30，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科技创新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06-市场要加快完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管理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动科技创新强大合力。（ 2016.5.30，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科技创新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科技创新 三大关键科技创新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近期，新华网也发文表示，“科技不强不足以言未来，人才不强不足以言未来，创新不强不足以言未来！”未来，科技创新的关键是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闯关突围，助推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关键一，未来科技创新，一定是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不动摇。关键二，打破科技体制的束缚，释放更大人才红利。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8.47%，科技人力资源超过8000万人，如何充分激发八千万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是重点。关键三，加强全球科技合作，是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心声。世界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和挑战，扩大对外开放共享创新成果是未来的巨大趋势。科技创新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新时代的互联网金融，也通过科技创新水平，逐步提高传统金融的服务效率，包括龙光金服在内的新兴金融力量，也伴随全面深化的科技创新，牵引金融行业

合作机制是指科技合作系统里各参与方之间相互联系的工作方式与运行内容，即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参与各方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顺利进行，从而实现资源的交换和共享。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合作，是发达国家在知识的转让方面的重要特色，不仅将知识和新技术迅速地扩散，而且也有效地保证了对于科研的持续正向激励。国外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合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李征峰，熊超，2002）。（一）科学园区模式科学园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了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作为科学、教育与工业结合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科学园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斯坦福研究园和苏联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之后，它们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科研成果转化的集结地，依靠智力资源开发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强烈影响，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美国成功地建立了许多科技园区，加速了美国科技成果转化领先于世界的步伐。1951年，举世闻名的硅谷建立，硅谷是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高技术密集区，孕育了享誉世界的现代科技文化。科技园区的创立，成为人才的孵化器，为致力于创业的有志者提供了技术、信息和资金的保障。它一方面扶持大学创办各种高技术开发公司，加快大学科研成果向产业的转化过程；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在那些有应用前景并能在较短时间内开发出高技术产品的科研项目进行研究。这种创新中心一般由NSF（国家科学基金）资助，创新中心通过多种方式扶持这些高技术公司，旨在帮助高新技术公司尽快将其科研成果产业化（郑立文，冯英娟，2003）。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成果产业化道路的探索上都致力于科学园区设施的建立与各项规章制度的完善，为科技成果转化注入催化剂。英国的科学园是根据企业规模大小、成熟度高低的顺序依次进入创新园、科学园和企业园。这些企业大多依托一流大学形成一个产业群体或者簇群，集群之中的企业不是相互竞争关系，而是相互依托、互生互存、共同促进的新型企业生存方式。除斯坦福研究园、剑桥科学园等少数科学城是在综合研究能力极强的大学基础上建立的以外，多数科学园区都是由若干个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组成的，通过聚集效应提高高科技开发能力，如法兰西科学城集中了法国60%的大学和43%的科研机构，共有3万多科研人员和8000多家高科技公司（李征峰，熊超，2002）。为了产生集群效应，日本政府出资在全国建立了筑波大学科学城、关西科学城、横滨市高新技术园地、九州七县的高新技术园等合作研究的场地（徐鹏杰，2010）。另外，德国也非常重视利用高技术园区的建设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自1983年起，德国政府制定了新技术创业企业促进规划，创建技、工、贸、金四位一体的高新技术科技园区80多个，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万金荣，2006）。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的设立，既培养和积聚了大批新的科技人才，又促进了大学教学模式的变革，而且最主要的是集约、规模、快速地促进了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产品的研发。科学园区的规划一般由国家、地方、国家与地方联合或者有条件的大学来承担。科学园区建设资金的来源有各种渠道，包括政府拨款、工业界资助、民间集资、风险投资、外国投资等。许多国家在建设科学园区进程中，都十分重视通过制定专门的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科学园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如房地产租售优惠、设备折旧优惠、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外资引进优惠等，还有的国家为投资者提供一系列的技术服务咨询和行政帮助。（二）科研机构自办公司模式科技成果与产业化还有一段距离，仅仅转让给企业或利用技术创办一家新型科技企业，技术成果并不一定能得到顺利转化。为此，许多国外的科研单位，尤其是高校都自办公司，积极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在美国，很多高校的科研人员离开学校自己建立公司，开发自己的科研成果，依赖现有公司的各种有利条件来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即所谓的“高校派生企业公司（Academic Spin of Firms）”。因此，美国高校的企业活动往往是个人的创业行为，校办科技企业并不多。除此以外，美国政府对于大学的财务运作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一些名校都拥有巨额财产和基金。哈佛大学资产年报酬率高达20%以上，其中占基金1/3的国内股的投资报酬率为38.5%；耶鲁大学还成立专门商业机构促销研究成果，仅此一项1998年获利4000万美元（李征峰，熊超，2002）。在德国，大学支持和帮助师生创办公司。柏林工业大学技术转让处经常举办培训班，给学生传授自己当老板的经验及必要的知识，了解法律程序等。大学支持愿意创业的毕业生开办自己的公司，在初创两年内可以给学生提供用房、仪器设备等优惠条件，教授在他们的公司开业初期可以给予咨询。巴伐利亚州促进新公司成立的法规规定，大学的师生创立新公司，可以有1/2的时间做公司的事情，工资可以由大学提供，在半年以内该公司可以免费使用大学的设备等（迟宝旭，2005）。在澳大利亚，全国36所公立大学中已有34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公司来销售各种研究成果或通过国内外培训增加收入。1996年，由澳大利亚高校经营的大约50家商业性实体，其总收入超达2.8亿美元，1997年的收入达到前三年总和的两倍。（三）中介搭桥模式中介搭桥模式就是利用专门的中介组织，帮助科研单位科技成果向产业界转化。英国教学公司是由英国贸工部、环境部、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等共同组建的中介机构，其目的是帮助高校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目前，该机构已与近百所大学建立科研联系。英国近一半的大学还设有多学科研究中心，专门从事促进高校与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技术转让和培训等方面协作关系的工作，如剑桥大学1973年就成立了沃夫森产业联络办公室，协调帮助各院系和个人建立同产业界的合作，并衍生出许多高科技企业。美国和德国也不例外，美国多数大学建有技术转让机构，充当大学向产业界技术转让的桥梁。德国的中介服务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各个行业的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促进研究成果尽快在实际中应用。日本也于1998年成立了第一家高科技孵化中心股份公司，其注册资金1000万日元，全部由东京大学教师出资。此外日本还在多所国立大学建立了与社会联合、合作为业务的“研究合作处”（李征峰，熊超，2002）。（四）研企合作模式研企合作是科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内在需要，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各国在研究院与企业合作实践上各具特色。合作的方式大体分为合作研究和委托研究两种。英国、美国的科研单位多数是通过联合聘请教授和科研人员、资助研究发展项目和相互提供服务等形式与企业界建立广泛联系。在英国，大学接受企业的资助，开发应用科研成果，促进科研成果向经济界转化。美国的合作研究方式大致分为4种：①单一的工业企业对大学研究计划提供资金，工业企业则有权在大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制工作。②公司对大学研究计划提供资金，联合研制，共同取得成果。③工业-大学联合建立实验室，实验室共用。④大学-工业合作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许多大学设立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简称IUCRC，为了加强跨学科与高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开发，80年代又在大学建立工程研究中心，简称ERC。这种研究中心以企业为主体，企业提出课题需求，进行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并获得政府研究基金的资助。如曼彻斯特大学聚合体研究中心于1980年由曼彻斯特大学和14家大企业联合成立，这些大企业提供了该中心所需经费的50%以上。当今美国的合作研究中心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研体制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开发“大科学”工程中起着领导作用。在日本，合作研究被称为共同研究制度，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和民间企业的研究人员利用企业提供的经费，对共同的研究课题在对等的基础上开展的联合研究。如日立、日本电气、富士通公司和东京大学合作进行集成电路和中央演算装置的开发。接受企业的委托研究在日本被称作委托研究制度，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不妨碍各自教学科研的情况下，接受民间企业委托的研究课题，利用企业提供的资金进行研究。在德国也存在类似的合作，高等学校接受企业的科研任务，与企业进行“合同研究”，为企业的生产需要服务。如亚深高等工科学校的机床研究所，每年都能从工业部门取得科研经费的1/3。（五）“官产研”三位一体模式官（国家科研机构）、产（企业）、研（科研单位）三方面的科研，由于性质和任务不同，其内容和侧重点也不一样。科技力量这种分工的弊端是各自为政、互相隔绝，尤其对国家重大科研课题不利。对此，一些发达国家促成三方面的合作，以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组成最佳联合攻关队伍。如德国的弗朗霍夫协会就是在政府机构、科研组织和企业群体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官产学研”一体化组织。该协会的经费来源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企业界，各自承担1/3。其主要从事理论、应用及开发研究，所承担工业研究课题的60%受中小企业委托。该协会的研究成果已经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杨萍，张源，2010）。日本的“官产研”三位一体，是以政府科研机构为主导，以企业科研力量为主体，吸收大学参加的三结合体制。日本政府鼓励与引导产学研结合，积极采取扶持政策及鼓励措施，为科研成果拥有者与有意进行技术开发的企业牵线搭桥。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与咨询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有研发价值的科技成果，向企业推荐并协助开发。为促进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共同研究，自1987年起，日本文部省首先在国立大学设立“合作研究中心”，为产学合作提供固定的场所和必要的研究条件。可以说，日本的“官产研”三位一体，不仅促进了日本科技水平的提高，缩短了科研成果到产品开发的时间，而且培养了一批新技术人才。在美国，一些高新技术、尖端技术项目开发难度大、耗资大、风险大，不是个别企业哪怕是大公司能胜任的。受阿波罗计划和欧洲空间计划的影响，由美国若干大公司合资，联合有关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组建并成立的研究开发集团应运而生，有力地促进了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政府及中介组织的合作。国家实验室于1974年建立了“新技术转移联合体”，成员有300多个国家实验室和几个政府部门及部分工业企业，其主要任务是要通过信息交流，帮助工业界寻找合适的研究开发伙伴，建立示范项目，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倪力亚，1996）。除了以上几种合作模式外，一些国家还充分利用国外的优势资源，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美国通过政府间合作、民间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以及获取来自国际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国际基金会的资助等方式，广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日本也与瑞典、英国的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诺丁汉大学建立了国际交流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电子学方面的尖端科学研究。官方服务官方网站

产学研一体化是威高的发展战略，双方合作对提高威高自主创新能力，研发行业一流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加快科技成果推广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