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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曾随合一”说,人们还有什么解释曾国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的冲突?

听心
业报
第二种看法是说随国灭曾国、延姬姓宗嗣。早期曾国已被楚所灭,楚灭随以后,又在随地分封了一个曾国。据文献记载,随州及其附近地区在春秋和战国初年为随国之地,系西周天子所封的姬姓诸侯。根据青铜器铭文,有一个曾国也为姬姓。

2017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公布后项目负责人揭示了哪些亮点?

仁也
死生存亡
在1月16日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揭晓了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6个入选项目,分别为: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郡东周遗址、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主办方邀请了以上六个项目的负责人,就相关考古新发现作学术报告,并邀请专家现场点评和组织讨论。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45000年前,阿勒泰地区是草原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距今45000年左右,为当时古人类生活居住之所。通天洞遗址它是在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在这里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石制品与大量动物骨骼碎片。目前已鉴定出这些骨头属于食肉类、兔类、羊、驴、犀牛、棕熊以及鸟类等小动物。专家表示,这些动物骨头说明,生活在这里的人类是以狩猎为主的;也说明,当时这里应该也是草原,这些猎物是他们从其他地方获取后,带到洞内的。动物骨骼破碎程度较高,有明显的切割、灼烧、敲击等痕迹,专家分析,这种“敲骨吸髓”可能是当时的人类在食物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对骨脂骨油需求而采取的一种行为。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遗址区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墙和壕沟遗存,城墙的年代不会晚于大汶口文化晚期,专家介绍,焦家遗址应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焦家遗址出土的随葬陶器遗址范围内发现215座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表现出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部分大型墓葬不仅规模大、随葬品数量多、棺椁齐全,墓葬规格高,而且随葬的陶器、玉器精美,随葬品丰富,还有彩绘陶器和黑陶杯等。随葬品很多已具礼器性质。种种迹象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已经产生并不断强化。城墙和壕沟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焦家遗址是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焦家遗址作为该地区大型的中心聚落遗址,也为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找到了重要的源头。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莫非这里是曾国都城位于湖北荆门市京山县的这处遗址,是一处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特别的是,在这里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发现的79号墓(局部)目前已清理墓葬106座、车马坑2座,墓葬保存完好,几乎没有被盗,已发现青铜礼器500余件,大多放置有序,组合关系明确。有铭青铜器多达50余件,其中多篇铭文涉及重要史料。遗址内分布的铜矿炼渣遗迹达30万平方米,检测结果与初步研究表明,铜渣主要是当地铜矿的炼渣。大面积的冶炼遗存、出土铜锭与厚重的青铜器以及“曾伯桼”器群关于“金道锡行”的记载等资料,展现了曾国青铜器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为曾国青铜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苏家垄遗址是与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擂鼓墩等地点并存的曾国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建构了传世文献中并不明确的曾国,并使之成为周代物质文化面貌最为明晰的诸侯国之一。墓地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九鼎、埋葬七车的车马坑,以及规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这里或许就是曾国的都城。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郡东周遗址——北方戎、狄族群的贵族墓地初步认定该遗址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贵族墓地和战国前期居住址。该遗址的墓葬以积石墓数量为多。专家介绍,积石墓一般是就地取材,用鹅卵石砌壁并封顶,这是戎、狄等北方游牧民族埋葬习俗之一。这里以前有河道,鹅卵石较多。已发现最深的积石墓,离地表有7米多。河北行唐故郡东周遗址车马坑里用海贝装饰的马车马坑特点鲜明,尤其是坑中的车与马都有非常华丽的装饰。比如二号车马坑中有四辆车,每车配的四匹马均是杀死后安放至相应位置。车的表面或以红黑、红黑白色漆绘,或贴饰金箔,还有骨泡、骨贝、海贝、包金铜泡等装饰。车马坑前设有单独的殉兽坑,坑内分层埋放大量牛、羊、马的头和蹄,形制独特,是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故郡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冀中地区同期考古空白。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穴居人群竟是农耕高手该遗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距今5800至3500年。在距今5300至4600年的地层中,出土了近6万粒植物遗存,以植物种子为主,分别属于38个不同的植物种类。其中93%是农作物,品种以水稻和粟、黍为主。另外,还发现有梅子、柿子、猕猴桃、葡萄等鲜果类。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炭化黍粒考古队还在山顶发掘区发现了蓄水池遗迹。专家表示,这说明先民们已掌握相对先进的农耕技术,不仅会种田,而且懂得灌溉。而通常人们认为穴居人群是以狩猎为生的。作为典型的洞穴遗址,这里却出土了异常丰富的农作物遗存以及相关的农田杂草遗存,说明这些农作物并非通过交换得来,而是自己种植的。这一现象给古代穴居人群的生业形态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皇家修建的山神庙此处遗址的性质,有过不少说法。此次,根据出土的玉册,可以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庙故址。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出土的陶兽头其整体布局与以中岳庙(嵩山)、西岳庙(华山)等为代表的宋金时期皇家山岳祠庙非常相似,凸显了其规格之高。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禅五岳之举,始封长白山神为“兴国灵应王”,并在长白山北侧建庙奉安,春秋之际派遣官员前往祭祀。金明昌四年(1193 年),金章宗为了表达对长白山的崇敬,又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帝”。宝马城选址经过精心考量,占有区域内最为高敞的地利,城内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天气晴好时,从宝马城南眺,长白山主峰尽收眼底,优越的视廊无与伦比,体现了其超然的地位。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东北地区辽金时期乃至全国历史时期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的国家山祭遗存。

近两年重大考古发现有哪些

外以乱人
说也
其实近年还有很多考古发现,只列举下面几例:2010年度古新发现:“南澳1号”明代沉船:“南澳Ⅰ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它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以陶瓷为例,沉船中大量的漳州窑系产品极富特色。由于漳州窑的属性,目前国内传世与出土的器物均不多见,窑址发掘亦多为残件;本次发掘不仅提供了品种极为丰富的成品,同时也填补了16-17世纪间大航海时代我国海外贸易政策转变、东南沿海经济结构变化等资料的空白。2011年考古发现:河南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老奶奶庙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南郊、二七区侯寨乡的樱桃沟景区内。在50平方米发掘范围内,发现3000多件石制品、12000多件动物骨骼及碎片、20余处用火遗迹,以及多层迭压、连续分布的古人类居住面。这处新发现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当时人类在中心营地连续居住的活动细节,同时也发掘出土一系列与现代人行为密切相关的文化遗存。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将近年来在嵩山东南麓调查及发掘的数量众多的旧石器地点完整地连接起来。这些地点既有临时活动场所,也有长期居住的中心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以及摆放石堆与大象头骨的特殊活动遗迹。其分布明显成群组聚集,构成多个以基本营地为中心,各类临时活动地点成放射状分布的遗址群。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新发现确切证明,早在距今3~5万年前中原地区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与复杂的栖居形态。2012年考古发现: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辽上京城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由皇城(北)和汉城(南)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西山坡是上京皇城西南的一处自然高地,也是全城的制高点,尚存三组东向的建筑基址。其中北组的中部偏后,有三座地面保存较高的圆台形建筑基址,编号为YT1、YT2和YT3。根据发掘的遗迹形制和遗物可知,YT1应是一座砖木混合结构的六角形佛教建筑基址。于辽代始建,至少进行过两次大规模修筑,金代以后才逐渐废弃。YT2和YT3可确认是六角形塔基,二塔基的包砖、散水的做法和规格均与YT1相同。本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辽代都城遗址考古。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可以确认西山坡是一处辽代始建的佛教寺院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大。佛寺北组为东向的长方形院落,四周有院墙。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为大型的六角形砖木混合结构建筑(YT1),左右两侧对称布置小型的六角形砖塔(YT2、YT3),前有小型建筑基址和广场。YT1建筑结构特殊,柱础雕刻莲花纹、龙凤纹,出土刻画写实、彩绘贴金的泥塑造像,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座基址的等级和功能。这次发掘成果确认了西山坡建筑遗址是佛教寺院的建筑性质,对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形制布局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本次考古新发现为研究辽代考古、历史、佛教和建筑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2013年考古发现: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地点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工作,共发掘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墓葬均早期被盗。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分为有底箱和无底箱两类。墓葬方向和大小相近。方向为南北向,椁室长5~7米、宽3~4.5米、高2~2.2米。共出土遗物620余件,其中陶器有罐、鼎、盆、钵、瓮、壶、井、灶等;漆木器有耳杯、奁、几、盘、盒、木俑、马、璧、杖、器座、案、半圆形器、织机模型等;铜器有弩机、带钩、扣饰、钱币有“半两”和“五铢”;另有少量铁器、竹编器、草(棕)编器等。重要收获有M1出土的50余支木牍、M2出土的玉质印章和4件竹木制织机模型、M3出土的920余支(编号数量)竹简及人体经穴漆人像等。M1出土木牍书写内容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类。M3竹简为医简,经初步整理,医书暂定名为《五色脉诊》《敝昔医论》《脉死侯》《六十病方》《病源》《经脉书》《诸病症侯》《脉数》《医马书》。墓葬年代初步推测为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出土四部织机模型应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综多蹑织机,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研究的空白;首次在四川出土的医简是继马王堆之后出土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医简医学文物。2014年考古发现: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磨刀山遗址位于广东省西部云浮市郁南县。该遗址是广东省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类型遗址。4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取得突破性收获——这里是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这一发现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将该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数十万年前,是广东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该遗址的发现既是岭南及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为华南乃至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国际热点课题提供了重要的新契机。2015年考古发现:郭家庙曾国墓: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郭家庙曾国墓地位于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墓地,总面积120万平方米以上,分为郭家庙曾国墓地和曹门庙墓区。郭家庙墓地分布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山岗上,北岗为郭家庙墓区,南岗为曹门湾墓区,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以上。墓地东距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1公里,西距九连墩战国楚墓群1.5公里。  2002年和2014年对郭家庙墓地的两次发掘,证实这一墓地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2014年的考古发掘,因其重大的学术价值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次展览是首次将2002年和2014年郭家庙墓地的发掘成果展出。郭家庙曾国墓地与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峰塔曾国墓地、擂鼓墩曾国墓群共同构建了曾国考古学的年代序列,为研究曾国历史与周代封国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考古发掘是指为了科学研究,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根据发掘计划,对埋藏文物的地方、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进行调查、勘探和发现、挖掘文物的活动或工作。考古发掘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曾乙侯在战国的地位,以及那时的历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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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乙侯是战国曾国君主。曾国与史书中的随国一国两名,始祖为赫赫有名的周朝开国大将军南宫适(括)。曾国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考古发现曾侯乙生于公元前475年或稍晚,约在公元前463年前后成为诸侯王,在位约三十年。出土文物表明,曾侯乙生前非常重视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兴趣广泛,同时也是擅长车战的军事家。扩展资料:曾侯乙墓呈“卜”字形,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无墓道,南北向,墓坑南北长16.5米,东西宽21米,深13米,面积为220平方米。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guǐ,音轨)和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九鼎八簋应为天子使用,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在后期已经出现裂缝,以及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曾侯乙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曾侯乙墓

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其觉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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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石鼓山墓地经过两年发掘,发现商周墓葬15座,出土文物230余件(组),其中的高领袋足鬲改变了以往此类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观点。出土的92件青铜礼器与26组铭文及族徽符号格外瞩目,特别是青铜礼器中的两座超萌的牺尊,似鹿似羊,憨态可掬 。2、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  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是继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发掘后随州发现的又一重要东周墓地。众多“第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第一次发现曾国车马坑,第一次发现“亚”字形墓葬,第一次发现春秋中晚期失蜡法铸造法的直接证据;第一次出土“随”字铭文铜戈 。3、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 2012年2—7月和2013年9—10月,山东省考古所等单位对纪王崮两座春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一号墓出土文物近200件(组),最大特点是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岩坑中非常少见。墓葬规模大、规格高、结构特殊、出土遗物丰富,对研究墓葬制度、考古学文化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4、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是战国楚至宋朝益阳县治,其延续时间之长、保存遗迹之丰、出土文物之多极为少见。遗址古井中出土简牍1.5万余枚,十分罕见。秦二世元年文告为认识秦二世提供了新资料,“张楚之岁”觚是考古发现简牍中唯一的张楚时期实物资料 。5、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 成都考古所和荆州文保中心对金牛区老官山一处西汉墓地进行抢救发掘,出土50余支木牍和4件竹木制织机模型、920余支竹简及人体经穴漆人像等。织机模型填补了丝绸纺织技术研究空白,出土医简是继马王堆之后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医简医学文物 。6、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2012年6月至2013年10月,洛阳考古院对汉函谷关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墙、道路和建筑遗址等,基本明晰了遗址布局。此前关隘遗址考古资料匮乏,此次发现为关隘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不仅为遗址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丝绸之路申遗提供了支撑 。7、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 渭桥遗址经过一年多的发掘,发现3组7座渭河桥,其中以厨城门一号桥为中心,在东西400米的范围内高密度发现5座大型桥梁,这在考古学上尚属第一次。一号桥不仅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木梁柱桥,也是丝绸之路从汉长安城出发后的第一座桥梁 。8、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 2013年3月扬州市一房地产建设项目发现两座砖室墓。M1出土“故随炀帝墓志”1合,蹀躞(dié xiè )金玉带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件最完整的十三环蹀躞带;M2出土的青铜编钟、编磬是迄今国内唯一隋唐时期的实物。考古发掘确认墓葬为隋炀帝与萧后最后埋葬之地 。9、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 四川省考古院等单位对石渠县境内早期石刻开展调查,发现3处保存良好的吐蕃时期石刻群遗存:须巴神山石刻群、白马神山石刻群、烟角村石刻,为唐蕃古道走向或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的考证提供了新的论据,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走向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 。10、江西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 景德镇南窑唐代遗址考古发掘全面揭露了一条长达78.8米龙窑遗迹,是迄今为止发现最长的唐代龙窑遗迹。尤为独特的是,发现了以往龙窑遗迹未见的方形减火坑技术。此前景德镇发现的最早瓷业遗存是10世纪晚唐五代时期,南窑遗址将这一时间大大提前 。

春秋时代的随国为什么又称为曾国

父子泪
虽然“曾随合一”说的和者甚众,但持异见者也不乏其人。大致说来,这些意见有以下几种: 1、曾即是曾,随即是随,二者不可混同,至于何以不见随国遗物,有待今后考古发现。杨宽、钱林书:《曾国之谜试探》,《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2、曾灭随,据其国土。顾铁符:《笔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见随国百度百科,有详细解释。

曾侯乙墓和海昏侯墓,哪一个意义更重大?

禁运品
无毁无誉
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周王族诸侯国中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的一座墓葬 ,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guǐ,音轨)和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九鼎八簋应为天子使用,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在后期已经出现裂缝,以及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xiù,音秀)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整体来说,曾侯乙墓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都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而且具有不一般的意义,分别作为常设展览在湖北省博物馆和江西省博物馆进行展出。但我更看好曾侯乙!首先要知道,迄今为止,发掘的战国时期的王侯级大墓的数量,远逊于已发掘的西汉时代的王侯墓。但是,战国时期的王侯是有真实权利的,而西汉时代的王侯权利一直在下降。然后,无论是战国还是西汉时代的大墓,也大都难逃十墓九空的结果,几乎只要是未被盗掘的高等级大墓,都能成为“震惊考古界”的发现。稍微捋一捋战国时代的已发现发掘王陵大墓:燕国的未发现,齐国的未发掘,赵王陵没有完整发掘,魏国固围村王陵发掘时基本被盗一空,韩国王陵级胡庄大墓发掘仅发现几十件文物,秦王陵大都没发掘,唯一打开的神禾塬大墓几乎也是空的,楚王陵没有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李三孤堆的青铜器虽然被抢救到博物馆,但发掘信息太差,毕竟盗墓者只管钱,哪里会管出土文物信息,东周王陵一样,文物被盗出境,发掘信息模糊并且古怪,现在连哪些算是金村出土的也搞不清,都是拜国外盗墓者所赐,国内同样发掘信息较多的战国王陵级大墓,除了曾侯乙墓外,也就中山王陵可以相提并论,但是,中山王陵之所以还有大量文物幸存,是因为其储藏室和墓室不连通没被盗墓贼发现才得以保存,所以墓室内原本的文物信息也近似于无,因此,曾侯乙墓的地位实在是太高,能有这样一座保存了大量文物信息的高等级墓葬幸存于上千年的盗掘,到现代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实在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大幸。仅供参考

“曾侯乙”是谁? 他有什么故事?

进乎技矣
焉往
曾侯乙,姬姓,氏曾名乙。生卒年不详(据考古发现推定,他大约生于公元前475年,卒于公元前约433年),史籍并无其人记载。是中国战国时期南方姬姓曾国(即姬姓随国)的国君。此曾国与史书中的随国一国两名,始祖为赫赫有名的周朝开国大将军南宫适(括)。曾国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1978年,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区西约一公里处的擂鼓墩,考古工作者对其墓葬(后来证实)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等,同时出土文物还有大量兵器、乐器、铸造精良的漆器、青铜器等,共15000多件,其中9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出土的文字材料说明曾侯乙是一位名乙的曾国诸侯王。从楚惠王送给他的一件青铜镈上的三十一字铭文看,曾侯乙死于公元前433年或稍晚,通过对其尸骸的碳14测定,可以推定曾侯乙的死亡年代在公元前433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他死时年龄在42--45岁之间。综合考察其他材料,曾侯乙应当生于公元前475年或稍晚,约在公元前463年前后成为诸侯王,在位约三十年。出土文物表明,曾侯乙生前非常重视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兴趣广泛,同时也是擅长车战的军事家。扩展资料“通过近几年在随州境内的文物考古发掘整理,我们接连发现了几段重要铭文,其中曾侯乙编钟上的180多字的铭文清楚表明曾、随是同一个国家,破解了困扰史学界36年的‘曾随之谜’。” 这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随州叶家山西周曾侯墓、文峰塔东周曾侯墓考古发掘领队黄凤春在20日召开的湖北省政协“随州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界别协商座谈会暨重点提案督办会透露的。曾侯乙编钟上还有段铭文:“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乙曰:伯适上通,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庀淮夷,临有江夏。”其意为,曾侯在追溯他的先祖伯括,即南公。南公适(括)受到天子重用,辅佐文王和武王,完成了攻打殷商的使命,最后安定了天下;周王派遣南公到南方经营疆土,警戒淮夷,监视江夏的异动。 黄凤春称,“伯适”指的是西周重臣、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适。铭文的意思是,南宫适得到周王重用,辅佐周文王、武王,灭殷平定天下,周王即分封南宫适,到南方营建城址。将这两段指向南公括的铭文,与史书文献记载相对应,可以推定曾国是西周早期被分封到南方的姬姓侯国。另外还有一件钟的铭文说道,“曾侯乙曰:余稷之玄孙。”稷,为后稷,是周人的祖先。有关曾国姬姓的争议,到此就可以尘埃落定。黄凤春说:“铭文出自曾侯墓,周王分封的是曾国,受封地在今随州地域,也就是史书记载的随国。”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曾侯乙 (战国曾国君主)

为什么出土了举世闻名的编钟,但史籍无"曾国"的的记载?

乐而非乐
浪男队
‍‍关于曾国的事情,分歧比较大。曾侯乙墓是出土于随州西两公里的地方,其年代是战国早期。这一带在传世文献中,是随国的地盘。但是偏偏传世文献没有出现过有关曾国的任何记载。所以就引发了曾侯乙之“曾国”到底是不是传世文献中提到的随国的大讨论。参与这场讨论的人非常之多,许多著名学者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主要分为了两派,一派认为曾国就是随国,一派认为曾国和随国是两个国家。持前一派观点的学者包括李学勤、石泉等人。李学勤先生在《曾国之谜》和《论汉淮间的青铜器》两篇文章中认为,曾国就是随国。石泉先生则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中发表了赞同的意见。这一观点为许多学者所承袭。那么如何解释在随州附近出现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呢,毕竟从春秋中后期开始,随国便已经沦为楚国的附庸了,何来如此之大的经济实力。对此,李学勤先生提出,可能是在吴国入侵楚国时,随国为楚昭王提供了庇护,为了表示回馈和报达,楚王提高了曾侯(随侯)的待遇。当然,也有不同意这种说法的,比如杨宽先生就认为曾国和随国不可能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名字。他的主要论据在于,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曾国的国都在西阳,即今河南光山西南,并不在随州。且从曾国的墓葬等级来看,其在战国初期当仍然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并未沦为楚国的附庸。在排除了曾国就是随国的观点后,杨宽先生提出曾国就是文献中的缯或鄫。而近年来,随着随大司马戈等随国青铜器的出土与问世,对解决曾随关系问题也提供了新的材料,武大的张昌平教授就据此认为,曾国和随国仍当是两个国家。这个问题目前尚且无法下定论,只能期望有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提供更多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