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机床研究所

北京机床研究所全资、控股或参股的投资实体有：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公司、北京工研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精密天工滚珠丝杠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北京发那科数控工程有限公司、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北京机床研究所已经和正在组建的国家级、行业级中心有：国家超精密机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精密超精密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机械工业柔性制造工程研究中心、机械工业精密制造工程研究中心。北京机床研究所承担的行业技术服务工作主要有：全国金属切削机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全国工业机械电气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全国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中国机床工具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生产工程学会秘书处。创刊于1951年的机床杂志社也设在北京机床研究所，编辑出版《制造技术与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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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公司”是北京机床研究所在实施债转股后成立的新公司。公司由北京机床研究所、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于2003年12月30日正式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黄正华成立时间：2003-12-30注册资本：45030.89万人民币工商注册号：11000000637768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地址：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强云路6号院3号楼301室详情官方电话官方服务官方网站天眼服务

北京工研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是2006-09-20在北京市顺义区注册成立的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A区天柱西路22号。北京工研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110000794051239H，企业法人黄正华，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北京工研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制造数控机床、精密超精密机械及功能部件；研究开发数控机床、精密超精密机械及功能部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劳务服务；信息咨询（中介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在北京市，相近经营范围的公司总注册资本为410904万元，主要资本集中在5000万以上和100-1000万规模的企业中，共650家。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优秀。通过百度企业信用查看北京工研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和资讯。

超精密加工的发展状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精密和超精密制造工程是适应前沿高技术发展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个国家重要经济和技术实力的体现，是其它高新技术实施的基础。精密和超精密加工范畴划分的界限见表1。 表1 按加工精度划分加工精密度级别　 普通加工 精密加工 高精度加工 超精密加工 极超精密加工 加工精度(μm) 100-10 10-3 3-0.1 0.1-0.005 ≤0.005 超精密制造技术是当前各个工业国家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各技术先进国家在高技术领域(如国防工业、集成电路、信息技术产业等)之所以一直领先，与这些国家高度重视和发展超精密制造技术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超精密制造技术是随着测量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Renishaw、Heidenhain及SONY等公司发展了分辨率均可以达到1nm的测量元件；美国HP公司、英国Taylor、美国zygo等公司的测量仪器均可以满足纳米测量的需求。 超精密制造技术在国际上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如人造卫星用的姿态轴承和遥测部件、被送入太空的哈勃望远镜(HST)、飞机发动机转子叶片等；与集成电路(IC)有关的硅片加工(要求硅片的加工表面粗糙度Ra一般小于2nm，最高要求达0．1nm)；此外光刻设备和硅片加工设备的精度要求到亚微米和纳米级。导弹惯性仪表的精度、激光陀螺仪的平面反射镜的精度、红外制导的导弹反射镜等，其表面粗糙度均要求达到纳米级。另外，光学非球曲面零件面形制造精度要求已达 λ/(30—50)，表面粗糙度要求≤0．5nm。 超精密制造技术的发展状况 1962年美国Union Carbide公司研制出首台超精密车床。在美国能源部支持下，LLI实验室和Y—12工厂合作，与1983年成功地研制出大型超精密金刚石车床(DTM—3型)。该机床可加工最大直径￠2100mm，多路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分辨率为2．5nm。1984年，LLL实验室成功地研制出LODTM大型金刚石车床。该机床可加工的最大直径为￠1625mm x 500mm，重量1360kg。采用的双频激光测量系统分辨率为0．7nm，其主轴静态精度为：径向跳动≤25nm，轴向窜动≤51nm。LLL实验室这两台机床是目前公认的国际上水平最高的超精密机床。 CUPE(Cranfield Unit for Precision Engineering)研制的Nanocenter超精密车床已批量生产，其主轴精度≤50nm，加工工件的面形精度≤0．1μm。 Taylor公司兼并了Pneumo公司以后，批量生产Nanoform 250超精密车床，产品占据了国际超精密加工很大部分应用市场，是技术领先的产品。 进入90年代以后，超精密铣磨和抛光技术在几个发达国家竞相发展，个别实验室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其中包含的纳米制造技术，受到很大的关注。开发超精密铣磨和纳米抛光制造技术较好的公司及机构有：美国M00RE公司、英国的TAYL0R、德国的ZEISS、LOH、SCHNEIDER、日本的NACHI、TOSHIBA、荷兰的PHILIP等。 国内有许多单位在从事研究和生产超精密加工设备和仪器，如：北京机床研究所、清华大学、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303所等单位。 北京机床研究所生产的超精密机床特点是：主轴性能好，精度可以达到20-50nm，刚度可以达到350N/μm；溜板直线性≤0．1μm/200mm；加工件表面粗糙度值小，车铣表面最好可以小于1nm；运动系统分辨率高，可以达到纳米级；商品化程度高。机床类型包括：JCS—027超精密车床、NAM—800超精密车床、SQUARE300超精密铣床和SPHERE 200超精密球面加工机床等。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的超精密机床型号为HCM，主轴精度≤50nm，径向刚度220N/μm，轴向刚度160N/μm，导轨Z向(主轴)直线度≤0．2μm/100 mm，X向(刀架)直线度≤0．2μm/100mm，X、Z向垂直度≤1"，加工工件精度形面精度(圆度)≤0．1μm。 超精密制造技术将沿着三个方向发展：(1)在尖端技术和产品的需求下，开拓新的加工机理，进入到纳米级和亚纳米级加工精度。(2)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下，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如汽车制造、计算机、通信网络、光盘、家用电器等均紧密依赖于超精密制造技术的支持。(3)现代制造技术的发展，学科交叉、复合加工技术的特点日益突出，精密加工和超精密加工不仅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而且会以的交叉学科形式出现，甚至形成新的学科。例如：精密特种加工技术、纳米制造技术等就包含了多种学科。超精密制造技术的发展将促进国民经济主要领域和高技术各相关领域的发展。

前言: 中国并不是没有高科技。 2005年底，美国联邦政府的智囊机构———哈特森研究所发表的《中国向前跳了一大步》的科技竞争力报告认为，在科技以及军事方面，中国开始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甚至由此引发中国“科技威胁论”。 但高科技如何转化为生产力，这是一个时代的使命。 自1988年实施火炬计划以来，中国做了大量的科技投入，但有多少科技成果真正应用于生产、服务于社会，而不是束之高阁？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以市场换技术、以政策换资金”，引进外资以期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但这究竟换来多少技术外溢？目前的情况是，许多高新技术行业为跨国公司所掌控，中国企业的整体技术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仍不容乐观。以致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发出中国高科技只是一场“幻象”的惊人之语。 究竟是郎教授过于悲观？还是…… 讨论这个问题并无现实意义。诊断病因、寻求出路，才是正道。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与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举办天下论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郑国汉、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徐岩，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IEMBA课程协调中心副主任林智生、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促进局副局长冯海、中信集团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总经理助理崔冠杰与四川自贡长征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仝捷各陈己见，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现状与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论坛由本报记者李振华主持。(文/马娟) 本报记者 马娟 李振华 北京报道 “郎教授错了” 主持人：不久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新书《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中说道，“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企业”。而实际情况是，自1988年国家实施火炬计划以来，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家扶持下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各位嘉宾对郎教授的论断有何看法？ 郑国汉：我觉得郎教授只是财务方面的专家，他来判断中国有没有高科技，胆子够大。中国神舟飞船可以上太空，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可以做到，说中国没有高科技这句话站不住脚。但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比其他发达国家相对落后这是事实。 什么是高科技产业？国外也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大概就是研发投入要占较高比例，或者说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的某些产业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只不过规模不大。比如思科已经把华为作为一个国际对手，这说明华为不可能与其差很远，假如思科是高科技企业，那华为也应该是。所以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肯定是相对落后，但说完全没有，这个话说是过头的。 冯海：郎教授的说法太武断，如果说中国在某些领域没有占领高端，某些领域不如美国，这是可以的，但是笼统的说中国没有高新技术，这完全不值一驳。袁隆平的水稻栽培技术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王选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拍技术在世界上也占了85％到90％的市场，中国还有氢弹、原子弹、航天科技，如果这都不叫高新技术，那只能说你不懂高新技术。 徐岩：判断有没有高新技术产业，就应该先看有没有高新技术产品，因为有高新技术产品就一定会有高新技术产业。从产品来看，中国生产和出口大量的电脑、通讯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所以高新技术产业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在高新技术产业里，尤其IT产业，国际上的分工越来越明确，有上游、中游、下游之分。最上游有知识产权，下游就是组装。讨论有没有高新技术产业本身没有意义，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是中国的高新企业在产业链上处于什么位置？是不是的集中于低端？ 创新的方程式是什么？创新=发明+商业化。商业化需要对市场有准确的把握，企业要发展必须掌握两点，一是关于技术的知识，二是关于需求的知识。中国高科技产品不断增长，满足市场需求，这就说明，尽管中国企业在技术上比较弱，但在需求方面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品牌是关键 主持人：高新技术的获得基本上有两条途径：自主研发和引进。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希望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来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但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流动没有转化为中国内生的技术能力。您如何看待外资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中国要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要不要改变以前的策略？ 崔冠杰：关于是否自主研发，可以通过我国光纤的发展过程加以说明。在上世纪80年代，通讯产业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产业，但是当时中国连光棒都做不出，如果进口光纤的话，国际上的价格很贵，以当时的国力可能要到2010年以后才能把改造通讯提上议程。于是国家提出要自主研发，时至今日，中国做出了光棒，拉出光纤，且使光纤的国际平均价格降至每千米一千多人民币，有说法是“光纤的价格和方便面相当”。这说明，基础设施技术的获取，是不可能靠跨国公司转让给你，自己的战略产业，必须靠自己发展。 徐岩：外国企业到中国的研发投入可能与其在本国的投入相当，但是，这种研发产生的技术只是用在本公司内部，为他自己公司服务，并不具有外延性，所以指望外资在投资的同时也把技术转让给国内，是不现实的期望。 尽管有些在合作时有转让协定，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政府的议价能力可能越来越少，所以自主研发是最主要的手段。当然，还要借助一些外力，多与跨国企业合作，加入到国际价值链中去，与国际接轨。 仝捷：不管是引进资金、技术，还是自主创新，应该有主辅之分。1995年，我所在的企业与英国有100年生产机床历史的企业合作，当时谈到样机引进、技术引进。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现他拿过来的是走入市场衰退期的机床品种，合作一段时间后，我们在其技术设计原理之上，开发出一种改变结构形式新型机床，在技术上实现了超越，并申报国家2006年优秀新产品开发新项目。这个说明通过引进合作项目来促进自主研发，可以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达到赶超的目的。 另外，中国在自主研发过程中，即使技术超越不了最先进的，但是也可以对其形成一种竞争，而增加中国的议价能力。 主持人：比如汽车行业，我们引进外资20多年，到现在除了新兴的汽车厂，比如吉利，以及国家重点扶持的几个最大汽车厂，自己不能都独立造车，即使能造出的车也没有多大市场，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冯海：以市场换技术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最突出表现在汽车行业，所以要承认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方面是有差距的。现在中国与外国企业谈汽车合作的时候，会谈到联合建研发中心，由研发中心联合出车，但是外方对这一条是抵制的。跨国公司经过百年的发展，形成一整套的市场运作体系，技术运作水平很高，很多经验值得学习。 徐岩：很多技术需要不断积累，这对历史悠久的企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诺基亚用20多天就可以换一个新的手机版本出来，多半是因为诺基亚掌握了积累型的技术。我相信汽车也是这样，有时候技术设计上的一点改进就会有很大优越性，在这方面，中国不是短时间能赶上国外的。 崔冠杰：其实我国对汽车工业化道路在不断反思。首先提出来是国产化率问题，国产化率是国家唯一针对汽车工业规定的。国产化率就是价值的百分比，后来决定零部件数量，通过引进车型，带动零部件发展，进一步自己研发。产业政策在理论上是没有错误的，但后来制度问题导致汽车业不能开发。最近在反思的问题是中国是否需要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自有品牌。比如说奇瑞，发动机可以是国外的，但品牌是自己的。汽车工业发展到今天，国际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其核心就是品牌，如果不培育自己的品牌，就永远没有中国品牌的汽车。 郑国汉：汽车行业已经不能说是哪一个国家生产的，比如美国和日本车，从头到尾的零件来自世界各地。只要掌握好技术和市场网络，中国是有实力形成自己的民族品牌的。 徐岩：过去大家认为组装产品很低端，其实也不一定。因为组装时要对市场进行了解，外观设计、颜色等对于打开市场很重要。一个企业要想生存，一方面要有技术，同时对市场需求也要很好的掌握。另外，专利费也并不是都很贵的，而且超过期限就可以随便使用，关键如何把各方面的技术整合起来，创造新的价值。 现在是信息化社会，往往战略上的创新比技术上创新更重要。国家投入很多资金搞出许多专利，但是专利没有转化为产品就是浪费钱。所以在高科技产业里，科技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很重要，不仅有技术方面知识的创新，还要有市场知识方面的创新。 高新开发区误区 主持人：高新技术产业不是靠某一家企业来支撑的，地表现为企业间的协同。您对目前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有何看法？是否起到了整合资源的作用？ 崔冠杰：现在全国共有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现在看来，开发区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园区里，有的企业是搞机床的，旁边企业是搞印刷的，他们产业上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形成生态链。后来国家又提出要建立专业化园区，在企业之间形成一种生产链关系。现在已经改进了很多，像张江高科技园区，软件科技园区等。 郑国汉：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地方真正有条件设立开发园区？假如没条件而建立起这个园区，就可能产生一些假的高新技术企业。因为一般企业的税率是33％，高新企业税率仅为15％，这个诱惑力太大了。我在深圳做过一些调研，在深圳高科技园区里，根本没有多少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在西北等地方大搞高新技术开发区，也不会有多大成效，园区过多的话可能会造成浪费。 仝捷：实际上，在众多高科技产业园中，运行特别好、进入良性循环、真正形成高科技生态产业链、成为孵化器的并不多。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需要水到渠成。比如，浙江的柳市镇曾经以伪劣商品而著名，但现在，全国95％以上的低压电器都是柳市镇生产的。他们的厂区里面形成了十几个工厂，分工细致，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高科技产业园也应该对周边有拉动作用，拉动周边企业进入园区，形成产业群；而只有在产业链当中产生龙头产品、龙头企业，才能够拉动周边。比如在西部，绵阳的产业经济好于成都，因为绵阳有长虹，长虹所有电器配套件可以带动周边，形成一条产业链的发展。 林智生：高新技术园区发展不力与政策导向不无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方省市的领导都有招商引资的任务，在这个大旗帜下搞科技园，往往为了使标志性企业进驻，允诺大量的优惠政策，但最后实际上大部分成为房地产项目。 知识产权不保护垄断 主持人：对于中国来说，自主创新的理念，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创新方面做到平衡，既保护产权所有者的利益，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企业的创造？ 徐岩：世界银行有一个指数叫国家创新指数，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要有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创新的环境，其中包括政府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一定要保护已成为共识。产权保护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国内国外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另外，通过转让专利赚取专利费恐怕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应该是如何把不同的专利捆绑，创造出新的价值。 郑国汉：美国最近几年开始对其专利制度有所反思，因为对专利保护过度可能妨碍创新。最近有人在美国国会发言，我比较认同这个看法，即美国近几十年来，最大问题是滥发专利，有的专利本身在技术上没有什么突破，只是两项专利加起来，结果就可以拿到新专利。在美国这样的例子不少，有些领域，各个层次角度的专利都被注册，只要你进入该领域就肯定会侵犯其专利。在国外很多专利已变成一种地雷阵，技术的壁垒使他人不得使用，这涉及垄断的问题。 徐岩：技术在变革，过去的法律也要进行改变。过去只要复制就算侵权，但现在人们用电脑时，首先要下载内容复制到电脑上，如果按照严格的说法，这就是一个侵权。所以法律也要与时俱进。现在香港正准备讨论侵权的问题，要重新修改版权法。 崔冠杰：专利法是由国家科委起草制定的，当时立法有两个看法，第一，专利法要保护发明人的创造，和其为社会带来效益的权益。第二，专利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促进知识的传播。但是长期以来，保护谈得多，没有考虑到如何用专利法来促进技术的传播、推广和利用。 现在中国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庭，而且执法队伍越来越强，这是必须要做的，但是面临的新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再是一个传播工具，而变成一种保护技术壁垒的工具。外国人现在都是先提出一个技术壁垒，从技术到专利，到标准，都要符合。最可怕的是标准，比如在中国加工的电器，所用的材料将来要回收，需要可降解的材料，必须符合环保要求，但很多企业根本达不到。现在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应该怎么保护。 林智生：去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很多部委都探讨一个问题，中国以前走过一段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如果按照中国与WTO的承诺，我们的技术创新非常有问题，因为很多技术的源头，比如生化技术、通讯产业，都是建立在国外技术基础之上。这很容易触及到人家的产权。 另外，还涉及到司法部门，包括知识产权局，它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为国内企业服务还是为国外服务。很多外国公司发现中国企业生产类似产品就起诉侵权，如果按照WTO的规则解决的话，那么很多中国企业都难以生产。可行的办法就是把官司拖长，等三五年之后，产品过时了，官司也就不了了之。 郑国汉：微软和IBM以前就是用这种方法对付政府，美国的部门告他，他就出钱打官司，拖到五六年，等有结果的时候，那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崔冠杰：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落后的，保护了不该保护的东西，比如说微软的价格歧视。微软同样的产品，在中国卖得比在美国贵，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就是变相的侵略。 实际上微软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对消费，是对IT制造业的杀伤力。它无形当中形成行业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得不按照他的标准来匹配。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学会了玩国际游戏，保护就要保护正当的东西，对不正当的保护，就可以用反垄断法制裁它，约束它。 制度？技术？ 主持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先在两个地区发展起来：环波士顿的128号公路地区和硅谷地区。到1980年代后期，128号公路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硅谷地区却方兴未艾，不断走向新的高涨。这给我们什么启示？有哪些经验可以吸取？ 崔冠杰：美国高科技园区成功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产业跟着人才走，资本围着人才转”。美国硅谷的经验很简单，只要把人才吸引来，产业就不成问题。硅谷最典型的是有一种创业文化，而在128公路看不到硅谷那种有生命活力的感受。硅谷很多小公司并不是搞产业化，而是把技术研发出来先转让，看一看值多少钱，再形成一种产业。 郑国汉：在美国有一本书叫做《区域化的优势》，主要分析这两个区域不同的发展结果，结论就是商业模式的问题。早期计算机技术，比如 IBM，最初的产品从头到尾全部由自己生产，但是为了快速夺取市场，IBM引进了因特尔为自己开发芯片，引进微软给它支持。产业链便因此形成。因为总是有几个环节人家比你好，所以自己做一条龙是肯定行不通的。很多在128公路的企业，就是早期传统的结构，而硅谷是新兴的，实现了国际化分工。 崔冠杰：有说法是“研发在硅谷，制造在世界”。 林智生：我的体会是，128公路与硅谷两个基地，一个是政府搭建的平台，传统模式，一条龙什么都管；另一个是市场形成的，是技术交流和人才交流的平台。 郑国汉：我想讲一点，硅谷是比较自然形成，后发国家不见得也能够自发形成，往往需要政府在背后推动，比如台湾新竹就是人为的。 徐岩：我觉得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人才，一个是资本。在知识社会上，人本身就是创新的中心。现在看企业的报表，人通常被作为成本来看，其实不对，人是一种财富，怎样更好发挥其价值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国内有一个不太健康的现象就是很多“海归”回来变成“海待”，应该改一改，变成“海带”比较好，“纽带”的“带”，让他们把中国的产业和国外的产业连接起来。 讲到资本问题，中国的863计划，投入的钱是政府的。而美国不一样，一般都是风险基金，其特点是明确了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投资者对于技术开发可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在政府投资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具体的委托人，对于各级管理和开发部门等代理人们进行有效监督，其效果可想而知。 主持人：长期以来，我国把技术创新的重点放在国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知名大学周围都有一些大学产业园，但是高校和研究机构所办的高新企业却很糟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是高校办高新企业这种模式根本就行不通，还是国家在高校创新机制上存在某些纰漏，而使高校的研发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徐岩：在创新体系里，大学是很重要的一环，但大学的作用应该是为创新体系提供人才。现在国内大学的很多研究项目，在海外来看只是一些咨询项目，是一般企业可以干的事。这种项目对大学来说，可能很好地解决老师的收入问题，但是对于能否提高大学研究水平我持怀疑态度。如果老师的水平不能通过研究提高，那他培养出的学生水平如何提高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大学可以办高科技，但是要强调商业化和产业化环节，因为学者们毕竟擅长的是关于技术的知识，而不是关于需求的知识。 郑国汉：这里面牵涉到创业模式的问题。大学里的教授可以在科技方面给学生有所启发，但学生学完之后，仍需要适应市场和学习公司运营。假如从头到尾都是教授和学生，成功机会就不乐观了。所以这需要风险基金、银行等专业人才。在美国，学校不是创业的主流，只是很小一部分，在真正创业阶段，除了商学院或工学院一些教授，大学的角色不是很重要。 仝捷：我认为，大学研发机构进行高新技术成果的研发，它对市场客户的了解不如业内人士多，可能它花了大力气研究出的成果，离市场和客户需求有一定的距离。 比如，原来机械工业部按照当时机械制约工业发展的问题，培育了“三大三小”研究所，大的有北京机床研究所，小的有兰电和南京微电机厂，但最后都没有走出来。因为这些院所远离市场，它们课题完成、项目一交差，就表示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并没有对整个成果商品化进行思考。所以过去谈的产、学、研，必须是研究-成果-产品-最终市场，才能称为真正的高科技产品，对自主研发产品的检验最终还要落脚到使用客户上。 林智生：大学的功能就是基础研究，解决的是产业链中重大的科技问题，产业化不是其任务。产、学、研这个模式国务院是肯定的，这条路是要走下去的。 郑国汉：政府对大学产业化抱有希望是不切实际的，大学的责任在于训练人才、进行基础研究。因为大学没有整合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主要的生产技术集中在大企业里，而不在大学，也不在政府的实验室里面。 主持人：制度重于技术，是几年前吴敬琏有关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观点。那么，怎样的制度才能起到激励创新的作用？ 林智生：中国走过20年技术创新的道路，很多制度上的东西是很好的，但是实施的过程中往往受人为因素影响，并未收到好的效果。比如，进口的设备享有免税制度，这与保护民族工业是相矛盾的，即使是国内生产的很好设备，因为不享受退税，极大杀伤了技术创新体系中民族品牌的国内市场。包括对高科技人员的调节税，如何来管？有的地方是内部审视，先征后退，但是政府没有明确规定。 郑国汉：现在中国企业缴税比外资企业要高，我觉得很不合理，影响了国内高新企业的竞争力，应该取消。甚至对这些高新企业，政府应该给予财税优惠，同时尽量避免寻租行为。 徐岩：我认为更重要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的创新。当年福特公司推出T型车，完全依靠原有的技术，但是换了一个生产方式，从而带动整个经济模式的转变和革命。现在中国每年的专利都在增加，但是有多少能转换成生产力呢？关键还是文化创新、战略创新，制度创新和思维创新。我门要防止出现创新经济最后变成专利经济的误区。 崔冠杰：中国科技创新能不能变成产业？关键在于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建设，这对整个创新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制约中国发展的不是科学家太少，而是了解市场的职业经理人太少。马哲?N年前上的,早忘了,你抓住自主研发是主要的(长远问题),引进技术是次要的(目前问题),引进技术能解决目前一些无法解决技术问题,同时缩短研发周期,自动研发能培养一整套人员体系,从长远来看利益之重你抓主要和次要,还有其它原理忘了

　　1．螺旋线公差　　螺旋线误差是指在中径线上，实际螺旋线相对于理论螺旋线偏离的最大代数差。又分为：　　(1)丝杠一转内螺旋线误差；　　(2)丝杠在指定长度上(25 mrn、100 mm或200 mm)的螺旋线误差：　　(3)丝杠全长的螺旋线误差。　　螺旋线误差较全面地反映了丝杠的位移精度，但由于测量螺旋线误差的动态测量仪器尚未普及，国家标准中只对3、4、5、6级的丝杠规定了螺旋线公差。　　2．螺距公差　　标准中规定了各级精度丝杠的螺距公差。　　【丝杠的精度等级与公差】　　根据机械工业部颁布的JB2886–81《机床梯形丝杠和螺母的精度》规定，机床丝杆及其螺母分为6个等级，即4、5、6、7、8和9级，4级精度最高，9级精度最低，适用情况如下：　　4级用于精度特别高的地方，如加工中心、螺纹磨床等。　　5级和6级用作高精度的传动丝杠，如用于坐标镗床、齿轮磨床、不带校正装置的分度机构和测量仪器。　　7级用作精确传动丝杠，如用于精密螺丝车床，镗床以及精密的齿轮加工机床。　　8级用作一般传动丝杠，如用于普通螺丝车床、螺丝铣床等。　　9级用作低精度传动丝杠，如没有分度盘的进给机构。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和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学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单位，2007年获批北京市重点学科。秉着“立足北京、服务北京、辐射全国”的宗旨，紧密围绕北京装备制造业的重大产品开发与制造的急需开展有关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形成了“数字化设计与CAD/CAM技术”，“先进制造与故障诊断技术”，“机床动力学与测试评价技术”，“机电控制机自动化”，“印刷装备数字化技术”等研究方向，与北京数控装备创新联盟、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机床研究所和北人集团公司等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建立了长期紧密的产、学、研、用合作关系，是北京市装备制造业进行科技攻关、产业化开发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为北京装备制造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提供了全面的支持和服务。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设计及理论学科1983年获得全国第二批硕士授权点，1986年获得全国第三批博士授权点，是北京工业大学最早的博士点之一。1996年以本学科为支承学科建立了机械工程博士后流动站，是北京工业大学的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2003年成为首批北京市重点学科。2005年以本学科为支撑学科建立了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本学科一直是学校“211工程”重点支持和建设的学科。多年来，本学科点根据现代机械产品向高速、精密、轻型、低耗、长寿等方向发展的趋势，围绕着提高和改善机械动态性能和工作质量等关键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在机器人学、机械动力学、机械结构强度与设计、微机电系统等国际前沿领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承担了国家基金、863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取得了重要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是一种科技含量高、精密度高专门用于加工复杂曲面的机床 有摇篮式、立式、卧式、NC工作台+NC分度头、NC工作台+90°B轴、NC工作台+45°B轴、NC工作台+ A轴°、二轴NC 主轴等。当前，国产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在品种上已经拥有立式、卧式、龙门式和落地式的加工中心，适应不同大小尺寸的杂零件加工，加上五轴联动铣床和大型镗铣床以及车铣中心等的开发，基本涵盖了国内市场的需求。精度上，北京机床研究所的高精度加工中心、宁江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NJ25HMC40 卧式加工中心和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TH61160 卧式镗铣加工中心都具有较高的精度，可与发达国家的产品相媲美。在产品市场销售上，齐二机床集团、沈阳机床、济南二机床、北京一机床、大连机床,江苏多棱、北京机电研究院、宁江机床、桂林机床、等企业的产品已获得国内市场的认同。五轴联动最典型的加工产品就是叶片，各种复合型的叶片，还有就是异型的曲型件，比如说特殊的球头加工等。（视频连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1RmXJo3GgM/）五轴数控机床仿真软件 : VERICUT,有五个控制轴：X Y Z B C可以加工 一个工件的 五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