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中国2015年GDP增速为6.9%，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连续6年下滑，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他认为，要从全球变革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此轮下行，国际环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不可忽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内部动力主要在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　　林毅夫认为，世界经济整体下行是导致这轮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他列举了金砖国家、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三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中国2010年时GDP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时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东南亚地区中，新加坡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2%。中国台湾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7%。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　　他强调，“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增。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5月3日，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捐赠仪式在钓鱼台国宾馆芳华苑举行。值此校庆之际，五位校友、企业家共聚一堂，怀着浓情厚谊联袂捐资，共同捐赠超过壹亿元人民币，助力北京大学发展。这既是对北大百廿华诞的美好祝福，更是对北大发展建设的有力支持。信兴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蒙德扬先生，新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唐立新先生，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集团董事陈翀先生，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廖晓霞校友，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水校友，与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副校长、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王博，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人事部部长刘波，学生工作部部长张庆东，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陆绍阳，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文莉、胡俊，以及各方嘉宾和各院系的师生代表等共同出席仪式。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宇宁主持仪式。王博首先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他表示五位捐赠人联袂捐资，不仅是对北大的生日祝福，更是对北大的认同与肯定。王博指出，北大校友就是北大的延伸，北大校友事业的成功是北大的骄傲，感谢两位校友一直心系母校，关心母校发展。王博特别感谢北大的朋友们，他们对北大的支持体现了企业及个人的价值观和责任感，也代表了他们对北大的态度。王博表示北京大学校庆不仅仅是一个学校的校庆，北大愿意借此机会与大家一起思考大学未来的发展，不辜负广大校友及朋友对北大的期待。蒙德扬本次捐资支持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及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相关项目，他以此作为北大120周年生日的两个礼物，希望北大可以为国家培养的人才。唐立新继续支持北京大学唐立新教育基金，奖励支持北大优秀师生。他表示非常欣喜看到北京大学的快速发展，希望可以尽自己绵薄之力支持大学教育，并祝愿北大能够更上一层楼。廖晓霞慷慨捐资支持深圳研究生院的人才引进和学科建设。她表示，在北大不仅学习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北大在精神层面给予自己的激励，她将终生以此为傲。刘水再次捐资支持北京大学李大钊思想研究、学生体育活动的开展。他表示很高兴能够再次为北大发展作出贡献，同时希望有校友和社会贤达支持北京大学发展。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王博与蒙德扬、唐立新、陈翀、廖晓霞、刘水共同签署捐赠协议，林建华和王博共同为各位嘉宾致赠感谢状。来源：北京大学

8月25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吉林报告》）引起的学界争论再度发酵。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撰文反对林毅夫所提出的吉林应率先弥补轻工业短板的政策建议，而强调“轻工业行业基本上是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应该是让市场发挥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也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新结构经济学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吗？兼就<吉林报告>与林毅夫教授商榷》聚焦争议的学理层面。他认为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田国强与林毅夫二人间就不断发生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争论，这次田国强在《对林毅夫教授用新结构经济学给吉林省开出产业政策药方的看法》一文中仍然将重点放在了产业政策问题上。他表示，“其争论的焦点和实质其实就是一句话：对具体行业（特别不是新兴行业）的发展、走向的决策和具体实施，到底是由学者或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决定，还是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到底是少数个人（学者、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聪明，还是市场和大众聪明？”田国强称，“林毅夫对吉林的发展提出打造五大具体产业集群的建议，其中最引起争议的一个产业政策具体药方就是，遵循比较优势，轻工业短板要补上。既然是产业政策方面的建议，那应该是在说要由政府来主导。”田国强从信息、外部性、激励、效率、公平、风险等6个方面分别阐述了自己反对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理由。提出了诸如“到底是学者更了解发展哪个具体产业更可发展，还是市场、大众及其企业家更了解？企业基本都是逐利的，有利才去发展，东北在轻工业行业方面有竞争优势？民企不愿意去做，国企去做会有效率？给予政策的优惠，扶持一个企业，而不扶持另外一个企业，怎么决定？”等问题。田国强强调，作为学者，更应该是进行理论和原则性方面的指导，并且这种指导要充分考虑国情，而不是具体的建议，“因为我们没有市场、大众、具体政策部门，实际工作者更了解具体情况。”他最后指出，在林毅夫领衔的《吉林报告》中，基本没有强调改革、体制机制的问题，并认为“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他表示：“而我对投资回报率低原因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只谈发展，只谈政策，不谈改革和治理，是很难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张可云则首先在学理层面分析了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他认为，根据区域病理分析，区域可分为四类，即发达区域、落后区域、膨胀区域（即患城市病的区域）与萧条区域（即老工业基地）。而比较优势理论只适用于分析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分工与发展问题。其原因在于，老工业基地与落后区域虽然都是问题区域，但有本质区别：老工业基地曾经高度辉煌过，只不过是由于“路径依赖”等原因衰落了，而落后区域从来就没有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因此二者的发展条件、起点与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认为，破解老工业基地振兴难题，关键不在于寻找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和识别区域内的要素禀赋优势，而在于从大范围区域乃至于全国或全球的环境变迁中发现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机会并重新规划自身的发展定位。他还认为，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只是老化病的表现之一，而不是东北衰退的症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是负增长、失业问题严重、人口大量外流等都是老的表现。他提出，就吉林所在的东北地区而言，其关键症结在于技术人员的大量外流。“防止人口特别是技术人员流失比经济结构‘扬长补短’更为关键。保留住技术人才，是扬长避短的前提。”林毅夫在《吉林报告》中为吉林开出了一副“五大万亿量级产业集群”的药方，其中的现代轻纺产业集群是此前遭到质疑最多的。对于这剂药方，张可云认为，附加值不高、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不高的产业是否有利于优化吉林省的经济结构是令人怀疑的。人口密度低的吉林省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并没有优势。报告应该是秘书写的吧。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发生哪些转变？过去构成高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基建、房地产投资和出口。但这些领域的需求峰值已过，它们对中国经济存量的稳定依旧很重要，但对增量的作用已经不大。从高速增长回落到中速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激发新增长动能非常重要。实际上，所谓新旧动能转换，则是针对新的需求，建设新的内容，例如围绕城镇化、都市圈、网络社会、健康中国等的“新基建”，其含义已经不是传统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而是5G网络、卫星定位系统、区块链金融、物联网、城市内公共服务设施、城际间高速铁轨轻轨，以及公共卫生、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基础工程，这些新基建是围绕新时期人们生产、生活需求的基础工程，同样需要国家背景的大规模投资，它将使每个人受益，并且在更高的平台上、更坚实的保障上、更有效的机制里实现个体成长、创新和新旧动能转换。评价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发生了哪些变化？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需要一套新的目标体系，他们包括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防范中等收入陷阱）、金融风险防控、消费结构以及产业结构转型、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等指标。发展的本质是让收入群体受益，是谋求人的全面发展，是谋求社会的均衡发展。是让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学习进步，不断实现自我能力的增长以及生活品质的提升，是全体人民整体素质的不断提升。更加注重质量的发展，包括整体质量、平均质量，但实际上，它是由每个人的质量构成的。伴随着中国经济4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也逐渐分层化，财富越来越向拥有资本的少数人迅速累积，中等收入阶层遇到增长瓶颈，同时大量的中低收入阶层还有待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实现城市化转型、人力资本升级。未来一个时期，就业质量远比就业数量重要得多，稳定就业背后又需要日益完善和公正的社会保障系统支撑，而有了高质量的就业，才有收入的增长，才有消费的升级，才能有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型。因此，面对2020年，面对十四五时期，经济要高质量发展，主要因素不再是资本，不再是外贸，而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如何实现自我发展质量的新跃升，政府则需要以此为中心，提供高质量的社会保障系统、法治环境、市场机制、以及新的发展理念。社会保障做得不到位，将严重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比如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大规模肆虐，就对我国的卫生系统提出了严重警示，那么，在新的发展时期，人们的健康安全、人们的生活质量是否应放在第一位，这远比我们赚多少钱更重要。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人们的幸福指数开始转向健康诉求、转向精神、文化需求，这些内容是否也应该纳入核心指标体系。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逻辑是什么？新机会在哪里？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是内需，内需最大的空间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这将带来人口结构的重新组合，资源结构的重新配置，以及释放新的效率和动能。其基本的逻辑为：加快城镇化建设特别是大都市圈建设，吸引中低收入者在大城市中定居、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防范金融风险，以劳动收入增加为基础释放需求潜能并拉动消费升级，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供应链升级、工业制造系统升级、科技研发体系升级，特别是以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应用创新，以技术应用创新拉动基础科学研究创新，实现机制转型，效率和效果双提升。过去一年中，我国在城市建设、户籍放开方面的改革可谓大刀阔斧，很多二三四线城市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从抢人口到抢人才，从吸引人才到吸引新型企业、新型产业，可以想见，未来的竞争是城市与城市的竞争，竞争的关键要素则是发展环境、发展机遇、产业基础和产业结构。以城市竞争为中心，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加广阔——吸引外资，吸引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来中国投资、建厂、研发、拓展市场，是我们融入全球化竞争的新模式——这个时候，主要看的就是城市经营者的魄力、能力、决心和水平。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城市是一个规模化、多元化物种构成的综合生命体，有其自身的成长规律和发展规律，政府在其中不能主观臆断、过多行政干预和干扰，一个城市需要高科技人才、企业和产业，但更需要与之配套的生产与生活服务业及人员，需要不同工种、不同环节，以及不同收入群体，才能形成有机生长的生态系统，按市场规律办事、按科学规律办事，也是城市经营者的重要素质。

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全球经济状况普遍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中国，无疑将继续成为全球最大经济引擎。因此，目前全球对中国经济前景也感到越来越乐观。近期，美媒报道就曾指出，中国“十四五”规划预计将围绕技术创新、经济自力更生和清洁环境等多个重要问题展开，而在新蓝图的指引下，如果中国经济能坚持近些年来的发展轨迹，预计未来10年内将赶超美国。不过，按照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预测，中国赶超的步伐可能还将进一步加速。周三（10月28日）最新报道显示，在2020联想创新科技大会上，林毅夫表示 ，由于具备3大优势，2030年前中国经济仍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而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在正常年份中国也将保持6%左右的增速，比其他国家的增速高3%。林毅夫称，中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后来者”的优势；其二，中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5G和万物互联等新产业上具有“半道超车”的优势；其三，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他认为，只要中国能充分利用好这3方面的优势，那么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未来中国经济仍能保持稳定增长。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林毅夫首次做出这一预测。早在去年11月，中国新闻网就曾报道称，林毅夫认为在2030年中国经济具备每年8%的增长潜力。而在受到疫情的冲击后，他仍未改变这一预测，可见其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态度仍未改变。那么，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呢？事实上，虽然美国仍面临着疫情的困扰，但是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今年三季度美国GDP将暴涨30%，美国经济实力可见一斑。因此，未来10年中国经济是否真的能赶超美国，目前仍是未知数。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新在哪里　　“新结构经济学”具有新意，一是因为它为廓清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华盛顿共识”政策药方的迷雾提供了可能，二是它有潜力在更一般的理论意义上讲清楚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边界，并且可以为更新颖的经济学思路提供基础。　　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　　就相似性而言，“新”与“旧”结构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为基础，并且都承认政府在协助经济从较低发展阶段向较高阶段提升时所起的积极作用。　　然而，就政府的目标和干预措施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　　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违背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并认为政府应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植根于对结构刚性根源的不同看法：旧结构经济学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市场失灵，是由不正确的价格信号所外生决定的，而这些价格信号又被垄断、或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迟缓反应、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因素所扭曲。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建立起资本密集型产业，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资本的稀缺、软性和硬性基础设置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配置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带来利润。　　同时，旧结构经济学持有世界两极化这种相当局限的看法，认为仅有“低收入的外围国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国家”这两类国家之分，因而也就相应地用两点分布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在内的发展连续频谱。　　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看法，使得旧结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而这一点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　　旧结构经济学家总认为，外在的、政治和经济都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让初级大宗商品的价格进入下降的恶性循环，使得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受害者；而新结构经济学却否定了这种依附理论，认为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参与世界复杂多样的分工正是发展中国家克服不利的历史趋势的机遇，借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另一主要区别，在于对经济管理中关键工具的运用方式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干预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核心手段，泛保护主义（如政府强加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严格控制的汇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数产业部门设立国有企业等都是这种系统性干预的组成部分。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视进口替代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顺产业阶梯而上的自然现象，只要替代的产业符合变化后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　　然而，对于在低收入的、劳动或资源密集的经济中推行传统进口替代战略，即通过财税政策或其他扭曲政策来发展并不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成本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则被新结构经济学所否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反映物质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比较优势变化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为，应被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为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相互关联投资提供协调、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这四个方面。政府必须有效承担起在提供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以降低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促进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地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什么表现？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避免落入“陷阱”？为此，记者对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三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进行了专访，请他们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记者：从您的学术研究领域和专业眼光来看，您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刘伟：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是什么？即现在流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时效率提高如果赶不上成本提高，就会陷入低效益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变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经济衰退。三是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技术创新弱使内需不足，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受市场控制。稀缺性资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标分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长的泡沫必定酿成社会不公、经济泡沫。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田雪原：观察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我们发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走向中等收入经济“起飞”过程中，没有重视和解决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贫富两极分化、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经济技术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蔓延、社会动荡加剧等问题。记者：在您看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表现？郑秉文：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很多，如不及时加以解决，极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的“浅度城市化”。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七是“美元陷阱”，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九是“捧杀陷阱”，表现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被要求”承担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现为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一些诸如引进西方式民主等不适当的民主诉求的凸显。田雪原：作为人口学研究者，我主要谈谈郑秉文主任刚才说到的“人口陷阱”，尤其是“老龄化陷阱”，因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致以下后果，堕入“陷阱”：一是影响经济增长。我国从2011年开始，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缓慢减少，2030年以后将转为“人口亏损”、“负债偿还”期，如不加以及时扭转，不利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延缓经济增长。二是影响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不好，必定影响劳动就业。三是影响消费。我国经济发展消费动力严重不足，相比之下，老年消费更为不足和落后。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消费市场快速扩张，这种情况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四是影响城市化。当前我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年人）部队”等问题在农村沉积下来，引发了一系列新情况，必须加以戒备。五是影响养老保障。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供养入不敷出，子女供养危机四伏，老年自养受到严峻挑战，使“碎片化”养老方式陷入困境。记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那么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刘伟：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创新力不够，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国存在，甚至有的还比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在经济体制方面，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场化竞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培育的重要方面。郑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对症下药”。譬如，对于“转型陷阱”，我们应当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重中之重，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克服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继续夯实农业基础，着力化解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对于“城市化陷阱”，我们既要防止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又要纠正中国的“浅度城市化”，为农民工提供均一个平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真正“市民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等等。应当看到，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中国特有的各种风险挑战和陷阱诱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并未雨绸缪做好各种准备来应对挑战。怎样解决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针对中国经济放缓而产生的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命运，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比较优势的结果是开放经济和后发优势、宏观稳定、高储蓄和高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清华的工科是顶尖的，而北大的文、理是超一流的。两个学校其实代表了两种风格，如果你喜欢哪一门类，在实力达到的情况下，推荐去专业有优势的学校。如果问清华北大那个好，我觉得清华是好一点的，中国第一金字招牌，百年高校风云变幻，分分合合都没能撼动他的位置，反观北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度被南京大学压制，在文理综合类大学中仅列第二（南大文理综合类第一，清华工科第一），一个拥有数千教授的大学竟被规模、经费只有他七分之一强的学校打败，真是不可思议呢，后来合并了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部），同时仗着政府的扶植，才在双子星座（清华北大）中博得一席之地，当然不可否认现在北大发展的也很好，但是我更喜欢清华、南大、科大。综上所述：中国大学的前四名应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等九大方面阐释“新常态”所呈现出的特征。 分析人士认为，“新常态”不但使得人们对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点有了新认识，同时它还指明了中国经济未来之路。在“新常态”背景下谋划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会议指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从投资需求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从上述九大视角来打量中国经济“新常态”便会发现，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发生一系列变化。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回升，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产业方面也浮现出很多新的亮点。 从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也可以初步印证中国经济的积极变化。今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提前完成全年任务。前三季度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在持续增加，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46.7%，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2.5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比GDP增速高0.8个百分点。另外，居民收入的名义增长速度比财政收入增长速度（8.1%）高，也高于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