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际硕士

面临人生选择患得患失的时候，大多数人总会习惯性地去问一个比较终极的问题——“要什么？”而大多数情况下，回答这个问题，又往往是一个人对手中庞杂而又看似宝贵的多种资源作出取舍的时候。割舍总是痛苦的。但后来的结果总是一次次证明：退出画看画，往往能够领略到更好的意味。出现在这本书中的几十位北大国际校友，以及其他数千位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甚至各个国家的北大国际人在走进朗润园的时候，其中功成名就者不乏其人，意气风发者不乏其人，踌躇满志者亦不乏其人，但他们都或多或少怀揣着从现实到理想的问题。这些困惑也许并非升职跳槽这么具体，但一定会横亘在每个人发展道路的某一段。梦想，每个人都有，只不过具体到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症状”不同，可能是职业发展遭遇了瓶颈，也可能是工作氛围不如意，或者是感觉生活没有激情、太过乏味……那么，选择读MBA是不是可以解决每个个体千差万别的“问题”呢？（一）我恐惧经验枯竭的那一天“我高中毕业就进了汇丰，从柜员一步步干起来，都是从实践中摸索，或是通过一些培训获得的。我的理论基础都比较薄弱，弥补宏观理论方面的欠缺是我很实际的一个需求。”——丁国良“30岁以后我不能凭经验去干活。在接触公司战略方面的一些问题时，有很多问题以我当时的知识储备和认知体系，我自己是解决不了的。北京吉普当时的经营困境并不是技术或者市场这些技巧性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我希望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陆群1998年从青岛迁到北京，丁国良出任汇丰北京分行副行长。一年之后的一个偶然机会，他从当时的行长那里看到了北大国际招生的信息，已经是副行长的他毫不犹豫地去报了名。尽管已经是分行副行长，并且曾接受过汇丰银行内部很多专业的培训，但对于高中毕业就进入汇丰，从柜员一步步做到现在职位的丁国良来说，坐在大学校园里，平心静气地读两年书，始终是他心底里的一个梦。10年前，商学院在内地还是比较新的教学模式，有机会、有实力接受这个培训的大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我在内地已经工作7年了，见识了很多优秀的政府官员、国企领导和创业的老板，他们都有特别鲜明的特征，本身素质也非常出色。我自己是从基层一点点做起来的，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都是从实践中摸索，或是通过汇丰内部的一些培训获得经验。无论是在专业能力还是管理能力方面，我的理论基础都相对比较薄弱——那时候，中国锐不可当的发展趋势相当明显，弥补宏观理论方面的欠缺是我很实际的一个需求。1999年我就去报在职班了，但招生办公室看了我的材料，说我的职业背景很强，唯一一个问题是我没有学位，这个事情确实比较难办。后来我们汇丰银行的主席来北京的时候，我和他谈了一次，告诉他我非常想去读这个MBA，也跟他谈了这个MBA对我的意义。主席十分支持我，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招生处收到这封信之后，给我出了主意，让我去考一个GMAT的成绩，这样学校可以破格录取。和丁国良一样，陆群在他所处的汽车行业里，经验丰富、事业发展一帆风顺，而且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如果愿意读书，回清华是顺理成章、综合成本又最低的选择。但陆群却选择了北大国际的在职班。如果说丁国良的选择还有某种偶然因素的话，那么陆群从清华园到朗润园的“迁徙”更是一种主动的寻找。现在回头想去北大国际读书，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在清华学的是汽车，大学毕业就分配到北京吉普，进公司后各方面发展非常顺利，比起一块儿进公司的同龄人，走得比较快，很快就承担了一些管理工作，还被公司派到美国做了一些国外交流的基础开发项目。1990年毕业到1996年，我已经成为北京吉普当时最年轻的一个科长。走到这儿，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前面发展得这么顺，我下一步该干什么？难道就这么一步步走下去吗？90年代，外企在国内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和我同龄的那批人也有在外企里干得有声有色的，他们的顾虑反倒比较小，可以说，每个人生活都可以很精彩、每种生活方式都有它的快乐。到1999年，我已经工作了七八年，年龄也到了30岁，当时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30岁以后难道我完全是凭借以前的那些经验来工作吗？清华对学生的教育很严格，基础知识相当扎实，但工作之后，尤其是后来我开始做管理工作，天天都接触到新事物，原来大学里的专业知识结构应对这些复杂的现象，捉襟见肘，经验肯定有入不敷出的一天。从我进北京吉普到去北大国际读书这几年，我亲眼见证了北京吉普曾经的辉煌，然后开始萧条。外面的环境变化太大了，北京吉普虽然是一个合资企业，但它国企的色彩依旧比较浓重。在这个时候即使看到了改变的紧迫性，但由于长期以来的思维禁锢和视野局限，它也没有力量开始变革。我当时是在公司产品研发和产品战略部门，直接参与了公司战略方针的制订工作，因此对这种变化时期一个国企的困境体会深刻。这个时候我想是不是应该去读点儿书，也可以说是因为危机感——30岁以后我不能凭经验去干活，我还要不断地学习。我是学汽车出身的，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读些更综合更全面的书，比如管理或者经济。那个时候，在北京吉普这样“国企”味道比较浓的公司里面，有这个想法去读书、而且还是读MBA的人并不多。北京吉普的工资并不高，1999年的12万学费对我是一个大数字，要是为了学位，回清华读是顺理成章的一个选择，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我的困惑来自哪里，我也知道我将来想干什么。在接触公司战略方面的一些问题时，有很多问题以我当时的知识储备和认知体系，我自己是解决不了的。很明显，公司当时的经营困境并不是因为技术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管理等等，我希望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30岁，所谓而立之年。每个“不安分”的人都在为自己的下一步或迷茫，或选择，而通过MBA实现对自己的提升，是这些已经有了一定基础，需要外力在关键时刻助推一把的公司中层们顺理成章的选择，即使学MBA本身不会立刻带来丰厚的薪水和职位的提升，但学习就像给陷入停滞胶着状态的平淡生活投入了一剂催化剂。只是在理工科出身的陆群身上，北大国际的催化剂作用来得更剧烈些。北大国际毕业之后，陆群脱离了体制内按部就班的职业轨迹，毅然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二）在办公室，听不到北大国际同学讲的这些话“我来北大国际的主要任务就是让自己的知识结构更丰富一些，眼光更长远一些，看问题的角度更宽一些。让自己作为一个央企老总，能够和世界经济的规律、国家发展的趋势更合拍。”——郑清智“我已经很明确我的价值是在中国，中国市场变化这么快，我是不是必须花很多时间在海外？北大浓厚的人文底蕴、开放型思维、多元化视野，能够很好地弥补我本身工科出身带来的缺憾；北大国际还邀请北美的教授来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盛红勤在北大国际校友的一次聚会上，面对在座的“60后”、“70后”和“80后”校友，郑清智幽默地说：“和北大国际校友一起聊的这些话题，在办公室里都听不到。”听到这话，“60后”笑中带着共鸣，“70后”笑中带着回味，“80后”笑中则带着思考。郑清智担纲的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下称“中农发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具有综合功能、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央农业企业，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看看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行业外的企业在干些什么，听听理论界在说些什么，是郑清智来北大国际的一个初始想法。我的经历比较丰富，从农村乡镇开始到省政府的公务员、从行长秘书开始到处长、从行长到投资公司总经理、从政府金融又转到国有企业做副总经理、总经理，我始终在梳理过去多个行业、多个部门工作的实践经验。来北大国际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丰富知识结构，将眼光放长远，拓宽看问题的视野，能够和世界经济的规律、国家发展的趋势更合拍。从全球经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企业的经营发展，是我作为一个央企老总完成使命所必需的。来商学院读书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充电，电源来自方方面面，来到北大国际就要有意识地从四面八方吸收营养。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交流沟通，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我对IT行业、制药行业都不熟悉，但班里有这个行业的，他们几乎就是本行业的活字典。讲课的经济学家们，还有从美国来的教授，他们教给你的一定是最经典、最朴素的规律，以及最广阔的思维和视角。学MBA的收获也不是说毕业之后工资涨了多少，级别升了几级，我从来都认为学习的过程是提高的过程，是充实的过程。回想起来，整个上学期间我都特别兴奋，因为总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不了解的东西刺激着我。遇到不懂的东西我就感觉遇到挑战，一遇到挑战就会兴奋，一兴奋就会激发出斗志去用功，一用功就来精神，身心都会年轻起来，学习使我年轻。终身学习，学习终身是我的座右铭。2008年夏天，在北京CBD核心区的惠普大厦一间会议室里，惠普中国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盛红勤语调平和、条理清晰地描述着10年前的那段北大求学时光。10年前，盛红勤还在摩托罗拉工作，待遇优厚，职业发展路径清晰。作为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培养的一部分，摩托罗拉给盛红勤这样处于上升期的骨干们安排了很多不同模块的管理培训，这些课程提供的技巧“非常实用”，对于战斗在业务一线的员工们迅速提升能力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尤其是理工科出身、正向综合管理方向发展转型的盛红勤更是从中体会到了教育对职业的提升。“顺风顺水”，可以说，这4个字是盛红勤当时的职业状况写照。而那个时候也恰恰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的时刻，包括体制改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等等，很多划时代的事件引爆了全社会对于世界、对于经济的热情，层出不穷的社会热点获得了充分的讨论空间。这一系列国家和世界的宏观事件带来的冲击，促使盛红勤开始思考如何扩大自己视野和综合认识水平。一度，盛红勤曾为考虑要不要去国外读书而发愁。我认为经验积累到一定阶段，需要理论的总结、指导和提升。我曾经考虑过是否要去国外读书。在摩托罗拉接触到的培训课程确实体现了西方商业培训先进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企业在发达市场的操作经验。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明确我的价值体现应该在中国，那么从个人角度说，我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能够对这个国家有贡献。中国市场变化这么快，我是不是必须花很多时间在海外？北大浓厚的人文底蕴、开放型思维、多元化视野，能够很好地弥补我本身工科出身带来的缺憾；北大国际不仅有北大、CCER做学术后盾，它还邀请北美的教授来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学习是一个自发的历程，有心向学，从周围工作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之中都可以有所收获，关键在于你了解、掌握了一个工具或者一种方法之后，是不是能有意识去使用。从人的本性讲，行为和思维上的惯性是很大的，已经习惯的个人方法是不容易改变的。MBA 20多门课究竟能不能发挥它预期的作用，要看你是不是可以突破你的惯性思维。对于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来说，东方的价值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逐渐定型，但是西方管理科学是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加以掌握的。当你作为一个经理人有意识地去接受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你就能更有效地改变。经过再三考虑，通过衡量北大国际的诸多优势，盛红勤决定就在国内继续深造。1998年，北大国际MBA出现了盛红勤的身影。（三）十几年了，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干到第六年，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当时我已经做了两年‘领导力发展’工作，我也认识到我真的喜欢这个职业，我喜欢和人打交道、研究人的过程。但是如果我要在‘领导力发展’这个专业的方向走下去，我必须积累一些通用的企业管理知识。”——田文捷在IBM中国大陆的一万多名员工中，陈文是第一位持中国护照晋升为合伙人的高管。IBM收购普华永道的咨询业务后，陈文也是负责完成中国区的收购和两个团队融合工作的重要主导人之一。见到陈文是在一个夏日的下午4点，他刚刚结束了在公司外的一个会议，匆匆赶回IBM的办公室，因为晚了几分钟，他特意安排秘书到电梯间等候。初见陈文，很难把安静、谦和的陈文与这样的业绩联系起来。但当陈文条理清晰地分析北大国际时，他“职业、专业”的IBM“深蓝”气质扑面而来。陈文是北大国际2000年第一届EMBA班的一员。1989年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毕业进入外企，他马不停蹄地干到2000年，职位一路晋升，在公司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要，但瓶颈期似乎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阶段。回望10年前，陈文很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就是想找些新东西——外企的环境固然优越、待遇堪称优厚、社会地位相当风光，“但这里也像一个恒温箱，慢慢销蚀你个人性格中冒风险的那一面，让一个人不愿意、也没有勇气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自打进了小学就一直站在同龄人前列的陈文，站在工作10年的坎上，了解同龄人在干什么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在自己这个圈子里的优秀到底是不是外面世界里的优秀？脱离外企这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世界究竟怎么样，始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诱惑。在以往的工作中，IBM庞大完善的培训系统让陈文建立了基础的管理理念。技术、市场、人事、财务、服务和项目管理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但这些基于职业的能力培训对于有了想法的陈文来说，总还是浅尝辄止，陈文意识到，这些基本技能只是作为一个企业高管管理的基础职能，是跳出来审视自己、建立自己商业思维构架的时候了。“刚好那个时候，有我们一个IBM的同事在北大国际读在职班，听他聊感觉还不错，我想那就去上学吧。通过课堂接触社会是一种比较稳妥、收获又最大的方式。而我又是学理工出身的，对北大的文化和学术氛围始终很向往，就这样，我选择了北大国际MBA。”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了田文捷的身上。田文捷是1998年北大国际开始招生后入学的第一届在职MBA班的一员。她曾在IBM从事“领导力发展”的培训工作，现在是专业的领导力与职业生涯教练。走上专业“研究人”的工作，还是缘起于她在全球最大的轴承制造商——瑞典斯凯孚中国公司的职业经历。人力资源——领导力发展是在西方现代管理体系中较早发展起来，并且进入中国的一项管理职能，中国的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也早在1996年就已经初具雏形。田文捷就是在那期间参加了当时中欧商学院举办的一个为期一周的HR管理短训班。这次短期培训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一直在实践一线操作的田文捷第一次接触到了专业的MBA教育，随着对MBA教育了解的深入，其在西方现代商业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田文捷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要逐渐融入世界体系中，那么在发展模式、路径和相应的人才培养方面，美国的发展路径将对中国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风行全球商界的MBA必将在中国拥有它的广阔前景。“1998年的时候，我已经工作6年了，确实从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当时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因为我的工作职责是培训公司中国区的管理层员工，那么只有在专业上比培训对象更强，我才可能胜任我的工作，这样我就需要尽早在管理方面接受系统性的教育。同时，做了两年的‘领导力发展’工作，我也认识到我真的喜欢这个职业，我喜欢和人打交道、研究人的过程。要在‘领导力发展’这个专业的方向走下去，我必须积累一些通用的企业管理知识。”这个时候，她在《经理人文摘》杂志上看到了北大国际的广告，感觉到这正是自己一直在等待与寻找的MBA教育的最佳选择：1998年，北京还没有一个品质过硬的MBA项目，北大国际填补了这个空白。北京大学和来自美国的商学院的中外合作、中西合璧式的办学方式，确保这个项目能够保持一贯的高品质；另一方面，CCER作为北京大学下具体承担北大国际办学任务的中方合作方，给这个项目带来的信心毋庸置疑，高端的专业学养可以使学生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与时俱进。MBA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毕业后的校友服务是它价值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保持个人毕业后持续提升的资源平台之一，如果选择北京的MBA项目必定就能够享受到更细致的校友服务。要读MBA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可以培养自己成为工商管理领域里的通才。MBA集管理、营销、金融、财务、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等诸多领域之大成,是锻炼自己成为工商管理通才的有效的方法之一。二、能够加强自己的自信心。商场中每个人的奋进和提升常常需要一个新的平台或起点,而MBA往往能提供这样一个机遇。三、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磨练自己在这方面的专长,掌握新的分析方法和手段,以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人生职场中的挑战。四、强化自己的核心才干。通过MBA的学习,发现自己的专长与擅长,必修和选修一批能培养自己核心才能的课程,打下自己工商管理主攻方向坚实的基础。五、学到团队合作的精神。MBA的学习中很多方面都需要小组成员之间的配合,需要集体作战,都需要团结协同和共同发展。这种Teamwork的精神是许多著名商学院都大力推崇的学习风格。六、培养管理沟通的能力。管理沟通是MBA很关键的一个技能,不仅要学会作报告,作讲演,介绍和分析案例,还要掌握现代资讯手段,尤其是熟练使用电脑以及互联网等,充分把它们运用到管理沟通之中。七、建立校友网络。MBA校友网络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各路精英来自不同行业和领域,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对将来自己投身商场就提供一座可不断挖掘的无形的金矿。八、学习MBA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和自己营销自己。中国学生欠缺的就是营销自己的能力。突围的人生需要自己来经营,而MBA可以是一个新起点。九、读MBA还有一个其他专业不能比拟的,就是不仅在学院中有良师益友,随时能向优秀的教授和有丰富商场实践经验的兼职教授请教学习,更重要的是还经常有机会聆听来自第一线的中外CEO或企业家的现身说法,直接分享他们的成功心得和得到的教训。十、最后,也是读MBA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获得MBA的资格承认。这是一种凭证,一种受过系统工商管理训练的证明,有了它,就有了一个开启职业生涯大门的钥匙,这是走向高薪、高回报的新起点,是一种焕然一新、截然不同的商旅生涯的开始。

1、美国本科生，中国国籍，想要读清华北大的硕士，需要考研，不能按国际生申请。2、留学回国后务必抓紧先进行学历认证，然后于10月份在研招网网上报名。3、留学生回国考研的难度不小，虽然英语有优势，但考研需要考政治，所以务必尽早准备。建议首选美国读研。

清华当然有国际法学啦，而且实力非常强大，八位国际法的教授全部是海龟：李兆杰：教授，多伦多大学法学博士，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年刊主编，亚洲发展国际法基金（DILA）核心组成员。贾兵兵：教授，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国际法学，国际法协会（ILA）成员，亚洲国际法发展基金会副主席；车丕照：教授，威斯康星大学法学硕士（1986），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傅廷中：教授，韩国海洋大学博士，海商法、保险法、国际经济法，中国海商法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世贸组织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李旺：教授，京都产业大学博士， 国际私法学陈卫佐：教授，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德国萨尔大学法学博士，国际私法、比较法、德国民法张新军：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国际法。冯术杰：讲师，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知识产权法、国际经济法英语专业应该只能考法律硕士吧。北大国际法学院招收各个本科专业的法律硕士和JD双学位，没有官方指定的参考书目，全国统考各个学校应该都一样的，不过北大国际法学院要求英语必须要好，因为JD课程是全英文。您确定吗？只能科班的才能报考法学专业？

据加勒比投资移民局数据，不用考试直接上清华北大，因为2017年起，清华大学本科国际学生招生全面改革，不再采取笔试的形式，而是采取申请-审核制。所有具备申请资格的国际学生，都可以向清华大学递交申请，清华大学将通过网上申请和综合测评（包括材料评审和面试）进行录取。　　清华大学的国际学生本科招生将从2017年开始采用申请审核制，取消笔试。不仅免试，还有奖学金。即外国人想进清华读本科，无需参加笔试，提交申请材料等审核后面试通过即可。 移民其他国家，拥有第二身份，成为国际生。简单来讲，移民国外，给子女第二身份，从此上清华北大不再难！　　成为外国人的解决方案：其中值得推荐的是英联邦护照，例如安提瓜移民，圣基茨移民，多米尼克移民，格林纳达移民，都可以在3-6个月之内快速拿到英联邦护照，申请条件简单，其中多米尼克护照10万美金即可！转换身份，清华北大轻松上！ 相较于花500多万买学区房，其实移民拿英联邦护照更靠谱，而且费用也没有500万这么多！作为备选方案可以考虑，在孩子越小的时候开始规划最好，因为有时间限制！以上由加勒比投资移民局整理

北京大学不招国际贸易学的研究生，只招世界经济学的研究生，在国内高校中国际贸易最强的好像是对外经贸大学。你如果想考好的国际贸易大学的话可以考虑对外经贸大学。

实力最强的单位是：北京大学（教育部）、复旦大学（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山东大学（教育部）、吉林大学（教育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公厅）。实力二等的单位是：外交学院（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教育部）、南开大学（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部）、暨南大学（国务院侨）、浙江大学（教育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延边大学（吉林省）。实力三等的单位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南京大学（教育部）、中山大学（教育部）、武汉大学（教育部）。实力最弱的单位是：兰州大学（教育部）、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部）、北京语言大学（教育部）、同济大学（教育部）、电子科技大学（教育部）、新疆大学（新疆自治区）、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聊城大学（山东省）。

国内发展的话，就是考博士的话还是人大比较好，从学校在咱国内的认可度上来说的，如果想出国发展，那就是贸大比较好了，因为这两个大学虽然都与国外有联系，相比较而言贸大的联系更加密切，对你更加有利。我是比较支持你去人大的，一是出于自己感情，不想这么个人才外流，再就是客观的就两个大学的比较，人大的经济学、经济经营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简单的看你能不能拿到奖学金在选择，复杂了，即使你自己的选择了。只是我知道你很优秀，比我优秀，所以只能帮到这里了。

面临人生选择患得患失的时候，大多数人总会习惯性地去问一个比较终极的问题——“要什么？”而大多数情况下，回答这个问题，又往往是一个人对手中庞杂而又看似宝贵的多种资源作出取舍的时候。割舍总是痛苦的。但后来的结果总是一次次证明：退出画看画，往往能够领略到更好的意味。出现在这本书中的几十位北大国际校友，以及其他数千位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甚至各个国家的北大国际人在走进朗润园的时候，其中功成名就者不乏其人，意气风发者不乏其人，踌躇满志者亦不乏其人，但他们都或多或少怀揣着从现实到理想的问题。这些困惑也许并非升职跳槽这么具体，但一定会横亘在每个人发展道路的某一段。梦想，每个人都有，只不过具体到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症状”不同，可能是职业发展遭遇了瓶颈，也可能是工作氛围不如意，或者是感觉生活没有激情、太过乏味……那么，选择读MBA是不是可以解决每个个体千差万别的“问题”呢？（一）我恐惧经验枯竭的那一天“我高中毕业就进了汇丰，从柜员一步步干起来，都是从实践中摸索，或是通过一些培训获得的。我的理论基础都比较薄弱，弥补宏观理论方面的欠缺是我很实际的一个需求。”——丁国良“30岁以后我不能凭经验去干活。在接触公司战略方面的一些问题时，有很多问题以我当时的知识储备和认知体系，我自己是解决不了的。北京吉普当时的经营困境并不是技术或者市场这些技巧性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我希望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陆群1998年从青岛迁到北京，丁国良出任汇丰北京分行副行长。一年之后的一个偶然机会，他从当时的行长那里看到了北大国际招生的信息，已经是副行长的他毫不犹豫地去报了名。尽管已经是分行副行长，并且曾接受过汇丰银行内部很多专业的培训，但对于高中毕业就进入汇丰，从柜员一步步做到现在职位的丁国良来说，坐在大学校园里，平心静气地读两年书，始终是他心底里的一个梦。10年前，商学院在内地还是比较新的教学模式，有机会、有实力接受这个培训的大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我在内地已经工作7年了，见识了很多优秀的政府官员、国企领导和创业的老板，他们都有特别鲜明的特征，本身素质也非常出色。我自己是从基层一点点做起来的，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都是从实践中摸索，或是通过汇丰内部的一些培训获得经验。无论是在专业能力还是管理能力方面，我的理论基础都相对比较薄弱——那时候，中国锐不可当的发展趋势相当明显，弥补宏观理论方面的欠缺是我很实际的一个需求。1999年我就去报在职班了，但招生办公室看了我的材料，说我的职业背景很强，唯一一个问题是我没有学位，这个事情确实比较难办。后来我们汇丰银行的主席来北京的时候，我和他谈了一次，告诉他我非常想去读这个MBA，也跟他谈了这个MBA对我的意义。主席十分支持我，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招生处收到这封信之后，给我出了主意，让我去考一个GMAT的成绩，这样学校可以破格录取。和丁国良一样，陆群在他所处的汽车行业里，经验丰富、事业发展一帆风顺，而且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如果愿意读书，回清华是顺理成章、综合成本又最低的选择。但陆群却选择了北大国际的在职班。如果说丁国良的选择还有某种偶然因素的话，那么陆群从清华园到朗润园的“迁徙”更是一种主动的寻找。现在回头想去北大国际读书，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在清华学的是汽车，大学毕业就分配到北京吉普，进公司后各方面发展非常顺利，比起一块儿进公司的同龄人，走得比较快，很快就承担了一些管理工作，还被公司派到美国做了一些国外交流的基础开发项目。1990年毕业到1996年，我已经成为北京吉普当时最年轻的一个科长。走到这儿，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前面发展得这么顺，我下一步该干什么？难道就这么一步步走下去吗？90年代，外企在国内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和我同龄的那批人也有在外企里干得有声有色的，他们的顾虑反倒比较小，可以说，每个人生活都可以很精彩、每种生活方式都有它的快乐。到1999年，我已经工作了七八年，年龄也到了30岁，当时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30岁以后难道我完全是凭借以前的那些经验来工作吗？清华对学生的教育很严格，基础知识相当扎实，但工作之后，尤其是后来我开始做管理工作，天天都接触到新事物，原来大学里的专业知识结构应对这些复杂的现象，捉襟见肘，经验肯定有入不敷出的一天。从我进北京吉普到去北大国际读书这几年，我亲眼见证了北京吉普曾经的辉煌，然后开始萧条。外面的环境变化太大了，北京吉普虽然是一个合资企业，但它国企的色彩依旧比较浓重。在这个时候即使看到了改变的紧迫性，但由于长期以来的思维禁锢和视野局限，它也没有力量开始变革。我当时是在公司产品研发和产品战略部门，直接参与了公司战略方针的制订工作，因此对这种变化时期一个国企的困境体会深刻。这个时候我想是不是应该去读点儿书，也可以说是因为危机感——30岁以后我不能凭经验去干活，我还要不断地学习。我是学汽车出身的，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读些更综合更全面的书，比如管理或者经济。那个时候，在北京吉普这样“国企”味道比较浓的公司里面，有这个想法去读书、而且还是读MBA的人并不多。北京吉普的工资并不高，1999年的12万学费对我是一个大数字，要是为了学位，回清华读是顺理成章的一个选择，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我的困惑来自哪里，我也知道我将来想干什么。在接触公司战略方面的一些问题时，有很多问题以我当时的知识储备和认知体系，我自己是解决不了的。很明显，公司当时的经营困境并不是因为技术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管理等等，我希望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30岁，所谓而立之年。每个“不安分”的人都在为自己的下一步或迷茫，或选择，而通过MBA实现对自己的提升，是这些已经有了一定基础，需要外力在关键时刻助推一把的公司中层们顺理成章的选择，即使学MBA本身不会立刻带来丰厚的薪水和职位的提升，但学习就像给陷入停滞胶着状态的平淡生活投入了一剂催化剂。只是在理工科出身的陆群身上，北大国际的催化剂作用来得更剧烈些。北大国际毕业之后，陆群脱离了体制内按部就班的职业轨迹，毅然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二）在办公室，听不到北大国际同学讲的这些话“我来北大国际的主要任务就是让自己的知识结构更丰富一些，眼光更长远一些，看问题的角度更宽一些。让自己作为一个央企老总，能够和世界经济的规律、国家发展的趋势更合拍。”——郑清智“我已经很明确我的价值是在中国，中国市场变化这么快，我是不是必须花很多时间在海外？北大浓厚的人文底蕴、开放型思维、多元化视野，能够很好地弥补我本身工科出身带来的缺憾；北大国际还邀请北美的教授来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盛红勤在北大国际校友的一次聚会上，面对在座的“60后”、“70后”和“80后”校友，郑清智幽默地说：“和北大国际校友一起聊的这些话题，在办公室里都听不到。”听到这话，“60后”笑中带着共鸣，“70后”笑中带着回味，“80后”笑中则带着思考。郑清智担纲的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下称“中农发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具有综合功能、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央农业企业，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看看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行业外的企业在干些什么，听听理论界在说些什么，是郑清智来北大国际的一个初始想法。我的经历比较丰富，从农村乡镇开始到省政府的公务员、从行长秘书开始到处长、从行长到投资公司总经理、从政府金融又转到国有企业做副总经理、总经理，我始终在梳理过去多个行业、多个部门工作的实践经验。来北大国际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丰富知识结构，将眼光放长远，拓宽看问题的视野，能够和世界经济的规律、国家发展的趋势更合拍。从全球经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企业的经营发展，是我作为一个央企老总完成使命所必需的。来商学院读书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充电，电源来自方方面面，来到北大国际就要有意识地从四面八方吸收营养。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交流沟通，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我对IT行业、制药行业都不熟悉，但班里有这个行业的，他们几乎就是本行业的活字典。讲课的经济学家们，还有从美国来的教授，他们教给你的一定是最经典、最朴素的规律，以及最广阔的思维和视角。学MBA的收获也不是说毕业之后工资涨了多少，级别升了几级，我从来都认为学习的过程是提高的过程，是充实的过程。回想起来，整个上学期间我都特别兴奋，因为总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不了解的东西刺激着我。遇到不懂的东西我就感觉遇到挑战，一遇到挑战就会兴奋，一兴奋就会激发出斗志去用功，一用功就来精神，身心都会年轻起来，学习使我年轻。终身学习，学习终身是我的座右铭。2008年夏天，在北京CBD核心区的惠普大厦一间会议室里，惠普中国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盛红勤语调平和、条理清晰地描述着10年前的那段北大求学时光。10年前，盛红勤还在摩托罗拉工作，待遇优厚，职业发展路径清晰。作为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培养的一部分，摩托罗拉给盛红勤这样处于上升期的骨干们安排了很多不同模块的管理培训，这些课程提供的技巧“非常实用”，对于战斗在业务一线的员工们迅速提升能力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尤其是理工科出身、正向综合管理方向发展转型的盛红勤更是从中体会到了教育对职业的提升。“顺风顺水”，可以说，这4个字是盛红勤当时的职业状况写照。而那个时候也恰恰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的时刻，包括体制改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等等，很多划时代的事件引爆了全社会对于世界、对于经济的热情，层出不穷的社会热点获得了充分的讨论空间。这一系列国家和世界的宏观事件带来的冲击，促使盛红勤开始思考如何扩大自己视野和综合认识水平。一度，盛红勤曾为考虑要不要去国外读书而发愁。我认为经验积累到一定阶段，需要理论的总结、指导和提升。我曾经考虑过是否要去国外读书。在摩托罗拉接触到的培训课程确实体现了西方商业培训先进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企业在发达市场的操作经验。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明确我的价值体现应该在中国，那么从个人角度说，我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能够对这个国家有贡献。中国市场变化这么快，我是不是必须花很多时间在海外？北大浓厚的人文底蕴、开放型思维、多元化视野，能够很好地弥补我本身工科出身带来的缺憾；北大国际不仅有北大、CCER做学术后盾，它还邀请北美的教授来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学习是一个自发的历程，有心向学，从周围工作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之中都可以有所收获，关键在于你了解、掌握了一个工具或者一种方法之后，是不是能有意识去使用。从人的本性讲，行为和思维上的惯性是很大的，已经习惯的个人方法是不容易改变的。MBA 20多门课究竟能不能发挥它预期的作用，要看你是不是可以突破你的惯性思维。对于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来说，东方的价值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逐渐定型，但是西方管理科学是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加以掌握的。当你作为一个经理人有意识地去接受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你就能更有效地改变。经过再三考虑，通过衡量北大国际的诸多优势，盛红勤决定就在国内继续深造。1998年，北大国际MBA出现了盛红勤的身影。（三）十几年了，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干到第六年，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当时我已经做了两年‘领导力发展’工作，我也认识到我真的喜欢这个职业，我喜欢和人打交道、研究人的过程。但是如果我要在‘领导力发展’这个专业的方向走下去，我必须积累一些通用的企业管理知识。”——田文捷在IBM中国大陆的一万多名员工中，陈文是第一位持中国护照晋升为合伙人的高管。IBM收购普华永道的咨询业务后，陈文也是负责完成中国区的收购和两个团队融合工作的重要主导人之一。见到陈文是在一个夏日的下午4点，他刚刚结束了在公司外的一个会议，匆匆赶回IBM的办公室，因为晚了几分钟，他特意安排秘书到电梯间等候。初见陈文，很难把安静、谦和的陈文与这样的业绩联系起来。但当陈文条理清晰地分析北大国际时，他“职业、专业”的IBM“深蓝”气质扑面而来。陈文是北大国际2000年第一届EMBA班的一员。1989年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毕业进入外企，他马不停蹄地干到2000年，职位一路晋升，在公司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要，但瓶颈期似乎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阶段。回望10年前，陈文很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就是想找些新东西——外企的环境固然优越、待遇堪称优厚、社会地位相当风光，“但这里也像一个恒温箱，慢慢销蚀你个人性格中冒风险的那一面，让一个人不愿意、也没有勇气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自打进了小学就一直站在同龄人前列的陈文，站在工作10年的坎上，了解同龄人在干什么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在自己这个圈子里的优秀到底是不是外面世界里的优秀？脱离外企这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世界究竟怎么样，始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诱惑。在以往的工作中，IBM庞大完善的培训系统让陈文建立了基础的管理理念。技术、市场、人事、财务、服务和项目管理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但这些基于职业的能力培训对于有了想法的陈文来说，总还是浅尝辄止，陈文意识到，这些基本技能只是作为一个企业高管管理的基础职能，是跳出来审视自己、建立自己商业思维构架的时候了。“刚好那个时候，有我们一个IBM的同事在北大国际读在职班，听他聊感觉还不错，我想那就去上学吧。通过课堂接触社会是一种比较稳妥、收获又最大的方式。而我又是学理工出身的，对北大的文化和学术氛围始终很向往，就这样，我选择了北大国际MBA。”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了田文捷的身上。田文捷是1998年北大国际开始招生后入学的第一届在职MBA班的一员。她曾在IBM从事“领导力发展”的培训工作，现在是专业的领导力与职业生涯教练。走上专业“研究人”的工作，还是缘起于她在全球最大的轴承制造商——瑞典斯凯孚中国公司的职业经历。人力资源——领导力发展是在西方现代管理体系中较早发展起来，并且进入中国的一项管理职能，中国的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也早在1996年就已经初具雏形。田文捷就是在那期间参加了当时中欧商学院举办的一个为期一周的HR管理短训班。这次短期培训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一直在实践一线操作的田文捷第一次接触到了专业的MBA教育，随着对MBA教育了解的深入，其在西方现代商业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田文捷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要逐渐融入世界体系中，那么在发展模式、路径和相应的人才培养方面，美国的发展路径将对中国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风行全球商界的MBA必将在中国拥有它的广阔前景。“1998年的时候，我已经工作6年了，确实从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当时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因为我的工作职责是培训公司中国区的管理层员工，那么只有在专业上比培训对象更强，我才可能胜任我的工作，这样我就需要尽早在管理方面接受系统性的教育。同时，做了两年的‘领导力发展’工作，我也认识到我真的喜欢这个职业，我喜欢和人打交道、研究人的过程。要在‘领导力发展’这个专业的方向走下去，我必须积累一些通用的企业管理知识。”这个时候，她在《经理人文摘》杂志上看到了北大国际的广告，感觉到这正是自己一直在等待与寻找的MBA教育的最佳选择：1998年，北京还没有一个品质过硬的MBA项目，北大国际填补了这个空白。北京大学和来自美国的商学院的中外合作、中西合璧式的办学方式，确保这个项目能够保持一贯的高品质；另一方面，CCER作为北京大学下具体承担北大国际办学任务的中方合作方，给这个项目带来的信心毋庸置疑，高端的专业学养可以使学生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与时俱进。MBA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毕业后的校友服务是它价值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保持个人毕业后持续提升的资源平台之一，如果选择北京的MBA项目必定就能够享受到更细致的校友服务。要读MBA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可以培养自己成为工商管理领域里的通才。MBA集管理、营销、金融、财务、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等诸多领域之大成,是锻炼自己成为工商管理通才的有效的方法之一。二、能够加强自己的自信心。商场中每个人的奋进和提升常常需要一个新的平台或起点,而MBA往往能提供这样一个机遇。三、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磨练自己在这方面的专长,掌握新的分析方法和手段,以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人生职场中的挑战。四、强化自己的核心才干。通过MBA的学习,发现自己的专长与擅长,必修和选修一批能培养自己核心才能的课程,打下自己工商管理主攻方向坚实的基础。五、学到团队合作的精神。MBA的学习中很多方面都需要小组成员之间的配合,需要集体作战,都需要团结协同和共同发展。这种Teamwork的精神是许多著名商学院都大力推崇的学习风格。六、培养管理沟通的能力。管理沟通是MBA很关键的一个技能,不仅要学会作报告,作讲演,介绍和分析案例,还要掌握现代资讯手段,尤其是熟练使用电脑以及互联网等,充分把它们运用到管理沟通之中。七、建立校友网络。MBA校友网络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各路精英来自不同行业和领域,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对将来自己投身商场就提供一座可不断挖掘的无形的金矿。八、学习MBA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和自己营销自己。中国学生欠缺的就是营销自己的能力。突围的人生需要自己来经营,而MBA可以是一个新起点。九、读MBA还有一个其他专业不能比拟的,就是不仅在学院中有良师益友,随时能向优秀的教授和有丰富商场实践经验的兼职教授请教学习,更重要的是还经常有机会聆听来自第一线的中外CEO或企业家的现身说法,直接分享他们的成功心得和得到的教训。十、最后,也是读MBA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获得MBA的资格承认。这是一种凭证,一种受过系统工商管理训练的证明,有了它,就有了一个开启职业生涯大门的钥匙,这是走向高薪、高回报的新起点,是一种焕然一新、截然不同的商旅生涯的开始。

外交部，并非只招收外交学专业的毕业生。往年看，外语类专业招录的考生，而计算机、环境工程、情报学、新闻传播、工程管理、行政管理、财务会计等专业都是相对录用人数较多的。一、至于你所列外交学专业，北大和外交学院近三年的复试线相差无几，均在345分上下（浮动5分）。二、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对应届本科生没有外语等级的要求，但对同等学力的专科生报考则要求具有大学英语六级证书或大学英语六级成绩达到550分以上。三、有获奖经历，对进学校有帮助，但帮助不大，不是决定性的。四、外交学院招收研究生的专业，除了外交学，还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学、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法律、世界经济、英语、法语、日语、英语口译、公共管理等专业。复试线相对较低的有国际关系、政治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