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外国语大学学院博士首页

这个我不是外国语院的，我接触过的的一个教硕士英语的老师不错，叫唐什么来版着，女的，教得不权错，人也很好，俺很喜欢她的课。以下为中南大学英语系的资料：http://sfl.csu.e.cn/undergraate/Default.aspx?id=3屠国元教授：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湖南省翻译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重点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参考资料：http://sfl.csu.e.cn/redynamic/dynamicsShow.aspx?id=42收起

具体包括8个方向050101文艺学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333766学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5010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顾名思义，包括语言和文学两个大的专业。按照教育部对学科门类的划分，它主要包括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8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下面，又分若干个研究方向。当然，具体到每个学校，这8个二级学科不一定都会设置硕士点；研究方向的划分，不同院系也是根据自身的科研条件和师资力量来确立，可以说是“各自为政”。050101 文艺学 专业简介：文艺学也叫文学学，是研究文学的性质、特点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给文学实践以指导的学科。文艺学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现象以及文学史等，当今的研究者还将视角转向了新兴的、颇具活力的文化研究方面。该专业与哲学联系紧密，理论性、思辨性较强。研究方向：文学理论、文艺美学、文学批评、文化与诗学、西方文论、中西比较诗学、中国古典诗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所学课程：文艺学的方法与体系、西方古典美学、西方现当代美学、中国古代美学史专题研究、文艺心理学、文艺学方法论、马列文论文艺思潮研究、形式美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中国诗学研究、当代人类学美学、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文化研究、西马文论等。参考书目：《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童庆炳，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美学史（上、下）》朱光潜，人民文学出版社；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伍蠡甫、胡经之，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学》朱立元，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美学史大纲》叶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世纪西方美学》周宪，高等教育出版社 就业前景：多进入文化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媒体单位，从事文学评论、编辑、宣传策划等工作。推荐院校： 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点单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 暨南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 苏州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扬州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报考热度：★★　　文艺学专业由于理论性非常强，学科内容抽象，所以在文学类专业中报考热度一般。选择此专业的考生，大多是出于兴趣和爱好，因此报考人数虽然不多，却是精英云集。同时，由于各院校招生人数较少，录取比例通常在15％左右。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简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以中国境内语言为研究重点，分析、归纳人类语言的发生学关系和内在规律。该学科可分为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两大块，理论语言学倾向于理论研究，探讨特定语言的语音、词法、句法、语义、语用的共时结构和历史演变规律；应用语言学泛指语言学理论或方法运用在其他领域及学科而产生的应用**叉学科，如语料库语言学、法律语言学、教学语言学等，实用性更强。对外汉语在某些高校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方向：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方言学、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测试、文化语言学、语音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所学课程：汉语语言学史、语言学概论、语言变异研究、语言与文化、中国语言学史、语言统计学、汉语方言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实验语音学、语法专题研究、修辞专题研究、语体学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学、对外汉语教学等。参考书目：《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 　　 《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语法讲义》朱德熙，商务印书馆；　　 《语言学概论》高名凯、石安石，中华书局。就业前景：多在高校、科研单位、对外汉语培训机构、新闻出版机构以及中学、国家机关从事教学、研究、培训等工作。推荐院校：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广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 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 博士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报考热度：★★★★　　现在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缺口上百万，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各院校相继开设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同时增加了对外汉语方向，报考热度由此可见一斑。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报考人数达到891人，创历年新高，录取比例一般低于10%。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简介：汉语言文字学为语言类的传统学科，分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大方向。它包括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现代汉字学、汉语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等一系列学科，主要研究从上古到现代的汉语的口语系统与文字系统的演变规律、结构特征和现实状况。现代汉语侧重于研究现代普通话和方言，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联系紧密；古代汉语侧重研究古文字（甲骨文、金文、隶书等）、古音韵、训诂、词汇等，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和古代文学关系密切。 研究方向：汉语方言、汉语史、汉语词汇学、现代汉语语法修辞、音韵文字训诂、中古汉语词汇语法、汉语语音学、汉语发展史、汉字信息处理、对外汉语教学等。 所学课程：古代汉语语法学、汉语语音史、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汉语修辞学、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语法学、中国语言学史、汉语史料学、方言专题研究、词汇学专题研究等。 参考书目：《基础语言学教程》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　　 《语言问题》赵元任，商务印书馆；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商务印书馆；　　 《修辞学发凡》陈望道，上海教育出版社；　　 《文字学概要》裘锡圭，商务印书馆；　　 《说文解字》许慎，中华书局。 就业前景：一般就职于高等院校、国家文化出版部门、中学、对外汉语培训机构等。推荐院校：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报考热度：★★★　　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基础学科，其专业性质突出，名校名师众多，就业和深造的出路较好，研究生毕业进高校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历年来报考人数也十分稳定。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简介：中国古典文献学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很“年轻”，仅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这个专业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与整理，如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编著，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文献、唐宋文学文献、元明清文学文献等。所学课程：古籍校释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整理实践、古代专书研究、中国目录学史、古典文献形态学、古籍考证学、古籍辨伪学、古籍辑佚学、古籍编纂学、古籍检索学等。参考书目：《中国古文献学》孙钦善，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人民出版社；　　 《文献学》王欣夫，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献学概要》杜泽逊，中华书局。就业前景：可以进入大学、科研机构、出版社、图书馆、文化产业等相关部门从事古典文献研究及教学工作。推荐院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等。报考热度：★　　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性强，研究内容较为冷僻，就业受到一定的限制。且一直以来招生人数不多，报考者大多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考生，其硕士点大多设在研究所，因此每年的报考人数相对较少。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专业简介：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专业以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体裁的演变、历代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典籍、文论、各个时期文学承前启后的关系等为研究对象，因而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熟悉某一段历史阶段的文学发展情况。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魏晋隋唐文学、宋元文学、明清及近代文学、分体文学史、古代文论等。所学课程：校雠学、诗经研究、楚辞研究、史记研究、杜诗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史、六朝诗歌流变、唐代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研究、元明清小说史、近代文学研究、近代学者治学方法、中国戏剧史、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参考书目：《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代汉语》王力，中华书局；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罗宗强、陈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就业前景：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使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重新焕发活力，此专业招生人数较多，毕业生多从事教学、文化宣传、学术科研、新闻出版采编等方面的工作。推荐院校：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苏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 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点：安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湖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 、山西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报考热度：★★★★　　很多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认为，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兴趣，而不是它的实用价值。事实上，从近几年的形势来看，对古代文学的兴趣似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取向。这使原本热度稳定的古代文学专业越来越火，2007年北京大学的录取比例高达3∶100。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简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注重学理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它主要是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潮予以重审，对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思潮流变、文学群体、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文学与乡土文化、启蒙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以开阔的视野，结合新兴的研究方法，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置于不断加剧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来思考，以此来认识和回应当代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新的文学、文化问题。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国家重点学科。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儿童文学、戏剧影视文学、科幻文学、民间文学、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乡土文化等。所学课程：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现代台港文学史、现当代文学思潮史、文学经典导读、当代文学通论、当代各体文学专题等。参考书目：《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童庆炳，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文学史略》刘锡庆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北京大学出版社。就业前景：一般就职于企业、高等院校、文化单位、新闻出版机构。推荐院校：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南京大学 博士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 、兰州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报考热度：★★★★　　由于现当代文学招生人数多，时代感强，知识涵盖时间段较短，便于入门和复习，成为众多跨考生的首选。加之本专业继续深造的空间广阔，该专业的报考人数一直居高不下，近两年的情况尤为突出，2007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比例分别为6%、9%和7%，其热门程度由此可见。　 05010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专业简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旨在培养具备相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系统知识，能在少数民族教育、文化部门和单位从事教学、科研、翻译、文学创作、新闻等工作的专门人才。该专业主要学习有关民族的语言、文献，了解相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情况，并接受从事专业工作所需业务能力的训练。该专业地域性较强，仅有少数高校开设。研究方向：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关系史、中国少数民族族别史、藏族语言文学研究、维吾尔语研究与应用、文献翻译研究等。所学课程：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有关民族语言史、有关民族文学史、有关民族现代语言、汉语—民族语语法对比、有关民族历史等。就业前景：主要就职于少数民族教育文化部门及相关单位。推荐院校：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新疆大学、黑龙江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贵州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报考热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特色鲜明，兼具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专业性质。开设院校少且多在西部地区，由于语言的限制，报考者大多为本地或本民族考生。其学术研究专业性强，招生人数非常有限，因此其报考人数也相对较少。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简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门复合型的学科。其研究立足于吸收传统世界文学研究的成果，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把世界文学、欧美文学纳入全球整体格局中，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该专业要求考生具有较为扎实的中外文学功底和开阔的文化视野，具备良好的外语能力，能够熟练阅读外文文献。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比较文学与文论、世界华人文学研究、外国文学与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理论、西方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东方文学与东方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欧美文学、国外中国学等。所学课程：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导论、西方文艺理论专题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西方文学专题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中西比较诗学、中日文学研究、比较美学、比较文艺学、英美文学原著、中西美学比较研究、中外现代文学、西方现代文学等。参考书目：《比较文学概论》陈敦、刘象愚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欧美卷）》朱维之等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东方文学史通论》王向远主编，上**艺出版社；　　 《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童庆炳，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就业前景：主要就职于高校、科研单位、新闻出版行业、涉外企业等。推荐院校：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报考热度：★★★　　这个专业的优势体现在它的开阔度和开放性上，但对外语的要求很高。外国语言系也有类似的专业，更适合对外国文学研究本身有兴趣的报考者，其报考热度一直稳定适中。你好，我也是一名大三的学生，目前正在准备考研，所以对这个了解的很多，希望对你有专帮助。方向有如属下几种：1.文学类：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在很多学校在考试的时候，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当代都是考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要求英语通过专业八级），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2、语言类：古代汉语，现代汉语。3、文献类：中国古典文献学，训诂学，考据学，还有部分学校有历史和考据合在一起的一个专业，具体名字我忘了。4、文艺学：美学、西方文论、西方文艺批评、中国古代文论、女性文学研究，电影理论。5、新闻类：新闻学、传播学、广告策划等。前面两个是正宗的新闻学科，后面属于衍生学科，很多学校把它们放在经管类里面了。另外，我了解的有很多汉语言文学的学生考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等，这些专业呢，虽然不是汉语言文学的专业方向，但是和我们的专业有关系，所以也比较适合考。大概就是这些了，希望对你有帮助、收起

换个专业吧，考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有钱途学英语注定做屌丝，内哪怕你考的是北外容、上外；没看到南京大学翻译硕士，在南京起薪只有 5500 元/月？ 这点收入在南京够租房和吃饭么？这是研究生该有的收入么？很多本科起薪都不止这点中南大学的英语，比北京化工大学好很多，自己如果这点都没法判断，我觉得你这个研究生还是不要读了，读出来也没有用！不会去看两所学校英语博士点/硕士点、师资力量、博士点批准时间等？ 这年头抱着英语大腿不放的，都是不那么聪明的，聪明点的会学小语种，或者 IT、金融等高薪专业；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现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授19人，副教授85人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英语语言文学”学科是湖南省重点学科，中南大学是全国首批同时拥有口译和笔译方向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的9家单位之一；北京化工大学的英语，我就懒得提了，没劲，一点劲都没收起

1921年直隶献县天主教会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天主教大学—天津工商大学，成为天外的前身之3339666665一。1925年天津工商大学的主楼建成，最初学校设有工与商两科。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第7923号训令，因未达三院九系之标准，天津工商大学改名为天津工商学院。1937年天津工商学院设建筑系，建筑师沈理源，阎子亨，陈炎仲和穆勒等均曾在这所学校任教。1939年天津工商学院设法律系，转年停办。1943年增设女子文学院，设家政，史地，外文三系。1946年天津工商学院建立西方语言系，工科增设机械系，商科添设工商管理系。至此，工商学院具备了三院九系的规模。194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立案，将工商学院改名为“私立津沽大学”。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将津沽大学工学院3系与前北洋大学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将津沽大学财经学院3系并入南开大学；以津沽大学师范学院为基础，又将天津市教师学院并入，在原校址改建为天津师范学院。1958年天津调整为河北省会，学校更名为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天津师范大学改为综合性的河北大学，隶属于河北省教育厅。1964年学校主体前身-秦皇岛外语专科学校后更名为天津外国语专科学校)成立，同年创立英文系和俄文系。1970年1967年天津恢复为全国直辖市，河北大学迁址保定，外文系和中文系并入天津外国语专科学校。1974年经国务院教科组批准由原天津外国语专科学校，原天津外国语学校，原天津师范学院日语专业，原河北大学外语和中文专业的学术力量和教师等重组为天津外国语学院，同年创立法文系，日文系和西班牙文系。1975年建立德文系。至此，以英，日，俄，法，西，德6大外语专业为基础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主体基本形成。1979年开始招收英语专业和日语专业研究生。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4年招收首批留学生，是中国较早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高校之一。1994年建立朝鲜语系。2002年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校区在天津滨海新区大港高教生态园区内建立，同年建立阿拉伯语系。2005年成立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其一级学科，本科专业数量以及在校本科生规模均列全校二级学院首位；成立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建立意大利语系和葡萄牙语系。2006年建立斯瓦西里语系，由原东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朝鲜语系一同组建为亚非语学院；汉学院正式更名为汉文化传播学院,同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2010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天津外国语大学，成立天津国际发展研究院；2010年5月18日由原教育技术系与教育技术中心、网络中心和计算机教研室四个部门合并组建教育技术与信息学院。2011年原西语学院更名为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下设德，法，俄，西，意，葡六大语种；第十届世界日语教育研究大会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隆重召开；与中共中央编译局签署协议共建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教育部批准建设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项目- 拉美研究中心；成立天津外国语大学求索荣誉学院。2012年成立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与中央编译局、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南开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对外经贸大学等“四校两部委”共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和传播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改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为研究生院；中共中央编译局和天津外国语大学共建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收起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大学城的建设是战略性的、具有超前眼光的，其对于提高大港人口的整体素质和品位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拉动当地就业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如：出租车行业、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未来大港还会继续加大投入对大学城高校的建设，继续为大港人民的生活教育谋福祉，书写美好篇章，希望大港人民大力宣传大港，大力宣传大学城，为了大港也为了我们自己，光大学城就有4万多人，巨大的市场，像步行街的商户可以定期到大学城做宣传，促销活动可以在校园里做（找兼职学生），专门针对滨海学院、外国语大学学生，也可以给新区领导反映拓张商户与高校学生群体的衔接，总之欢迎我们大港人和大港商户来大学城开店创业，也欢迎我们大港本地区的孩子报考这些学校就近入学，也希望大港人多去这几所学校看看转转，了解了解，可以去锻炼身体，可以去听讲座，可以带孩子感受一下大学的氛围，但是切记不要干违法的事，什么偷拍女生啦，带狗遛狗啦，注意树立我们大港公民的良好形象。以下是学府路大学城的基本情况：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Nankai University, Binhai）又叫南开大学滨海校区，简称滨海学院，肇始于2002年，正式成立于2004年。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由南开大学和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合作创办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是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是南开大学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滨海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各院系、专业主任由南开大学教授、业界知名专家担任，任课教师具有南开大学副教授、教授高级职称，核心专业课程由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授课。滨海学院目前设有11个系、47个专业方向，覆盖理工、文学、经济、管理、艺术等学科。“渤海之滨，白河之津；汲汲骎骎，月异日新”，滨海学院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之南开校训，弘扬“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和“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正在向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学院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学院面向全国招生，毕业后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毕业证，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学士学位，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根据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坚持本部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将继续传承和发扬南开大学的传统，传承南开大学的“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 坚持“以德治校、质量为本、特色为先”的办学定位。把提高教学质量列为优先工作目标，坚持 以教学为中心，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主线，以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不断增长为根本任务，致力于创造开放的人文、学术环境和为社会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较强的社会政治经济建设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学院位于中国天津滨海新区，与同在滨海新区的南开大学泰达学院照相辉映，学院距市区 34 公里，交通便捷，天津站公交站坐186路公交即到。随着2015年位于津南区南开大学新校区的启用，逐步形成了北有泰达（南开大学泰达校区）、西有本部（南开大学新校区）、南有滨海（南开大学滨海校区）三足鼎立的格局，他们将为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应有的巨大贡献。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建设开始于2002年春夏之交，一次由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陈至立同志召集几个京津两地高校主要领导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传达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和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分管教育的领导对高等教育的一些重要指示，其中一个问题讲到，凡是没有创办独立学院的“985”高校要为党和国家，要为老百姓的实际需求，积极地承担起这份责任，创办独立学院，而且要力量强。这是中央整体分析社会发展形势和就业形势、高等教育整体形势后，为了满足社会增长的需求而提出的一项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措施。南开大学面对国家的走向和南开大学自身的定位，2002年4月份左右形成了在原有南开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基础上积极寻求社会力量办学，创办南开大学独立学院的意向。先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跟十几家合作单位进行了洽谈，最终在原大港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决定原大港区人民政府跟南开大学合作创办南开大学伯苓学院，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在开始建设之初就没有民间资本介入，当时把学院命名为南开大学伯苓学院，意在纪念我国近代民办教育的先驱者、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2003年1月11日南开大学、大港区政府在大港宾馆举行《合作建设南开大学伯苓学院筹建方案》和《合作建设南开大学伯苓学院协议书》、《关于对南开大学伯苓学院实施股份制管理的协议书》的签字仪式。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原大港区区长陈玉贵分别代表合作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大港区委书记只升华、天津市教委副主任马建标出席了签字仪式并讲话。学院为股份制合作办学实体学院，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列入南开大学正式建制。南开大学以学校品牌和教育资源等无形资产入股，全权负责学院学生的教学和日常管理，原大港区政府提供1000亩土地，原大港区港容城市环境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投资建设8万平方米的办公用房和基础设施。由于教育部对独立学院命名不宜用人名的要求，南开大学按照教育部[2003]8号文件的精神，将南开大学伯苓学院更名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将原来的合作者大港区人民政府变更为大港区人民政府所属集体企业港容公司，并向教育部，市教委报送获批，所以至此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建设自始至终没有民间资本的介入，合作方仍然是大港区人民政府。由于大港区2009年11月撤区并入天津市滨海新区，这一阶段学院由南开大学和大港区城区管委会共同建设管理。2013年9月26日，天津市宣布撤销滨海新区下辖的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城区管委会，由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各个街镇的工作，滨海新区直管街镇；根据天津市政府关于滨海新区整合部分功能区的决定和市民政局关于滨海新区调整部分街镇行政区划的批复（津民复[2013]19号），滨海新区将27个街镇调整为19个，12个功能区整合成7个。由此经过一年的梳理调整，从2015年2月3日开始，学院由过去南开大学和大港区人民政府合作，过渡上升为跟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的全方位合作。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在教学和管理上全权依托南开大学，并在图书网络、远程教育等方面与南开大学实行资源共享。2004年校舍建设基本完成，学院首届学生入学，这一届招收的新生，毕业证书颁发的是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毕业证，学士学位证书还是由南开大学校本部发放，从2008年起由南开大学滨海学院自授毕业证学位证。2015年2月3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指出，滨海新区正式成立后，滨海学院由过去南开大学和大港区人民政府合作，过渡上升为跟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的全方位合作，合作平台更大、视野更开阔，服务的面积、半径、内容更多，这对于滨海学院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建有一流的教学楼、专业实验室、图书馆、室内外体育场馆、学生公寓、教师公寓、综合服务楼等教学设施，并拥电子阅览室和校园“一卡通”系统。同时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教学、生活管理和安全保卫制度和措施，为莘莘学子在校安心学习、生活提供了良好环境，学院教学设施齐备、校园环境幽雅，交通便捷，随着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集团 2015年4月24开通快速186路公交线路，学院将与本部在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滨海校区到本部津南校区将只有15分钟，到天津站只需45分钟。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来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求学。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没错！这就是南滨！把日子过得像电影感觉不错吧，在南滨拥有属于的“足记”吧！Welcome to Nankai University Binhai College！ 天津外国语大学（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坐落在北方经济中心和港口城市天津，是一所多语种、多学科、多层次、开放型的高等院校，也是全国八所独立设置的高等外语院校之一。天津外国语大学前身是1921年由天主教献县教区建立的教会大学——天津工商学院。截至2014年9月，学校马场道和滨海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 1040.06 亩。马场道校区地处市中心，校内建筑多为西欧古典风格，造型高雅，校园环境整洁幽静，是天津十景的标志性建筑群之一；滨海校区坐落在滨海新区大港高教生态园区内，湖光映翠，景色秀丽。学校设有16个教学单位。1921年直隶献县天主教会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天主教大学—天津工商大学，成为天外的前身之一。1925年天津工商大学的主楼建成，最初学校设有工与商两科。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第7923号训令，因未达三院九系之标准，天津工商大学改名为天津工商学院。1937年天津工商学院设建筑系，建筑师沈理源，阎子亨，陈炎仲和穆勒等均曾在这所学校任教。1939年天津工商学院设法律系，转年停办。1943年增设女子文学院，设家政，史地，外文三系。1946年天津工商学院建立西方语言系，工科增设机械系，商科添设工商管理系。至此，工商学院具备了三院九系的规模。194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立案，将工商学院改名为“私立津沽大学”。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将津沽大学工学院3系与前北洋大学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将津沽大学财经学院3系并入南开大学；以津沽大学师范学院为基础，又将天津市教师学院并入，在原校址改建为天津师范学院。1958年天津调整为河北省会，学校更名为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天津师范大学改为综合性的河北大学，隶属于河北省教育厅。1964年学校主体前身——秦皇岛外语专科学校（后更名为“天津外国语专科学校”）成立，同年创立英文系和俄文系。1970年1967年天津恢复为全国直辖市，河北大学迁址保定，外文系和中文系并入天津外国语专科学校。1974年经国务院教科组批准由原天津外国语专科学校，原天津外国语学校，原天津师范学院日语专业，原河北大学外语和中文专业的学术力量和教师等重组为天津外国语学院，同年创立法文系，日文系和西班牙文系。1975年建立德文系。至此，以英，日，俄，法，西，德6大外语专业为基础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主体基本形成。1979年开始招收英语专业和日语专业研究生。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4年招收首批留学生，是中国较早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高校之一。1994年建立朝鲜语系。2002年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校区在天津滨海新区大港高教生态园区内建立，同年建立阿拉伯语系。2005年成立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其一级学科，本科专业数量以及在校本科生规模均列全校二级学院首位；成立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建立意大利语系和葡萄牙语系。2006年建立斯瓦西里语系，由原东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朝鲜语系一同组建为亚非语学院；汉学院正式更名为“汉文化传播学院”。同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2010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天津外国语大学，成立“天津国际发展研究院”。2010年5月18日由原教育技术系与教育技术中心、网络中心和计算机教研室四个部门合并组建教育技术与信息学院。2011年原西语学院更名为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下设德，法，俄，西，意，葡六大语种；第十届世界日语教育研究大会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隆重召开；与中共中央编译局签署协议共建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2012年成立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与中央编译局、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南开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对外经贸大学等“四校两部委”共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和传播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改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为研究生院；中共中央编译局和天津外国语大学共建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天津外国语学院滨海校区是经国家教育部2004年3月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学院秉承“中外求索，德业竞进”的校训，特别注重能力和养，真正将学生们培养成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我院着眼于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以及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逐渐趋向多元化的趋势，广开交流渠道，为学生搭建“中外求索”之平台，培养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天津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学院的举办校天津外国语学院始建于1964年，是一所多语种、多学科、多层次、开放型的高等院校，其雄厚的师资力量为滨海外事学院的教学提供有利保障。天津外国语学院滨海外事学院着眼于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在继承和发扬天津外国语学院优良办学传统的基础上，瞄准学生就业前景，以外经、外贸、外事及外宣作为自身的办学特色。收起

辛红娟，女，1972年生，教授，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MTI教育中心主任。富布赖特研内究学者，南京大学容外国语学院文学博士，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中南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省重点学科）985发展规划和湖南省翻译研究基地梯队成员，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学科带头人。收起

截至2014年9月，该校建有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研究基地1个，市级研究院1个，部级重点研究基地1个，市级重点研究基地2个，8个校级研究机构。 研究基地 研究基地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 市级研究院 市级研究院天津国际发展研究院 部级重点研究基地 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拉美研究中心 市级重点研究基地 天津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培育研究基地语言符号应用与传播研究中心 校级研究机构 校级研究机构翻译研究所中外比较文化研究所美国研究中心美国黑人文学研究所英语语言教学研究所日本文化研究所莎士比亚戏剧与诗歌研究所天津国际发展研究院 　 根据2014年9月官网显示，学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项，国家出版基金2项，获教育部、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0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天津外国语大学在“十一五”期间获省部级奖励30项，其中二等奖7项，三等奖23项。获国家级（含教育部）项目19项，省部级和市教委科研项目107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术语标准化研究与多语种术语对照词典编撰”取得20项重要成果，成立天津国际发展研究院。 ●馆藏资源根据2014年9月官网显示，天津外国语大学藏书120万册，中外文报刊、杂志1600余种册，中外文数据库70个。 中外文图书以语言文学类为主，其次是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教育、法律、艺术、历史等。外文图书中，英、日文工具书已形成规模，其中语言、文学工具书颇具特色。　　2003年更换了美国sirsi公司UnicornConsortia高校联合馆图书管理系统，实现了网上预约、续借图书等功能。网上数据库49个，自建数据库5个；搜集了7个语种的语言教学、新闻时事、文学、文化等内容的400多个站点。 ●学术刊物《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是中国外语研究类学术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双月刊学报，全国优秀社科学报，天津市一级期刊, 天津市教委职称办认定的重要学术刊物。 辟有翻译研究、外国语言研究、外语教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栏目。同时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起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世界文化》《世界文化》1980创刊，1994年更名为《世界文化》，1999年开始双月刊面向国内外发行。截止2014年6月，已出刊105期。该刊大量介绍世界各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同时向世界传播我国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收起

　　应该叫做天复津外国语大学，是制一本院校，是本科院校。　　天津外国语大学（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坐落在北方经济中心和港口城市天津，是一所多语种、多学科、多层次、开放型的高等院校，也是全国八所独立设置的高等外语院校之一。天津外国语大学前身是1921年由天主教献县教区建立的教会大学——天津工商学院。　　根据2014年9月官网显示，该校拥有博士点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4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37个，翻译硕士11个，天津市重点学科4个。　　截至2014年9月，该校建有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研究基地1个，市级研究院1个，部级重点研究基地1个，市级重点研究基地2个，8个校级研究机构。收起

天津外国语大学虽然不是一本，但只有在极少数省份招收二本，去年即使是版在天津招收的也权是一本，如果你不是高出一本线四五十分的话，就上不了它的语言类专业！我了解了一下，在大多数省份它的录取分数线都高出一本线30分以上，所以，即使它是二本院校，招收的学生都还是分数很高的！收起

这个我不是外国语院的，我接触过的的一个教硕士英语的老师不错，叫版唐什么来着，女的，教得权不错，人也很好，俺很喜欢她的课。以下为中南大学英语系的资料：http://sfl.csu.e.cn/undergraate/Default.aspx?id=3屠国元教授：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湖南省翻译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重点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参考资料：http://sfl.csu.e.cn/redynamic/dynamicsShow.aspx?id=42收起

天津外国语大学“文明互鉴文明互译”首届学术交流季活动已于近日圆满落下帷幕，首届学术交流季活动邀请了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文明互鉴”和“文明互译”两大板块，共开展10余项重点活动和近百场讲座、报告会，活动亮点纷呈，特色彰显，成效显著，为推动中华文化、天津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天外”努力，得到了学术界及媒体的广泛关注。在“文明互鉴”板块，“国别和区域研究天外论坛2019” “新中国外交70年大使圆桌会议”“‘一带一路’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讲座“2019年孔子学院联席会议暨孔子学院院长论坛”等活动的举办以及《城市的力量--全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智库联盟论坛文集》的出版等，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搭建了交流沟通的平台，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密切文明互鉴中做出有益探索，为深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在“文明互译”板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与研究学术论坛暨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外国语大学基地揭牌”“第五届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文明互鉴·文明互译”专场研讨会，“中央文献外译博士沙龙”等活动的成功举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对外宣传阐释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对于中央文献翻译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天津外国语大学用九天九夜圆满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英文版翻译任务，让国外读者深刻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为新中国70华诞献上一份厚礼。由天外教师翻译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丛书之《国际反恐合作的中国方案》《网络空间安全的中国方案》（英文版）面向全球发行，在推广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体现了天外教师的责任与担当。此外，学术交流季期间，还编撰了《中央文献核心语汇辞典（中英、中俄、中日）》，与校外单位合作编辑《中央文献外译研究成果文库》等，展示了天外教师在中央文献外译研究领域的学术创造力，对中央文献核心思想准确、高效对外翻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推动了中央文献外译研究的发展。近年来，天津外国语大学通过发展特色语种，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发挥语言优势，提供智库支持；打造翻译精品，讲传中国故事；加强海外孔院建设，服务中华文化走出去等重点工作，为推动中外文明互鉴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后，将继续秉持“建好‘文明互译’之桥，走好‘文明互鉴’之路”的宗旨，以首届“文明互鉴文明互译”学术交流季的成功举办为新的起点，依托外语院校资源优势，向国际社会讲好更多中国故事，发出更多中国声音，为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读懂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日报天津记者站）来源：中国日报网收起

01:50近千种十九大图书文献亮相北京图书订货会　　【简介】作为引领书业发展的“风向标”，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11日开幕，点燃了寒冬里人们对书籍、对知识的渴求与期待。记者：王君璐编辑：夏勇收起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谢贵安曾跟随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攻读博士，是明史研究方面的专家。谢教授曾对宋、明、清以及已佚实录进行过系统而长期的研究，是当之无愧的实录研究集大成者，其中《明实录研究》更成为谢教授的“成名”之作。近期，澎湃特约记者采访了谢教授，请他谈谈他的学术之路与实录研究。谢贵安教授澎湃新闻：您是中国实录研究的集大成者。请问是怎样的因缘促使您持之以恒、系统性的对实录进行研究？谢贵安：怎样跟实录研究发生交集，这实际上源于我留校时所参与的集体项目。1986年7月，我硕士毕业之后留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任教。当时所里正在做一个集体项目，即《明实录类纂》的编撰。就是把《明实录》按地方系列（即各省）和内容系列（即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类编纂，我正好赶上这个集体项目。当时正是中国经济大潮高涨之际，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东南飞”的现象，很多高校教师都往东南沿海调动，留在内地的大学老师很少愿意做这种枯燥费力又缺乏经济效益的史料编撰。这个项目当时在所里推动也很不容易。我天性比较随和，随遇而安，所以就一个人承担了这个项目中的一整本书，就是《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明实录》用的版本是上海书店翻印的台湾史语所的那个本子，有一百册，摆满了一整个书架。当时没有电脑，是用手工从原书上摘抄出湖北史料。抄实录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相关问题；同时不经意间下了一番功夫，把整个实录浏览了一遍。摘抄实录的过程十分紧张，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人脑就像电脑一样进行史料检索，只要一看到湖北史料，马上就把它们摘抄出来。即使睡觉的时候，满脑子都会出现“湖广”、“武昌”、“江夏”、“襄阳”这些符号。由于是目力检索，还是遗漏了一些湖北史料。30年之后，武汉出版社又把《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申报列入湖北省重大工程——《荆楚文库》中，让我重新编纂成《〈明实录〉中湖北史料辑录》，给了我一个弥补遗漏、全面编纂《明实录》湖北史料的机会。这样看来，我从工作伊始到步入职业生涯后期，都在编纂同一本书，《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就这样一头一尾闭合了我的学术生涯，铺就了我学术史的路基。编完这本书之后，对《明实录》可以算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张舜徽先生在讲课时一再强调要通过抄书打下史料基础，这次编纂湖北史料不经意间实践了张先生的抄书主张。张先生停招了四年博士生，我就等了四年。这缘于性格上的保守木讷和随遇而安，没有想过到外面开疆拓土。这种性格其实贯穿了我整个的学术生涯。我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很普通的基层干部子弟，根本没接触过这种学术文化，因此我做学问并非一开始就有宏伟规划。走上学术道路，纯属个人兴趣所致。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时，我对当时的政治意义没有什么印象，但对选录的配套古文材料兴致浓厚，这是走上文科之路的原因。1990年张舜徽先生重新招收历史文献学博士生时，我如愿考中。读博后必须考虑选择博士论文选题。以前博士生培养有这么一种模式，就是硕士论文做什么博士论文继续在此基础上加深拓展。我以前做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大戴礼记校正》，属于经学。虽然对《大戴礼记》我从头到尾都翻遍了，上面也密密麻麻做了很多批注，但始终不能融会贯通。我不想再选经学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后来我看到司马光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他自幼读经书，比别人勤苦，却不能“钩探微蕴”，后来发现自己偏好史学，最终确定这是自己“所长”。我没有司马光那种史学悟性。选博士论文题目时，已经对经学失去信心，于是决定选择史学论题。既然前面做了《明实录类纂》的编撰，就决定选《明实录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导师张舜徽先生已经去世，答辩时就请武汉大学的朱雷教授当答辩委员会主席，投票结果是全优。1995年该论文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此前（1993年）我已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任教，书的出版引起一些关注。稿费不多，给了460美元，在当时自费出书都很困难的背景下，还算不错的结果。澎湃新闻：实录的史料来源是怎样的？谢贵安：像《明实录》和“二十四史”这样的史书，其内容曾被“新史学”判定为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实，它们的史料来源还真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央政府的诏令、奏疏、公文，皇帝批阅的朱批，都有专门地方保藏，被称为“金匮石室”。到了修《实录》的时候，就把这些档案发往史馆。当时有一个词语叫“宣付史馆”，“宣”就是公开的意思。一般而言主，《明实录》的史料就是由一层层累积下来的档案为其来源，史实相当可靠。当然，有一些事涉宫闱秘事、有损领导人形象的史料，可能被销毁和隐匿了。帝王隐私的记录往往不可靠，但是，不管《实录》还是“二十四史”，其内容基本上都是写国家大事，写皇帝个人私事很少。《实录》写皇帝个人私事，多是依据《起居注》。但是对于起居注官，皇帝常常因为他们碍手碍脚，而时置时废，后来基本上就不设了，即使设立也形同虚设。《康熙起居注》还行，由起居注官直接记录皇帝的言动；到了雍正以后，起居注官就不再跟随皇帝随时记载，只把公文档案拿来加以整理，追记成所谓的《起居注》。那些公文档案上都有皇帝的批注，对这些档案的处理，就表明皇帝在场办公，实际上《起居注》成了间接记录。所以说，皇帝个人私生活在中国古代的国史和正史里面其实记载很少。国史都是写国家事情，像襄阳府遭了灾、江夏县遭了旱等。地方官上报后，皇帝怎么批阅，怎么赈灾，过程都是客观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多得国家救济，报灾时把情况说得严重一点；有些地方官为了推卸责任，有时候则把灾害报得轻一点，这种问题是存在的，但是这些事件的处理过程是完整的。所以说，实录的史料有一套制度保障，我称之为“史料储备制度”。平时将档案藏之“金匮石室”，修史时发往史馆编撰成不同形式的史书。一般而言，一个朝代会修成一系列不同体裁的史书，先编修成“编年附传”的《实录》，再在《实录》基础上编成纪传体的国史。当本朝被推翻之后，新王朝会在易代之后再修一个纪传体正史。不管修成什么体裁的史书，史料都是从档案里来的。举例而言，清朝在《清实录》修完之后，都要修清朝《国史》，于是把修好的《实录》发往国史馆，国史馆再根据《实录》的史料，加上其他原始史料，修成纪传体的《国史》。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在清代国史馆旧址上成立清史馆，把上述《清实录》、清《国史》以及各种史料全部发往清史馆中，由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柯绍忞等人领导史官再修撰成《清史稿》。不管朝代怎么变，记载该朝代史书的史料来源清晰、源流有序。这就是陈垣先生为什么提出要探讨史源学的原因。探讨中国史源之后，可以发现中国的史书对史事的记载史料来源于档案，大致是可靠的，这跟19世纪兰克史学兴起之前的西方史书系统并不一样。《明实录研究》澎湃新闻：除了实录研究之外，我们发现您对思想史、经学、旅游史、谶纬谣谚也很有研究，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情况吗？谢贵安：我到武汉大学历史系，经历过三个学术阶段。第一阶段是介入旅游文化研究，第二阶段是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1993年7月，博士毕业后我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时新上任的系主任是世界史专业的胡德坤教授。胡教授有开拓性，他不满于当时历史系糟糕的经济状况，决心要增加专业，跟社会和市场接轨，改善历史系的经济条件。有鉴于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办旅游专业后经济效益明显，胡主任就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也创办了旅游专业。我分来之后，他找我谈话，让我参与旅游专业的建设。随遇而安的性格，让我对旅游专业的教学科研倾尽全力，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全国教材《旅游文化学》，在旅游专业权威刊物《旅游学刊》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多年后，我又与后生合作，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年积累的成果《中国旅游史》。这就是我在旅游学上产生成果的背景。这是第一个阶段。1994年，胡德坤主任把冯天瑜教授从湖北大学引进武大历史系，把覃启勋、我和杨华三人配备给冯老师做学术梯队，我从此转入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冯老师做文化史有家学渊源，其父亲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期学生，相当于“黄埔”一期。冯天瑜先生特点是视野广阔，思路清晰，善于把微观研究成果经过梳理整合后升华为理论体系。我跟冯老师合写了《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一书。核心观点认为当时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并非类似西方启蒙思想那样的民主思想，而是一种“新民本”思想，依然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只是跨进了一大步。之所以说它是“民本”，是因为这些思想家使用的术语都属于传统民本思想体系，先前的民本思想是“尊君—重民”结构，既尊君又重民；说它“新”，是因为新民本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限君—重民”结构，但是对君权的限制采用了“扩大相权”或“学校议政”等措施，并未达到西方启蒙思想家设计的高度，如三权分立等。后来这部著作申报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的时候获得了一等奖。这是在武大的第二个阶段。在武大的第三个阶段，是做中国史学史研究。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我都是听从“组织安排”、“随遇而安”的话，那么从2002年开始，我决定自己确定研究方向。因为我的学术基础是历史文献学，而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有一大块领域交叉和重合，当时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尚无人专门从事史学史的研究，于是我决定独自耕耘这片荒芜的土地。武大历史系特别重视实证学问，我所从事的历史文献学正属于实证之学。此前进行的《明实录》研究，属于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叉领域，同时又符合武大历史学的实证风格，于是决定以《明实录》研究为基础，开展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当时有人质疑我与中国史学史是否有关联，于是我把从华中师范大学读书开始，一直到来武大任教期间发表的史学史论文收集起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国史学史散论》，那是我第一本史学史研究论文集。这部论文集展示了我虽然研究方向呈阶段性变化，但基础始终不离历史文献与中国史学史交叉领域的特征。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从现有的基础做起比较好，所以我就从《明实录研究》重新出发。此前读博士都是三年时间，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自然有许多需要深入和完善的地方，有些具体问题还可以深入进行。于是我就针对《明实录》中先前涉及但没有充分展开的问题写了不少论文，这是对《明实录》研究的扩充和深化。后来在此基础上申报上了“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明实录》。于是开始扩展实录研究，往上往下两头拓展。往上拓展就一直上溯到萧梁，中国的皇帝实录从萧梁时期开始出现；往下开掘就到了最后一部实录《清实录》。如此上溯下延，最后就形成了一套四部的分段研究成果——“实录研究书系”。第一部就是《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对已经散佚的从萧梁一直到元代的实录进行研究，但是中间把《宋实录》抠出来另成一书，所以第一部书中不包括《宋实录》。《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对从梁迄元已佚实录的修撰过程、史馆制度、人员配备、史馆运作状态，实录散佚过程，收藏情况以及史料价值等做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第二部是《宋实录研究》。说起来，也是因为《宋实录》中的《太宗实录》并没有全部散佚，现存20卷；同时也因为宋代关于该《宋实录》修撰过程的记载太过丰富，所以就把《宋实录》从已佚实录中独立出来探讨。第三部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明实录研究》。这部书已出版过三个版本，即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是相对成熟的一部实录研究著作，也是我的“成名”之作。第四部就是《清实录研究》，76万字，对《清实录》的修纂过程、汉化倾向、史料价值、致用状况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探究。这部书写成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申报上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录研究书系”一套四部，于201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推出。如此一来，我在实录领域就完成了四个时段的研究：已佚、宋、明和清。加上2007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概论性的《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我在实录研究上共出版过5部专著。总结一下，可以看出我实录研究的路径，是先具体（1986年从《明实录》研究入手），然后是抽象（即2007年对整个中国实录体史学进行鸟瞰），最后再回到具体（即2013年分别出版《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宋实录研究》、《明实录研究》和《清实录研究》）。经过这么一番努力，回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没想到本人在实录研究上竟已渐成规模。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在变动不居后居然形成实录研究的规模和体系，我自己都觉得都有点不可思议。我深感自己的命运还算不错，虽然缺乏长远规划，但看准了事情就身体力行地去做，在这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和一种学术大潮推动着我前进，最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由自发向自觉提升的学术态势。谢教授的实录研究系列在实录研究中，不断会有新的体会和收获。我在《宋实录研究》写成之后，对其中遗留的一些问题继续探讨，比如《宋实录》作者群的考订和分析。社会史重视群体研究，所以我就对《宋实录》的修撰群体做了一些分析，把他们的籍贯、出生地等做了个表格，从中看出一些挺有意思的现象。通过考察人的地缘、学术倾向来分析《宋实录》作者群的分布和构成，结论出乎意外。对此我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指出北宋实录的作者群主要在河南的开封府。这个结论修正了我对葛兆光先生某个观点的认识。他认为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实际上形成两个首都，即政治首都开封和文化首都洛阳。洛阳是二程理学的发源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之初是在开封设局，但与王安石政治斗争失败后，便离开政治首都开封，将史局迁到文化首都洛阳。但是我在统计北宋实录的作者群之后，发现不能简单将政治和文化中心分开。传统社会中，首都必定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一体，出现两个中心的可能性很小。开封府除了是北京的政治中心外，也同时是文化中心。北宋实录的作者群集中在开封府，艺术家集中的翰林图画院也在首都开封。首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合一的现象直到近代海洋和商业文化侵入，才发生变化。民国时南京是政治首都，而与经济首都上海分离。另一篇是《〈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发现南宋实录的作者群主要分布在巴蜀地区，而不是今天的浙江或江苏。南宋实录的作者群主要出现在几个世家大族中。因为巴蜀地方封闭，一旦形成史学家族，便会代代相传；因为环境封闭，不易受到外来的冲击，这些家族的后生难以产生其他选择，容易承传家族的史学传统，这是南宋实录作者群集中在巴蜀几大史学家族的原因。这个结论是前人未曾料到的。除实录研究之外，我在史学史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领域，比如说写过武汉地区第一部史学通史《中国史学史》，由武大出版社2012年出版，57万字。为什么说是第一部史学史的通史呢？因为1989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邹贤俊老师主编的一部30多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纲》，是以专题形式编写的教材，限定在古代部分；另外冯天瑜老师的父亲冯永轩先生写过一个《中国史学史纲》的讲义，约几万字，一直没有出版，是后来冯老师把它拿出来出版的；还有就是武大历史系近代史著名学者姚薇元先生，他也有一个《中国史纲要》，只有6万字，迄唐而止。原来也是压在箱底的讲稿，后来出版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丛书的时候，附在他的《鸦片战争史实考》后面问世。武汉地区大概就只有这四种史学史著作，从先秦一起写到民国的史学通史著作，就是本人的《中国史学史》。在探讨中国史学史体系时，我发现了“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层累与延展”的现象，论文发表后，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所转载，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此外，本人还对司马迁《史记》的学术思想、郑樵的会通思想、校雠学特点、钱大昕和章学诚史学思想等作过探讨，发表过系列论文，其中一些为《人大复印资料》所转载。澎湃新闻：您的实录研究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但从学术兴趣看主要是明清史，有什么缘由吗？谢贵安：因为明代学术被清代学者所低估，后者斥责明人“空谈心性，学术空疏”，影响了后人对明代史学的重视。相对来讲，明代史学的研究成果比较贫乏，可以研究的的领域较多。以前史学史大家金毓黻在写《中国史学史》明代部分时一笔带过。我的《中国史学史》明代部分则浓墨重彩地铺陈了很多内容，甚至连我都觉得写得过多，但有些学者居然称其为特色。此外，因为我是做《明实录》起家，研究《明实录》的时候会向明代史学史领域发散，自然会牵扯很多明代史学事件、著作、人物、问题、方法和理论等，所以我对明代史学史的研究就比较充分和集中。在明代史学史领域，除了《中国史学史》中有较充分的论述之外，我还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对明代国史与野史的关系，明代起居注的兴废，朱元璋的历史观念，明初君臣对《汉书》情有独钟的现象，明代史馆地点与内部运行机制，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大明志书》的修纂特点，《明实录》对朱元璋、建文帝、刘基、王竑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书写等问题均作了研究。清代史学史研究相对少一点，但是因为《清实录研究》写成之后，有七八十万字，后来就把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深入探讨，写成了一些文章。如对《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清实录》的文本形成与文献价值，民国学者对《清实录》的应用、整理和研究等问题作了讨论。其中对《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的形成，《清实录》宫藏版本、世传版本、皇史宬珍藏版本等版本问题作了系列考辨，特别是利用清人日记对《清实录》的修纂与版本作了考证，发表《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和《〈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等论文。用日记考证正史记载，丝丝入扣，合若符节，颇有成就感。澎湃新闻：您近来很关注明清史学的近代转型问题，并申请到了相关教育部社科基金，而且最近还在学术刊物上围绕该主题发表了论文和笔谈，引起学界关注。您在这里具体想处理什么问题？明清史学近代转型有何表现或特色？可否详细介绍下您最新的研究体会。谢贵安：关于明清史学转型问题的研究，缘于武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申报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十三五”规划。该规划设定的主题就是“明清文化转型”。我负责研究其中的“明清史学与近代学术转型研究”课题。什么叫文化转型？从时间上看，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范型从传统向近代转变；从空间上看，近代转型则是西方文化范型向其他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过程。学者们一般认为这种由西徂东的近代转型模式属于外生型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受到西方文明刺激之后开始向西方范型转变，因此这种范式也被称为“冲击—反应”模式。但仔细再作研究，发现里面还有很多理论问题可以深入探讨。如果是一个没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或民族，它很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而全盘西化。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文明史和深厚传统的国度来讲，“冲击—反应”不可能产生简单和直接的效果；中国的近现代化过程，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外生型”模式。所以说中国的文化转型也好，史学转型也好，都不能无视中国悠久的文明基础和文化传统。对明清史学转型我是这么思索的：第一，既要考虑到西方史学因素的影响，也要考虑到中国传统史学因素的作用。梁启超所提出的“新史学”实际上并非其原创，而是德国卡尔·兰普勒希特和法国年鉴学派学者的观点传到美国后，形成了罗宾逊的“新史学”观念；日本学者浮田和民等人到美国留学后把这一套搬回日本；梁启超到日本之后又吸收了这些思想概念。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以西方史学为标准形成的史学体系。什么是“新史学”，“新史学”就是近代史学。以“新史学”为标榜的近代史学，有以下四个标准：一是从政治史向社会、民族和文化史转变，二是从英雄史观向群众史观转变，即所谓从“君史”向“群史”转变；三是是从循环史观向进化史观转变，将关注朝代循环向重视社会进化转变；四是从“海岸堆石”般重复无意的历史叙事向“公理公例”即规律的寻找和揭示转变。按照梁启超的这四个标准来看，二十四史、实录等史书都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都属于旧史学。他指责二十四史是为二十四姓帝王陈述家谱。这些学说，都是受到西方“新史学”的影响。所以说，中国的史学转型毫不例外地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但是，在史学的近代转型实践中，明清史学的传统因素会加入到近代转化之中，形成中西史学的互动局面。明清史学的传统因素在西方史学刺激下，会被激化、转化和阐释、改造成为近代因素，从而成为近代史学的组成部分。如比说，中国传统史学不太重视史学理论，而西方史学则特别重视史学理论。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胡适等人，看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后，特别激动，认为中国也有与西方史学理论相类似的著作，于是大力宣传和推广，使这部在传统社会不受待见的理论著作变成了史学新宠。《文史通义》在近代的接受和推广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转型的过程，在西方史学标准的影响下，明清史学中所拥有的与西方类似的史学著作，会受到极大的重视，从而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比像《明实录》，似乎属于梁启超“新史学”所斥责的为帝王将相陈述家谱的东西，但经过留欧回国的傅斯年的转化和阐释，竟然也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构成。一般认为傅斯年是近代史学的实践者，他从欧洲引进的近代史学是德国兰克史学，倡导“史学就是史料学”，重视档案等一手史料。他在中研院史语所开展了两个近代史学建设工程，一个是对殷墟甲骨文进行科学发掘，以寻找原始的殷商史史料，一个是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并从对内阁大库中所藏《明熹宗实录》的散页整理扩展到对整个《明实录》的校勘和整理。《明实录》的史料直接取自档案等一手史料的做法，令傅斯年感到它与兰克史学精神相接而具有近代价值。可见，《明实录》经过傅斯年的阐释和转换后，也成为近代史学的组成部分。第二，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还必须兼顾“两段三方”。“两段”是指上段明清（鸦战前）史学和下段近代（晚清民国）史学各自的转型，上段探讨史学的近代因子，下段探讨近代转型的复杂过程；“三方”是指中、西、日，研究明清史学及学术的近代转型，必须兼顾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各自因素。中国的史学因素，不少都具有近代因子，但在西方近代史学影响之前，被浓厚的传统史学所包围，难以自动脱颖而出，实现近代转型，但经过西方和日本影响后，便迅速加入近代史学的建设之中。西方史学因素，自明中叶传入中国后，对明清史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西方的人民史观念，国别史观念，世界史、全球史观念，都是经过传教士传入的。传教士在译介西方史著时，往往会找一个中国书生作翻译。日本史学因素，对明清史学转型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西方近代史学思想往往经过日本传入中国，同时中国的明清史学传到日本后，被日本史学界用近代标准（即西方标准）阐释或改造后，再回传中国。如崔述的《考信录》，传到日本后，被白鸟库吉用西方实证史学和科学主义加以阐释，形成了对中国上古史的疑古思潮，再传回中国，影响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的形成。经过这样一个循环和轮回之后，发现中国传统史学不少因子居然也有近代性，不经过西学传入的刺激和日本引入后的加工改造，难以实现近代转换。一旦给它一定的条件和刺激，明清史学的不少因子也能够转化为近代史学。澎湃新闻：您的导师是国学大师张舜徽，请问张先生对您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谢贵安：张舜徽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基本上属于身体力行的示范。张先生带我们博士时，年事已高，给我们上课就比较少。但只要他一讲课，我们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博闻强识。他直接在黑板上写出古书中的句子和段落，分毫不差。张先生属于自学成才，培养博士的方针是无为而治。他曾经怀疑自己的这种方式，于是趁到南京会晤程千帆等老朋友时，向他们请教如何带博士生，程先生回答说博士生要以自学为主。老先生一听很高兴，回来后告诉我们：“看来我没错。你们要以自学为主。”所以张先生从来不要求我们应该研究什么，只是要求我们要立志远大，要有大气魄。我们这些新招来的研究生实际上受师兄们影响比较大。前面的师兄们都是选一部古籍作为硕士或博士论文题目，有研究《国语》的，有研究《左传》的，有研究《战国策》的，有研究《读史方舆纪要》的。早在读硕士时，我便受到这些师兄们的影响，也准备找一本书进行研究，当时《大戴礼记》研究的人相对少一些，我就以《大戴礼记校正》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虽然天天逐字阅读，密集批注，《大戴礼记》底本的每一个空白地方几乎都填满了批注的文字，但因为对经学的悟性太差，最终在博士论文选题上，选择了一部史学典籍进行研究，它就是《明实录》。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明实录研究》也不是张先生确定的，而是按照师兄们选题的模式确定的。因此，在张先生这里学习，受到以他为中心形成的学术团体的集体影响更为直接。张舜徽张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以身作则。老人家终身以学术为使命，将生命与学术合一，排除各种诱惑和干扰，一门心思做学问。张先生学术影响大，所以做官的机会比较多。华师曾经想让他出任历史系主任，被他婉言谢绝。虽然他做了湖北省政协委员，但并不热衷参加会议。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尽量不要做官，会把自己耽误掉的。有一次杭州大学仓修良先生来看望张舜徽先生。仓先生当时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简编》，声誉日隆。杭州大学想让他担任领导职务，于是他就来征询张先生意见。张先生说：“我的意见是不要做官，会把自己的学术耽误的。”我深受张先生的这种观念的影响，这一辈子都没有动过任何做官的念头，埋头做自己的学问，甚至对扯面大旗、成立个什么机构的事情也并不热心。比如说我做史学史之后，华师的一位师兄说，听说你成立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心。我说没有呀！他说外边都传说你成立研究中心了。事实上，我并没有成立这种机构。当然，对这种传说我也很自豪：一个人并未虚张声势，却搞得好像有一个庞大团队似的。不做官，不务虚名，这种观念应该受张先生影响特别大，就是以学术为生命，其他杂务能排除就尽量排除。我特别怕开会，尤其怕晚上开会，一说晚上要参加会议心情就特别沉重。澎湃新闻：您本、硕、博都是在华中师大学习的，在您看来，华中师大的历史学科和武汉大学的历史学科各有怎样的特色？谢贵安：简单来说，一是武大重视非传统文献，华师重视传统文献。武大考古专业办得比较早，对考古材料发掘与应用相对重视，历史文献专业以楚地出土的简帛为研究对象，古代史专业重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应用，明清社会经济史重视湖北乡村发现的契约文书。华师则比较重视传统文献，文献所以前重视整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明实录》等史学传世文献，后来又转向十三经、《皇清经解》等经学传世文献。二是武大重视古代史，华师重视近现代史。当然武大原来也同时重视世界史，近现代史也算有较重的份量，但经过老陈凋零后，世界史和近代史都有一定程度的萎缩，而中国古代史则成为学科重点。华师的历史文献与古代史没有发展上去，出现了近现代史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是两个学校历史学科最大的差别。三是从学风上看，武大学风笃实一些，华师学风灵活一些。武大特别强调学风严谨，学者从事某一专业后，终身不变，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东西。华师则相对灵活一些，学者研究的对象可以跨越好几个相关领域。不少学者既研究历史，又研究文化。当然，武大历史学科与华师的风格也有相通之处。像华师的近现代史专业学风就比较严谨，重视学科范围的限定和注重本学科的发展，学者终身都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从事研究。华师的近现代史虽然有与武大严谨学风相通之处，但仍然有自己灵活的特点。它在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总能走在时代前列。“文革”以后，近代史的研究有一个逐步解冻的过程，那么在没有解冻的时候敢不敢跨越？章开沅先生就看得远一点，走得快一点。华师近现代以前是以辛亥革命为研究对象，逐步扩大到商会史、教会史、社会转型等领域，不断地开风气之先。其实我本人的学术风格就打上了二校的烙印。我身上有华师学风的影子，研究对象跨越了好几个领域，有学术灵活的一面；但同时也受到武大严谨学风的影响。武大历史系老师终身从事一个专业的研究，我也因此在一个相对居有优势的实录领域钻研下去。我个人觉得，武大与华师的历史学科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武大的非传统文献与华师的传统文献，武大的古代史专业与华师的近现代史专业，武大的严谨学风与华师的灵活学风均可以优势互补。澎湃新闻：想问一下，您对史学社会功用的看法，您对青年学生专业选择、职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话，有什么样的个人建议？您是否支持年轻人走出书斋？谢贵安：做公共史学确实很有意义。钱茂伟教授的公共史学国家后期资助项目，我曾参与评审，觉得他抓住这个课题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因为确实需要这样一种著作来推动公共史学的理论建设和史学实践。中国学者的确应该走出书斋去从事公共史学的建设，多抢救和发掘一些濒危的重大史实，特别是我们当代稍纵即逝的一些历史事件。古代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怎么采访和抢救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依靠考古发现或民间文书的搜寻来补充史实。而当代确实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真的需要年轻学子们走出书斋去抢救和发掘。比如说一些建国初年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的历史，现在有些当事人还在，还可以采访。另外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历史，亲历者也都还在，可以去采访、录音，保存史实。采访时要进行抽样，注重样本选择的恰当性。当然，是否走出书斋因人而异，有些不擅交际的，你让他到社会上采访，他一见采访对象脸就红，问不了几句话就匆匆结束，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是否外出进行口述史学是因人而异。只要不是特别内向的学子应该可以从事采访活动，也应该参加这种公众史学的建设。至于比较内向的学者，他在书斋里面通过传统文献的爬梳，也可以发现自己学术的小宇宙。但是“公众史学”和“大众史学”这两个概念还得认真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弄清楚。做公众史学研究确实很有意义，但是一定要把概念界定清楚，让大家能够心悦诚服。“公共史学”跟“公众史学”和“大众史学”概念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公共史学”应该是在一个公共平台发生的史学，才算是公共史学。不是说你向大众去采访，就是公共史学。如果采访大众之后没有在公共平台发布和交流，或许不能算是公共史学。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上公开发表论文，好像也是公共史学。近代期刊杂志出现之后，史学成果的交流就从好友的小圈子，沙龙里的座谈，变成一个公共的史学事件了。“公共史学”等一系列概念还得再予廓清，不是说你从大众那里采集了史料就是公共史学。古代有很多叫做“新闻”的笔记，像什么《客座新闻》，朋友来做客时，谈论一些新闻，内容好多都是从民间听来的新奇消息。这些消息来自于民间大众，就可以算是公共史学吗？兴尽客散后，有心的学者会拿出本子追记下来，形成《客座新闻》之类的笔记，但是这些“新闻”并没有立即发布，写成的笔记一放就是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才被人拿出来作为史料进行历史研究，能说《客座新闻》之类的东西就是公众史学吗？它算不得公共史学，因为它始终没有进入公共领域。因此，“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和“公众史学”这些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厘定。收起

　　央广网天津1月5日消息（记者陈庆滨）1月5日，由中央编译局与天津外国语大学共同举办的党的十九大文件外文翻译研讨会暨中国译协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刚刚圆满完成党的十九大报告翻译工作的专家集体亮相，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解读党的十九大报告，交流翻译经验，探讨中国话语体系的世界表达。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译协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柴方国，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殷奇、校长陈法春、副校长王铭玉、余江出席会议。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缅甸语、老挝语等10个语种的资深翻译，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传媒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就十九大报告翻译中的翻译流程管理、翻译质量提高、外国专家参与政策报告翻译的体会、翻译任务的难度、文献翻译的“忠实”、翻译改稿及对外传播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讨论。作为政治文献的一种重要类型，与领导人著作、一般性政策文件相比，党的十九大文件翻译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包括安全保密在内的多重约束下集体完成的，具有政治性、安全性、时效性等鲜明特点，最大限度地考验着译者的综合能力和翻译组织工作，必须处理好时间与质量、安全与开放、个人与团队、尊重与自主、立场与受众、传承与创新、个性与统一的关系。会议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把党和国家文献的对外翻译推向新的水平进行了研讨，旨在推动翻译方法的完善和翻译理念的发展。　　会上，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杨雪冬、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铭玉共同签署合作协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柴方国、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殷奇共同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揭牌，原部校共建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正式提升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直属的部级研究基地。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与中央编译局经过多年的合作交流，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产出了一批高水准的科研成果，共同举办了“第六届全国中译外学术研讨会”以及三届“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合作翻译了2016、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文件。一系列合作为中央文献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搭建了深入研讨的对话平台，并已成为中央文献翻译和研究成果发布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的召开将对基地的科研、教学、翻译产生深远影响。　　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陈法春表示，加强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的建设，是天津外国语大学与中央编译局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理论推广、中国文化走出去、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等国家战略，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国家“双一流”战略的具体实践，基地将在全面打造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体系，服务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求，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产生和推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也必将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收起

内容提要：天津市应急外语服务“一基地三库”（天津市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库、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应急外语服务研究院、应急外语服务多语种语料库实验室）成立仪式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举行。天津北方网讯：昨天，天津市应急外语服务“一基地三库”（天津市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库、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应急外语服务研究院、应急外语服务多语种语料库实验室）成立仪式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举行。“建设‘一基地三库’，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应急外语人才培养，建好应急外语人才的‘蓄水池’，不断提高我市应急外语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据“一基地三库”倡议发起人代表、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王铭玉介绍，学校将依托现有的33个外语语种优势和“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高级翻译学院等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多语种、专业型、成规模的“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培养基地”，输送应急外语服务高精尖人才；学校将通过建设新型高端智库──应急外语服务研究院，广泛引进或聘请国内外兼职高端智库人才，采用首席专家、核心成员与青年后备人才三级梯队型组织架构，同时积极培养应急外语方向研究生，形成多样化人才引培机制；以天津外国语大学为主创建起覆盖全球主要语种、包括非通用语种在内的多语种人才库，并建立起人才库招募、选拔、考核、演练、实战等机制，培养和储备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应急外语人才队伍，为天津市乃至全国重大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应对提供语言救援的人才保障；学校还将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平台，建立“天津市应急外语服务多语种语料库实验室”，广泛收集储存全球范围内各种应急外语语料，并突出多领域、多语种、多语体、多层次，为战时应急公告发布和宣传的翻译以及现场应急信息翻译、海关机场边境口岸现场处置翻译等提供远程（网上）大规模、强有力的语种语料后台支持。目前，天津市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库正在初创。“人才库现已组建管理团队、专家团队、翻译团队三支队伍，创建起覆盖13个外语语种、569人组成的译员队伍，由天津和全国外语学者、资深译员等组成的200人专家团队成员也在陆续邀请之中。”该人才库秘书长、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李晶说。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天津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提供应急语言服务，完成了近300篇、20余万字的疫情相关文件的多语种笔译服务任务；快速组建起覆盖6个语种、总数85人的师生志愿翻译突击队，前往抗疫一线协助做好翻译沟通等工作，截至目前，翻译突击队共执行38批次任务、130人次出征、服务时长达1260余小时；录齐28种语言微视频，向来津友人传达健康提示；架好“文明互鉴”之桥，以13种语言创作了反映中国抗疫过程的微视频作品，阅读量突破420万人次。（津云新闻编辑刘颖）【来源：天津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收起

李晶新冠肺炎重大突发事件让“应急语言服务”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热议。作为亲临“语言抗疫”一线的应急语言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者，结合所在学校发挥语言优势服务于地方疫情防控的所作，提出外语院校在应急语言服务方面的可为——应急语言服务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已势在必行。一、“语言抗疫”，“天外高翻”在行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爆发让“应急语言服务”的作用突显，外语院校和语言工作者快速做出反应，纷纷投身“语言抗疫”的行动之中，天津外国语大学也不例外。接到天津市委外事工作办公室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在津外国人的各项服务保障和涉外事件处置工作的委托函后，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委派高级翻译学院牵头此项重要任务。高级翻译学院迅速组建了由英、日、韩三个语种翻译专业教师、母语外教和硕、博士生组成的三个线上笔译服务团队，承担天津市疫情防控信息发布的翻译保障任务。截至目前，“天外高翻”英、日、韩三个团队仍在工作之中，已完成“防控动态”、“官方信函”、“健康指引”、“抗疫须知”、“疫情通报”、“权威发布”六个类别近300篇疫情相关报道和文件等的外译工作，保证了疫情防控相关信息的及时、透明、准确对外发布，对在津外国人的需求和国际社会关切做出了积极呼应，为增进国际社会对天津、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贡献了力量，也展示出了外语院校和“外语人”发挥语言优势服务于应急外宣的实际行动和使命担当。二、关于“应急语言服务”的几点思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语言服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桥梁角色，而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让“应急语言服务”这一概念应运而生，作用凸显。国内语言服务专家学者们已就此展开讨论，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即是应急语言服务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已势在必行。结合天外发挥外语院校和翻译学科优势服务于地方疫情防控外宣所做的相关工作，我们认为，对于外语院校而言，应急语言服务应与高校职能相融合，应急语言服务保障体系则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应包括应急语言服务协同联动机制建设、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储备机制建设和应急语言服务“产学研传”机制建设。1、应急语言服务协同联动机制建设包括校内合作：学校顶层设计、相关单位协同作战；校际合作：与兄弟院校之间联手协作，共同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相关工作；跨部门合作：与政府机构、业界、媒体等通力配合，开展应急语言服务及相关生产、宣传等活动。跨地区合作：树立语言服务共同体意识，凝聚语言力量和资源，开展跨地区合作。例如，可以“京津冀MTI教育联盟”为平台，开展区域协同，包括应急人才培养、师资培训、志愿者招募、课题研究等，为京津冀地区突发公共事件提供语言救援。2、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储备机制建设近些年来，紧急突发事件应对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多项法律和条例。紧急突发事件语言应急服务和能力建设需顺应形势，亟待跟进和提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特别反映出保障重大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出现时国家和各地区做出快速反应、提供多语言信息对外发布等应急语言救援的必要性。为此，我们呼吁加强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储备机制建设。以天津市为例，可由市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凝聚全市专业外语力量，吸纳应急外语服务本科、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专门人才，储备应急语言资源，创建覆盖全球主要语种，包括非通用语种在内的多语种“天津市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库”，并建立人才库招募、选拔、考核、演练、实战等机制，培养和储备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应急外语人才队伍，满足天津市重大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应对的语言救援需求。“天津市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库”的架构可由管理团队、专家团队、翻译团队三部分组成。管理团队主要负责人才库人员招募选拔、入库人员资格审查、在库人员培训和考核晋级、在库人员集结演练实战、人才库信息维护等组织、沟通和管理工作；专家团队由高校教授、资深译员等组成。主要负责人才库培训、考核、演练、实战等机制的制定、在库人员业务培训和考评、在库人员集结演练和实战业务指导、参与突发公共事件高端应急外语服务工作；翻译团队由经过招募选拔的高校青年教师、外语专业学生、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译员、社会翻译爱好者组成。主要职责是接受人才库组织的培训、考核、演练等；承担重大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时的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建立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库是应急保障制度体系建设的战略性组成部分，政府需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和文件，为人才库的建设和维护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人员保障和物资保障。3、应急语言服务“产学研传”机制建设产：即提供应急语言产品和服务。以多语种应急翻译的形式对外发布实时疫情通报；交通、检验检疫及入境人员健康提示；防护和隔离等知识明白纸；政府应对疫情的政策措施、联防联控成果、复工复产复营等信息和相关法律法规等，为境内外国人工作生活、为境外投资企业和相关人士提供便利，把中国应急经验和方案分享给世界。在为应急防控提供语言支持的同时，要及时整理相关词汇，创建术语库，制作推出标准化多语种应急防控术语手册；与政府相关部门和业界等通力合作，利用新媒体等现代科技设计、研 发、生产包括软件、视频等应急语言技术产品。学：在此次为应对疫情危机提供应急语言支持的行动中，天外笔译团队的骨干力量为几位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在校生，他们的出色表现是对“专业型”MTI人才培养成效的一个检验；他们表现出的优势和短板，也引发了我们对翻译人才培养走向、教学定位乃至学科发展的思考。概括起来，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现有的人才培养体系和模式应继续向培养“专业性”和“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方向倾斜；可在翻译本科专业学位（BTI）、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乃至未来的“翻译博士专业学位（DTI）中增设”应急语言服务“相关课程和研究方向，培养应急语言服务和相关研究专门人才，满足社会对语言服务的需求，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的应急语言需求。二是在教学方法定位上可将“工作坊”形式与应急语言服务相结合，产出的应急语言服务成果作为“笔译工作坊”课程的教学素材和研究语料，在课堂上追溯翻译过程，总结出“笔译方法论”。三是应急语言服务让我们对“译者能力”的培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译者能力”应从多维度考量，既包括关涉语言内的翻译理念、语言和翻译能力、网络检索和现代技术运用能力、跨学科知识储备，又包括关涉语言外的人文素养、思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应急语言服务能力，更包括家国情怀、政治自觉、社会责任感和团队精神。研：科研机构应增设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相关研究，及时梳理总结应急语言服务经验做法和思考，产出相关研究成果，反哺语言服务和教学。以天外为例，现有的三大研究院——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国别和区域研究院、一带一路天津战略研究院可结合各自的研究主打方向分别考虑增设此类研究，如申报相关课题、提供有关应急语言服务的咨政报告等。学校也可在固定学术品牌——天津外国语大学“文明互鉴 文明互译”学术交流季活动中，增加“应急语言服务”板块。传：应急语言服务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应急语言对外传播。我们的应急疫情翻译内容中不乏以温暖的笔触刻画老百姓防疫抗疫的鲜活故事，比如一则新闻特写就记录了一位新冠病人从发热到确诊到治疗再到出院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百姓视角的“中国故事”借助多语种翻译和新媒体技术制作成视频等国际传播产品，通过互联网以及海外孔院、海外校友等途径进行海外传播，为抗击疫情传递语言正能量，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这些正是应急语言服务工作者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使命担当。三、结语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外语院校应勇担应急语言服务使命——树立语言服务共同体意识，建立应急语言服务协同联动机制；打造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储备长效机制，满足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对紧急语言救援的需求；开展应急语言服务“产学研传”机制建设，对应急语言服务相关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对外传播进行多维考量。〖作者简介〗李晶，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副主任来源：中国日报网收起

10月31日上午，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天津外国语大学“文明互鉴·文明互译”首届学术交流季新闻发布会。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白海力出席了发布会并表示，天津外国语大学围绕“文明互鉴·文明互译”主题集中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是发挥自身优势，阐释好中国理论，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天津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白海力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深入贯彻教育部《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不断推动教育国际合作，努力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融通，已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在加强顶层设计、推动中外人文交流、培养高层次人才以及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鲁班工坊项目已蜚声内外，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数量达到历史新高。”发布会上，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殷奇介绍了学术交流季活动的缘起、学校的基本情况及学校在文明互鉴中承担的使命。殷奇向参会人员介绍，“长期以来，学校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充分发挥高端翻译人才与高水平科研团队的优势，在中央编译局的支持下，致力于中央文献外译、文化外译、学术外译等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推出外译精品成果。这其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央文献术语外译词典（中英、中俄、中日）编纂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以及省部级重点委托项目等，学校还承担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华文化概览》、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项目《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的多语种外译等任务，出版《民族复兴之路的回望与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译作数百万字。天津外国语大学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院长王铭玉教授介绍了本届学术交流季计划开展的10项重点活动。王铭玉详细介绍道“首届学术交流季将邀请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文明互鉴”和“文明互译”，举办“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文明交流互鉴与全球治理——国别和区域研究高端论坛·2019”“新中国外交70年·从天津走出去的共和国大使高端论坛”“世界主要国家主题文化节”等系列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编辑、翻译出版《“一带一路”研究文集》《中央文献核心语汇辞典（中英、中俄、中日）》《中央文献外译研究成果文库》《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三册英译本）》，及《中国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多语种）》等系列丛书。”据悉，首届“文明互鉴·文明互译”学术交流季于10-12月举办，以中央文献外译为抓手，通过开展培养高端翻译人才、打造外译精品成果、夯实外译学术研究、扩大合作与交流等具体举措，进一步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助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目前，天津外国语大学外语语种总数已达32个，与国外高校合作开设8所孔子学院，与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合作共建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联合开展“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博士人才培养，通过本硕博高端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不断为党和国家政治文化对外宣传事业培养和输送高层次翻译人才。学校曾参与并圆满完成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全国“两会”文件等重要文献的翻译工作，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成果的国际传播，增强对外宣传主动权、提升对外话语能力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日报天津记者站）来源：中国日报网收起

#河西区#河西区位于天津市中心东南部，海河西岸，全区辖13个街道。特产有十八街麻花和玉川居咸菜。境内有天津电视塔、天津宾馆、喜来登大酒店、天津大礼堂、天津工业展览馆、国际科技咨询大厦、天津青少年活动中心、人民公园、河西清真寺、挂甲寺等。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几所河西区的优质大学，看看有没有你熟知的吧。天津科技大学学校简介：天津科技大学创建于1958年，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天津市重点建设高校，入选国家“111计划”、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办学规模：截至2019年9月，学校建有滨海、河西2个校区，总占地面积150多万平方米，拥有18个学院（部），开办66个本科专业，有教职工2076人，有本、硕、博全日制在校生2.6万余人。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校简介：天津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是始建于1921年的天津工商大学，是天津市一所主要外语语种齐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工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天津市属重点院校。办学规模：截至2019年7月，学校有五大道和滨海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1040.06亩，设有15个教学单位，有57个本科专业，建有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研究基地1个，市级研究院1个，部级重点研究基地1个，市级重点研究基地2个，8个校级研究机构。教职工近千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万余人。天津体育学院学校简介：天津体育学院成立于1958年8月，是一所以教育学为主，管理学、文学、艺术学、理学协调发展的、由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主管的本科院校。办学规模：根据2015年5月学校官网介绍，学校占地534亩，设置有13个教学单位，有16个本科专业，学校有在编教职工477人，有全日制在校生6000余人，其中本科生5000余人、硕士研究生540余人，博士研究生14人。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支持观看以上素材均来源于网络，排名不分先后收起

2019年12月1日-2日，第五届“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在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国译协社科翻译委员会、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由暨南大学翻译学院承办。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天津外国语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深圳大学等30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百人参加了本次论坛。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陈法春致开幕辞，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修刚教授、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院长王铭玉教授做主旨发言。天津外国语大学师生代表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并做了小组发言。陈法春在致辞中指出，本次论坛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翻译阐释” 为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际行动。陈法春介绍了天津外国语大学在中央文献翻译人才培养、中央文献翻译实践和研究领域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他表示，天津外国语大学会进一步深化同各方的合作交流，深入开展翻译实践和学术研究，持续推动中央文献翻译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为翻译与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认识中国，构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共同体”做出天外贡献。修刚重点围绕天外博士项目的日译研究、政府工作报告的外译研究、《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与话语体系构建等方面，就翻译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做主旨发言。王铭玉以“DTI及博士项目建设”为题，围绕翻译人才培养的大趋势、DTI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以及DIT的典型样例等内容做了主旨发言。论坛闭幕式上，王铭玉做大会总结并指出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应具有担当精神、需更加繁荣，要加强互鉴、引领发展。据悉，本届论坛内容新增了由天津外国语大学主办的“文明互鉴·文明互译”对谈会，通过主持人和特邀嘉宾对谈的方式，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翻译阐释”，专家们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对谈嘉宾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副主任杨雪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忠廉教授、苏州科技大学国家话语研究中心张生祥教授以及天津外国语大学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院长王铭玉教授。对谈会由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晶教授主持。“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创办于2015年，旨在助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为中央文献翻译和传播搭建研讨对话、交流合作和成果发布平台。本届论坛新增了由天津外国语大学主办的“文明互鉴·文明互译”对谈会，通过主持人和特邀嘉宾对谈的方式，从“文明互鉴”和“文明互译”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内涵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翻译阐释”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本届论坛主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翻译阐释”，就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做好政治文献对外翻译和推动国际话语权建设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讨。论坛下设四个议题，分别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释、翻译和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阐释与传播”“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等角度，为进一步发挥新时代中央文献翻译在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贡献了集体智慧。(中国日报天津记者站）来源：中国日报网收起

1月5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与天津外国语大学共同举办的党的十九大文件外文翻译研讨会暨中国译协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会在津召开。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翻译工作的专家集体亮相，交流翻译经验，探讨中国话语体系的世界表达。会上，“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揭牌，原部校共建的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正式提升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直属的部级研究基地。研讨会上，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缅甸语、老挝语10个语种的资深翻译，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传媒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就十九大报告翻译中的翻译流程管理、翻译质量提高、外国专家参与政策报告翻译的体会、翻译任务的难度、文献翻译的“忠实”、翻译改稿及对外传播等问题展开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讨论。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是中共中央编译局与大学联合创办的国内第一个翻译研究基地，主要特色是开展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及培养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的专业人才。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与中共中央编译局经过多年的合作交流，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产出了一批高水准的科研成果，已成为中央文献翻译和研究成果发布的重要平台。（赵晖）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