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博士比较政治学专业目录

往学校网站找学工处的电话，，之后再找他们问导师的电话呗实在不行，在那个学校的论坛、人人网、贴吧。先认识一下学长学姐，让他们帮忙我有个同学在那读，毕业导师不会找工作，学术氛围一般，没前途收起

当然有那北师大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与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思想政治专业有什么不同，考研报哪个比较好啊？谢啦！追答看你是想当学者还是想从政，如果是想当学者，报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如果是想从政，报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学的是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的是实践性较大的东西。收起

去党校找老师，中央党校考博和其它学校不一样，关系有时很重要，但一般不需要关系，只要你考得很好就是。搞工科没前途，还是搞文科的博士好，党校博士就业不知道，研究生就业还是可以的，好好学 中央党校 成绩是第一位的收起

这专业可以。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是一回事儿，政治学是纯正的西方概念，和中国特色完全无关。博士硕士都有，课程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要求思维逻辑性较强。就业情况还不错，一般都以公职为主。南开是名牌大学，政治学我很喜欢啊~~~刘瑜不就是人大政治学的么， 后来去哥伦比亚念得比较政治学博士~~~只要你感兴趣，这是条走学术道路的阳光大道！收起

诺斯古德.帕金森我觉得毛泽东应该是为政治家收起

政治家与政治学家的十大区别（Z）1、政治家追求目的的合理性；政治学家追求手段的合理性。2、政治家的思维是张力平衡；政治学家的思维是缩力冒进。3、政治家视权力为生命；政治学家视权利为生命。4、政治家必须会做秀；政治学家必须会跟进。5、政治家的观点是独创的；政治学家的观点是演化的。6、政治家的骄傲在于威信一呼百应；政治学家的骄傲在于观点留方千古。7、政治家为集团；政治学家为民主。8、政治家什么都不懂又什么都装懂；政治学家什么都懂又什么都装不懂。9、政治家善于制造矛盾来求得权力的平衡；政治学家善于化解矛盾来求得权力的转移。10、政治家没有观点只有理想；政治学家只有观点没有理想。政治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争取民心，因此他说的话，作的宣传都一定要尽可能地哄得人民高兴，获得人民的赞同。也许一个观点其实并不正确，或者并不严格，但是老百姓喜欢，你就得大力宣传，经常政治家脑子里想的和人民想的并不一样，但是他必须迎合人民的想法。而为了迎合人民的想法，他就要设法深入民众，想办法了解人民的想法，然后加以迎合。当然，现在有新的信息提取技术，所以也就不一定非要深入到底下，而是通过一系列技术获得信息。比如说民间测验，就应当是政治家最关心的问题。比如两个搞竞选的候选人，经过民间测验显示一个支持率为百分之七十，另一个为百分之三十。那么那个百分之三十支持率的人就一定要办法调整自己的策略迎合的民众，否则根本不可能成功。而政治学者则不同，政治学者发表任何观点是无须考虑别人高兴或者不高兴的。从学术的发展角度讲，提出的观点越新颖，越离奇，越好。比如大陆的条例规定硕士论文的特征是必须对所研究的论题有新见解，博士论文的特征是必须对所研究的学科有创造性见解。因此，从学术自由和探索真理的角度讲，什么观点都是可以研究的，哪怕是台独或者是民族分裂的可能，都可以探讨一下，反正只是观点，又不是要实施的东西。收起

这个专业在中国没有多大前途，基本上只有考公务员，但现在公务员竞争回如此激烈，招政答治学专业的又不多，所以就业是政治学专业最大的问题。人大政治学实力还是挺强，但就业太惨，是人大就业最差的专业，读完了博士想找个稳定的工作都很难。人大政治学都如此，其他学校的状况可想而知！所以，如果您家境不是特别殷实，父母不能给你买房买车以保证你衣食无忧，建议还是不要考这个专业。收起

你好，18大之后出台的政策，全国研究生取消公费。把这部分资金划分到奖学金中去。所以全部的研究生都是自费，不过你努力在学习过程中拿下国奖也是一样的收起

政治学学什么，这个你应该到政法大学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学校。收起

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即是指在这个一级学科下的所有二级学科都有博士学位授予专权，就意属味着，一个学生只要选择了这个学科中的任何一个专业，进了校门就可以从本科一直念到博士。这能反映出一个大学或科研院所在这个学科的实力和水平。但要看这个学科是否全国领先，就要看它里面的二级学科有没有国家重点学科以及重点学科的多少。 我国高校学位点(硕士)的申报一般是依托二级学科来进行的，学位点申报成功后，也多设在二级学科之下。重点学科基本属于二级学科范畴。我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 按照国家1997年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的学科、专业目录》，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和管理学12大门类，每大门类下设若干一级学科，如理学门类下设数学、物理、化学等12个一级学科。收起

【学人简介】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美国西北大学戈登·富尔彻讲席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塞尔索·M.维勒加斯（Celso M.Villegas），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2012），现Kenyon College社会学副教授。【文献来源】罗伯特·E.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唐士其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历史分析一直享有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从托克维尔和马克斯·韦伯，到阿尔蒙德和李普塞特，再到西达·斯考切波和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一代代的学者通过比较两个或更多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解释政治的动态变化。他们的做法启示我们，重大政治结果最为根本的原因常常深埋于可以通过历史发现的因果进程。此外，他们还认为，为了阐明这些因果关系，我们必须细致地观察，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各个事件是如何展开、演变的。进行历史探讨的比较研究者几乎都已涉猎了当今比较政治学中的所有问题；而且，他们对形形色色的问题所作出的各种解释，也几乎穷尽了这一领域的所有理论倾向。因而，试图以研究涉及的主题或理论倾向来界定历史分析势必难以成功。然而，进行历史分析的比较研究者们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方式，则确实与众不同。最根本的是，这些研究者针对造成特殊事件重大结果的原因提出问题。因此，他们研究的目标，是对落入他们研究视域的每一个案例中的具体历史结果作出充分的解释（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2003）。因为采用了这一方法，历史研究者们就与进行跨国统计分析的研究者们区别开来，后者关注的，是对涉及大量案例的平均因果效应加以一般化，他们通常不会在意如何解释特定案例的具体结果。跨国统计分析家感兴趣的，可能是在大量案例中发展对民主的平均因果效应 ；而历史研究者感兴趣的，则可能是在一个或多个特殊案例中，是哪些原因使得民主政治成为可能，或者结合起来导致了民主制（ Mahoney and Goertz 2006）。或者我们也可以举些具体研究的例子。历史研究者会关注在近代初期欧洲的特定案例中，形成差异巨大的国家—政权复合体的原因（Downing 1992；Ertman 1997；Tilly 1990）；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的原因（Esping-Andersen 1990；Hicks 1999；Huber and Stephens 2001；过去和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社会革命的根源（Foran 2005；Goldstone 1991；Skocpol 1979）；以及在某些地区，比如中美洲，民主和专制的起源（Mahoney 2001；Paige 1997；Yashar 1997）。在上述每一个领域，研究者的目标，都是对其研究的特定案例集中令他们感兴趣的特定结果加以解释。除上述提出和回答问题的基本倾向之外，至少还有与之相关的三个方法论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研究作为比较政治学领域一种研究方法的独特性。首先，历史研究者们运用他们独有的工具进行因果分析，其中有些涉及分析必要和/或充分原因的技术，另一些则包含了通过案例内分析验证假设的程序。这些类型的方法都与统计分析方法根本不同（Brady and collier 2004；George and Bennett 2005；Mahoney 2004；Mahoney and Goertz 2006）。其次，历史研究者们特别关注政治解释中的时间维度。在说明一个具体结果如何产生时，他们会十分重视事件的持续性、速度和时机，认为这对于因果关系非常重要（Pierson 2004；Thelen 2003）。最后，历史研究者对其研究的主要案例认识非常之深，对相关史学背景也了如指掌。这种专业素养，对于成功解释具体案例的特定结果必不可少，它是通过对二手和/或一手史料的熟练掌握而获得的（Skocpol 1984；Ragin 1987）。接下来，我们会依次讨论这三个特点。01因果分析方法1.1跨案例分析早期历史研究中跨案例分析和假设检验的讨论，通常使用密尔的“契合法”和“差异法”（参见Skocpol and Somers 1980），以及普列泽沃斯基和透纳（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的“最相似”和“最不同”研究设计。然而近年来，必要和充分条件法、布尔代数和模糊集逻辑已经替代了上述方法的位置（参见Goertz and Starr 2003；Ragin 1987，2000）。密尔的“契合法”“差异法”可以用来排除必要和充分条件（参见Dion 1998；George and Bennett 2005；Mahoney 1999）。“契合法”被用来排除可能的必要条件，而“差异法”则被用来排除可能的充分条件。这一方法的使用常具有决定论的特点，因此某个因素对必要或充分因果关系假设的任何偏离，都足以使研究者认为它（自身）并非所关注结果的必要或充分条件。虽然此种决定论的方法饱受争议，但方法论研究者一般还是同意，“契合法”和“差异法”的基本作用，是在研究的案例数目较少时系统地排除对立假设。但是，用来检验必要和/或充分条件的方法并不一定是确定的。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使用一些定量的尺度来检验某些必要或充分条件，比如，可以说某个条件在90％的时间里都构成了必要或充分条件。并且，如果选择的样本数目适中（比如N=15），学者们还可以计算出其研究发现的标准统计置信水平。同样，在检验有关必要或充分条件的假设时，也并不一定要使用二元变量。比如，可以对必要条件定义如下：如果连续取值的自变量在某一特定范围的缺失总是（或经常）导致同样连续取值的因变量在某一特定范围的缺失，前者即构成后者的必要条件。在比较政治学中，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跨案例分析方法是类型理论（George and Bennett 2005）。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把一个分类系统中的不同维度看作不同的自变量；某一维度上的不同取值即自变量的不同取值；分类系统中每个单元格反映的范畴或“类别”就是因变量的不同取值。这样，就可以假设这一分类系统的所有维度合起来（而非单独一个维度）即构成了因变量某一特定取值的充分条件。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例子，它们都或明或暗地采用了此种类型理论——例如，唐宁 (Downing 1992）对欧洲政治体制的研究、古德温（Goodwin 2001）对革命的研究，以及琼斯—梁(Jones-Luong 2002）对政党和选举制度动态变化的分析。还有其他一些方法，以更加形式化的手段来检验必要和充分条件，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布尔代数（Ragin 1987），它被用来检验一些二元变量的组合是否共同构成某一结果的充分条件。因为要素多种不同的组合方式都有可能构成充分条件，所以这一方法允许达成某一结果的多种路径存在，这有时被称为殊途同归。更晚近的时候，拉金 (Ragin 2000）将模糊集分析引入在概然性布尔代数框架下的连续取值变量检验。众多比较研究已经使用了拉金的方法，来检验必要和充分条件（参见www.compass.org/中的引用）。总而言之，跨案例研究通常要求检验有关必要和/或充分因果联系的假设，而且目前已经有一系列方法可以用来进行这种检验。但是，正如很多方法论学者（包括定性和定量方法）已经指出的那样，主流的统计手段并不适用于对必要和充分条件的分析（Braumoeller 2003；Goertz and Starr 2003；but see Clark, Gilligan and Golder 2006）。1.2案例内分析在定性方法的研究领域内，有关案例内分析的著作早已有之（如Barton and Lazarsfeld 1969；Campbell 1975；George and McKeown 1985）。近年来，更是出现了大量的努力，试图对不同模式的案例内分析所采用的特定程序加以规范整理（如George and Bennett 2005；Brady and collier 2004；Mahoney 1999）。我们接下来简要地讨论一下此类程序中的一部分。首先，一些历史研究者运用其案例研究的结论，来确定某个假设的解释变量与某个结果之间的中介机制。他们追随一种方法论，认为因果分析不仅仅是要在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建立联系，还应该识别出使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联系起来的中介机制（Hedstrom and Swedberg 1998；Goldthrope 2000）。所谓中介机制，就是解释变量得以产生某种因果效应的特定过程。通过识别这些机制而推导出因果关系的努力，一般被称为“过程追踪”（George and McKeown 1985；George and Bennett 2005），由此产生的数据则被称为“因果过程观察值”（Brady and collier 2004）。过程追踪一般用于小样本研究，它可以帮助分析者避免将某种虚假联系误判为因果关系。特别是一种能够将假设的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清楚地联系起来的中介机制，会大大提升研究者对于这一假设的信心。例如，斯考切波（Skocpol 1979，170-171页）对社会革命起源的研究就采用了过程追踪法，发现“受到意识形态鼓动的先锋队思想运动导致了社会革命”这一假说难以成立。虽然在她研究的三个例子中，受意识形态鼓动的先锋队思想运动都表现得十分活跃，但她认为这些运动并没有触发遍及各处的反抗土地贵族和政府的暴动。实际上，这些运动仅处于法国、俄国和中国主流政治革命进程的边缘，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只是因为革命形势使它们凸显出来，而这些形势本身却并非它们的创造。还有另一些学者运用过程追踪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解释，而不是排除某些原因要素。例如，R.B.科利尔和D.科利尔(collier and collier 1991）发现劳工组织不同阶段的类型与不同的政党制度之间的联系机制。在对哥伦比亚和乌拉圭情况的分析中，他们系统确定了一系列过程和事件，通过它们，“传统政党选举动员”的组织方式导致了“选举稳定和社会冲突”的政党制度结果。这些过程包括：有一段领导劳工组织的政党短暂地保有政权的时期，保守的反对派随之逐渐产生，接下来是政治严重极化的时期，随后是一场军事政变，最终产生了一种以稳定的选举政治和社会冲突为特征的政党制度。上述每一个事件，都在劳工组织与特定的政党制度结果之间发挥着联系机制的作用。应该说，虽然任何研究都可以通过过程追踪受益，但对于类似上述研究那样，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相隔很长时期的情况来说，这种方法尤其重要。如果核心假定正确，那么除主要结果之外，它还应该能够对该案例其他方面的特性有所提示，而这些特性并不一定是中介变量。所以，有的历史研究者使用案例内分析，并不是要识别中介机制，而是要检验是否真的出现了某些被假定的特征。这正是马克斯（Marx 1998）在其对美国、南非和巴西的族群秩序做比较研究中采取的做法。他认为，当白人出现分裂时，比如内战后的美国和布尔战争后的南非，他们就会通过构建一种系统排斥黑人的族群支配体系，塑造并维护白人间的团结与民族主义忠诚。但如果情况像巴西那样，白人间并无重大分歧，他们也无须通过族群排斥获得内部团结，那么就能达成高水平的族群和谐。如果这一观点有效，那么据此对其他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推断也应该有效。马克斯正是通过证明这一点，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支持。比如他认为，如果白人间的冲突的确具有决定性作用 ， 那么提高黑人地位的努力，势必加剧美国南北分界线两侧的白人，以及南非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的冲突。相反，在巴西， 族群问题上的渐进改革就不应引发白人间类似的冲突。同样，如果白人间的分歧确实是关键，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持进步立场的白人派别会将政治稳定看得比种族平等更重要。马克斯的历史叙述随后支持了这些论断。他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些次要事实不可能是偶然性的，而是一个有效的主要命题的体现。02时间分析方法比较政治中的历史分析对时间进程十分敏感。研究者们通常将案例视为不同的空间单元，事件则在其中按不同的时间顺序展开，像先后、循环以及突变等。虽然统计研究者们偶尔也会提出包含时间维度的假设，但对于主要关注特定案例中具体结果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时间因素极其关键。当人们希望通过量化数据，对大量案例的一般状况加以总结时，他们也许无法理解在个别案例的层面上，时机和顺序问题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因此， 当某位历史研究者假设“X与Y有因果联系”时，很可能变量的定义中就有一部分与时间维度相关，例如它的持续性，或其相对于其他变量所处的时间位置。在此意义上，对于比较历史研究者而言，“历史很重要”部分成立，因为根据时间定义的概念是其分析中的关键变量。在此，我们将考察历史研究者频繁使用的三个时间概念：路径依赖、持续性与关节点。2.1 路径依赖研究者们试图理解，早先的事件如何影响了后续事件，甚或很久以后的历史结果， “路径依赖”的概念与这一努力相关。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讨论各种用以研究路径依赖的分析工具（Arthur 1994；David 1985；Goldstone 1998；North 1990；Pierson 2000, 2004；Mahoney 2000；另参见Clemens and cook 1999；Collier and Collier 1991；Thelen 2003）。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概念使用的广泛性。古德斯通（Goldstone 1998, 2007）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乃是一个路径依赖进程的结果。他指出，英国向现代工业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既非必然亦非不可避免”（Goldstone 1998，275页）。相反，工业化是一系列微小事件的结果，而它们又碰巧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也许，对工业革命而言最为关键的事件，是1712年由托马斯·纽科门 (Thomas Newcomen）制作的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它使得后来更高效率的蒸汽机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煤的开采量，从而降低了煤的价格。低廉的煤价带动了钢铁价格的下降。廉价的煤加上便宜的铁，使得铁路和船只的大规模建造变得可行：它们都用铁建造，以煤为燃料，由蒸汽驱动。铁路和船运使金属工具、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得以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同时，由于有了蒸汽机和金属材质的机器，这些产品本身的制造成本也变得更为低廉。(Goldstone 1998，275页）也就是说，导致工业革命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取决于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然而，纽科门致力于他的发明，并不是为了触发一场工业革命。他不过试图发明一种工具，能将水从煤矿的深井中泵出，蒸汽机正是通过把水变成蒸汽做到了这一点。之所以需要从煤井中泵水，则是因为表层的煤炭已经开采殆尽，所以只好把矿井挖得更深，但这样一来，地下水就会淹没煤矿。至于表层煤炭之所以那么快就会被采光，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几乎完全依靠煤炭取暖。再往前追溯，就像古德斯通所做的那样，英国之所以依赖煤炭（而非木材），是因为英国的森林面积狭小，气候又比较寒冷，恰好英国具备这样的地质条件，在滨海地区有很厚的煤层。奥伦（Orren 1991）的研究《过时的封建主义》提供了一个与前者不同的路径依赖的案例，其中路径依赖与某个特定结果的一再重复有关，这就是基于身份的劳工立法在美国的长期存在。从开始一直到进入20 世纪，美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所有具备劳动能力又无独立财产的人是工人，如果他们不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则可能受到刑事诉讼。这一“雇主雇员法”（Law of master and servant）起源于封建时代的英国，但它也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并且在被认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国文化环境中存续了150多年。为解释这一特殊的结果，奥伦重点考察了美国法院在支持该项法律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在她看来，虽然该法在内容上已经越来越与美国的社会风俗和规范相冲突，但却一直得到法官的执行，是因为他们相信它的合法性，特别是，“法官们相信，这和事物的道德秩序一样重要”，从而支持这一法律（Orren 1991, 114页）。奥伦强调，美国法官之所以遵从先例，并不简单出于个人得失的原因（Orren 1991，90页）。她指出，尽管雇佣法明显有利于雇主，但法官也并没有一味支持代表经济精英利益的立法（Orren 1991，91页）。相反，她认为，“劳工关系法运行在其自身的历史轨道上，对商业利益的保护只是其附带的结果”（Orren 1991，112页）。在上述两个路径依赖的例子中，古德斯通和奥伦都指出了不同的“关节点”，在此时刻发生的事件对后来的事件具有持续的影响，即便最初的原因早已不复存在。使用关节点这一概念的学者们强调这些事件的偶然性——即通过理论无法推断它们的出现，或者，它们也许确实是随机的事件（Mahoney 2000；David 1985）——并且强调根据它们也很难推断事件未来的发展路径。影响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纽科门蒸汽机的发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纽科门无意触发工业革命，他的发明当时也并非一场即将到来的巨大转变的先行者，但它的确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最后使得英国一路走向工业化。其他研究者则关注关节点上作出的重大政治抉择，虽然其制度含义一时难以预见，但往往在未来造成了重要影响。R.B.科利尔和D.科利尔（Collier and Collier 1991）对劳工组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关关节点的经典案例——政治精英采用何种方式应对劳工参政（是以强力排除，还是以民粹主义的、传统的，或者种族主义政党的形式，把劳工纳人政治），对这一决定作出很久以后的政党活动机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显然，当智利和巴西的政治精英们在20世纪30年代镇压劳工时，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的行为分别为1973年和1964年的军事政变准备了条件。古德斯通的论证清楚表明了路径依赖中应对一反应对动态机制的作用：某个初始事件触发了某种反应，由此合乎逻辑地导致另一相当不同的事件，后者又触发了某种反应，如此循环前进，直到一个特定结果出现。对于这一系列“时序相接、因果相连的事件”马奥尼（Mahoney 2000，526页）称之为“反应序列”。在历史研究中，用来描述此种因果环环相扣的序列的叙事分析方法，通常是近乎不间断的：A导致了B，B又导致了C，这又引起了D，如此递推，最终导致了Z，或这一序列的逻辑终点。与此不同，奥伦关注的那种路径依赖序列中，一个特定结果在某个关键时刻偶然出现，随后这一结果就产生了自我复制机制，使得即使世殊时异、其原有的因由早已消失不见，这一结果还能一次次出现。对于此种某个给定结果在其中稳定地反复再现的序列，学者们称之为“自我复制”（Thelen 2003；Pierson 2004；Mahoney 2000）。自我复制序列的原理也适用于有关效应递增的研究，在这种进程中，向某个特定方向每移动一步，都会引发向同一方向更远的移动（Arthur 1994，1989；Pierson 2000）。不过，在某些案例中，自我复制和锁定效应只能解释部分路径依赖过程；研究者们可能还需要借用其他概念，比如制度积淀和制度转化，才能说明为何制度的某些方面留存了、而另一些则改变了，以及这是如何发生的。特伦认为，“制度留存常常与制度转型的成分高度混杂在一起，后者使得制度能与变化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相协调”(Thelen 2003，211页）。通过制度积淀，行为者选择不将原有制度架构打倒重建，而是在其中添加进新的成分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例如，《权利法案》和随后对美国宪法的修正，在不触动核心的前提下，改变了原有的安排。另外，原先为了维护某种社会或政治安排所建立的制度，常常会被“转而”用以实现其他目标。奥伦关于雇主雇员法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法律在英国设立时，是为了维护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封建联系，但经过美国法官们的重新解读后，它转而支持自由劳工政策。2.2持续性和关节点分析历史研究者们也将持续性作为一个关键的时间变量，探究导致某一特定结果的给定过程或长或短的原因（Ammzade 1992，459页）。米奇和皮尔森认为，“关注持续性，能帮助学者们更清晰地识别出自变量影响结果的机制，也能帮助他们发现新的因果解释” (Mickey and Pierson 2004，7页）。有些关于持续性的研究，关注在某个长历史时段内重复的过程。例如，休伯和斯蒂芬斯（Huber and Stephens 2000）研究了发达工业国家的福利政策，他们强调：“长时期内的选举胜利"对于福利国家制度的长期维持至关重要(Pierson 2004，85页）。还有一些持续性研究则探讨了那种可能需要若干年才能完 成的、迟缓推进的过程的重要性。比如梯利（Tilly 1990）关于国家建构的分析就希望解释，在也许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现代国家在欧洲是按照什么样的步骤形成的。由于许多事件的序列都有一个典型的或正常的持续期，所以，研究者们就可以用 “太短”“太久”或“正好”来形容各种过程（Mickey and Pierson 2004，85页）。如果某一进程被压缩，则通常会引发非常不同的结果，因为其中环环相扣的事件发展往往十分迅速。卡尔注意到，石油繁荣往往会加快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步伐，导致一个紧凑的变动过程。“由于在心理上和实际上，因收入有限导致的固有限制突然被移除了”（Karl 1997，66页），因此：原本纠结于如何平衡多样化与平等的决策者们，现在认为他们可以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军方要求现代化的武器并提高生活水准；资本家要求信贷和补贴；中产阶级希望有更多的社会支出，劳工希望工资提升，失业者则希望新的工作岗位。（Karl 1997，65页）官僚机构也随之不受控制地膨胀，“最终导致的是预算增加、贸易赤字和外债”（Karl 1997，65页）。卡尔认为，石油繁荣加速了各种进程，而这最终压垮了国家，导致了经济崩溃。除此之外，历史研究者也会提出某种关于不同因果进程相互交叉的假设（参见 Aminzade 1992；Pierson 2004；Zuckerman 1997）。如果两个或更多的进程在某一时间和/或空间相遇，就会对后续事件产生极大影响。关节点分析关注的正是两个或更多独立发展序列的相遇点，或像皮尔森所说，“政治中分散的元素或维度在时间通道中的连接”（Pierson 2004，55页）。奥多纳在其经典之作《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O'Donnell 1979）中指出，阿根廷历史中，一些社会条件在逐渐形成之后，就稳定下来成为某种“常量”。每一个此类条件，“都使得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行变得越来越困难”（O'Donnell 1979，118页）。到20世纪60年代，三个历史常量，即支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传统和社会进程、国际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动员汇聚到了一起（O'Donnell 1979，119-131页）。这些进程的相互交叉或关联，使得政治行为者的政治选择受到了限制，而如果这些过程不在这一特定时刻交叉，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这一关节点最终刺激了现有的政治力量，使它们坚定地“封闭了在政治上活跃起来的城市大众参与政治的任何通道”（O'Donnell 1979，131页）。上述结果又为严厉的官僚威权政体的出现铺平了道路。03使用历史数据历史研究者必须深人了解他们所研究的案例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很明显，如果研究者缺乏关于案例的优质信息，他们就不可能对特定案例中的结果作出有效解释。前文所谈的因果分析和时间分析中任何一种方法，若使用了劣质信息，都会引向错误的结论。为了获得有关案例的专业知识，历史研究者进行大量阅读——通常是大量的二手资料，但有时也包括数量不少的一手史料。让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关于历史资料使用的主要方法论问题和相关争论。3.1二手史料比较政治学中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研究者，通常都成为与其研究问题相关的二手文献的专家——也就是说，他们非常熟悉历史学家和这些问题上各方面的专家发表的书籍和文章。有时，为了获得此种专业性，还要努力掌握涵盖许多主题、跨越很长时期的广泛史学知识。此种投人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其中前三卷涵盖了1450年到1850年的全球经济史，参考文献中引用了4300种左右的二手史料(Wailerstein 1974, 1980, 1989）。该领域中其他的杰出成果也都反映出作者对二手文献的广泛深入阅读，如表3.1所示：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历史研究者对二手资料的广泛使用，已经成为一些方法论研究者关注的主题（Goldthorpe 1991；Lustick 1996；Isacoff 2005；并参见Thies 2002）。批评者们指出，历史学并非是对过往事件的无偏叙述；相反，历史学家是在通常很粗糙的理论框架指引下重构了历史 ， 提供的是一系列具有潜在争议的推论。所以，历史学提供的，并非关于过去的唯一“正确”的说法，而只是一些关于过去的不同的、可能会不断变化、也可能会互相矛盾的推论。持怀疑态度的方法论学者认为，使用二手史料作出错误推论的可能性很大。古德索普指出，历史研究者只能“如此对待他们在二手史料中发现的事实：仿佛它们是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实体，因而可以被‘摘取’出来、放在一起考察，以实现某些宏大构想” (Goldthorpe 1991, 21-222页 ）。对鲁斯提克（Lustick 1996 ）来说，问题则是选取二手资料时出现的特定误差：历史研究者可能只选取了能支持其特定理论的材料，对其他资料则不予重视或予以忽视。他指出，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当二手文献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冲突时，的确没有某种清晰的原则，能够用以指导我们的取舍。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事实上通常也明确承认，历史学提供的事件解释往往相互矛盾。比如，在其著作的导言章节中，比较研究者常常会讨论历史学中相互竞争的不同学派提出的其他解释，以及相应的不同理论（如Gorski 2003；Mahoney 2001；Marx 1998）。同样，在他们的叙事过程中，历史研究者也会频繁地承认，不同历史学家对特定事件或过程的解释存在差异。这是历史研究中经典之作的通例，斯考切波（Skocpol 1979， 174-179页）和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许多脚注）的著作是如此，该领域一些更晚近的研究也是如此，比如R.B.科利尔和D.科利尔的研究（Collier and Collier 1991），以及吕施梅尔、E·H.斯蒂芬斯和J.D.斯蒂芬斯的研究（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96页）等。我们确信，实际上大多数比较历史著作都强调了史学中的分歧，而且常常也借助此种分歧激发自己的观点。历史研究者们常常也会明白地论述，他们如何试图解决史学中的这些分歧。有些时候，研究者会简单地采用历史学中最新的主流观点，而后者则是对之前历史解释中缺陷之处的回应与修正。例如，当斯考奇波尔（Skocpol 1979）批评对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解释时，就运用了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历史学家搜集的证据来支持她的主张。类似地，在雅沙（Yashar 1997）对中美洲政治体制的研究中，曾提到了早期史学中一种认为19世纪的哥斯达黎加拥有民主政体的观点，但更晚近、更严谨的历史研究指出，这种观点具有致命的缺陷。雅沙大量援引这些新的研究，拒绝了之前的历史解释。历史研究者采用的另一种相关的方法，就是选择那些立足于更严谨、更全面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历史解释。比如，斯考切波（Skocpol 1979）和雅沙（Yashar 1997）书中的脚注都表明，她们都注意到历史学家们运用的一手史料，而在一些比较细小的问题上，她们有时就选择了那些进行过更严密的、更细微的档案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另一个常用的方法，是探究某个具体的历史学论争与研究者提出的论点之间的关系。在有的争论中，双方的主张对于相关论点都没有实质性影响。这种时候，研究者在了解文献中的不同解释之后，就明确断定，“无论哪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们对当下正在讨论的问题都不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如Mahoney 2001，152页 ；Skocpol 1979，313-314页注146，318页注4）。当然，在其他情况下，争论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又会使研究者去做他自己的一手史料研究，以获取充分的信息在不同解释之间作出选择。这我们将在后文继续讨论。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政治科学中的历史研究高度依赖“基本信息"，即关于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件的信息。相对而言，它们无须解释，也较少争议（Thies 2002，353-354 页）。在很多情况下，历史研究者使用最基本的信息或至少是不会引起严重争议的信息——来进行有关因果进程的推论。运用这些信息得到的结论的有效性，更多地与进行推论所使用的具体方法，而非涉及的史实有关。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偏历史分析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争论多半与历史事实无关，而是与方法有关，即对于给定的史实，怎样的因果推导才是合理的。3.2一手史料许多历史研究者也使用“一手史料”即历史性材料，如政府文件、报纸、日记以及新闻公告等，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与所描述事件几乎同时出现。然而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运用一手史料，在不同研究中却差异巨大。当某位社会科学家希望主要借助之前未被发现或利用的史料来对史学作出贡献时，就会出现大量地运用一手史料的情况。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同时吸引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例如，贝奎斯特在《拉丁美洲的劳工：对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比较研究》（Bergquist 1986）中，使用了一手史料来阐明工人们特定的文化、制度和政治体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贝奎斯特认为，“20世纪关于拉美的史学研究存在两大严重缺陷。首先，它忽视了在这一地区的社会演化中，组织起来的劳工和劳工运动所扮演的决定性的历史角色……（其次），它未能解释形形色色的拉美劳工运动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轨迹”（Bergquist 1986，1页）。为了克服这些缺陷，贝奎斯特借助了一手史料——通常来源于工人自身——，并通过丰富的细节描述了工人的日常生活。有了这样的信息基础，《拉丁美洲的劳工》看起来非常近似于一部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历史学著作。与之相比，“定向的”一手史料研究所运用的历史文件会稍少一些。这种方法指的是研究者利用一手史料对与其研究主题相关的某些问题进行细致考察。有时，一手史料研究是为了解决史学中的某些具体矛盾。比如，针对19世纪中美洲五位主要的自由主义改革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解释存在分歧，为解决这一分歧，马奥尼(Mahoney 2001）就运用了这种一手史料研究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他阅读了对这些领袖的研究通常会引用的核心文献，追溯前辈史家的路径，进而形成他自己的可靠观点。在其他情况下，定向的一手史料研究可以用来弥补因二手材料在某些问题上的缺失而导致的遗漏。例如，在《财富的代价》（Chaudhry 1997）中，乔杜里“使用了迄今为止未被研究过的档案——并且（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地调查”(Chaudhry 1997，38页），以搜集有关这些国家制度运行的信息，而这些在二手材料中都是不可能找到的。为了检验有关国家机构发展的各种理论，她还借助了政府文件、皇室法令及对重要官员的访谈。对于某个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也会使历史研究者去探究特定的一手史料；而这一探究可能会激发研究者关注另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解答新的问题又会需要更多的一手史料研究。例如，“对（美国）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社会政策发展中发生了什么、又没发生什么的全新描述激发了”斯考切波（Skocpol 1992，7页）。具体说，她在为计划中对美国和欧洲福利政策的比较进行背景研究时，发现了艾萨克·马克斯·鲁宾诺夫（Isaac Max Rubinow）对于世纪之交年金政策的研究《社会保险：基于美国情况的考察》。鲁宾诺夫提出，有可能基于内战老兵的年金政策，建立一套类似欧洲那样的全国性年金系统。斯考切波写道：“他对于旧时救助金全面深入的描述强烈吸引了我。我自问，研究美国社会福利的历史学家怎么竟会忽视了它们”（Skocpol 1992，vii页）。鲁宾诺夫促使斯考切波进一步关注进步时代其他研究内战年金体系的作者，并激发她去研究内战年金制度对于发展欧洲式社会保险体系所造成的阻碍作用。04结论比较政治学者们总是会被历史吸引，因为他们试图解释的结果和他们所发现的最有趣的因果进程常常处于过去。不过在这一章中，我们强调历史研究绝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研究。相反，历史研究拥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包括检验因果假设、研究时间进程以及分析数据的方法。正是这些特性，再加上为具体案例的特定结果提出有效解释的学术追求，才使得历史研究成为比较政治学中一个独树一帜的主要研究领域。文章来源：《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2016年。点击下图，了解理论志专辑“历史社会学”与“比较历史分析”系列文章Political理论志出品 欢迎各种方式转载编辑 | 小梧桐责任编辑 | 李致宪 辛欣然 欢 迎 分 享 到 朋 友 圈 哦 我们期待政治学与社会学人投稿｜关注｜分享｜加入「热爱生活，热爱中国。」含情脉脉地摸索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收起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一经出版，便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榜首。超越米歇尔《成为》，被Goodreads读者选为年度最佳图书，同时又是比尔·盖茨年度荐书第一名。这是作家塔拉·韦斯特弗的处女作，当这部作品畅销全美时，作者塔拉的传奇人生也成为大家的焦点。这个17岁之前从未上过学，通过自学考试大学，最终拿下剑桥博士学位的瘦弱女子，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人生逆袭的故事。更多的是给予我们，她通过接受教育，摆脱原生家庭病态的羁绊，实现自我的一些启示。01、原生家庭对塔拉的桎梏1986出生在爱达荷州的塔拉，和家人住在那座父亲称之为“印第安公主”的巴克峰的山脚下。父亲是虔诚的摩门教徒，相信末日终会到来，并乐此不疲地为那一天囤积物资，为末日生存做准备。他们会在夏天做大量的桃子罐头，在农场各处安放的太阳能电池板，储备对抗联邦政府军的枪支弹药。父亲严守教规，并把它作为家教准则，他在家里有强大的权力和意志，他的决定影响了孩子们的人生走向。父亲坚持对教义忠诚，坚持他认为的不上学、不就医的真理。塔拉有一个姐姐和五个哥哥，其中最大的三个个哥哥，托尼、肖恩和泰勒，曾接受过短暂的学校教育。可是父亲认为，联邦政府在利用学校给孩子们洗脑，引导孩子们远离上帝，于是就不再让他们上学。家里的七个孩子只有三个有出生证明，当为他们办理出生证时，塔拉的出生日期都不确定。一家人旅行归途发生严重的车祸，父亲仍然拒绝送医，认为生死掌握在上帝手中。所以，母亲车祸后留下了后遗症，浣熊眼和偏头痛。塔拉的母亲，是个草药师，她对丈夫言听计从，可有时又充当着孩子和丈夫之间的调节剂。她会听从丈夫的话去学习做自己害怕的助产士，这样，等到末日来临时，就可以为孙子孙女的出生接生了。她照料大家的健康，接管孩子们的教育，她理想地认为把他们留在家里，是为了让他们获得比其他孩子更好的教育。父亲在母亲修剪整齐的草坪边，造了一座废料场，靠拆解废品来维持家庭日常开支。所以，孩子们到了年龄都会被赶到废料场工作，这个工作非常危险，时常会有人受伤。二哥肖恩的女友艾玛和父亲的一名工人罗伯特，就曾经在这里断送过手指。在废料场工作时，塔拉的小腿被长钉刺穿，留下一道大口子，父亲只是让她去找母亲去止血。塔拉十一岁那年，哥哥卢克操纵割锯时，火星点着了他被汽油湿透的裤子，他腿上的皮肤被烧得所剩无几。可父亲还是决定让他留在家里接受母亲的草药治疗，因为他认为，卢克要是被送去医院，会因为感染而死掉。家里的孩子时常会发生混战，以此来确定家庭地位，其中肖恩就像极了控制欲极强的父亲。在大多数时间里，他对塔拉和姐姐奥黛丽很好，可他的情绪变幻无常，一旦情绪失控，就会对她们施以暴力。他曾经因塔拉的一个恶作剧，就抓住塔拉的头发把她拖到卫生间，还把她的头按到马桶里逼着她道歉。他会很快道歉，但很快就会再次实施暴行。塔拉只是化妆以及与查尔斯搭话，就被肖恩抓着脖子摇晃，并伴随着“贱人”“妓女”“荡妇”之类的谩骂。直到泰勒的出现解救了她，塔拉越来越想要离开了。02、选择离开，像飞鸟飞往自己的山其实，塔拉有过可以离开的机会，奶奶曾经要带她离开去上学，可那时年幼的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背叛父亲。这次，从肖恩手里解救了他的泰勒，再次提起来这个话题。“是时候离开了，塔拉，”泰勒说，“你待得越久，离开的可能性就越小。”泰勒是兄弟中最格格不入的一个，他有些口吃，喜静，爱音乐和读书。他会用自己的所有积蓄买数学书，没钱时他会去找数学老师要一本微积分，即使在父亲逼着他们干活的时候，他也总能找到时间看书学习。所以，泰勒在不堪父亲重压的时候，才有勇气离开这个家，这座山，去过他向往的大学生活。泰勒离开，让塔拉对上学有了期待，可当时，她的父亲人手不足，她成为废料场的重要劳动力，而且她也没有走出这座山的资本。终于，塔拉靠打工积攒了一些钱，在泰勒鼓励下，她开始为报考能接受家庭教育孩子的杨百翰大学做准备。在此之前，她甚至都不会涂答题卡，而且，父亲也一直在阻挠她，安排她繁重危险的工作，要她为一些小东西付费，后来甚至要她付房租。而这时的塔拉，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学习知识的渴望，让她有了承担执拗父亲怒火的勇气。母亲的教育，让塔拉拥有出众的阅读能力，在数学、英语、科学、阅读四门考试中，她只对阅读有足够把握。她买来书本自学，恶补数学、科学，经历两次考试才合格，终于收到那张录取通知书。她将离开这座桎梏着她的山，像只飞鸟飞往自己的山。03、新的考验，也是新的际遇进入大学，塔拉的面临无数新的考验。没有出过大山的塔拉，思想守旧而保守，她会为室友的吊带背心，露膝短裙而紧张，也会上错公交车，还会找不到教室。没有上过学的塔拉很难融入进大学生活，她误以为二战时被“大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只是五六人惨遭杀害的规模，她把罗莎·帕克斯拒绝给白人让座，理解成了她“偷了座位”。她的提问被大家认为在开不合时宜的玩笑，她也开始从学到的知识里为自己的无知感到震惊。接受了教育后，塔拉对父亲的话产生了质疑，她发现，女孩穿着暴露是很正常的事，吃止痛药也并不会被毒素污染身体，她开始接受上完厕所用香皂洗手……塔拉通过接受教育，开始重新认识世界，而父母却变得更激进，他们之间关系的维系越来越困难。塔拉一度无力支付大学费用，即使利用课余时间兼职，也无法应付越来越多的账单，和治疗牙痛的费用。教会的主教要为她申请助学金，塔拉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父亲说过：“助学金是政府、异教徒用来收买学生的。”直到几个月后她实在走投无路，才申请了助学金，那笔曾经被父亲认为是用来控制她的钱，让她平生第一次信守了再也不会为父亲工作的承诺。也正是这笔助学金的申请，让塔拉开始放弃她的家乡，她的父亲。额外的金钱，让她有了更多选择，她放弃了原来选择的音乐，转而选择了犹太历史、地理和比较政治学。她尝试摆脱父亲的意愿，过正常人的生活，重新开始试试别的活法。她参加了剑桥大学的留学项目，她的历史学论文被剑桥的斯坦伯格教授认可，她不可思议的经历让教授想到萧伯纳的《卖花女》。也是斯坦伯格还说推荐他申请盖茨剑桥奖学金，从此，塔拉开始了攻读剑桥大学硕士、博士的历程。2014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塔拉取得了剑桥历史博士学位。04、摆脱桎梏，实现全新的自我塔拉在剑桥学习时，也会节日期间回到巴克峰下的家里，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薄弱。她跟父母提起肖恩曾经对待她和姐姐的暴行，希望能对肖恩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而不是让他有一天会进监狱。如同以往她暗示肖恩有暴力倾向，是个控制狂一样，父亲很愤怒，母亲则是躲避这个话题。他们指责她在撒谎，并喊来肖恩对质，刚杀了他儿子的宠物狗迭戈，肖恩就拿着那把的带血尖刀，过来威胁她。塔拉逃回剑桥，可还是收到了肖恩的邮件和电话带来的死亡威胁，父亲则告诉所有人她在撒谎，姐姐成了他的证人。肖恩与她断绝关系，父母希望用宗教力量感化她，姐姐写信要她远离自己的家庭，她与家人渐行渐远。对待这些不管是威胁也好，感化也好，塔拉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想拥有的是一个健康的家庭。你可以爱一些人，但还是可以跟他们说再见。”《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出版畅销，塔拉也因此获得数不清的声望和荣誉，但这些都没有让她和父母的关系有所缓和。不过，塔拉也打开了另一个全新世界的大门，做一个改头换面的自己，一个全新的自我。她在书的结尾写到：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通过接受教育，塔拉有了对抗父亲权威的勇气，也有了摆脱了病态的原生家庭的际遇。她科学客观地重新观察这个世界，不再任由他人摆布，实现真正的自我。她逃离了父亲的那座大山，更打碎了自己原先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用知识重塑自己的世界观，与过去的自己和解，做一个全新的自己。就像飞鸟飞往自己的山，塔拉也找到了那座自己真正信仰的山林。收起

文丨小哥（文章原创 ，版权归本人所有，欢迎妈妈们转发分享）曾经是美国第12任能源部部长的朱棣文。他出自被誉为华人第一学霸家族，“美国最牛华人家庭”，家里三代人都是教授，至少有12个人拥有博士学位和大学教师职位。他自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他的父亲早年毕业清华大学，后又修读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化工博士；哥哥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斯坦福大学医学系教授；弟弟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是政治学博士；二姑妈是中国第一代化学家，早年留美，就任芝加哥大学化工教授......这一家人如此优秀，让人大为感叹。同时也让人思考，为什么这个家族可以培养这多的人才？无数人深入研究探寻后，在朱棣文的一次演讲中找到了答案：“每个孩子都从小学习下厨、做家务。”就是这么简单吗？就是这么简单。孩子做家务的好处1、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每个人的眼里，家务是非常无聊的，一件机械的重复的事怎么可能锻炼孩子的大脑呢？当世界进入大机器时代时，它就已经在开始变有趣了，更不用说现在的电子科技时代。它让孩子被包裹在无数的新奇之中，外界的诱惑让孩子分心无法专注眼前的事情。这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就成为了常见的问题。所以，这些单调的工作可以让孩子知道如何专心认真的做一件事情。2、有更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适应环境，其实就是人需要快速认清新环境中的规则，并且在熟练把握规则之前，学会默默勤恳认真的做好手头上的事情。这是最快融入环境的方法，也是天长日久无人冠以荣誉的琐碎家务中能让孩子明白的道理。3、培养孩子的耐心擦拭灶台的油渍可能会让双手变得十分油腻，在刺鼻的气味中拿着抹布重复前后擦除的动作也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又难以忍耐。如果孩子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事情做好，他的品性无异于又经历了一次淬炼，而这个经历仅仅是一次家务。4、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家务的种类繁多，处理繁杂琐碎的家务和处理繁琐扰人的人际关系也有共通之处。能够耐着性子，用灵巧的心思高效率完成归置杂物、打扫地面、叠衣服等小事的孩子。在和人相处时，也会注意到关系中细枝末节，而相处时的细节，不就是人们都会关注的吗？孩子做家务，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更好？明尼苏达大学曾有一项历时25年的研究，他们把3-4岁、9-10岁、15-16岁三个年龄段的孩子进行对比。发现3-4岁开始做家务的孩子，在和朋友、家人的亲密关系中会处理得更好，而且外缘的人际交往也很顺畅。因此，家长让孩子参加家务的年龄越小越好。孩子怎么做家务会比较合适？1、适合孩子的年龄不同年龄的孩子在智力方面、体力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稍小一些的孩子可以让他帮忙拎个东西，洗一下抹布，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开始教他叠衣服、拖地板、洗衣服等比较复杂而繁重的活。2、做家务也要适度父母让孩子做家务，目的应该是起到锻炼的效果，而不是真的让孩子包揽全家的杂事，所以给孩子的安排应该根据孩子的时间和精力而定，不宜过少，但是也不需要全部压在孩子身上，只要让他明白怎么去做家务就好。3、孩子心甘情愿去做如果在做家务之前，父母和孩子没有进行良好的沟通，让他明白做家务的重要性，反而是一味的压迫和威逼，孩子不愿意时还觉得是孩子的本性比较懒惰，那可能会适得其反。小哥哥的小总结做家务是在告诉孩子，某一个时刻我们是需要付出我们努力，认真坚持的去做一件事，著名优秀职业选手李晓峰曾经每天训练十个小时，最长的一次是十八小时。Twitch创始人Justin Kan也说过生活是好坏共存的。不是等到孩子长大，父母才告诉他这一点，那时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爸爸妈妈们可以合理安排孩子做一做家务，在潜移默化之中，让他们明白生活的真谛。真实的人生就是无趣的，但我们需要勇于面对和坚持前行，在无趣中找到有趣之处。做家务这样看似无趣的练习也是如此，它在帮孩子训练这样的意识，培养耐心，形成工作习惯，成为一个有担当的成熟的人。（配图均源自网络，侵删）小哥哥陪你一起育儿，做最野的爸妈，关注我，了解更多育儿资讯收起

现在，在大多数父母的心中，教师和医生仍然是理想的两个职业。这两个行业非常稳定，社会地位也很高。但是，很多人都说很好的医科大学的评分并不低，进入自己喜欢的医科大学不是简单的事情。对于大多数女孩来说，师范大学是他们最好的选择，由于教师这个职业的特殊性，教师的社会地位很高，教师这个职业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而且每年都有带薪休假，还有暑假。对女孩子来说，这个职业可以说是非常适合的，所以，很多父母在孩子考完大学的时候，会选择师范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今天来看我国最好的4所师范大学，含金量高工作不用愁，考上就是金饭碗。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最好的师范大学，是中国师范第一高中，是培养免费师范生的六所指定学校之一。总体来说，不管是教师的力量还是硬件资源，都是很好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52年正式改名为现在的名字，这个校训很多人都铭记在心，而且成为社会人之后去上课的时候也会按照这个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北京师范大学学科实力强，2017年第四次学科评估中北师范大学11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分别是：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数学、地理学、系统科学、生态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戏剧与电影学、语言学，这些专业都非常有价值，也是大家心中最有实力的几个专业。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位于魔都上海，简称华东师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成立于1951年，学校正在实施“2+4”重点学科建设计划。这所大学在社会各地教育了很多优秀的教师，全国有很多有名的校友，这所学校比基础设施和教师队伍等一系列的学校都优秀。在第四次教育评价中，有两个A学科，五个A学科，五个A学科，两个国家的一级重点学科分别是：教育学和地理学，五个二级重点学科分别是：基础心理学，中国古代文学，基础数学，光学，生态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是在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上重点建设的师范类大学，是武汉7所联校运营成员，是国家首个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是国家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师范大学，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南湖海滨的桂子山有一所学校，是历史悠久的最高学府，邓小平自己写的校名。以1871年的文化书院为基础，1903年由文华书院设立的大学院为起点，1985年正式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有8个国家重点学科，14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是政治学，中文文学都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位于吉林长春市，1946年成立了东北大学，学校有很长的历史，和以上三所大学一样，是国家“211工程”的重点建设大学，也是国家师范生的免费教育试行大学，是我国的6个免费师范之一。近年来，东北师范的实力有所下降，但他的实力在东北比较强，因为地理位置而参加考试的人不比上述三所学校多。但是，学校的实力远远不及三所以上的大学，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东北师范大学入选六个一流学科，在211高中中成为一流学科的第一名，所选一流学科的含金量非常高，数学、化学、统计学、材料学等学科都是值得报考的专业。关于以上，你怎么看？收起

【了解更多高考填报信息，请点击关注】政法类高校一直是报考热门学校，录取分数也很高。电视剧里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帅气十足的律师、法官形象，更增加了同学对政法类高校的热衷。那么，我们国家都有哪些政法类高校？学校的实力又怎样呐？今天就以2020软科政法类大学排名情况，介绍一下政法类前10强高校。第1：中国政法大学简称“法大”，可以说是我国政法类最高学府，学校位于首都北京，“五院四系”之一。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985优势平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学校前身是1952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四校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组合而成的北京政法学院，被誉为“政法人才的摇篮”。法学是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A+档，并列全国第一，政治学排名全国第八，获B+档。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是学校的王牌专业。第2：华东政法大学简称“华政”，位于魔都上海，是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同样也是五院四系成员。学校前身是1952年由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震旦大学等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合并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2007年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的法学获评A档，政治学获评B档；法学、侦查学是学校的王牌专业。第3：西南政法大学简称“西政”，位于直辖市重庆，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高等政法学府，改革开放后国家首批重点大学，教育部与重庆市共建高校。学校前身是1950年创建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系为基础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的法学一级学科获评A档，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共5所高校共同入围A级学科。拥有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法学、侦查学、行政管理、新闻学。第4：上海政法学院简称“上政”，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与上海市司法局共建高校。学校始建于1984年，199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现拥有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3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法律、国际商务、社会工作、新闻与传播4个专业学位硕士点。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占地面积1000余亩，被誉为“佘山北麓的花园学府”。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学校的法学获评B-等级；监狱学、社会工作是国家级特色专业。第5：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简称“公安大学”，坐落于首都北京，是唯一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公安院校。学校创始于1948年，是公安部直属普通高等学校暨公安部高级警官学院，是公安行业综合性大学，是全国公安系统第一个开展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第一个开展硕士研究生培养、唯一开展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高等学府，被誉为“共和国警官的摇篮”。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法学获评B档；侦查学、治安学、安全防范工程、交通管理工程、公安管理学等都是国家级特色专业。第6：西北政法大学简称“西法大”，坐落于古都西安，为“五院四系”之一，是中央与陕西省共建的省属高水平大学，是一所法学特色鲜明，哲学、经济、管理、文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学校办学历史悠久，前身是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如今，学校以成为全国政法大学“立格联盟”和陕西高校“长安联盟”创始成员。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法学获评B+档；哲学、侦查学、新闻传播学等都是国家级特色专业。第7：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简称“刑警学院”，位于辽宁省会沈阳，是公安部直属的本科高等院校。学校始建于1948年，是我国第一所开展公安专业本科学历教育的公安院校，首个开展警务硕士留学生教育的部属公安院校。被誉为“警界清华”“中国刑警的最高学府”。刑事科学技术、侦查学、信息安全、经济犯罪侦查、禁毒学等都是学校的特色优势专业。第8：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属唯一的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现有北京海淀和河北涿州两个校区；学校由全总和教育部共建，前身是1946年建立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干部学校，与中国人民大学同根同源。如今，学校以成为全国工会干部培训的最高学府。拥有2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劳动关系、法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第9：江苏警官学院坐落于江苏省会南京，是我国首批建立的省属公安本科院校。学院前身是创办于1949年的南京市公安学校，2002年升格为本科院校，更名为江苏警官学院。2012年起先后与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联办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学校拥有2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治安学、刑事科学技术。第10：甘肃政法大学位于甘肃省会兰州，是甘肃省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甘肃省唯一省属政法类普通本科院校，全国政法院校“立格联盟”成员。学校前身为1956年创建的甘肃省政法干部学校，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省属本科政法院校，2019年6月更名甘肃政法大学。学校拥有法学、侦查学、边防管理3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以下是2020软科政法类高校排名：这些政法类高校多数在提前批招生，考上进入公安司法部门的几率比较大，只是学校的政审、体检会比较严格。另外。在这个排名中，大家一定会注意到缺少了一所学校，就是“五院四系”之一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这所学校被软科排在了财经类大学中。因为各机构排名参照纬度不同，排名也就各有不同，有些学校的排名我们可能很不认可，其实，排名大家不必太认真，看看就可以。在报考时，最重要的还是要根据学校在自己省份的录取分数和位次来填报志愿的。大家对我国政法类高校有什么看法？欢迎关注 评论区留言讨论。河南57所高校排名！前10强都是哪些高校？106所医药类高校排名！前10强有哪些高校？哪所是你心怡大学？重磅：华东地区3所“医学院”将更名“医科大学”！陕西64所高校排名，西安理工进入前10强！哪些高校值得报考好消息：教师资格认证改革！这些师范生可直接获“教师资格证”收起

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明显区别在于，所有的实证研究都要对具体的时空条件（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作出说明，而规范研究则无此约束性条件。比较政治学属于实证研究的范围，因此需要特别关注时间与空间因素的影响。自保罗·皮尔逊的著作《时间中的政治》问世以来，学者们对时间因素在政治学中的重要性日益取得共识。皮尔逊揭示了时间要素如何影响政治的三大机制（路径依赖、时机与时序、长程过程），然而这是就宏观的政治学领域而言。具体到比较政治学领域，时间要素的讨论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只有法国政治学家马太·杜甘在《比较社会学》一书中有少许相关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有关案例来说明时间比较策略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共时性比较与异时性比较按政治事件的发生是否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可以分为共时性比较与异时性比较。共时性比较：所谓共时性比较，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在共同的时段内，这些国家常常发生了某些相同或类似的政治事件，因此对这些国家进行比较可能发现某些共性的规律，而单独观察个案可能发现不了这些规律。在学术史上，最经典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包括对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的比较、哲学家雅斯贝斯对“轴心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化突破现象比较等。共时性比较研究既可采取“求同法”，亦可采取“求异法”。如对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进行比较，采取求同法可以提出的问题是：“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分居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相隔不止万里，两者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两者分别由不同的人种组成，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都形成了疆域广阔的帝国？” 采取求异法可以提出的问题是：“疆域和治理规模相似的两大帝国，为何罗马帝国崩溃后再也没有成功重建过，而秦汉帝国解体后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却能得以恢复重建？”共时性比较的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该书中，摩尔将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道路归为三条：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自由民主道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以及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解释这三条道路的起源，摩尔将目光聚集在土地贵族与农民阶级的身上。摩尔敏锐地发现，从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不同阶级关系的组合模式决定了上述三种不同的历史演进道路。异时性比较：所谓异时性比较是指对不同时期的政治体系或政治事件进行比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案例之间可能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或趋势，也可能具有某些不同的特征或趋势，这些都可能成为比较研究的关注焦点。相比于共时性比较，异时性比较的挑战性更大，需要更强的学术想象力，但同时更有助于形成新的洞见。同样，异时性比较既可采取“求同法”，亦可采取“求异法”。求同法的代表作品是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该书将1787年到19世纪初的法国、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作为研究案例。这三个案例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三个国家同样都爆发了社会革命，斯考切波试图从中找出社会革命得以发生的共同根源。求异法的代表作品是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该书的比较对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公元前656—公元前221）与近代早期的欧洲（1495—1815）。这两者的共同点是同样都存在多国体系，具体的相似特征包括：“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的战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领主国家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而最后的结果却大不相同，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走向了统一，而欧洲则保持了多国体系。许田波试图找出上述演化差异的原因。历时性比较与瞬时性比较按所研究的政治现象是否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可以分为历时性比较与瞬时性比较。历时性比较：历时性比较通常关注那些长期而持续发展变化的政治现象。很多政治现象在短期内可能无法看到任何变化，只有长期的观察才能看到某种趋势，因此需要对长期积累的数据进行分析。比如研究政治观念的变迁、人口的结构带来的政治影响等问题，通常需要跟踪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看到明显的趋势或相关性。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用长时期的统计数据，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人类社会中暴力逐渐下降的趋势。平克从全球的视野比较了国家形态与非国家形态的战争死亡率，而且还从个案的视角比较了西欧5个地区（1300—2000）的凶杀率，来论证暴力下降的趋势。此类研究发现是单靠比较两个或几个年份的数据就能实现的，因为战争的死亡率与凶杀率变化具有年份的波动性。瞬时性比较：瞬时性比较选取两个及以上时点（或时段）上的现象进行比较分析，而不考虑中间的发展时期。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历时性比较相当于录像机，连续性地记录下持续的发展变化，而瞬时性比较相当于照相机，只抓拍特定的时点。例如复旦大学胡鹏博士对中国国民党两次政治转型的研究，就属于典型的瞬时性比较。胡鹏的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在面临不同时期的政治挑战时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策略：1940年代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破裂后选择通过战争解决政治分歧；1980年代在面对新成立的反对党时却主动推动政治自由化和民主转型。”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胡鹏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描述国民党在1940—1980年代长达40多年的发展史，而是选取两个重要的时段1940年代、1980年代，分析这两个特定时段上国民党的基础性能力差异如何影响政治转型的不同结局。除了案例内的比较，历时性比较和瞬时性比较也可以应用于跨案例的比较。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发现，很多跨越了不同文化单元与地理区域的国家，同样都在20世纪早期爆发了民主革命，如俄罗斯（1905）、伊朗（1905）、奥斯曼帝国（1908）、中国（1911）等。在大致相同的时点，民主革命能够在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帝国同时爆发，可能并不是巧合，而是当时的全球危机与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库兹曼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从知识分子与民主的命运这一角度切入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建伟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收起

【科学世界博览】教育品质专文：“中国最好的法学专业强校有哪些？以五院四系为法学根基的11所高校（北大、中国人民大学、武大、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是一个代表阵营，但是现在清华、上海交大、浙大、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法学专业实力也十分强劲，同样值得报考的同学重点考虑”。值此文发布之际，林瑜伽老师携手教育部团队，诚挚欢迎同学们点击上方“关注”，触控科学教育的前沿动态，把握高等教育的时代脉搏，着重探知法学综合类传统强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的法学专业实力，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顶尖专业高校。一、法学四系之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法学专业，设置于著名的北大法学院，该学院正式成立于1999年6月26日，其前身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是新中国第一批开设法律专业的单位，是中国“五院四系”之一。北京大学法律学科发轫于1904年，在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中历史最为悠久。新中国成立以来，北大法学院取得了飞速发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推进国家法治建设等方面，始终走在全国法学院校的前列。北京大学法学院拥有刑法学、经济法学、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四个国家重点学科，同时，北京大学作为拥有国家法学一级重点学科的3所院校之一，法学院在国际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知识产权法学等学科都有很强的教学和科研实力。该学院凭借梯队合理的最好的法学师资团队，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创建世界一流法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法学四系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于1950年，是创立的第一所正规、新型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被誉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和“法学家、法律家的摇篮”，是中国著名的“五院四系”之一。建院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行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的优秀法律人才。作为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智库，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老中青三代学者参加了新中国宪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修订工作，为共和国的法治和法学教育发展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为法学研究的振兴和繁荣作出了卓越贡献。此外，人大法学院还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全国首批获准在法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博士点和硕士点覆盖了全部的二级学科。拥有国家级重点一级学科（含所有二级学科）1个（法学）、国家级重点二级学科4个，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含全部博士学位学科点）。三、法学四系之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校史悠久的法学五院四系之一，在2003年获批国家首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11个硕士点、6个博士点，1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3个省级重点学科、1个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7年获批法学“ 双一流”建设学科。经过数十年的恢复重建与发展，武大法学院已成为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的一方重镇。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全国各高校法学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法学研究生就业形势也变得日益严峻，就业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压力，武大法学院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作为主战略，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加强就业指导和拓宽就业途径为工作重点，使该院研究生保持了高就业率，其研究生就业率为97.3%，少数在毕业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同学，也陆续在毕业后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单位，并按照学校政策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予以派遣。四、法学四系之吉林大学吉林大学法学院，建院于1948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法学院之一，中国法学著名的“五院四系”成员。吉大法学院的其前身是吉林大学法律系，是“1966年至1976年”期间，我国仅存的未停办的两所大学的法律系之一。其办学历史则始于1948年创建的东北行政学院司法系，现已成为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良好声誉、重要地位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基地。吉大法学院现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可在法学10个二级学科自主设立博士点。现已设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和国际法学7个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有与经济学院联合培养的法经济学博士学位专业，以及与行政学院联合培养的法政治学博士学位专业，有东北地区唯一的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其中法学理论、刑法学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民商法学为吉林省省级重点学科，是学院具有多年学术积淀和特色的优势学科，拥有一批发展潜力大、在国内较有影响的专家和中青年学者。法学五院四系之北大、中国人民大学、武大、吉大，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总是很美好，现实中高考的分数总是很残酷，要想把握理想大学与专业的选择主动权，高分是先决条件。同学，再坚持百天，你将有望踏入理想高校的学府！收起

导读：没有博士学位的人，读完此文，不必嘲笑博士。归根到底是学术生产线出了问题。学术越来越水的背后是全民精神下沉。请问，现在大学教师中，除了“课题”需要，保持主动阅读习惯而且阅读有质量的人，还有几个？读博士，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素养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对超越课题和论文、纯粹受精神需求驱动的阅读和思考的真诚热爱。然而，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极为少见。2011年，我到一所985大学读博士。我发现，有真才实学的博士实在不多，根本不爱阅读的平庸之辈却不在少数。即使是有些天天捧着书看的博士，同样言谈乏味，思维僵化，几乎看不到半点思想的火花，因为阅读质量低下。除了只会往大脑填装知识片段，用复制粘贴的功夫拼凑论文，品位、情怀、审美均与他们无缘。他们的家居环境和形象气质，真的很难跟知性挂上钩。2011年5月，参加博士复试的时候，在这所985高校的校内宾馆认识一位同来复试的教育学博士生。同住几天时间里，他发表的一些“高论”让我目瞪口呆。文科本科硕士都读完了，他的世界观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千万不忘阶级斗争”的阶段。他说，民营企业家都是剥削阶级，应该被全部消灭。一个三观如此扭曲的人，竟然能进入985高校文科专业博士复试而且顺利考上，可见招他的教授眼光有多差。三年时间里，我还看到很多让人叹为观止的学术“奇观”。一位连马克斯.韦伯都没听说过的高校外语教师，考上欧洲某国史博士；一位连学术论文选题基本规范都不知道的人，被招进来读历史学博士；读了三年中国近现代史博士，毕业之前还连历史学家许倬云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竟然能发表多篇南大核心期刊论文，获得历史专业国家奖学金。不要说“人家不是研究这个，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人。”作为一名博士，如果连本领域最著名的国际学者是谁都不知道，那实在是太不合格了，其基础知识和学术功底非常让人怀疑，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一个个把“研究”做得风生水起。论文数量、学位——而非文化素养和真实水平——赋予了他们无尽的幻觉和优越感。有些博士甚至浅薄到认为：“我们学校毕业的博士，气质普遍比XX大学的博士气质好。”2008年浙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一所末流大学读完本硕后，考上浙大的政治学博士，站在操场上，学校和学历的双重身份转换，让他自我感觉好到几乎要飘起来。跟他聊天发现，学养和阅读还不如优秀的本科生。一位浙大人文学院的文学女博士，自我感觉好到，你多看她一样，她就认定你是喜欢上她这个“知识女性”。就是这位“知识女性”，读到文学博士了，还连茅盾文学奖作品《芙蓉镇》的作者古华是谁都不知道。不说是博士，看她擦的口红和胭脂，你很难相信她的职业与书有关。......问题出在哪里？首先是求学动机。目前，在985高校，外校考进去的硕士研究生，至少一半来自地方院校，至少三分之二的博士生，本科来自地方院校。他们当中有真诚爱读书的人，但是更多的人考研读博是为了改变出身，增加就业机会。985高校处于中国学术圈子的核心地带，985本科生一入大学就开始接触和了解国内学术圈子的真实情况。他们知道什么是学术，自己适不适合做学术，国内学术环境适不适合自己。于是，要么他们纷纷选择出国深造，要么放弃读研读博。少数留下来读博士的，大都是因为不用考就有了直接攻读博士的机会。本人非歧视地方院校。它们的学生为了工作，考研读博无可厚非。学术大环境的现状绝非他们造成的，我只是想指出，当读博士的主体求学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改变身份和就业，甚至对学术存在严重误解（以为跟期末考试一样，背背书、查查资料就是学术）的时候，整个学术大环境的持续恶化将不可避免。应该努力通过提高地方高校学生培养质量，以克服未来“读博大军”的精神短板。其次，博导招生不全是出于学术考量。有一次，我在某985高校校内bbs发起登山活动，来了好几个管理学院硕博连读生。一见面看到真人，我非常惊讶：全是本科毕业马上跨专业读博士的二十岁出头的妹子，一个个白皙粉嫩到手轻轻一捏就能挤得出水来。国外名牌大学管理学博士一般只招有实战经验的人来读。眼前这些女生没有一点社会阅历，连自己可能都还管不清楚，如何研究管理学？留心观察不难看到，有些（非大多数，更不是全部，别对号入座）实践性比较强的文科专业教授非常喜欢招年轻女博士，因为经常可以带出去做调研，住宾馆。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就是一个典型。当然，这一类事情未必全是“吴春明们”的错。还有很多“吴春明”没有被挖出来，因为他们的女博士都顺利毕业，交易顺利完成。第三，博导的科研项目需要一些跑腿干（体力）活的助手搜一搜知网文献和近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就会发现，人文社科研究越来越沦为体力活。仅仅靠收集和梳扒资料，整理数据，再用挖掘出来的所谓“新材料”，加上花拳绣腿式的解读，就能拼凑整理成一篇学术论文或著作，根本提不出原创性的见解。正因为是体力活，开展一项研究所需要的前置知识储备就不那么重要。博导们非常清楚，博士只要招进来，两篇核心（靠关系）能搞定，几乎没有毕业不了的。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博士生的个人潜质......因此，有时，越是不爱读书的人，招生的时候，反倒越受博导青睐。因为越喜欢读书思考的人，越是兴趣导向，越有自己的认识和想法，所以，越不愿意参与自己不喜欢的研究课题。把不读书、不思考的人招进来读博士，让他们参与什么课题，他们就参与什么课题，反正他们对什么课题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想用听话合作来换取毕业和学位。读博士期间，他们的选题就是导师科研项目的一部分，材料全是导师提供，论文框架也是导师拟定的。他们读博几年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协助导师完成课题需要的体力劳动（跑腿、码字、整理资料、调研）。作为回报，博导帮助他们发文章、过答辩。于是，一项交易顺利完成。当科研越来越沦为交易，当交易越来越普遍，做交易的人全都忘了自己在做交易，他们都把交易当成了科研。在本科阶段，同一个专业所有学生修的课程大体相同，分数高低的差别，让学生们能自觉意识到，别人也能相对容易地判断出，谁在某些方面不如谁。所以，本科生有高傲的，也有谦卑的。到了博士阶段，每个人的专业、选题和方向不一样，失去了可以相互比较的共同尺度，却拥有了 “我是专门研究……”的万丈光芒。正因为这个“专门”，非本专业同一个研究领域的人，很难对他们的真实水平做出评价。这正好为南郭先生式的学术混子们提供了容身之处。如果一个人阅读面足够宽广，知识视野足够开阔，他就容易跳出“自己”，在一个大的坐标上审视自己。这种人一般能保持理性的谦卑。如果一个人缺少阅读兴趣，或阅读质量地下，知识视野仅局限于自己“研究”的领域，他就很难跳出“自己”以看清自己。于是，越专，就越容易装。越装，就越容易给自己或被别人戴上高人面具。读博士，没有让他们知识增长多少，而是让他们脸皮变厚了很多，因为博士毕业，他们再也不会为自己从未读过巴金的作品，却拥有文学博士学位感到羞耻了，因为手里有了“我专门研究巴尔扎克”这块金光闪闪的遮羞布。（此处的“巴金”和“巴尔扎克”仅仅指代学科领域不能绕过的重要人物和作品。）由于头上顶着“专门研究……”的光环，光芒太耀眼，以至于他们比普通人更难看到自己精神世界的贫瘠。他们愿意一辈子就守着那口井，靠着井里不断挖出的、很难通过同类比较来确定真实价值的“矿渣”混饭吃，对井外的世界毫无好奇心。那口井不但是他们生活饭碗的来源，也是他们“学术地位”的根基。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把博士单独抽出来谈。文中的“博士”指代把人的心灵分割成块状的学术生产体制。所以，我的批评同样指向副教授、教授、博导。他们中的很多欺世盗名之徒一直是用“专门研究”来掩盖真实水平。最后，还是那句我一再重复的老话：一个人的学养和品位，来自超越功利目的——而非服务于课题和论文的——纯粹出于精神兴趣的自由阅读。收起

Prada “ 上新 ”啦。2021 年男装春夏及女装 Pre-Collection系列以直播形式重磅发布。这次请来了世界各地的五位艺术家拍摄影片，来诠释多面 Prada 。一直倡导回归衣服本身的 Prada ，还将运动装和正装的功能性进行糅合。啧啧，时装的多样性又增添了一种可能～既复古又未来，洋气得不要不要的！这才是真正的时髦设计～而且此番可谓诚意满满，足足准备了 59 套，洋仔掐指一算，是疫情之后所有品牌发布 Look中最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 Prada 传奇设计师 Miuccia Prada（ Miu 姨）最后一次独立操刀了。以后呢，就由老朋友 Raf Simons 和她一起设计了，算是半退休状态。能理解，毕竟从 1978 年至今她已经接管 Prada 长达 42 个年头了！即便以后设计量减少，也绝对算得上是功成身退。而 Miu 姨这一生也是传奇满满，先来看看她的一些霸气举动。不想讲话就砸话筒：游行也要穿高定：最爱 diss “ 时髦势利眼 ”，也从来不需要灵感缪斯。虽然“ 设计女王 ”、“ 天才怪咖 ”这些词从来就没离开过她。但她丝毫不 Care ，你 Miu 姨就是你 Miu 姨，个性十足干练有力，也是这样的态度才成就了今天的 Prada ！其实，早期的 Prada 是个做手工皮具起家的老品牌，生产专供意大利王室的包包。本来老品牌过着衣食无忧，优越感满满的日子，根本没想要太多改变。但是不好意思，你 Miu 姨怎么会管你想不想改变，到她的手里，就要按照她的方法来。你们要用皮革做包包是吧？我偏不，我就要用你们看不上的尼龙。双肩包、腋下 Hobo ，分分钟刷爆时尚圈。Hobo 让一众明星拿到不肯撒手！怎么样？20 年后照样经典。不被衣服束缚，做永恒的经典，是 Miu 姨的初衷。出生于 1949 年的她，绝对算是个女权主义斗士。尽管出生于 Prada 世家，不过起初她跟时尚不搭边，60 年代还去米兰攻读了政治博士，是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本来政治学女博士当的好好的，极其不愿意接受家里这份产业。但是没办法，谁叫她是掌门人最爱的小孙女呢～既来之则安之，最终还是受到家庭感召，决心将 Prada 注入她的思想。她反对这个世界对女性的偏见和贬低。不同于其他设计的美学定义，Miu 姨要的不一样。她拒绝夸张的设计冲击，以实用性和精神表达为主，解放穿衣束缚，才是她想要为女性做的。看看下面的画风你就能 Get 到了。简洁大方：利落干脆：都市 OL 必穿范本：如果你以为 Miu 姨只有如此中性的一面，那你就错了。谁还不是被人宠爱的小公主呢～再说人家还是豪门～1993 年，她以自己的小名创立的 Miu Miu 就是很好的体现。天真、柔软、充满童趣和女人美，就体现了 Miu 姨不一样的内心世界。丈夫 Patrizio Bertelli 也是她事业的得力助手。不仅帮 Miu 姨建立了 Prada 的分销渠道和产品生产系统，还将她送上《时代》杂志，入选“ 全球时尚界最有势力女性 ”榜单。丈夫还很风趣，他曾这样调侃过 Miu 姨：“ Miuccica 是一流的裁缝和设计师，起码用不着我给她买衣服买的倾家荡产，这买卖太划算了！”虽然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经常看到 Miu 姨的新作，但她已经把自己独立自信的魅力融进了设计，而这无疑是留给时尚界最好的礼物。收起

#三大体系#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建构既要按照经典政治学的规范进行知识积累，也要探索现实政治世界的变化和新的问题；既要对被经典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学忽视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也要对各种发展模式的新变化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一过程与深入研究中国案例或发展模式是相互促进的。近年来，比较政治在政治学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培养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觉与自信，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理论体系vs.理论范式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离不开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与“比较政治学中各种理论范式”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指整体的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而后者主要是指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具体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发展模式主要是在研究发展路径的层次上展开的。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是由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议题所构成的特定的政治发展观。尽管它与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在理论上有所重合，但区别也是明显的，即它主要是在经验层面上对政治议题尤其是对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以及各种发展模式进行阐述。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最先出现在西方，是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现代化进程启动和发展较早，西方知识界有各种有利条件对其进行阐述和概括。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产生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充分反映了西方的发展特色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的基本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内容和发展模式问题。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不能因为它是最早的现代化模式而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完全等同于西方，这是我们研究现代化进程和构建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所有国家都经历了传统社会并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有着相同的理性化、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个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世界中，各国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但相同之中也存在着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一些中观议题上，如现代化的时序问题，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是优先构建政治秩序、法治还是推进民主？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政治秩序和民主的关系？进而，也会产生由时序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变化，即在与早发现代化国家相当的发展阶段上，是主要依赖国家还是社会进行治理？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只有在承认现代化基本趋势相同的基础上来认识各国发展道路的差异性，才能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之间找到关联性，建立起可比较的框架。殊途同归的比较政治研究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与经典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或以其他国家为特色的比较政治学有什么区别？应该说，二者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因为，如果我们要构建的是一种客观的而不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比较政治学，就需要对世界上各种发展模式做出客观而科学的解释。换言之，如果经典的或以某国为中心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存在偏差的话，那它就需要被重新建构或纠偏，而不是各国都需要建立一种以本国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来替代它。政治现象是客观的，政治现代化的路径尽管是可以并应该有所不同的，但趋势是相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存在的。而且，本国的优势不一定是他国的优势，既不能将适合于自己的发展路径说成是普适的，也不能为了建构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现代化路径或理论而将本国与现代化进程对立起来。这并不是要否定构建本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必要性。而是说，当我们构建以本国为视角或中心的比较政治学时，首先需要搞清建构的目标和内容。换言之，如果建构的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是客观的，那么以哪一国为典型案例或中心并不会有根本性的差别。以本国为视角并不意味着“种族中心主义”，这与以他国为视角构建比较政治学的过程一样，都是要不断地吸收他国案例进入比较框架。因此，最终是殊途而同归，比较的结论是相似的，这也是构建一般意义上比较政治学理论所要求的。差别仅在于案例分析各有侧重，是以不同的国家为起点和视角来进行比较，还是以本国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由于比较者通常对本国案例会有更深入的解读，也会有更多的需要，因而以本国为中心展开比较研究会更方便，所以多是以本国为案例来构建反映本国发展模式的中层理论，这是完全必要的。以本国为视角的比较政治研究以本国为视角或中心展开比较研究要注意避免“种族中心主义”或狭隘的价值偏好。历史上各种具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的理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或者说，构建本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目的，是要在世界视野中认识本国发展模式的优点和缺点，而不是要把本国模式说成是最佳或最具普适性的，甚至不一定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毕竟改革和变化总是需要的。总之，要进行客观解释。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比较研究，进行多国案例或多种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他者”的了解来认识自身，从而鉴别自己的独特性和共同性。具体来说，当分析一种发展模式时，既要看到它本身的特殊性，也要看到其与世界各种发展模式的共性，看到各种模式之间的共同性。例如，既要看到中国模式和奇迹的特殊性，也要看到这是18世纪以来的英国奇迹，19世纪到20世纪的美国奇迹，20世纪中期以来的日本奇迹、德国奇迹、拉美奇迹、东亚“四小龙”奇迹以及最近出现的越南奇迹、印度奇迹和新的东亚奇迹中的一个，也就是说要在整个世界历史变化的过程中来看待中国奇迹。在分析中国发展奇迹时，过分强调特定差异的制度或认为无法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其实是违背了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比较就是在差异性和共同性之间进行的，完全一样或完全相异均是不能比较的，这是比较政治与国家之间比较的基本特质。认识到这一点，对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线会有很大的影响。政治发展的现实使比较政治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由于政治世界的复杂性，一方面，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人们不可能用一种发展模式或一种理论范式来充分解释所有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发展的趋势是相同的，无论是发展主义理论对现代化一般趋势的阐述，还是多元理论范式对各国发展路径的阐述都有其合理性。因此，我们不应过于强调各种发展观或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质性差异，而应着重分析其量性差异和质的共同性，在可对话和可比较的意义上探讨各种发展模式。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相对于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更关注现实政治的发展；相对于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或话语体系，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更关注世界现实政治的发展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后者是反映其特色的重要内容。当然，着重关注现实政治发展并不意味着不关注理论，探讨现实政治的发展一定要有理论的指导，尤其是要运用比较政治学的相关理论。所以，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一是构建一种具有一定普遍解释力的发展理论，现实可行的是一种中观理论，它可以对中国模式及其相关指标的适用程度做出概括；二是构建对世界各种发展模式可以做出解释的发展理论；三是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进行重构，构建更能合理解释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发展理论和方法体系。在不同模式的比较中始终有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即我们阐述的发展模式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发展模式，还是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发展模式？由于人们对时序差异的判断不同，这一问题常常引起比较的错位。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中国的发展将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正在成为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试验场，可以据此研究和丰富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理论，但这仍是在中观层面上进行理论构建，是在提出并验证一种特定发展阶段的模式和相关理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在走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需要以中央集权为特色的人民民主的强国家治理模式走完整个现代化进程。对于这些不同观点，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程度上的而非根本性的，两者都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强国家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差异之处在于前者主张通过更多的制度改革来适应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后者则强调治理模式的稳定性。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建构既要按照经典政治学的规范进行知识积累，也要探索现实政治世界的变化和新的问题；既要对被经典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学忽视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也要对各种发展模式的新变化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一过程与深入研究中国案例或发展模式是相互促进的。当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建构主要集中于经验层面而非理论层面，处于知识及概念积累阶段，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是进一步挖掘中央集权和强国家的治理方式，从而建构更精细的关于中国政体的制度与策略的解释框架。换言之，要集中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解释，在试图阐述中国个案的典型意义或理论意义方面展开深入而广泛的比较研究。而目前在这方面的不足，既是因为中国发展崛起的时间还不长，学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学术积累，也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视野不够开阔的问题。如果我们缺乏世界视野，或只局限于眼前的成就，不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就无法在解释世界政治发展进程及其各种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毕竟，对个案的解释再丰富，也不能替代对理论的建构。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8日第1962期 作者：许丹丹精彩推荐：正确认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范畴空间比较策略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