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院博士军事法制学专业目录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303730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摘自百度网友，谢谢。收起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636f7079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264663665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收起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3236373862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收起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收起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核心基本都出自春秋战国的诸e5a48de588b6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33764子百家，其中法、儒、道、墨、兵等最为重要。先秦时期没有固定的管理思想体系。　　至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图强，使得各种管理体系得到了具体的实践。其中秦国卫鞅变法，因用法家思想，在秦国实行变法，并且新法在秦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使秦国历经百余年发展最终统一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依旧沿袭法家思想，在全国推行，但是由于苛政徭役过重，引发民变，不过秦代在法家基础上确立的政治体制，一直被后代沿用，甚至当代政体都有其影响。　　至汉代先期诸帝尊奉黄老之术，行无为而治，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汉武帝启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了儒家思想在我国的主体思想地位，加之汉代持续数百年统治，使儒家对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　　唐代时期社会主体儒家未变，但是道家，佛家也充分融入了社会，统治者的社会管理思想也受其影响，变得相对开明，整个社会呈现儒、释、道三家融合发展，佛家也实现了彻底的中国化。同时穆斯林文化、欧洲思想这一时期也有进入。　　宋代虽社会动荡，但科技文化思想诸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其中以周敦颐、司马光等儒家代表产生的理学，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在管理方面思想则更为超前，王安石变法，实则是对儒家固有思想的一种变革，早期的平等、自由、人权等思想在王安石变法中已有很大的体现。可惜变法没有成功，如果变法成功对中国的影响则很难预计了。　　明代继续发扬了理学思想，社会管理则更趋于平民，各种思潮亦有所发展，其中洪英明的《菜根谭》集合儒释道三家思想，在日本商业管理界深受欢迎。但是中国在清军入关之后基本上就停滞不前了，包括各种思想。　　概括起来讲，中国任何一种管理思想都有能够自圆其说，自成一体，但是相互结合运用才能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从历史开来从实质上促进中国变化的还是法家和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社会管理中必须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想背景，综合运用才能得到较好的效果。收起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3365636563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收起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e68a84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361323532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收起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626566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参考资料：百度知道中央集权制收起

　　中3264653439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参考资料：百度知道收起

　　西点军校所在的西点镇曾是美国独立战争中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343163。据研究西点军校历史的斯蒂温·格罗夫博士介绍，西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主要是哈德逊河在流经西点时程“S”状，且弯度很急，过往的大型船舶经此必须减速，来犯敌船则因减速而易受攻击。更主要的是河西岸的高地具有居高临下的控制作用，如果在此设立军事要塞，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当时的大陆军司令乔治·华盛顿将军认为西点是 西点军校一景　　美国最具战略价值的一块阵地，是“打开美国的一把钥匙”。有鉴于此，华盛顿在1778年邀请波兰人、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中扭转战局的萨拉托加战役的英雄萨丢斯·科什乌兹科上校来协助设计西点军事要塞。经过一番勘察，科什乌兹科在此建立了大小14个据点，控制河道和防御水陆两栖进攻。各据点彼此呼应，相互支援，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防御体系。英军若乘船来犯，则无异于自投罗网。即便在今天，其设计思路仍被认为具有现代意识。为了纪念这位波兰人，1828年西点军校还为其塑了像。　　如今，这位波兰人依然目光炯炯地俯视着那逶迤而去的哈德逊河。而华盛顿本人也曾在1779年把他的司令部搬至西点。实际上，西点要塞自1778年1月20日屯兵以来，是美国一直在使用的军事设施，它也是西点军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802年3月16日，美国第三任总统、当年《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签署国会法令，宣告在西点成立“联邦西点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是美国建立最早的军事院校，首任校长由美国著名政治家和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外孙乔纳森·威廉姆斯担任。但是，被尊称为“西点军校之父”的却是自1817年至1833年期间任校长的西尔维纳斯·萨耶尔上校。因为正是他在任期间提高了西点的学术水准，严明了军事纪律，以及强调行为诚实正直。他还倡导了萨耶尔教学法，即由通晓专业知识的教官进行小班授课，学员和教官每天对课程进行讨论，这一方法至今还在西点军校被广泛采用。　　200年来，西点军校已由当年成立时仅有1800英亩的面积，第一期仅有两名学员毕业的小学校，成长为如今占地16000英亩、每年有900多名男女学员毕业的名校和众多美国青年人向往的地方。如今，这所名校的任务是教育、训练和激励学员，使每一位学员成为恪守“职责、荣誉、国家”价值观、“品德高尚”的现役军官；把学员培养成以美国陆军军官作为职业发展和终身为国家服务的优秀军事人才。据此，西点有着自己严格的入学条件和标准。据西点军校招生官员介绍，西点招生对象必须是年龄为17－22岁的未婚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士兵，身高1.68---1.98米，经政府高官（如副总统或国会议员或陆军部高官）推荐、考试和体检后择优录取。考试范围包括学业能力倾向测验、体育等。西点的学制为四年，课程分为文科、理科、工程、军事科学和体育等，每年暑期（6－8月）进行野外军训。但西点军校副教务长肯·格瑞斯博士补充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学校适时增设和调整了部分专业和课程，其中包括反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冲突解决、信息保障、国际法、法律制度比较、国际安全研究、核工程和化学工程等，同时引进了有关国际法和伊斯兰法律方面的专家和南亚问题专家。　　西点军校从1976年开始招收女学员，现在整个学员队的人数为4000名，每年的7月1日约有1200名新学员入学。学员在校的主要制服颜色为灰色，这是早在1816年就确定了的，因此，学员队又有“灰色长队”之称。学员毕业后被授予理科学士和陆军少尉军衔，一般至少需服现役5年。　　西点军校占地1．6万多英亩。校园依山傍水，绿树成荫，风景优美。西点军校内的广场、道路、建筑物都是以美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将领名字的命名的，如华盛顿大楼、塞耶大楼、格兰特大楼、艾森豪威尔大楼和雷兹广场等。　　塞耶大楼内的计算机中心，是美国一流的计算机教学设施。学员营房、教室、实验室和各教学系办公室也都安装有计算机终端设备和微型计算机。　　教学区中心的西点军校图书馆，是美国第一个军队图书馆和第一个联邦图书馆。图书馆现有藏书60多万册，还拥有视听资料，包括近8600盘唱片、电视录相带、语言材料、文字、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磁带。　　西点军校体育设施种类齐全，设备完善。它拥有两座大型综合体育场、一幢体育大楼和数个室内外游泳池、室外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网球场、橄榄球场、曲棍球场、滑雪场、十八孔高尔夫球场和保龄球场。　　这所几乎和美国历史一样悠久的著名军校，建成近190年来，一直被称为美国陆军军官的摇篮。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名将和军事人才，其中有3700多人成为将军，2人成为美国总统（格兰特和艾森豪威尔）。据1993年统计，美国陆军中有超过40%的将军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从南北战争到海湾战争，西点毕业生都创下了辉煌的业绩。　　翻开美国的军事史，没有哪一页没有留下西点毕业生的伟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有美国参与的战争，就一定有西点军校毕业生的身影。美国内战的60次重大战役中，西点毕业生指挥的战役就有55次，北方军队总司令格兰特和南方军队总司令李将军同为西点军校毕业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丁·潘兴将军（美国第一个五星上将），以及参战的38个军、师指挥官中的34个指挥官，都是西点毕业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点军校毕业生的名望可谓达到巅峰。北非的沙漠，西西里的群山，欧洲的平原，太平洋的荒岛……处处都可见西点生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涌现出了一大批像艾森豪威尔（战时任欧洲美军兼盟军总司令）、巴顿（第三集团军司令）、布莱德雷（第一集团军司令）、阿诺德（陆军航空兵司令）、史迪威（中印缅战区总司令）等高级将领。这些西点军校骄子在战场上打得轴心国部队闻风丧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1946年秋季，受英国首相邱吉尔表彰的最杰出的30名美国将军中，有21名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二战后，克拉克、李奇微被困朝鲜战场，威斯特摩兰陷入越南战争不能自拔。这不能不说给西点的辉煌增添了一点暗淡“色彩”。90年代，当烽烟又在中东的荒漠升起时，美军驻海湾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又重新树立了西点军校的名声。　　在气势磅礴的哈得逊河西岸，从纽约州北部向南，穿过哈得逊峡谷，当咆哮的激流奔入纽约湾时，河水受一块伸向河中的三角形岩石坡阻挡，突然折而向东，形成一个时状的急弯。这块被称为西点的近50平方公里的岩石坡上，就坐落着闻名于世的西点军校。　　说起西点军校的历史，就不能不追溯到美国的独立战争。在那次战争中，贯穿南北的贸易、交通、军事大动脉--哈得逊河，成为当时美国和英国殖民者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控制焦点，而地势险要的西点自然成了美军防御的战略要地。为了阻止英国军舰进犯，美军在此设防，用铁链封锁河面，并给英军以重创。　　独立战争胜利后，战争的经验教训使以开国元勋华盛顿为首的一批领导人和政治家意识到，必须建立一所军事院校，以培养为战争这门艺术服务的职业军官和军事技术人才。华盛顿强调："创办这所学校是美国发展的头等大事。"　　1802年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这一天，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军校--西点军校宣告成立。首批学员10人，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西点之父"的西尔韦纳斯·塞耶上校。他于1817～1833年任西点军校校长。　　塞耶学习了拿破仑的军事教育思想，研究了欧洲著名警察富歇的军事训练方法，吸取了法国梅兹军校的办学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西点进行了全面的卓有成效的整顿和改革，明确了军校的办学方针和原则，建立了完整的教学体制，创建了学员的纪律养成主要靠自我约束的"荣誉制度"，从而奠定了西点军校在美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03届毕业学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出任西点校长。他提出了"应着眼于不断变化的世界，着眼于复杂的未来，着眼于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不断现代化"的原则，大大开阔了美国军事教育事业的视野，使美国军事教育实践开始由面向国内问题转向世界性问题，把传统的西点军校带进了现代化的20世纪。　　西点军校从成立第一天开始就把培养第一流的军官作为办校宗旨。从学员的入学选拔开始就严加要求。"我们需要的是战场上的狮子，要知道由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将战胜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麦克阿瑟曾这样评价西点的培养目标。　　公开招考合格人才，是西点办学的原则之一。该校每年招生约1400人。凡报考该校的青年，必须是美国公民（除盟军学员外），年龄在17～22岁，身高1．68～1．98米，不论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和性别。但事实上，西点长期坚持收录男性公民，自1976年7月初起，按总统法令规定，才开始招收女学员。首批为119名，90年代已增至800余人，占学员总数的1/6。报考学员必须在高中学习成绩名列本班前茅，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才能，在参加考试的前一年还必须得到美国总统、副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市长或部队主管的推荐。获得正式报考资格的青年，还必须参加并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大学入学考试。然后，各军种学员入学资格评审委员会从德、智、体等方面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被录取者首先应具有强健的体质，能参加有关项目的体育比赛。经过西点教育，学员应达到大学的学历水平。学员应有所专长和业余爱好。西点军校学员自入校之日起，就要进行严格的检验与筛选，实行优化与淘汰制。这一切是从1843年起就由国会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的，从而保证了学员的高质量。　　每个学员在考入西点前都要做好被淘汰的思想准备和相应的保证。其父母也应充分保证做好工作，不留后患。实际上，第一学年新生淘汰率为23%，最终能学完四年毕业的学员占入学总人数的70%左右。从录取到毕业，学校的管理就是法制化的，铁面无私。校址: 纽约西点　　任务:培养、训练和激发学员兵团，使其每个毕业生能成长为有品格的委任领导者，效忠于“责任、荣誉、国家”的价值观，并为优异的职业生涯做好相关准备，作为一名美国陆军军官为国尽忠。　　行动: 自从它两个世纪前建校以来，军事学院已通过培养学员完成他的使命，在四个关键领域：智能、体能、军事技能和道德伦理——四年来的历程称为“西点经验”。独特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几个完全不同的同等和并列项目实现的。　　一项理论方面的挑战项目是包含了31门核心课程，提供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平衡教育。这是核心课程为选修课程打下的基础，允许学员更深入探索研究领域，或是选择主修课。所有学员收到理学士学位，特定的计划来面对今天陆军委任军官的理智需求。　　管理是开放的，对男女学员来说，但也非常富于竞争。报考者必须得到一定数量国会的任命，或是来自陆军部的推荐。然后他们要接受学识、体能和领导者潜能的评估，那些全部通过者才能收到学员的录取通知。　　从这所学校1802年3月16日建立之日起，军事学院在规模和高度方面已经成长，并保留下了终于职守，生产有品格的美国陆军委任领导者。今天，学院每年毕业超过900名新军官，这为陆军提供了每年所需要数量大约25％的新尉官。全部学员组成学员兵团，数量4000人，其中大约15％是女性。　美国西点军事学院（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West Point），常被称为西点军校。西点军校是美国第一所军事学校，位于纽约州西点（哈德逊河西岸），距离纽约市约80公里。学校占地1万6千英亩（约6千5百公亩）。西点军校的校训是“责任、荣誉、国家”，该校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军事学院之一。它曾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以及法国圣西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收起

【编者按】农历新年将至，“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的编辑邀请国内外各大高校的历史系博士生们对自己2018年读到的历史类好书进行了一个盘点和分享，做成了一份书单，以飨读者，此为第二篇。藉此祝各位读者新年如意。王正华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中国史博士生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本书不单单是关于西汉历史的研究，更是对历史研究方法的一次反思与尝试。历史的可能性问题已为学界所熟知，但在实证研究中仍多存在历史目的论或线性史观的色彩。摆脱政治史、制度史、政治文化分析的套路，在实体性思路之外补充关系性的视角，侧重日常生活，关注“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以中性色彩的“宠”即信—任性关系这一“结构性过程”为切入点，从古人的逻辑出发，来看“皇帝个人的生活史，众官吏的成长与奋斗史，与皇帝的交往史，儒生的表述史与斗争史，诸种言行的交织互动，以及与作为背景反复出现的事务处理过程的关系，等等”，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关系过程与事务过程共生缠绕、吸引争夺，加上部分儒生出于“得君”行道目的加入对关系过程的争夺，三者交汇，历史由此展开。作者不单单就历史谈历史，文字中更体现了现实关怀。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价值与局限，由此在日常生活中发挥能动性，应当是作者所期待的人生态度。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商业贸易、税关、州县赋役词讼、仓场等，歇家类群体无处不在。以歇家为视角，对税关、边关、海关类似管理模式建立的过程、粮长制度及漕运制度的变革等，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此书一出版，即引起很大争论，争论本身即表示出此书所讨论问题的重大意义。推荐这本书，不单单是因为此书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考证，更多的是因为这本书对于传统中国尤其是明清时代社会结构的反思。“明清社会存在着一个中间结构，这个中间结构是以市场为依托，以商业经营为组织方式，在皇权与社会之间构建出一种官商紧密相连的中间制度，这个制度一头连着政府，另一头则连着各类社会群体，成为国家权力向下延伸的传送带。”对于明清社会市场化之后官商性质更好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乡绅社会、宗族社会等乡村自治论进行一定的反思。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7年1月。有别于以往李伯重先生关于经济史的研究，本书以火枪（新型暴力）和账簿（商业利益）为线索，探讨了15-17世纪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晚明及整个东亚世界的变化。正如作者本人所言：“这是一本体现国际学术新潮流、面向社会大众的全球史研究著作。”新史潮、全球史和公共史学毫无疑问是本书的三大特色。全书通俗易懂，论证详实，内容多有新意，例如“在1600年以前中国其实从未闭关自守”；“明代中国在引进外国军事技术方面从不保守”，在中后期的时候，明朝的火器装备、军备人员等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明朝佛教的复兴阻挡了伊斯兰教的东扩等等。诸如此类的论述都可使得读者眼前一亮。最后，作者总结了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火枪加账簿。混沌天地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当时的国际行为准则，从此我们可以看到“恶创造历史”的面向。之所以如此，源于在17世纪的全球危机中，晚明未能抓住机遇。时至今日，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又应当如何自处呢？王国斌、罗森塔尔著，周琳译，王国斌、张萌审校：《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大分流”理论为学界所熟知，时至今日，相关研究仍在继续推进和转向中。距离大分流论争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加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历史学家王国斌教授与经济学家罗森塔尔教授共同写作此书，对于先前“大分流”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并提出从政治环境的角度，将中国与整个欧洲作为对比对象，时段向前延伸至公元1000年左右，来重新理解这一经典问题：为什么持久、强劲的经济发展，最早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文中对目前学界的诸多观点提出了反驳和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可被证实、证伪或质疑，相信读者自有判断。且本书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更希望为当下与未来提供一种认识的视角与逻辑。另外，此书翻译文字表达清晰流畅，就个人阅读经历来说，当是译著中的上品。杜佳峰 北京大学历史系 世界史专业 博士生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8月。《国王神迹》是一本研究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政治文化的书。它讲述了一种10-18世纪欧洲民间流行的迷信活动：国王触摸病人可以治病。这种活动在今天看来是荒诞可笑的迷信之举，但确确实实在英法两国盛行了八百年之久，它植根于《圣经》中耶稣触摸治病的故事，随着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获得主导地位，民众也日益相信此等“圣人神迹”。《国王神迹》包含了历史的不变与变化。在历史的不变延续上，它反映出一种欧洲人长期传承“集体心态”。从统治者的心态来说，这种“神迹”是他们利用民众对权力的盲从，欣然接受臣民的崇拜，从而神话自身地位，巩固统治的手段；从贫苦人民的心态来说，这种“神迹”是他们能负担得起，并相信是“有效”治病的不二法门，至少是对陷于病患困境之人是有效的心理慰藉。在历史变化上，通过分析“国王神迹”出现、兴盛与消亡的变迁，揭示其背后英法封建王权政治的兴衰历程。因此，此书切入点巧妙，从一个不起眼的民间迷信活动去研究欧洲政治史，以小见大地分析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整个欧洲核心政治的发展，其开创的研究方法也对后世心态史研究有重要影响。作者马克·布洛赫（1886-1944）是法国的史学大师，是对现代历史学重要流派——年鉴学派两位开创人之一。除了《国王神迹》，他还留下了《封建社会》、《法国农村史》和《历史学家的技艺》等著作，其中《封建社会》更是研究欧洲封建制度史上里程碑式的学术名著。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著，王军译：《疯狂的罗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这是一部16世纪的长篇骑士史诗，是欧洲骑士文学的代表作，也是中世纪欧洲家喻户晓的“魔幻故事”。它以查理大帝和阿拉伯人的真实战争为历史背景，描绘了基督教骑士在战场上的英勇作战，骑士与美女之间狂热曲折的爱情这两个主题；它更融合了现实和魔幻两个世界，创造了仙子、妖魔、巫师、修士、国王、公主等众多“魔幻故事”的人设，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催生了人们心目中完美的中世纪骑士形象——骑士与贵妇，武器与爱情，英勇无畏的事迹与风雅的骑士精神。作者阿里奥斯托是16世纪意大利诗人，他用韵律诗体写成这部长诗，其篇幅是但丁《神曲》的数倍。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军教授用中文传统的三三四韵律进行翻译，使中国读者在了解欧洲文学的同时还享受中文诗歌的乐趣，藉此荣获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皮克洛米尼著，王宪生译：《庇护二世见闻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庇护二世（1458-1464在位）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教皇，也是唯一留下自传的教皇，皮克洛米尼是其俗名。庇护二世的一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正在兴起人文学科的效用。他生于寒门——锡耶纳流亡家庭，通过学习当时大学新兴的人文学科，练就了拉丁文、演说术、公文书信等人文才干，凭借人文学识获得了桂冠诗人称号。他通过向红衣主教献上自己撰写的拉丁文小说获取秘书之职；后被教会频繁派往欧洲各国，用演说术游刃于圣俗两界的宫廷；他在会议上发表引人注目的演说获得皇帝的青睐，其游历各国的广博见识和处理公务的人文才干使其成为皇帝的秘书；之后，他转投教皇门下被重用为枢机主教；晚年成为教皇后，他担负起教皇保卫基督教世界的职责，为应对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带来的“异教”冲击，几乎花费所有时间筹备欧洲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因此，庇护二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教皇，而这本正是以第一视角为读者呈现这样一位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世界。虽然本书涉及的人物众多、背景庞杂，但也真实反映出15世纪欧洲生活的方方面面。庇护二世记录的见闻包罗万象，读者从中可以了解旅行的危险（海难与劫匪），领略各地的自然风光与奇风异俗，见识宫廷的奢靡与臣民的贫苦，洞悉各国政治如何相互牵制、妥协与结盟，甚至还能窥探如何在枢机主教团选举教皇会议上胜出的秘密。因此，它也是一部现代人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生活的百科全书。叶山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地球科学系在读博士Rising Tide: The Great Mississippi Flood of 1927 and How It Changed America作者：John M· Barry (1998)《涨潮：1927年的密西西比河大洪水是怎样改变美国的》这本书讲述的是1927年密西西比河中下游发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洪水。那一年，密西西比河几乎全程泛滥，冲破堤坝的洪水淹没了几乎有新英格兰那么大的土地，让上百万的人流离失所。而这起自然灾害，也悄悄地改变了美国南方（尤其是密西西比河入海口附近的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历史进程。作者通过挖掘隐藏在各种历史史料中的细节，带领我们重返灾难现场，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场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本书最大的亮点是以小看大的叙述方式。作者重点考察并还原了新奥尔良的Percy家族在洪水前后的经历，通过他们来体现这场洪水是如何重新塑造美国南方的社会、经济、法制和文化格局的。比如，原本十分歧视黑人的Percy家族，在洪水到来的时候，不得不雇佣黑人来加固他们家附近的堤坝，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心里的种族隔阂。这本书也向我们展现了在自然灾害面前，不同人群的不同表现，比如围绕如何加固堤坝和疏通水道而争执不休的工程师，趁机驱逐黑社会的市政官员，主动炸掉堤坝而试图挽救新奥尔良的普通农民等等。上到后来的胡佛总统，下到普通的城市居民，作者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还原了1927年洪水中的美国南方，及其之后的社会变迁。Main Street Oklahoma: Stories of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作者：Linda W· Reese (2013)《俄克拉荷马的主街：20世纪的美国故事》俄克拉荷马州在历史上留给普通人的第一印象仅仅是荒凉的印第安人驱逐地。大部分人们没有意识到，许多改变了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事物，追根溯源，就产生于俄克拉荷马。比如，计时停车杆、交通巡警、汽车旅馆、得来速窗口、牛仔电影、流水线屠宰场、广播节目、支线航空、嬉皮士文化等等这些大家熟知的名词，都诞生于俄克拉荷马，而且它们的出现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这是一本很有趣的历史书，它讲述了一个看似没有太多故事的地区那些被遗忘的历史，并以此告诉我们，即便是寻常如俄克拉荷马的地方，在历史的发展中也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仔细发掘身边常见事物的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些司空见惯的事物竟然和历史上的那些里程碑事件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原来那些举世闻名的大事的遗产，距离我们如此之近。Coal: A Human History作者：Barbara Freese（2004）《煤：一部人类史》能源是维系人类社会稳定、促进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作为化石燃料之一的煤炭则是人类历史上使用的最为重要的能源之一。可以说，人类对煤的开发和利用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作者带我们回顾了上至文明之初，下到现代社会的漫长历史，带我们去发现煤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当然，这些改变有正面的，比如古代中国、大英帝国和美国的繁荣都离不开煤的贡献；但更多的却是负面的，比如古代的罗马帝国为了这种黑色的石头而进行的侵略，工业革命时期大量开采煤炭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及对相关产业的工人们的剥削，以及过度燃烧化石能源带来的全球变暖的危机等等。这本书同时也很好地说明了自然地理能如何影响人类的历史，比如美国无烟煤和烟煤这两种煤的分布，是如何决定了煤铁产业的市场以及工业带的分布，从而影响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在空间上的格局，进而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方向的。The Little Ice Age: How Climate Made History 1300-1850作者：Brian Fagan （2001）《小冰期：气候如何塑造历史1300-1850》关于从中世纪后期持续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小冰期”（大致对应中国的“明清小冰期”）的学术著作有很多，而这本书是目前比较受欢迎的一本科普导向的通俗著作。它主要着眼于欧洲的气候记录和历史走向，来介绍自然条件的变化是如何从宏观上推动历史的车轮的。气候变迁导致的海水和季风的变化，会影响温度、土壤和降水，进而影响人类的农业生产以及社会生活及民族间关系等方方面面，从而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有趣的是，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会反馈在复杂的地球系统当中，最终又回过头来导致了气候的变化。虽然这本书的诞生已经有一定的年头了，但在第五届IPCC（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大会的研究成果和对未来气候的预测公布之际阅读这本书，会有更多的感受。全球变暖已经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们应该从中去发掘规律，去寻找线索，看未来社会应该如何面对气候的挑战，人类文明终将何去何从。The Death and Life of the Great Lakes作者：Dan Egan (2017)《五大湖的死与生》这本畅销书是一部跨学科的著作，它把属于自然科学生态学和水文地质学，与属于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以及从自然那里得到的“回馈”。五大湖被誉为北美洲的淡水地中海，是美国和加拿大的重要淡水资源。然而，人类对五大湖的开发利用，和对当地淡水资源的保护，是一对长期以来一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本书里，作者不仅回顾了五大湖的开发历史以及当地生态环境的变迁和危机，也回顾了历史上的许多针对湖区的重要决策对当地造成的深远影响。比如，五大湖附近挖掘的运河，是如何在短期内为美国中西部带来了迅速的发展，却又是如何在长期的时间尺度下，对水文环境和生物生态造成了破坏，从而阻碍了五大湖地区的进一步繁荣；五大湖的水道是如何为周边城市提供了重工业的原材料和市场，让它们振兴，但这些城市中的重工业又是如何污染了地下水，导致了严重的环境危机，从而间接导致城市衰落的。虽然世界上只有一个五大湖，但对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却是现代社会里四海皆有的话题，通过五大湖的自然和社会的变迁，我们能学到如何在对资源开发和保护中寻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从而让自然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同时，也最大可能地兼顾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收起

法学是考研中的热门专业。广义的法学专业包括法学（学术型）硕士和法律专业学位硕士（俗称“法律硕士”），这让很多考生弄不明白。为此简单介绍法学学科的内涵，并分析一下法学（学术型）硕士与法律专业学位硕士的区别。法律天平1、法学学科内涵及学科范围（1）学科内涵法学是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是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法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法。这里的“法”通常包括不同内涵。从法的形式角度说，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从法的体系角度说，包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从时间角度说，包括古代法、近代法、现代法和当代法；从空间角度说，包括本国法、外国法、国际法；从一般分类角度说，包括根本法和普通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实体法和程序法、国内法和国际法；从运行的角度说，包括动态法和静态法 、具体法和抽象法、书面上的法和生活中的法、理想法(如自然法)和现实法(如实际生效的法)等。法学还要研究各种“法的现象”，即基于法产生的各种现象，法和法的现象不是孤立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同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象有着内在的联系。法律与银行2、学科范围(一)法学理论。该专业是以正义价值为主题、研究适用于各部门法的理论框架、一般原理和原则、基本概念等的基础性学科，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总结。(二)法律史。该专业是研究与介绍人类历史上存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从而总结历史经验，传承法律文明的学科，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三)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该专业是以宪法、行政法及其现象、发展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可以为国家权力的有序运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提供理论指导。(四)刑法学。该专业是研究犯罪和刑罚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以及各种具体犯罪的规定的学科，为国家的刑事法治建设服务。(五)民商法学(含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该专业是研究民法总则、合同法、物权法、人格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海商法、破产法、证券法等民商法理论和各种民商法法律制度的学科，为我国民商事立法、司法和律师事务提供理论指导。(六)诉讼法学。该专业是研究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证据法、强制执行法、仲裁法、公证法、司法制度等内容，以程序正义为最高价值目标的学科。(七)经济法学。该专业是研究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经济法律关系和经济法责任体系等基础理论以及反垄断法、财政金融法、税法等具体制度的学科。(八)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该专业是以环境、资源和生态方面的法律、法律现象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研究从法律上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新兴、边缘学科。包括污染防治法、自然保护法、资源能源法、国土开发整治法等内容。(九)国际法学。该专业是相对于国内法学的学科，主要包含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十)军事法学。该专业是以军事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为军事法治建设服务。(十一)知识产权法学。该专业是以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商业标记为研究对象，涵盖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在内的一门新兴学科。法律顾问3、法学（学术型）硕士与法律专业学位硕士的区别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有些考生不清楚法学(学术型)硕士与法律(专业学位)硕士的区别。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在学位上处于同一层次，但规格不同，各有侧重。法学是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法学门类下设的一个一级学科，专业代码为：030100；法律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一个类别，包括“法律(非法学)”和“法律(法学)”两种，领域代码分别为：035101和035102。（1）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的报考条件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是平行概念，而法律硕士又包含了两个下位概念：法律硕士（非法学）和法律硕士（法学）。很多考生总是弄混，特别是非法学专业的考生，不明白到底自己能不能报考法学硕士，不明白的请认真阅读如下文字，这段文字是最权威的解释，也是最正确的解释！1 ）本科是法学专业的考生，可以报考法学硕士，也可以报考法律硕士（法学）专业，但是不能报考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2 ）本科是非法学专业的考生，可以包括法学硕士，也可以报考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但是不能报考法律硕士（法学）专业。也就是说，不管本科是法学还是非法学专业的考生，都可以报考法学硕士！（2）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的区别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学硕士的区别主要是，法律硕士偏重于实践能力的培养，法学硕士偏重于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如人大的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具体的区别如下：第一，法律硕士收费要高于法学硕士，且公费比例远远低于法学硕士。人民大学的法学硕士培养是在北京本部，而且只要是考上了法学硕士的考生，均免学费！获得一等奖的考生每个月还有很多的补助！而法律硕士（法学）每年的学费是20000元，外加住宿费！奖学金的覆盖面很小。第二，考试难度上。相对于法学专业的同学来说，报考法律硕士（法学）专业，难度会小，但是含金量也相对小。第三，在授课形式上和内容上，法律硕士采用大班额授课形式，与本科上课模式基本一样；在内容上，基础性知识和细化的知识并重。法学硕士的授课形式与法律硕士一样，只是在内容上细化的知识更多一些。第四，在就业上，由于有些用人单位和政府机关招考公务员时，明确要求只招收法学硕士，特别是有些法院招考会限定为法学硕士的某某专业。因此，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法学硕士找工作要比法律硕士更容易，法学硕士比法律硕士“吃香”。4、择校指南中国法律教育界的扛把子“五院四系”，即：“五院”是：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现在华东政法大学），“五院”发展到今天，仍属于单科性的政法类大学。“四系”是：北京大学法律系、人民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现在均已改为法学院，成为所在大学的“重量级”学院，下面列举部分详细了解一下：（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于1950年，是新中国诞生后创立的第一所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被誉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和“法学家的摇篮”，成为引领法学教育的重镇、凝聚国内优秀法律人才的平台和沟通中外法学交流的窗口。1998年，人大法学院在全国高校系统中第一个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朝阳大学创办于1912年，当时被誉为“中国最优秀之法律院校”，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史上享有“北朝阳，南东吴”、“无朝(阳)不成院(法院)”的美誉。人大法学院法学院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全国首批获准在法学一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博士点和硕士点覆盖了全部的二级学科。拥有国家级重点一级学科(含所有二级学科)1个(法学)、国家级重点二级学科4个。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含全部博士学位学科点)。拥有1个本科专业(法学)，1个第二学士专业(知识产权)，1个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点。（2）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学科是我国最早设置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学科之一。北大法学理论教学科研力量雄厚，长期以来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1988年，在首批国家重点学科评选中，北京大学的法理学和国际法学被评为两个国家重点学科；2001年，北京大学的法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经济法学与刑法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北京大学的法学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科的刑法硕士点是我国最早的刑法硕士点之一，从1978年开始招收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1991年起招收博士研究生。北大刑法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储怀植、张文、刘守芬等老一辈刑法学家和陈兴良等中青年教授组成的强大师资阵容为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的发展、高级刑事法制人才的培养以及立法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法柱广场（3）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学科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908年创办的湖北法政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6年武昌中山大学成立，1928年改组成立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都是其中的重要院系。当时先后云集燕树棠、王世杰、皮宗石、周鲠生、梅汝璈等一大批著名法学家，办学声誉影响海内外。1979年恢复法律系，1986年成立法学院后，先后有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知名民商法专家马俊驹教授、知名国际法专家余劲松教授、曾令良教授出任系主任和院长。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重建与发展，法学院已成为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的一方重镇。法学院于2003年获批国家首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国际法学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宪法与行政法学)，1个博士后流动站。2008年获批湖北省重点一级学科，其中国际法学获批湖北省优势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为湖北省特色学科。2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法研究所、环境法研究所)。参加了国家“211工程”1—3期的建设;国际法所作为牵头单位被批准为“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和法学院获准国家“985三期”正在建设的项目。中国唯一一个体育法学博士点建成并在2009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知识产权法学博士点于2011年底成功获批。（4）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是在原法律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骨干学院。长期以来，我院坚持“学术立院、人才强院、特色兴院、依法治院”，经过全院师生不懈努力，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了突出贡献。法学院承担多项国家和省部级法学研究项目，科研成果丰硕;教师参与多部国家法律法规起草和审议工作，多位教师受邀参加中央各部委、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重大法律问题论证工作。法学院院现设5个博士专业、5个硕士专业和1个本科专业，下设9个教学科研机构、38个学术研究中心，已成为我国理论法学和公法学教育研究的重镇。其中法律史学和行政法学在国内具有顶尖的学术地位和一流的科研教学水平。法学院现有教职工101人，其中专任教师87人，教授34人，副教授38人，讲师15人，博士生导师46人，硕士生导师119人。教师中有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资深专家，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精通实务与理论的实务部门专家，以及一大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中国政法大学（5）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是在1998年学校院系调整中，由原法律系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刑法教研室、诉讼法教研室、原刑事司法系部分教师组建而成，原名法学三系，2002年更名为法学院。目前，学院下设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四个教研室，拥有刑法和诉讼法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位点。法学院现有共有专职教师96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3人，硕士生导师66人；正高职称26人，副高职称37人，50岁以下专职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在专职教师中，除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科院、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著名高等院校的法学博士外，还有来自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韩国等海外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本身在西部的综合实力就证明了它在全国法律界的地位。重庆5、就业去向趋同 部分单位更青睐法学硕士（1）公务员(包括法院、检察院、参照公务员执行的单位)：参加公务员考试，进法院、检察院，可以选择一些报名条件要求是法律专业研究生的岗位，在研究生在读期间除了增加自己的专业素养之外，注意公务员考试的备考复习，毕竟能够考上公务员，工作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工资、待遇都会有保障。很多地方的法官、检察官的招聘要求是法律本科及以上学历，通过司法考试；但是招聘书记员对于专业限制要求较少，具体要求看各地考试公告。（2）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主要做一些与金融行业相关性较大的工作，金融类法务、法律顾问、风险管理、风险审查类的工作，压力较大，薪酬水平也较高。在考上研究生后，千万不要以为万事大吉了，如果选准了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具体的就业岗位，那就要趁着在读的时候花费相应的时间去钻研金融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考虑继续考注会，在研二、研三实习的时候就可以选择金融类公司实习去磨练自己，让自己在毕业的时候成为专业领域的资深法律人才。（3）律师事务所：法律人就业一般来讲最先考虑到的就是进律师事务所做律师，想做律师，首先必须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之后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左右可以取得律师证。在律所工作接触到的都是实际的案子，可以有效的把书本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这个过程中能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也很能提高个人能力。相比于一些本科生，和非名校法硕，名校法硕毕业生更有希望进入知名律所。律师这个工作是拼技能与经验的，也需要自己不断的在专业领域深入学习，随着年龄与经验的增长，律师会越来越吃香，工作起来会更加顺手，工资收入也会大大增加。（4）公司法务：公司法务主要是起草、审核各种业务相关的合同，处理公司面对的各种法律纠纷，处理好公司与员工之间的法律关系，建立风险评估和把控体系，制定规章制度。（5）高校、继续深造：法硕考博的比较少，但是有相当大的难度。毕竟法律硕士培养主要是为了实际的应用，与实际的工作岗位相结合的，走学术的很少。（6）其他工作：法硕对于一些同学来说，与读其他的文科类专业没有什么分别，只是想增加一个研究生学历，毕业后可以从事很多其他的工作，比如编辑、法考培训师、自己创业等。收起

在国民党的官员中，有一个名叫包启黄的军事法律局局长，他称自己为包青天，但他是个贪婪而幸运的人，他犯在蒋介石手里。1954，军法局局长包启黄冤枉一名后勤联合处长魏文启，并判处他死刑。魏文琪的妻子得知她丈夫被枪杀了。包启黄的名字是贪婪和善良的颜色，一定要做好处才办事情，开出了出20万的价格，妻子为了救出丈夫，立即回家筹集20万，送到包启黄家。他也达到了目的，他很看好长得美丽的魏的妻子和女儿。拿了钱后，他加了一个条件来欺骗两母女的身体。在那时，如果他们的母女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魏的妻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认为她的丈夫可以被释放，但她在等待他的丈夫，发现丈夫没有被释放。过了很长时间，丈夫被枪杀了，母女听到了消息并哭了起来，丢失的钱也遗失了身子，母子俩不肯罢休，只不过是一条鱼死网破罢了。为什么这个包启黄如此大胆和傲慢？原来他让蒋经国做靠背。当毛仁凤和蒋经国打架时，包启黄给蒋经国很多力，甚至杀死了毛仁凤的心腹。毛仁凤长期以来对包启黄怀恨在心。魏妻的妻子和女儿找到了毛仁凤的帮助。毛仁凤知道蒋介石对这件事的厌恶，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女儿和魏的妻子，在毛人凤的指示下，母亲和女儿，当蒋介石回到十林镇的住处时，跪在路边，蒋介石看到她母子俩跪下。母女俩对蒋介石是一阵哭声，怎么被骗20万，母女俩怎么失去身体告诉蒋介石，蒋介石生气了，很生气了，蒋介石让母女两个家等着这个消息。果然，第二天蒋介石亲自下了命令，“严办包启黄”，接到命令后立即办，立即逮捕了包启黄，后来牵连的案件多达30多起。蒋介石一周后，包启黄在执行场被枪击。有趣的是，执行站点实际上是包启黄建造的。收起

10月28日上午，丰县中学九十五周年发展大会在丰县中学体育场隆重召开。王克华、杜亚峰、徐国良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了发展大会。县委副书记、县长娄海主持发展大会。 出席发展大会的领导和嘉宾还有：江苏师范大学校长周汝光，徐州市教工委书记、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吴昊。 丰县中学校友：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江苏省优秀专家、著名作家赵本夫； 原国防大学研究生院政委胡钦佩； 中国核试验基地气象专家、高级工程师戴维孝； 国防科工委特种工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魏继友；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博士生导师、少将王宗喜；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究院副院长、少将杜健； 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非圆齿轮研究所所长、深圳市红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贵海；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成员、教务长李道湘；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教授仇高驰； 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邢骏；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金友鹏。 丰县中学原校长：罗庆模、刘尊德、张世喜、岳喜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健健，宿迁中学党委书记、校长王孝玲。 丰县中学党委书记、校长程煜代表学校向各位领导、来宾、校友表示欢迎，向为学校竭诚奉献的师生员工、为母校增光添彩的海内外校友，以及关心支持学校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江苏省优秀专家、著名作家赵本夫致辞。赵本夫寄语今天的丰中学子——热爱祖国、努力学习、成为栋梁。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究院副院长、少将杜健以充满激情的演讲讲述了自己的奋斗故事，展现和体现了一代代丰中校友为国贡献的精神和使命感。 江苏师范大学周汝光校长在致辞中说，希望江苏师范大学和丰县中学两校继续加强联系与合作，共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丰县中学兄弟学校代表、宿迁中学王孝玲校长对丰县中学建校九十五周年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希望宿迁中学与丰县中学继续加强合作交流，提升两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成绩。丰县县委书记王克华首先向丰县中学表达了建校九十五周年的祝贺，并欢迎各位领导、各届校友、离退休教师、社会各界嘉宾的到来。王克华说，当前，全县正处在加快推进振兴丰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围绕县委“12358”发展布局，全县上下将坚定不移突出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稳步推动“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坚持立德树人，以实现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己任，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开创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95年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希望丰县中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秉承优良校风学风，弘扬改革创新精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努力让丰县中学成为立德树人的典范、全省教育的先锋。希望各位老师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用千百倍的辛勤耕耘，换来满园桃李芬芳。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勤学善思，多问笃行，早日成人成才，回报家人、回报国家。希望丰中广大校友，常忆乡音乡情，铭记母校教诲，一如既往地关心母校发展，支持家乡建设，为丰县中学增光添彩，为丰县发展献计出力。 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全国各地知名高校代表、县内外学校代表和丰县中学友好单位代表，丰县中学离退休教师、校友及社会各界嘉宾，各镇（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丰县中学师生代表等4000余人共同参加了发展大会。 发展大会上，与会人员还共同观看了丰县中学师生表演的精彩文艺演出收起

最近，一部叫《精英律师》都市律政题材的电视剧在各大社交软件上引发人们广泛的讨论。许多观众因为这部剧，对律师这一职业产生了新的认识和兴趣。因此，小编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国内最大的50家律所以及法学专业排名前10的院校。2019年度中国最大50家律所排名盈科律师事务所拥有7902名律师，今年再次蝉联榜首，该所还将继续扩张。紧随其后的是大成律师事务所和京师律师事务所，人员总数分别为6254人和4540人。TOP1.盈科律师事务所盈科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全球化法律服务机构。盈科与海外52个国家104个城市建立了全球律师联盟成员律所合作关系，同时在中国44个城市设有办公室。盈科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战略，将“规模化、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做到极致。形成了由专业律师人才、专业市场人才、专业管理人才组成的人才队伍，保障了律师事务所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其业务范围涵盖国际贸易、海外投资、公司、资本证券、两岸事务、私募、投融资与并购、知识产权、房地产、环境保护、海商海事等专业领域。在为客户解决法律问题的同时，盈科更凭借其全球化法律服务体系优势，为客户提供商业机会、促进客户合作。TOP2.大成律师事务所大成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其服务范围几乎覆盖中国全部省、直辖市与自治区。自2007年开始，大成更启动了全球法律服务网络建设战略，并于2015年与Dentons律师事务所实现了合并。目前大成律师事务所服务超过66个国家，业务遍及全球。依托完善的法律服务网络，大成律师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共享项目信息、专业知识、业务经验等各类资源，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大成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专业领域包括：公司综合类业务、公司收购、兼并与重组、证券与资本市场、私募股权与投资基金、国企改制与产权交易、银行与金融等。TOP3.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传统与新型管理模式相结合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律所成立于1994年。截止到2019年7月，京师北京总部执业律师人数已经突破1231人，全国员工总人数达5000余名。法学专业排名前10院校大盘点No.1北京大学2019年2月20日，北京大学与香港大学正式签署法学本科双学位项目合作协议，联合开设五年制本科双学位项目，培养通晓内地与香港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北大法学院学科齐全、名师云集，开展的法学教育涵盖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律硕士、在职法硕、法学博士等多个层面。北大法学院现有学科中的刑法学、经济法学、法理学和宪法行政法学是全国重点学科。No.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于195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创立的第一所正规、新型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被誉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和“法学家、法律家的摇篮”，是中国著名的“五院四系”之一。作为重点学科，法学在该校得到足够重视，施行小班教学，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敢于在硬件和软件上下功夫。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学校重视度上，法学这一专业较其他学科都相对重要些。这可能也是人大法学排名在前原因所在。No.3清华大学清华法学院有高质量的本科学士学位教育，并且是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本科教育，按通才培养理念，只设法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设有法学一级学科所涵盖的除军事法学外的所有专业，并设有法律硕士项目和面向外国留学生的“中国法”硕士项目。No.4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作为以法学为优势和特色的多科性大学，法学专业是学校的主要专业，该专业招生人数占招生总数的60%左右。考生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录取后将随机分至民商经济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学习，适用同一培养方案。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法律职业人才。学生具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基础；具有较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能够系统地掌握法学知识和法律规定，了解国内外法学理论发展及国内立法信息，并能用一门外语阅读专业书刊；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质、较强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能较熟练地应用有关法律知识和法律规定办理各类法律事务，解决各类法律纠纷，并具有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基本能力和素质。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制史、民法学原理、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经济法总论、商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学概论、知识产权法等18门专业必修课程，以16门研讨课程、19门案例研习课程、15门实务课程、5门法律诊所课程以及100多门其他法学课程。No.5吉林大学中国法学著名的“五院四系”成员，现已成为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良好声誉、重要地位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基地。吉大法学院经过60多年的发展和奋斗，吉林大学法学院已经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重镇和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是中国著名的法学院之一。No.6华东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也是“五院四系”之一，是上海政法一霸。素有“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之誉。她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由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等9所院校的法律系合并而成，阵容不可谓不强大。“法学学术前沿”公众号发布了2018年度法学专业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华政”的《法学》的复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排名位列第三位，仅次于《中国法学》和《法学研究》，其势力可见一斑。华东政法大学最耀眼的光环莫过于就业。就“华政”发布的《2018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数据来看，2018年，“华政”共有本科生2786人，就业率为95.33%。超过三分之一的本科毕业生选择再深造，近9成法学院毕业生从事相关工作，近8成法学院毕业生对就业现状表示满意。No.7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法学学科源远流长，也是中国著名的“五院四系”成员。武汉大学在法学实力上是不输清华、北大，可能由于地理位置没有那么吸引考生，或者是因为不是专门的法学类院校所以没有华东政法大学更出名，但是武汉大学的法学学科评估也是A，尤其是国际法一直是国内第一，武大法学院所有的法学二级学科都是全国前十。No.8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在国内排名也是极高的，毕竟俗称法学界的黄埔军校。，西南政法大学是“五院四系”其中的五院之一。西南政法大学在学科优势方面，拥有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即诉讼法与经济法学科，还有9个省部级的重点学科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应用经济学、新闻传播学、公安学、政治学、法学。经教育部评估法学学科为A类级别学科，这是重庆市高等学校里仅有的一个A类学科。除此之外，西南政法大学还设有一个法学博士后的科研流动站。No.9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成立于2006年4月26日，前身是北京师范大学法律系，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一起构成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学科的整体。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成立时间虽短，但已经取得卓越的成绩，全球权威的QS大学排行榜2017年法学专业排名位列中国大陆地区第8位、全亚洲第21位。同时还是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基地。No.1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贸大的王牌之一，国际经济法全国第一，主打财经法学复合人才，就业的时候特别吃香，每年深造的人也很多。国内红圈律所点名要人的在京5所高校之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法学院教育十分具有特色，从本科起即采用了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法学院所使用的判例法教学模式。#精英律师##法学##2021考研##考研#收起

根据有关规定，经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或拟提名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王晓林，男，1965年10月生，陕西大荔人，1987年1月入党，1983年9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军事学双学士，讲师。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拟任西安市委委员、常委、组织部部长。贠笑冬，男，1965年9月生，陕西大荔人，1987年12月入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历史学学士。现任西安市灞桥区委书记，拟为西安市政府副市长人选。和文全，男，1968年6月生，山西陵川人，1986年11月入党，1989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法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现任西安市莲湖区委书记，拟为西安市政府副市长人选。胡瑞安，男，1963年12月生，陕西城固人，1994年1月入党，1984年8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现任洋县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为汉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选。陈心亮，男，1967年6月生，陕西西乡人，1989年1月入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专学历，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城固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为汉中市政府副市长人选。程津庆，男，1972年9月生，陕西渭南人，2004年12月入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文学学士。现任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处长，拟为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人选，任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委员。孟晓喻，男，1978年10月生，河南洛阳人，2002年7月入党，2001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法学学士，在职经济学硕士。现任省委军民融合办统筹指导处处长，拟任省委军民融合办副主任。温锋科，男，1964年2月生，陕西乾县人，1986年6月入党，1989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哲学硕士，讲师。现任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教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拟任省团校（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刘瑞明，男，1974年4月生，陕西澄城人，1996年3月入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农学学士，在职管理学硕士，副教授。现任省团校（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副院长），拟任省团校（陕西青年职业学院）校长（院长）。鲍剑，男，1965年10月生，陕西绥德人，1986年1月入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在职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编辑。现任省侨联党组成员，拟为省工商联副主席人选，任省工商联党组成员。赵璟，女，1966年1月生，河南新安人，1997年5月入党，1987年8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在职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安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党校校长，拟为省商务厅厅长、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办公室主任人选，任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刘波，男，1972年9月生，山西太原人，1998年12月入党，1995年8月参加工作，全日制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教授。现任省委政策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拟为省工信厅副厅长人选，任省工信厅党组成员。徐南兰，女，1966年2月生，陕西安康人，1996年4月入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历史学学士，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省公安厅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直属工作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拟为省公安厅副厅级侦察员人选。姚立国，男，1967年12月生，陕西定边人，1998年1月入党，1990年7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一级调研员、省益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拟任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省益秦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峰，男，1973年12月生，陕西西安人，1994年10月入党，1997年10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医学学士，在职公共卫生硕士，主任医师。现任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拟任省卫健委党组成员，为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人选。张卫东，男，1967年2月生，陕西清涧人，1992年1月入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二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拟为省林业局副局长人选，任省林业局党组成员。罗晓君，男，1977年11月生，陕西靖边人，1999年12月入党，2000年11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法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现任省自然资源厅人事处处长，拟为省人防办副主任人选，任省人防办党组成员。齐世民，男，1966年11月生，陕西吴起人，1997年11月入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历，工程师。现任西部机场集团建设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拟任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为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司总经理人选。肖楠，女，1980年10月生，陕西西安人，2005年12月入党，2003年11月参加工作，全日制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现任西部机场集团总经理助理，人力资源管理部总经理，拟任西部电影集团党委委员，为西部电影集团副总经理人选。白水平，男，1964年5月生，甘肃西峰人，1999年6月入党，1986年8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在职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审计师。现任省审计厅教科文卫审计处处长，拟任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委员，为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总会计师人选。王青芳，女，1968年7月生，陕西凤翔人，1992年11月入党，1986年11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历。现任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正处），拟为省会展中心（省会展公司）副主任（副总经理）人选，任省会展中心（省会展公司）党委委员。申烨华，女，1964年12月生，陕西榆林人，1985年1月入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理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教授。现任西北大学科学技术处处长，拟任西安理工大学党委委员、常委，为西安理工大学副校长人选。赵晓林，男，1966年3月生，河南长葛人，1985年7月入党，1989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历史学硕士，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研究员。现任西安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拟任陕西理工大学党委委员、书记。权秋虎，男，1968年7月生，陕西澄城人，1994年6月入党，1990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在职公共管理硕士。现任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拟任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副书记。常青林，男，1976年11月生，陕西城固人，1997年6月入党，1998年9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在职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西安石油大学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党校副校长，拟任渭南师范学院党委委员，为渭南师范学院副院长人选。曹强，男，1977年11月生，宁夏海原人，2003年4月入党，2000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教授。现任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党总支副书记，拟任渭南师范学院党委委员，为渭南师范学院副院长人选。张国海，男，1968年12月生，陕西淳化人，1996年9月入党，1994年7月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在职工程硕士，教授。现任陕西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拟任汉中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广大干部群众对公示对象如有意见，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时间：2020年4月7日至2020年4月13日来信地址：西安市雁塔路南段10号陕西省委1号综合办公楼0437号邮 编：710054受理电话：（029）1238063905600（传真）举报网址：Shx12380.gov.cn短信受理：13991212380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2020年4月6日来源：西部网、陕西网收起

作者简介：张桂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监察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委，中国政法大学前副校长、党委常委。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国家监察理论。一、中国政治学复建以来的四方面成就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政治学发轫于京师大学堂1904年设置的政法学科——“政治学门”，此后一直随着国家的社会政治变迁而曲折发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100多所大学已有40多所设立了政治学系。由于新中国借鉴苏联的学科模式，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仅有少量的基础性课程散见于法学等学科中。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紧补课”。随之，中国政治学会复建，专业的教学研究机构涌现，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起步，中断了近30年的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迅速前行。其发展成就可以概述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第一，学科知识不断分化融合，学科体系日臻成熟完备。学科是知识的平台，学科体系是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知识通过不断的内部分化与外部融合而形成的基本框架。因而，学科体系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要务，也是衡量学科发展状况的第一指征。40年来，政治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和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两个权威性文件明确定位的一级学科，一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科学的繁盛而自觉进行学科体系建设。在传统的“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等基础学科之上，新兴学科大量涌现，知识体系空前丰满。其中包括：以不同政治主体和主题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如农村政治学、基层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权力政治学、国家监察学、选举政治学等等；借鉴关联学科的研究方法解读政治现象的交叉学科，如政治哲学、政治文化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等等；运用政治学的分析范式研究重大社会现象的新兴甚或冷门学科，如环境政治学、移民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网络政治学、教育政治学等等。随着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其学科主要功能——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成绩斐然。迄今，全国近130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30多所高校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80余所高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完备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人才培养模式基本规范，课程体系基本合理。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系统内设立了大量专门性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以及跨单位的协同创新组织，政治学专业研究者的队伍规模、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空前增强，国家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加大。第二，努力服务于治国理政，学科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日益彰显。政治学自产生伊始，便是经世致用之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学一直将服务于治国理政作为本学科的重要使命，自觉回应中国政治发展中迎面而来的重大问题。研究者们先后就国家政权建设、国家职能建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干部任期制、“一国两制”、民主和法制关系、德治和法治关系、集权和分权关系、党政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基层民主建设、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出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政治学回应社会需求、服务政治发展的应用性功能进一步彰显，研究者们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等各个研究领域，主动承接来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种重大项目与委托课题，以专著、论文、成果要报、咨询报告等形式为国家的决策立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伴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和应用性研究的加强，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和科学化的特色。在学科复建之初常用的逻辑分析、历史分析、制度分析、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等规范性方法的基础上，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数据分析、模型建构等实证研究方法显著增加。及至近10年来，计算社会科学、量化历史方法、大数据分析、实验方法、预测研究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方法成了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要指征。学界虽然对过度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政治学研究因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提升了应用性和科学性的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三，自觉推进本土化建设，创建了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学科基本话语。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是从大量译介西方政治学的著述而开始的，因此研究者们往往习惯于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式来关照中国的政治现实。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很难解释和预测的。由此，中国政治学自觉地开始了学科建设“本土化”的努力，相继创建了一系列对中国政治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本土话语。比如，在“民主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基本命题，将“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囊括于民主研究的视阈下，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拓宽了理论空间；在“国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国家能力”理论并据此对强大起来的中国进行评估，再经由与现代治理理论的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崭新话语；在“体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新权威主义”“压力型体制”等概念以与西方的“后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等概念相抗衡；在“政府话语”的范畴内，相继提出“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政府创新”“大部制改革”等概念，为中国现代政府建设创造了自己的理论。此类政治学本土性话语的不断提出和广泛运用,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国际交流不断拓展，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强大，它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交流也不断拓展，形成了常态化的国际交流机制、多样化的国际交流形式、稳定性的国际交流渠道、标志性的国际交流成果。一方面，中国政治学者通过邀请国外同行前来参会、讲学、访问、合作项目、译介其有影响的著述等“请进来”的方式及时掌握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通过积极地到国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发表外文学术文章和出版著作，创办政治学英文期刊等“走出去”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状况。更尤其是，国家层面也设立了很多高层次、高规格的人才培养和学者交流项目。在积极稳定的双向交流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为国际政治学知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对话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学科排名不断攀升。北大、清华和复旦的政治学科进入了QS排名前50位，中国政治学者的国际期刊发文量从1997的13篇增加到2017年的307篇。二、中国政治学继续前行的四个着力点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要求。次年9月，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正式实施。在新的历史契机下，中国政治学若要行稳致远，实现辉煌前景，必须在4个方面用心发力。第一，在学科发展方向上，强化本土意识，打造中国特色。学科因国家和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因回应国家和时代的重大问题而兴盛。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迫切的要求。中国政治学者的首要任务应是强化本土意识，立足中国实践，尊重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发展做出理论贡献，提升政治学理论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在此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学科更大的发展繁荣。尤要强调的是,政治学在进行本土化建构的同时，应该把握好“本土化和西化”“本土化和国际化”两对重要关系。首先，立足于本土研究的中国政治学应该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学科体系。它对于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孕育成熟的、被实践证明有相对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应该善于吸纳、借鉴、转换、创新和超越，做到为我所用；其次，在坚持中国问题意识优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要带着全球视野和国际格局，自觉地与国外政治学同行一起探讨世界性的政治论题，为人类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政治学人的特有智慧；第三，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研究不仅仅是运用本土方法和本土话语来解释本土的政治现象，也不仅仅是以自洽的逻辑来认知本土特定的政治问题，而应该是在研究本土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努力揭示其本质特征，凝练其演变规律，使应用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价值；不仅是具有特殊性的知识，更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唯其如此，中国政治学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而融入国际话语，才能够带着本土特色而走向世界一流。第二，在学科体系建构上，强化基础学科，合理、均衡地建设新兴学科。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虽然日益丰满和成熟，但仍然存在着不少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在强调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以“史”“论”为主的基础学科日益被边缘化和弱化；新兴学科虽然大量涌现，但大部分分支学科之间发展不均衡，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清晰；各分支学科之间和各层级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难以形成学术研究的合力。故而，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自觉遵循严谨、合理、科学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首先，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基础学科决定了政治学的学科边界，突显了政治学科的独特价值，奠定了政治学人的基本功底，为实证研究提供了价值导引，其地位只能强化而不可轻视。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学术单位和社会组织，应该给基础学科投入更多的资源，给甘于坐“冷板凳”的基础学科研究者更多的支持，给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多的展示和奖励。其次，积极拓展交叉学科。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的“公共权力活动”是最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牵涉领域最多的问题，因而政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有交叉的必要和可能，其交叉学科建设空间最大、动能最足。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建设绝不仅仅是某校某人随意性的开了几门交叉性的课程，或者提出了几个貌似交叉性的概念，而是要认真地从学科知识融合的角度，界定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使它们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学次级知识体系。最后，加强对学科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不同系列的分支学科之间排列组合的逻辑性和科学性的论证，减少离散性和随机性，使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不仅是形式上的庞大丰满，更是实质上的合理科学。第三，在学科知识供给上，努力提高创新能力，催生原创性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国政治学自复建以来，形成了庞大的研究队伍，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创造了丰富的本土话语。但是相对于快速进入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发展需求而言，政治学的知识供给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对丰富的政治现象和生动的政治实践均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和有效的预判。所以，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要以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创新实践提供更多的知识，奉献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为圭臬。为此，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做到：1.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发现新问题，挖掘新素材，将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和理性提炼，揭示现象的机理，把握事实的本质，凝练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原理，为具有解释力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2.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重。一方面，实证研究对于提升政治学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它在注重量化和实验的基础上，归纳理论、发现规律、注重专门知识的发现和发明，促进了原创性知识的产生。另一方面，实证研究所需要的学理基础和价值导向则需要由规范研究来提供，否则，单纯追求量化、图表和模型的实证研究就难免失之于肤浅和低效。两种方法并重，才能推进知识的创新。3.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原则，挖掘与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我国悠久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独立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但是却充满了前人认识政治现象和解决政治问题的特殊智慧。我们应该遵循知识生产的规律，将丰富的历史智慧做现代化的改造和转换，使之成为对于政治现实具有适应性和合理性的创新性话语。4.重视对国家发展当中深层次问题的研究。虽然中国政治学者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烈，应用性研究的论题越来越拓展，但大部分都是限于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层面的对策性研究。对于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等深层次的重大问题、价值问题，尚缺乏深度的关切和深刻的思考。政治学应该意识到并着手弥补这一缺憾，研究深层次的问题，得出自己创新性的结论。第四，在学科国际化上，以“世界一流”为终极目标，扩大学科影响，提升学科地位。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不是对立的或割裂的，而是内在一体、同时并行的。在强化本土意识，打造中国特色的同时，中国政治学必须具有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广博视野、具有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性知识贡献，具有国际同行认可的评价标准。否则，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均会受到质疑，更遑论实现世界一流。立志走向世界一流的中国政治学应该：1.建立更加多样化和稳定化的国际交流机制与路径。让越来越多的政治学本土话语成为国际同行交流的热点和焦点论题，乃至成为话语中心，占有话语优势，充实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就当下来说，中国政治学尤要重视在国际性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更多的创新性研究成果。2.打造良好的学科生长氛围和学科文化，孕育越来越多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和学科带头人。依据国际经验，凡被大家公认为世界一流的学科，都有被国内外同行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以原创的学科概念、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对本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影响。没有这样的学术大师，任何大学的任何学科都很难被视为世界一流。3.重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是学科的首要功能。它彰显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关乎着学科的国际声誉。在国际通行的几大评价体系中，都涵盖了各部相同的人才培养质量要素。所以，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学科，也很难被同行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学科。收起

央广军事记者刘鹏采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军委纪委专职副书记杨成熙。央广网3月10日消息（记者刘鹏）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对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高度重视，将其上升为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作为贯彻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科技兴军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军委纪委专职副书记杨成熙说，构建现代军事法制体系，还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进一步完善配套法规制度，不断适应新情况新任务。谈变化：治军理念摒弃人治思维杨成熙代表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高度重视法规制度建设，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首先治军理念发生转变，摒弃人治思维，从领导干部个人说了算，到现在树牢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的思路、理念。其次，高度重视法规制度建设，尤其在军队体制编制调整后，立改废释并举，党内处分条例、党内监督条例、问责条例的陆续出台，军事法规制度体系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逐步走上依规治党、依法治军的道路。第三，“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大家自觉程度大大提高，办事首先找法规、找制度。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五年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谈思考：依法治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谈到对依法治军的深入推进还有哪些思考时，杨成熙代表用“新的高速公路建起来了，交规还没有跟上”来形容。他提出，不仅要在干部、战士的头脑中，把依法治军的观念牢固树立起来，还要根据新时代的新任务、新情况，完善相应制度。同时法规制度要科学，有一些法规制度制定出来以后落实不好，主要原因是没有反映事物的特点、本质和规律，有些不符合实际，还有的前后矛盾不一贯，这些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另外，贯彻依法治军方针要落到行动上，抓落实、抓规矩，领导要做榜样，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只有这样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才能落到实处。　谈行动：今年将有五部法规出台杨成熙代表表示，面对改革时期新旧制度并存的现状，下一步要加快法规制度制定步伐，今年将会有五部法规制度出台。比如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条例，由于现在纪委独立运行，过去的条例已不适用，现在已制定好方案，今年两会结束后，杨成熙代表就会带领工作组开展调研，还将对如何建立巡察机构、怎么开展巡察工作等问题进行调研，提出具体意见。杨成熙代表最后说，总结依法治军，其核心就是两点，“法治”与“法制”。加强法治理念、立起法治精神、加强法规制度建设，真正把依法治军落到实处，是这两者的统一。这样才能真正建设一支世界一流军队，提高军队的正规化水平，加强军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水平。收起

原标题：开创军民融合发展扬帆远航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一个面向未来、砥砺奋进、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奔向新征程的行动纲领。伴随十九大精神的全面贯彻落实，广大军民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这个报告对党和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部分，报告明确提出“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战略途径，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党着眼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的庄严号令，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需要集民族之智、国家之力、军地之长和企业之能。同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部分，报告明确指出坚定实施包括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内的七大国家战略。习主席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作出的这一长远设计，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大战略安排，是塑造大国地位、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科学决策。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纵观全球、面向国内、瞄准战场、促进市场的全局性方略，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需要我们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要求，运用大系统思维、大布局设计、大科学引领和大视野审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这篇关乎国运兴衰的大文章。令人倍感振奋的是，在“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部分，报告进一步提出：“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对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方法和重点等提出了总体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军民融合地位作用和特点规律的认识、判断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和境界。落实好这一战略部署，需要我们满怀信心，坚定不移走新时代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根本保障。国家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统一，必须坚持，不能分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是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基本依托。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必须毫不动摇。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工程，是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内在活力。落实好这一战略部署，需要我们登高望远，在科学实践上有大视野、大情怀，还要有大思维、大思路。毫不犹豫地抓住战略机遇，居安思危，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以全局观体现大国思维，真正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只有聚精会神地加快形成战略优势，才能尽快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落实好这一战略部署，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在整体设计、全面统筹、协调推进上下功夫、求实效。怎样进一步做好国家主导这篇大文章？在体制机制、法规制度、重大项目和基础建设等方面，务必体现国家意志。如何细化需求牵引这个主题？各方务必共同努力，真正让军事和经济需求更加明晰，引导更加明朗，推进更加明确。中央军民融合委员会两次全体会议为什么都要突出强调“示范”引领？因为作为一个抓手，能够打造出模式可复制、方法可借鉴、内容可推广的实践载体。毛主席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哲人说：“真正迅速的人，并非事情仅仅做得快，而是做得成功而有效的人。”可以预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伴随十九大精神在全社会的全面贯彻落实，军民融合重点领域的破局有望提速，在战略性、前瞻性、自主性上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强大支持。（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于川信）收起

撰文 | 余晖最近，军事科学院高层调整。据“军事科学院”微信公众号消息，1月7日，军事科学院在京举行授予军旗仪式，向战争研究院等单位授予军旗。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政治委员白吕等院党委常委、被授予军旗单位主官等参加。上述消息显示，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曾任南部战区陆军政委的白吕，成为军事科学院调整组建后第二任政委。担任南部战区陆军政委5年白吕生于1961年9月，山西应县人，198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山西大学哲学系毕业，国防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将。白吕政委讲话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白吕出任第1集团军某师政委，2008年4月任第1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2011年2月，白吕任第12集团军政委。2013年，白吕回到第1集团军，担任政委一职。2015年7月，白吕任成都军区副政委，2016年1月任南部战区陆军政委。据中国网披露，南部战区负责领导和指挥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海南的所属武装力量及解放军驻港、澳部队。南部战区司令部驻地为广州市，南部战区陆军机关驻地为广西南宁市。2020年9月30日，在广西南宁，白吕曾以“南部战区陆军政委”身份出席烈士公祭活动暨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全军科研的“航空母舰”如今，白吕从南部战区到了军事科学院。军科院是2017年7月新调整组建的，首任政委是方向，如今他已年满63岁。2017年7月，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成立大会暨军队院校、科研机构、训练机构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习近平强调，军事科学院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拳头力量。要适应军事科研工作新体制新要求，坚持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紧密结合，创新军事科研工作组织模式，推动开展协同创新，发展现代军事科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事科研机构。此前，有军事科学院内部人士称，新的军事科学院就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在军队的集合体，是全军科研的“航空母舰”。在这次政委变更之前，军科院就曾有领导层人员变动。2019年9月，梅宏履新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梅宏，1963年5月生于贵州省余庆县，籍贯重庆。1984和1987年，他分别于南京航空学院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2年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博士学位。他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梅宏系计算机软件专家，主要从事软件工程和系统软件领域的研究。观海解局注意到，2017年12月8日，中南海怀仁堂，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在这里举行，主题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大数据。军委主席签署命令公开报道显示，军科院调整组建后，下设了8个研究院，分别是战争研究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国防工程研究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法制研究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防化研究院。研究院都有自己的定位，比如：战争研究院是全军专门研究战争的机构。国防工程研究院承担着全军国防工程和全国人防工程科研论证、勘察设计、技术审查等任务，被誉为构筑“地下长城”的幕后英雄。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是全军政治工作的专门研究机构，肩负着推动军队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历史重任。系统工程研究院由7个不同科研领域的研究所组成，担负军队建设发展需求和总体论证以及网络信息、后勤技术、装备体系建设和军用技术基础研究等任务。军事法制研究院承担军事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研究任务，参与相关立法研究起草工作。这次授旗仪式，就是向战争研究院等单位授予军旗。据“军事科学院”官方微信披露，1月7日下午，参加仪式的官兵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全场高唱国歌后，白吕宣读了中央军委授旗命令。他提到，2017年7月19日，习主席亲自为军事科学院授军旗、致训词，军事科研航母扬帆起航。日前，习主席又签署命令，授予战争研究院等单位军旗，给予我们莫大的关心、巨大的鼓舞。“各单位光荣地接过军旗，这是奋进强院兴研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大家一定要珍惜荣誉、牢记使命、担起责任，以新作为、新成就、新气象为军旗增光添彩。”资料 | 新华社 人民网 澎湃新闻 军事科学院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北京青年报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