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大学博士法社会学专业目录

应该是北京大学。下面是他的简3231623539历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城乡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6年秋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0—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1945—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198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人类学教授。1978－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1980—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同年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聘为客座教授。1982—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名誉所长。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聘为荣誉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1989年被香港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1993年被授予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被授予麦格赛赛奖，以表彰他在中国成功地将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北京大学收起

中国有名的社会学家：郑3366303166也夫、李银河、陆学艺、马戎、胡庆钧等。1、郑也夫郑也夫，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1950年8月生于北京，男性，汉族，群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以其独特的态度，对待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2、李银河郑也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1]  师从于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1952年生于北京。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3、陆学艺陆学艺，男，1933年8月生，江苏无锡人，原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4、马戎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社会学系前任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前任所长。北京大学藏学研究院筹备专家。5、胡庆钧胡庆钧，1918年年底出生在湖南宁乡县仙凤乡邱家冲。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有影响力的著作有于1983年写成40万字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一书。又经10余年的不懈努力，胡庆钧担任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终于在1996年出版，全书85万字，其中他执笔64万字。扩展资料社会学家是一种观察和分析社会的方式，他是一个研究者，进行一些研究来理解并解释他所生存的这个社会，或其他社会。这要求他进行多年的社会学研究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胡庆钧百度百科-郑也夫百度百科-李银河百度百科-陆学艺百度百科-马戎收起

这个不是三国的庞德吧 是美国的 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年--1964年）美国法学家，社会学法学派的内主要代表之一。庞容德的法哲学的核心的社会利益说，认为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明确反对纯粹逻辑推理的僵化的概念主义或形式主义法学，认为法哲学要从单纯历史的和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彻底解放出来。庞德的社会法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理论，他提出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纲领，启示人们关注社会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效果，关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实际内容，并且注重法律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庞德认为，法律是发达政治组织化社会里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即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运用这种社会的暴力而达到的社会控制。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是协调利益冲突的手段；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各种利益，尤其是社会利益；提出法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来自：求助得到的回答收起

具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3366303737点授予权的学校和机构1、北京大学2、武汉大学3、中国人民大学4、中国政法大学5、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6、吉林大学7、清华大学（自审）8、华东政法大学9、厦门大学1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1、南京师范大学12、西南政法大学第二部分：具有法学二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学校1、浙江大学博士点：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理学2、山东大学博士点：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法学理论3、苏州大学博士点：宪法学与行政法学4、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点：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向:宪法、立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理学、法社会学、民商法、知识产权法 、经济法 、刑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5、郑州大学博士点：宪法学与行政法学6、湘潭大学博士点：诉讼法学、法律史7、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点：国际法、民商法学8、南京大学博士点：经济法学9、复旦大学博士点：国际法学、民商法学10、四川大学博士点：诉讼法学1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点：诉讼法学12、中山大学博士点：法理学、法律与行政（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中外法律史（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13、中央党校博士点：法理学14、黑龙江大学博士点：民商法学15、辽宁大学博士点：经济法16、安徽大学博士点：经济法17、湖南大学博士点：经济法18、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点：国际法学19、重庆大学博士点：环境法20、福州大学博士点：环境法21、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点：环境法22、大连海事大学博士点：国际法（方向：海商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国际刑法、海事行政法）23、云南大学博士点：民族法学24、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点：法律经济学和法律金融学25、西安政治学院博士点：军事法学26、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点：民族法学27、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下招收民事诉讼法学、知识产权法学、民商法学、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刑事诉讼法学、宪法学、比较刑法学方向博士生；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下招收中国刑法、国际刑法、外国刑法、犯罪学与刑事政策 、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方向博士研究生28、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博士点，并在人口学专业下招收民商法、经济法、刑事法学方向博士研究生29、西安交通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下招收国际公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经济法学、民商法学、知识产权法方向博士研究生第十一次申报法学一级博士点高校：南开大学（破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破格）、辽宁大学、郑州大学、海南大学（破格）、上海财经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航、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获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本回答被网友采纳收起

1、目前大陆的高校甚至港台高校均无“社会工作”博士点，连学术型的硕专士点都没有，即属便是有，也是设在社会学专业学位点下面的方向。因为社会工作是偏实务型的专业，似乎并无必要有博士点。2、现在香港高校（如香港中文大学）开设有“社会福利哲学”博士点，这算是与社会工作相匹配的博士专业。3、大陆高校，自2010年开始开设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MSW），注意，是专业学位，和法律硕士、农业推广硕士等是一个性质的，不是学术型硕士点 。开设MSW的高校大概有几十家，但这些学校水平也参差不齐，大多数有社会学博士点的高校均开设了MSW。4、有些高校的社会学博士点的确设有社会工作方向，比较知名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本回答被网友采纳收起

作为博士毕业复生，在大学某一份制教师的职业并不太难；但关键开你的要求高不高。如果去一般的非211大学，这个专业应该不算太难；如果想进211大学或者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的大学，也是比较难的。如果定位在西部或者东北，这样的大学应该能找下。你这个专业一般开设在综合性大学和民族类院校，像西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学院、内蒙古科技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这些大学，应该能进去。以上所言，仅供参考。谢谢你！但是作为家长还是希望她到上海南京这样的城市，离家近。也应该能找到，就是要求低点，一般的二本就行。收起

费孝通（1910~2005年）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江苏吴江e68a84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238646436人。著作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费孝通社会学研究的观点是，从不说“你该怎么做”，他认为，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 另外，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种是在实地调查，费孝通选择后者。费孝通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 通过调查研究，费孝通提出了“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理论。 1、发展农业企业，农工相辅。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他认为，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并总结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2、促进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他不断进行农村调查。他又回到1936年调查蚕农合作社和丝厂情况的那个村庄，再三再四地去观察、记录那里的历史变化，并写文章揭示农村恢复家庭副业和兴办集体小工厂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多种多样的工业不宜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应当设法尽量分散到广大农村中去。这样可使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重时人口不至于过分集中，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是费孝通40年代在《乡土重建》中表达过的观点在80年代初期的重申，为此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及时的理论支持。 3、提出发展小城镇。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中国农村出现的可喜变化，费孝通又敏锐地提出了研究小城镇的课题，并亲自带队进行专题调查。他在大量而深入的调查基础上写出的《小城镇，大问题》等系列文章，受到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学术界和高层决策人士的普遍重视。10年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小城镇建设形成高潮。 4、加强区域发展。从80年代后期，费孝通的实地调查课题由农村、小城镇扩大到区域发展。1987年，他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988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此后的十余年中，他把盟务、国务、教务和学术研究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为改善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调发展局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智力支持。收起

社会学国内最好的在北京，社科院的社会学所和北636f7079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335323431大最好，其次，人大，再则好的大学比如：南京大、清华、中山大、厦大、南开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等。1、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可以分为应用型方向和理论型。如果说到实用性，应用型强一些。2、三农问题被重视后，乡村社会学日益成为社会学的显学，在国内农村社会学方向许多学校都有，而且占据重要位置。本科阶段主要是多读社会学经典著作，学好研究方法，打好基础。同时最重要的是找寻自己的兴趣点，也就是对哪个问题比较感兴趣，了解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动态。然后以此问题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3、社会学在国外是显学甚至是基础学科，如果能出国学习，那么是很好的。现在985高校，211高校都有出国的项目。美国、英国都是社会学比较不错的。4、如3所说，近年来，尤其985高校都有出国的机会和名额，早些准备，争取出国。5、论文的方向就是选题一定要自己感兴趣的，其次因为兴趣去了解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然后选择切入点作为论文题目，当然选题一般是细化，比如农村问题，问题太多，不适合作题目，假如能细化成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等这样就把题目明确了。范围小，便于深入研究。只是举个例子。题目很多很多。6，社会学方向:社会心理学（中山杨中芳《心理学系》、南大周晓虹，翟学伟、人大沙莲香、南开乐国安，北大方文，按实力排序，下同）、社会学研究方法(南大风笑天、北大郭志刚、林彬；陈向明《北大教育系》）、经济社会学（北大刘世定、社科院社会学所李培林、武大周长城、南大汪和建，宋林飞、中山丘海雄，王宁、吉大刘少杰）、组织社会学（北大刘世定，丘泽奇、社科院李汉林、人大于显洋、武大刘祖云、上大李友梅）、城市社会学（中山蔡禾、华东师大陈映芳）、社会政策（人大郑杭生、清华李强、南大宋林飞、北大丘则奇、南开关信平）。 其余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农村社会学（华中师大政治系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贺雪峰，吴毅，徐勇、社科院社会学所陆学艺、折晓叶、南大宋林飞、清华仝志辉、川大袁亚愚、湖南师大于建嵘、华东理工曹锦清）、政治社会学（北大张静、中国政法应星、华中师大政治系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人大景跃进《国关院》、厦大胡荣）、法律社会学（北大李猛；朱苏力，强世功，赵晓力，郑戈《北大法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梁治平、中国政法应星）、社会学理论（北大李猛，李康、社科院渠敬东、苏国勋、霍桂桓、中国政法应星、清华孙立平、南大成伯清、山大林聚任、吉大刘少杰）、社会分层（清华李强、人大李潞潞、北大王汉生、社科院）、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北大王思宾、复旦《与香港合作》、华东理工徐永祥、厦大张友琴）、婚姻、家庭与性社会学（社科院李银河、人大潘绥铭、北大杨善华、南大风笑天、上海社科院徐安琪、天津社科院潘允康、上大刘达临）、科学（知识）社会学（南开刘郡郡，赵万里，社科院黄平、北大郑也夫）、中国社会思想史（南开王处辉）、休闲(生活方式）社会学（哈工大王雅林、武大周长成、中山王宁）、发展社会学（清华孙立平、社科院景天魁，李培林）。 7就业方向：a.高校、党校、社科院系统；b.政府机关，特别是民政、劳动、计生委、共青团、政策研究室以及各级政府部门附设的研究所；c.各类公司、银行的人事，市场部门、管理咨询公司、文化新闻出版单位；d.出国。 其中，a需要博士学位，高校轻松稳定，有时间在外兼职，弄得好的话收入并不少，可与外企比肩（博士毕业两年就是副教授了，年薪4万多，加上兼职收入，一年6-8万是有希望的）。b要考公务员，竞争激烈，成败难料，属可遇而不可求（普通公务员年薪5万左右，处级以上大幅度增加，但提拔很难，除非你朝中有人）。c收入很难讲，一般好的外企员工年薪8万左右，升职后更高，但很辛苦，稳定性差，风险较高。d.考GRE，可以试试。这里面，a,c,d都要名牌大学，b不一定。国内的会不会不太受重视或者意识形态性太重？社会学（社会学类5大专业介绍及就业分析）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3337626137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学科最初得名于孔德，经过K·马克思、H·斯 宾塞、E·迪尔凯姆、M·韦伯等学者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有独立研究对象、理论、研究方法和范式的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结 构、人口变动、民族、城市、乡村、社区、婚姻、家庭与性、信仰与宗教、现代化等领域。1913年沪江大学创立了中国大学第一个社会学系，沪江大学建立的“沪东公社”是社会工作服务的前身，1952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并入华东师大，为该校社会学的发展播下学术种子。从1913年到2013年，从沪江大学到华东师大，中国的社会学历经百年风雨，迎来了繁荣兴旺的新时代。 　　中国十大社会学系！1、北京大学社会学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现在，老大的位置不可动摇。一代社会家费老健在，其培养的青年学者二李更是年轻有为。但其也出现许多问题，学术风波、系所矛盾的后遗症等等。2、清华大学社会学重建于2000年，年轻而有活力，发展潜力巨大。其对学术的追求让中国其他大学的社会学汗颜。超越人大只是时间上的问题。3、人大社会学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风范，又红又专。知识权力论的实验场域。4、南开大学社会学新中国社会学的“黄埔军校”，曾经辉煌一时，但与天津一样，没跟上形势。最近几年有所觉悟，主动去北京寻求社会资本。5、南京大学社会学江苏社会学老大的，曾经要赶超北大，宋走了后，不思进取，在国内的地位有所下降。文章可以经常看到。6、上海大学社会学上海社会学老大，因为其有博士点，但复旦社会学表示不同意。与北大联系密切，但毕竟不是北大。7、复旦大学社会学社会学老师收入较高的社会学系，谁说学社会学赚不了钱，去复旦学社会学！ 8、武汉大学社会学 ---- 挖来不少人，实力大增。9、中山大学社会学 ----- 人类学比较出色。10、吉林大学社会学 ----领军人物较出色。收起

我也是转来的。可以参考一下。对于社会学专业来说3262363130，目前并非显学，社会认可程度还不太高，出路也比较狭窄，主要就业单位为：1.高校、党校、社科院系统；2.政府机关，特别是民政、劳动、计生委、共青团、政策研究室以及各级政府部门附设的研究所；3.各类公司、银行的人事，市场部门、管理咨询公司、文化新闻出版单位；4.出国。其中，1需要博士学位，高校轻松稳定，有时间在外兼职，弄得好的话收入并不少，可与外企比肩（博士毕业两年就是副教授了，年薪4万多，加上兼职收入，一年6-8万是有希望的）。2要考公务员，竞争激烈，成败难料，属可遇而不可求（普通公务员年薪5万左右，处级以上大幅度增加，但提拔很难，除非你朝中有人）。3收入很难讲，一般好的外企员工年薪8万左右，升职后更高，但很辛苦，稳定性差，风险较高。4.考GRE，可以试试。这里面，1,3,4都要名牌大学，2不一定。社会学中最实用的几个方向是：社会心理学（中山杨中芳《心理学系，香港人》、南大周晓虹，翟学伟、中政法乐国安、南开汪新建、北大方文、中山李伟民、华中师大佐斌《心理学系》,按实力排序，下同）、社会学研究方法(南大风笑天、浙大张小天（已出国？）、北大郭志刚、林彬；陈向明《教育系》、社科院社会学所沈崇嶙、哈工大尹海洁）、经济社会学（北大刘世定、社科院社会学所李培林、南大汪和建，宋林飞、中山丘海雄）、组织社会学（北大刘世定，邱泽奇、社科院李汉林、李培林、清华罗家德、中山刘祖云、上大李友梅）、城市社会学（中山蔡禾、华东师大陈映芳）、社会政策（人大郑杭生、清华李强、社科院杨团、唐军、南大宋林飞、北大邱泽奇、南开关信平、河海大学移民中心）。其余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农村社会学（华中科大贺雪峰，吴毅、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项继全、社科院社会学所折晓叶、王晓毅、南大宋林飞、湖南师大于建嵘、人大仝志辉、复旦张乐天、华东理工曹锦清）、政治社会学（北大张静、中国政法应星、中山陈健民（香港人）、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人大景跃进《国关院》、厦大胡荣）、法律社会学（北大李猛；朱苏力，强世功，赵晓力，郑戈《北大法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梁治平、中国政法应星）、社会学理论（北大李猛、社科院苏国勋、渠敬东、北大李康、社科院霍桂桓、中国政法应星、南大成伯清、山大林聚任、人大刘少杰）、社会分层（人大李潞潞、刘精明、清华李强、社科院李汉林、复旦刘欣、北大王汉生）、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中山罗观翠（香港人）、北大王思斌、复旦《与香港合作》、中青院史柏年、华东理工徐永祥、厦大张友琴）、婚姻、家庭与性社会学（社科院李银河、人大潘绥铭、北大杨善华、南大风笑天、上海社科院徐安琪、天津社科院潘允康、浙江社科院王金玲、中国社科院张宛丽、大连大学李小江、上大刘达临、南师大金一虹）、科学（知识）社会学（南开刘郡郡，赵万里，社科院黄平、景天魁、北大郑也夫）、中国社会思想史（南开王处辉）、休闲(生活方式）社会学（哈工大王雅林、武大周长成、中山王宁）、发展社会学（社科院李培林、清华孙立平）。东北区：吉林大学、沈阳师大、哈工程、哈工大、内蒙古师大、吉林工学院（长春工业大学）、东北师大、吉林农业大学、黑龙江社科院、东北财经大学、黑龙江大学东区：安徽大学、福建师大、苏州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大、福州大学参考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fbf33c0100d23l.html收起

华东政法大学的社会学可追溯到圣约翰大学时期，曾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开设版了社会学课程。圣权约翰大学是民国时期沪上、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教会学校，社会学系是其最先成立的支柱学科。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曾由华东政法学院老院长曹漫之担任。为适应现代法治社会发展和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需要，华东政法大学于2003年重新组建社会学系，2009年扩建为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发展学院下设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管理三个本科专业，拥有社会管理硕士学位点，并且在法律社会学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学院内设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社会工作、法律社会学和社会管理5个教研室，以及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法社会学研究所、社会调查研究所、专业图书室、综合实验室、心理访谈室等教学科研机构。由学生主办的D.A.T.A调查社、社工协会、《探索·实践》杂志，已成为颇具知名度的品牌社团。[2]收起

2016年的初春是我到柏林的日子，依稀记得那是个雨后略带些寒意的傍晚。看着传送带上形形色色的行李箱，我有些愣神，所谓的背井离乡并没什么实感。就好像，只要我不去认领那些装载着父母的不舍和担心的物件，一切就还有退路。说起这段感触的时候，竟被向来寡言的挚友笑了很久，末了她还要补一句：“你呀，还是太矫情。你算过竞争比率吗？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可以公派去读书吗？”经历了自14年年末至15年五月上旬的层层考核，我有幸成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一员，带着同龄人的艳羡、父母老师的希冀以及藏匿于心的点点彷徨开启了我的留学生活。读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挚友那句“太矫情”于我是再恰当不过的。但你要知道，在他乡求学的日子里，除了知识，能让我们成长的还有很多。自本科至读博，我的专业变更了三次，我读过金融、修过国际法，来德国前的身份是工学硕士，如今却成为即将从社会学系毕业的一分子。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学科交织的背后，是“门门通、门门松”的现实，这一点所带来的波折在读博的初期尤为凸显。即使手握教授亲笔签名的录取函，却并不等同于我在洪堡的博士生活的顺利开展，为了达到校评审委员会相较于导师而言更为严苛的标准，那份出国前被反复修改的研修计划竟全部作废，与学校审核结果相关联的签证临近到期日、以及被贴了三次退房通知的学生宿舍，无一不是在考验我那点微薄的社会学基础。好在我们中国学生特长之一就是“坐得住”，两个月的文献和书籍突击，连带几轮的修修改改，新一版的研修报告终于在所有截止日到来之际得以审核通过。至此，我的在德博士之旅正式拉开帷幕。修改研修计划的日子里，我被导师反复问起：“你感兴趣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对于一个只擅长答题的学生来说，自主地开启“寻找问题-设计方案-解决问题”的科研模式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反思是这一过程中我最常做的事，也曾怀疑过“好学生”的定义，甚至是对个人的能力有了不确定，大抵是应了勒内·夏尔的那句——理解得越多，就越痛苦。知道的越多，就越撕裂。但是，也有与这痛苦相对称的清澈，与绝望相均衡的坚韧，生活与科研皆是。国内外，不同的是做科研的环境，而无差别的是做科研的心境，很多事努力了、且是不懈的，那结果便不会太糟。说到环境的不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相处模式于我而言也是新颖的。相较于国内我所经历过的那种导师亲力亲为的“家长式”辅导，德国导师一封邮件两周回、三个月难见一面的特点着实让我慌了神，偏不凑巧，我还是个急性子。为了在“快慢”间找到折中，我学会了及时查看导师的日程，会把超过两周未得到回复的邮件打印出来默默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也会花上几天的时间整理好谈话的要点，只为了在仅有的十五分钟饭后闲聊里争取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三年零两个月，在毕业论文顺利提交的那个傍晚，导师第一次笑着和我说起：“你是我学生里毕业用时最短的一个，也是我三年里最常见的人。在你适应新环境的同时，我也在适应你所带来的改变。”原来这一段旅程里，被时间推着走的人并非我自己。年过六旬的他，每天仍保持八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报刊和书籍是他闲暇时最好的伴侣。可也就是这样忙碌的人，甘愿在我的每一页论文上写满批注，给我的年终报告附上整页的评语，若是不知感恩，那便是无心了。也是如此严谨的人，会给我讲解风土人情，会在我有所得时小酌庆祝，也会在我失落时悉心开解，若还是不能治愈，那便是无能了。当然，这所有都需要一个前提，学会适度沟通和主动寻求帮助。很多事，一旦开了口，便没有预想的那么难。初来时，柏林还只是一个与家相隔甚远的域名；而今，这二字俨然已是日后需缓解疲乏时心头常驻的小世界。三年里，我面对过恐袭时的慌乱，也经历过被人尾随的惧怕，拾起过地上他人丢弃的垃圾，也同情过沿街乞讨的人们，时不时还会感受下“外人”的不公待遇。同样的，我也见过警戒线周边堆放的鲜花和蜡烛，也被路过的司机大声提醒小心身后，遇到过在脏乱面前重复我相同动作的天真孩童，也见证过流浪汉与宠物间的不离不弃，大多时从陌生人言语里接收到的是善意。完美的国度，终究是相对的。你没来过，你便可以肆意想象它的优越；而我在这儿，我亦不能言明与它百态有关的细节。这方小世界告诉我的，不是好与坏，也不是对和错。是于消极而言，糟糕的源头不是环境，而是人心；同幸福而语，奏效的根本并非制度，而是自我。就像毛不易在《牧马城市》里唱着“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也唱着“心还是回老地方”。这一段经历赠予我的，是看待事物的宽容，也是经受起伏的甘愿，还有念起家乡时内心的向往和温热。收起

导读：翟天临博士期间发表的文章被检测出高度重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事件持续发酵，网友关心学术不端行为如何处理？明星博士翟天临一句“不知知网”引发了网友持续曝光，目前他的学霸人设岌岌可危，问题的焦点逐渐变为学术不端如何处理、学校如何通过其博士以及博士后申请。学术不端一直是全世界学术界要解决的顽疾，国内外是如何处理学术不端的呢？为什么说英美的处理是更狠呢？翟天临什么是学术不端？相信很多吃瓜群众还不知道“学术不端”的具体定义，或者把“学术不端”等同于抄袭。其实，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关于学术不端的统一定义，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判定方法，但是论文抄袭、实验数据造假、考试作弊等行为是公认的学术不端行为，其中抄袭则是最常见的一种。下面来看我国关于学术不端的定义，根据2016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以下行为属于学术不端。如果网上翟博士的文章查重真的超了40%，那么就触犯了该《办法》的第二十七条的第（一）点，属于学术不端行为。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国内外学术不端行为如何处理？关注高校新闻的网友应该知道去年一个学术不端事件的主人公--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梁莹，梁莹不仅是南大教授，还是长江学者，这个备受国家和学校期望的教授竟然有至少15篇文章存在抄袭和一稿多投行为。该事件迅速引发网友关注和热烈讨论，南大校方也做出回应，而梁莹随即辞职，本来网友觉得事件估计到此为止，结果南大没有淡化处理，除了梁莹发表的论文被撤下之外，南大还公布了对梁莹的七项处理。可以看到，梁莹除了受到警告处分之外，还被剥夺了之前获得的一些荣誉，以及被撤销了教师资格。南大对梁莹的处理梁莹以上对梁莹学术不端的行为应该是国内案例中最严厉的了，也是严格贯彻《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的。该《办法》中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如下图所示。以往新闻里报道的学术不端行为的主人公大部分是教师、研究人员，最近的翟博士则是学生身份，该《办法》中也提到了对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不过跟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相关，与学位有直接关联的，也有三种处理方式，最严重的就是被撤销学位。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论文抄袭属于学术不端国内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有人感慨中国学术界真乱，其实学术不端行为国内外都有，并不是只有中国有，只是有些国家的处理更公开、严格和完善。下面来看几个例子。1. 美国美国是最早开展打击学术不端行为的国家之一，除了各个高校内部有相关部门之外，美国还有专门的国家官方机构--科研道德办公室，还颁发了《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政策》来指导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美国对学术不端的行为处理是非常严格的，违规者的姓名、单位、违规情节和处置决定都会公布在官网上以供查询，有23个跟科研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制定了相关政策来积极处理学术不端行为。跟美国不同的是，我国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主体是高校，由高校自行处理调查组进行调查和处理。美国高校2. 英国英国对学术不端行为处理也有一套成熟的程序，英国政府、学术团体以及高校内部都有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机构和政策法规。其中，2006年英国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各方权威机构成立了英国科研诚信小组，该小组专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对于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英国高校采取的是分级处理方式，即根据行为的严重程度由不同处理主体采取不同处理方式，处理主体包括学院、教学主任和学校违纪处理委员会，处理方式包括警告、取消成绩、降低学位等级和开除学籍等。需要注意的是，违规学生的导师也同样要接受调查，如果有包庇行为或者失职的地方，导师同样要受到处理。英国科研诚信小组对比中英美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英美比较“狠”的两点：1. 处理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和高校，多机构协同处理，专门机构接受举报和调查；2. 处理方式更完善，处理结果更公开。除了英国和美国之外，德国、韩国和日本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也是非常严格和完善的，而我国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也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完善，加上互联网舆论压力，很多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已经没法淡化。翟天临翟博士的高考成绩、研究生论文、博士论文，以及他是如何通过博士、博士后考核的，都存在很多疑点，相信随着多方部门介入，真相很快会水落石出。针对这个事件，以及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你有什么看法呢？收起

西南政法大学（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简称“西政”，改革开放后首批全国重点大学，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基地，首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高校，自主招生试点高校。以法学为主，经济学、文学、管理学、哲学、工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被誉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西南联大”。学校共有渝北、沙坪坝和宝圣湖3个校区，下设13个学院，23个本科专业；有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8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8个二级学科硕士点、8个专业学位硕士点。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招生情况一．学制全日制学术型、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审计、法律（非法学）、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三年；其他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两年。二．学费、奖助学金等相关事宜（一）学费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10000元/年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13000元/年非全日制法律硕士10000元/年西南政法大学-凯斯西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国际商法与争端解决方向）32000元/年(二)奖助学金我校将按照国家规定和学校研究生奖助政策通过各种途径为符合条件的硕士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详细内容参见西南政法大学学生工作部网页。三培养校区：渝北校区四．专业限制申请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的推免生本科所学专业必须为非法学专业（本科所学专业不得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0301]）。申请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的推免生本科所学专业必须为法学专业（本科所学专业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0301]）。部分学科（或方向）根据培养要求，允许跨一级学科申请，范围如下：（1）刑事侦查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国家安全学专业接受法学、公安学、政治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外国语言学专业申请；侦查学专业接受法学、公安学专业申请。（2）人工智能法学院：人工智能法学接受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申请。（3）经济法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接受环境科学、社会学、经济学专业申请。五．招收人数2021年拟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2200名（含统考生、推荐免试生、单独考试生），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6名[仅法律（非法学）及法律（法学）专业]。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含录取)依据国家统一要求，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标准。六．招考条件(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我校规定为9月1日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在校非应届提前毕业生，须在现场报名前获得本科毕业证书方能报考。(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2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之日,下同）或2年以上的，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4) 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5)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我校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人员，且于现场确认时提交CSSCI来源期刊正刊或中国中文核心期刊正刊发表与所报考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1篇(独著，刊物原件)；1．报名参加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报考前所学专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考)。2．报名参加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报考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方可报考)。可以报名参加单独考试的：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后连续工作4年以上，业务优秀、已发表过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经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就业本单位的在职人员；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工作2年以上，业务优秀，经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就业本单位的在职人员。西南政法大学拟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 15名，招生目录中所有专业均接受报考。报考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学信息以及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七．考试时间(一)初试日期：2020年12月26日-27日。初试科目：请查阅《专业目录》。(二)复试时间：2021年4月（具体时间以复试通知为准）。(三)复试加试以同等学力身份（以报名信息为准）报考的考生、成人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复试时尚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和网络教育考生初试成绩合格后，在复试中须加试大学本科主干课程两门。加试内容请详阅《专业目录》。八．复试线2019西南政法大学030105民商法学方向全日制考研复试分数线详情如下：学校名称：西南政法大学学院名称：--年份：2019专业代码：030105专业名称：民商法学总分：353.00小科（满分=100分）：44.0大科（满分>100分）：66.02019西南政法大学030101法学理论方向全日制考研复试分数线详情如下：学校名称：西南政法大学学院名称：--年份：2019专业代码：030101专业名称：法学理论总分：327.00小科（满分=100分）：44.0大科（满分>100分）：66.02019西南政法大学030106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方向方向全日制考研复试分数线详情如下：学校名称：西南政法大学学院名称：--年份：2019专业代码：030106专业名称：诉讼法学总分：343.00小科（满分=100分）：44.0大科（满分>100分）：66.02019西南政法大学03010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向全日制考研复试分数线详情如下：学校名称：西南政法大学学院名称：--年份：2019专业代码：030103专业名称：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总分：332.00小科（满分=100分）：44.0大科（满分>100分）：66.02019西南政法大学030109国际法学方向全日制考研复试分数线详情如下：学校名称：西南政法大学学院名称：--年份：2019专业代码：030109专业名称：国际法学总分：337.00小科（满分=100分）：44.0大科（满分>100分）：66.02019西南政法大学030104刑法学方向全日制考研复试分数线详情如下：学校名称：西南政法大学学院名称：--年份：2019专业代码：030104专业名称：刑法学总分：356.00小科（满分=100分）：44.0大科（满分>100分）：66.02019西南政法大学030107经济法学方向全日制考研复试分数线详情如下：学校名称：西南政法大学学院名称：--年份：2019专业代码：030107专业名称：经济法学总分：341.00小科（满分=100分）：44.0大科（满分>100分）：66.02019西南政法大学030106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方向方向全日制考研复试分数线详情如下：学校名称：西南政法大学学院名称：--年份：2019专业代码：030106专业名称：诉讼法学总分：338.00小科（满分=100分）：44.0大科（满分>100分）：66.0收起

距离2019年高考已经过去两个多月，犹记得，前段时间各大社交平台还在被高考话题刷屏，但一转眼的时间，伴随着各大高校的开学倒计时，今年的高考总算真正落下帷幕了。因为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不同，每年的高考成绩出来后，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尤其是对于渴望踏入顶尖学府的家庭而言，孩子的高考分数就显得尤为重要。曾经有个亲戚谈起孩子高考的事，一边担忧又满怀期待地说道，“我知道我家孩子不是念哈佛剑桥的料，但是国内的清北复交还是可以拼搏一下的。”然而，等高考成绩出来后，发现刚过省内211的分数线，家长觉得孩子给自己丢脸了，勒令小孩回去复读，第二年还是只过211的分数线，终于不折腾了。虽然我们国家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是依然无法改变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大多数家长还是无法真正“放养”自己的孩子。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小编想给各位家长分享一位全球模范妈妈的做法，看她是怎么把6个孩子全部送进哈佛、耶鲁等国际顶级学府并培养成博士的！她叫全惠星，1921年出生在韩国首尔，当时的首尔还没有改名，叫汉城。聪明早慧的全惠星考入了韩国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进入英文系学习，这为她后来的子女教育问题埋下了伏笔。在梨花女子大学上学期间，全惠星在学业上表现优异，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以交换生的身份前往美国留学，她先是进入美国迪克逊大学学习社会学，后来又考入波士顿大学研究生院，成功拿到了社会学博士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博学多才的全惠星除了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她还对中国的文化深有研究。这位博士妈妈曾经是耶鲁大学的教授，现在担任东岩文化研究所理长。在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里，一个在事业上很出色的女性，家庭往往会有所缺陷。但全惠星颠覆了这种传统认知，她向无数女性证明了，只要心态和行动正确，事业型女性也可以把家庭照顾得很好。全惠星跟丈夫育有6个子女，但是无一例外，她的子女都成为了人生赢家。从高等学府毕业后，全惠星的子女就职于不同的领域，比如：大女儿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又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读博，现在是韩国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大儿子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曾任美国马萨诸塞州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三儿子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曾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后来又回到哈佛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曾担任助理国务卿；二女儿从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曾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聘为副教授，现在是耶鲁大学法学院临床法学客席教授……一家子都是学霸，真的非常少见，也难怪《纽约时报》会给予高度评价：“这个成功的家庭，可与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肯尼迪家族相媲美。”全惠星的孩子之所以这么优秀，除了遗传到父母优良的基因，还跟全惠星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全惠星自己曾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知道好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是无法磨灭和潜移默化的。那么，在全惠星眼中，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能给孩子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呢？首先，母亲要有自我，不必一味强调无私奉献所谓自我，就是指成为母亲以后也要有自己的事业，并在所在的专业领域里面，尽情的发挥自我，展现自己的才华。全惠星认为，母亲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还是一个身份，如果女性过于注重自己母亲的身份，就会忽视了自己的事业，这就像一架飞机的双翼无法实现平衡，失衡以后，很容易导致出现飞行事故或故障。想象一下，一位当代女性如果无法把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家庭完美的衔接的话，那么她就不能以积极健康的状态来生活，会对家庭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比如成为怨妇，给孩子带来负面阴影。反之，拥有自我的母亲能给孩子们树立积极向上的榜样，给孩子们培养出独立自我、阳光向上的个性。不要为孩子放弃自己的事业爱好这一点，跟前面谈到的“自我”观点类似。所谓牺牲并不是指失去生命，而是为了孩子放弃工作、放弃事业、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多人认为这是爱孩子的表现，但是这只是片面。母亲是母亲的同时，她还是一个独立的人。有个孩子不仅是作为母亲的开始，也是自己心得人生的开始。一旦有所牺牲，在将来就会对孩子有所期待，这些期待应该是建立在独立人格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为了孩子。以免到时候像祥林嫂一样，天天念叨：“我都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的”、“你能不能体会一下我的良苦用心”等等。不好意思，你放弃是你个人的选择，请不要让孩子背负你的梦想，为此买单。给家人创造一个适于读书的优良环境全惠星和丈夫都是喜欢读书学习的人，据说平时没事就喜欢找个地方安静地读书，手上如果有余钱就会拿来买书。吃完饭后，夫妻两人喜欢一人一张书桌，安静地坐下来看书。全惠星的孩子们从小耳濡目染受到影响，于是也被这种阅读环境氛围感染，慢慢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全惠星对于孩子的教育，并不是逼迫他们学习，而是亲自示范，让孩子们潜移默化受到自己的影响，这种积极的影响让孩子们养成了自觉性，求知欲也变得比普通孩子强烈。古有孟母三迁的故事，今有全惠星和孩子一起读书的事例，可见，一个优良的家庭环境对子女的成长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培养孩子锻炼身体的习惯全惠星对孩子们的系统教育是从3岁开始的，但与大多数人教育方式不同的是，她的重点放在了锻炼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上。这源自于全惠星的大儿子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经常跑医院，这让全惠星下定决心，要保障孩子们的健康状态。强健的体魄是未来一切的前提，为此，全惠星制定了几个魔鬼训练法。一是从秋季开始，每天让孩子洗冷水澡，并且随着天气的降温逐渐降低水温，这样到了冬天，孩子就能接受冷水浴了；二是为了孩子们吸收更多植物蛋白，她强制规定孩子们每天必须要喝掉1升豆浆；三是每天3000米的长跑计划，全惠星家对面就是著名的尼尔斯湖。每天早晨天刚亮，全惠星就把孩子们从睡梦中叫醒，顶着寒风开始跑步。全惠星教育孩子的方法，你认同吗？收起

作为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法律社会学在新时代亟须进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近日，由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九届“法律与社会”高端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百余名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构建法治的中国话语与会者认为，法律社会学要把构建探寻法治的中国道路、构建法治的中国话语作为自身使命。郭星华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为我国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需要各个学科携起手来，共同推进法治中国、法治社会的基本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李瑜青在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法治建设和法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当代中国法律社会学面临的突出历史任务就是要为创设法治的中国话语作出贡献。赵旭东提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区别，这是讨论中国法治问题的重要基础。在过去70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中国社会存在一种上下一致的对人民利益的认同和认可，这是从对人民大众观念的新认识而实现的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新调整，是基于人民利益这一出发点而实现的“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和政府理念，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是基于这一原则而建构起来的。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态与西方社会中二者的对立状态是不同的。构建法治的中国话语，基于国情拓展法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势在必行。法律社会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为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纠纷解决和司法实践、司法系统与法律职业、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等。在此次论坛中，研究者除针对这些传统论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之外，还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侯猛将空间的视角引入法律研究之中，讨论了人民法院的空间分布问题。邢朝国基于对4065份受贿案件判决书的定量分析，讨论了受贿罪财产刑的量刑特征及其逻辑。李峰、张善根等学者基于较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讨论了民众对警察的信任问题，发现社会公众对警察机构信任存在层级差异，对高层警察机构的信任态度要高于基层警察的态度；机构信任是解释基层警察信任和高层警察信任的核心要素，化解警察信任危机，重塑警察公信力，不仅应着力基层警察治理以改善警民关系，还应当充分关注大信任复合体，尤其是机构信任、媒体信任及集体主义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机制。熊贵彬把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综合治理手段，认为社区矫正在“宽缓化—矫正恢复—监督管理—规范化”四维框架中多元化发展，不同区域处于不同的复合目标状态，目前已有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深圳模式等。聚焦社会秩序与社会治理探寻法治的中国道路、构建法治的中国话语，就要聚焦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这一基础命题。刘作翔提出，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对法律规范、党内法规、党的政策、国家政策、社会规范等各种规范体系予以科学、恰当的法律定位，并准确界定各种不同规范类型在社会治理结构和法治结构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构建以法律为主导的多元规范共存和以法治为主导的多元秩序。李建勇认为，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内容，而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重在培育法治文化。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尤为重要的是改进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韩振文认为，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基础，要利用法律解释、原则裁判、利益衡量、后果权衡等法律方法将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司法过程中，提升公众舆论对法官裁判的认可度。陈柏峰分析指出，目前乡镇执法权的配置呈现出纵向“重心过高”、横向“分布过散”的特征，导致乡镇执法权在运行中出现渗透力不强、综合性不足、乡镇政府“权小责大”等问题，乡镇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是合理“下放”执法权，强化综合执法部门的内部管理，适当减轻乡镇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周尚君认为，地方政府应注重探索更具适应性的信念动员格局，强化党的思想建设的社会互动能力，将党的领导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增强组织机制的内生活力和凝聚力。刘杨提出，在推动社会共治的过程中，立法者和治理者需要采取整体性的视野和综合性的思路，以社会建设作为治理转型的基础工作、优化治理体制及其运作机制、注重互动型工作方法。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注重挖掘中国社会的本土资源，在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民间秩序的基础上形成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王启梁将法治的“本土资源论”重新阐释为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认为所谓本土资源就是那些能够促成秩序的社会构成和因素，加强法治的社会基础关键在于增强法治及法律实施机制的回应性、提升法律的适应性和法治的内生性以及建设支持法治的微观机制。罗云锋探讨了如何利用礼俗社会的资源来更好地建设法治社会的问题，并提出要进行积极主动的基于法治文化的现代礼俗社会建设和建构。余贵忠和杨武松基于对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法治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实践的考察，发现民族地区法治文化、法治理念、村规民约、风俗习惯、法律规范等要素构成了一个“法文化场域”，潜移默化地形塑着民族地区人民行动交往与法律伦理实践。周相卿、李远龙、辛允星、付来友等人类学学者，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案例的研究，表明传统宗教信仰与习惯法及其所塑造的“社会主义”观念在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处理类似问题时应该尊重当地的习惯法文化，并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创新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多年以来，我国法律社会学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亟须在研究范式上进行创新。黄家亮在梳理过去40年中国法律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提升中国法律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的命题，并强调法律社会学在思维方式上要从批判性思维迈向建设性批判思维，在知识形态上要从反思性知识迈向多元化知识，要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秩序重建的实践，构建以中国为主体的法律社会学理论与知识体系。张勤从纠纷解决方式、纠纷解决途径偏好、法律意识及权威认同与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纠纷解决中的民间法和习惯法四个方面梳理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研究，并提出要建立既扎根于中国本土，又能和国际展开对话的综合性“纠纷解决学”。法律社会学走向成熟要更加注重历史维度的延伸。白中林通过对陶希圣和瞿同祖著作的回溯，提出历史维度是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法律变革的必然选择，建议把历史维度重新带回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尤陈俊则以瞿同祖为案例，分析了法律社会学迈向法律、社会与历史的跨学科整合研究的重要性。萨其荣桂通过对1950年婚姻纠纷解决实践的研究，强调在法律实践过程中，传统话语体系、革命话语体系和道德话语体系的互动，以及这些不同传统的话语体系对于今天司法实践的影响。邢路则分析了马锡五审判传统对于今天司法实践的借鉴意义。有学者强调，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要走出“规范中心范式”。王伟臣通过回溯西方法律人类学关于纠纷问题的研究历程，指出走出“规则中心范式”，更多地关注纠纷解决的实践过程，实现从“规则中心主义范式”到“过程中心主义范式”的转型是一个必然趋势，可以开启法律人类学研究更为广阔的空间。法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创新离不开多学科实质性的对话和融合。与会者强调，法律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学术进步，就必须打破学科分界，直面中国社会转型和法治建设中的“真问题”。基于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进行的法律研究视角不同、各有所长，研究者应克服各自的“专业槽”，加强学术交流、增进互鉴融合。（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家亮 孙书彦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收起

12月9日上午，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和“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在京获表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出席颁奖仪式并与青年法学家座谈。座谈会上，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获奖代表王迁、李洪雷、陈柏峰、聂鑫、栗峥作了发言。红船编辑部了解到，此次“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和“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系从115名推荐候选人中脱颖而出。2019年8月1日，中国法学会对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115名推荐候选人进行了公示公告。平均年龄43.4岁，青年法学家迎来第二位“80”后红船编辑部梳理发现，此次获得“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表彰的十人，平均年龄43.4岁。其中，最年轻的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陈柏峰，他出生于1980年9月，今年40岁。是本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中唯一一位，同时也是“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历史上的第二位“80后”。陈柏峰资料图陈柏峰，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陈柏峰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社会学、基层治理。至今，陈柏峰已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12篇；出版《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等专著6部。值得一提的是，陈柏峰的学术成果被CSSCI期刊引用1450多次，被中国知网（CNKI）引用2500多次，引证次数在全国法学青年学者中排名第一，是国内法学界极少数除了在本学科有学术影响力外，还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相关学科也得到一定认可的学者，研究成果具有跨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作为本届十位“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中唯一的一名“80后”，陈柏峰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获评“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是对自己前期努力和取得成果的一个肯定，非常值得珍惜。“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是法学行业内青年学者的最高荣誉，也是进一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新起点。能够获评是我的幸运，理应心存感激，今后也要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正确运用好这个优良平台，发挥科学精神，做出更好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陈柏峰说。红船编辑了解到，“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历史上的第一位“80后”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学术部主任董坤。在2017年的第八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中，董坤成为首位获此称号的“80后”。历届评选中最年轻的才34岁，后因违纪落马该评选活动自1995年启动以来，至今已进行了九届。其中，1995年名为“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9年第二届改称“第二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2年评选出第三届。2005年评选出第四届。2004年的评选通知名为《法学会关于评选“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的通知》，但法学会网站上称“第四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此后，第五届、第六届均称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截至目前，活动共评选出90位“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和93位“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在过往八届评选中，获评时最年轻的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原副主任夏勇。199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的夏勇，在这一年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的评选中，以34岁的年纪成为当届最年轻的获评者，这一纪录保持至今。夏勇先后担任过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2013年3月，夏勇调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勇资料图公开报道显示，夏勇是西南政法大学1978级的学生。有统计表明，这一级学生中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有14人、厅局级领导约100人，知名的法学学者近100人。在西政，夏勇先后师从杨景凡、林向荣，此后又到北京大学师从法学家陈守一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从助理研究员成长为法学研究所所长。有深厚法学背景的夏勇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在学界内外知名，曾出版了《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等专著，并编写了《中国民权哲学》。此外，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9月，夏勇作为主讲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五十多部长级领导干部进行法制讲座，讲述“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那一年，夏勇才39岁。还是在那一年，《中国青年》杂志评选出“可能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一百位青年人物”，夏勇作为法学界的代表入列，评选机构对他的评价为：中国当代最早的人权理论开拓者、中国学界成就卓越的法治求索者。2014年6月的第12期《求是》上，夏勇发表了署名文章《坚守法治原则 推进简政放权》，文中写到：法治首先要落在职权法定上，公权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皆于法有据，一准于法。2016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官网将还未到退休年龄的夏勇从法制办领导一栏中“除名”，在之后的全国政协会议，夏勇因严重违纪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此事一度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往届评选数据一览红船编辑部为大家梳理了第一届至第八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一、第一至八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大名单二、过往八届80位法学家的男女比例前八届获得“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的共80人，其中女性为11人，占比14%。值得注意的是，前七届都有1-3名女性，但是第八届当中全为男性。三、过往八届年龄层次前八届“青年法学家”们主要集中在60后，占据总人数一半以上（41人），其中65-70的为20人。70后与50后人数相当，均为19人。人数最少的为80后，仅一位为董坤（1982-），获第八届“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称号。四、过往八届获评时最年轻的“法学家”附获得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的是：华东政法大学王迁（1975年，45岁）、北京大学车浩（1977年，43岁）、中国人民大学杜焕芳（1976年，44岁）、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洪雷（1976年，44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柏峰（1980年，40岁）、浙江大学胡铭（1978年，42岁）、武汉大学秦天宝（1975年45岁）、清华大学聂鑫（1977年，43岁）、中国政法大学栗峥（1978年，42岁）、最高人民法院梁凤云（1974年，46岁）等10人。获得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的是：于同志、王旭、支振锋、尹飞、邢会强、李建伟、杨力、杨华、宋志红、竺效、周江洪、周尚君、赵骏、姜涛、郭雳、章志远、程啸、谢增毅、翟国强、霍政欣等20人。【资料来源：各大法学院校官网、中国知网等】收起

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调查处理结果陆续公布，继北大确认翟天临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并作出退站处理后，北京电影学院2月19日也公布调查结果，决定撤销翟天临博士学位，取消其导师陈浥的博导资格。北京电影学院官方微博2月19日下午发布关于“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等问题的最新调查进展情况说明。北京电影学院表示，该校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委员会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翟天临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在《广电时评》上的《谈电视剧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一文进行了鉴定。北京电影学院认定：该文中的一些论述是基于翟天临个人表演艺术创作体验而进行的阐发；文中关键表述使用了其他专家的观点，但未做引用注释说明，存在较为突出的学术不规范、不严谨现象，存在学术不端情况。导师陈浥未能认真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北京电影学院表示，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与仲裁委员会建议、学位评定委员会投票决定、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撤销2018届博士研究生翟天临博士学位，取消陈浥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对于处分结果，翟天临、陈浥均表示接受。同时，其他相关问题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前在2月16日，北京大学已发布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结果。北京大学确认翟天临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依照相关规定，学校同意光华管理学院2月13日对翟天临作出退站处理的意见。对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处理结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宋烁对界面新闻称，“撤销学位是能够施加于毕业生的最严厉处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对界面新闻指出，“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背后，其实已经涉及到培养模式、导师指导方式以及评价制度等多方面深层次问题。撤销学位的处分是有必要的。”实际上，国内也不乏撤销学位的案例。2016年，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家华的博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河海大学宣布撤销其博士学位，并注销其学位证书；2017年，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博士生的11篇论文因学术不端行为被学术期刊网站撤稿。清华深圳研究生院对此作出回应，撤销该生博士学位，其导师也被停止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如果翟天临有心在学术领域发展的话，这次被处理后他是否还能继续谋求深造？“尽管撤销学位后还可以重新考博，但或许以后没有学校再敢招收翟天临了”，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的博士生刘云认为，“对于翟天临而言，博士生学位或许只是一个头衔。但是对于普通博士生而言，撤销学位意味着多年备考与研学全都清零，其实难以承受。”除了学术研究，翟天临的演艺事业势必也将受到影响。据凤凰网此前报道，2月21日央视计划播出的电视剧《老中医》中，翟天临参演的所有片段被要求删除。而他待播的其他6部剧与多家代言或许也将受到波及。熊丙奇指出，一个人弄虚作假一旦被发现，将失去因造假获得的一切，并且，这种责任追究没有追溯时效期限，“自然也会影响到他的学术生涯与后续发展。”界面新闻注意到，北京电影学院在宣布处理结果时依据的是四份文件，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而第十八条也指出，国务院对于已经批准授予学位的单位，在确认其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时，可以停止或撤销其授予学位的资格。《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则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影响程度和处罚办法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认定为情节严重，处罚方面，学校可以撤销学术奖励或者荣誉称号，并且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等处分。上述第三份国务院发布的文件中则规定，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学位授予单位对在学位论文或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中存在学术不端等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对于学位申请者或学位获得者，可分别做出暂缓学位授予、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授予的处理；对于指导教师，可做出暂停招生、取消导师资格的处理；严重败坏学术道德的，由学位授予单位依据国家有关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取消（翟天临）博士生学位资格，取消其导师博导资格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华东师范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对界面新闻表示，“近年来针对学术不端或者师风师徳失范问题，高校多会给予取消学位资格以及取消导师博导招生资格的处分决定。”对于博导而言，这位博士研究生导师表示，后续影响更多是体现在道德评价和学术界评价方面。而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一位教授对界面新闻透露，“取消导师博导资格，或将影响其项目绩效，也会影响此后的项目申请与经费审批。”“近年来外界对各种学术腐败的揭露越来越多，揭露出来的一些情况也越来越严重，有的甚至到了堂而皇之、毫不掩饰的地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表示，学术腐败背后有着现实的利益推动，包括学位、名誉、学术地位和科研资金等，当有限的资源被剽窃者所拥有，真正潜心研究的学者就会失去机会。王晓毅建议，“应加大对学术不端的查处力度，完善预防和惩治学术不端的工作机制，同时发挥媒体和学术打假专业人士的作用。”收起

导读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中学术训练最为严酷的学校之一，民间版的校训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和许多美国名校比起来，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很小，中心是个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筑群，被称为“方庭”（The Quadrangle），我曾就读的社会学系就在方庭东南角的一座建于1929年的四层小楼里。虽然毕业只有几年时间，我对这座楼的记忆却已经模糊了，除了几位老师的办公室之外，能想起来的只有一扇扇从里向外开的木质门，被无数双脚踩得凹下去的石质楼梯，还有一间只有在开题和答辩时才能出入的博士论文室。说来奇怪，那间狭小的屋子我只进过两次，却对里面的一切印象极为深刻——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两排书架和一张桌子，书架上摆放着这个全世界最早的社会学系1892年建系以来的全部博士论文，桌子上坐着我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老师，我的导师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身后有一扇窗，至于窗外的风景，我从没来得及看清过。我对社会学产生兴趣，始于在北大法学院读书时朱苏力老师的法理学课，那是1998年的秋天，大一的第一学期，我们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后来我经常和人开玩笑说，这是还没进法律的门，就上了旁门左道。之后的两年里我胡乱读了许多闲书，主要是法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对社会学并没有什么了解。直到大三第二学期，我又同时上了李猛老师的社会理论课和赵晓力老师的法律社会学课，认真读了涂尔干和韦伯的几本经典著作，两门课下来感觉几乎被洗了脑，对经典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问题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于是大四准备出国留学时，我一个法学院都没有申请，而只申请了美国和英国的十几个社会学系的博士（Ph.D.）项目。记得我第一次和芝大社会学系的赵鼎新老师联系时，自我介绍说读过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结果他回信时很不客气地说，你如果联系其他老师的话，千万别这么说，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对社会学的了解很肤浅。几个月之后，我幸运地收到了芝大社会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不过直到临行前，我读过的社会学著作几乎还是只有涂尔干和韦伯，再加上芝加哥学派的那本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科学导论》（An Intro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俗称“绿色圣经”（GreenBible）。01“让快乐去死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而言，身处异乡的第一年总是最艰难的，除了语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适应之外，最大的挑战无疑是养成一种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学习习惯。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中学术训练最为严酷的学校之一，官方版的校训是“益智厚生”（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而民间版的校训则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上课时都要承受超大负荷的阅读量。我在芝大的第一年，每周的阅读量基本上保持在一千页书左右，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而言，刚开始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于是在北大每晚十一点熄灯后从没看过书的我，在芝大的最初几个月每天都是晚睡早起，能睡上四、五个小时就感觉很幸福。记得有一次上劳曼（EdwardO. Laumann）教授的组织社会学课，课上只有十几个学生，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因为前一天晚上睡得实在太晚，我居然当着所有老师同学的面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在忍着笑，而劳曼教授也是一副故作镇静的样子，顿时觉得无比尴尬。但挑灯夜读并不是留学第一年最困难的事，更大的挑战是自信心的培养。我所在的芝大社会学系2002级入学的一共有18位同学，其中美国学生占了三分之二，几位国际学生也大多有过在美国读书的经历，而我不但年龄最小、英语最差，而且对美国社会学几乎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于是，从入学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被一种隐隐的自卑感所笼罩，总觉得同学们都比我强很多，自己没有选择，必须加倍努力、“笨鸟先飞”。这种压抑的感觉直到第一次期中考试后才有所缓解，在那次考试里，我的组织社会学问答题居然得了满分，让班上的同学刮目相看，也让我自己有些难以置信。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语言障碍只是一道门槛，没跨过去之前觉得它比什么都重要，跨过去了才发现，学问做得好不好，和外语水平关系并不大。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三学期制（quarter system）就始于芝加哥大学，据说是因为芝大建校比较晚，想尽快赶上哈佛等常春藤院校，于是就用这一制度创新来让学生上比两学期制（semestersystem）更多的课程。经历了秋季学期的魔鬼训练，到了第一年的冬季学期，我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都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上课不那么累了，课下也开始有了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为了保证课外读书时间，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无论学校的功课多忙，每周总有一天是留给自己的，只读那些和自己的研究兴趣直接相关的书。这个习惯让我受益良多，到春季学期，我已经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了。后来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论文那么快？我的答案很简单，只是因为动手早而已。博士教育和本科教育最大的区别，就是并非以课程为中心，上课固然重要，但终究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有的学生稀里糊涂地上了好几年课，都还不知道自己博士论文想做什么题目，这是最可怕的事情。第一年的课程结束后，我并没有回国，而是整个暑假都和同学们一起留在学校，组成学习小组，准备第二年开学前的博士资格考试。这个考试虽然绝大多数学校都有，但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芝大社会学系的考试是全面性的，涉及社会学的十大领域，有一份长达十几页的书单，据说书单的内容几十年间都没有太大变动，囊括了西方社会学的大多数经典文献，加起来有一万多页。到了这个时候，我的英文阅读速度已经和美国同学相差无几，但大家读得都十分吃力，有时只能靠互相交换阅读笔记来赶上进度。就这么昏天黑地地过了一个夏天，直到这个让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齿的考试结束后我才发现，它真的是一个里程碑，通过了资格考试，就算是真正入了社会学的门，以后的修行就看个人的努力了。这时再回想自己在芝大第一年的生活，的确辛苦远远多于快乐，而且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身在异国他乡，没有人会自动尊重你，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一点一点赢得别人的尊重。02阿伯特教授我的导师阿伯特教授是个有点奇怪的人，美国的学校里师生之间一般没有什么等级观念，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往往会亲切地直呼老师的名字，但他从不允许系里的学生直呼其名，而是一定要叫“阿伯特教授”。当然，他对学生也很有礼貌，我第一次去办公室见他时，他张口就是“刘先生”，后来熟悉了之后才开始叫我的名字。直到我从芝大毕业到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之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恰好是阿伯特教授主编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寄来的对匿名评审人的感谢信，结果他在那封信的最后手写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思达，你现在可以叫我安迪（Andy）了。”不过，至今为止，我还总是叫他“阿伯特教授”。七年养成的习惯，哪有那么容易改过来呢？第一次进阿伯特教授的办公室，我就被里面摆放着的几千本书给震了一下，美国文科大学教授的办公室里书都不少，但像他这么多的还是不多见。有一次我问他：“这些书你全都读过吗？”他只是平静地点点头答道：“差不多吧。”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每本书都认真读的话，人一辈子最多也就读一万多本书而已，书再多的话就只有收藏的意义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现代社会里，其实前者比后者难得多。阿伯特教授的阅读范围很广，比如他虽然从没来过中国，研究的东西也和中国毫不相关，却读过两遍《红楼梦》，英文版和法文版各一遍，让他的中国学生们全都刮目相看。我一直觉得读过这几千本书已经足够多了，结果毕业前的最后一年，因为一次系里的活动去导师家里做客，才发现他的书房里居然还有另外几千本。对我来说，有一位真正读过万卷书的导师是件幸运的事情，更幸运的是，阿伯特教授是个对学生不怎么热情的人，他几乎从不和自己的学生合写文章，也很少过问学生的个人生活，但在学术方面却极为宽容，从不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是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研究社会学的各种可能性。不过说来也怪，我从在芝大的第二年开始，就鬼使神差地连着上了阿伯特教授的五门课，几乎占到了我在芝大所有课程的四分之一。这五门课中的两门是一对一的阅读课，也就是我自己定一个题目，再做一份书单，然后根据书单每周写读书笔记，再和导师讨论一个小时。因为我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法律职业，所以两门阅读课都是关于职业社会学的，两个学期读下来，让我不但彻底精通了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研究领域，而且找到了博士论文的理论突破口，也就是职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每年新博士生入学时，我都会建议他们在合适的时候找自己喜欢的老师上一两门这种“学徒式”的阅读课，因为它是寻找论文题目最好的方式。许多过来人都说，博士读的时间长了，人在很多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的导师，不只是学术观点，有时连发型、着装之类的都会被导师的品味所影响——所谓“为人师表”，或许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一直觉得芝大的很多教授都太孤芳自赏，对自己的学生也太冷漠，有只“教书”不“育人”之嫌。阿伯特教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每次和他谈话，都能感觉到他的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但很多学者的生存之道他并不会直接告诉你，而是让你自己在漫长而孤独的学术训练中慢慢领悟。当然，每次他偶尔谈起这些东西时，都会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天在他办公室里，不知怎么聊到了做学问所需要的基本素质，结果他说，做学问需要五样东西：马力（horsepower）、想象力（imagination）、做事情的意志（will to do things）、纪律（discipline）、忍耐力（perseverance）。五样东西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意志，很多“马力”十足却缺乏意志的人，都是做出一点小成果之后就默默无闻甚至最终改行了。迄今为止，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这个问题最有道理的话，上课时也经常讲给自己的学生听。说阿伯特教授不关心学生，其实并不恰切，他只是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罢了。比如我这辈子讲的第一节课，就是他给我提供的机会。大概是我博士第四年的冬季学期，选了他的一门叫作“行动与意涵”（Action and Meaning）的课——芝大的教授经常会开一些稀奇古怪的课程，比如这门研究生课，他似乎只讲过这一次，只有六七个学生——结果没想到，刚开学第一周，阿伯特教授年逾90岁的父亲就生病了，上课前一天晚上他从波士顿给我写邮件，说自己赶不回来了，因为我是班上年级最高的学生，让我代他组织大家讨论。我看到邮件后即兴奋又紧张，一夜都没睡好，把要讨论的阅读材料反复看了很多遍，好在第二天上课比我想象的顺利许多，同学们讨论得很热烈，气氛也很融洽。有了这次阴差阳错得来的教学经历之后，我的感觉就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以后无论在哪里讲课，都再也没有那样紧张过。阿伯特教授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一年四季都是西装革履，即使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学校里也要穿长袖衬衫，有时还会戴一顶草帽，很有复古范儿。我在芝大期间，只见过一次他略显邋遢的样子，那也是某个冬季学期的第一节课，阿伯特教授走进教室时，我和同学们全都惊呆了——平日里衣着光鲜的他，头发蓬乱着，而且留起了大胡子，瘦得像一个幽灵。然后，他如往常一样平静地告诉大家，他圣诞节之前被诊断出了癌症，刚刚做完手术。后来阿伯特教授告诉我，手术之前他很绝望，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写的那本大部头的社会理论书还能不能完成。幸运女神最终还是眷顾了这位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当代继承人，他的手术很成功，学术生命也得以延续。不过，后来他实在是太忙了，那本书至今都还没写完。我从阿伯特教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现在想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极其纯粹的追求。美国社会学界有很多思想十分激进的学者，他们做学问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知识本身，而是为了推动各种社会变革。阿伯特教授则恰恰相反，他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只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点保守的学者，甚至是一个超脱于世外的学术魅影，但事实上，人类知识的演进，少不了这样纯粹的学者。我并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他的学问和品位。03读书与行路上文提到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许多读书人的理想，而强调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则为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对于和我一样采用访谈、参与观察等定性（qualitative）研究方法收集数据材料的博士生而言，写完了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就可以有机会暂时离开学校，把自己放进“田野”（field）里呆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在阿伯特教授的督促下，我的开题报告第三年结束时就完成了，几乎是全系学生里最早的，不过我并没有马上飞到田野里，而是等了一年，一方面是因为全世界最好的法律实证研究中心之一的美国律师基金会（AmericanBar Foundation）给了我一个访问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我感到美国的社会学训练在理论方面有重大欠缺，想自己补一补欧洲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于是，那一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四个人身上：吉登斯、布迪厄、卢曼、哈贝马斯，认认真真地把这四位社会理论家的主要著作通读了一遍。也许有人会问，读这些抽象的大理论究竟有什么用？事实上，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也有很多人对理论不以为然，觉得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是方法，至于理论嘛，有各个领域的中层理论就可以了。但我一直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书有两种，一种是增长知识的，另一种是提高修养的，当代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属于前者，有点像快餐，看多了之后就味如嚼蜡了；而后者则是那些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虽然看似无用，对于培养学者的学术品味却至关重要。其实说到底，人一生所读的书，其中的知识十有八九是要忘掉的，而文化修养和品位的提高，却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社会学品味，基本上就是在那一年逐渐定型的，至今也没有太大变化。读了一些书之后，2006年夏天，我背起行囊回了国，开始了对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就开始了在中国境内11个省份的漫长旅程，因为研究经费有限，基本上是坐火车，那时候还没有高铁，从北京坐到广东要20多个小时，而且还是硬卧。后来我算了一下，那一年我一共在国内走了两万四千公里，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游山玩水，还是在火车上饱览了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行万里路”的愿望，我居然真的实现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中国社会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从小在北京长大，虽然偶尔也去外地旅游，但在这一年的田野调查之前，其实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这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致命的自负”——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不需要深入调查就很了解，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中国人研究中国，的确比西方人多了一些直觉上的优势，不容易犯低级错误，也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但就田野调查要做的工作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别。我在国内调查的前两三个月，除了在自己的家乡北京比较游刃有余之外，在其它地方都感觉和受访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莫名的隔阂，有时候即使他们很配合我的工作，我的问题也总问不到点子上。后来我反思了很长时间，终于明白是自己还对中国各地的司法环境不太了解，不能从受访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不能对他们的言谈举止感同身受。经过了一次次访谈的反复磨练，我在这方面终于有所进步，半年多之后，基本上无论到哪里都能游刃有余了。我离开芝加哥之前，阿伯特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十分精辟的话：“田野调查不仅是一个了解你的研究对象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你自己的过程。”那一年全国各地跑下来，我觉得自己的确成长了很多，也越来越明白内心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在象牙塔里读书的时候，总有许多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厚的想法，对自己研究的中国法律职业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价值判断，但经过了一年的调查，我不但真正理解了关于这个职业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且终于开始明白，作为一个学者，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割据的逻辑》一书中对现状的描述居多，而并没有提出太多预测或政策建议，这一方面是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使然（和经济学等学科不同，社会学的研究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进行预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在一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对于学者所能做的实践性贡献之有限性的深刻认识。坦率地讲，把中国法律职业的现状扎扎实实地解释清楚，比拍拍脑袋胡乱“开药方”要更有意义。04灯光，在隧道尽头从田野中回到象牙塔之后，我又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博士论文。算起来，从2003年跟阿伯特教授上阅读课时找到研究题目到2009年论文完成，再到2011年翻译修改后的中文版在国内正式出版，这项研究对我而言简直是一次“八年抗战”的艰辛历程。记得论文写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我每天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惧，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么事故，多年的努力就毁于一旦了。后来我和几位也在写博士论文的同学交流，发现他们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把自己二十多岁的宝贵年华奉献出来认真做一项研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计其数。所以，现在每当有学生向我咨询申请社会学博士（Ph.D.）项目的问题时，我都会给他们一句诚实的忠告：除非有一个研究题目，能让你热爱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在一种接近赤贫的状态下生活七年以上，否则就根本不要申请。我想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大学还没毕业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题目，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变过，七年的博士学习期间也几乎没有彷徨过。唯一的一次彷徨，是写博士论文时碰巧读到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时代四部曲”（国内译作《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我虽然算不上左派，却被这位历史学家笔下的巨大力量和美感深深震撼了，觉得社会学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永远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几乎有了改行研究历史的冲动。不过后来找工作时我的运气出奇的好，虽然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折腾了半年时间，但最终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教职，于是改行的想法也就被暂时搁置了。这几年来，我对写历史的兴趣有增无减，尤其想写1979－1989年间的中国法制史，如果以后真能有幸完成的话，还要感谢这次彷徨的经历。芝大每年开学时，阿伯特教授都要给他带的所有研究生写一封邮件，邮件的最后他总会提到，“灯光在隧道的尽头”（light at the end of thetunnel），然后告诉我们，今年又有哪几位师兄师姐博士毕业了。这个英文里很常见的比喻，用在博士生身上实在是恰切，因为这个隧道的确很长，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片黑暗，看不到灯光。而当日历终于翻到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离那多年来在眼前或隐或现的神秘灯光已经如此之近了。按照答辩惯例，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要先对论文进行讨论，而我则焦急地坐在那间博士论文室的门口，独自想象着，那扇紧闭的门后面，他们究竟在说着什么。几分钟之后，门打开了，阿伯特教授让我坐在离门最近的地方，赵鼎新教授和哈里代（Terence C. Halliday）教授分坐在两侧，而他自己则面对着我坐在窗前。这时他一副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吗？三十年前我在这里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让我坐在窗边，他说，万一你没通过答辩的话，可以直接从窗口跳下去。”一个多小时之后，窗口还是紧闭着，我如释重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阿伯特教授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香槟酒，四个人举杯相庆。那瓶香槟酒的瓶子，至今还保存在我家的客厅里。就这样，我活着走出了方庭。 作者：刘思达，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管理学季刊、网络 编辑：学术志收起

全惠星，在国内，可能爸爸妈妈们对全惠星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在这个名字的背后，是一位在美国和韩国都享有盛誉的母亲！，她用自己的方式震撼了世界，因为她将6个儿女全部培养成哈佛和耶鲁的博士。她家6个孩子的学业情况是这样的：大女儿，哈佛毕业，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博士，现任韩国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大儿子，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曾任马萨诸塞州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现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二儿子，中学获得美国总统奖;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和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三儿子，哈佛大学毕业后，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二女儿，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临床法学客席教授。小儿子，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和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获得了美术学领域的最高学位——MFA能够将6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哈佛耶鲁博士，她的教育方式也让很多人好奇，全惠星把自己的教育经验总结成了一本书，其中3个观点值得大家深思，其实做法很简单，但是做到却很难。让孩子自我成长在教育这件事情上，其实从来不应该是父母是高高在上的教育者，孩子是势单力薄的的 受教者。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家长只是引导者，但是，不是孩子人生的决定者。爸爸参与其中，不做大雁爸爸妈妈再全能，也不可能完美担任两个角色。爸爸角色缺失，孩子更依赖妈妈，这样的孩子会显得“柔弱”。如果爸爸在孩子的教育上角色缺失，妈妈也可以为爸爸和孩子搭起一座桥梁。沟通孩子对爸爸的期待，沟通爸爸对孩子未来的期许，通过一次次深入的交流，拉近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别用事业上的成功，弥补孩子教育上的缺失。妈妈绝对不要为了孩子牺牲自己成为母亲后的人生应该是完整的，而不是因为孩子被逼中断。孩子都喜欢有力量的父母。要想成为最好的引导者，我们首先要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并规划好自己的人生，始终成长，成为孩子的好榜样。有人可能会误解是不是不能成为全职妈妈？我想更合适的人生状态应该是：不管作出何种选择，都能让孩子感受到为人父母积极、向上的力量。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在孩子的一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身为家长，家庭教育应当怎样实施呢？之前也有很多家长问过这个问题，比如给孩子辅导作业，比如教孩子掌握生活技能，比如给孩子树立正确三观等等……这套《妈妈育儿三部曲》系列，就能够给为人父母的各位答疑解惑，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帮助他们走得更稳、更远。在作业面前，家长要做孩子的盟友，让家庭作业辅导变成温馨的亲子沟通。放了假，娃天天在你面前蹦跶，除了自己下手管还能怎么办呢？其实用对方法，就可以让你的孩子再也不抵触家庭作业，学习起来干劲十足！书中先介绍了孩子不爱做作业的原因，列举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技巧，全面解答了孩子做作业马虎、不想写作业、时间安排不当等各大难题。同时，书中也给出了科学详细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从而使孩子在妈妈的高效引导下，在愉快的帮扶氛围中，爱上写作业，并在爱写作业的良好带动下，最终获得学习上的进步。《聪明妈妈的技能教养方法》针对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采用技能教养方式，尊重孩子的心理与情感需求，注重孩子的成长体验，让孩子掌握技能，撕掉负面标签，更自由快乐的成长。相对于父母的训诫和说教，孩子们更乐意接受从故事里听到的道理。想要培养优秀的孩子，不妨尝试借助故事的神奇力量吧~点击下方商品页进行购买吧↓↓收起

在这两年的图书市场上，像《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作品的市场反响都令人瞩目。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这其中极少有作品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读者和媒体在归类时却习惯将它们都称为社会学作品，在前段时间，人们甚至讨论起了“终于轮到社会学热”。然而，这多少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真正的社会学研究其实反而极少能走进公共领域，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畅销的不过是“社会学选题”，而不是“社会学研究”。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人们感知、关注现实问题的需求和兴趣多了，一向在公共领域并不怎么有起色的社会学似乎就要火了，然而当今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并未做好准备。相比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规模和影响力都逊色得多。不过在如今高校的学科分类中，社会学无疑是人文社科领域最为重要的专业之一，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属于它的显著优势。我们今天说的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成果。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在国内高校曾被取消，学术传承遭遇断裂。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得以重生，迅速发展，然则，其历史也不过四十年。一门学科，两个时代。社会学在知识和方法上实现了积累，但是距离它在学科中本该有的地位仍有一长段路。能否回应现实，是否在研究“真问题”便是一种检验标准。而理解社会学的当下和未来，还得回到过去。大约十年前，在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陆远正在研究“早期中国社会学”。今年，他的博士论文以《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为题出版面世，书评君借此专访他，聊了社会学的发展、中断和延续。采写｜刘亚光回到早期中国社会学：从引入、建立到本土化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的一道分水岭。学术界一般将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学称为“早期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段，基本涵盖了社会学从西方被引入中国，并逐步建立起一门学科，最终学科发展遭遇打断的历程。社会学家袁方曾对1952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进行过一个梳理，在当时，中国社会学家的梯队结构已经构成了一个“三代共存”的景观。19世纪末出生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已进入学术生命的黄金时期，第二代社会学家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李树青等人，正迈入学术生命的丰收期，而在他们之后，1920年后出生的袁方、田汝康、史国衡等人刚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尚未在学术上做出更大贡献。对于第三代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学的取消使得他们在学术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刻即面临“有劲无处使”的命运。等到改革开放后，前两代社会学家许多人已经离开人世，他们又必须独自扛起社会学复兴的重担。李景汉（1895.1.12—1986.9.28），北京通州人，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著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社会学的取消同时也对前两代社会学家的研究事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以李景汉为例，在1957年的一次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中，李景汉提到了自己在学科取消后的曲折经历。他先到中央财经学院当机械学教员的助手，一个专长是社会调查的学者，另起炉灶去学习机械学课本，硬着头皮给学生辅导“多刀多刃”。结果下一学期，他又被调去给纺织教员当助手，“又从头开始了解棉花如何变成线，粗线如何变成细线，变成布，梭如何飞动”。过了一年，他又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在之后的时间里，负责的课程又屡屡遭到撤销，好不容易受领导指派去做一些擅长的社会调查，“把调查报告送给领导之后，连下文都没有了”。社会学的取消，对学者精力的消耗以及对学术传承的打击，也使得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命运进行反思显得更为重要。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这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作品，早在10年前，本书作者、现在已是南京大学教师的陆远在导师周晓虹的指导下，完成了本书的雏形——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以1940-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为例》为名的博士论文。陆远在跨入社会学之前，接受过多年的历史学训练，擅长史料的爬梳与分析。相较于其他研究中国早期社会学学术史的作品，《传承与断裂》侧重于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置于时代脉络之中，考察学术思想演变、学科体系发展、学者心路历程以及具体时代背景之间的复杂互动。《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陆远 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出版发行时间为2020年）。陆远在书中展示的几份大学的课表，正是这种学科与时代之间复杂互动的缩影。从1930年代的私立燕京大学社会学课程安排，到1957年社会学家们为恢复社会学合法性、努力适应当时的主流话语而拟定的《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自然科学课程的比例不断减少，强调实用性的课程比例不断上升，压缩着史论课程的比重。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开始统一设置高等教育课程标准、将高等教育纳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议程中后，对社会学服务国家的实用性的强调，就开始彻底压倒将其作为认识和批判社会的专业知识的主张。图源：陆远，《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变迁：基于六份历史文献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学被取消。彼时中国在高等教育模式上全盘学习苏联，强调培养“专才”的实用型教育。涉猎面广博又并不实用的社会学，也因此在中国和苏联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而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之间暧昧的关系，也使得其在50年代处境尴尬。不过，陆远也认为，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推崇，只是中国社会学的传承遭遇困境的一个“外因”。除此之外，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内部的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经常存在着种种尖锐的对立。而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社会学家的内部从心态到现实处境，也都出现了复杂的分裂。这些都对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命运产生了影响。此外，如果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看，社会学的困境或许也与其自身的学科气质相关。正如周晓虹在本书序言中所写，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先天地带有两块印记：“秩序”和“进步”。“事实上，正是由这一矛盾性格诞生出了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实用性：基于前者它具有先知的功能，对社会保有一定程度的批判锋芒；而基于后者它又具有牧师的功能，希望能够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们同情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在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眼中，社会学家成了“左派”，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渐进式改革的青睐与对激烈革命的敬而远之，又让他们在建国后很容易地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这种“左右”之间的两难，奠定了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曲折的基调。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陆远也提及，早期中国社会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其思想洞见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历程，也出现一些学科发展的内在悖论。例如，学科专业化与边缘化之间的悖论。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成熟首先需要从其他的学科中分离出来，此后需要确立自身的学科边界，提高专业化程度，并逐步建制化，而这个过程往往又会将一些重要的研究内容分化出去，使得原本整体的研究视野遭遇肢解，从而削弱了研究的解释力，让社会学反而边缘化。这一问题，费孝通在1948年就于《乡土中国》的后记中指出，可以说到了今天，这依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面临的一大困局。反思“断裂”，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也是在今天，重访这段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意义。—·—对话《传承与断裂》作者陆远—·—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江苏苏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教学研究之余，与周晓虹等创办和运营南京地区最大的深度阅读平台“群学书院”。01三代社会学家的局限和贡献新京报：你在书中大体上将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第二代比如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等，第三代则以袁方、田汝康等为代表，如果某一代社会学家大体上拥有一定的共性的话，你觉得这三代人分别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分别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费孝通（ 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生育制度》《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陆远：第一代社会学家基本上是将学科“中国化”的奠基者，在他们以前，社会学的专业化进程以在教会大学服务的“传教士社会学家”（这是香港大学黄绍伦教授提出的概念）和社会服务工作者为主要推动力量，他们有改善中国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基本价值立场，都无法真正让社会学在中国本土“扎根”，第一代社会学家主要做了把“外国传教士社会学”转变为“扎根中国的社会学”的工作。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更多是开疆拓土时筚路蓝缕的艰难，很少有蓝图可以参考，也少有领路人，一切都要自己创立，当然这种困难对于佼佼者来说，反而是一种机遇，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代社会学家中最出名的人物，都很有自己的创见和事功。第二代学者没有第一代那么好的历史环境，他们刚刚开始准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就遇到了战争，战争彻底改变了那一代学人的命运。对他们来说，能不能获得学术成功，有个人努力的要素，更有“运气”的要素。比如费孝通先生，某种程度上说是“因祸得福”，战争把他的老师吴文藻逼走重庆，也把他的团队逼到云南昆明乡下一隅，不过这对于费先生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遇，他带领团队在云南的系列研究，使之从一个年轻的学术明星一跃成为一群优秀青年学者的领袖，基本上预示了他在中国社会学界未来的地位。但是对大部分学者的学术生涯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对于第二代和第三代学者来说，更大的困境，或者说危机，是1949年以后学科地位合法性的丧失。不同的是，第二代学者在1949年以前基本发表了可以奠定其学术地位的研究成果，但是第三代学者失去了这个机会，没有等他们崭露头角，学科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专业背景又多少让他们背负了一种“原罪”，双重的打击使得原本就为数不多的第三代社会学人纷纷凋零。等到1979年学科重建以后，第三代学人大多已经过知天命之年，除了凤毛麟角的几位（比如袁方、田汝康）外，大多数人的学术生命早已在30年前终止了。而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来说，这种困境就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断层——关于这个断层与接续的问题，周晓虹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40位海内外华人社会学家口述史”对此有很多生动而深刻的反思，研究成果也即将出版。新京报：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被取消，不仅让许多曾经活跃的社会学家淡出了公众视线，也给他们留下了创伤的记忆。你在书中提到，这段特殊的历史，制造了许多“学术史上的失踪者”，但他们也成为了“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潘光旦。在讨论许多当代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重新被我们调用为“反思资源”，在你看来，类似的“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哪些？他们分别成为了怎样的“反思资源”？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著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图中左二为潘光旦。陆远：我在论文中用“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指代那些已经故去，但是仍对当下的知识界、读书界某些公共性的话题有影响的学者。以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为例，有些学者成为“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个人的人生际遇，可以作为研究20世纪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样本来加以观照，比如潘光旦先生。杨奎松教授利用北京市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不仅还原了潘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中后期十年间的坎坷命运和心路历程，也由此呼应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剧变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重要议题。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忍不住的关怀》尚未出版，但受教于杨奎松先生的一篇先行研究成果甚多。《忍不住的关怀》 ，杨奎松 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5月。还有一些是因为其本人参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即使在其身后，也无法令人忽视，社会学界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费孝通先生。我在论文中述及，40年代末费孝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有公众号召力的学者之一，最近读费老生前的助手张冠生先生记录整理的皇皇近百万字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到了八九十年代，费孝通更成为知识界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文化的自觉与更新，人类文明的走向与未来等议题的思考，其影响早已超出社会学界，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思想资源。《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 ，张冠生 记录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另外还有一类学者，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这种忽视可能至今依然，但是我们略一翻检就会知道，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前留下的思考印记，对今天依然充满启示，典型的例子是吴景超。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先生整理的吴景超文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这是这些文字在1949年以后首次排印公开出版，吴先生的这些文字都写于上世纪30、40年代，但是很多核心问题的探讨（比如城市化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思想主旨依然不觉“过时”。有意思的是，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这三位学者，在1946、1947年前后，彼此交往非常密切，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诗酒往还，虽然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有可能彼此抵触，乃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很相似，都属于对公共事务比较关心，有“入世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这种精神气质，就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不太一样。而不同的精神气质背后，是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自我期许，不同的价值追求又影响到他们各自的学术兴趣，环环相扣，这本身也很值得探究。《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吴景超 著，商务印书馆 ，2020年8月。02社会学的研究问题，碎片的，抑或整体的新京报：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划分了两类主要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内地汉人社区和边疆非汉人社区，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分别代表了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取向”和“民族学取向”，但又具有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基础。在书中，你提到，在吴文藻的“社区研究”那里，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其实是合为有机的整体。但日后这种“有机整体”发生了分裂，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分裂？对中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有怎样的影响？陆远：概而言之，这种“分裂”的过程，也就是学科专业化、制度化的过程。具体到中国社会学，吴文藻先生擘画的社区研究，是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他没有那种壁垒分明的学科界限，其中哪些可以看作社会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历史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民族学的研究，他不是这样看的，他关心的是中国这个总体，而不太在乎学科的分野。但是从那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这种不分畛域的总体视角逐渐式微。这中间又有两个阶段：（1）上世纪在50年代，基本上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力量迫使总体分裂，社会学只需要关心劳资、婚姻、人口等几个门类的问题；民族学只需要为民族甄别和民族团结工作服务；人类学只剩下体质人类学的一小块与古生物学之类结合，各管一摊，做具体的事务性的研究和工作即可；（2）改革开放以后，相关学科恢复重建，我们又面临着学术制度化、学科专业化的迫切需求，在竞争激烈的知识市场中，每个学科只有明确了自己的知识边界，才能获得更加“高效”的发展绩效。这就是今天社会学界很多人提出的问题：一个是学科间的壁垒很清晰，训练学生也是从告诉他们学科规范、门槛讲起，而不是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谈起；另一个是局部琐碎而深入，总体的观照薄弱不足，这其实是与社会学这门学科创始人孔德、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关怀越来越远的。当然，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反思学科壁垒的局限性及打破边界的可能性，最典型的就是沃勒斯坦领衔的古根海姆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努力。中国社会学界的反思与尝试，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为代表，也在不断精进。新京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后记中写了一段话：“孔德用社会学来描述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立场上来说，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了”。正如你刚刚提到，对于社会科学来讲，“专业化”的过程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分隔原本作为整体的研究视角的过程，比如作为“领域”的社会学会分化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专业化”是一个学科取得合法性地位的条件，但这个专业化的过程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学科的视角变得零星、碎片，缺乏解释力，使得学科边缘化。这个矛盾，不只是在你写的吴文藻、李景汉等人在几十年前的争论中存在，在当下的社会科学发展中，似乎也存在且变得更为尖锐了。你怎么看这个矛盾？有可能缓和吗？陆远：费先生从30多岁就体认到这个问题，从那以后，这个思考贯穿他的生命始终，直到他90多岁，不断地“补课”（比如重读罗伯特·帕克，重读布朗、马林诺夫斯基，重读中国传统典籍等），不断地与其他学者隔空对话（比如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与他论战的顾颉刚），都是围绕如何弥补专业化的缺陷这个问题展开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费先生晚年的16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不是突然蹦出来的，而是长期反思的结果，既可以看作费先生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期待，也是对社会学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大哉问”的回答。但是，在今天的绩效主义的学术管理下，谈“缓和”恐怕很难。03走向“公共社会学”新京报：你在书中写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化进程中，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的定位和自我期许，大致可以概括为“服务国家”与“批判现实”两类，前者以孙本文、陈达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吴景超、费孝通、潘光旦等为代表。前者无疑占据着当时社会学界的“主流”，后者则相对边缘。而在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中，不管在哪个国家，似乎后者天然都是处在边缘地位的，这使其往往缺乏资源。但如果使其接受更多的支持、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建制化，则又可能会有失去批判的锋芒。你怎么看待这种批判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悖论？我们有可能让布洛维所说的这种批判的社会学，在获得充分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得以发展吗？陆远：我在论文中，已尝试着借鉴布洛维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功能四个象限的类型学分析来进行解读。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更加细节，却很关键的问题，我的论文里其实解读的还很草率，还需要进一步的厘定。《公共社会学》，[美]迈克·布洛维，沈原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比如，所谓“主流”的问题，“主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何界定“主流”，要看以什么标准的来衡量。费孝通先生晚年说自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界不是“主流”，那时就国家化的学科体制内部分配资源，建立规范，取得话语权等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央大学是主流——因为它是国立最高学府，它的社会学系承担着类似今天学科评议组、教学指导委员会之类的角色。但是从更广泛的学术影响（特别是专业之外的影响力）而言，费孝通虽然年轻，但是到了1947年、1948年左右，已经是绝不能用“边缘”来形容了。再比如，所谓“服务国家”和“批判社会”的对立，实际上只是在战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大约两三年内，在社会学界内部表现得比较明显，而这时候，整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已经日益出现了“走哪条路”的对立，社会学人的行动，只是大的外部格局的体现，并不是说这种对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相反，实际上，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学者是将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对种种现实弊端的批评和专业性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后来被我定义为“技术专家”的孙本文、陈达，还是“批判知识分子”潘光旦、费孝通皆如此。所以，我在论文的界定只是一个相对粗糙的论述，但是它开启的思考，特别是对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的类型学分析，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如果再结合其他学科、其他类型的学人进行比较分析，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道路选择这个大问题的探讨，是有益处的。再谈到布洛维的主张，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批判性”本身往往就预示着它的“边缘性”，这没有问题，也无须多虑。但是布洛维的思想中，其实有一点我们今天关注得不够，就是他强调发扬社会学的“公共性”，无论议题的设置，参与的群体，讨论的路径等，都不应当仅仅是学术界自娱自乐的禁脔。现在历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提倡，方兴未艾，而社会学的主要议题，更是与公众紧密相关，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学公共议题的讨论，是社会学者在今天的职责，也是检验社会学者是不是在研究“真问题”的标准之一。新京报：你提到倡导建立一种“公共的社会学”，我也注意到你有在运营“群学书院”的公众号，进行学术的普及工作。在你看来，在当下社会中，建立一种“公共社会学”存在哪些阻碍？可行的路径又有哪些？陆远：上个月我看到公众号“北青艺评”发表的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文章题目是《终于轮到“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作者发现，近两年社会学类书籍在学界之外似乎在“悄悄升温”，《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社会学类作品，涉及的话题虽然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从作者采访结果看，学术界和出版界对这个问题显然有不太一致的看法。清华大学的青年社会学家严飞认为，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唯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因此他预测，社会学在不久的将来将取代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严飞 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1月。不过很多出版界的人士则表示，现在说“社会学热”有点为时过早。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因为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或者说，“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以上的访谈，我觉得非常形象地回答了在公众中普及社会学的潜在阻碍这个问题。至于可行路径，我觉得像清华大学的严飞、社科院的田丰等青年学者都在探索不同的路径，严飞老师是通过音频课程和相应的普及读物，扩大社会学的影响力；田丰老师则是通过社会学田野调查，揭示和解读最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他们的行动路径不一样，但背后的关怀是一致的，用严飞的话说就是：一要敢于做批判的利刃，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从这两句话，我仿佛穿越历史，依稀看见七八十年前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那一代学人的名山事业与道德文章，这或许也是中国社会学历经磨难依旧弦歌不辍的明证吧。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刘军。封面题图来自贾樟柯电影《公共场所》(2001)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延伸阅读“人”以外的事物，不要喧宾夺主 | 潘光旦诞辰120周年—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