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博士政治社会学专业目录

本文作者严飞，牛津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643464在作者看来，当下中国，无论是理科博士，亦或是从事社会科学的，除了本学科课程要求的读本外，会主动读书者，似乎凤毛麟角。这种弊端带来的，是“只有分析而没有联想，只有技术而没有文化，只有实证而没有批判，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结构、政治伦理、文化形态等问题也缺乏应有的信念和投入”，其结果就是，“专家没有了灵魂”，成为“一根筋”和“工具人”。本文收入作者评论集《学问的冒险》，原题《博士生们都在读什么书？》，经作者授权发布。博士生们都在读什么书？文严飞01博士生们都在读什么书？我一直都在好奇这一问题，是因为我发现至少在我接触的博士生里面，无论是理科博士，亦或是从事社会科学的，会主动读书者，似乎凤毛麟角。常理而言，学问做到博士阶段，这一路的书自然读得不少，对于挑灯夜读的读书之苦也肯定都有着切肤之痛的记忆，但倘若撇去所有因课程要求而布置的读本，因论文写作而参考的书目之外，仔细想想，又有多少杂书、闲书、枕边之书、无关痛痒之书、不务正业之书、信手拈来之书，会是我们这些博士生们因兴趣而发，主动去阅读的呢？前几日和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博士生聊天，当谈及他所攻读的管理学领域时，他可以就某一篇论文所阐述的观点侃侃而谈，但当话题移到某一社会议题时，他炯炯的眼神就会黯淡下来，不自觉缩在角落里，而难以将对谈继续。在专业学科领域，我相信我这位朋友定会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我总感到有小小的遗憾，遗憾他在人文底蕴和人文识见上的缺乏，而这根源所在，就是年少正好读杂书的黄金时期，阅读的时间都交给了专业的学科读物。其结果，专业知识突飞猛进之余，学养气质却无法跟上，那种对于文化的敏感、对于政治的关怀，以及对于忧患的反思，都会于潜移默化间欠缺下一份自省的批判意识。02所谓术业有专攻，系统而专业的学科训练自然是必须，但过分专注于某一单一学科的专业强化，特别是对那些需要自由思想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过分强调技术和职业化的训练而忽略人文内涵的拓展，其结果，就是李泽厚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过的“学问家出现，思想家退出”的学术走向。读书本该是一种心灵的活动、思想的激荡，然而在大多数博士生的长期“读书”生涯中，读书却并不是一件得其所趣，本该“乘兴而来、尽兴而返”的自得，反而演变成了一种机械式的摄取。等博士生们毕业后成为了学院里的教授，学问是有了，但知识结构却狭窄片面，只有分析而没有联想，只有技术而没有文化，只有实证而没有批判，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结构、政治伦理、文化形态等问题也缺乏应有的信念和投入，“专家没有了灵魂”（韦伯语），那就会成为“一根筋”和“工具人”。03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米尔斯就十分厌恶那些只具有“技术专家气质”的社会科学家。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曾毫不客气地指出：那些“缺乏人文修养的人”，那些“非萌生于对人类理性尊重的价值指引了他们生活”的人，属于“精力充沛、野心十足的技术专家”。在米尔斯看来，人文精神和价值信仰是激发社会科学之想象力、“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的关键。而现今，“科层制的气质渗透入文化、道德和学术生活领域”，这种实用主义横行、功利主义作怪的状况是社会科学的重大灾难，技术专家式的学者们因其实用性取向不仅远离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也远离了社会学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米尔斯的批判并不仅仅于局限于社会学，当我还在香港的大学里工作的时候，就曾深感到米尔斯笔下所谓的“科层制的气质”对于思想、理念无孔不入的侵袭和束缚。我所在的学校每年最自豪的成就，就是在泰晤士全球高校排名榜中又前进了几位。指标压力之下，博士、教授们都成为了论文生产线上的机器，一项课题可以就其中几个变量的异同颠来倒去翻炒出好几篇论文。更为甚者，这条论文生产线也讲究专业化分工，在某一社会科学系，有位副教授最为擅长统计运算，被奉为镇系之宝，因为系里但凡有其他教授的论文牵涉到复杂的统计分析，就好像装配某一重要零件一般，都必须交给他来做。他每年也因此会发表十几篇学术论文，但迄今鲜有一篇具有影响力和创新力。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僵化，正是得囿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而忽视了人文底蕴这一本为内核的因素。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人文修养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强调知识自主性的分量，是因为我更加看重学者的公共责任。在我看来，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他并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学科之内，他也应该是一个行动者，应该关心政治，具有文化上的敏感，同时将自己的思想力投入到社会议题之中，去参与、去批判、甚或去改变社会运行的可能性，从而带动起大众，或者说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认知和思考。这一过程中，一个具有良好人文底蕴的学者，必然会秉承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而不委身于某一利益框架之下，“只有到那时，社会才可能是理性和自由的”（米尔斯语）。《学问的冒险》严飞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透过对海外求学经历的体悟，对中美教育实践的观察，以及对学院体制的反思，严飞提醒我们，社会前行的目标首先是道德，其次才是政治、经济和技术。在本书收录的三辑文字中，严飞从个体求学的苦恼与挣扎、前辈学人的立意与风范、学院教育的成功与失败、社会制度的规范与引导等侧面出发，展现出了一位年轻学人对智力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正义的关怀。身为80后青年学人，严飞的文字展现了一位年轻学人对智力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正义的关怀与思考。作者严飞，任教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先后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长期为报刊媒体撰写文化评论、政论时评及书评，载于《凤凰周刊》《新民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明报》《书城》等报刊媒体。著有《还君明珠香港琐谈》《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特别鸣谢江苏省慈善总会郑钢基金收起

应该是北京大学。下面是他的简历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3231623539与方法、城乡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6年秋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0—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1945—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198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人类学教授。1978－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1980—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同年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聘为客座教授。1982—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名誉所长。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聘为荣誉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1989年被香港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1993年被授予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被授予麦格赛赛奖，以表彰他在中国成功地将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北京大学收起

社会学专业不考数学，有些学校要考社会统计学，可能会有一点数学的知识国内社会学本科、硕士、博士点大全（2006最新版）硕士点东北区：吉林大学、沈阳师大、哈工程、哈工大、内蒙古师大、吉林工学院（长春工业大学）、东北师大、吉林农业大学、黑龙江社科院、东北财经大学、黑龙江大学华东区：安徽大学、福建师大、苏州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大、福州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大、南航、河海、南理工、南农（与江苏社科院联合培养）、上海社科院、安徽师大、江苏省委党校、上海财经大学、江西财大、中国海洋大学、济南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区：湖南师大、华中农大、华中师大、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郑州大学、中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北区：山西师大（与山西社科院联合培养）、山西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中央民族大学、北师大、人大、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央党校、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河北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华南区：中山大学、广西师大、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西北区：陕西师大、兰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民大、西北大学、西北师大、西安交通大学 西南区：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社科院、西南大学（原西南师大）、云南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备注：1、以上截止2006年1月25日教育部“第十批学位授权学科名单”公布后，其中不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因其代码非030301），共计87个招生单位，全部仔细核对过，尽请放心使用。（其中，红笔标注的是本次新增点，明年首次开始招生，可能会好考些；兰笔标注的是有博士点的学校，实力一般来说比较强些） 2、博士点共16个，它们是：北大（1985、批准年限，下同）、社科院（1985）；人大(1993)；南大（1996）；南开（1997）；中山（1999）、上海大学（1999）；清华（2001）、武大（2001）、吉林大学（2001）、华中师大（2001）；复旦（2005）、厦大（2005）、华东理工（2005）、华中科技（2005）、河海大学（2005）3、博士后流动站6个，它们是：北大（1988）；社科院（1998）、人大(1998)；南大（2003）、南开（2003）、上大（2003）4、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大，2000）、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人大，2000）5、国家重点学科：北大（1988、2002）、人大（2002）6、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分别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人事部负责在全国学术单位内评选，故包括社科院系统；而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重点学科则由教育部负责评选，且仅限于高校系统（含党校，不含军队院校），社科院系统不参加，故不能认为此两项指标北大、人大优于社科院社会学所（当然，反之亦不成立）。本科点情况1、 本科点：共计72个东北区：沈阳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北华大学、吉林农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东区：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安徽大学、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南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华中区：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中南大学华北区：山西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广）、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华南区：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学院、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海南大学三亚学院西北区：新疆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南区：贵州民族学院、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成都理工学院参考资料：http://www.cnky.net/forum/viewthread.php?tid=212060收起

严格说来，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并不是一个学派，面是对欧美等国持不同于美国经验主义研版究立场权、坚持以批判的现点和方法进行的研究的总称，是不同现点、不同方法的集合体。所谓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实际上囊括了西方 各种涉及到传播问题的具有批判倾向的理论研究，它涉及到哲学、社会学、 语言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各个层面的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学的批判 研究的代表性流派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女性 主义的传播研究、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传播研究等。收起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3234323634导人，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10年11月，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重视学校教育的家庭，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1928年，费孝通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 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当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王同惠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出外寻求支援，不幸溺水身亡。费孝通伤愈后，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 1936年，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44年，费孝通访美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收起

不歧视，主要看考试成绩说话，还要看面试成绩；当然，如果两者差不多的情况，可能名校的会占点优势。下面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师资情况，及其研究领域，特供你参考：姓名 职称 毕业学校及学位 研究领域=============================================================================程文浩 教授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公共治理，公共管理，创新楚树龙 教授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 国际战略问题，美国政治与外交，中国外交及安全战略研究崔之元 教授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国有改革与民营化，宏观经济政策，体制改革邓国胜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公共组织问责，绩效与能力建设，非营利组织管理韩廷春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计量经济学胡鞍钢 教授 中国科学院博士 国情研究与公共政策刘庆龙 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公共关系，电子政务，社区管理孟庆国 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管理与创新，电子政务，能力与绩效管理彭宗超 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 公共政策，运作，危机管理，比较政治齐 晔 教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 资源环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施祖麟 教授 清华大学硕士 区域与城市发展，能源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苏 竣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 公共科技政策、公共政策与管理王丰 教授 密西根大学博士 人口与经济、社会保障、社会不平等 王 名 教授 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 NGO，公民社会与治理，CDM与环境治理王庆新 教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 东亚国际关系与政治，儒家政治思想王有强 教授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美国俄亥俄大学博士 公共经济学、治理、领导力巫永平 教授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 与市场，产业政策，地方与经济发展薛 澜 教授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 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与创新政策，危机管理杨燕绥 教授 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 组织与治理，社会保障，薪酬理论殷存毅 教授 南开大学博士 两岸经济关系，区域发展与政策于 安 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 行政法（社会行政法，行政应急法）于永达 教授 吉林大学硕士 国际经济理论与公共事务，集聚优势，领导学俞 樵 教授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 金融体制 ，公共金融，社会发展陈玲 副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科技与创新政策；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政策制定过程研究过勇 副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廉政建设、公共治理、行政体制改革贾西津 副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 公民社会与治理，战略管理李保明 副教授 山东大学博士 两岸经济关系，产业链与区域发展，博弈论李应博 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 产业政策，区域发展与两岸经济关系梁 正 副教授 南开大学博士 科技政策，国家创新系统，研发全球化刘求实 副教授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 非组织管理，事业单位改革刘志林 副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城市规划与管理，住房政策，区域经济发展孟延春 副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 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城市治理沈群红 副教授 南京大学博士 人力资源，知识管理，组织变革与领导力王亚华 副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水政策与管理，中国国情研究熊义志 副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公共领导力，国情研究，知识经济与公共政策杨永恒 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博士 绩效管理，公共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殷成志 副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 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管理戴亦欣 讲师 美国锡拉丘斯大学博士 科技政策，新能源政策，研究方法曹峰 讲师 美国锡拉丘斯大学博士 公共治理与组织、财政与发展政策梅赐琪 讲师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比较政治学和中国政治，职能转换、干部管理体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汝鹏 讲师 清华大学博士 科技与创新政策，科技管理，公共政策过程，新能源政策魏星 讲师 清华大学博士 公共财政、区域经济张楠 讲师 清华大学博士 电子政务与管理创新张严冰 讲师 英国设菲尔德大学博士 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郑振清 讲师 北京大学博士 比较政治与政治社会学、台湾政治发展、两岸政治经济关系周绍杰 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劳动经济学，公共财政，区域经济周源 讲师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科技政策、技术创新与管理收起

社会学国内最好的在北京，社科院的社会学所和北大最好，其次，人大，再则好的大学比如：南京大、清华、中山大、厦大、南开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等。1、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可以分为应用型方向和理论型。如果说到实用性，应用型强一些。2、三农问题被重视后，乡村社会学日益成为社会学的显学，在国内农村社会学方向许多学校都有，而且占据重要位置。本科阶段主要是多读社会学经典著作，学好研究方法，打好基础。同时最重要的是找寻自己的兴趣点，也就是对哪个问题比较感兴趣，了解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动态。然后以此问题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3、社会学在国外是显学甚至是基础学科，如果能出国学习，那么是很好的。现在985高校，211高校都有出国的项目。美国、英国都是社会学比较不错的。4、如3所说，近年来，尤其985高校都有出国的机会和名额，早些准备，争取出国。5、论文的方向就是选题一定要自己感兴趣的，其次因为兴趣去了解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然后选择切入点作为论文题目，当然选题一般是细化，比如农村问题，问题太多，不适合作题目，假如能细化成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等这样就把题目明确了。范围小，便于深入研究。只是举个例子。题目很多很多。6，社会学方向:社会心理学（中山杨中芳《心理学系》、南大周晓虹，翟学伟、人大沙莲香、南开乐国安，北大方文，按实力排序，下同）、社会学研究方法(南大风笑天、北大郭志刚、林彬；陈向明《北大教育系》）、经济社会学（北大刘世定、社科院社会学所李培林、武大周长城、南大汪和建，宋林飞、中山丘海雄，王宁、吉大刘少杰）、组织社会学（北大刘世定，丘泽奇、社科院李汉林、人大于显洋、武大刘祖云、上大李友梅）、城市社会学（中山蔡禾、华东师大陈映芳）、社会政策（人大郑杭生、清华李强、南大宋林飞、北大丘则奇、南开关信平）。 其余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农村社会学（华中师大政治系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贺雪峰，吴毅，徐勇、社科院社会学所陆学艺、折晓叶、南大宋林飞、清华仝志辉、川大袁亚愚、湖南师大于建嵘、华东理工曹锦清）、政治社会学（北大张静、中国政法应星、华中师大政治系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人大景跃进《国关院》、厦大胡荣）、法律社会学（北大李猛；朱苏力，强世功，赵晓力，郑戈《北大法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梁治平、中国政法应星）、社会学理论（北大李猛，李康、社科院渠敬东、苏国勋、霍桂桓、中国政法应星、清华孙立平、南大成伯清、山大林聚任、吉大刘少杰）、社会分层（清华李强、人大李潞潞、北大王汉生、社科院）、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北大王思宾、复旦《与香港合作》、华东理工徐永祥、厦大张友琴）、婚姻、家庭与性社会学（社科院李银河、人大潘绥铭、北大杨善华、南大风笑天、上海社科院徐安琪、天津社科院潘允康、上大刘达临）、科学（知识）社会学（南开刘郡郡，赵万里，社科院黄平、北大郑也夫）、中国社会思想史（南开王处辉）、休闲(生活方式）社会学（哈工大王雅林、武大周长成、中山王宁）、发展社会学（清华孙立平、社科院景天魁，李培林）。 7就业方向：a.高校、党校、社科院系统；b.政府机关，特别是民政、劳动、计生委、共青团、政策研究室以及各级政府部门附设的研究所；c.各类公司、银行的人事，市场部门、管理咨询公司、文化新闻出版单位；d.出国。 其中，a需要博士学位，高校轻松稳定，有时间在外兼职，弄得好的话收入并不少，可与外企比肩（博士毕业两年就是副教授了，年薪4万多，加上兼职收入，一年6-8万是有希望的）。b要考公务员，竞争激烈，成败难料，属可遇而不可求（普通公务员年薪5万左右，处级以上大幅度增加，但提拔很难，除非你朝中有人）。c收入很难讲，一般好的外企员工年薪8万左右，升职后更高，但很辛苦，稳定性差，风险较高。d.考GRE，可以试试。这里面，a,c,d都要名牌大学，b不一定。国内的会不会不太受重视或者意识形态性太重？社会学（社会学类5大专业介绍及就业分析）是从社会整3337626137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学科最初得名于孔德，经过K·马克思、H·斯 宾塞、E·迪尔凯姆、M·韦伯等学者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有独立研究对象、理论、研究方法和范式的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结 构、人口变动、民族、城市、乡村、社区、婚姻、家庭与性、信仰与宗教、现代化等领域。1913年沪江大学创立了中国大学第一个社会学系，沪江大学建立的“沪东公社”是社会工作服务的前身，1952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并入华东师大，为该校社会学的发展播下学术种子。从1913年到2013年，从沪江大学到华东师大，中国的社会学历经百年风雨，迎来了繁荣兴旺的新时代。 　　中国十大社会学系！1、北京大学社会学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现在，老大的位置不可动摇。一代社会家费老健在，其培养的青年学者二李更是年轻有为。但其也出现许多问题，学术风波、系所矛盾的后遗症等等。2、清华大学社会学重建于2000年，年轻而有活力，发展潜力巨大。其对学术的追求让中国其他大学的社会学汗颜。超越人大只是时间上的问题。3、人大社会学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风范，又红又专。知识权力论的实验场域。4、南开大学社会学新中国社会学的“黄埔军校”，曾经辉煌一时，但与天津一样，没跟上形势。最近几年有所觉悟，主动去北京寻求社会资本。5、南京大学社会学江苏社会学老大的，曾经要赶超北大，宋走了后，不思进取，在国内的地位有所下降。文章可以经常看到。6、上海大学社会学上海社会学老大，因为其有博士点，但复旦社会学表示不同意。与北大联系密切，但毕竟不是北大。7、复旦大学社会学社会学老师收入较高的社会学系，谁说学社会学赚不了钱，去复旦学社会学！ 8、武汉大学社会学 ---- 挖来不少人，实力大增。9、中山大学社会学 ----- 人类学比较出色。10、吉林大学社会学 ----领军人物较出色。收起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对其哲学分别做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角度的解读内。由于马克思学说涉及领域之容广，使得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分别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对其进行阐释，因此还可以根据学科分工考察其内容。“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收起

博士和博士后有什么区别？看完长见识了收起

　　常理而言，学问做到博士阶段，这一路的书自然读得不少，3332643236对于挑灯夜读的读书之苦也肯定都有着切肤之痛的记忆，但倘若撇去所有因课程要求而布置的读本，因论文写作而参考的书目之外，仔细想想，又有多少杂书、闲书、枕边之书、无关痛痒之书、不务正业之书、信手拈来之书，会是我们这些博士生们因兴趣而发，主动去阅读的呢？　　　前几日和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博士生聊天，当谈及他所攻读的管理学领域时，他可以就某一篇论文所阐述的观点侃侃而谈，但当话题移到某一社会议题时，他炯炯的眼神就会黯淡下来，而难以将对谈继续。　　　在专业学科领域，我相信我这位朋友定会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我总遗憾他在人文底蕴和人文识见上的缺乏，而这根源所在，就是年少正好读杂书的黄金时期，阅读的时间都交给了专业的学科读物。其结果，专业知识突飞猛进之余，学养气质却无法跟上，那种对于文化的敏感、对于政治的关怀，以及对于忧患的反思，都会于潜移默化间欠缺下一份自省的批判意识。　　所谓术业有专攻，系统而专业的学科训练自然是必须，但过分专注于某一单一学科的专业强化，特别是对那些需要自由思想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过分强调技术和职业化的训练而忽略人文内涵的拓展，其结果，就是李泽厚在20世纪90年代曾提出过的学问家出现，思想家退出的学术走向。读书本该是一种心灵的活动、思想的激荡，然而在大多数博士生的长期读书生涯中，读书却并不是一件得其所趣的事情，反而演变成了一种机械式的摄取。等博士生们毕业后成为了学院里的教授，学问是有了，但知识结构却狭窄片面，只有分析而没有联想，只有技术而没有文化，只有实证而没有批判，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专家没有了灵魂(韦伯语)，那就会成为一根筋和工具人。　当我还在大学里工作的时候，我所在的学校每年最自豪的成就，就是在泰晤士全球高校排名榜中又前进了几位。指标压力之下，博士、教授们都成为了论文生产线上的机器，一项课题可以就其中几个变量的异同颠来倒去翻炒出好几篇论文。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僵化，正是得囿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而忽视了人文底蕴这一本为内核的因素。　　　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他并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学科之内，也应该是一个行动者，应该关心政治，具有文化上的敏感，同时将自己的思想力投入到社会议题之中，去参与、去批判、甚或去改变社会运行的可能性，从而带动起大众，或者说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认知和思考。这一过程中，一个具有良好人文底蕴的学者，必然会秉承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而不委身于某一利益框架之下，只有到那时，社会才可能是理性和自由的。收起

大多数人到了老年，都在慢慢地享受退休生活，但是仍有不少老人克服身体和年龄的重重困难坚持学习，她们去学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身体力行地向学校里的年轻小辈们展示了什么叫“活到老学到老”。出于对最新科技知识的渴求，澳大利亚一位八旬老人开始攻读博士学位，选择的专业与人工智能相关。挑战：85岁老人研究人工智能澳大利亚85岁的老人安·斯科特受过良好的教育，1966年她在墨尔本大学获得了科学本科学位，1980年，在同一所大学完成了教育学硕士课程。安·斯科特担任科学和数学教师多年，直到退休。她养育了三个子女，其中两个儿子都拥有高等学历。虽然已经85岁了，但是安·斯科特并不满足现状，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非常渴望了解最新的科技知识，也希望给退休后的老人们做一个榜样，告诉大家，终身学习是可以做到的。”她说：“很多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住进老人院了，有的每天无聊地打发时间。可是我却认为，大脑如果不用就要废了，只有继续使用才能保持灵敏度。我认为，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并不意味着要与世界脱节。我现在去攻读博士学位，这是抵抗衰老的灵丹妙药。”说到做到。安·斯科特进入了斯威本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竟然是与人工智能有关：“我听说，人工智能设备未来将能做很多工作，甚至会代替人类，那我何不现在就弄个明白呢！我希望了解人工智能改变人类生活的潜在价值以及我们如何能够与智能机械合作提高生产力。”安·斯科特本来担心她要继续深造会遭到家人的反对，没想到却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全家人都一致表示，等她读博成功，都会出席她的毕业庆典。受到鼓励的安·斯科特对儿子们说：“你们能做到，我也能！”谈到学习时，安·斯科特说：“我正在学习一种软件，这是一个专业的企业知识管理与协同软件，它像是把两条河融汇在一起，帮助我了解人类与机器人如何能并肩工作，来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她预计在2022年完成论文，戴上博士帽。突破：八旬老人进入新专业学习加拿大老人阿尔玛·科乔韦克进入多伦多约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因为是该大学年龄最大的硕士学生，所以备受瞩目。她在2017年获得“性别和女性研究”学位时只差几个星期就年满90岁了。阿尔玛说：“我的朋友们都有学位，其中不少是硕士和博士，我一直也想完成我的那一个。”于是，在丈夫2011年因癌症去世后，阿尔玛重新回到校园，和其他学生一样住在了学生宿舍里，她说：“和同学们在一起，我也变得年轻了。”继续学习是阿尔玛长久以来的目标。早在1978年，她曾经进入约克大学学习临床心理学，但是因为家庭和生意上的责任，不得不暂停下来，没有想到一拖就是几十年。在此期间，阿尔玛在上世纪70年代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协助加拿大女性找到工作职位，并且提供业务咨询服务。正是由于关注女性社会角色以及女性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现象，她才选择了学业主攻方向，旨在帮助女性走出她们多年来所面对的各种困境。阿尔玛用最快的速度学完了原来的大学课程，然后立即进入新的专业。一位曾经给阿尔玛上过课的教授说：“阿尔玛给我的课堂带来了非常有价值的想法和观点，她和同学们分享心得经验，也毫不掩饰自己曾经的困惑和挫折。阿尔玛讲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充实了我的教学和课堂内外的讨论。”阿尔玛也承认，她的专业是很有挑战性的社会问题，多年来根深蒂固，即使在今天也不是能够很容易改变的，但是她会用全力去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她非常珍惜在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也很感谢很多相关的研究为后来者开辟了新路。不过，她感到最麻烦的还是掌握电子技术有困难。有一次，她正在写论文，电脑却坏了，手足无措的阿尔玛凌晨三点钟打电话找人修理，“那一天我实在尴尬极了”。励志：90岁老人拿到学士学位今年5月，在美国伊利诺伊东北大学，90岁的老人鲍勃·德怀尔穿长袍戴方帽，和其他同学一样走上台领取了本科毕业证书。他是该大学历史上最年长的毕业生。鲍勃的9个子女和18个孙辈出席了毕业仪式，见证了老人的成功。鲍勃出生在芝加哥，1946年从军，当时距离他高中毕业只差8天。1948年退役后，他进入了伊利诺伊州的莱特州立大学，两年后转往芝加哥教师学院，因为他当时的计划是日后当老师。鲍勃一共只在学校学习了三年便退学开始工作，他在钢铁行业一直工作到退休，不过一直没有放弃当老师的愿望，退休后志愿到中学里教授英语、西班牙语。在妻子去世后，他再度走进了大学校园，一方面为了排解伤痛，另一方面也是想完成心愿。鲍勃报名进入伊利诺伊东北大学继续学习。鲍勃说：“我完全了解自己的生命进程，我会轻松对待。我在学校里学习了很多课程，如哲学、社会学、地理、教育学和政治学等。在学校里，需要不断努力思考，不停地与人交流，这些都使得身体和思维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这是老年人最需要的日常状态。”鲍勃自豪地说：“我的子女们都有高等教育学历，他们中有硕士和博士，现在轮到我了。当初我刚坐在教室里时，整个房间里的人都奇怪地望着我：‘这个老头来干什么？’不过，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对我非常支持，让我很开心。”大学里的教授们普遍认为，鲍勃·德怀尔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对其他人帮助甚多，他刻苦的学习精神也激励着其他同学坚守信念，努力完成学业。钦佩：94岁老人最佳成绩毕业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一项数据显示，全国大约2000万大学生中，大约6.7万人为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不足1%。在得克萨斯州，65岁及以上老人可免费在公立大学读最多6个学分课程。94岁的老人艾米·克拉顿2017年夏季完成了在南新罕布尔州大学的网络英语和写作创作课程，以全A的成绩毕业，成为该大学里最年长的本科毕业生。艾米仍在攻读硕士学位，也是该学校最年长的硕士学生。她的主攻学科是英语和写作创作。艾米老人说她早在1962年就被位于美国加州洛思阿图市的山麓学院录取，开始了大学生活，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毕业，就因为离婚和要照顾四个孩子，不得不放弃学业进入职场，赚钱养育子女，一晃大半生过去了。艾米喜欢阅读，一直坚持下来，她说：“随手拿起本书，静下心来认真阅读，总能扩展知识面，丰富自己的人生。”艾米老人热爱写作，她利用空闲时间写了很多诗歌，并且还在写儿童故事书，已经有一部获得出版。不过，艾米一直梦想能够拿到久违了的大学学位。93岁时始终都保持旺盛学习能力的艾米，努力掌握了远程网络学习的方式，下决心完成自己的本科课程。老人学得非常投入，所有课程都取得了最佳成绩。在她毕业时，南新罕布尔州大学的校长保尔·勒布朗专程前往老人目前居住的夏威夷，亲手为她送上了毕业证书，祝贺她在离校50多年之后，最终达成了心愿。艾米目前仍在这所大学攻读硕士课程，她表示：“我不能看着电视，等着‘那一天’的到来。我觉得电视里什么都没有，我也不爱看无聊的肥皂剧。我坚信一个人能够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永远都不会太晚。”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温玉顺流程编辑：TF011收起

“性学”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总感觉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学问，并且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现代讨论这些估计有人听到都会有些许的不好意思，在古代不是尴尬，而是根本就没有人去谈论这些，封建的思想是不允许有人去谈论这个的，在近代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等等之类，但是性学家可能是少之又少吧，这个人可以说是民国第一网红“性学”博士，干的事情是超前100年，是真正的牛人。就算是在现代，性学这个词总是被人想的比较污秽，听着都会脸红，所以很少有人去大力的宣传性学，因为它的敏感性，所以宣传的难度也挺大的。而这个民国牛人张竞生，他在中国最早提出了风俗学的理论，可能很多人对他都不是很熟悉，他在中国最早发表人体裸体研究论文，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算作是一股思想逆流了，没有人敢去谈论这样的话题，可他做到了，他的名字是受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原名张江流，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进化论的启发，使他对人体和性学当面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张竞生在武昌起义中救过汪精卫，他还参加了中国同盟会，跟随孙中山闹过革命，他还是北大的教授，留法的博士，哲学家。他的头衔太多了，所以他的言论在当时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都对他的勇气和才华大加称赞。在那个年代，他还提出了计划生育，还在一个民众教育没有普遍的情况下，提出这个理论估计没多少人能懂，更不用说实行了。在那个年代，很多理论都没有什么可行性。他在国外留学后受到了西方的先进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对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欲和社会学。这跟当时的很多留学的中国人一样，西方的理论都是非常先进的，当时中国人基本上都学习西方的知识，张竞生在广东报纸上发表了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还在当地的学校招了大量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要知道当时女子都是有单独的学校，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突破了。更厉害的是，他还开设游泳课，这代表什么？游泳课是要穿泳衣的，在当时可是被认为是非常不雅的，有伤风化，所以他被守旧势力送了个绰号“卖春博士”。1925年，张竞生的作品《性史》发表，受到了很多人的抵制，认为这有伤风化，这个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潮流相悖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耻于谈论性学，但是只有少数的人赞扬了他的行为，林语堂评价他，有着坚强的意志，敢于冲破旧礼教的藩篱。陈平原说他开启了一个新的中国现代史；鲁迅对张竞生的理论是敬佩有加，认为这一言论的发表经历了重重困难。张竞生先生没有对外界的任何评价而动摇自己的信念，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理论。就因为他的思想与常人有非常大的差别，他的感情史也是非常的特殊，他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爱情观的影响，在17岁时，由于父母的强烈要求，他娶了一个不熟悉的女子结了婚，但是在不久后女子就因病去世了，两人也没有子女。后来去留学之后，崇尚恋爱的自由，后来与与一女子成婚，育有一子，后来感情出现裂缝，后来离婚。张竞生不管在什么时期他都没有动摇过自己所推崇的言行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心系社会，他目光长远，对研究计划生育的他提出了重要的个人见解，他觉得不能没有节制的生育，必须实行计划生育，人口的过度增长不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多大影响，可能坏处还是多余好处的，所以他不顾安慰，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没有多久，可能有些言论会被认为是与资本主义相关，向毛主席上书，写了上万字的建议书。但是没有被接纳，建议书被退回，虽然这个建议在当时没有被接纳，但是在后来的中国还是实行了计划生育，这可以看出来张竞生老先生的远见，感觉他不像是那个年代的人。他的理论在生前没有被人采纳，直到现代，人们才真正的去接纳他的理论，才懂得老先生在那个年代的苦。1970年，张竞生老先生在写笔记时突发脑溢血去世。性学第一人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他的言论超越了时代，估计超前了一百多年。收起

来源标题：终于轮到了“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在您家书店，社会学的书卖得怎么样？比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当记者把问题在线发给几位书店经营者时，两天无人回复。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学书籍悄悄升温。除《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还有《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它们涉及的话题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在当当网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评价数多达4265条，《我的二本学生》评论数是1554条，《过劳时代》是2917条。在出版圈，一般会将当当网评论数乘以三，推测其销量。不仅在出版业，在网上，与社会学相关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引发“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日常在看数仅2000左右的公号上，发表不到半天，在看数便刷到2.1万。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社会场景空前丰富，这为社会学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学书曾掀起波澜，那么，随着经济增速日趋常态化，社会学书会不会成为新的热点呢？终于，记者等到一位书店经营者的回复：“我们好像没有这本书……我查查，回头进两本。”记者：“是不是没人关注这类题材？”得到的答复是：“貌似是。”经济学已主导40年该轮到社会学了“我个人有一个推测，未来10—20年，社会学也许会成为热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家严飞说，他的新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刚刚面世，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社会学通识书。在严飞看来，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称“经济学沙文主义”，即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惟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为例，虽然它们更多只是现象的白描，却让读者们感同身受，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个人的困境。只是普通人熟视无睹，觉得与己无关，而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它们与己有关。再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资本的力量下，外卖骑手们为挣更多的钱，只好牺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实，同样被“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许多普通人。近10年来，公众对社会学的关注正日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严飞认为，经济学作为主导，已持续了40年，社会学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后政治学又会替代社会学，成为新主导。判定“社会学热”尚早可能只是“非虚构热”“社会学热”真的会来吗？资深出版人杨晓燕表示应慎重。作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等书的策划者，她说：“每本好书都是独立的，很难笼统地说是‘社会学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受关注，主要是它题材好，抓住了时代脉搏。现在许多议论太大而化之，比如说现在没人读纸质书了、纸质书不好卖、网络阅读冲击了实体书阅读市场等，都是泛泛而论。我的感受是，任何时候，有好选题，就会有畅销书。”杨晓燕认为，“社会学热”需突破两个瓶颈：首先，相比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只是一个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例，媒体轮番点赞，可从销量看，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畅销书。其次，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在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过劳时代》《格差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销量最佳。杨晓燕表示，这体现出读者的某种进步。她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关注《明朝那些事》等戏谑性历史书，他们更喜欢看严肃的历史书，但要写得好看，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延伸出严肃话题，这倒是目前确实存在的趋势。”“做出版就像矿工，不太关注大的风向，只是埋头挖掘好的题材、好的作者。”做社会学书，杨晓燕认为是一个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会学家；恰好他们过去写的多是学术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读者对这些题材感兴趣。“就算真有‘社会学热’，也不会像当年‘经济学热’‘历史热’那么火，能否大规模出版，要慎重。”杨晓燕表示，“如果我们做的这几本书销量都能超过5万册，别人因此跟风出版这类书的话，那时再说‘社会学热’也不晚。现在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社会学想热，就去抓年轻读者“泛社会学的书贴近社会、贴近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确实是目前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只是非虚构的书热，真正的学术书并不热，而且这个热度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编辑室主任刘隆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推出黄宗智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即《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黄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较强的读者基础，此次首印为5000册，在学术书中已属难得。一般情况下，市场类书首印量为1万册起，很快会重印。刘隆进表示，在学术出版中，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是历史学，最不受读者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社会学属中等偏上，因为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步入社会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带动了相关书籍的热销。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例，它能热销，因为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即书中前言所说，一方面，三和青年群体最大程度地减低资本的拥有，打破了让资本逻辑建构出来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逃离了进入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轻人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类似困惑。“不过，这种热点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热点，也难出现爆款书。在整个社会学出版中，这类书相对少，绝大部分还是学院派。不过，‘非虚构热’也好，‘社会学热’也好，都推动了社会学走向大众，这对学科发展有好处。”刘隆进说。刘隆进认为，想做一本畅销的社会学书，必须围绕年轻人的需求。他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热度一直有，可惜只是话题热几年前，资深出版人、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会学图书。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那里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资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几位社会学教授给他推荐了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材好，且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故事性强。刘明清说：“不少优秀的社会学书就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比如《蚁族》。”遗憾的是，该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否则“社会学热”可能更早出现。除工作变动的原因外，读者对社会学了解太少、市场前景不佳，也是放弃的一个原因。读者不关注社会学，因社会学科发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费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学，雷洁琼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被分流到云南大学。直到1980年，社会学复建，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办短训班，请布劳、林南、伯格等著名学者讲课，总共只有43名学生，多是学哲学出身，后来他们成为教学主力。“我上大学时，社会学还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刘明清认为，学科发展遇挫，使社会学的公众影响力受限，提起社会学，很少有人能说出它是干什么的，把社会学议题误会成热点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女权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职场PUA”等，其实都是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刘明清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学热’，只是大家没意识到，潘绥铭、陆学艺、李银河、郑也夫、于建嵘等社会学家的书，只要出版，都是畅销书。”为什么社会学议题易成热点话题呢？因为它有两大特征：其一，问题导向，与现实的关系紧密。刘明清说：“社会学没有太复杂的理论，费孝通先生是功能学派，但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苏南模式’，都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田野调查‘跑出来的’。社会学重点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如何解决它，则交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其二，社会学是综合学科，吸纳各家所长。刘明清说：“比如《江村经济》中，里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会学书甚至能当小说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等，甚至和文学，都有交叉。公众比较容易接受。”只是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严飞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学具有理论视角，面对具体现象，不只是白描，还要探索其中的决定性动因，找出其中的时代弊病，即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其二，有严格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说，需写清怎样进入田野调查、详细描述采用的方法、对比同一话题的前人著作等。社会学天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所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而为时代切病问诊的，正是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以穿透日常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社会学既需要价值中立，又要有价值关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在接受书面采访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社会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阔的学科，所谓的视野在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社会学让读者获得的是针对一个现象的透彻、清晰、准确、中立的解读，而不是带有情绪和预设的价值判断。”严飞以一篇题为《远程教育改变了这些孩子命运》的报道为例，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绩明显提升。可没多久，又出现了另一篇报道，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成绩没有提升，远程教育并非向上发展的通道。两篇报道，一个都是正面，一个都是反面，说明调查方法有问题，如能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不懂社会学，只好看成功学在社会学学生中，流传着“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社会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丢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等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在现实中，我国每年有大量一线调查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很少能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情况下，仅印刷1000—1500册，在学术圈流通。严飞说：“《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突然火起来，实在是太幸运了，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市场反响也很好，可他对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却很少有读者知道。”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学工具提供更多帮助；另一方面，公众又对社会学高度无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只好由成功学、职场攻略、办公室兵法、美食之类书籍填补。对于社会学的尴尬现状，田丰的理解是：“（当下社会学）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颈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的限制，一些选题难以真正传播开来；第二个是学科教育的僵化，只会教学生写论文，不知道引导学生研究真问题；第三个是研究导向的论文化，过度强调发表看似严谨却缺乏现实价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灵活现的研究成果。”严飞则表示：“看《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时，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们表示，类似研究缺乏经费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没有掌声，只能凭个人的学术热情和关怀去做。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获得经费呢？严飞猜测可能选题不够“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等选题，申请研究经费可能更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时代需要社会学，但田野调查、社会学统计等专业名词，又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对此，田丰表示：“田野调查讲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时间去做知识的储备和调研的准备。普通的读者当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发现田野调查里有趣的故事和新颖的现象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野调查最大的规范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价值预设和道德绑架，还原真实的社会，并且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保证被研究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严飞也认为，只要学会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网络课程去学习。“从市场趋势看，越混杂的学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几年的‘博物学热’，‘博物学’就是非常混杂的，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历史、美术等。再比如‘文化学热’，许多作者不好归类，比如于丹、余秋雨，就算是文化学者，他们的书也很热销。”刘明清认为，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也很混杂，特别是与文学相关联，不那么抽象，容易吸引读者。刘明清表示，从市场看，现象级的畅销书多是文学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小说家比，儿童文学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只是他们很少被媒体关注。盘点这些年来的百万级销量的长小说，绝大多数是文学书。刘明清更看好“哲学热”，一是哲学类书当年曾经热过，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学的是终极问题，能开解当下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他说：“社会学关注的话题非常有针对性，出版难度小，我觉得‘社会学热’会出现，但可能只是小热潮。”“在您家书店，社会学的书卖得怎么样？比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当记者把问题在线发给几位书店经营者时，两天无人回复。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学书籍悄悄升温。除《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还有《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它们涉及的话题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在当当网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评价数多达4265条，《我的二本学生》评论数是1554条，《过劳时代》是2917条。在出版圈，一般会将当当网评论数乘以三，推测其销量。不仅在出版业，在网上，与社会学相关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引发“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日常在看数仅2000左右的公号上，发表不到半天，在看数便刷到2.1万。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社会场景空前丰富，这为社会学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学书曾掀起波澜，那么，随着经济增速日趋常态化，社会学书会不会成为新的热点呢？终于，记者等到一位书店经营者的回复：“我们好像没有这本书……我查查，回头进两本。”记者：“是不是没人关注这类题材？”得到的答复是：“貌似是。”经济学已主导40年该轮到社会学了“我个人有一个推测，未来10—20年，社会学也许会成为热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家严飞说，他的新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刚刚面世，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社会学通识书。在严飞看来，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称“经济学沙文主义”，即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惟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为例，虽然它们更多只是现象的白描，却让读者们感同身受，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个人的困境。只是普通人熟视无睹，觉得与己无关，而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它们与己有关。再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资本的力量下，外卖骑手们为挣更多的钱，只好牺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实，同样被“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许多普通人。近10年来，公众对社会学的关注正日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严飞认为，经济学作为主导，已持续了40年，社会学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后政治学又会替代社会学，成为新主导。判定“社会学热”尚早可能只是“非虚构热”“社会学热”真的会来吗？资深出版人杨晓燕表示应慎重。作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等书的策划者，她说：“每本好书都是独立的，很难笼统地说是‘社会学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受关注，主要是它题材好，抓住了时代脉搏。现在许多议论太大而化之，比如说现在没人读纸质书了、纸质书不好卖、网络阅读冲击了实体书阅读市场等，都是泛泛而论。我的感受是，任何时候，有好选题，就会有畅销书。”杨晓燕认为，“社会学热”需突破两个瓶颈：首先，相比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只是一个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例，媒体轮番点赞，可从销量看，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畅销书。其次，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在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过劳时代》《格差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销量最佳。杨晓燕表示，这体现出读者的某种进步。她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关注《明朝那些事》等戏谑性历史书，他们更喜欢看严肃的历史书，但要写得好看，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延伸出严肃话题，这倒是目前确实存在的趋势。”“做出版就像矿工，不太关注大的风向，只是埋头挖掘好的题材、好的作者。”做社会学书，杨晓燕认为是一个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会学家；恰好他们过去写的多是学术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读者对这些题材感兴趣。“就算真有‘社会学热’，也不会像当年‘经济学热’‘历史热’那么火，能否大规模出版，要慎重。”杨晓燕表示，“如果我们做的这几本书销量都能超过5万册，别人因此跟风出版这类书的话，那时再说‘社会学热’也不晚。现在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社会学想热，就去抓年轻读者“泛社会学的书贴近社会、贴近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确实是目前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只是非虚构的书热，真正的学术书并不热，而且这个热度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编辑室主任刘隆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推出黄宗智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即《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黄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较强的读者基础，此次首印为5000册，在学术书中已属难得。一般情况下，市场类书首印量为1万册起，很快会重印。刘隆进表示，在学术出版中，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是历史学，最不受读者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社会学属中等偏上，因为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步入社会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带动了相关书籍的热销。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例，它能热销，因为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即书中前言所说，一方面，三和青年群体最大程度地减低资本的拥有，打破了让资本逻辑建构出来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逃离了进入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轻人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类似困惑。“不过，这种热点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热点，也难出现爆款书。在整个社会学出版中，这类书相对少，绝大部分还是学院派。不过，‘非虚构热’也好，‘社会学热’也好，都推动了社会学走向大众，这对学科发展有好处。”刘隆进说。刘隆进认为，想做一本畅销的社会学书，必须围绕年轻人的需求。他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热度一直有，可惜只是话题热几年前，资深出版人、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会学图书。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那里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资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几位社会学教授给他推荐了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材好，且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故事性强。刘明清说：“不少优秀的社会学书就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比如《蚁族》。”遗憾的是，该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否则“社会学热”可能更早出现。除工作变动的原因外，读者对社会学了解太少、市场前景不佳，也是放弃的一个原因。读者不关注社会学，因社会学科发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费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学，雷洁琼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被分流到云南大学。直到1980年，社会学复建，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办短训班，请布劳、林南、伯格等著名学者讲课，总共只有43名学生，多是学哲学出身，后来他们成为教学主力。“我上大学时，社会学还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刘明清认为，学科发展遇挫，使社会学的公众影响力受限，提起社会学，很少有人能说出它是干什么的，把社会学议题误会成热点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女权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职场PUA”等，其实都是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刘明清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学热’，只是大家没意识到，潘绥铭、陆学艺、李银河、郑也夫、于建嵘等社会学家的书，只要出版，都是畅销书。”为什么社会学议题易成热点话题呢？因为它有两大特征：其一，问题导向，与现实的关系紧密。刘明清说：“社会学没有太复杂的理论，费孝通先生是功能学派，但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苏南模式’，都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田野调查‘跑出来的’。社会学重点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如何解决它，则交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其二，社会学是综合学科，吸纳各家所长。刘明清说：“比如《江村经济》中，里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会学书甚至能当小说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等，甚至和文学，都有交叉。公众比较容易接受。”只是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严飞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学具有理论视角，面对具体现象，不只是白描，还要探索其中的决定性动因，找出其中的时代弊病，即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其二，有严格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说，需写清怎样进入田野调查、详细描述采用的方法、对比同一话题的前人著作等。社会学天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所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而为时代切病问诊的，正是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以穿透日常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社会学既需要价值中立，又要有价值关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在接受书面采访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社会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阔的学科，所谓的视野在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社会学让读者获得的是针对一个现象的透彻、清晰、准确、中立的解读，而不是带有情绪和预设的价值判断。”严飞以一篇题为《远程教育改变了这些孩子命运》的报道为例，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绩明显提升。可没多久，又出现了另一篇报道，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成绩没有提升，远程教育并非向上发展的通道。两篇报道，一个都是正面，一个都是反面，说明调查方法有问题，如能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不懂社会学，只好看成功学在社会学学生中，流传着“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社会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丢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等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在现实中，我国每年有大量一线调查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很少能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情况下，仅印刷1000—1500册，在学术圈流通。严飞说：“《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突然火起来，实在是太幸运了，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市场反响也很好，可他对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却很少有读者知道。”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学工具提供更多帮助；另一方面，公众又对社会学高度无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只好由成功学、职场攻略、办公室兵法、美食之类书籍填补。对于社会学的尴尬现状，田丰的理解是：“（当下社会学）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颈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的限制，一些选题难以真正传播开来；第二个是学科教育的僵化，只会教学生写论文，不知道引导学生研究真问题；第三个是研究导向的论文化，过度强调发表看似严谨却缺乏现实价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灵活现的研究成果。”严飞则表示：“看《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时，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们表示，类似研究缺乏经费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没有掌声，只能凭个人的学术热情和关怀去做。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获得经费呢？严飞猜测可能选题不够“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等选题，申请研究经费可能更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时代需要社会学，但田野调查、社会学统计等专业名词，又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对此，田丰表示：“田野调查讲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时间去做知识的储备和调研的准备。普通的读者当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发现田野调查里有趣的故事和新颖的现象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野调查最大的规范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价值预设和道德绑架，还原真实的社会，并且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保证被研究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严飞也认为，只要学会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网络课程去学习。“从市场趋势看，越混杂的学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几年的‘博物学热’，‘博物学’就是非常混杂的，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历史、美术等。再比如‘文化学热’，许多作者不好归类，比如于丹、余秋雨，就算是文化学者，他们的书也很热销。”刘明清认为，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也很混杂，特别是与文学相关联，不那么抽象，容易吸引读者。刘明清表示，从市场看，现象级的畅销书多是文学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小说家比，儿童文学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只是他们很少被媒体关注。盘点这些年来的百万级销量的长小说，绝大多数是文学书。刘明清更看好“哲学热”，一是哲学类书当年曾经热过，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学的是终极问题，能开解当下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他说：“社会学关注的话题非常有针对性，出版难度小，我觉得‘社会学热’会出现，但可能只是小热潮。”来源：北京青年报收起

他的著作《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致力于揭示近几十年来美国文凭泛滥和贬值的历史，很多观点可谓是惊世骇俗，揭示了一些真相，也包含一些真知灼见，所谓“片面的深刻”，大概莫过于此了。“学历社会”的内涵，一是指社会成员的地位、职务、工资待遇等,由学历高低甚至毕业学校的声望来决定，学历成为区分不同社会地位的制度化存在。二是学历成为一种与本人能力相分离的身份标签，表现在社会关系、婚姻家庭、社会威信等各方面，获得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广泛认同。就中国全社会性高涨的学历崇拜和“学历高消费”、各行各业不断抬升的学历门槛、学历与能力严重分离的现实而言，中国的确已步入“学历社会”，这正是我们特别关注《文凭社会》的原因。柯林斯对“教育神话”的解构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的解释，社会学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一是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是社会的组成部分，通过社会化与选择两个主要功能，起着社会整合、有机运行的作用。相反的是冲突理论，马克思、韦伯是其早期的奠基者。冲突理论强调社会变迁的普遍性，认为社会秩序是权力和强制的产物。教育通过学校、考试、评价、选拔等各类制度，实现对资本权力、文化权力的合法化，形成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隐秘机制，底层学生误以为是自己不够聪明而难以向上流动。作为极端的冲突论的学者，柯林斯几乎完全否定了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教育文凭通货膨胀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错误前提，“那就是更多的教育能够生产出更平等的机会、更高科技的经济表现和更多的好工作。”他的结论是教育的发展与技术、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并无直接关系，人在学校的成绩与他的事业成功与否也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呢？没有任何好处，只是生产文凭“作为社会流动的障碍，只是破坏了职业流动”。他否定基于某种单一因果关系的进化论观点，即“技术-功能主义”的模型。他认为美国社会独特的历史、地理、经济发展，“让国家权力成为一种独立的因素”，进而“国家能强烈地影响文化群体之间的经济分层模式”。为应对来自大众的经济压力，就发生了非经济领域的增长，“最直接的推动因素是教育文凭系统的增长”。其实，教育普及和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已是常识，是无可否认、无须科普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当柯林斯尖锐地戳穿“教育神话”，否定了一种决定论时，却走向了另一种决定论。柯林斯揭示了文凭系统的建立过程和形成垄断的机制，十分精彩。在评价学校教育的作用时，他说“学校主要关注的是非学术领域，公立学校更多地是在强调中产阶级文化而非学术技能本身”“大部分技能——包括最高级的技能——都是在工作中或通过非正式网络学到的”。学生日后的收入差异更多来自课外活动、特别是对校园政治的参与以及运动赛事。商学院和专业学院之所以要求学生完成漫长的课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这些职业的地位，从而形成业内人士与门外汉之间的“社会化的障碍”。这与布尔迪厄关于文化再生产、文化霸权的理论如出一辙。从教育实践而言，所提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大多数学科专业无须学那么长的时间，真正重要和有用的技能只能在工作岗位和离开学校后的自主学习得到。从正面说，可以认为校园熏陶浸润的，主要是一种非智力的社会化因素，它对未来人生和成就的影响远比学业成绩更大，这也为许多研究所证明。柯林斯的核心命题，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是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他认识到现代美国“在分析产生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原因时，教育占据了中心地位”；但是，大规模的教育普及，“教育系统的膨胀丝毫没能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机会，没有改变族裔群体之间的分层次序，只是在更高教育等级上复制这一次序”。“上层与下层社会阶级的孩子们以相同的比例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基于社会阶级的相对教育水平比例在过去50年里（Spady,1967）乃至更久以来都未曾改变”；“教育系统的膨胀并没有发生从‘出身’到‘成就’的转变”。这也是我们今天最为关心的命题：教育究竟能不能改变命运？教育能够促进弱势群体向上流动吗？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严肃的社会学研究和一些长时段的跟踪调查，结论是令人沮丧的。当年的同学少年，长大后进入社会精英、白领、蓝领、贫困阶层等不同层面，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学校教育，而是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简单地说，是社会的制度、结构决定了社会分层，教育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例如，美国1966 年公布的著名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认为在诸多因素中，中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SES）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最大，而学校和教师特征则只有很小的影响。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对全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优胜者社会出身的差异（1966-1988）的研究揭示，优胜者中父亲为教师的比例，1966年为15%，1986年为24%；父亲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1966年为27%，1986年为40.5%；母亲为教师的比例1966年为12%，1986年为29%(1)。对60年代法国的调查，发现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差异悬殊，“高级职员儿子进入大学的机会，是农业工人儿子的80倍，是工人儿子的40倍，是中级职员儿子的2 倍”(2)。2017年出版的美国社会学调查《我们的孩子》，揭示“美国梦”的破灭和教育的阶层差距正在固化：进入21世纪，预测最终能够从大学毕业的中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得比考试成绩更为重要。类似的调查数据和结论国内也有许多。关于教育能否改变命运，它问的其实是“教育分层，还是社会分层？”当我们谈教育时，最容易陷入的是将教育视为一个独立的、自为的系统，以为教育好了就能改变社会、改变命运。晚清以来就有“教育万能”、“教育救国”之类观念的流行，也许是对教育过高的期望。教育当然是有社会功能的。无论杜威、陶行知还是毛泽东，都是教育改造论者，无不视教育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利器。但今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社会改造的功能是有条件的，如麦吉所言：“在经济因素促成的社会变迁方面，教育是形成社会变迁的条件；在意识形态促成的社会变迁方面，教育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动因”。想一想五四时期以及文革时期教育的能动作用，便可以明白。而教育对社会和个人的经济回报和功利价值，是在人力资本理论之后才被认识的。在一个常态社会，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一个人成才成功的道路十分漫长，教育与社会流动、自我发展的互动关系十分复杂。影响学生命运的几个重要动因，一是遗传和天赋的影响，即学生个体的差异；二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三是个人努力和机遇。它包含了个人无法选择的先赋性因素（家庭出身、民族、性别、出生地等），以及个人后天形成的自致性因素（如个性、性格，毅力、进取心、合作性等）。因而，社会研究、文化研究等宏观的解释理论，并不能代替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自我规划，也不否定个人的努力。在任何时代和社会环境中，都有逆境成才、草根逆袭的事例。就教育公共政策而言，应当致力于不断降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扩大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同时，降低教育系统内部教育分层的负面影响。例如，一个民族地区的小学生，要同时学汉语、英语、民族语言和汉语拼音，其艰难可想而知。大一统的课程、教学和考试制度，只具备表面上的一视同仁，而忽视了城乡、民族、性别、学生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异。一个细节是高考的三门主科（语数外）中两门为语言类，显然更有利于女生。在更为微观的层面上，师生关系、同侪关系对教育效果也有重要影响，这都是教育自身需要变革和改善的。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当柯林斯说“美国是学历社会最严重的国家”时，中国人笑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妨碍了我们对学历社会的认知。科举制是一种选官制度，影响面仅限于士人；学历社会则是教育大规模普及和工商业社会高度发达之后的产物，学历评价覆盖了大多数人。还有一种流行的认识，认为中国教育是最公平的，说的还是科举制。然而，以古代教育套当下的现实，其实是南辕北辙。社会学的研究，认为欧洲作为典型的阶级社会，近世以来的教育制度是一种“保荐式流动”，中学教育分为精英学校（通往大学）、商业高中，以及技术或技工学校，学生在恰当的时间节点分流，通过制度安排获得某种社会地位，上升的通道受到家庭背景的强烈影响。美国则是典型的“竞争性流动”，每个学生都能在竞争中横向流动，在不同类型学校中转学、重新进入都相对容易；同时，竞争的“纵向排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终点，个人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相应的地位和升迁机会。中国以高考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分层和向上流动机制，被国人视为是最为公平，却很难说是“保荐式”还是竞争性流动。表面与美国比较相似，如六三三制的十二年学制，一视同仁的义务教育制度，单一的高考通道，似乎更强调个人奋斗；但是，它真的那么公平吗？在中国，影响不同人群获得不同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人们的视线往往集中到清华北大、研究型大学；其实，真正重要的分层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完成了，这就是独具特色的“等级化的学校制度”。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大学和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在“文革”后重新恢复建立。在城乡分治的体制下，中小学学校可分为城市重点学校、农村重点学校、城市普通学校、农村普通学校四类，实际的等级则要多得多，重点校中又分为部重点、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等等。少数“重点学校”在教育经费、教师配置、招生政策等各方面享有优先权，与普通学校差距巨大，并更多地被优势阶层子女享用。在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这一制度已丧失合法性，但它仍然改头换面，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成为教育分层的决定性因素。调查显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学校层次一致（重点高中集中了更多优势家庭子女，普通学校集中了更多中底层家庭子女），高中的学生家庭背景与大学的层次同构（重点高中和研究型大学集中了更多的优势家庭子女，普通高中和普通本专科集中了更多农村和中底层家庭子女）。重点学校的既得利益清晰而稳固，大城市高烧不退的幼升小、小升初正是这一现实的写照。等级化的学校制度，严酷的应试教育模式，“学历军备竞赛”不断提前和下移到幼儿园阶段，是中国教育竞争的显著特征，是与欧美国家、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完全不同的。但是，舆论对教育不公的关注，往往导向一个比较邪门的方向：只有应试教育才能改变命运以及对“超级中学”的追捧。评价教育成效显然不能只看名牌高中的状元喜报。从小学到高中的“应试教育”，是以榨干学生的青春、透支学生的生命为代价的。那些进入大学的“幸存者”，其学习动机和创造激情多已经消磨无存。还有看不见的大多数，他们从小被激烈的升学竞争所淘汰，连上初中高中的机会都没有。这两种牺牲，都是对中华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资源的巨大摧残。有一篇流行的网文《学校教育最大的功能：改变底层孩子命运》，认为应试教育是底层孩子的唯一出路，非应试不能出头，是十分偏颇的。学校教育最大的功能，难道不是培养诚实善良、乐观自信，能够自食其力并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合格公民吗？对于大多数无缘大学的农村学生，这种教育才是他们走向未来的通行证。另一个偏见是只有上清华北大、985、211，才算“寒门出贵子”，这本身就是唯学历论的套路，从而将99%的人判为失败。由于我国教育普及的程度仍然较低——据调查，2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010年仅为9.1年；从业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2010年为10.54%，2020年计划达19.30%(3)。另据PISA2015的数据，中国教育最发达的京沪苏浙四地，15岁人口在读的比例不到80%，德国为100%，西北欧国家接近100%，美国为95%，巴西为83%(4)——因而尽管学校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存在很大脱节，但整体而言，文凭还是就业市场重要的“敲门砖”，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接受过高中/中职教育，乃至能够进入大学，对于个人命运的改变是明确和具体的。超越唯学历的视角，需要看见的另一个事实，是城市化、市场化进程，大众传播和互联网的时代，为许多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青年提供了在正规教育之外自我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因此，我不太赞同关于“阶层固化”的泛泛而谈。只能说社会阶层的前1%、5%可能是相对固化了；但此外的多数阶层和群体，其经济状况和职业地位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仍处于上上下下的变动之中，一场疫情、一个政策就会将众多“中产”的“岁月静好”打回原形。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场景，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农民工失业返乡，住在县城买的房里摆摊“创业”，也不再是昔日的农民。你说他这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呢？“学历社会”的下一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学历社会”的下一步。由于生产文凭的学校系统已经成为难以驾驭的庞然大物，柯林斯的预判是它可能会膨胀到荒唐的程度——例如“对体力劳动也提出四年大学学历”的要求。“文凭通胀推动下的教育系统扩张，可能会引爆教育系统内部的危机，”当教育规模与社会位置分配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时，“文凭废除主义就会浮出水面。”当然，这可能会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是“这一俗世信仰不断破灭又不断重建的过程。”破除文凭社会的方案有两个基本方向：“去学校化”和“去文凭化”。“去学校化”的方案，即学校系统的改革，试图从教育内部去改变学校。如改革课程结构、师生关系，让教育更有用、更贴近日常生活、更少受官僚的管制等等。柯林斯认为这是一种“学生运动的修辞”，是进步主义教育的另一个版本。但至少对中国教育而言，这一改革是很实在很重要的，具有一种“补课”的性质，例如更加综合性的教育内容，从小学开始的职业因素教育，更多的选择性，更为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学制的灵活性和短期化，正规学习和非正规学习、自主学习的互通转换，等等。我手边有一本吴康宁新译的伊万.伊里奇的《去学校化社会》，全面深化了这一主题，是一篇激进的教育革命檄文，也是教育学经典。这里必须说到职业技术教育。消解文凭膨胀的釜底抽薪之举，其实是职业技术渠道的教育分流。应该承认，大多数学生就其本性而言，并非都喜爱和适应学术性的学习。北欧和欧洲国家超越了早先按学习成绩的强制分流之后，形成基于学生兴趣、特长的个性化选择而进行的分流。据OECD组织《2018年教育概览》，欧洲大多数实体经济发达的国家，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比例之高令人震惊：芬兰71%，德国70%，荷兰69%，瑞士65%，奥地利58%，澳大利亚56%，意大利56%。当然，这是与他们社会阶层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相配套的。真正彻底的是“去文凭化改革”，即柯林斯说的“文凭废除主义。” 这并不是指废除学校，而是改变依据文凭分层这一“当今社会职业分层的关键特征”。例如，通过立法规定“在雇佣过程中要求正式学历是非法的，”以弱化学历在就业市场中的刚性地位、信号价值。这一意见似乎很极端，但一些国家的确出台过在招聘、面试过程中隐去毕业学校信息的措施，以降低“学历歧视”。在中国的现实中，最迫切的首先是降低学历门槛，将多数职位向本科、专科和高中学历开放，降低如公务员、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学历门槛。香港的公务员制度，低层公务员（打字员和办事员等）招聘的学历起点是高中。想想中国的各大办公室，多少博士、硕士在干高中生的活啊！“去文凭化”变革更重要的领域是在市场。柯林斯称“由于公共领域内正式学校文凭系统面临危机，才发生了向私有领域认证系统的改变。”以演艺市场为例，“超级女声”和“星光大道”打破了唯学历的门槛，使许多具有真才实学者得以自我实现，使院校通过四年正规教育培养歌手的套路黯然失色。中国从来不乏优秀人才，缺的是不拘一格的平台和渠道。不难想象，发扬光大“超级女声”和“星光大道”机制，各行各业将会涌现无数的李宇春和“大衣哥”。另一个显例是IT业，许多高技术企业都已经向高中生开门，用行业、专业的认证取代了学历资格，显示了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职业资格、社会流动新的变数。面向这一变革，在学校文凭之外的社会化认证系统正在出现，其典型是“开放式数字徽章”。2011年9月，美国开源软件组织 Mozilla 基金会启动了“开放徽章”（Open Badges）计划，它是“用来呈现个人通过完成特定的项目、课程或者实践活动而获得的技能、兴趣和成就的一种数字徽章”。对于学习者来说，它相当于一份动态的、可视的、可溯源的数字化个人履历，可将自己不同的学习过程和成果，通过数字徽章集中展示出来，就像下图里这个背包。美国的众多著名机构都已加入开放徽章计划，在招募时接受数字徽章证明。如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LinkedIn（领英，全球最著名的职业社交网站）、德勤（Deloitte，全球最知名的财务咨询公司）、EdX（知名大学的在线教育内容网站）等等。这样，一个没有名校文凭的人也可以进入高级职业生涯；如果他是具有多种能力的“斜杠青年”，则可以在多种职业中跨界流动。这样看来，“去学校化”和“去文凭化”并不是学者口出狂言的纸上谈兵，而是真实可感的正在到来的学习化社会的现实。它指引我们超越应试教育、超越学历军备竞赛，走向教育创新！参考资料：(1)【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P95，商务印书馆。(2)【法】布尔迪厄《继承人》P6，商务印书馆。(3)《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11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李敏谊，管亚男，从国际比较与地区差异的视角反思PISA2015测试的中国成绩，教育生物学杂志，2017，5（1），15-20页意犹未尽？想阅读更多教育好文，加入“教育名人谈”，您将获取更多名家关于教育的独特看法，以及最新的教育热点行业研究报告，提升自己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收起

文|孙国东，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操练·砥砺·探险：关于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的说明从今年开始，我取得博导资格，可以在复旦国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招收博士生，同时在复旦高研院博士后工作站招收同专业博士后（在复旦政治学博士生的专业体系中，更适合我的专业其实是“政治哲学”，明年我会申请换到该专业）。为招收到合适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现做如下说明：一、 作为导师，我不做什么（一）我不会让你做关涉我个人利益的学术事务或生活私事，但如果我组织公益性的学术活动（席明纳、研习营、读书小组等），希望你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能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二）我不会让你参与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因此，原则上不会与你合写论文，但如果你的论文发表以我的署名为必要，并且我的确为论文的构思和写作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我可以署名第二作者；（三）我不介意你上一个临近学位的专业背景，甚至我个人更欢迎法学、哲学、社会学等背景的硕士或博士跨专业申请；（四）我不介意你将来是否一定从事学术工作，但至少在你读博或在站期间，希望你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五）我不介意你在公开的学术场合（口头或书面）批评我的学术观点，但希望你进行学术批评时保持追求真理的本心，同时在非学术性的私人场合，仍对我行弟子礼；（六）我不介意你的家庭和学校出身，但希望你无论出身何种阶层、来自哪个学校，都能保有宽容、平和、积极的心态，并不因与个人出身有关的情感和情结影响你对研究对象的评判；（七）我不介意你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但希望你无论价值观为何、具有何种政治立场，都能秉持开放、包容、理性的态度，并能在学术上做到“有品格、有品位”，在为人上做到“通人情、不世故”。以上后四个“不介意”后的但书内容，如果你做不到，不会影响我对你准入资格的评判，但如果你严重偏离以上标准，势必会影响你我关系的融洽程度。二、作为导师，我能做什么01. 指导内容为明晰起见，我把我能提供的学术指导列入下表：说明：1. 所谓“有实践观照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主张（政治）思想史研究要聚焦于那些对关于（中国）现代政治秩序之“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ies）”的形成具有范导性（regulative），特别是构成性（constitutive）影响的中西政治思想。换言之，不是关注那些无法在历史、当下乃至未来的政治实践中制度化（落实为政治制度，或者为公共政治文化的培育和发展中提供观念资源），仅仅在逻辑思辨或概念辨析中可以成立的政治观念，而是聚焦于那些对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或者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形成或反思性发展具有支援价值的思想资源。这种实践观照可以以“照着讲”的方式隐含呈现出来，也可以以“接着讲”的方式明确呈现出来。这种（政治）思想史研究，可以是聚焦于某个思想家或理论家的“个殊化”研究，也可以是针对某一“观念单元”的问题导向型研究。2. 所谓“有思想关怀的中国（政治）研究”，就我个人的取向来说，主张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避免陷入对具有时政性、暂时性的各种“碎片化情境”的制度辩护性或对策回应性研究，而要把转型中国的“结构化情境”同时作为思想根据和反思对象，并通过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即现代价值与转型中国的结构化情境之间，或者“中国价值”与现代精神的正当化约束之间——的“反思性平衡”，建构同时符合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与实践约束条件的政治哲学原理，从而为中国想象和探索兼具现代性和中国性的现代政治秩序提供思想资源和学理基础。思想史研究出身的学者习惯把“有思想关怀的中国（政治）研究”理解为以既定政治意识形态或思想传统为依据把握中国政治问题的取向，并因此具有显见的独断论（教条主义）倾向，亦难免会因“情境错位”而欠缺相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指涉性和介入性。我个人愿意将其界定为一种兼具现实关怀和情境自觉的政治哲学理论阐释。因此，可以把它宽泛地理解为这样一种学术取向，也就是以聚焦于中国政治秩序的反思性发展的思想者姿态，对中国政治问题进行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其中，“介入性”是指要能介入到转型中国政治制度乃至政治实践的变革层面，它是最低要求；“实体性”是指努力进行具有实质内容、并具有学术增量的理论建构，它是较高的要求。3. 关于“‘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传统的社会政治理论探索”，我目前尚未形成体系性的认识——这也是我把它称为“理论探险”的原因所在。这种学术努力的最终目标，旨在以非西方社会的多元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经验为基点，“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我的初步设想是：以“实存的政治社会”（而非“纯然的道德世界”）为出发点，建构能够促进和保障不同政治共同体相互之间及政治共同体及其成员之间和合共存的政治哲学原则。这种致思取径，力图以超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文化层面和社会经济层面）的国家中立性原则为突破口，通过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屏蔽掉的）社会情境纳入政治哲学建构的参照之中，把政治哲学建构与对政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逻辑的“社会分析”（社会—政治分析、社会—历史分析）深度结合起来，从而探索更具跨文化普适性、也更具实践可行性的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原理。所谓“更具跨文化普适性”，是指力图同时适合西方（先发国家）和非西方（后发国家）的社会情境。所谓“更具实践可行性”，是指它不仅要关注政治价值本身的正当性和可欲性，而且要在充分观照现代政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为不同政治共同体对政治价值的结构体系、表现形式（制度和实践模式）等进行“敏感于情境的”（contexts-sensitive）建构，保留充分的阐释空间。以上三个不同旨趣的研究，是我个人经过十余年探索基本形成的研究取向。如果你认可这些研究取向，或者至少认可其中一个研究取向的大致致思路向，我们就足以携手进行一场学术操练、思想砥砺或理论探险的合作之旅。不言而喻，你具体适合哪种研究取向，既取决于你的学术兴趣，也取决于你目前的学术积累。02. 指导方式我采用的常规指导方式是每周固定半天的面对面（一对一或一对多）聚谈，聚谈的形式和内容包括检查和督促近期学业进展、精读中外政治思想经典、研读当代学者的代表性论述等。如果将来条件允许，可能会开设或组织开放性的选修课或研习营。关于招收博士生或博士后，我个人向往人格上相互认同、学术上彼此成就的学脉延续和思想传承。我深知在当下的“仿真学术”（从鲍曼“仿真社会”中推演出的概念）时代建立这样一个学术为本、旨趣相近、情感紧密的学术共同体的难度，因此，我的原则是有所取舍、宁缺毋滥。对我来说，如果能在退休之前招收10名博士生和10名博士后就足矣。如果你认同我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取向，请直接与我联系。如果你认识可能认同我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取向的求学者，请转给他们。我的邮箱是：sunguodong0227@163.com。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复旦从今年开始实行把博导资格与招生资格相分离的政策，我在当年度是否有招生资格，以复旦研究生院发布的博士生招生简章为准。关于博士后的招收，常年有效（详情可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官网查看招聘启事）。2020年10月10日收起

社会学这个学科，应该是很冷门的学科。也是未来社会最需要的学科。社会学学科训练学生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视野训练、批判性思考、包容多元、内身性反省。这些对学生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鉴于很多同学对社会学了解得不多，本文以软科2019年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之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和广大高中同学分享一下社会学学科的办学实力，在高考报考志愿时，喜欢这个学科的同学，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一、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始建于1928年的建立的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和1930年建立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相关学科。1949年后，这些系科因为政治及地域等多种原因，被取消，1988年重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来，尤其是2001年以来，学科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学在学科领域汇聚了大批精良师资。学科现在有全职教师46人，其中教授18人(博士研究生导师13人)，副教授20人，讲师8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43人，是南京大学各个学科中师资人数最多质量最好的学科。教师当中，43位博士中有16位分别毕业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及香港等海外著名大学，3位全职外籍教师。学科另有讲座教授、兼职教授、访问教授3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专职科研人员4人。这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完成本学科的所有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吸引广大高考学子报考本学科的最积极因素。二、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本学科始建于198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最早建立的社会学科之一。学科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涵盖了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三个二级学科，社会学、社会工作、人口学、人类学四个专业设置，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四个人才培养层次的相对完整的社会学一级学科教学与科研体系。2007年8月，社会学一级学科被教育部正式认定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系北京大学现有的18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之一。本学科学术水平非常高，大牛老师一大把，而且绝大多数都特别特别好，对学生很负责任，尤其是系图书馆简直是宝藏。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学科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机构，是具有国内领先水平、面向实际进行广泛研究、培养多层次人才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独具理论特色的教学与科研机构。本学科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创建了博士后流动站。学科同时聘请海外客座教授4人、外派访问学者8人、攻读学位者6人。我系教师海外讲学15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52人次，这对教师队伍的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很多优秀的大师级教师，在这个学科任过教，例如陈达、李景汉、吴景超、赵承信、戴世光、陈文仙、全慰天等，这些优秀的师资，为学科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奠定了良好的教学和科研基础。如今学科现有教师63人，其中教授23人，副教授30人，拥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新世纪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多人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喜欢社会学学科的同学，在选择学科和学校时，一定要多些了解。因为篇幅有限，老师只能介绍这三所大学，其实，还有一些大学开设相同学科。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作出选择。不过一定要了解这个学科的就业和升学渠道，避免学完之后，无业可就，想可考研也有难度。权衡之后作出自己的选择。收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90后”学者走上了学术舞台。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10月31日注意到，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官网近期更新了教师名录。其中，1991年10月出生的女学者刘惠颖已经担任了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特聘教授，入职时间为2019年8月31日。刘惠颖的教育背景显示，她2010年入读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本科，随后在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获硕士、博士学位。在荣誉与资质方面，刘惠颖曾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国家奖学金、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以及2018-2019年度美国富布莱特学者（香港）。在社会兼职方面，刘惠颖担任国际期刊Aging and Mental Health, Gerontology等审稿人，以及香港秀圃老年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研究方向上，刘惠颖主要研究关注社会心理因素对于人口老化和健康的影响，积极推动生态瞬时评估法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在老年学临床研究方面的应用与发展。具体研究问题包括社区老人的家庭照护，社会心理因素对老年人慢性病共病状况及管理的影响，生产性老龄化与社区参与的政策意义，老年社会工作干预与评估等等。上述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官网介绍称，刘惠颖近五年来在高质量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九篇。关于中国老人家庭照护和慢病发展的研究成果被路透社健康专栏（纽约）进行专题报导。2018年代表香港大学获得美国富布莱特学者荣誉并接受多家香港媒体采访报道。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于2009年7月，其前身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相关学科相继创建于20世纪80-90年代。现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哲学、公共管理和社会学等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一级学科硕士点，公共管理、社会工作和教育管理等3个专业硕士学位点，行政管理、社会学、劳动与社会保障和哲学等4个本科专业。哲学、公共管理为湖南省重点一级学科。收起

导读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中学术训练最为严酷的学校之一，民间版的校训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和许多美国名校比起来，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很小，中心是个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筑群，被称为“方庭”（The Quadrangle），我曾就读的社会学系就在方庭东南角的一座建于1929年的四层小楼里。虽然毕业只有几年时间，我对这座楼的记忆却已经模糊了，除了几位老师的办公室之外，能想起来的只有一扇扇从里向外开的木质门，被无数双脚踩得凹下去的石质楼梯，还有一间只有在开题和答辩时才能出入的博士论文室。说来奇怪，那间狭小的屋子我只进过两次，却对里面的一切印象极为深刻——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两排书架和一张桌子，书架上摆放着这个全世界最早的社会学系1892年建系以来的全部博士论文，桌子上坐着我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老师，我的导师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身后有一扇窗，至于窗外的风景，我从没来得及看清过。我对社会学产生兴趣，始于在北大法学院读书时朱苏力老师的法理学课，那是1998年的秋天，大一的第一学期，我们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后来我经常和人开玩笑说，这是还没进法律的门，就上了旁门左道。之后的两年里我胡乱读了许多闲书，主要是法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对社会学并没有什么了解。直到大三第二学期，我又同时上了李猛老师的社会理论课和赵晓力老师的法律社会学课，认真读了涂尔干和韦伯的几本经典著作，两门课下来感觉几乎被洗了脑，对经典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问题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于是大四准备出国留学时，我一个法学院都没有申请，而只申请了美国和英国的十几个社会学系的博士（Ph.D.）项目。记得我第一次和芝大社会学系的赵鼎新老师联系时，自我介绍说读过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结果他回信时很不客气地说，你如果联系其他老师的话，千万别这么说，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对社会学的了解很肤浅。几个月之后，我幸运地收到了芝大社会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不过直到临行前，我读过的社会学著作几乎还是只有涂尔干和韦伯，再加上芝加哥学派的那本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科学导论》（An Intro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俗称“绿色圣经”（GreenBible）。01“让快乐去死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而言，身处异乡的第一年总是最艰难的，除了语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适应之外，最大的挑战无疑是养成一种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学习习惯。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中学术训练最为严酷的学校之一，官方版的校训是“益智厚生”（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而民间版的校训则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上课时都要承受超大负荷的阅读量。我在芝大的第一年，每周的阅读量基本上保持在一千页书左右，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而言，刚开始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于是在北大每晚十一点熄灯后从没看过书的我，在芝大的最初几个月每天都是晚睡早起，能睡上四、五个小时就感觉很幸福。记得有一次上劳曼（EdwardO. Laumann）教授的组织社会学课，课上只有十几个学生，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因为前一天晚上睡得实在太晚，我居然当着所有老师同学的面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在忍着笑，而劳曼教授也是一副故作镇静的样子，顿时觉得无比尴尬。但挑灯夜读并不是留学第一年最困难的事，更大的挑战是自信心的培养。我所在的芝大社会学系2002级入学的一共有18位同学，其中美国学生占了三分之二，几位国际学生也大多有过在美国读书的经历，而我不但年龄最小、英语最差，而且对美国社会学几乎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于是，从入学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被一种隐隐的自卑感所笼罩，总觉得同学们都比我强很多，自己没有选择，必须加倍努力、“笨鸟先飞”。这种压抑的感觉直到第一次期中考试后才有所缓解，在那次考试里，我的组织社会学问答题居然得了满分，让班上的同学刮目相看，也让我自己有些难以置信。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语言障碍只是一道门槛，没跨过去之前觉得它比什么都重要，跨过去了才发现，学问做得好不好，和外语水平关系并不大。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三学期制（quarter system）就始于芝加哥大学，据说是因为芝大建校比较晚，想尽快赶上哈佛等常春藤院校，于是就用这一制度创新来让学生上比两学期制（semestersystem）更多的课程。经历了秋季学期的魔鬼训练，到了第一年的冬季学期，我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都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上课不那么累了，课下也开始有了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为了保证课外读书时间，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无论学校的功课多忙，每周总有一天是留给自己的，只读那些和自己的研究兴趣直接相关的书。这个习惯让我受益良多，到春季学期，我已经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了。后来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论文那么快？我的答案很简单，只是因为动手早而已。博士教育和本科教育最大的区别，就是并非以课程为中心，上课固然重要，但终究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有的学生稀里糊涂地上了好几年课，都还不知道自己博士论文想做什么题目，这是最可怕的事情。第一年的课程结束后，我并没有回国，而是整个暑假都和同学们一起留在学校，组成学习小组，准备第二年开学前的博士资格考试。这个考试虽然绝大多数学校都有，但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芝大社会学系的考试是全面性的，涉及社会学的十大领域，有一份长达十几页的书单，据说书单的内容几十年间都没有太大变动，囊括了西方社会学的大多数经典文献，加起来有一万多页。到了这个时候，我的英文阅读速度已经和美国同学相差无几，但大家读得都十分吃力，有时只能靠互相交换阅读笔记来赶上进度。就这么昏天黑地地过了一个夏天，直到这个让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齿的考试结束后我才发现，它真的是一个里程碑，通过了资格考试，就算是真正入了社会学的门，以后的修行就看个人的努力了。这时再回想自己在芝大第一年的生活，的确辛苦远远多于快乐，而且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身在异国他乡，没有人会自动尊重你，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一点一点赢得别人的尊重。02阿伯特教授我的导师阿伯特教授是个有点奇怪的人，美国的学校里师生之间一般没有什么等级观念，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往往会亲切地直呼老师的名字，但他从不允许系里的学生直呼其名，而是一定要叫“阿伯特教授”。当然，他对学生也很有礼貌，我第一次去办公室见他时，他张口就是“刘先生”，后来熟悉了之后才开始叫我的名字。直到我从芝大毕业到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之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恰好是阿伯特教授主编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寄来的对匿名评审人的感谢信，结果他在那封信的最后手写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思达，你现在可以叫我安迪（Andy）了。”不过，至今为止，我还总是叫他“阿伯特教授”。七年养成的习惯，哪有那么容易改过来呢？第一次进阿伯特教授的办公室，我就被里面摆放着的几千本书给震了一下，美国文科大学教授的办公室里书都不少，但像他这么多的还是不多见。有一次我问他：“这些书你全都读过吗？”他只是平静地点点头答道：“差不多吧。”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每本书都认真读的话，人一辈子最多也就读一万多本书而已，书再多的话就只有收藏的意义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现代社会里，其实前者比后者难得多。阿伯特教授的阅读范围很广，比如他虽然从没来过中国，研究的东西也和中国毫不相关，却读过两遍《红楼梦》，英文版和法文版各一遍，让他的中国学生们全都刮目相看。我一直觉得读过这几千本书已经足够多了，结果毕业前的最后一年，因为一次系里的活动去导师家里做客，才发现他的书房里居然还有另外几千本。对我来说，有一位真正读过万卷书的导师是件幸运的事情，更幸运的是，阿伯特教授是个对学生不怎么热情的人，他几乎从不和自己的学生合写文章，也很少过问学生的个人生活，但在学术方面却极为宽容，从不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是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研究社会学的各种可能性。不过说来也怪，我从在芝大的第二年开始，就鬼使神差地连着上了阿伯特教授的五门课，几乎占到了我在芝大所有课程的四分之一。这五门课中的两门是一对一的阅读课，也就是我自己定一个题目，再做一份书单，然后根据书单每周写读书笔记，再和导师讨论一个小时。因为我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法律职业，所以两门阅读课都是关于职业社会学的，两个学期读下来，让我不但彻底精通了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研究领域，而且找到了博士论文的理论突破口，也就是职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每年新博士生入学时，我都会建议他们在合适的时候找自己喜欢的老师上一两门这种“学徒式”的阅读课，因为它是寻找论文题目最好的方式。许多过来人都说，博士读的时间长了，人在很多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的导师，不只是学术观点，有时连发型、着装之类的都会被导师的品味所影响——所谓“为人师表”，或许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一直觉得芝大的很多教授都太孤芳自赏，对自己的学生也太冷漠，有只“教书”不“育人”之嫌。阿伯特教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每次和他谈话，都能感觉到他的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但很多学者的生存之道他并不会直接告诉你，而是让你自己在漫长而孤独的学术训练中慢慢领悟。当然，每次他偶尔谈起这些东西时，都会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天在他办公室里，不知怎么聊到了做学问所需要的基本素质，结果他说，做学问需要五样东西：马力（horsepower）、想象力（imagination）、做事情的意志（will to do things）、纪律（discipline）、忍耐力（perseverance）。五样东西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意志，很多“马力”十足却缺乏意志的人，都是做出一点小成果之后就默默无闻甚至最终改行了。迄今为止，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这个问题最有道理的话，上课时也经常讲给自己的学生听。说阿伯特教授不关心学生，其实并不恰切，他只是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罢了。比如我这辈子讲的第一节课，就是他给我提供的机会。大概是我博士第四年的冬季学期，选了他的一门叫作“行动与意涵”（Action and Meaning）的课——芝大的教授经常会开一些稀奇古怪的课程，比如这门研究生课，他似乎只讲过这一次，只有六七个学生——结果没想到，刚开学第一周，阿伯特教授年逾90岁的父亲就生病了，上课前一天晚上他从波士顿给我写邮件，说自己赶不回来了，因为我是班上年级最高的学生，让我代他组织大家讨论。我看到邮件后即兴奋又紧张，一夜都没睡好，把要讨论的阅读材料反复看了很多遍，好在第二天上课比我想象的顺利许多，同学们讨论得很热烈，气氛也很融洽。有了这次阴差阳错得来的教学经历之后，我的感觉就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以后无论在哪里讲课，都再也没有那样紧张过。阿伯特教授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一年四季都是西装革履，即使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学校里也要穿长袖衬衫，有时还会戴一顶草帽，很有复古范儿。我在芝大期间，只见过一次他略显邋遢的样子，那也是某个冬季学期的第一节课，阿伯特教授走进教室时，我和同学们全都惊呆了——平日里衣着光鲜的他，头发蓬乱着，而且留起了大胡子，瘦得像一个幽灵。然后，他如往常一样平静地告诉大家，他圣诞节之前被诊断出了癌症，刚刚做完手术。后来阿伯特教授告诉我，手术之前他很绝望，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写的那本大部头的社会理论书还能不能完成。幸运女神最终还是眷顾了这位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当代继承人，他的手术很成功，学术生命也得以延续。不过，后来他实在是太忙了，那本书至今都还没写完。我从阿伯特教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现在想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极其纯粹的追求。美国社会学界有很多思想十分激进的学者，他们做学问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知识本身，而是为了推动各种社会变革。阿伯特教授则恰恰相反，他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只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点保守的学者，甚至是一个超脱于世外的学术魅影，但事实上，人类知识的演进，少不了这样纯粹的学者。我并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他的学问和品位。03读书与行路上文提到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许多读书人的理想，而强调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则为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对于和我一样采用访谈、参与观察等定性（qualitative）研究方法收集数据材料的博士生而言，写完了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就可以有机会暂时离开学校，把自己放进“田野”（field）里呆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在阿伯特教授的督促下，我的开题报告第三年结束时就完成了，几乎是全系学生里最早的，不过我并没有马上飞到田野里，而是等了一年，一方面是因为全世界最好的法律实证研究中心之一的美国律师基金会（AmericanBar Foundation）给了我一个访问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我感到美国的社会学训练在理论方面有重大欠缺，想自己补一补欧洲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于是，那一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四个人身上：吉登斯、布迪厄、卢曼、哈贝马斯，认认真真地把这四位社会理论家的主要著作通读了一遍。也许有人会问，读这些抽象的大理论究竟有什么用？事实上，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也有很多人对理论不以为然，觉得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是方法，至于理论嘛，有各个领域的中层理论就可以了。但我一直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书有两种，一种是增长知识的，另一种是提高修养的，当代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属于前者，有点像快餐，看多了之后就味如嚼蜡了；而后者则是那些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虽然看似无用，对于培养学者的学术品味却至关重要。其实说到底，人一生所读的书，其中的知识十有八九是要忘掉的，而文化修养和品位的提高，却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社会学品味，基本上就是在那一年逐渐定型的，至今也没有太大变化。读了一些书之后，2006年夏天，我背起行囊回了国，开始了对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就开始了在中国境内11个省份的漫长旅程，因为研究经费有限，基本上是坐火车，那时候还没有高铁，从北京坐到广东要20多个小时，而且还是硬卧。后来我算了一下，那一年我一共在国内走了两万四千公里，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游山玩水，还是在火车上饱览了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行万里路”的愿望，我居然真的实现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中国社会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从小在北京长大，虽然偶尔也去外地旅游，但在这一年的田野调查之前，其实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这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致命的自负”——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不需要深入调查就很了解，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中国人研究中国，的确比西方人多了一些直觉上的优势，不容易犯低级错误，也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但就田野调查要做的工作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别。我在国内调查的前两三个月，除了在自己的家乡北京比较游刃有余之外，在其它地方都感觉和受访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莫名的隔阂，有时候即使他们很配合我的工作，我的问题也总问不到点子上。后来我反思了很长时间，终于明白是自己还对中国各地的司法环境不太了解，不能从受访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不能对他们的言谈举止感同身受。经过了一次次访谈的反复磨练，我在这方面终于有所进步，半年多之后，基本上无论到哪里都能游刃有余了。我离开芝加哥之前，阿伯特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十分精辟的话：“田野调查不仅是一个了解你的研究对象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你自己的过程。”那一年全国各地跑下来，我觉得自己的确成长了很多，也越来越明白内心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在象牙塔里读书的时候，总有许多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厚的想法，对自己研究的中国法律职业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价值判断，但经过了一年的调查，我不但真正理解了关于这个职业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且终于开始明白，作为一个学者，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割据的逻辑》一书中对现状的描述居多，而并没有提出太多预测或政策建议，这一方面是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使然（和经济学等学科不同，社会学的研究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进行预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在一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对于学者所能做的实践性贡献之有限性的深刻认识。坦率地讲，把中国法律职业的现状扎扎实实地解释清楚，比拍拍脑袋胡乱“开药方”要更有意义。04灯光，在隧道尽头从田野中回到象牙塔之后，我又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博士论文。算起来，从2003年跟阿伯特教授上阅读课时找到研究题目到2009年论文完成，再到2011年翻译修改后的中文版在国内正式出版，这项研究对我而言简直是一次“八年抗战”的艰辛历程。记得论文写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我每天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惧，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么事故，多年的努力就毁于一旦了。后来我和几位也在写博士论文的同学交流，发现他们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把自己二十多岁的宝贵年华奉献出来认真做一项研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计其数。所以，现在每当有学生向我咨询申请社会学博士（Ph.D.）项目的问题时，我都会给他们一句诚实的忠告：除非有一个研究题目，能让你热爱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在一种接近赤贫的状态下生活七年以上，否则就根本不要申请。我想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大学还没毕业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题目，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变过，七年的博士学习期间也几乎没有彷徨过。唯一的一次彷徨，是写博士论文时碰巧读到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时代四部曲”（国内译作《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我虽然算不上左派，却被这位历史学家笔下的巨大力量和美感深深震撼了，觉得社会学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永远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几乎有了改行研究历史的冲动。不过后来找工作时我的运气出奇的好，虽然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折腾了半年时间，但最终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教职，于是改行的想法也就被暂时搁置了。这几年来，我对写历史的兴趣有增无减，尤其想写1979－1989年间的中国法制史，如果以后真能有幸完成的话，还要感谢这次彷徨的经历。芝大每年开学时，阿伯特教授都要给他带的所有研究生写一封邮件，邮件的最后他总会提到，“灯光在隧道的尽头”（light at the end of thetunnel），然后告诉我们，今年又有哪几位师兄师姐博士毕业了。这个英文里很常见的比喻，用在博士生身上实在是恰切，因为这个隧道的确很长，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片黑暗，看不到灯光。而当日历终于翻到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离那多年来在眼前或隐或现的神秘灯光已经如此之近了。按照答辩惯例，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要先对论文进行讨论，而我则焦急地坐在那间博士论文室的门口，独自想象着，那扇紧闭的门后面，他们究竟在说着什么。几分钟之后，门打开了，阿伯特教授让我坐在离门最近的地方，赵鼎新教授和哈里代（Terence C. Halliday）教授分坐在两侧，而他自己则面对着我坐在窗前。这时他一副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吗？三十年前我在这里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让我坐在窗边，他说，万一你没通过答辩的话，可以直接从窗口跳下去。”一个多小时之后，窗口还是紧闭着，我如释重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阿伯特教授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香槟酒，四个人举杯相庆。那瓶香槟酒的瓶子，至今还保存在我家的客厅里。就这样，我活着走出了方庭。 作者：刘思达，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管理学季刊、网络 编辑：学术志收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90后”学者走上了学术舞台。10月31日注意到，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官网近期更新了教师名录。其中，1991年10月出生的女学者刘惠颖已经担任了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特聘教授，入职时间为2019年8月31日。刘惠颖的教育背景显示，她2010年入读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本科，随后在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获硕士、博士学位。在荣誉与资质方面，刘惠颖曾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国家奖学金、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以及2018-2019年度美国富布莱特学者（香港）。在社会兼职方面，刘惠颖担任国际期刊Aging and Mental Health, Gerontology等审稿人，以及香港秀圃老年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研究方向上，刘惠颖主要研究关注社会心理因素对于人口老化和健康的影响，积极推动生态瞬时评估法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在老年学临床研究方面的应用与发展。具体研究问题包括社区老人的家庭照护，社会心理因素对老年人慢性病共病状况及管理的影响，生产性老龄化与社区参与的政策意义，老年社会工作干预与评估等等。上述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官网介绍称，刘惠颖近五年来在高质量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九篇。关于中国老人家庭照护和慢病发展的研究成果被路透社健康专栏（纽约）进行专题报导。2018年代表香港大学获得美国富布莱特学者荣誉并接受多家香港媒体采访报道。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于2009年7月，其前身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相关学科相继创建于20世纪80-90年代。现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哲学、公共管理和社会学等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一级学科硕士点，公共管理、社会工作和教育管理等3个专业硕士学位点，行政管理、社会学、劳动与社会保障和哲学等4个本科专业。哲学、公共管理为湖南省重点一级学科。收起

引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由36所A类高校和6所B类高校组成。其中36所A类高校皆为原985高校，6所B类高校有三所原985高校（东北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三所原211高校（郑州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组成。正文浙江大学第四轮学科评估A+的一级学科有：生态学、光学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农业工程、软件工程、园艺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临床医学、农林经济管理。2017年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24878 人，硕士研究生 18048 人，博士研究生 10747 人。全日制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为 1:1.16。在校留学生数（含非学历留学生）为 6843 人，比上年增长9.72%，其中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数为 4116 人，比上年增长17.67 %。清华大学（包含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第四轮学科评估A+的一级学科有：建筑学、水利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园艺学、城乡规划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核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力学、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化学、生物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设计学。2017年全日制在校本科生15619人，硕士研究生 19062人，博士研究生13081 人。全日制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为 1:2.06。在校留学生数（含非学历留学生）为2865人，其中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数为2768人。北京大学第四轮学科评估A+的一级学科有：数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地理学 大气科学 统计学 力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 基础医学 口腔医学 哲学 中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世界史 考古学 艺术学理论 应用经济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心理学。2017年全日制在校本科生15628人，硕士研究生 16315人，博士研究生10712 人。全日制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为 1:1.73。在校留学生数（含非学历留学生）为3579人，其中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数为2639人。中山大学第四轮学科评估A-以上的一级学科有：生态学、工商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中国语言文学 数学 化学 生物学 临床 基础医学 药学 中国史 物理学 哲学2017年全日制在校本科生32299人，硕士研究13108人，博士研究生 5499人。全日制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为 1:0.56。吉林大学第四轮学科评估A-以上的一级学科有：化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哲学 法学 政治学 考古学 数学 工商管理 物理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工程2017年全日制在校本科生41953人，专科1614人，硕士研究生 18094人，博士研究生7514人。全日制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为 1:0.61。在校留学生数（含非学历留学生）为 2304人。四川大学第四轮学科评估A-以上的一级学科有：口腔、中国语言文学数学 化学 生物学 材料 化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软件 临床 药学 护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校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3.7万余人，硕博士研究生2万余人，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3700余人。武汉大学第四轮学科评估A-以上的一级学科有：马克思主义，地球物理学，测绘工程，图书情报管理、法学，生物，软件工程，公共管理、哲学，理论经济学，中文，新闻，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学，计算机，水利工程，工商管理。2017年全日制在校本科生29738人,硕士研究生18817人，博士研究生7256人。在校学历教育留学生 2265人。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