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博士法律职业伦理专业目录

《魔鬼代言人》这部电影与其说是一部法律魔幻片，不如说是一部披着法律魔幻外衣的伦理教育片，影片的主旨在片尾的近二十分钟里被导演以西方宗教神话的方式一股脑的倾倒出来，可以说之前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为最后的这二十分钟予以铺垫，而最后的一分钟男主角在卫生间与影片开头呼应的画面，为了避免失望，看似应该是一切故事都是男主角臆想出来的故事，我却更愿意理解它为男主角因为放弃了完全沦为魔鬼“机会”而有了一次重新开始使自己得以救赎的机会，于是一切得以重来。如此理解或许会给影片的内涵赋予出更深刻的意义。导演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借助了宗教的表现形式，基督教文化根植在西方文化的血液里，撒旦自然成为了魔鬼独一无二的代表，而上帝在片中出现的形式则是派了手下的一个“执法员”，显然执法员的功力在魔鬼撒旦的面前显得相形见绌，执法员轻而易举的死亡也似乎预示了魔鬼所代表的欲望放纵等等人类的本性是所谓善良正义终究所无法抗衡的。然而将魔鬼中的终极boss与上帝所派出的一个喽啰相比又显然是不公平的，电影的最后男主人公收回了踏入地狱的最后一只脚而选择自杀赢得了重新选择的权利这样的情节终究还是点名了电影的主旋律——正义才是人类最终的归属。电影的前两个小时一直所表现的是撒旦出现对男主角加以不断的诱惑，一次次将男主角推向道德的边缘线上逼着男主角做出选择，美女，金钱，地位。看起来一切与人完成基本生存没有必然关联的条件都在冲击着男主角的道德底线，而男主角也“不负众望”的让魔鬼们一次次称心如意。的确，人生而如此，没有一个人的灵魂是完全彻底清澈无浊的，或多或少人们都在被本性纠缠，不过能被本性纠缠的生物也只有人类，动物植物是不会为选择善良还是选择残忍这样的命题打扰的，因为它们本难分出所谓的善恶。动物植物界的法则是物竞天择，自然的生存自然会保持自然的平衡，然而世界却将缺少真正灵性的光辉。电影中的男主角在撒旦的诱惑下一次次突破意识里黑与白的界限，使天平不断向黑暗倾斜。在精神上他背叛了妻子，在职业道德里，他将胜利判定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而在最后关头选择性的忽视了女孩儿的眼泪，漏洞百出的证词。终于，他走到了人性最后的边缘——与自己的亲姐姐性交。一旦他跨出了最后一步，人类几千年的进化所带来的意义都将在此荡然无存，一瞬间人类将回到几千年前时最初演变的状态——混居，杂乱，脑容量极低，欲望可以控制一切而丝毫不懂得理性的意义。终于，在最后的诱惑面前，他却步了，或许非是不想，而是不敢，这是人类对人类法则特有的敬畏感在起作用。我们都知道，人的本性中毕竟不单单只有恶。影片进行到最后关头，男主角的命运似乎也只有自杀这一条路了，一边是抗拒不了的邪恶力量和自己已经犯下的种种过错，一边是内心爆发了的对死去妻子的愧疚和对自己内心的谴责，如果死亡可以洗刷一切，死亡便将是对他的恩赐。而影片所传递出的信息也确实如此，随着男主角的死亡，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撒旦为他功亏一篑的失败而愤怒疯狂，然而却也再掀不起风浪，他的魔鬼姐姐化成了一具被烈火烧焦的骷髅，一切燃烧殆尽，男主角终于得以重生。影片中的线索可以分成两条。一条是男主角的职业生涯，作为一名律师，当导演借着撒旦的嘴说出来法律是通往特权的通行证的时候，为什么把男主角安排在这个职业上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法律职业所直接面对的人性的考验自披上这一职业的外衣一刻起就开始了，职业生涯不止考验不止，在这里一切诱惑的手段都变得轻而易举。事物的属性永远是两面的，或者说事物本身的存在并没有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人类通过几千年的演变所赋予其中的，在司法工作中也同样如此，案子的本身在很久的以前是没有对错之分的，没有人规定杀了人是犯法的，没有人规定猥亵了初中生要受到处罚，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不同地区居住的不同的人们发现如果不对一些行为加以适应该地区生存的规定。人类将难以维持秩序且继续繁衍。于是法律产生了，人类将不断形成的伦理习惯固定下来形成成文的判断对错的标准。那么今天，剖析案件的本质，除却后天人们对事件规定的对错不谈，还剩下的是什么，能够对事件对错进行衡量的标准又是什么？我们不得不正视道德这一扇无形的墙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法律人本身的正义即为案件的正义，即为社会的正义。一个真正有才华却没有道德标准的法律工作者是最可怕的，因为在面对这些历经几百年甚至更久的成文法典时，没有经过语言加工的事物往往在思维敏捷且拥有才华的人身上显得脆弱不堪。每一个有影响力的案子背后都对整个社会充满了巨大的导向作用，当胜利成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谈资时，女孩儿的眼泪父母的怒吼都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另一条线索则是家庭，女主角自从到达纽约之后一系列悲惨的经历都在传达一种类似于惩罚的信息，既是对女主角本身所表现的爱慕虚荣的惩罚，又用被折磨到精神脆弱的女主角惩罚男主角，无形中导演在通过这条线索传递一条信息——当人们被浮华迷住了双眼而忽略了人性善的感情，往往得不到一个美好的结局。综合而言，《魔鬼代言人》的整部影片采取了宗教的暗喻形式，以法律为背景依托，向我们呈现了一幅人在人性中自我毁灭中不断挣扎的画面，最终向我们传递“人类要守住伦理的底线才能真正得到幸福”的核心命题。对于导演选择用宗教暗喻方式的原因应该在于使得影片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同时披上奇幻的外衣或许也更有商业噱头。总之，透过这部影片，我们还是应该深思，虚荣是撒旦最爱的原罪，放纵恶的灵魂成为撒旦力量的来源，那么我们控制恶的意义是什么？为了使撒旦的力量不无限的扩大吗？那么控制魔鬼的力量又是为了什么呢？或许答案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永恒的命题上，我们生而为追求幸福，而真正幸福的奥义并不在脱离人身的外物之上，人性善和理性的光辉才能让我们远离虚无，体验到真正强大的人生价值。收起

院长许身健教授致辞新的时间开始了！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上午好！听了常保国校长对大家的嘱托、智慧姐姐对你们的叮咛，我也被深深打动了。作为法律硕士学院院长，首先热烈欢迎并且祝贺2018级法律硕士的同学们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今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秋天是北京最好的时候，你们在这个美好的季节，心怀美好来到这个美好的校园。为什么在开启学习生活之前要举办隆重的开学典礼？因为人生大事需要仪式感，典礼彰显着郑重。这个刚刚开启的“时间”，属于中国政法大学，属于法律硕士学院，也属于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拥有了值得自豪的名字——法硕人。开学典礼就是要彰显这样一个事实：新的时间开始了！你们在法大的时间开始了，你们成为了一个法大人；同时，你们在法硕学院的时间也开始了，你们自此成为了法硕人。这个新时间是北京时间、法大时间，同时也是法硕时间。祝贺你们新的时间开始了！大家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大人，更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法硕人。你们来自123所学校，来自于本科90多个不同专业，这是你们的财富。法律硕士学院旨在培养复合型人才，而培养复合型人才符合法学教育的规律。为什么要设立法硕专业？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的时候都会问上一句：“你是法学硕士还是法律硕士？”这个问题带着偏见的有色眼镜，说明他们并不了解法学教育的本质规律，他们不知道法律硕士是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这需要法硕学院师生齐心努力，改变他们的偏见。一百多年前，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做了一项评估，评估的是医学教育的质量，严厉抨击了哈佛医学院和耶鲁医学院的有名无实，大力表扬了霍普金斯医学院。一年之内，美国医学院倒掉了一半，霍普金斯医学院到今天还是美国最顶尖的医学院。中国最出色的医学教育是协和医学院，协和完整地复制了霍普金斯医学院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法。第二年，卡内基基金会开始评估法学教育，现在法学教育为什么有诊所法学教育？就是要借鉴医学教育培养卓越医学人才的好方法来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美国法学教育的核心是三年制的JD。JD虽然叫Juris Doctor，法律博士，但是它并不是博士，它只是一种职业教育，他们所有的学生第一学历都是非法学的，换言之，也就是我们法律硕士。昨天上午大家都参加了全校研究生开学典礼，黄进校长在做开学典礼致辞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学以成人。这个“学以成人”的概念具体到我们法硕学院，那就是学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法硕人。那么如何做到呢？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学以成人要learning by thinking。开始法律专业学习，要先学会像法律人一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lawyer。你们来到法硕学院，所有的课程都要认真学习，先要learning by thinking。我要告诫你们不要只关注背诵法条、记忆法条，背诵一些法学概念，一定要学会批判性思维。比如昆山反杀案，网上舆论是一边倒的，刑法学家一致认为那个反手杀人者具有无限防卫权。那么如果死者家属委托你做代理，你能不能提出一些对他有利的观点呢？你能不能站在相反的立场提出坚实的观点呢？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特殊能力。我们总说知识就是力量，这里的知识是指思维能力，而非信息，死记硬背信息不是力量。大数据时代，网上充斥着海量数据和信息，现在多余的是信息，缺乏的是见识。作为法律人，首先要学会思考、增长见识，要能提出真知灼见。我们校园里有几个著名景观，除了法镜，还有一个政法鼎，一个拓荒牛。拓荒牛是我们法大人沐雨栉风、艰苦奋斗精神的写照。这里我把鼎和牛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叫“鼎（顶）牛”，顶牛就是指批判性思维。你们不要用中学生的思维或者是理工科真理思维去看待法律问题，认为法律问题存在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具体到复杂案件而言，很多事实组合在一起，诉讼双方完全可以做不同的解读。解决法律问题不是为了追求一个正确答案，不是1+1=2。其次，学以成人要learning by doing。实践教学就是“做中学”，通过实践教学，我们要掌握法律职业基本技能。2008年，我访问耶鲁大学法学院，时任院长高洪柱是一位韩裔美国人，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中文条幅，写的是“理论若无实践就无生命，实践若无理论就无灵魂”。他说：“一阳一阴之谓道。”就是说我们法律人，既要掌握法律理论，也要掌握法律技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成熟的乃至于优秀的法硕人，你们在毕业离开法大之时需要掌握法律咨询、法律调查、证据调查、法律文书写作、谈判调解、法律事务管理、职业伦理选择等核心法律技能。仅仅去听很多法律实务讲座，并不是掌握法律技能的最佳方式，我们要“做中学”。法律硕士学院要提供完善的“法律诊所”教育，在法律风险受到控制的环境下，在有实务经验教师的监督指导下，让学生通过接触真实当事人，办理真实案件，从而掌握实务技能及法律职业伦理。这就像医学院培养医生一样，所以叫“法律诊所”。我们还要提供完善的模拟课程，如模拟谈判、模拟调解、模拟会见等，还要加强实习，提高实习质量。总之，让你们在职业环境中学习掌握法律职业核心技能。第三，学以成人，要learning by being。要认真对待法律职业伦理，做三观正确的良善法律人。在法律硕士学院，你们掌握了法律思维、法律技能还不够，应当掌握法律职业价值，成为德才兼备的法律人。职业伦理不是一些空泛的正义观念，你们需要认真学习，以便在将来面临职业伦理困境时知道如何选择。职业伦理是职业行为规范，那为什么这门课程不叫职业行为规则而叫职业伦理呢？因为法律人学习规则、掌握规则，甚至存在不当职业行为甚至违法行为，所以必须强调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因此这门课叫做职业伦理，强调对规则的信仰。今后我们要加强职业伦理教育，要将法律职业行为规则作为一种信仰。澳大利亚职业伦理学者埃文斯教授倡导法律人做good lawyer，做一个良善的法律人。在西方职业社会学上，把医生、教师、法律人以及神职人员称为profession，这几个职业群体具有公共主义的使命，然而它们在当下都受到商业主义的严重侵蚀。律师作为社会法律工作者，不能不讲案源，不能不讲营销，但是律师不应把营销放在第一位。澳大利亚职业伦理学者提出，律师业如果不得不向商业化低头，他们也提倡一种commercialized professionalism，就是所谓“商业化的职业主义”，重点还是落实在职业主义上面。法律人不要失落职业主义的理想，牢记公共主义的使命。大家都看到办公楼门口的法镜了吧？法镜是明镜高悬，彰显正义，希望你们追随正义的使命，消除不正义。马丁·路德金讲过这样一句话：“Injustice anywhere is injustice everywhere”，就是说发生在一个地方的不正义就是普遍的不正义。我们要把个别的不正义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我们要笃行去消除不正义，实现普遍的正义。最后，祝愿我们师生共同成长。8月29日，学校宣布我担任新一届法律硕士学院院长，我感到压力很大。作为全国唯一的法律硕士学院，之前费安玲院长和辛崇阳副院长带领学院上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要在这个高度基础之上更上一层，我觉得难度不小，但我想起这样一句话“因其难方见其乐”。我们新领导班子面临新任务，目标是要打造独具特色的、可以推向全国的中国政法大学法硕教育模式。这个目标实现之后，我们的法硕人才培养经验不但是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将具有影响力。法硕教育是以美国的JD教育作为学习对象建立的。韩国和日本完全退出了旧的法学教育，建立了美国式学士后法学教育制度。虽然日本人说他们的改革是不成功的，但是不要偏信，因为日本人具有工匠精神，做事不急不躁、非常细致，他们的改革是否成功需要拭目以待。2006年我在韩国教书，韩国开放法律服务市场之后，面临美国律师、美国律所的竞争。美国律所具有的能力是创造性地解决法律服务问题、创造需求。譬如最近美国有多家律所要起诉中国上市公司，甚至起诉中国的律所，他们把起诉中国公司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但我们当下能够能用熟练外语从事法律业务的中国律师不多。几年前，一架韩国民航飞机在旧金山机场坠落，几个中国人罹难，没有中国律师给死者主张权利。美国人把发生事故以后积极揽案的律师叫追逐救护车的人，ambulance chaser。大家可以看一部美国电影《造雨人》，就是讲发生事故以后有两个律师去揽案子的。我写了一篇随笔呼唤我们的律师要有追飞机的人，但中国到现在有几个人可以做这样的案子？我们的国有大公司都不得不去聘请外国律师在国外出庭。我在美国法学院教过书，有一个美国教授专门教反倾销的，他跟我讲中国经贸情况，对中国的规则掌握得一清二楚。我感到我们的对手太凶悍了，我们缺少应对经验。我们要知耻而后勇，做个出色的法硕人，让上述情况不再继续下去。去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为什么要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呢？他考察的是政法队伍，并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期许。中国梦也是法治梦，要实现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以及法治中国的建设需要一支德才兼备的法律人队伍。法律人队伍从哪里来呢？来自于法律院校的培养。那我们准备好了吗？美国律师协会是评估法学院的，它要求美国法学院毕业生在毕业时做好职业准备。三年以后，你们走出法律硕士学院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同样可以做好职业准备，成为一个优秀的法硕人、优秀的法官、优秀的检察官、优秀的律师等等。同学们，请认真学习，充分利用你们的优势。我刚担任法硕学院院长，我的法硕时间和你们一起开始，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使命。我的使命不是让我自己如何成功，我愿和全院师生共同努力、百折不挠，打造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法硕教育法大模式。Profession，职业的字头来自于拉丁语，就是宣誓的意思。今天我也要利用这个场合庄严宣誓，从今天开始，我们全院上下共同努力、攻坚克难、创造法学教育奇迹。最后，祝你们在法大的学习时光充实幸福，健康快乐！祝大家做最好的自己，成为优秀的法大人和法硕人，共同拥有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法律硕士学院院长：许身健收起

作者：李奋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伴随着中国律师制度的深刻变革，特别是律师身份的逐步演变，“忠诚义务”在中国律师职业伦理中的重要地位得以凸显。为积极履行“忠诚义务”，辩护律师应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执业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过，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度和边界的。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限度和边界，可以从“执业目标”“身份独立”“真实义务”三个维度进行界定。对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限度和边界进行研究，既有助于解决辩护律师如何履行忠诚义务的问题，也有助于调和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辩护冲突，还有助于化解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一、问题的提出纵观中国刑事诉讼体系的演进历史不难发现，辩护制度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仅体现在律师辩护权利的扩大和发挥作用空间的扩展，亦反映于有效辩护的观念逐渐得到了法律人的广泛认可。而有效辩护目标的实现，既需要借助于制度变革和观念革新，以激活被告人的辩护能力，强化其在刑事辩护中的主体意识及主导地位，从而使其真正成为刑事辩护权的掌舵者；也需要通过规范及调整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来确保律师履行忠诚义务，避免其因与被告人在辩护观点上相互抵牾和衍生内耗所引发的负面效应，进而使刑事辩护能够取得最佳效果。作为辩护律师的首要职业伦理规范，忠诚义务无疑对规范辩护律师的执业行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忠诚义务的基本要求，辩护律师不仅要尽力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还须对其意志给予充分尊重。可以说，在中国律师制度历经多次变革之后，尤其是律师的身份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再到当下的“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界对自己在刑事诉讼中所应扮演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之角色，已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异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不少辩护律师深受“独立辩护人”理论的影响，缺乏对当事人意志的充分尊重，甚至完全不受被告人意志的约束，以至于常常引发与被告人在辩护意见和策略上的矛盾，进而造成辩护效果上的内耗。甚至在一些极端个案中，还曾上演辩护律师“倒戈”的现象。因此，我们除了应对律师的独立辩护设置一定的边界外，还应要求其恪守忠诚义务，对被告人的意志给予充分尊重，特别是在辩护目标和事实问题上。不过，无论如何，辩护律师都不应在没有与被告人进行协商、沟通并征得其授权或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发表与其相互矛盾的意见。否则，就是对忠诚义务的严重悖反。当然，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并不是绝对的。毕竟，根据《律师法》的规定，辩护律师除了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之外，还要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与社会公平正义，其执业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些带有公益色彩的执业目标，无疑都为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设置了外部边界。同时，《律师法》还对辩护律师设置了三条基本的执业红线：一是不得有损司法廉洁，即不得向法官、检察官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介绍贿赂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法官、检察官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依法办理案件；二是不得故意阻挠真相发现，即不得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三是不得挑战司法尊严，即不得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此外，根据2017年《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的规定，律师与当事人或者委托人就辩护或代理方案产生严重分歧，不能达成一致的，可以代表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解除委托关系。这也体现出律师辩护的独立性，并构成了独立辩护对忠诚义务的限制。特别是，忠诚义务和真实义务之间很多时候还存在着内在冲突，需要认真研究如何为作为忠诚义务核心内容的保密义务和不得拒绝辩护等设置例外。本文将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对忠诚义务的限度进行研究，有助于解决辩护律师如何履行忠诚义务的问题，也有助于调和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辩护冲突，还有助于化解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二、宏观限度：“执业目标”上的限制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律师与公检法人员一样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其任务是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民公社和公民提供法律帮助，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1996年《律师法》第2条对律师的定位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2007年《律师法》第2条第l款对律师的定位则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2017年修正后的《律师法》保留了这一规定。但是，《律师法》并没有将维护当事人利益作为律师执业活动的唯一目标，而是要求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实现三个目标。即，除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外，还要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和社会公平正义。这既意味着律师所维护的只能是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表明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时，不得采取妨碍法律正确实施、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行为。因此，“执业目标”上的限制构成了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宏观限度。（一）律师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被追诉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为了维护被追诉人的利益，辩护律师可以进行以下五种形态的辩护。一是无罪辩护，即在辩护律师认为控方的指控不能成立的情况下，说服办案机关在侦查阶段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作出不起诉处理，或者在审判阶段宣告无罪。二是罪轻辩护，即在辩护律师认为控方指控的罪名不成立的情况下，论证被追诉人构成了另一较轻的罪名。三是量刑辩护，即在辩护方对被追诉人构成犯罪不持异议的情况下，通过与检察机关积极地沟通、协商，说服其在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后及时终结诉讼，或在提起公诉的情况下向法庭提出较为轻缓的量刑建议，或者通过提出若干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来向法庭论证应对被告人作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的裁决。四是程序辩护，如果辩护律师发现案件中存在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情形，则可以进行程序性辩护，即挑战侦查行为、公诉行为和审判行为的合法性，说服司法机关对这些行为作出违法之宣告，并最终排除这些诉讼行为和诉讼结果的法律效力。五是证据辩护，即根据证据规则对单个证据能否转化为定案根据，以及现有证据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进行辩护。此外，刑事诉讼不仅要解决被追诉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还要对刑事涉案财物进行审理和处置。目前，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存在着审前阶段裁判方缺位、审判阶段裁判程序附属化、第三人参与权虚化的构造缺陷，并由此引发了办案机关恣意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涉案财物的问题。因此，在涉案财物的处理过程中，辩护律师有着大量为委托人争取权利的空间。特别是在罚金、没收财产、涉案财物的处置等方面，辩护律师可以通过会见、阅卷、调查、申请重新鉴定等活动，最大限度地减少罚金、没收财产、追缴赃款赃物的数量，从而减少被告人的经济损失。这尽管并不属于传统刑事辩护业务的组成部分，但作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活动，应被视为传统刑事辩护业务的必要延伸。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对物之诉”已在我国法律上得到了确立。不过，在这一被称为“特别没收程序”的执行中，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委托，是以诉讼代理人而不是以辩护人的身份参加诉讼的。当然，无论律师以何种身份参加诉讼，也不论其采取的是哪种辩护类型，都是为了维护被追诉人的利益，其可以在尊重当事人意见的前提下，根据事实和法律在法庭上与控方进行“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式的平等对抗，也可以在审查起诉环节与控方展开积极的沟通、协商和对话。作为负责任的辩护律师，不论法律素养和执业水平高低，都应时刻铭记：辩护权是被追诉人的权利，律师接受委托或者指派进行辩护的目的，并非要孤立地维护法律正确实施，而是为了维护其合法权利。因此，律师在辩护活动中，应当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开展工作，提出有益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但不能以违法的方式去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虽然，辩护律师有时很难对委托人提出的诉求是否合法作价值判断，但如果明知其维护行为将造成犯罪行为的继续性或将被委托人用于违法目的的，应主动拒绝辩护。（二）律师是“消极的真实义务”的维护者以事实为根据是我国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甚至被称为公理性原则。《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但该法却未对律师提出同样的要求。虽然，《律师法》第3条和第32条也分别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律师执业要与公检法机关办案承担同样的“真实义务”。尽管确保案件客观真相的准确还原，并通过严厉打击犯罪维系社会秩序稳定，被认为是中国刑事诉讼的首要诉求。但是，发现案件真相或者保障案件真相发现的责任，是落在公检法机关特别是承担追诉使命的检警机关肩上，而不在律师身上。实际上，包括辩护制度在内的诸多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和制度，都与发现案件真相或者与保障案件真相之发现没有明显的关系。甚至，有些程序和制度的设计往往还会直接影响乃至妨碍公检法机关挖掘真相。当然，刑事辩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由于允许辩护律师充分地参与到诉讼中来，提出证据、观点和主张，并对检控方的证据、观点和主张进行有效的反驳，在很多情况下确实能有效帮助法庭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不过，其价值往往偏于“毋枉”，而不在于“毋纵”。也就是说，辩护制度的存在能够使法庭审判最大限度地发挥纠错功能，从而有利于实现不冤枉无辜这一价值目标。作为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辩护律师即便发现了不利于被追诉人的事实和证据，也只能依据保密义务维持缄默状态，或者予以忽视，而绝不能提醒公检法机关注意或向其提交。当然，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只能采取合法或者至少不违法的方式和手段，而不得帮助被追诉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也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所以，如果说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所谓“真实义务”的话，那么其所承担的“真实义务”，也仅是不得积极实施歪曲事实的行为的义务。这种义务被称为“消极的真实义务”，区别于公检法机关——尤其是检警机关——所承担的以恢复案件事实本来面貌为目的的“积极的真实义务”。显然，辩护人只承担“消极的真实义务”，而不承担“积极的真实义务”。否则，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将处于比没有辩护人的被告人更为不利的境地，这既违反常理，也有悖于辩护制度设置的初衷。不过，辩护律师所承担的“消极的真实义务”，实乃辩护律师执业的“底线要求”，自然也构成了忠诚义务的外部界限。（三）律师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公平和正义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法治社会的核心价值。因此，无论是代表国家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还是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己任的辩护律师，都承担着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使命。不过，作为不具有公权属性的诉讼主体，律师维护公平和正义的方式与公检法人员大相径庭。因为，其只能站在有利于被告人的立场上发挥作用。若没有律师作用的有效发挥，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是得不到保障的。毕竟，作为被追诉的一方，被追诉人无论地位多高，也无论其多么富有，都无法与代表国家追诉机构的警察、检察官相比。因为，当某人因涉嫌犯罪面临刑事追诉时，往往会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要说其还是法律的“门外汉”，即使其拥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也会因为承受着被追诉的心理压力，而容易“当局者迷”。因此，没有辩护律师的有效帮助，指望被追诉人通过“自行辩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辩护律师的积极协助，其防御能力才能得以强化，亦可适度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悬殊，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从这个角度说，辩护制度的存在不仅是实现控辩平等的需要，也是实现司法公平和正义的最低要求。因此，辩护律师虽然既不会像检察官那样去考虑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也不似法官那样去追求司法公平和公正，而是仅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来实施诉讼行为，但其所扮演的维护公共利益的角色定位却从未被否认。“对于辩护人来说，背离了与委托人的依赖关系，完全不可能期待它的其他的公共性功能，只有忠实地捍卫委托人的利益，才能实现对辩护人所期待的公共性功能。”正是辩护人尤其是辩护律师的积极介入，才有力保障了具有公益内涵的法治程序。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刑事执法的法治化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这其中无疑也凝结着辩护律师的心血和汗水。表面上看，辩护律师只是站在被告人的立场上行事，采取的辩护方式有时还会与代表国家的追诉机构形成对抗，但律师并非社会的异己力量。辩护人为了维护程序的适当性而行使的防御权，不单是为了正在代理的嫌疑犯、被告人，而是为了维护潜在的同样情况下的所有人的权利。因为，至少从理论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追诉人，所以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其实也就保障了每位公民的权利，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就相应地得到了保障。三、中观限度：“身份独立”上的限制应该说，不少辩护律师至今仍然抱守的“独立辩护论”是有规范依据的。2000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发布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5条就明确，律师担任辩护人或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依法独立进行诉讼活动，不受委托人意志的限制。不过，2017年8月27日第九届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删除了律师“独立辩护”条款，在要求律师“依法独立履行辩护职责”的同时，又要求律师在辩护活动中，应当在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尊重当事人意见，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开展工作，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这意味着，辩护律师既不能完全不受当事人意愿的约束进行所谓的“独立辩护”，也不能罔顾法律和事实对当事人唯命是从。作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律师必须把握好刑事辩护的行为界限，而不能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不择手段、为所欲为。其不仅应在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辩护，还应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而不能异化为被追诉人的“喉舌”或者“附庸”。即，在为自己的客户进行辩护时，律师不应当成为自己客户的仆人，不应当成为使其逃脱应得的司法惩罚的帮助犯。律师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甚至创新自己的辩护风格，但却不能违背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更不能突破法律底线，以至于损害其他法律价值。特别是，律师要和委托人保持适度的距离，守住基本的法律底线，既不能有损司法的廉洁，也不应挑战司法的尊严。（一）不得对当事人唯命是从作为忠诚义务的承担者，律师自然应将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作为执业目标，并对当事人的意愿给予充分的尊重。但是，作为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有自己独立的专业判断，不可能一味迎合当事人的意愿，更不应对当事人唯命是从。否则，就会丧失最低限度的独立性。美国上诉法院第四巡回审判庭首席法官克莱门特F.海恩斯沃斯（Clement F. Haynsworth）就认为：“（律师）为当事人服务但并不是他们的仆人。他提供服务以促进当事人合法和适当的目的，但律师永远不要忘了，他才是主人。他并不完全是为了完成当事人的命令。律师需要自己决定什么才是道德上和法律上正确的做法，并且，作为一名专业人员，他也不能服从当事人让他站在其他立场的要求……律师必须从他自己的角度而不是当事人的角度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皮尔斯（Pearce）法官在Rondel v. Worsley案的判决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辩护律师的独立性对于维护司法的尊严、确保司法的高效运转以及阐明事实至关重要。”辩护律师应具有的这种最低限度的独立性，构成了忠诚义务的外部边界。例如，在辩护律师知道被追诉人是“替人顶包”，而被追诉人又希望律师为其进行有罪辩护的情况下，律师应对被追诉人进行劝说，以便其能够放弃不明智的选择，讲出实情，并据此展开辩护活动。这其实也是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应然之意。如果劝说无效，辩护律师最好选择退出辩护。因为，对明知是无罪的人，如果律师按照被追诉人的要求进行有罪辩护，无疑会损害社会利益。当然，辩护律师的这种独立立场也不应被过分强调，否则，就容易走向“独立辩护论”的误区。即，以辩护律师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为由，进行所谓的“独立辩护”，即使在与被告人的辩护观点发生严重分歧时，也可不受其意志的干涉和左右。从2017年中华全国律协通过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5条第3款的规定来看，律师界已然抛弃了那种传统的独立辩护理论。不过，相关规定只是明确禁止律师违背当事人意愿提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却没有试图禁止律师违背当事人意愿提出有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这意味着，如果辩护律师认为当事人的意见是错误的，而自己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且又是有利于当事人的，就可以不顾当事人的意愿向办案机关提出。例如，如果审判前拒绝认罪的被告人在法庭上突然认罪，但是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就可以同被告人意见相左，继续按照之前的思路进行无罪辩护。在不少律师看来，这种看起来违背被告人意愿的做法，恰恰是在履行忠诚义务。但我们认为，这种既未与被告人沟通、协调，也未获得被告人同意或授权的“独立辩护”是一种“致命的自负”。遇到被告人庭前拒绝认罪庭审时突然认罪的情况，律师应立即申请法庭休庭，与被告人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尽力说服其接受自己的辩护思路。如果始终不能协调一致，说明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已受挑战。此时，律师可以选择退出辩护，也可以在被告人不反对的情况下进行无罪辩护。如果律师选择退出本案的辩护，需将自己的决定及时告知被告人，并在新的辩护人到位后，再正式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不过，如果律师退出本案的辩护将会使被告人失去其他律师的帮助，从而对其辩护防御陷入明显不利时，或者法庭认为律师退出辩护将会拖延审判，严重影响诉讼效率时，法庭应有权拒绝律师退出辩护。（二）不得有损司法廉洁作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被追诉人聘请某位律师作为他的辩护人，当然希望其能为自己争取到最为有利的诉讼结局。诚然，律师在接受委托后，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辩护，包括但其实远远不限于提出被追诉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削弱乃至推翻指控，从而促使办案机关对被追诉人作出较为轻缓的处理或者宣告无罪。可以说，在追求“好”结果的出现上，被追诉人和辩护律师的目标通常是一致的。但“好”结果能否出现往往又取决于律师法律素养和执业水平的高低、是否尽职尽责、所采取的辩护策略是否恰当及司法环境的好坏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委托人动辄提出诸如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罚等要求的情况下，律师虽然不能做出任何承诺，但却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为其输出恰如其分的辩护思路，并对其提供尽职尽责的辩护服务。为了达到预期的辩护效果，律师还可以穷尽一切法律内外的救济手段。不过，有些底线却不能突破。即律师不得以影响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为目的，与本案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仲裁员在非办公场所接触，不得向上述人员馈赠钱物，也不得以许诺、回报或提供其他便利等方式与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进行交易。 但这些年来，律师因涉嫌行贿罪被追诉的新闻却屡见不鲜。对此现象，有的律师却说，如果不对那些有决定权的人（比如法官）有所表示的话，哪怕是正确的辩护意见，也得不到裁判者的应有重视。君不见，对于律师洋洋洒洒数万言的辩护意见，不少裁判文书居然以“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就简单、草率地做出了不予采纳的裁决结论！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事人在决定聘请某位律师时，往往并非或者主要不是因为这位律师的法律素养高、辩护技巧好，而是或者主要是因为，其相信这位律师的人脉关系，有助于达成“好”结果。当事人的这一“信任”，有时来源于其要聘请的那个人的身份；有时来源于其要聘请的那个人曾经办理过某一有影响的案件；有时来源于其要聘请的那个人与能够决定某一案件处理结果的人存在特殊关系，等等。不过，千万别说当事人“傻”、不懂法，其或许不知道法律条文是怎么规定的，但其对法律的力量究竟如何施展往往却感受得最为真切。许许多多的事例都足以说明，其用自己经验得出的而不是书本上给出的标准去选择律师，实在是“智慧”之举。所以，在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时，很多当事人都不仅希望律师能够提供专业化的法律服务，还会要求律师做些诸如“运作”“打点”之类的事情。此时，律师如果定力不够，就很容易在“成功报酬”的诱惑下做出有损司法廉洁的行为。但是，“刑事辩护的第一要义在于：不能将律师自己送进监狱”。（三）不得挑战司法的尊严如果说刑事辩护是一门艺术的话，那么其首先应该是一门说服法官的艺术。也就是说，律师的辩护活动是以说服裁判者接受其辩护意见为目标的。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常识。毕竟，只有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各种行为真正追求，并有助于实现让裁判者接受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之结果，刑事辩护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而要想让自己的意见得到裁判者的尊重，律师首先应当尊重裁判者。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律师“死磕”法官却俨然成了一种现象。一些被舆论称为“死磕派”的律师，既不是从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是否具备刑法所要求的构成要件、犯罪事实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等方面做出无罪辩护，也不是从诸如被告人是否存在立功、自首、坦白、退赃等法定或酌定情节方面进行量刑辩护，而是“对诉讼证据的小题大做、对诉讼程序的吹毛求疵、对法律规定的斤斤计较”（刘桂明语），或者于庭外借助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方式向办案机关施加某种压力，采取的主要方式包括高调申请回避、送红薯、绝食、静坐、打横幅、写公开信、向有关部门投诉、扬言起诉、退庭等抗争方式。前些年轰动全国的常熟民工案、贵州小河案、北海律师案，甚至包括重庆李庄案，都被认为是“死磕”辩护的典型，很大程度上也是“死磕”策略的巅峰。这种辩护方与审判方直接进行对抗乃至“死磕”的现象也被称为“辩审冲突”。究其成因，这其中既有刑事审判权的异化问题，也有律师因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从而拒绝遵守法庭纪律和相关规定的问题。“某些行为对法官而言可能是有损尊严的或无礼的，但对律师而言可能是有效代理其当事人所必须的。”以杭州莫焕晶纵火案辩护律师的退庭事件为例。在杭州中院对莫焕晶纵火案的一审庭审中，某律师因所提出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对莫焕晶进行司法精神鉴定、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变更管辖等请求，均未能得到合议庭的准许，就愤然宣布退出法庭，并因此被认定违反了《律师法》、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从而付出了被停止执业半年的代价。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具有认真、负责、敢于抗争的职业精神固然可嘉，采取直接挑战法庭权威的“死磕式辩护”，在个别案件中可能也会“有所斩获”；但就整体效果而言，“死磕式辩护”可能不但无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更会将自身置于司法诉求的对立面上。这绝不仅仅是个别律师的职业风险问题，还极易使整个行业蒙受专业性质疑，陷入破窗效应的窠臼，现行的职业伦理规范也已为其划定了行为底线。例如，律师不得无故不出庭参与诉讼，或者违反法庭规则，擅自退庭；再如，律师不得聚众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又如，律师不得对本人或者其他律师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歪曲、有误导性的宣传和评论，恶意炒作案件。此外，律师也不得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等等。四、微观限度：“真实义务”上的限制如前所述，虽然我国律师法明确要求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但是律师所承担的真实义务与公安司法机关所承担的真实义务却是迥异的。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则是,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即便是获取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其也因为承担着保密义务，而不能向公安司法机关提交。换言之，不同于公安司法人员承担的“积极的真实义务”，律师所承担的只是一种“消极的真实义务”，即不得为了追求有利于当事人的结果，去积极实施歪曲事实、妨碍真相的行为。比如，辩护律师如果明知证人证言是虚假的，就“不得暗示或者设计一个更看似真实的辩护”。“不考虑程序制度上的差异，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要求律师陈述事实，在法律界限内执业，并对法庭诚实和尊重。”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或者说重国家社会利益、轻个人权利）的刑事司法理念根深蒂固，辩护律师实际上承担了过多的“真实义务”，尤其体现在立法关于保密义务、拒绝辩护等例外的安排不够合理，导致律师有时不得不牺牲忠诚义务。这不仅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也不利于维护律师的职业声誉。（一）保密义务的例外虽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刑事诉讼法》还在第48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保密特权，即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律师法》第38条也对律师提出了保守职业秘密的义务，即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对于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律师也应当予以保密。律师保密特权和律师保密义务共同构成了律师职业秘密问题的基本内核，是律师职业秘密规则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作为忠诚义务的应有之义，保密义务对于维系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秘密交流，确保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坦诚和信任，进而确保当事人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律师若要发挥辩护的最大效用，必须以获悉充分的案件事实信息为前提。而只有律师承担起对当事人的严格保密义务，才可能获得当事人的信任而使其心无芥蒂，充分告知其涉及的案件信息。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规定，辩护律师对委托人的保密义务也不是绝对的。即，对于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或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律师不承担保密义务。应当说，相关规定将委托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上述三类严重犯罪行为，设置为律师保密义务的例外情形，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必须的。但是，立法将律师从委托人那里获悉的“其他人”准备或正在实施的上述几类犯罪行为，也作为保密义务的例外情形，就未必是合适的，至少是值得研究的。此外，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律师不再承担保密义务的几种情形，似乎可以直接进行揭发检举，或者提供相关证言。未来的制度安排是否可以考虑让律师承担起劝阻、警告等义务，如果无效，再向司法机关进行揭发检举，或者提供相关证言。尤其是，相关规定仅仅将上述几种情况作为律师保密义务的例外，又是远远不够的。未来，可考虑结合美国律师保密制度发展的经验，确立更为完善的例外情形。例如，在委托人利用律师实施犯罪或严重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行为的情况下，律师不再承担保守职业秘密的义务；再如，在委托人授权同意公开时，律师也不再承担这一法律义务；又如，在可能被牵涉到委托人的犯罪行为中时，律师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可以披露委托人的秘密；等等。（二）拒绝辩护的例外根据《律师法》第32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已委托的律师为其继续辩护或者代理，同时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但是，律师接受委托或者指定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否则，就是对被告人的背弃，也是对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违反。因此，《律师法》第48条明确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者仲裁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处罚。为了对忠诚义务和真实义务这两种法律价值冲突进行协调，《律师法》允许辩护律师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拒绝辩护：一是委托事项违法；二是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三是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当然，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42条的规定，即使出现了上述三种情况，辩护律师也并非就要直接采取拒绝辩护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拒绝辩护之前，律师可以先告知委托人，与其进行充分交流，并向其提出整改建议，如果其不予理会，或仍坚持要求律师“从事违法活动”，律师再行使拒绝辩护的权利。显然，律师法所设定的上述三项例外，是明显有利于辩护律师而不利于当事人的。其之所以没有引发律师滥用该权利的问题，是因为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如果仅仅因为委托人的委托事项违法或者委托人提出了违法的要求就拒绝辩护，会对自己的收益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即使辩护律师可以行使该权利，其也不会轻易行使。毕竟，律师需要通过执业而维持生计。从作者的个别访谈来看，在律师的辩护实践中，委托人的委托事项违法，或者委托人向律师提出了一些违法要求的情况，并非罕见。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律师通常只是委婉地拒绝接受该委托事项或者要求，然后继续为其进行辩护，而不会轻易采取拒绝辩护或者退出辩护的方式。而且，在辩护律师看来，对于委托人“隐瞒事实的”情况，更是不会将其作为拒绝辩护的理由的。道理很简单，一个要求了解全部事实的律师是不受欢迎的，也不容易得到委托人的信任。我们认为，将“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情形，作为律师拒绝辩护的理由确实有所不妥。首先，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获得辩护权不应因隐瞒了所谓的重要事实而被限制。无论是按照《宪法》，还是按照《刑事诉讼法》，获得辩护权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而“获得辩护”的核心则是获得律师的有效辩护。毫无疑问，不要说是“隐瞒了重要事实”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使是彻底保持沉默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有权获得辩护。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不仅是公安司法机关的义务，更是辩护律师的天职所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办案机关隐瞒某个事实的动机可能是，为了逃脱惩罚或避免更严厉的惩罚。而向辩护律师隐瞒某个事实，则可能是因为其认为该事实对律师的辩护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也可能是因为担心律师知悉了该事实后会对其辩护带来不利的影响，抑或是因为其相信律师即使不掌握该事实，也不影响其为自己做出有效的辩护。当然，有时也不排除是因为其对律师尚不够信任，担心该事实告知律师后会被泄露出去。不过，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何种动机隐瞒了事实，通常并不会妨碍律师的辩护活动，基本上也不会给律师的辩护带来执业上的风险，因此也不应成为律师拒绝辩护，从而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权利的根据。其次，作为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为己任的诉讼参与人，辩护律师只承担“消极的真实义务”，并不承担警察、检察官所承担的“积极的真实义务”。因此，辩护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时，只是不得积极地歪曲真实，而不需要掌握全部真实。甚至，在美国著名律师艾伦德肖维茨看来，律师在为确实有罪的被告辩护时，还可以用一切合法的手段来隐瞒“全部事实”。“对被告辩护律师来说，如果证据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或该证据带有偏见，损害委托人的利益，那么他不仅应当反对而且必须反对法庭认可该证据，尽管该证据是完全真实的。”最后，律师充分掌握案情，尽管很多时候确实有助于其对案件进行客观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肯的辩护方案，进而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辩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律师掌握的事实越全面越好。相反，有时律师知悉了某些事实，反而会给辩护活动带来障碍。日本律师佐藤博史就指出，辩护人应当这样告诉被告人：“这个情况很重要，请您认真听。我作为辩护人，为了使辩护活动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我需要知道一些真实的情况。当然，与您希望的裁判结果不一致的事实，我并不想知道。如果我知道了这些事实，会给辩护活动带来很大的障碍。最不理想的结果可能是我不得不辞去辩护人的职务。因此，请您把某些事情告诉我，请注意不要把那些与实现您的目标相矛盾的内容告诉我。请您讲吧。”（三）可否建议当事人保持沉默如前所述，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消极的真实义务”，对此，《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均作了明确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4条第1款的规定，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根据《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在职业活动中不得有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等行为。此外，《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7条也规定：“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第253条还规定，律师不得有故意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等行为。这里有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是不被监听的，因此，有不少人担心会有律师违反职业伦理要求，在会见时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风报信、教唆其翻供。这些行为固然是违反职业伦理的，但是，辩护律师是否可以在会见时建议、劝导、怂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判断，中国是否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如果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沉默权已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那么律师围绕如何行使该权利对其进行建议、劝导、怂恿，并不违反辩护人的消极真实义务。应该说，对于中国是否实际确立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目前法律人尚存在明显的分歧。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法律文本并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确立了“默示的沉默权”，其法律依据就是《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而对于《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其解释是：“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沉默，但如果选择回答，那就要如实陈述。换言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但是没有说谎权。”本文基本认同上述解释。实际上，在刑事诉讼法确立“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之前，也可以从辩护权中推出“默示的沉默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辩护权的基本含义就是，在面临刑事指控的情况下，被追诉人可以进行积极的辩解、申辩和反驳。但是，进行辩解、申辩和反驳，是权利，而非义务。由于是权利，则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而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是辩护权的应有之义。 据此，我们认为，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建议、劝导乃至怂恿其对侦查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并不违反辩护人的“消极的真实义务”。《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61条规定，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不被强迫证实自己有罪的权利”等基本权利。但是，辩护律师不得建议、劝导乃至怂恿其向办案机关进行虚假陈述。五、结语作为整个法律体系变迁的缩影，中国律师职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6年《律师法》制定之后，也已经历了巨大变迁，具体表现在律师业自治程度的加强、律师界在公共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律师业务分工的逐渐细化，以及专业化程度要求更高的非讼业务的飞跃式增长，等等。以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被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律师，由于扮演着维护“消极的真实义务”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角色，因此，其既不同于完全受制于权威主义的国家机构分子，也非完全意义上见诸私利的市场主体。换言之，中国律师或将长期处在国家干预和行业自治的中间地带，相应地，刑事辩护要从“椭圆理论”（即刑事辩护存在被告人和法院两个中心）走向“圆形理论”（即刑事辩护以被告人为单一中心），也将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过，历史终究是要向前发展的。随着2017年《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的实施，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得到了明显强化，特别凸显了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虽然，《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5条将是否“有利于当事人”作为辩护律师可否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标准并非没有缺陷，但是，该条的重要意义却是不容置疑的。其不仅符合未来辩护律师职业伦理制度的发展方向，也有助于促使辩护律师逐步抛弃那种传统的“独立辩护论”，从而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和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可以预见的是，“忠诚义务”必将在未来中国律师职业伦理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直至“圆形理论”被广泛接纳。这样，“一个辩护人，在履行其职责的时候，只认识一个人，那就是其当事人。对辩护人而言，其最重要且唯一的职责就是，使用一切方式挽救其当事人，为其谋利，并把危险和负担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在辩护人履行上述职责时，他必须无视其可能对其他人造成的惊慌、痛苦以及破坏。”不过，“圆形理论”越是得到接纳，律师职业伦理的塑造就越是重要。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才试图从“执业目标”“独立辩护”“真实义务”三个角度，对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边界和限度进行讨论。虽然缺乏实证的分析，也谈不上系统的提炼，但却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索。当然，“忠诚义务”的边界和限度问题，绝不仅仅限于前文中所研究的内容，实际还涉及利益冲突问题。对于那些直接的利益冲突，《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都采取了严格禁止的态度和立场。例如，《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再如，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51条的规定，除在该县区域内只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且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的以外，同一律师事务所的不同律师不得同时担任同一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的代理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又如，“同一名律师不得为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不得为两名或两名以上的未同案处理但涉嫌的犯罪存在关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而对于那些间接的利益冲突，《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则作了允许律师代理的例外，但前提是当事人要签署知情同意书,表明其已经知悉存在利益冲突的基本事实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当事人明确同意与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建立或维持委托关系。例如，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而同所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被害人的近亲属的；再如，同一律师事务所接受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分别指派不同的律师担任辩护人的。不过，和本文讨论的其他诸多问题一样，律师执业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也是较为复杂的。因为，其不仅关系到委托人的利益，还涉及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利益。因此，俄罗斯《律师职业道德法典》就明确规定：律师—辩护人不得没有必要地恶化其他被审人的处境。对于与被辩护人的利益相矛盾的其他被审人，只有在不反对他就不能充分地为律师的委托人进行辩护的条件下，律师反对的行为才是正当的。本文原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编辑：楚予收起

〈2018年6月8日法域 ·法考〉新时代xinshidai xinfakao 新法考时　间：6月8日下午15：00地　点：司法部新闻发布厅主　题：2018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组织实施工作情况嘉　宾：赵大程 司法部副部长；贾丽群 司法部考试司司长；谢愚妮 司法部考试中心主任主持人：左 力 司法部新闻发言人主要发布内容：2018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及有关政策要求，并回答记者提问。司法部副部长 赵大程：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决策部署，4月29日，司法部公布实施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5月14日，《2018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正式发行。今天，我们向社会发布2018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标志着首次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工作正式启动。下面，我就建立和实施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有关情况，向大家作一介绍。一、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是建设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措施　　　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鲜明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强调要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建设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作出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强调把能力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坚持从源头抓起，改革和完善司法考试制度。这是我们建立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理论起点、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为建立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明确将司法考试制度调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司法部按照《意见》要求完成了有关法律修改和规章制定工作，定于2018年开始实施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扣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立足于服务建设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是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人才保障的基础性制度。这一制度吸纳了原司法考试制度的设计思想和测量方法，并且在指导思想、工作目标、测量要求上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和完善，强化了法律职业的政治素养标准、业务能力标准和职业伦理标准，突出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专业性、扩展性、实践性特征，改革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方式方法，增设了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制度，加强了对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的管理。目的就是要把好法治人才的入口关、考试关、培训关和管理关，通过公平公正科学的考试，选拔培养德才兼备、德法兼修的合格社会主义法治人才，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人才保障。二、实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是调整完善报名条件。《办法》《公告》已经做了明确规定。这一报名条件，主要是为落实建设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要求，综合考虑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人才选拔培养和法学教育的实践情况，适当提高了对报名人员的学历要求。同时，为妥善解决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与原司法考试制度的衔接问题，允许《办法》施行前即2018年4月29日前已取得学籍（考籍）或者已取得相应学历的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此外，为推进法律职业人员诚信体系建设，加强对严重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我们在实施办法当中，在报名条件上规定了，因严重失信行为被国家有关单位确定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并纳入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不得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二是着眼实践确定考试内容。作为测量法律职业素养的考试，关键是要通过考试检验考生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职业伦理如何。无论是客观题考试、主观题考试，都将按照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要求确定考试内容。这样做主要是为落实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实践性要求，增加检验考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能力的考试内容和分值比重，主、客观题在命题上都会更加突出检验考生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等方面的法治实践水平。三是改革考试方式。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方式吸取了原司法考试的有益做法，并根据新制度的定位做了一系列改革。在这里也向大家作重点介绍，并不是全部的。一是实行2 +1考试模式，即客观题2张试卷，主观题1张试卷。实际上就是3张试卷，我们以前的司法考试是4张试卷，3张客观题试卷，1张主观题。我们实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之后，也就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是2张客观题试卷，1张主观题试卷，应该说从题量上，考生备考的压力上，应该说都有所减低。客观题试卷分值各150分，各100道试题，题型分别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不定性选择题，考试时长180分钟。主观题试卷分值180分，题型包括案例分析题、法律文书题、论述题等，考试时长240分钟，考场将为考生配备法律法规汇编。二是提高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客观题考试在包括港澳考区在内的全国各考区全面推行计算机化考试。主观题考试以纸笔考试为主，在若干考区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试点。大家注意，现在客观题考试从今年开始全部是机考办法，主观题我们去年因为是在客观题进行了机考和试点，今年全部推开，今年实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以后，主观题也在部分地区、考区实行机考试点。三是实行一次考试分阶段进行。从今年开始，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考生，通过客观题考试后再参加主观题考试。四是增加客观题考试成绩有效时长。考生当年客观题考试合格成绩在下一个考试年度内有效。这是做了四个方面的介绍，我们还改革了很多方式方法，主要是这四点。四是继续实行特殊政策。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的决策部署，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将继续在艰苦边远地区和民族地区实行与内地有一定差别的考试政策，适当降低考试门槛，让当地符合条件的人能够进得来、留得下。放宽地域范围为国务院审批确定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所辖县（县级市、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级市、区）、艰苦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行政区域。放宽学历条件为高等学校本科学历。同时，2018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继续允许普通高等学校201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报名参考。新的变化是将2019年全日制专升本应届本科毕业生、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和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应届硕士毕业生纳入这一政策适用范围，我们用了抄底的办法解决了司法考试多年来遗留下来的问题。上述人员也可以报名参加2018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三、2018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组织实施工作的主要考虑　　司法部和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将会同各有关方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意见》精神，始终着眼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始终立足于服务建设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切实做好法律职业人才选拔培养工作。过去我们在司法考试组织实施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做法，特别是形成的“从严治考、热情服务”的总原则，可以说既是过去我们从事司法考试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对过去司法考试实践的真实写照。实践证明，坚持这一总原则是确保司法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最重要的工作准则。实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后，我们将继续坚持“从严治考、热情服务”的工作原则，保持严谨、专业、缜密的工作态度，落实“严密组织、严谨程序、严格标准、严明纪律”的工作要求，健全完善制度规范，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会同有关方面共同做好2018年度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组织实施工作，为广大考生提供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为法治中国建设选拔储备更多合格法治人才。希望广大考生严守考试纪律，诚信参考。当然希望他们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借此机会，我要对新闻界的朋友们多年来对我们过去所实行的司法考试工作给予的全力热情的有效的帮助和支持，代表司法部、代表傅政华部长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大家同我们司法部有关的同志一道，继续投入到我们新制度的实施之中，一如既往地支持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工作。下面我们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热点今年的考试大纲和实际考试内容有什么新的变化？法域链接按照两办《意见》精神，特别是围绕考查考生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伦理，怎么样更好地适应建设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需要，我们前一时期和考试大纲撰写的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认真地座谈，大家也形成了共识，整个大纲的撰写工作都是以两办《意见》为主，以司法部公布的实施办法为基准，这样我们从指导思想到考试结构的内容以及到我们测量考生通过大纲所设计的方式方法都进行了补充、完善、调整和提升。所以这个大纲应该说和过去的司法考试大纲相比有了很多全新的变化。 具体来说，我们明确了考试的性质，规定了考试科目，加强了对刚才说到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职业伦理的考查力度，具体来说有这样一些变化：　　　　一是力求对法治实践有新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强调，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两办《意见》明确提出考试以案例题为主，每年更新相当比例的案例。大幅度提高案例题分值比重。因此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要从过去的司法考试以知识考查为主向以能力考查为主转变，在考查考生应知应会的宪法法律知识基础上，重点考查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具体命题中，特别是主观题中，我们将把法治实践中一些具有典型性、指导性的博士生“活生生”的案例拿来，根据命题技术规范进行加工改造后使用，同时允许考生使用由司法行政机关配发的法律法规，以此来考查考生对知识和技能的综合应用，而不是简单的记忆、理解，从而将具有一定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能力、符合法治实务部门需要的考生选拔出来。二是力求对法学教育有新的促进。今年1月，郭声琨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通过高质量的命题工作发挥好职业资格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引领作用，为全面依法治国输送优秀人才。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最根本的问题是考题，考题的设计、质量、数量是关键。为提高命题工作质量，今年司法部改进完善了提供真题工作，扩大了征题范围，从原来的五所政法院校扩大到十五所政法院校和法律实务部门、法学研究机构；征题形式从集中、线下定向征题“一条腿”走路，线上、线下征题双管齐下；不仅定向征题，而且广泛收集国内部分优秀法律院校的本科生期中期末考试试题、研究生考试的试题等，征集试题数量质量明显提高。这势必对法学教育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章来源：司法部 网站编辑排版：法域·法考组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牛马，济大川而无舡辑也。 ——《商君书.弱民》收起

2017年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黄进（2017年6月23日）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远道而来的毕业生亲友们：大家上午好！时间过的真快！对来自海内外的中国政法大学2017届研究生来说，尽管青春还未挥洒殆尽，毕业季却已悄然而至。经过三年或许更久的刻苦学习，同学们，你们以出色的成绩，光荣地穿上了硕士服或博士服。在此，我代表学校和全体教职员工，向你们顺利完成学业表示最热烈祝贺！同时，你们的青春风采，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的优秀表现，完美践行了“凡我在处，便是法大”的箴言，你们是法大的荣耀，我要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属于你们，是你们毕业的日子！但今天也属于你们的老师和亲友。我想借此机会邀请所有心怀感恩的毕业生，对所有支持、鼓励甚至“苛责”你们的老师和亲友，说一声“谢谢”。我说一、二、三，你们大声说“谢谢”：一、二、三，谢谢！大家真给力哈。我也谢谢大家的真诚，你们看，天都被你们感动得要流泪了（快下雨了）！对同学们来说，离别的六月格外伤感。毕竟和本科毕业相比，大部分同学将彻底告别校园生活，告别一段渐行渐远、没有回头路的青春。虽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是我们无法超越肉身，难以割舍三载时光、蓟门晓月和同学师长——“而那过去了的，将会成为亲切的回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人世间，总有一些时光是值得记忆的，总有一些人是值得怀念的，总有一些故事是值得回望的。而大学时代的青春，无疑是最值得同学们记忆的一段历程。今年，2017，“我们一起”，共同迎来了学校建校65周年。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综合改革不断深化，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科学研究成绩斐然，智库建设屡获突破，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特别是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在法大建校65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3日上午亲临法大考察，代表党中央对法大建校65周年，向全校师生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在他考察的三个多小时里，他参观了校史及办学成果展，亲切会见了五位资深教授，在学生活动中心参加了民商经济法学院本科生的班级活动，勉励同学们不忘初心、珍惜韶华、潜心读书、敏于求知，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毕业后为祖国和人民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他亲自主持的有法大师生和首都法学专家、法治工作者代表、高校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他作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法治人才培养和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讲话。总书记高度肯定了我校的办学成就，他说：“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于新中国之初，是我国一所著名高等学府。65年来，学校培养了20多万毕业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书记的到来和重要讲话为法大师生和广大校友送来了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谆谆嘱托和殷殷期望，让我们所有法大人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也让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深信，法大定将不忘初心、奋发有为，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在国家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的道路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承载更多的使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法大毕业生、法大校友、所有法大人必将前程似锦，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曾给大学生算过一笔“人生账”：“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对于法大人而言，我们还有着特殊的使命和责任。实现现代化，意味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就是我们每一个法大人的使命和责任。同学们，你们不仅将亲身参与法治中国建设，而且，你们就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力军，你们就是法治中国的未来！毕业意味着告别，也意味着新的开始。“毕业典礼”一词的英文为“Commencement”，而“Commencement”本身就有开始的意思。在你们踏上新征程之际，作为你们的校长和师友，我和你们的父母一样，总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有出息、有作为、有担当的人。电影《一代宗师》提到，练武之人有三个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作为法治中国的未来，你们任重而道远。我希望你们也能够“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努力成为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一代宗师”。“见自己”，意味着要坚持终身学习，求知若渴，“不迷不成家”。学习、勤学、终身学习是你们安身立命之本。我校潘汉典先生，堪称我国法律文献翻译和比较法学教育的巨擘。他老人家虽年高九旬，仍然钻研学问、笔耕不辍，前一段还审校完成了他1947年翻译的博登海默《法理学》（第一版），现已付梓出版。我校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克服眼疾，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八十多岁的高龄完成了鸿篇巨制——《中华法制文明史》。二老是我们法大的学术大家，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坚持终身学习，不仅需要坚持理论学习，更需要加强对中国社会和世界的理解，在实践中学习。法治是世俗但不庸俗的事业，法学是专业但不僵化的学问。同学们毕业后一定有不少人会从事法律职业，这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职业，需要耐心、经验和阅历。开始工作时，你可能会干很多琐事，比如准备会议、整理文件、装订卷宗等等，但你一定不要被日复一日的琐事消磨了你的学习。记住，“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在所有的行业和领域，你都必须从身边卑微的小事学起、做起，从卑微一步步走向强大。2002届的周征远校友是值得你们学习的佼佼者。他年轻有为，是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的刑庭庭长。他在全国率先探索和实践“刑事速裁”审判模式，坚持尽自己绵薄之力去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见天地”，意味着要坚守职业伦理，谨记“天大地大不如法大”。道德伦理是做人底线，法律法规是处事红线。仅有“见自己”的专业学习是不够的，还应该“见天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说中国政法大学的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包含着“厚德”的理念。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他希望法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法学专业学生要德法兼修、明法笃行，打牢法学知识功底，加强道德养成，培养法治精神，而且一辈子都坚守，努力用一生来追求自己的理想。总书记这里讲的修德，讲的是法律人不仅要修为人之德、公民道德，而且还要修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操守，强调法律职业伦理对法律人的规制。实现全面依法治国，需要人民对法治抱有信心；而人民对法治抱有信心，必须首先对法律人有信心；而要让人民信赖法律人，法律人必须德法兼修，坚守职业伦理，尊重法律。法律人违法乱纪犹如污染法治的水源，对法治的戕害可以说无以复加，会导致人民对法治丧失信心，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发生，全面依法治国也就会成为水月镜花。1994届的吴兴印校友是值得大家学习的榜样。他先后获得“广东省优秀律师”、“全国律师行业创先争优活动党员律师标兵”，他创办的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也成长为行业的标杆。他把自己比喻成律师行业里的追梦人，他以严谨敬业的职业操守，执着地对公平正义不懈追求，成就了其对律师的职业信念。他曾经说过，“身为律师，我们应该要珍惜‘律师’这个称号，并用最大的诚信去维护它。律师一定要为自己讲的话负责，为自己提供的法律意见负责，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赢得当事人的信赖。”这种诚信做人的态度正是他对法律人职业伦理至高无上的诠释。反之，如果忽视职业伦理，甚至违法乱纪，就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身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陈清泉和学法律出身的公安厅长祁同伟，不追求公平正义，最终踏上雷区，或锒铛入狱，或作孽自毁。“见众生”，意味着要坚定法治信仰，“不忘初心”。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这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我们法大人是不能没有家国情怀的。这不仅仅是青春的激情，也是生命力的象征。对法治的信仰和坚守并不是要求大家一定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平凡的生活和普通的事业依然可以践行“见众生”的法治信仰。2010届的周晓芳校友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她是云南省腾冲市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云南省十佳法律援助工作者”。法大毕业后，她选择扎根边疆，献身公益。本着“应援尽援”的理念，在基层为老弱病残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四年下来，她办了将近七百个案子，在解决求助者的法律问题的同时，也积极传播了法治精神。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曾对北大学子说：“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她呼吁同学们“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对法大人来讲，我们的信仰就是法治中国、法治天下。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法大人的适应、苟且，而是法大人的坚守、执着，也就是法大人对法治信仰的坚定不移、坚持不懈！愿你们出走社会半生，归来法大仍是少年！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时代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的，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法治中国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法治中国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而能否实现法治中国的目标，就在各位的手上。同学们，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你有光明，中国就有光明；你们，就是中国法治的未来！同学们，再见啦！离别母校的时候不许哭，但此时此刻天在哭（下雨了），真是“自古多情伤离别”啊。你们记得有空回来哟。再次祝贺你们！衷心祝福你们！谢谢大家！收起

2019年12月7日，由中国伦理学会主办，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京都律所）、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承办的2019年中国伦理学大会法律职业伦理论坛在湖南长沙成功召开。国内知名刑事辩护律师、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梁雅丽受邀参加此次论坛，并以《刑事律师应当具备的职业伦理》为题作了主题发言。本次论坛共设置9大议题，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公检法司以及律师界约100位嘉宾参与了此次活动，分别从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法律职业伦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梁雅丽律师在主题发言时，从刑辩律师的角色定位、刑辩律师的职责、刑辩律师的功能等角度出发，分析了一个刑辩律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职业伦理。梁雅丽律师指出，刑事辩护首先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因此，刑辩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是最基础的伦理要求，也是律师刑事辩护制度最基本的一个根基。其次，律师与当事人的互信义务应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刑辩律师因为信赖关系，负有勤勉尽责的辩护义务和为当事人的保密义务，对履职过程中获悉的当事人秘密负有保密义务，不负有揭发的义务；另一方面，当事人不能通过揭发刑辩律师获得轻判。梁雅丽律师认为，律师与当事人的互信义务是双向的，损害了任何一个方面，就是对支撑律师制度根基的破坏。刑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讨论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归位于有关基本问题中维护当事人利益与实现社会正义之冲突，在对待这个冲突中，必须根据基本理论定位，从辩护人角色的内在应有之义出发，任何选择和做法，都要兼顾到以维系信赖关系为基点的尽职辩护与实现社会正义之公法义务。据了解，本次大会不但探讨和阐述了法律职业伦理的内涵、作用、价值、结构等等，提出了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规则的命题，提出了对司法人员职业伦理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看法，对法律职业伦理的论坛以及今后职业协会的建立和发展指出了一个方向，还为今后法律职业伦理学科的建设发展、教学研究以及实物探讨提供了多个方向，成果斐然。收起

新城控股原董事长王振华猥亵儿童案一审宣判后，仍在持续引发争议。很久以来，我一直确信，在中国刑事诉讼现代化进程中，律师辩护的根本问题是普遍辩护与有效辩护，律师伦理不过是一个“后现代”的命题。意外的是，在互联网、自媒体、大数据运用等推波助澜下，已将该命题频繁地推到现代刑事诉讼的前台。几天之内，针对“王振华案”的相关讨论已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该主题探讨的大幕。围绕该案有很多舆论焦点，但随着王振华的辩护律师陈有西通过社交平台发表律师声明，以及越来越多的案件信息披露出来，辩护律师的伦理问题也浮出水面。无论从哪个角度，“王振华案”都是这一主题之下不断演进、充满变数的一个典型样本，映射出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司法机关、社会公众之间，甚至涉案辩护律师与围观律师之间的复杂伦理关系。其中有三方面值得关注：接受委托与退出辩护的伦理问题，辩护方式的伦理问题，以及案件信息披露的伦理问题。前两个问题尚属于伦理价值范畴，而后一问题已经涉及伦理规范。思考①：辩护律师是否可以为违反人伦、“千夫所指”的罪恶之徒辩护？一种舆论认为，有良好声誉的律师不应当为了巨额经济利益或扩大个人影响为违反人伦、“千夫所指”的罪恶之徒辩护。其中的价值判断是，如果被告人所实施的行为违背了律师自己的伦理标准，那么，这名律师不应当为之辩护，否则会陷入伦理价值的冲突之中，形成两面性的律师人格。作为一名兼职辩护律师，我本能地接受这种价值理念，因为这种价值完全符合个人的伦理标准。但这并非一种职业理性主义态度。首先，在无罪推定原则下，即使是凶恶之徒，在判决生效前也应被视为无罪，人格上应得到应有的尊重，程序上应得到律师辩护权的平等保护和公正无偏的审判，无论其是一贫如洗，还是家财万贯。其次，律师在受托代理之前，通常还没有条件充分研究证据、分析案情，而一边倒似的负面舆论也大多来源于单一的信息，包含诸多偏见。律师接受委托时本应排斥偏见、恪守中立，在一种“事实未定”的心理状态中独立展开辩护。最后，一旦接受委托，即使在审查证据时发现口供虚假、当事人确实有罪，也应恪守合同义务，尽职尽责，充分利用法律允许的手段为之辩护。但值得深思的是，一名正直的律师是否可以因被告人说谎、被告人真正有罪而解除委托手续？律师委托代理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通过协商、退费等方式退出辩护，并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也充分体现意思自治。但是，如果退出辩护可能导致控、审双方的认识与态度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案件审理结果，那么退出辩护的行为就会严重损害当事人利益，降低律师职业的社会信誉。即或经协商一致退出辩护，律师也应保证不能泄露自己对案情的真实看法，或者以任何方式表明这种态度倾向。由此出发，陈有西律师接受委托代理此案不应受到职业伦理层面的非议。至于陈律师在声明中所言：“如果网络上报导的，引申的，猜测的，透露的案情是真实的，我也会和所有网民一样，痛恨嫌疑人，不会为他做辩护人。”则大可不必。陈律师如果真的发现自己的当事人有罪、网络报道基本属实而退出辩护的话，既辜负委托人信任，也会实实在在损害当事人利益。因为这样的举动无疑告诉法官、检察官和社会公众：“我相信他有罪”。这在本质上不再属于个人伦理范畴，而是违背律师职业伦理价值。思考②：辩护律师是否可以利用一切法律手段，质疑诚实的被害人及其他真实的指控证据？通过与当事人的长时间交流、对证据全面细致的审查，如果辩护律师发现口供虚假而被害人证言、鉴定意见等关键指控证据属实，是否还能质疑指控证据？如果被害人出庭作证，是否还能质疑其诚实性？这或许是一个长期困扰律师的辩护命题。明知被害人诚实而质疑被害人在本质上是一种谎言，是一种法庭上的欺骗行为，对真实的指控证据进行弹劾会引发辩护律师的内心冲突，尤其是面对出庭被害人时。为了免受良心的折磨，资深的刑辩律师一般会积累一种可称之为“不问真相”的辩护经验，即不要试图从当事人口中了解案件真相，只专注于指控证据存在的合法性问题、逻辑性矛盾。这种“逃避式”的辩护伦理并不能解决如下问题：应当如何面对已经发现的真相？顾客关系理论要求律师以当事人利益为最大目标，但合法性规则禁止律师使用违法的辩护手段。顾客关系理论与合法性规则相结合，辩护律师可运用证据规则、程序规则所允许的手段质疑任何控方证据，无论其是否真实。在案卷制度下，恰如其分地指出某个指控证据存在的合理怀疑、指控证据体系存在的重大疏漏，主张“证据未达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既可以绕开“事实真相如何”的，也忠诚于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律师可以根据在案材料质疑被害人的品格、感知、记忆、陈述的合理性。然而，这并非没有限度。如果辩护律师积极地去创造证据，包括无罪证据和弹劾证据，以图构建一个“真相是什么”的证据体系，而辩护律师明知真相并非如此，这就是在编织谎言。比如，辩护律师明知当事人辩解不实，仍然根据当事人或委托人提供的线索去搜集无罪证据，如不在现场的证明。这种情况下，律师纵然没有授意、暗示、串通证人提供不实证词，不存在构成伪证罪之虞，但收集、提供明知虚假的证言，却是与被告人相互配合、形成妨害司法的共同故意与行为。与之相反，消极地弹劾指控证据并没有制造谎言，因为这些证据可能确实存在弹劾指向的问题。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辩护律师遭遇“真实的假案子”，即案子是真的、被告人确有其事，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警察取证不规范、形成很多虚假的证据材料。这种情形下，律师的最佳辩护方式是质疑这些证据的来源不真实、程序不合法、形式不完备等，既能实现辩护效果，又达到规范警察执法行为的目的。关于“王振华案”的真相如何，由于没有直接接触案卷材料，我不得而知。但陈有西律师似乎在试图创造性地构建弹劾证据体系，即委托“北京的两家司法鉴定机构、七位国内权威的法医专家、妇科专家、DNA专家，对上海的门诊记录和司法鉴定意见，进行了书证审查和专家论证，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这里，辩方专家的证据审查结论实际构建了一个辩护意见体系，这一体系在可信度方面恰好存在两种相反的可能性：一方面，假设案情真相确如陈律师所述，辩方意见客观真实，那说明侦查机关一定存在大量的证据做假行为。果真如此，应当追究相关人员滥用职权、妨害司法的责任。另一方面，假设案情真相如起诉书、一审判决书所载，陈律师也应当知道自己聘请的司法鉴定机构、各种专家的意见很可能只是“投其所好”，并不那么客观公正，那么这种专家审查、论证包括陈律师“拿来就用”的态度，就是一种积极的、相互配合的、协调一致的谎言生产机制。当然，我并非指律师有意伪造证据，因为专家的“审查意见”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八种证据种类之一，并没有虚假的辩护证据被独立地制造出来。然而，如果以专业的谎言去弹劾真实的证据，无论如何也不具有辩护的正当性。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专家们的审查意见都不可信，但陈律师却信以为真。这样一来，不能从伦理上非难辩护律师，但对经验丰富的专业刑辩律师来说，这种可能性实在不大。思考③：辩护律师是否可以“正当防卫”式地披露案件信息、甚至包括诉讼证据？辩护律师通过网络披露办案过程的有关信息，一般来说，只要遵循客观原则，没有偏向性评论或误导性宣传，便不属于相关法律所禁止的情形，也不会受到律师协会的纪律处分。但有两种主要的例外情形：一种是律师披露了“不公开审理案件中的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包括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更不用说违反行政法规和职业伦理规范。另一种是律师披露案卷材料（主要是诉讼证据），违反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的规定——“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获取的案卷材料，不得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不得擅自向媒体或社会公众披露。”按照《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定（试行）》，应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公开谴责、中止会员权利、取消会员资格纪律处分。在上述两种情形下，辩护律师的行为或者侵害了个人权利（隐私权、商业秘密权），或者妨害了公正审判，或者泄露侦查秘密、影响打击犯罪的效果。这不仅仅违背了观念上的职业伦理价值，也直接违反了职业伦理规范。值得探讨的是，辩护律师是否可以“正当防卫”式地披露案件信息和诉讼证据？这里借用的“正当防卫”概念，指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社会舆论的对待，极有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对等回应。较为典型的就是通过披露案件信息和诉讼证据，揭示有利于被告人的案情，减轻社会舆论对公正审判的不利影响。“正当防卫”式的披露遵循“比例原则”，不能对象错误，更不能超过必要限度。例如，媒体通过“人肉搜索”、访谈知情人挖掘被告人个人信息甚至隐私并进行报道，辩护律师则曝光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甚至隐私，即属于披露对象错误。但如果针对的是被害人的近亲属、诉讼代理人，则符合比例原则。又如，媒体仅报道了被告人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并未报道具体的案情，而辩护律师披露了通过会见了解的案发经过，甚至通过阅卷发现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信息，其披露范围就明显超过媒体报道，属于“防卫过当”。“王振华案”中，辩护律师披露案情是否属于“正当防卫”，这一点存在争议。该案6月17日一审宣判后，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审判长都相继发声，各自披露了部分案情甚至证据情况。从时间上看，陈有西的律师声明发表在审判长回应案件核心问题的有关报道之后，初步具备了“正当防卫”的时间因果性条件。进一步分析双方披露的信息内容，可以发现陈有西的律师声明已经明显超过“正当防卫”的限度。据媒体报道，审判长的回应只是笼统说明：“王振华对被害人实施了猥亵行为，相关事实有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证人证言和监控视频等证据予以证实”，并未详细描述“猥亵行为”的细节，更未披露具体的证据内容。如果遵循比例原则，陈律师也只能慎重地概括式回应，如“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证人证言存在疑问”“监控视频能够证明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等。然而，实际上其律师声明披露的信息不止于此，至少包括：酒店录像证明被告人进出房间前后只有13分钟，并推断“有效可能作案时间5分钟”；被告人从无恋童癖和性虐待取向；对给女童做司法鉴定的上海机构提出了质疑，另外的鉴定机构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上述信息中，有的直接包含了诉讼证据内容，具有“披露证据”性质。更为严重的是，还包含了辩方对被害人伤情新旧的判断意见，质疑被害人品格的倾向显而易见。这已经不止“披露证据”，而是将涉案的隐私争议公之于众，严重贬低了被害人的名誉。简言之，按照比例原则，陈有西律师有权进行“正当防卫”式地回应，但其声明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其中，披露证据与揭露隐私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律师职业伦理规范，至少应受到纪律处分。作者 马静华（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编辑 赵瑜收起

2017年6月5日，由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与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联合主办、中细软中法律师事务所承办的“法律诊所教育暨中美律师职业伦理比较”座谈会在中法律师事务所成功举办。来自纽约大学、多伦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纽约行政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铁路运输分院、四川省法制宣传协会、美国莱维特＆凯撒律师事务所、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等国内外学术界、实务界50多名专家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参加了本次座谈会。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周洪波 主持开幕式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侯斌 致辞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执行主任 Ira Belkin 致辞四川中法律师事务所主任 孔建会 致辞座谈会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首先由主持人通过一个生动形象的案例引出相关议题，再由美方Martin Marcus法官、Richard Levitt 律师、刘思达副教授一一发言，然后由中方代表发言，最后进入自由讨论及问答环节。纽约布朗克斯区最高法院法官 Martin Marcus 发言莱维特＆凯撒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Richard Levitt 发言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刘思达 发言第一单元中，主持人Ira Belkin教授通过第一个案例引出与辩护律师调查义务相关的问题。美方代表发言后，中方代表四川大学法学院左卫民教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铁路运输分院陈坚副检察长、四川大学韩旭教授、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袁志律师作了评论发言。通过交流，双方认为，尽管中美刑事诉讼法就律师调查取证的规定不尽一致，但调查取证既是律师的重要权利，又是其基本义务，如果案情存疑，即使被告人已经认罪，律师也应当尽其最大努力调取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材料，这一点是两国律师行业共通的职业伦理。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左卫民 发言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长 陈坚 发言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韩旭 发言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袁志 发言第二单元中，主持人刘思达副教授通过第二个案例引出与辩护律师的沟通义务相关的问题。美方代表发言后，中方代表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律师、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主任罗俊律师、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主任罗毅律师作了评论发言。交流中双方发现，中美两国在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信息沟通方面的规定存在显著差异。在美国，只要不教唆当事人作伪证，律师可以也有义务向当事人披露案件进展、证据调查、在逃同案犯等各种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而中国比较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为防止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法律就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信息披露作了较多限制。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 施杰 发言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主任 罗俊 发言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主任 罗毅 发言第三单元的议题为“律师对法庭的坦诚义务和对委托人的忠实义务”，由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侯斌副院长主持。继美方代表之后，中方代表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朱奎彬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兰荣杰副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周湘雄老师、四川中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道准律师先后作了评论发言。本议题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是：如果律师怀疑或明知其当事人作了虚假供述，是否应当向法庭披露？这个问题凸显了律师面对的两个相互矛盾的义务。美方代表倾向于律师应当终止代理关系，中方代表认为律师应当更加偏重于对当事人的忠实义务。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副教授 朱奎彬 发言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兰荣杰 发言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周湘雄 发言四川中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李道准 发言第四单元的议题为“律师与媒体交流过程中的职业伦理义务”，由四川中法律师事务所孔建会主任主持。继美方代表之后，中方代表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成安先生、四川省法制宣传协会秘书长刘勇峰律师、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霍子诗律师一一作了评论发言。双方代表认为，律师通过媒体就案件发表意见有较大的自由空间，但在与媒体交流的过程中应当客观、公正、审慎，防止自己的言行超出合法的边界。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 成安 发言四川省法制宣传协会秘书长 刘勇峰 发言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霍子诗 发言最后，在周洪波副院长的主持下，左卫民教授、Ira Belkin教授代表主办方先后作了总结发言。他们指出，今天的会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与会人员结合中美两国的政治背景、法律文化、立法模式、司法制度等多种因素对中美律师职业伦理作了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会议研讨内容丰富，所涉问题发人深省，取得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效果，期待今后双方能够继续加强合作交流，同时也感谢四川中法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座谈会参会嘉宾合影作为一家优秀的综合性商务律师事务所，中细软中法律师事务所历来重视国际交流，此次圆满完成会议承办任务，得到了主办方的高度肯定和与会人员的赞赏。今后，我所将积极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以助推我所业务在国际化道路上稳步前进。收起

在看《决胜法庭》之前，我就看到过编剧接受的采访，他一方面要体现这是一部法律职业的电视剧，另一方面也向专业编剧学习了很多东西。可能，恰恰是因为他向专业编剧学习了过多的套路，导致《决胜法庭》“戏剧性有余，职业性不足”。为什么说“戏剧性有余”？没错，陆陆续续的杀人案。毕竟这是一个市级检察院，而市级检察院相对应的中级法院一审审理下面两种案件：（一）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不搞个故意杀人、集资诈骗，怎么达到无期徒刑、死刑的标准？除了个别杀人案是独立的，大部分案件都是有关联的，终极是找到大boss。如果说《喜剧之王》里的“尹天仇”是无论怎么样都死不了，那么这里动不动就是人死了——审理着审理着，被告人被弄死；刚发现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又被弄死；去了监狱，也要死；甚至连刑侦大队队长的妻子，也被杀死了。在无休止的杀戮故事之中，最后也没有和解。杀戮之外，有一个和解。高剑检察官第一个案件是盗窃案，嫌疑人只是偷了两辆自行车，他没有考虑相对不起诉，照样起诉了，被告人最后放火自杀。十七年后，被告人的女儿傅小柔成为高剑的检察官助理，这是编剧常用的技巧。她发现了父亲案件的承办人是检察官高剑，很快就释怀了，因为，她觉得父亲法律意识不强，要受到惩罚，不能怪高剑。但是，用父亲的罪有应得，来说服自己谅解，这来得太突然了。这还不够，还要用傅小柔这个曾经被机械司法间接伤害过的角色提醒检察院要注重案件背后深层次故事（即女青年崔丹丹用农药杀害袁兵一案）。最后还要显示出组织的伟大：看，你父亲犯过错，但我们恢复你在检察院的工作。其次，我再谈谈“职业性不足”。首先看标题“决胜法庭”，其实这是一部跟法庭没有多大关系的电视剧。虽然这里不同于现实情况，证人较多地出现在法庭上作证，但是，每一个案件，庭审不是主要的，法官说的较多的台词是“肃静”“肃静”“肃静”。更多的剧情是检察官通过自己的工作，确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起诉到法院。因此，在法庭上，检察官总是胜诉的。唯一的败诉，是有策略的败诉，明知道故意杀人罪不成立，为了回应社会舆论，还是要同时起诉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另外一个目的，通过对非杀人者的庭审，居然引来杀人者到法院旁听，可见，杀人者是愚蠢的。你看，决胜法庭，不但检察官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认真地审查起诉，还体现在检察官通过对旁听人员的观察，就能发现犯罪嫌疑人。这是一部检察官“主导”的电视剧，那么，可以理解，法官不会是主要对象。那么，公诉人的对手辩护律师又如何表现呢？高剑检察官说，辩护律师是最大程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公平正义在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对抗中得以实现。让我们来看看编剧眼中的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是如何地不堪：邓凯文律师，为了一炮打响，为了名利，即使可能意识到背后有人伪造证据，还要继续做无罪辩护的棋子；即使知道公司有集资诈骗嫌疑，仍然要做公司法律顾问；为了300万元，故意记录当事人向他说了杀人事实，并将笔录故意遗留在检察院，在不起诉听证会上，还堂而皇之地确认当事人有故意杀人事实，而当事人根本不存在故意杀人事实。且不说律师面临因为严重违背职业道德而被吊销执照的后果，这种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说明辩护律师的利令智昏、愚蠢、无脑。另一名辩护律师，叶紫琪，很敬业，最后做了父亲的辩护律师，还给检察官提供了父亲的犯罪证据。这种行为，违背了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因为，一方面，作为辩护律师，你说公诉人出示的证据都不具有关联性，当事人是无罪的，另一方面，你又做了第二公诉人，又私底下把当事人的有罪证据给检察官，从而让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条，配合着检察官，把自己的父亲送进监狱，甚至死刑。至此，辩护律师在这部电视剧里的定位，由此可见一斑了。当然，你可以说这只是一部简单的电视剧。那么，有关辩护律师的电视剧，能否出现辩护律师不断取得无罪，检察院不断败诉的剧情呢？说不定还会被说政治定位不正确。但是，如果偏偏这部电视剧要承担一定的政治意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通过展现辩方的不是，已经背离了诉讼对抗性的目的。因为，只有控方的职业是有意义的，甚至，辩方会大义灭亲，帮助控方。当然，正如我开头说的，编剧学习了专业编剧的作法，让剧本有了完美的大结局，只要在实体上能够找出大boss，观众自然也就皆大欢喜，哪管你们的程序正义。作者：黎智鹏。刑辩律师收起

作者：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原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一、问题的提出近期，随着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庭审过程在新闻媒体上的披露，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在陕西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扣扣涉嫌故意杀人案的庭审中，辩护律师从“复仇有着人性和社会基础”“国家法吸纳民间正义情感”等角度进行的辩护，引发了部分学者和法律界人士的批评。而争议的焦点从最初的“辩护是否适当”走向了“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的问题。通过此案所引发的争议，我们要反思的问题是，在一个貌似被告人“罪大恶极”、诉讼结局没有太大悬念的案件中，辩护律师究竟如何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提出专业化的辩护？而律师在明知难以说服法官作出有利于被告人裁判的情况下，选择从道德、社会、政治等法律以外的角度进行一些带有“表演性”的辩护，这究竟能否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否符合律师的职业伦理？假如我们再往前追溯的话，就会发现几乎在所有引起争议的刑事案件中，律师职业伦理早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只不过，这种关注往往存在于新闻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之中，而很少变成一个学术问题，更谈不上引发法学界的讨论了。例如，在浙江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莫焕晶纵火案的审理中，辩护律师因所提出的诸如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法院变更管辖等请求，没有得到合议庭的批准，就愤而退出法庭，拒绝继续从事辩护活动。这一案件在引发各界对该案法庭审理的公正性进行议论的同时，也导致人们对辩护律师擅自“罢庭”行为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未经与委托人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律师退出法庭辩护的行为是否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一问题困扰着很多人，并没有因为某市律师协会对该律师作出惩戒决定而得到真正解决。又如，在几年前发生在上海的杨佳杀人案件中，某中级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了当时担任某区政府法律顾问的律师担任辩护人，而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该律师在媒体上发表了诸如“杨佳被判死刑是不可避免的”等方面的言论，引发律师界对该律师的强烈批评，该律师的职业操守也受到各界的普遍质疑。这一点再加上法庭审理流于形式的问题，最终导致一审的审理过程和裁判结论受到各界的广泛批评。再如，在更早的时间里，一些律师热衷于在法庭上进行“独立辩护”，“不受委托人意志的左右”，经常与被告人发生辩护观点的分歧乃至冲突，要么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做无罪辩护，要么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况下做有罪辩护，甚至两个为同一被告人辩护的律师，竟然发表相互矛盾的辩护观点。这种律师与委托人发生辩护观点冲突的情况，引发各界对律师“独立辩护”正当性及其实际效果的强烈质疑。我国律师法对于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要么笼统地强调律师应当“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要么武断地要求律师“以事实为根据”，“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没有为律师确立一些可操作的行为准则。尤其是面对辩护律师在执业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律师法没有确立一些有针对性的规则。而自1996年以来，我国律师的法律定位进行了几次重大转变，先是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变成“社会法律工作者”，再变成“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但律师的职业伦理并没有随着这种身份定位的转变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不仅如此，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0年发布的一份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业务指引，竟然明文确立了律师“独立辩护”的原则，要求律师在辩护时“不受当事人意志的左右”。在这种法律规范的约束和影响下，辩护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产生了异化和扭曲，一些律师不顾及委托人的意思而随心所欲地进行辩护的情况，就变得十分普遍了。对于这种所谓的“独立辩护”理论及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问题，法学界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律师界也有人进行了难得的反思。2017年，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征求意见之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推出了新版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原有的律师“独立辩护”条款最终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该规范在坚持律师“依法独立履行辩护职责”观点的同时，又明确要求律师“在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尊重当事人意见，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开展工作，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与此同时，该规范还要求，律师与委托人就辩护方案产生严重分歧，不能达成一致的，可以“代表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解除委托关系”。应当说，全国律师协会通过的这部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首次确立了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要求律师在按照有利于委托人的原则进行辩护的同时，也要尊重委托人的意愿。这相对于过去片面强调律师“独立辩护”而言，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该项规范还要求律师与委托人就辩护观点进行协商，在存在严重分歧时通过解除委托关系来解决问题，而禁止律师当庭与委托人发生辩护观点的冲突。这对于维护律师的形象和声誉，确保委托人获得有效的辩护，都是有利的。但是，由于律师界在辩护律师职业伦理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争议，该项规范的上述表述属于各方达成妥协的结果，因此，相关条款的表述就势必存在着逻辑不周延、含义欠清晰的问题。而根据一些资深律师的解读，这些新的条款也有可能引发新的分歧和争议。例如，该规范对律师提出的“依法独立履行辩护职责”的要求，被解读为独立于司法机关及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因素，而不等于独立于当事人。但是，该规范又要求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辩护，只能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这本身是否存在矛盾？又如，该规范禁止律师违背委托人意愿提出“不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意见”。这就意味着律师可以违背委托人的意志，提出“有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意见”，也就是在委托人认为自己有罪的情况下，提出无罪辩护意见，或者在委托人认为自己罪重的情况下，提出罪轻的辩护意见。对于这一点，几乎所有律师都以委托人不懂法律，没有辩护能力和判断能力为由，表示赞同的态度。但是，这种以是否“有利于委托人”为标准来确定律师可否违背委托人意志的观点，仍然会带来律师与委托人发生辩护观点冲突的问题。再如，在与委托人发生辩护观点冲突的情况下，规范允许律师通过解除委托关系来作为最终解决方案。但这也会带来律师通过解除委托关系来迫使委托人接受其辩护观点的问题。而在刑事诉讼的紧要关头，尤其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因为与委托人辩护观点不一致就动辄威胁“解除委托关系”，这岂不会使委托人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很显然，上述规范在试图解决律师与委托人辩护冲突问题的同时，又制造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属于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范畴。而对于这种职业伦理问题，法学界和律师界过去更多是从法理学角度进行一些宏观的思考，对于一些源自英美法的命题或概念采取无保留接受的态度，而对于中国律师界面临的职业伦理难题则缺乏有针对性的讨论。尤其是面对中国辩护律师遇到或者面临的职业伦理困境，现有研究既缺乏实证分析，也谈不上系统的理论总结和提炼。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模式转型的角度，对辩护律师职业伦理问题做出初步的讨论。笔者将从辩护律师与委托人关系的定位出发，将我国现行的律师职业伦理模式概括为一种“双中心模式”。对该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缺陷，本文将做出简要的分析。在反思“双中心模式”的基础上，笔者将提出一种新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模式，也就是“单一中心模式”。对于这一新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正当性基础，本文将做出全面的讨论。本文的结论是，唯有坚持将维护委托人利益和尊重委托人意志作为律师辩护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再要求律师遵循司法人员的行为准则，才符合辩护律师作为法律代理人的职业定位，为未来辩护律师职业伦理制度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二、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双中心模式”与其他行业的职业伦理一样，律师职业伦理是用来规范和约束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与一般的社会公共道德规范不同，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具有强制力和可执行力，可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任何律师一旦违反这些行为规范，就有可能遭受不利的后果，在程序上会被启动调查和惩戒程序，在实体上则可能受到从警告、谴责一直到取消律师资格的纪律制裁。一般说来，律师除了要履行遵守职业伦理规范的义务以外，还要履行律师与委托人所达成的委托代理协议，并且要遵守行政法和刑法的规定。其中，遵守委托代理协议属于律师的民事守约义务，违反这类协议会构成一种民事违约行为，要承担违约责任；遵守行政法和刑法等国家法律，则是律师作为一个公民的守法义务，违反这些法律的律师要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而遵守职业伦理规范的义务则属于在遵守委托代理协议之上的更高义务。这种义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经常被视为律师行业协会内部要求律师履行的义务。但是，有些职业伦理规范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至于被确立在律师法、行政法乃至刑法之中，律师一旦违反这些伦理规范，就不仅会受到行业协会的纪律惩戒，还有可能直接受到民事处罚、行政处罚乃至被追究刑事责任。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规范主要是围绕着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一套行为准则。在几乎所有国家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中，忠诚义务都被作为辩护律师所要承担的首要义务。所谓忠诚义务，其核心含义是辩护律师应当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但从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忠诚义务其实有积极层面和消极层面之分，前者与有效辩护具有相似的含义，是指律师应尽其所能，追求有利于委托人的最佳结局，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则是律师所要承担的最低义务，也就是律师不得从事损害、妨碍或不利于委托人利益的行为。但是，辩护律师假如将维护委托人利益奉为唯一的执业准则，就有可能从事一些妨碍事实发现、阻碍法律实施、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行为。例如，律师可能会从事毁灭、伪造证据或者唆使、引诱证人作伪证的行为，可能会对司法人员采取贿赂、输送利益、不当接触等违法行为，也可能采取扰乱法庭秩序、损害法庭尊严、有辱法官人格等不当行为。这些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被视为不当乃至违法的行为，实施这些行为的律师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惩戒乃至法律处罚。因此，为确保律师的辩护活动被纳入一个准确的轨道，律师在承担调查义务的同时，又被要求承担另一种义务，也就是尊重事实真相、维护法律实施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义务。通过承担这一种义务，律师要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上，维护一种超越委托人利益之上的更大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公益义务”。在处理与委托人关系方面，我国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规范确立了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并重的模式，这一模式几乎体现在律师辩护的全过程之中。对此职业伦理模式，我们可以称为“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双中心模式”。（一）“双中心模式”的特征在我国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中，一直存在着将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加以兼顾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律师在辩护过程中，要按照有利于委托人的原则，注重维护委托人的权益，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但同时也要注重尊重事实和法律，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律师所要维护的是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不能背离事实和法律来寻求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尽管律师要像司法人员那样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但也应遵守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底线，没有法定事由不得泄露委托人的个人秘密，不得随意拒绝或退出辩护，不得存在可能影响其履行忠诚义务的利益冲突。由于律师在辩护中要同时遵守并兼顾忠诚义务和公益义务，而两者至少在法律层面并没有高下之分，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理论称为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双中心理论”。我国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行为准则确立了辩护律师的大量义务，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被归入忠诚义务或者公益义务之中。例如，上述法律和规范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列举了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为履行积极的忠诚义务，律师应当遵循以下执业行为准则：一是“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敬业勤业，努力钻研业务，掌握执业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不断提高执业水平”；三是“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根据法律的规定完成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四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时效以及与委托人约定的时间，及时办理委托的事务”；五是“及时告知委托人有关代理工作的情况，对委托人了解委托事项情况的正当要求，应当尽快给予答复”；六是“谨慎保管委托人提供的证据和其他法律文件，保证其不丢失或者损毁”，等等。为了有效地承担消极的忠诚义务，避免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律师应遵守以下基本行为准则：一是“不应接受自己不能办理的法律事务”；二是“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客观地告知委托人所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不得故意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不恰当的表述或做虚假承诺”；三是“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也不得存在可能妨碍其履行形成义务的利益冲突；四是“不得超越委托人委托的代理权限，不得利用委托关系从事与委托代理的法律事务无关的活动”；五是“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为委托人代理”；六是“接受委托后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擅自转委托他人代理”；七是“不得挪用或者侵占代委托人保管的财物”；八是“不得从对方当事人处接受利益或向其要求或约定利益”；九是对与委托事项有关的保密信息，“委托代理关系结束后仍有保密义务”。在依据忠诚义务确立律师行为准则的同时，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规范还从维护公益义务的角度确立了一系列律师行为准则。从执业目标来看，律师应当“忠于宪法和法律，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执业”；律师应当“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律师应“珍视和维护律师执业声誉，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注重陶冶品行和道德修养”。而从与执法人员交往的角度来看，律师应当遵守以下行为准则：一是遵守法庭纪律，尊重法官，按时提交法律文件，按时出庭；二是“出庭时按规定着装，举止文明礼貌，不得使用侮辱、谩骂或诽谤性语言”；三是不得以影响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为目的，与本案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在非办公场所接触，不得向上述人员馈赠钱物，也不得以许诺、回报或提供其他便利等与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进行交易”；四是不得“向委托人宣传自己与有管辖权的执法人员及其他人员有亲朋关系，不得利用这种关系招揽业务”；五是“依法取证，不得伪造证据，不得怂恿委托人伪造证据、提供虚假证词，不得暗示、诱导、威胁他人提供虚假证据”，等等。在处理与委托人的关系方面，律师应按照维护公益义务的原则，遵守以下行为准则：一是“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有权根据法律的要求和道德的标准，选择完成或实现委托目的的方法”；二是“恪守独立履行职责的原则，不因迎合委托人或满足委托人的不当要求，丧失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得协助委托人实施非法的或具有欺诈性的行为”；三是作为禁止拒绝辩护规则的例外，在“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有权告知委托人并要求其整改，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或以其他方式终止委托”；四是作为保守职业秘密原则的例外，律师对于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或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不承担保密义务。通过分析上述律师执业行为准则，我们可以发现，辩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应同时承担忠诚义务和公益义务，这两种义务不仅被融入律师执业的基本目标，而且对律师的辩护活动具有同等重要的规范作用。而在纪律惩戒方面，违反上述任何一项义务，都有可能构成律师违规行为，并受到某种纪律惩戒。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双中心理论”其实是为律师的执业行为确立了两套职业伦理体系，其中，忠诚义务是以委托人利益的维护为中心的伦理规范，而公益义务则是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中心的伦理准则。在律师兼顾忠诚义务和公益义务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存在着“委托人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并重”的理念。应当说，站在我国法律改革和律师制度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律师职业伦理的双中心模式的出现，与律师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社会法律工作者”，再到“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职业定位相适应，属于一种符合律师制度和辩护制度发展规律的职业伦理模式。这种模式纠正了过去过于偏重公益义务的立法和司法倾向，逐渐将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视为律师职业伦理的两个中心理念，将委托人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予以同等对待，引导着律师制度和辩护制度进入准确的发展轨道。几乎所有国家在确立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时，都要对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的关系做出适当调整，这是当代律师职业伦理不容回避的两个基本面向。（二）“双中心模式”的反思然而，由于深受中国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也由于对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认识，我国公法领域在面对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时，经常出现一些以诸如“兼顾”“协调”“并重”“有机统一”为标志的理论。尤其是在刑事诉讼领域，法律界动辄倡导所谓“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兼顾”“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协调”“司法正义与诉讼效率的并重”，等等。这种貌似全面的理论，其实在逻辑上非常空洞，所提出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命题，对于两个相对立的主张何者优先的问题进行了回避。可以说，这是一种较为庸俗的“辩证法”思想，在理论上规避了矛盾和冲突，却给实践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在司法实践中，面对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司法人员无法从这种理论中找到任何可资借鉴的指引或答案。最终，个人权利仍然让位于国家权力，保障人权服务于打击犯罪的需要，正当程序成为实体真实的工具，程序正义成为保障实体正义实现的手段，甚至司法正义服从于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可以说，在公法领域，面对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一种双中心理论注定会成为为国家权力任意实施进行辩解的理论。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双中心模式也不例外。这一模式也将两个相互冲突的命题并列在一起，既不划定优先顺序，也不提供解决冲突的方案和指引，而任由辩护律师去“协调”和“并重”。所谓“忠诚义务”，其实就是保护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一种方式，是辩护律师为委托人利益而斗争的重要体现。律师要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要与刑事追诉机关进行积极的抗争，并对审判机关施加积极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而所谓“公益义务”，则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重要表现，意味着辩护律师要从尊重事实、维护法律实施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对其辩护活动进行自我限制，避免对犯罪事实的发现造成消极影响，防止对国家惩罚犯罪的目标施加过多的妨碍。既然如此，所谓“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的兼顾和协调”，不就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保持平衡”的代名词吗？既然“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是难以协调的，那么，“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又怎么得到协调、兼顾和平衡呢？将这两个处于对立地位的命题并列在一起，要求律师在辩护过程中既要维护委托人利益又要尊重事实和法律，除了在理论上制造似是而非的命题以外，在辩护实践中岂不造成辩护律师无所适从吗？除了在理论上存在着逻辑错乱以外，“双中心模式”还会对律师的辩护实践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面对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发生矛盾的一些场合，律师通常会选择站在“事实”“法律”乃至“社会正义”的立场上，来牺牲忠诚义务，甚至直接成为委托人利益的损害者。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此加以分析和评论。首先，“双中心模式”对律师提出了含义不明的公益义务要求，混淆了律师与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界限，使得律师承担了与其“法律服务工作者”身份不符的职业伦理。我国律师法和律师行为规范经常要求律师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要求律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尊重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进行辩护活动，还要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些公益义务无异于要求律师承担法官、检察官所要承担的司法责任，使得律师维护委托人权益的效果受到诸多法的限制。但司法实践的经验表明，律师在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之后，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有时候就连侦查员、检察官和法官，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甚至会发生一定的分歧，更何况专门负责维护委托人权益的辩护律师呢？假如我们动辄要求律师“以事实为根据”，那么，在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哪有“事实”可供律师作为辩护的根据呢？假如我们要求律师“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那么，在侦查人员存在非法取证行为时，律师一旦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并成功地说服法院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决，那么，这种有助于刑事诉讼法实施的辩护方式，岂不妨碍了刑法的“正确实施”吗？又假如我们动辄要求律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那么，在律师尽职尽责地进行无罪辩护，并成功地说服法院以“事实不清”或者“某一犯罪构成要件不成立”为由宣告被告人无罪，那么，这岂不导致“放纵一些事实上有罪的人”吗？这怎么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呢？四十年来，我国律师的身份定位经历了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社会法律工作者”，再到“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转变，但是，律师所承担的公益义务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没有随之发生实质的变化。让辩护律师承担“尊重事实”的责任，无异于将侦查员、检察官和法官的责任强加到律师身上；让辩护律师履行“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责任，意味着律师被赋予“法律守护人”的职责，使得辩护与公诉、审判的职能发生混淆；让辩护律师承担“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义务，则等于给律师套上沉重的“枷锁”，承担不应该有的政治负担和道德负担，背离了律师职业伦理的初衷。马克思有句名言：“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原告和辩护人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种集中是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同样，“双中心理论”要求辩护律师既充当刑事被告人权益的维护者，又承担一些本应由检察官、法官承担的发现事实真相、维护法律实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这显然也违背了心理学的基本规律，使得辩护律师承担了无法承受的职业伦理。其次，“双中心模式”要求辩护律师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使得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充当了裁判者的角色，对委托人权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审查和判断。这是造成“独立辩护”理论盛行不衰的重要原因。“双中心模式”要求辩护律师时刻注意委托人权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等于在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时充当了裁判者的角色，不仅要对委托人权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审查，而且对其中“没有事实根据”“不合法”及“不正当”的权益和主张，可能直接加以拒绝和排斥。这是产生“独立辩护”理论的重要根源。律师既然要站在事实和法律的立场上进行辩护活动，当然就会保持独立的意志，不受委托人意愿的左右和约束。例如，委托人认为自己无罪，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认为他有罪的，就可以不顾其反对，而提出有罪辩护意见；委托人认为自己有罪，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认为他不构成犯罪的，也可以置委托人意愿于不顾，而提出无罪辩护意见。又如，两名接受同一被告人委托的辩护律师，不仅不受委托人意志的左右，甚至也不受其他辩护人辩护观点的影响，也可以“独立辩护”为由，提出相互矛盾的辩护意见。这些类似“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辩护方式，之所以长期在我国辩护实践中出现，之所以为律师界普遍所接受，与“双中心理论”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2017年全国律师协会通过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在禁止律师违背委托人意愿发表“不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意见”的同时，仍然允许律师违背委托人意愿提出“有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意见”。这显然表明，律师界仍然有条件地接受“独立辩护”的理念，哪怕这种独立辩护违背忠诚义务也在所不惜。应当说，这种根深蒂固的“独立辩护”思想，还是受到了“双中心理论”的深刻影响。假如不对“双中心理论”进行深刻反思，那么，“独立辩护”理论的盛行将是不可避免的。再次，根据“双中心模式”，律师法和律师行为规范在确立消极的忠诚义务的同时，又保留了一些带有公益义务性质的例外情形，使得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充满矛盾，左右为难，进退失据，无法有效维护委托人的权益。这突出地体现在禁止无理拒绝辩护和保守职业秘密等方面。在禁止拒绝辩护方面，辩护律师在三种情况下可以拒绝辩护或者解除委托关系：一是“委托事项违法”；二是“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三是“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其中，对于委托人委托事项的合法性问题，经常缺乏清晰的判断标准，容易造成律师任意解释这一条款。例如，委托人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而律师认为委托人构成犯罪，或者认为案件只有量刑辩护的空间，而委托人要求律师申请退还所有被查封、扣押的涉案财物的，这些情况究竟属于辩护观点的分歧，还是委托事项违法呢？而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则更属于含义模糊的情形。假如委托人要求查阅律师所掌握的案卷材料，以便与律师讨论辩护方案，那这种情况究竟属于“核实有关证据”，还是“从事违法活动”呢？更有甚者，委托人即便隐瞒了一些案件事实，但只要不妨碍律师的辩护活动，且不足以影响律师与委托人的信任关系，律师有什么理由要拒绝辩护呢？很显然，这些含义模糊的例外情形，使得律师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判断是否拒绝辩护方面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处于弱者地位的刑事被告人，则要战战兢兢地接受律师的裁判，一旦律师认为其委托事项“违法”或者“隐瞒重要事实”，就有可能招致被拒绝辩护的风险。尤其是在诉讼进程之中，在委托人权益保护最为关键的场合，辩护律师仅仅因为某一委托事项违法或者委托人不说实话，就退出辩护，这是否有“趁人之危”之嫌？另外，假如委托人委托事项确实违反法律，或者委托人提出了一些违法要求，辩护律师只需就事论事，拒绝这种委托事项或者委托要求，继续为其进行其他方面的辩护活动，就足已达到效果了，何必非得采取拒绝辩护或者退出辩护这种重大举动呢？而在保守职业秘密方面，我国法律区分了所谓的“已然之罪”与“未然行为”，要求律师只承担保守已然事实（如委托人已经实施犯罪的事实）的义务，而对于委托人的未然行为（如委托人和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犯罪事实），则不承担保密义务，而可以揭发检举或者提供相关证言。但是，在任何现代法治国家，对辩护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例外情形，都要加以慎重对待，严格限制适用范围，避免律师随意地成为“告密者”或者“控方证人”。一般情况下，只有对于委托人正在实施的特定重大犯罪行为，或者委托人以律师本人为加害对象正在实施的犯罪行为，辩护律师才可以放弃对其职业秘密的保守义务。与此同时，即便遇有这些情况，辩护律师也要先对委托人的行为加以警告，优先使用退出辩护的权利，而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向有关司法机关告知这种行为。但无论如何，司法机关都只能将律师告知的情况视为相关线索，而一般不得强迫律师充当“控方证人”。但反观我国律师法和司法实践，且不说那种委托人针对律师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并没有被列入保守职业秘密的例外情形，就连律师从委托人那里所了解的“其他人”准备或正在实施的犯罪行为，也被列入律师不再保守秘密的情形，而且保守职业秘密的例外情形所适用的范围也过于宽泛，这就等于赋予辩护律师在放弃保守职业秘密方面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如此，辩护律师即便遇到应当放弃履行保守秘密义务的场合，也应当先行采取诸如警告、退出辩护等措施，即便向司法机关进行告知，也有拒绝充当控方证人的权利。对于这些问题，我国法律都没有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可以说，在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例外情形方面，我国法律侧重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考虑的因素，使得律师的忠诚义务让位于公益义务，动辄要求律师充当“告密者”和“控方证人”。这对于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正当设置，显然是非常不利的，也会对律师职业的声誉和长远发展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最后，同样是违反职业伦理规范的行为，辩护律师违反公益义务的行为会受到严厉惩处，而那些违反忠诚义务的行为，则会受到明显不均衡的处罚。为维护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有效实施，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对那些违反职业伦理的律师确立法律责任。律师承担责任的方式可以包括纪律制裁、民事制裁、行政处罚及刑事处罚。但无论如何，对于律师违反忠诚义务的行为，与违反公益义务的行为，唯有保持一视同仁，按照统一标准追究法律责任，这些职业伦理规范才能得到良好的实施。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国家，除了要对律师伪造、毁灭证据，贿赂司法人员，扰乱法庭秩序等行为，追究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以外，还会对律师泄露职业秘密、损害委托人利益等方面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由于受“双中心模式”的影响，我国侧重强调律师的公益义务，对于律师毁灭、伪造证据，贿赂司法人员，扰乱法庭秩序等方面的行为，确立了较为严厉的法律责任，甚至在刑法上确立了相应的罪名，司法实践中也不乏追究辩护律师刑事责任的案例。而对于律师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如泄露职业秘密、任意拒绝辩护、欺骗委托人、无效辩护等方面的行为，则确立了较为宽松的法律责任，甚至刑法就连相应的罪名都没有设立。司法实践中极少发生因为律师损害委托人利益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这显然表明，尽管法律将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视为律师职业伦理的“双重中心”，但在法律责任的设置上，律师的公益义务显然被置于忠诚义务之上，具有更大的优先性。《刑法》第306条专门以辩护律师为特定主体所确立的毁灭、伪造证据罪，以及妨害作证罪，由于在实践中经常被滥用，因此引发了法律界的强烈批评。但迄今为止，我国刑法都没有像意大利和日本刑法那样，确立泄露职业秘密罪，为追究律师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很显然，与律师的公益义务相比，律师的忠诚义务显然没有受到刑事法律的均衡对待。三、“单一中心模式”的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转型，我国律师和刑事辩护制度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从原来注重公益义务的职业伦理模式，到忠诚义务的逐渐出现，再到今日的“双中心模式”，显示出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并随着那些制约因素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本文开头所说的诸多案例引发的社会争议，法律界对律师独立辩护所形成的激烈讨论，都显示出“双中心模式”已经暴露出一些固有的缺陷和不足，存在着进一步改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今，尽管律师法和律师行为规范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全国律师协会2017年通过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首次要求律师按照有利于委托人的原则进行辩护活动，提出了尊重委托人意愿的职业伦理要求，并要求律师与委托人进行充分协商，对于双方辩护观点的分歧难以弥合时，通过解除委托关系来解决问题。这显然意味着忠诚义务已经成为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中心，为维护委托人的权益，宁可牺牲公益义务，也不得违背委托人的意志。而该项规范的主要起草者甚至认为，辩护律师不能独立于委托人意志，而只是独立于司法机关以及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在委托人明确反对的情况下，辩护律师不得发表不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意见。这显示出一种新的有别于“双中心模式”的职业伦理模式正在悄然地出现。日本律师佐藤博史在讨论辩护律师的“诚实义务”与“真实义务”的关系时，认为传统的律师职业伦理遵循一种所谓的“椭圆理论”，也就是将被告人和法院视为两个中心，承担着相互矛盾和发生冲突的行为准则。为使律师走出困境，应当坚持一种“圆形理论”，也就是以被告人为唯一中心的职业伦理理论，强调辩护律师“是为了被告人而且只是为了被告人而存在的，对于辩护人来说绝对不能牺牲被告人的利益而追求其他利益”。德国学者罗科信认为，德国传统理论将辩护律师视为“独立的司法机关”，目前这种主流理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一些学者受美国法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强调辩护律师是受到被告人指示控制的“代理人”，犹如“社会上的反对势力”，辩护无非是辩护律师为诉讼程序中为被告人利益所进行的代理工作。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民事契约理论，反对将辩护视为公法的一部分，而认为辩护人与委托人所签订的无非是一种民事法上处理事务的契约，辩护律师应完全听从委托人的指示行事，而最多严守法律为代理人设定的边界就是了。还有学者反对将辩护律师定位为代理人，坚持维持其“司法机关”的定位，但辩护律师并不像检察官和法官那样承担追求真实和维护公平正义的义务，而是只从维护被告人权利和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进行辩护活动。受上述观点的启发，笔者认为，既然“双中心模式”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司法实践中会带来种种弊病，那么，我们也可以提出一种“单一中心模式”，强调辩护律师应以维护委托人利益为唯一的目的，以忠诚义务作为律师的核心职业伦理。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对“单一中心模式”的基本内容及其正当性根据做一简要分析。（一）什么是“单一中心模式”与“双中心模式”不同，“单一中心模式”不再将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视为两个并列的职业伦理要求，而是以维护委托人利益作为辩护律师的唯一目标，追求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避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这一新的职业伦理理论具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在原来的“忠诚义务”中引入“尊重委托人意志”的因素；二是对原来的“公益义务”进行去司法化改造，使其成为立足并服务于忠诚义务的职业伦理要求；三是合理地确立忠诚义务的外部边界。首先，传统的“忠诚义务”只是强调律师要维护委托人的权益，从积极的层面上追求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从消极的层面上避免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但是，假如辩护律师不尊重委托人的意志，而动辄与委托人发生辩护观点的对立和冲突，那么，这种辩护既有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也难以有效地实现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经验表明，辩护律师与委托人一旦发生辩护观点的冲突，两者的辩护效果是相互抵消的，即辩护难以起到说服裁判者的效果，这几乎就等于“无效辩护”的代名词。正因为如此，辩护律师要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要尽量尊重委托人的意志，从而形成协调一致的辩护立场。当然，律师尊重委托人的意志，并不意味着成为委托人的“代言人”甚至“喉舌”。律师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一旦形成辩护观点，应当及时告知委托人，使其享有知情权；与委托人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和讨论，说服其接受辩护方案；一旦发生辩护观点的分歧，或者委托人提出了令辩护律师无法接受的要求，后者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或者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修正自己的辩护方案，或者经过协商在不损害委托人辩护权的前提下，退出辩护，解除委托关系。因此，新的“忠诚义务”，同时包含了“维护委托人利益”和“尊重委托人意志”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其次，按照“单一中心模式”，忠诚义务才是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要求，至于原来与忠诚义务相并列的“公益义务”，固然要继续坚持，但其内涵和外延都要发生实质的改变。具体而言，律师的辩护意见固然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但律师并不承担“积极的真实义务”，对于搜集犯罪证据、发现犯罪事实真相，律师不负有任何保障义务。律师所承担的只是“消极的真实义务”，也就是不得通过积极的行为来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威胁、唆使、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不得提交自己明知是虚假或伪造的证据材料。律师站在维护委托人利益的立场上，强调对委托人有利的证据问题和事实问题，指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现有指控证据在证明力或证据能力方面存在缺陷和瑕疵，需要被排除于法庭之外。只要不故意妨碍司法人员查明事实真相的活动，律师的上述辩护方式就是无可指责的。在“单一中心模式”之下，辩护律师固然要承担“维护法律实施”的义务，但是，这与检察机关和法官维护法律实施的职责具有本质的区别。律师并不承担司法职责，而只是从维护委托人利益的角度，对于侦查员、检察官和法官的违法行为寻求救济措施，并主动寻找有助于维护委托人利益的法律依据和裁判先例。对于辩护律师而言，只要不故意错误援引法律，不有意曲解法律原意，也不怂恿司法人员对法律条文作出错误的解释，也就足够了。至于案件最终没有达到维护法律实施的效果，那就不是辩护律师的责任了。而根据“单一中心模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固然也是一种不错的职业伦理表述，但这种义务应当被加以重新解释。其实，对于辩护律师而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真正含义应当是站在委托人立场上，为维护委托人权益，而与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进行有效的诉讼抗辩，并说服审判机关作出有利于委托人的裁判结论，从而对上述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制约与平衡。辩护律师站在刑事被告人的立场上进行有效的辩护，这本身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除此以外，不能再要求律师像司法人员那样承担维护 “司法公正”的义务了。最后，在对“忠诚义务”和“公益义务”进行重新解释的前提下，有必要对两者的关系做出重新调整。原则上，新的“忠诚义务”应成为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要求，而经过重新解释的“公益义务”则属于忠诚义务的必要保障和外部边界。具体而言，只要对公益义务作出重新解释，那么，律师承担公益义务本身，就可以从不同方面保障忠诚义务的实现。例如，只要坚持“消极的真实义务”，律师就不必承担帮助侦查员、检察官、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义务，而至多不通过积极行为来妨碍这些官员查明事实的活动。又如，只要坚持“维护有利于委托人的法律得到实施”，律师就不必再承担不合理的司法职责，而只要强调那些有助于委托人利益实现的法律规定就足够了。再如，只要协助委托人有效行使各项权利，对国家权力形成有效的制衡，那么，律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义务也就完成了。另外，律师在承担忠诚义务的过程中也确实要受到一系列的外部法律限制，这些限制可以被解释为“公益义务”的要求。但是，假如认真做出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外部限制并不是只有辩护律师才要遵守的义务，它们其实是所有人都要严守的法律边界。例如，不得毁灭、伪造证据，不得唆使、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这难道不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法律义务吗？法官、检察官、侦查员甚至各方当事人，一旦违背这些禁止性规定，难道不也应被追究责任吗？又如，禁止贿赂司法人员，禁止向司法人员进行利益输送或者做出利益承诺，这不也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法律要求吗？难道除了辩护律师以外，各方当事人就不需要遵守这些规定了吗？再如，禁止扰乱法庭秩序，禁止损害司法人员的人格和尊严，这不照样属于所有人都要遵守的法律规定吗？除了律师以外，当事人、证人、鉴定人、侦查员、检察官乃至庭审旁听人员，不也对此进行一体遵守吗？很显然，上述这些禁止性规定并不是辩护律师所独有的职业伦理规范，而属于法律为维护基本的司法公正和诉讼秩序所建立的法律规范。对于辩护律师而言，遵守上述规范固然可以被解释为“公益义务”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充其量只是律师承担忠诚义务的外部边界，而并不具有替代忠诚义务的作用和地位。（二）“单一中心模式”的正当性论证任何命题唯有经过逻辑上和经验上的论证，才能成为令人信服的理论，否则就只能是一种充满主观性的假说而已。我们已经对“双重中心模式”的缺陷做出了分析，但要说服读者接受“单一中心模式”，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论证。在笔者看来，我们之所以要接受这种“以忠诚义务为核心”的律师职业伦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律师所具有的“法律代理人”地位，决定了维护委托人利益才是律师辩护活动的唯一目标；二是唯有将忠诚义务视为辩护律师唯一的职业伦理要求，刑事诉讼才能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价值；三是1996年以来我国刑事审判构造对对抗式诉讼的适度引入，决定了辩护律师完全站在被告人一方参与诉讼抗辩，而无须承担任何司法职责；四是辩护律师唯有坚持以忠诚义务作为唯一的职业伦理，才能实现有效辩护的目标。下面依次做出简要分析。1.与“法律代理人”地位相适应的职业伦理自2017年以来，我国法律将律师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种法律定位固然是对原有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和“社会法律工作者”的替代，体现了律师制度发展的规律，但仍然没有揭示出律师职业的本质特征。其实，从律师与委托人所签订委托协议的性质、内容、后果及救济方式来看，两者具有民法上的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而律师无论从事诉讼业务还是非诉讼业务，他们与委托人（或客户）所发生的都是这种民事代理关系。无论是担任辩护人还是成为诉讼代理人，律师都要在委托人授权的前提下，在其授权范围内，为维护委托人利益而从事法律服务活动。与一般意义上的“诉讼代理人”有所区分，我们将辩护律师与委托人所形成的关系称为“法律代理人”。既然我们承认辩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具有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那么，辩护律师除了遵守委托协议书所设定的权利义务条款以外，还需要遵守一种基于“法律代理人”地位所产生的职业伦理。其实，这种职业伦理一点都不复杂，“受人之托，成人之事”就是其最通俗的民间表达。而我们所说的“忠诚义务”，就是对这种职业伦理所作的一种理论表达形式。一般所说的“不得出卖被代理人的利益”，其实就是“消极的忠诚义务”；通常所说的“实现被代理人利益的最大化”，其实也就是“积极的忠诚义务”；“不得超越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其实说的就是“尊重委托人的意志”。除了维护委托人利益以外，辩护律师不承担维护其他方面利益的义务。至于从国家利益层面出现的发现事实真相、维护法律实施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则属于司法人员所要承担的义务，而与律师作为法律代理人的角色没有必然关系。至于法律为辩护律师执业所设定的外部法律边界，那也是任何人都要遵守的法律规范，并不是律师所独有的职业伦理。唯有坚持将“忠诚义务”奉为辩护律师的核心职业伦理，律师的辩护活动才能不偏离法律代理人的正常轨道，与委托人的合作关系才能得到维系。否则，法律一旦要求律师在维护委托人利益之外还要承担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职责，就会破坏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甚至导致律师与委托人代理关系的破裂。2.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实现正义是一种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均衡状态。唯有建立辩护制度并激活律师的辩护能力，才能使刑事诉讼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对待。在“双中心模式”下，辩护律师被要求承担较多的公益义务，甚至为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牺牲委托人的利益。本来，面对强大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被告人就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其权益很容易受到非法侵犯。而在没有辩护律师有力帮助的情形下，审判机关极其容易接受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导致审判成为“定罪量刑的仪式”。假如辩护律师不为被告人提供尽职尽责的法律帮助，甚至协助司法机关分担发现事实真相、维护法律实施的职能，那么，被告人将会陷入更为不利的境地。一个承担较多公益义务的辩护律师，无法保证被告人积极有效地参与诉讼过程，更无法从有利于委托人的角度提出辩护意见，对冤假错案的发生难以起到遏制作用。我们之所以要坚持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单一中心模式”，就是因为律师唯有将维护委托人利益奉为唯一的中心目标，而不再承担那些本应由司法人员承担的公益义务，才能严守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职业底线，不被迫承担协助追诉犯罪的职责，不再摇身一变成为“控方证人”甚至“第二公诉人”；律师才可以完全站在委托人立场上，与其经过充分沟通、协商和讨论，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形成最适当的辩护方案和辩护策略，两者相互配合，发挥刑事辩护的合力，产生最佳的辩护效果。唯有如此，辩护律师在委托人的配合下，才可以对国家专门机关构成一种有力的制衡力量，通过积极有效的诉讼参与，对司法机关的裁判施加最大的影响，防止其做出不正确、不合法、不合理的定罪量刑结论。辩护律师唯有以维护委托人利益作为唯一的执业出发点，才能保障委托人通过积极参与而获得程序的正义，并避免委托人受到不公正的定罪量刑，从而实现实体的正义。3.抗辩式审判方式运转的需要1996年以来，我国刑事审判制度逐步吸收了英美对抗式诉讼的一些因素，确立了一种“抗辩式审判方式”。而“对抗式诉讼”的精髓在于确保控辩双方通过讲述“自己一方的故事”，各自展示本方的证据、事实和法律观点，从而对中立的裁判者产生说服作用。对抗式诉讼建立在三个原理基础之上：一是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equality of arms）；二是法官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地位；三是禁止强迫一方为对方提供进攻自己的武器的“公平游戏”（fair play）原理。我国原有的“双中心模式”，是引进大陆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结果，属于与职权主义构造相适应的职业伦理模式。因为在职权主义构造下，法官才是实施调查和法律适用的唯一主导者，而无论是检察官还是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都属于协助法官发现事实真相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参与者。与此诉讼构造密切相关，辩护律师在诉讼过程中除了要维护委托人利益以外，更要忠实于事实真相，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必要时不惜牺牲委托人的“不合法利益”，或者违背委托人的真实意愿。但是，在吸收对抗式诉讼的部分因素建立起“抗辩式审判方式”之后，我国刑事审判程序逐步加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随着“交叉询问机制”的引入，检察官与辩护方各自提出本方的证据，并对对方证据进行质证，对对方证人进行反询问。与此同时，面对控辩双方各自讲述“本方的故事”，并围绕着论证本方主张和挑战对方主张所进行的激烈抗辩，法官大体上保持中立的地位，更多地充当“裁断者”，而不是“发现者”，其主动发现事实真相的能力大为削弱。在这样的审判构造下，再赋予辩护律师过多的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责任，显然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违背了对抗式诉讼的基本原理。辩护律师的唯一使命只能是站在委托人的立场上，与国家追诉机关进行诉讼抗辩，说服法官作出有利于委托人的裁判结论。唯有如此，辩护律师才能协助被告人与检察官进行尽量地平等对抗，而不至于成为对方“痛打落水狗”的工具；辩护律师才能对法官构成强有力的制衡，促使其严守中立的地位，避免对公诉方的指控不经严肃审理即予以全盘接受；辩护律师也才能只把维护委托人利益作为唯一的诉讼目标，而不再承担可能有损委托人利益的义务或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不建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单一中心模式”，所谓的“抗辩式审判方式”就难以正常运转。4.有效辩护的保障在原有的“双中心模式”下，辩护律师要遵守相互矛盾的职业伦理规范，经常在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之间进行困难的选择，而有时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造成无效的辩护。例如，辩护律师为“尊重事实”，作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辩护策略，但被告人却坚持无罪观点，两者因此发生辩护观点的冲突，法官最终一般不会采纳被告人无罪的观点。又如，辩护律师认为委托人“隐瞒了重要事实”，或者提出了“非法委托事项”，未经协商和说服就直接退出辩护，导致委托人处境更为不利。再如，辩护律师坚持依法提出法官回避、法院变更管辖等诉讼请求，在遭到法官拒绝后，直接退出法庭审理过程，拒绝继续从事辩护活动，这使得委托人陷入不利的境地。而在“单一中心模式”下，辩护律师不需要再像检察官和法官那样，承担过多的发现真实、维护法律实施和实现公平正义等“司法义务”，而要按照有利于委托人、尊重委托人意志的原则从事辩护活动。这样的职业伦理定位，可以保障律师尽职尽责地进行辩护，充分进行辩护准备活动，与其通过协商、沟通和对话来解决辩护观点的分歧，找到最佳的辩护方案和辩护策略，通过协调立场、形成合力来达到较好的辩护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辩护律师履行“积极的忠诚义务”，就等于致力于实现有效辩护；辩护律师履行“消极的忠诚义务”，就意味着避免出现“无效辩护”；辩护律师尊重委托人的意志，就可以避免与委托人发生辩护观点的冲突，实现有效的辩护。四、辩护律师职业伦理模式的转型（代结语）我国辩护律师职业伦理逐渐从现有的“双中心模式”走向“单一中心模式”，这是笔者所做的一种理论预测，也是笔者提出的一个应然命题。对于这一观点，尽管前面已经做出了论证，但仍然会引发一些理论上的质疑乃至挑战。但无论如何，我国2007年以来律师制度的发展，表明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在律师职业伦理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律师的公益义务逐步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而2017年全国律师协会对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的重大修订，则首次确认了辩护律师的“法律代理人”地位，强化了消极的忠诚义务，并在忠诚义务中引入了尊重委托人意愿的内涵，明确要求即便为实现公益义务也不得做“不利于委托人的辩护”。很显然，这一规范大大削弱了“双中心模式”的地位，朝着“单一中心模式”迈出了一大步。当然，要实现辩护律师职业伦理向“单一中心模式”的转型，仅仅靠全国律师协会在上述办案规范中的宣示性条款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接受“单一中心模式”基本理念的前提下，有必要对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基本框架结构进行全方位的改革。首先，在辩护律师的执业目标方面，应当将忠诚义务奉为唯一的伦理要求，并要求律师在忠实于委托人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新公益义务的要求。具体而言，辩护律师应当将有效维护委托人利益，追求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一切辩护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基础上，辩护律师应力求发现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和事实，避免委托人受到错误的、无根据的定罪判刑；辩护律师应站在委托人的立场上纠正国家专门机关在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避免委托人被采取非法的强制措施或者被给予违法的裁判结论；辩护律师还应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与国家权力进行法律抗争，寻求一切机会和可能，对国家专门机关行使权力的行为进行有力的制衡。其次，在辩护律师的职业定位方面，应当将其确定为“法律代理人”的地位，使其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承担法律义务。与民事诉讼代理人一样，律师唯有经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式授权或者同意，才能取得辩护人的资格；在取得辩护人资格后，律师应在委托人授权和同意的前提下从事辩护活动，而不得超越授权和委托的范围；辩护律师对案件所形成的辩护方案，唯有经过与委托人协商、沟通和讨论，并征得委托人同意下才能转化为辩护策略；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随时随地与委托人保持沟通，遇有委托人提出异议的事项，律师应尽到应有的告知义务和沟通义务；遇有律师与委托人发生严重的辩护意见分歧，并经过必要沟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或者律师与委托人失去基本的相互信任的，律师可以提出退出辩护的要求，但要及时告知委托人，通知主持诉讼程序的国家专门机关，并在委托人委托或者被指定辩护人之后，才能正式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再次，在“独立辩护”的问题上，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当独立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不再承担任何与忠诚义务相矛盾的伦理要求，不再承担帮助这些国家机关发现事实真相、实施法律和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但是，在对待委托人方面，律师既要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也要尊重委托人的意志。未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律师既不得发表“不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意见”，也不得实施“不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活动”。遇有委托人固执己见，坚持对其不利的辩护立场，律师应向其发出告知、警示，并进行必要的分析、劝诫工作，说服其接受自己确定的“正确辩护方案”。无论如何，在委托人不同意、不接受的情况下，律师不得强行发表与委托人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辩护意见。复次，为实现消极的忠诚义务，律师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辩护，不得泄露委托人的职业秘密；不得存在有损委托人利益的利益冲突。对于这三项基本的职业伦理规范，未来应当继续加强，并重新设定上述伦理规范的例外情形。例如，律师中途退出辩护的正当理由应被限定为两个方面：一是委托人对律师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实施暴力或因其他原因使双方丧失相互信任的；二是委托人提出了严重违法的委托事项或要求，经律师予以劝诫，委托人仍然坚持这些要求的。又如，律师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以放弃承担保守委托人职业秘密的义务：一是委托人指控律师实施某一犯罪行为，而律师需要提供职业秘密来进行辩护的；二是委托人正在实施重大犯罪行为，而经律师发出警告、劝诫、阻止仍然一意孤行的。在上述第二种情形下，律师应优先选择退出辩护，解除委托关系，而一般不得充当“告密者”或者“控方证人”。再如，作为避免利益冲突的例外，当存在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利益关系的，只有在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视为“无害的利益冲突”。最后，忠诚义务并不是一项绝对的职业伦理规范，而应受到外部的法律限制。我们可以将这些外部限制视为公益义务的要求，但这些限制性规范也应受到严格的限制。一般而言，律师在维护委托人利益方面，应遵循以下四个方面的禁止性规范：一是不得通过实施贿赂、承诺给予利益、进行不当接触等方式来损害司法人员的廉洁性；二是不得对司法人员采取人身攻击、有辱人格尊严等行为，也不得采取扰乱法庭秩序等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三是不得实施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委托人毁灭伪造证据，或者通过威胁、贿买、唆使、引诱等方式迫使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等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四是不得对正在处理的案件采取披露案情、发表评论意见、向司法人员施加压力等干预司法人员判断的行为。一般情况下，上述禁止性规范并不是要由辩护律师所独自遵守的，而属于所有人都要一体遵守的行为准则。在要求律师遵守这些规范，以及追究律师法律责任方面，律师应受到公平对待，而不应有任何差别对待或受到职业报复的情况。编辑：楚予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