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继生研究员良师指导 初入科学殿堂 我于1949年至1953年在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植物病理专业学习。大学三年级时,系主任周家炽教授指定我作为裘维蕃教授的助手,利用课余时间管理田间试验。这为我提供了一个把课堂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同时也从裘先生那里学到许多课堂上没有讲授过的植物病害知识与实验方法。一年多的实验室和田间试验,使我对植物病害的防治有了一些实践认识。195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绥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现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科学研究所)。1954年3月被调到由戴芳谰教授领导的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在裘先生指导下,从事白菜软腐欧文氏菌(Erwinia aroideae)的分类鉴定与田间综合防治试验。裘先生通过言传身教,使我认识到作为科研工作者应该具备扎实的业务基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善于动脑及周密思考的能力。由此,找到了我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当我进行细菌分类鉴定试验时,细菌鞭毛染色技术掌握不好,有时鞭毛着色不清楚。裘先生让我再三重复,直至染出清晰的细菌鞭毛和找出失败的原因后才罢休。这种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科研态度使我终身难忘。在这短短的3年多时间中,我在裘先生的领导下,与同事们在《植物病理学报》上发表了4篇论文。高畦栽菜、定期清除病苗、合理灌水与防虫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方法被推广后,在北京郊区获得了良好的防病增产效果,并于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留学深造 结缘放线菌分类学1957年11月我被派往苏联科学院读研究生,专业为植物病原细菌学。因苏联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没有这个专业,被安排在莫斯科大学高尔连科教授实验室学习。当我得知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何礼远先生也在那里学习时,考虑到祖国急需各方面人才的情况下,两个中国人同时向一个导师学习不太合适。鉴于此,我斗胆向苏联科学院微生物所提出改学放线菌分类专业的要求。所长伊姆森聂斯基告诉我:“改变专业需有您国内所长的信。而且克拉西里尼可夫教授要求严格,有人4年都毕不了业”。这使我思想矛盾重重,坐立不安。学植物病原细菌学虽然对国家急需多种人才不太有利,但继续在这方面深造,容易获得副博士学位;若改学国家急需的放线菌分类学,如果4年毕不了业,我又如何向国家交待。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经多方权衡,我认定:没有勤奋努力,不管学哪个专业都不可能得到学位,遂下定了决心。经戴老同意后与苏方联系,我被转到国际著名的放线菌分类学家克拉西里尼可夫教授实验室学习。这便注定了我终身与放线菌分类结下不解之缘。在导师克拉西里尼可夫实验室的学习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研究生首先要为论文收集菌种,并准备两门课的考试,导师决定我的论文做“橙红色放线菌生物学”的研究。我用半年时间从中国土壤中分离出200多株放线菌,写出了总结,导师阅后,认为总结简单,没有新的见解。我第一次领略了克拉西里尼科夫教授求新求实的科学态度与对学生要求之严格。随后我与其他实验室的苏联研究生同期参加基础课与专业课的考试。考试以指定的50本参考书为依据命题,由所学术委员与专家组成考试委员会(导师除外),抽签口试。可能我的运气好,基础课微生物学与专业课放线菌学各得了5分(满分)。导师得知我的考试结果后,竟特地来向我祝贺,使我感到导师无微不至的关怀与鼓励。此后通过系统分类研究,我不断发现前所未见的特殊菌种,导师也经常来检察和指导我的分类研究和试验。我将橙红色放线菌定为6个种,其中5个是新种,在苏联《微生物学报》上发表了5篇论文。1961年5月通过论文答辩,我按期获得了生物学副博士学位。当中国科学代表团访苏参观克拉西里尼可夫教授的实验室时,导师总是说上一句“继生是您们国家未来的放线菌分类学家”。通过4年放线菌分类学习,我初步掌握了放线菌基本知识、研究方法与科研思路,也学会了如何去克服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障碍,获得结果时知道如何去综合、分析、对比,找出差异、发现新线索,做出正确结论。4年研究生的经历,使我的科研素质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道路崎岖 无悔平生1961年10月我回到北京,有幸被安排在闫逊初教授领导的链霉菌分类组。当时闫先生正在领导全组人员编写《链霉菌鉴定手册》,让我担任蓝色链霉菌及绿色链霉菌两个类群的编写工作。我对这两个类群链霉菌进行了分类鉴定,也发现了橙红色链霉菌中两个新种,上述研究结果分三篇论文发表于《微生物学报》[1963, 9(2): 140-148; 1964,10(3): 369-378; 1965, 11(4): 572-581]。这是我在国内放线菌分类研究的首批论文。直至今天,我一直在为放线菌分类贡献力量。在50年的科学研究中,与时俱进,从形态分类转向化学分类,又从化学分类转向分子分类,为使我国放线菌分类研究提高到国际水平做了大量工作。1.新技术与新方法在放线菌分类中的应用(1)、电子显微镜在放线菌分类中的应用我对新技术与新方法在放线菌分类中应用非常感兴趣,这是因为导师克拉西里尼可夫的教导,使我养成了在研究工作中要不断创新,不断使用新技术与新方法。回到北京后,就想用电子显微镜细察放线菌孢子表面结构。当时我所还没有电子显微镜,为争取时间早出结果,我出差沈阳,利用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与林业土壤研究所(现应用生态所)的电子显微镜开展研究。1963年我收集了177株已知链霉菌(101个种)进行了电子显微镜下放线菌孢子表面结构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孢子表面结构可用于分类,孢子丝螺旋形的孢子表面结构有光滑、刺或瘤之分,但直形孢子丝的孢子表面结构都是光滑的,无一带刺或呈瘤状。这一事实至今在国内外仍然未见到否定的报道。这是首次在国内将电子显微镜技术应用于放线菌分类领域《微生物学报1964,10(1):72—83》。电镜下放线菌孢子表面结构至今仍作为当代生孢子放线菌定种的特征之一。(2) 埋片法有助于不同属的识别当按常规法观察诺卡氏菌(基丝生横隔和断裂)的形态,难以分清气丝与基丝,如有横隔和断裂也难以断定它是来自基丝或是气丝,经常会发生错误:即,将链霉菌的气丝及孢子丝断裂误认为是诺卡氏菌的基丝断裂,错误地判断为诺卡氏菌属。鉴于此,经我多方试验,使菌体自然生长在载玻片上,即埋片法。将4个灭菌载玻片,分别置于接菌的培养基平板上,培育1天、7天、15天和21天时,菌已长在载玻片上,分别取出载玻片,火焰下固定,染色或不染色,油镜下观察。可见气丝颜色深,其直径比基丝粗1倍左右,基丝颜色浅,其直径较细。这不仅能分清气丝与基丝,横隔与断裂来自何处也一目了然。同时根据1天--21天菌的形态变化,也可得知菌的生活史。后来我们用插盖玻片代替载玻片(见微生物学报14(1):31-34,1974;22(3):207-211,1982),为从形态上准确地识别属提供了简便可行的观察方法,该法已在国内广泛使用。(3) 稀有放线菌的分离1963年在阎先生倡议下,经所领导批准,由我负责“放线菌与其产生抗生素关系的新课题”。我国放线菌资源丰富,不应只是研究链霉菌,应该扩大放线菌目中其它科、属菌的分类研究及扩大寻找新抗生素的来源。这使我下定决心,分离链霉菌之外(non streptomyces)的稀有放线菌(rare actinomycetes)。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挑过链霉菌菌落的培养皿,堆放在实验台上两周后,个别培养皿平板上又长出小菌落,这引起了我的好奇。这些小菌落是什么菌呢?镜检后发现,小菌落并非污染菌,都是放线菌。它们有三种类型:一类菌落似针尖大小,其表层覆盖着像小米粒大小的球状物(孢囊),加一滴无菌水后,球状物破裂,释放出大量孢子,像鱼似的在水中游动;另一类菌落边缘菌丝像根毛,染色后菌丝有横隔断裂;第三类菌落小,无气生菌丝体,基丝上生葡萄状单个小孢子。我猜测第一类菌可能是游动放线菌,第二类可能是诺卡氏菌或分枝杆菌,第三类可能是小单孢菌。我曾向阎先生和戴老请教。他俩都亲自观察了镜检实物及菌种。闫先生回答“你的猜测可能是对的”,而戴老指出第一类菌是美国真菌学家Couch命名的游动放线菌。我设计了多种稀有放线菌的分离方案,经反复验证,获得了稀有放线菌不同属菌的有效分离方法:1. 土壤样品预热处理80℃/ 0.5小时(为分离诺卡氏菌属),120℃/1小时(分离其它稀有放线菌)及超声波处理;2.使用土壤浸汁等加富培养基、燕麦培养基、合成培养基及寡营养培养基(水洋菜)等; 3.在分离培养基中分别加入不同抗生素(放线菌酮(50 mg/L)和奈啶酮酸(25 mg/L) 抑制真菌与细菌生长;新生霉素(25 mg/L)促进小单孢菌属和游动放线菌属生长;微生素B族促进小双孢菌属生长;利福平(25 mg/L)促进马杜拉放线菌类生长);4,培育时间延长至1个月挑菌;5. 挑选小菌落,在显微镜下观察菌落的基丝有无横隔或断裂和形态不同特点挑菌落,即以分类指导不同属菌的筛选(见《放线菌快速鉴定与系统分类》),这就加快了我们对稀有放线菌的分离与识别,很快,从不同生态条件的红壤中,我们分离出花样繁多形态各异的稀有放线菌200多株。按形态初步分为游动放线菌属、无定型孢囊菌属、链孢囊菌属,小瓶菌属、螺孢菌属、诺卡氏菌属及小单孢菌属等。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地分离和开展分类鉴定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忍痛将心爱的宠物存放在冰箱中备用。2.6个稀有放线菌“属”的问世“文革”后期,从“五七”干校回到了久别的实验室,我又投入到所喜爱的放线菌分类研究工作中。1971年闫逊初先生被任命为放线菌分类组长,我为副组长。闫先生领导其他4位同志继续链霉菌分类。我负责稀有放线菌的分类,张亚美参与工作。闫先生是我国放线菌的奠基人,人品高尚,是我学习的楷模,我对他极为尊重,他对我也极为信任。文革结束,科学的春天到来,分类研究工作大有进展。我们将文化大革命前分离出的稀有放线菌进行了系统分类研究,采取了各个击破、层层深入的方法,将存活的百余株生孢囊菌鉴定为3个属13个新种。我们在国内首先发表了“游动放线菌科Ⅰ、Ⅱ、Ⅲ、Ⅳ“于[《微生物学报》1974: 14(1);1976: 16(4);1979: 19(3);1981: 21(1)] 。1974年我们用细胞壁化学组份、 DNA(G+C) mol% 、枝菌酸区分诺卡氏菌属与分枝杆菌属及用LCN-A快速鉴别诺卡菌的方法,为深入开展诺卡氏菌属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在《微生物学报》[1983, 23(2):98-101; 1984, 24(1):21-25]上发表了稀有放线菌中第二个科“诺卡氏菌科分类研究”Ⅰ、Ⅱ:诺卡氏菌属与拟诺卡氏菌属及5个新种。至此为国家填补了前所未有的6个稀有放线菌属的空白:类诺卡氏菌属《微生物学报1979, 19(4):347-352》、游动放线菌属、小瓶菌属、链孢囊菌属、诺卡氏菌属及拟诺卡氏菌属,扩大了我国放线菌分类学的研究领域。3、拟无枝酸菌属两个新属的发现1981年9月,我以博士后的身份应邀去美国瓦克斯曼研究所Lechevalier教授实验室进修,Lechevalier夫妇由于开创了放线菌化学分类研究而享誉全球。在1年半的时间里,我掌握了化学分类的各项技术,如磷酸类脂、甲基萘醌、枝菌酸分析及分子分类方法。通过化学分类将Lechevalier交我的8株典型诺卡氏菌进行了研究,发现原定名为东方诺卡氏菌等8个典型菌不含枝菌酸,而诺卡氏菌属应含有枝菌酸。这一发现成了无枝酸菌属及拟无枝酸菌属两个新属建立的依据,其结果发表在Int.J.of Syst.Bact.1986, 36(1): 29-37上,这两个新属也被引入《伯杰氏细菌学鉴定手册》(1994年)。与此同时,我将国内带去的菌株也进行了形态与化学分类研究,其中两株菌系新种[Int. of Syst. Bact.1985, 35(2): 164-168](Actinomycetes 1985,19: 163-175)。同时我还加入美国Charles and Johanna Bush Fund研究项目,由非豆科根瘤中分离出百余株弗兰克氏菌,其中有些菌株的研究结果分别发表在国外杂志上[Plant and Soil 1984, 78:15-22;Physiol.Plantarum 1987. 70: 249-250]。在美国工作一年多,受益匪浅,与国外科学家们联名发表了新属和新种共5篇论文,不仅我的科研思路发生了变化,坚定了我今后继续为放线菌分类奋斗的信心,也决心回国后在国内建立放线菌化学分类和分子分类。并与Lechevalier 夫妇结成亲密好友,友谊保持至今日。1982年我被约参加了墨西哥举办的第五届国际放线菌生物学讨论会,并在会上被选为国际放线菌分类委员会委员(ISBA)。1987年我又被国际微生物联合会(ISUM)指定我为国际弗兰克氏菌分委员会主席。这样,我国放线菌分类学工作者在本专业国际学术组织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在这个国际学术组织中,我结识了一些国际上知名的放线菌分类学家,为我今后开展国际合作打下了基础。4. 放线菌化学分类在我国的建立 1983年3 月由美返国后,我领导稀有放线菌分类研究组兵分三路,相互协同、集中精力投身于放线菌化学分类研究。指导刘志恒以诺卡氏菌为对象建立了磷酸类脂分析方法;指导 陆晓涛以游动放线菌科各属菌及诺卡氏菌为对象建立了甲基萘醌的分析方法;同时也开展了西双版纳弗兰克氏菌调查,指导石彦林分离弗兰克氏菌和开展分子分类研究。我们仅用2年多时间,初步建成了放线菌化学分类方法,并成功地将化学分类指征,如细胞壁化学组份、磷酸类脂、甲基萘醌、枝菌酸等用于诺卡氏菌科、游动放线菌科及弗兰克氏菌分类中。磷酸类脂和甲基萘醌能准确地区分开同为细胞壁Ⅰ型的链霉菌属与类诺卡氏菌属,解决了这两个属多年来按形态不易区分的难题;游动放线菌等31个属的甲基萘醌结果系国内首次报道,其中有些属的结果在国外尚无记载;明确了弗兰克氏菌属化学分类指征的特点,其细胞壁型为Ⅲ型,糖型有D、C及E。磷酸类脂为Ⅰ型,甲基萘醌及脂肪酸型等[《Biology of Actinomycetes》1988, 221-226, JSSP; 《微生物学报》 1988, 28(3): 206-210; 1990, 30(6): 646-470;Proceeding of an Inter. Workshop held Nov. 19-23, 1990 in Philippines;《放线菌化学分类研究》]。用形态与化学分类指征相结合划分属,改变了以前纯形态的分类方法,使放线菌分类学从表观分类(形态)深入到细胞,提高了分类水平,缩小了我国与先进国家分类水平的差距。5. 中波、中美、中英放线菌国际合作项目的诞生1982年参加了墨西哥举办的第五届国际放线菌生物学会,开扩了我的眼界,知道了各国放线菌分类学的研究概况;在国际放线菌分类委员会中(ISBA),使我有机会与世界闻名的放线菌大师们如 S. Williams, M. Mordarski,M. Goodfellow, R. Kroppostedt(ISBA委员 ),D. Baker,及 B.Mullin相识,我想,如能与大师们合作研究,共同开发我国的放线菌资源,将他们请进来,我们走出去,这将是提高我国放线菌分类学科和加速科技人员成长的好方法。由此,三个放线菌国际合作项目分别诞生了:1, 1985-1992年与波兰 M. Mordarski开展了放线菌分子分类的合作研究。合作连续两次,为期6年,该合作课题列入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波兰科学院合作项目中。研究结果发表在《Actinomycetes,1991,1992>.上。科委国际合作局资助我方人员赴波兰旅费,我与Mordarski教授互访多次,曾派刘志恒和石彦林去波兰工作两次。2, 中美合研究项目是美国耶鲁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合作研究弗兰克氏菌,由D,. Baker与我负责(图 5),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张忠泽与山西省生物所杜大至参加。我们3人曾于1990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工作,完成了合作项目。弗兰克氏菌分类的结果发表在<Acta Ecologica,1992. 13(4):417-422上>。3,中英合作研究项目(1992-1994),我们曾三次邀请M.Goodfellow来北京参观,并陪同去云南访问。1992年我被英国皇家学会邀请,访问了英国9所大学及科研单位(1个月)。我们与Goodfellow教授建立了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资助的第一个合作研究项目,由Goodfellow与我负责(图 6),开展新放线菌的研究。曾派周志宏,刘志恒及石彦林3人去Goodfellow实验室工作。研究结果发表在<Int,J. Syst.of Bacteriol. 1998 >上。通过中波、中美、中英的国际合作,我方9名科技人员分别去波兰、美国及英国工作(3个月 / 12人次),走出国门,将大师请进来,使我国放线菌分类学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提高了我国放线菌分类学科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加速了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当我退休时,将中波和中英合作研究项目交刘志恒继续, 后由黄英延续。我们与英国Goodfellow 的合作得以延续到今天。6. 我国微生物学第一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诞生在80年代中期,我应云南省微生物所邀请,頻繁往来昆明和北京,深感云南地理环境特殊,微生物资源蕴藏丰富,很渴望开发云南地区放线菌资源。1988年,我与云南省微生物所姜成林商议,联名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议,为开发云南放线菌资源立项。基金委生物学部很快决定建立微生物学第一个重大项目,指定由中科院微生物所主持,我为该项目负责人,5个单位65人参加。1990年1月,这个名为《云南地区放线菌生态分布及其资源前期开发》项目正式诞生。7个子课题是:1、放线菌资源分布的研究(姜成林 云南省微生物所),2、放线菌化学分类研究 (阮继生 中科院微生物所,河北大学参加),3-1、抗肿瘤抗生素的筛选研究(甄永苏 中国医科院医药生物技术所),3-2、抗肿瘤抗生素的筛选研究(张海澜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4、抗乙型肝炎病毒抗生素的筛选研究(陶佩珍 中国医科院生物技术所),5、 心血管活性物质及筛选研究(王敏 中国医科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6、抗真菌孢壁及孢膜功能的抗菌素筛选研究(张维西,中国医科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7、干扰真菌细胞壁合成物质的筛选(宋大康 中科院微生物所)。国家集中这么多专家,资助大量科研经费,作为负责人,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应该为国家做出贡献。我把这项重大课题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经常告诫自己,争取成功,凡事以“公正”、“诚心”待人,团结各子课题组长,同心协力,发挥大家积极作用。由于研究课题分散,我协同参加单位的科研领导,共同抓好各子课题的指标、进度,做好各子课题的协调与衔接,加强学术交流、汇报、总结。每逢年终总结汇报时,我都邀请有关单位的领导亲临指导。由于我们方向对头,组织合理,科研人员通力合作,经过5年的辛勤劳动,我们获得了圆满结果。在完成这个重大项目的5年中,我除了作为总负责人外,还承担了“放线菌化学分类研究” 的子课题。前后共有9位成员参加,此外还有一位外国博士后进修人员,由第三世界科学院资助,专程来我实验室学化学分类。为尽快使我国放线菌分类研究达到国际水平,在完善化学分类的基础上,我决定把分类重点放在RNA或DNA序列分析上。我们将形态、化学分类指征及分子分类技术相结合,对云南地区不同环境下的诺卡氏菌形放线菌、游动放线菌、马杜拉放线菌、嗜盐嗜碱放线菌及共生固氮弗兰克氏菌进行了分类研究。通过全组人员同心协力,在不长的时间里获得了较理想的结果:1)完成了弗兰克氏菌DNA-DNA杂交试验,获得了弗兰克氏菌新基因种(Actinomycetes 1991, ll.. no.3,86-88),拟诺卡氏属(11个种)及无枝菌酸及其相关菌株的限制性酶切片断长度多型性(RFLP)数据(Actinomycetes 1992, lll. No.3:51-54);2) 掌握了23S rRNA序列分析的实验技术,并依据23S rRNA 5’末端序列区分了链霉菌属、小单孢菌属、无枝菌酸菌属及糖单孢菌属不同属。这种用形态、化学分类指征与23S rRNA序列分析相结合区分属的做法,当时在国内微生物分类学中尚属首次报道(Int. J. of Syst. Bact. 1994. 44(3): 704-707;微生物学报1994. 34(3):241-244. 摘要);3) 依据16S-23S rRNA间隔区大小与序列区分属,发现了两个新种(Int.J.of Syst.Bact. 1994. 44(4): 759-763; 1994. 44(3): 474-478.);4)用16S-23S rRNA间隔区鉴定弗兰克氏菌,为国际弗兰克氏菌定种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新设想[微生物学报1996. 36(2):155-157]。重大项目结束后,经焦瑞身教授为首的专家组验收后作出了以下书面评价:1)子课题1较全面地调查和研究了云南地区放线菌分布,从不同植被与土壤中分离出1万株放线菌供各子课题筛选与研究,揭示了云南放线菌资源达27属之多,占世界已发现属的一半;子课题2(放线菌化学分类研究),完善与建立了放线菌化学分类方法并结合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使我国的放线菌分类工作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已发现的新种中有两个在国际杂志上发表;子课题3、4、5、6、7,建立了各自筛选模型,并筛出12种值得进一步研究,并有应用前景的抗生素和活性物质。其中6个为新抗生素,即抗肿瘤抗生素2331C和1331A、抗病毒抗生素17997、抗血栓和溶血栓物质P-13、作用于细胞壁的8068、作用于细胞膜的1550。本重大项目的特点是学科发展与资源研究开发并举,多学科密切交叉和合作。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研究队伍比较稳定,既充分发挥了年长专家的特点,也发挥了青年科技人员的作用。为本学科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后辈人才。重大项目专家验收组评议“课题总体达到国际水平,其中放线菌分类和抗肿瘤药物的筛选和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7. 承担国家其它攻关课题除了上述重大项目外,我们曾承担国家七五、八五国家攻关课题,都圆满地完成了国家的科研任务。也曾承担国家863项目,负责科学院北京地区生物口各所空间搭载试验的组织者与中、德空间合作研究的联系人。负责微生物所细菌、放线菌、真菌及工业酶制剂产生菌的空间失重搭载课题 ,获得了可喜的结果(有的已发表),当我退休时交刘志恒继续。与此同时,也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西南地区生物资源考察”。我们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多个面上项目的资助,如稀有放线菌的分类研究和弗兰克氏菌调查与分类的研究及化学分类研究等,正是由于国家的各种资助,支持了放线菌分类学科不断地提高和发展。8. 高温双孢菌等四个新属的发现及北里孢菌属的恢复1994年前后,我在新加坡工作将近5年,被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任客座教授,协助王岳博士在分子细胞生物研究所建立微生物资源实验室。在我来到之前,这里一无放线菌菌种,二无微生物分类的科研人员。我的任务是分离放线菌与分类鉴定及培养年青人,3人参加我的工作。在王岳的组织下, 我们很快建立了放线菌形态、细胞壁化学组份、磷酸类脂、甲基萘醌的化学分类与分子分类方法。将从不同植被土壤中分离出5000株菌,鉴定为36个属。另一方面将当前国际上分类混乱的已知属(如小四孢菌属、马杜拉放线菌属、小双孢菌属、高温单孢菌属)进行16S rRNA序列分析。与同事们一起从中发现了高温双孢菌属(Thermobispora),发表于Int.J.of Syst.Bact.1996,46(4):933-938;高温单孢菌属(Thermomonospora)原有7个种,经我们用16S rRNA序列分析后,将这7个种分别归为三个属,其中两个是新属:高温双岐菌属(Thermobifida)及野野村氏菌属(Nonomura)发表于(Int.J.of Syst.Bact.1998.48:411-422);将从新加坡土壤中分离出的IM7744菌株定为新属,名为放线多形态菌属(Actinopolymorpha),发表在(Int.J.Syst.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2001,51:467-473)上;北里孢菌属(Kitasatospora)是日本人1982年建立的新属,1992年被Wellington等人将这个属转入链霉菌属。我们认为他们取消这个属的数据有误,向日要来菌种,又重新进行16S rRNA序列分析。其结果表明,北里孢菌属与链霉菌属在系统进化树上分成两个独立的群。因而,我们为北里孢菌属恢复了原名(Int.of Syst.Bact.1997,47(4):1048-1054)。上述5个属包括38个种均被国际学术界承认,并都收入《伯杰氏系统细菌学手册》二版四卷中。9、应邀出席国际会议和国内、外学术交流自1982年我被选为国际放线菌分类委员会的委员后,多次被邀出席国际放线菌会议宣读论文和主持会议,如1985年在匈牙利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放线菌生物学会议上,我宣读了“弗兰克氏菌的分类”;1988年在日本召开的第七届国际放线菌生物学会议宣读了“生孢囊菌与诺卡氏菌数值与化学分类”;1994年苏联召开第九届国际放线菌生物学会议上宣读了“嗜盐嗜碱放线菌分类研究”;1994年日本召开的亚洲微生物应用与防治会议上宣读了“放线菌系统分离和分类”。在美国(1990)及新西兰(1994)召开的第七届及第九届国际弗兰克氏菌会议上,我宣读了弗兰克氏菌分类及弗兰克氏菌16S rRNA序列分析。同时也被邀在上述4个国际会议上分别主持了“分类会议”。另外也被密执根大学生物系(1982.10)、威斯康星医学院(1982.10)、田纳西大学生物系(1982.10)、里来制药公司(1982.10)、美国Sherling制药公司(1990)、波兰科学院免疫化疗研究所(1985, 1990, 1992, 1998)、日本大阪发酵研究所(1988)、苏联科学院生化与物理研究所(1990)及英国Newcastle大学(1992)分别邀请,介绍了我们放线菌分类学的科研结果。1994年10月我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邀请为泰国举办的“微生物学和生物工程学的快速鉴别培训班“讲课。这些学术交流提高了我国放线菌分类学科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在国内曾被沈阳药学院、青海省微生物学会、山东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邀请做过放线菌专题讲座。10. 分类人才的培养、专著的编写及获奖当1978年我国研究生体制建立后,闫先生与我被任命为放线菌分类学科研究生的导师,闫先生与我联合招收了3名硕士生(1978-1982)。此后,我又培养了3名硕士生,1985年开始为河北大学前后培养了5名分类研究生;也协助中国医科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培养了两名分类研究生;2名越南进修生,1名伊拉克博士后(第三世界科学院资助)(1978-1994)。自1972年我被河北大学邀请讲授放线菌专业课,1980-1986被河北大学聘任兼职教授,培养研究生和帮助建立放线菌分类学科;被云南大学及云南省微生物研究所聘任客座教授(1985-1990),协助云南省微生物所发展放线菌分类学科;为海南热带农业大学研究生班讲授放线菌专业课(每年40多名),被中国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聘任客座教授、协助洪葵教授培养约30名硕、博研究生(2004-2010,图 8)。被中科院微生物所放线菌系统学与资源开发组(我原先的实验室)聘任为顾问,黄英等在国际上首先建立了链霉菌DNA多位点序列分析(IMSA)方法,解决了16Sr RNA 单基因区分链霉菌不同种的难题,协助她培养1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开展国内外合作研究(2006年至今,图9 );江苏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协助江苏省重点实验室蒋继宏教授指导放线菌分类研究与帮助建立国内外合作研究(2006年至今)。随着科学的发展,为提高全国青年分类科技人员水平,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为名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四次放线菌分类培训 班:1973年与 辽宁大学联合举办的培训班,50人参加;1976年与四川大学联合举办的培训班,35人参加;1985年与广西农业大学联合举办的培训班,15人参加;1993年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北京举办的培训班,50人参加。前三次由我主讲,最后一次由Goodfellow和我两人主讲。我先后与同事们一起发现了6个新属,95个新种,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130余篇论文,其中约30篇发表于国外杂志。参加或单独编著放线菌专著6部:《链霉菌鉴定手册》 (参加) 科学出版社 1975《放线菌分类基础》 (主编) 科学出版社 1977《细菌名称》 (参加) 科学出版社 1982《放线菌研究及其应用》(主编)科学出版社 1990《阮继生放线菌分类论文选集》(主编)2005《放线菌快速鉴定与系统分类》(阮继生、黄英)科学出版社2011。这些专著为我国放线菌分类学的发展与抗生素及其它生物活学性物质的开发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放线菌分类人才,其中如刘志恒、姜成林、张利平及徐丽华早已分别成长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现又涌现出年青有为的学术带头人如黄英、李文均、洪葵及蒋继红,使我国放线菌分类学科后继有人,永攀世界高峰。获奖:1 北京大白菜软腐病综合防治 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 二等 奖2 游动放线菌分类研究 获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三等 奖3诺卡氏菌属分类研究 获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四等奖4抗酸分枝杆菌的分析 获人民解放军卫生部奖5胆固醇氧化酶试剂盒的研究 获河北省奖6公主领霉素(合作,负责菌种分类),获国家发明二等奖。7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8伯杰氏奖章(2011年5) 伯杰氏手册基金会(Bergey’s Manual Trust)聘发很荣幸于2011年5月获伯杰氏奖章,这是伯杰氏手册基金会对我们放线菌研究与发展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团队的鼓励。结束语回顾我50年来的科研经历,以放线菌分类学作为我终身的科研领域,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项事业。我始终重视新技术新方法在放线菌分类中的应用,60年代初首先在国内将电子显微镜等新技术和新方法应用于放线菌分类。率先开拓了我国链霉菌属之外的“稀有放线菌”的分离和系统分类。70年代初稀有放线菌2科6属菌的问世,扩大和发展了我国放线菌分类学的研究领域。80年代初领导课题组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化学分类(细胞壁化学组分、磷酸类脂、甲基萘醌、枝菌酸、脂肪酸等)研究,用形态与化学分类指征相结合定属,改变了纯形态定属的方法,提高了放线菌分类水平,缩小了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80年代中期开创了中波、中美、中英国际放线菌合作研究,将我国放线菌分类学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90年代初(1990-1994)负责完成了我国微生物学科第一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云南地区放线菌生态分布及其资源前期开发。”利用当代分子生物学手段(DNA,rRNA序列)定属、DNA-DNA杂交定种,达到国际水平。与同事们一起发现6个新属,95个新种,发表130余篇论文,编著放线菌专著6部: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放线菌分类人才。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却仍在为我国放线菌分类学的发展发挥余热。放线菌分类学犹如科海中的一滴,期望有更多的青年人选择这个专业,用大家的智慧,同心协力,使我国放线菌分类学不断创新和发展。我衷心感谢同舟航行的国内外同事和朋友们:如程光胜,陈嘉懿,邢桂香,宋幼新,张海澜,乔宝义,林锦粧,张亚美,姜兆瑞,刘志恒,梁丽糯,杨得成,陆晓涛,石彦林,张毅,王晨光,郎艳军,周志宏,张利平,王云山,王来福,扈玉亭,张显科,林永珠,洪葵,黄英、蒋继红及M.Goodfellow、M.Mordarski、D.Baker、Amira Mahmoud AL-Tai等等做出的贡献,还应该感谢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外事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我们提供了科研资助与科研条件。(作者:阮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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