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研经费乱象：单位立项靠拼关系 6成被套现

 杰青、长江学者，薪酬120万，安家费300万；千人、地方领军人才，薪酬100万，安家费210万；优青、青千，薪酬分别为65万、40-60万，安家费150万、135万；此外还包括科研启动经费最高可达2000万元……  以上是一所广东地方高校，面向全球招聘“杰出人才”“高层次人才”所开出的价码。之所以把这所学校的招聘待遇粘贴过来纯属偶然，因为在网上随机搜索“大学重金全球招聘”等关键词，你可以获得很多高校的招聘贴，并发现它们的套路基本都一样，皆是按头衔明码标价。似乎在高校眼中，“杰出人才”就是有各种头衔、身份的“人才”，而他们对这类人才的“饥渴”程度，甚至到了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地步。 这样的招聘，必定有人欢喜有人愁（仇）。欢喜的当然是那些已经有各种头衔、身份的人才。哪怕头衔是10多年获得的，获得之后并无更新的学术成果，可是“一旦拥有，终身受用”，只要顶着这个“头衔”，就永远不愁没饭吃。愁（仇）的自然是那些没有头衔、身份的，越是高薪招聘，他们越是不是滋味。更不是滋味的是，如果他们质疑这样的招聘条件“只看衣帽不看人”，还会遭到无情的嘲讽：你有本事，为什么没有弄到头衔、搞一个身份？倘若这样的嘲讽来自家庭时，估计本人就真的“生无可恋”了。 本人的一个朋友就一直郁郁不得志。10多年前，他和同学院的另一名教师能力和水平相差无几。那名教师后来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胜出，这于是成为了两人事业的分水岭。获得基金者，由此得到重视，以基金再基金，入选人才计划。如今，两个人一个是高层次“杰出人才”，另一个则是学院里的普通一兵。 任何一项政策都难免会有几家欢喜几家愁。然而，这样的人才评价政策对中国教育和学术究竟影响如何，依然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令人不解的是，国家设立基金和人才计划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本来，通过设立基金、计划，给入选者以经费支持，以便让他们有更好的研究环境、取得一流的研究成果，可是发展至今，却变为一旦入选就有了头衔和身份，就功成名就了。理论上，应该对于基金、计划的入选者采取更严格的考核、评价，但现在却有拿了纳税人的钱却什么也做不出来的情况，甚至，有人把“拿钱”这件事也看作是光荣与骄傲的资本。这就像一个学者弄到上万吨“学术化肥”，即使不种田，没有产出优质产品，也可能被列为种田高手，并且会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学术头衔化、身份化，本质是学术特权化、利益化的表现。有意思的是，对于学术界的这种现象，社会公众的观念也表现得较为混乱。比如，在谈到院士“特权”时，舆论呼吁要进行院士改革，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可是在面对高校以重金招揽院士时，大家又认为这是重视人才的表现。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曾抱怨，贵州大学开出了“长江学者给予120万元年津贴,院士给予180万元津贴”的优厚条件，此外还提供科研平台和经费支持。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却没有一个人报名。针对这一案例，当时不少舆论呼吁应改善中西部高校的环境，可是，恰恰是这种以头衔、身份论人才的引才观，制造了对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以头衔标价码，追求的其实是人才政绩，而不是高水平人才队伍的建设。 归根到底，目前存在的人才“身份化”“唯头衔论”，根源还在于对教育和学术的行政评价。由行政部门主导的各类基金、计划，使行政化和利益化纠缠在一起，也导致了人才观的异化。我国高校要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去行政化与功利化已势在必行。不以头衔、身份论人才，而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不制造学术等级和特权，而是为所有人提供公正、平等的竞争环境，这样引进的人才才能真正符合高校的实际发展需要，才能真正支撑起学术、科研的未来发展。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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