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不能把你怎样，但外面的世界可以！

1  元旦放假第二天，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女儿在客厅玩游戏。 我有点生气：你又在玩，老师没留作业吗，你怎么一眼书都不看？女儿不耐烦地说：妈妈，我每天做卷子做到吐，读书太苦了

在职教育的不断发展，在职博士这样的类型也慢慢的走进一些在职人员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之后，计划报考这个方式的博士学习课程，毕竟学习博士课程和最后获得的证书在工作中都能发挥作用。但是对于入学的途径很多人员

临近年关，各高校的评估、考核、表格、申报、审批、总结再次迎来高峰。而事实上，惹得许多高校教师怨声载道的评估、考核、审批等内容，多是年复一年的繁琐整理，和超出必要、拔高规格的信息统计。更可怕的是，跑完这

年关将至，2016年招聘潮渐入尾声，在各种求职选择中，博士教中学似乎是很小众的一种就业思路。犹记夏天，一则人大附中教师选聘公示因获聘人员非博即硕的高等学历和国内顶级高校出身曾引发网友热议。 

如果你看过那篇《每一个兰大人心中都有匹骆驼》，优雅的吐槽对你来说一定不是个事儿。 在你们吐槽前，我们先来大致看看这篇“范文”，它是这么开篇的： &ldquo

对于学术成果的发表，人们往往会听到两种声音：“不发表即灭亡”与“厚积薄发”。这其中所蕴含的一个理念则是发表太快与太多，自然会轻视学术质量，降低学术水平，

33岁的河南打工仔，在没有任何专业教育的背景下，他推导出一项颇具难度的数学公式。他带着自己的数学发现登上了浙江大学的讲台，与教授和博士生们“同堂论道”。钱江晚报首先报道了这位草

距离博士毕业答辩过去已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依旧觉得不可思议。一直以来觉得博士毕业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做到了。或者说，在我心中博士学位是神圣的，不敢把它和自己挂钩。

半个月前，作为西湖大学的前身，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在杭州揭开面纱。人们不禁好奇提问，这家靠捐赠办起来的“超级民办大学”，未来会像哈佛、耶鲁一样闻名于世吗？  伴随着近期多笔亿元级别的校友捐赠，国内高等教育的“钱袋子”迎来“小丰收”。乐观者预判，中国高等教育有望告别“只吃财政饭”的历史，以校友捐赠为主体的社会捐赠将迎来持续增长的态势。社会捐赠不仅能作为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同时可以倒逼高校适应现实产业的变化，从而提高办学效率。 不过另一方面，陈天桥夫妇豪捐加州理工学院引发的讨论尚未消散。担忧者的声音是，在捐赠文化氛围、法律税制环境和捐赠资金专业化的问题未解决之前，社会捐赠要真正往前走“道阻且长”。 在发达国家，社会捐赠是高校运作经费的重要来源，也因此成为USNWR等大学排行榜的评估指标。正在推进的“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方案要求，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在政策背书和多位校友豪捐亿金的背景下，谈“捐赠改变中国高校”，是恰逢其时还是为时尚早？西湖大学之问在投资领域豪捐千金的企业家富豪形象，近来频频出现在国内知名高校的社会捐赠现场。 公开报道显示，亿元级别的校友捐赠、社会捐赠仅近三个月就不在少数：2016年9月21日，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熊新翔豪捐10.3亿元，刷新内地高校单笔校友捐赠最高纪录；2016年12月，已创办企业的大学教授游志胜和杨红雨各捐赠5000万，“反哺”他们所在的四川大学，这是此前鲜有“教授企业家”亿元级别捐赠；同在12月，郑州大学校友胡葆森捐给母校1亿元，实现河南高校大额捐赠“零的突破”。 “豪捐不断”的景象，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高校社会捐赠在过去一年的“高歌猛进”。近日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2017年中国校友捐赠排行榜》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全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大额捐赠总额突破230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39所高校校友捐赠突破1亿，跻身“亿元俱乐部”。而截至2015年12月的统计数据，全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大额捐赠总额为170亿元，“亿元俱乐部”数量为30所；两个数据在一年间均增加了三成。 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5年中国不同领域的慈善捐助座次发生“易位”，教育领域的捐赠超越医疗健康领域，跃居第一位。 正在筹建的西湖大学，是教育捐赠有标志意义的“特殊案例”。2016年12月，由王健林、马化腾等众多企业家捐赠筹资的浙江西湖高等教育研究院挂牌成立。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出任首任院长。施一公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饶毅将领衔四大研究所。将来，这座民办研究院将扩容为“西湖大学”。在未来十年，这座大学的筹建将投入200亿元，这笔投入以社会捐赠为主，政府辅以部分财政配比。国内许多民众对此期待较高，认为“西湖大学”很有可能是国内第一家由企业家捐赠出来的“世界一流大学”。甚至有人将其和国外由社会捐赠办起来的哈佛、耶鲁作对比。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说，民众和教育界之所以对“西湖大学”有较高的期待，是因为该大学一开始就“高起点”，率先设立国内首个研究性的民办学院，而由国内顶级科学家领衔的团队能强化该学院的研究力量。这与国内企业家以往聚焦专科、本科教育的路数很不一样。 “一流大学建设既要资本密集又要人才密集，西湖大学的筹建切中了这两点。”储朝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总结道。 西湖大学提给教育界的问题是，举办高等教育、建设一流大学，社会捐赠有多重要？从国内高校 “钱袋子” 的构成看，从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内公办高校运作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各类财政拨款，大约比重达70%之多；而财政拨款自筹部分，绝大多数是这些高校收取的学费杂费、科研收入以及技术成果转移获得的收入，社会捐赠的比重微乎其微，大多不足1%。这也就是说，目前校友捐款赠物20余年累计过亿的39家高校，平摊到年度的数据根本不能与大额度的财政拨款相比。《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高校在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0.54％。经计算，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最多的清华大学此项统计不到2％。 这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存在巨大差异。美国教育数据中心发布的2015年度报告显示，“捐赠和投资回报”是2015-2016财年美国私立高校的第一大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36.3%，亦是公立高校的第三大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18.4%。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罗志敏分析，大学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支持型校友”。在我国，随着经济新常态下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下滑，政府对高校的投入将难以保持以往的那种高增长，处在这种境遇下，本来口袋就不太宽裕的大学也必将更加“缺钱”。要解决这一问题，大学除了要继续争取政府更多的支持、从市场上寻找能量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获得更多校友的支持。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中心主任助理张端鸿说，高等教育领域，是企业家做公益慈善必然考虑的重点，因为这个领域和他们关心的经济发展、人才培养密切相关。从现实的可能性看，随着经济发展，国内已经出现相当量级的亿万富豪，他们出于各种目的有着“捐资办学”的需求。这是诸多高校拓展筹资渠道的机会。而无论是从慈善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法，还是“双一流”战略的推动看，政策均在为高校多元筹资、吸纳社会捐赠而“背书”。 “目前来看，高等教育领域的社会捐赠呈现小活跃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将能大幅度提升高校的办学效率。”他说。破除机制体制壁垒相较于财政拨款，由校友和企业家主导的社会捐赠似乎更有“文章”可做。 张端鸿分析，除了增加办学经费的来源外，社会捐赠更大的意义在于受捐者要考虑捐赠者的意愿，这是建立开放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必要条件；而另一方面，社会捐赠者的介入，则可倒逼高校适应社会经济需求，根据产业、行业的发展调整学科结构和办学策略，从而达到与社会、与捐赠企业的“互惠互利”。 人们期待中的西湖大学，极有可能从前述两方面“破题”。不过西湖大学要真正实现捐赠者的意愿，仍有不小阻力。按照捐赠者的计划，西湖高等研究院先招博士，再招硕士和本科生，与国内高校的发展方向相反。目前，西湖高等研究院博士招生信息已经公开，但该研究院获批博士学位点的信息却迟迟不见。因而，业内不少人分析，西湖高等研究院的博士生将采取联合培养的模式，极大可能借助浙江大学的授权博士点，毕业发放浙江大学的学位证书。 这也就是说，一些由民间资本捐赠兴办的大学在“出生”后的一段时期内，很可能面临没有自己的学位证书的尴尬局面。储朝晖强调，国内高校依照的是“循序渐进”的逻辑，要先有本科，本科质量评估完成后才能依次往上申请设立硕士点、博士点，而不像国外有些高校有自授的学位。社会捐赠者固然能解决“钱”和“师资”的问题，西湖大学要前走，未来很有可能面临类似这样的机制体制障碍。 对机制体制的障碍问题，政府部门也一直在“行动”。张端鸿强调，国内高校社会捐赠在2016年面临的重大利好是两部法律的修订。《慈善法》的修订明确了诸多领域明确了捐赠者减免税费、金融支持等大原则，对企业家在教育领域和其它领域进行捐赠活动都有鼓励作用；而《民办教育促进法》三审稿通过，以营利性、非营利性的分类区分办学主体，原则上明确不同主体的税收、土地优惠等政策，这间接使得公办、民办院校获得相同的“国民待遇”。其结果是，有捐资意愿者拥有稳定预期，更有可能投资兴办民办大学，也有可能将资金捐给公办学校，以达到其特定的目的。 鼓励的政策还有国务院推行的财政配比。2009年10月出台的《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政府财政对中央级普通高等学校单笔捐赠额在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项目实行配比。这也就是说，高校只要获得10万元以上的捐赠，将收到额外的财政拨款。不过，这份以财政拨款鼓励高校找社会捐赠的暂行办法，其限制条件仍是中央级高校，也就是占据国内高校大多数的地方院校“无缘享受”。目前落实到地方院校的法规，见诸报端的只有浙江省2012年公布的配比资金办法和深圳2016年9月颁布的《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在储朝晖看来，法律法规的鼓励、税制上对捐赠者的倾斜，正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愿意给大学捐钱的法制环境根源。但国内的问题是，一些大框架的法律、制度壁垒在原则性上有所突破，但细化到实际操作中仍有很大空间。 另一令人注意的问题是，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夫妇由于将上亿美元捐给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在近期引发舆情发酵。人们的疑惑在于，身为中国人和复旦大学校友的陈天桥，为什么选择他美国的母校？这种中国人向外国高校捐钱的案例并不少见。储朝晖的分析是，中国企业家“捐赠越洋”，并不是只是法规和税制的问题，而是在于国外的高校更容易取得捐赠者的信任。由于国内高校长期“吃财政饭”，而获取社会捐赠的难度大、比重小，加之社会捐赠款项一般会有所要求，高校更愿意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而没有过多考虑捐赠者的需求。这也是目前国内捐赠基金劝募和管理缺乏专业化人才的原因。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撰文指出，要迎接中国高校社会捐赠的春天，就必须做三件事：重视社会教育捐赠意识的文化培育、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导向作用和提高高校对捐赠资金的管理水平。 储朝晖也分析，国内高校可努力的方向是，在校庆募捐等重大场合之外，保持与校友、企业家的常态化沟通，同时要明确清晰地用好每一笔捐款，向社会告知其用途和流向，并公开对捐款使用效率的评估，由此才能以最大的诚意引起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