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不能把你怎样，但外面的世界可以！

1  元旦放假第二天，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女儿在客厅玩游戏。 我有点生气：你又在玩，老师没留作业吗，你怎么一眼书都不看？女儿不耐烦地说：妈妈，我每天做卷子做到吐，读书太苦了

在职教育的不断发展，在职博士这样的类型也慢慢的走进一些在职人员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之后，计划报考这个方式的博士学习课程，毕竟学习博士课程和最后获得的证书在工作中都能发挥作用。但是对于入学的途径很多人员

临近年关，各高校的评估、考核、表格、申报、审批、总结再次迎来高峰。而事实上，惹得许多高校教师怨声载道的评估、考核、审批等内容，多是年复一年的繁琐整理，和超出必要、拔高规格的信息统计。更可怕的是，跑完这

年关将至，2016年招聘潮渐入尾声，在各种求职选择中，博士教中学似乎是很小众的一种就业思路。犹记夏天，一则人大附中教师选聘公示因获聘人员非博即硕的高等学历和国内顶级高校出身曾引发网友热议。 

如果你看过那篇《每一个兰大人心中都有匹骆驼》，优雅的吐槽对你来说一定不是个事儿。 在你们吐槽前，我们先来大致看看这篇“范文”，它是这么开篇的： &ldquo

对于学术成果的发表，人们往往会听到两种声音：“不发表即灭亡”与“厚积薄发”。这其中所蕴含的一个理念则是发表太快与太多，自然会轻视学术质量，降低学术水平，

33岁的河南打工仔，在没有任何专业教育的背景下，他推导出一项颇具难度的数学公式。他带着自己的数学发现登上了浙江大学的讲台，与教授和博士生们“同堂论道”。钱江晚报首先报道了这位草根数学爱好者，随后引发了央视、CNN、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半年过去了，这位中国的“心灵捕手”，  2016年对33岁的余建春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6月份的某一天，在杭州下沙物流公司打工的他给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写了一封信，信里附上了自己对卡迈克尔数的解答方法。 这封信彻底改变了这位在杭州的河南打工仔此后的生活。 他走上了浙江大学数学系的讲台，成为众多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CNN甚至称他为中国的“心灵捕手”。之后，他辞去了原先的物流工作，在蔡天新的帮助下，一边打工一边继续搞数学研究。 11月初，在辗转换了几份工作后，余建春被一个科技行业的老板看中，外派到了海外分公司。他最新的工作头衔是：数据分析师。2016年12月，他的近况海外谋生去国外闯荡是余建春自己做出的决定，前后颇有一番故事。 有一天，有位媒体记者陪着商人朋友在茶餐厅吃饭。吃饭时，两人不约而同被电视里报道的余建春吸引住了。饭后，他们又上网找到了其他媒体的视频、文字报道，初步认识了这个在数学上小有天赋的小伙子。 那位商人姓张，手里正好有一个重要的项目需要数学能手协助。虽然余建春没有本科文凭，但他不在乎文凭，一定要找到他。通过同行引荐，双方接上了头。余建春答应到张先生的海外分公司上班，待遇高于之前的所有工作。 现在，余建春还在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偶尔和同事学点计算机知识和英语，还没正式参与到项目当中。 工作相对空闲，他偶尔会重新回归一下数字的世界。蔡天新曾在朋友圈发了一道数论题：4是否是最小的正整数？满足：n=（a-b）(c-d)，其中a、b、c、d是正有理数，且abcd=1。4＝（2－1／2）（3－1／3）。下一个这样的数是10吗？ 余建春看到后，花了三天时间琢磨，也得出了几个小结论。不过，解数学题只是海外生活的一个调味剂。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研究项目上，而不是单纯的数论问题。2016年6月，换了工作寂寞演算时间回到几个月前，那时的余建春还是一个打工仔。 离开下沙的物流公司后，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的朋友，湖州丝绸之路控股集团的董事长凌兰芳把余建春安排到了湖州市南门外苏台山的浙江长三角建材有限公司。 来自四川的李和才当时和余建春住一屋，但他对这个室友已经没有太大的印象了。毕竟从6月末入职到9月初离开，余建春在厂里才待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他只记得，余建春下班后回到屋里，不是看手机，就是拿纸笔演算，很少主动找自己聊天。事实上，李和才从没看过关于余建春的任何报道，其他工友也都把他当作普通工人来对待。 最初给余建春预留的岗位有四个：数据统计和发布、财务、企业汇总统计、行政办公。无奈他对计算机一窍不通，做不了任何一项办公室里的工作，最后凌兰芳只能给他安排了体力活。 余建春并不排斥做体力活，但他适应不了建材厂的工作环境，尤其是厂房里的噪音。“我感觉我再干下去耳朵都要聋了。”再加上工厂中午不午休，吃完饭直接干活，他说他的胃有点受不了。 好在，很快他又遇到了更多的选择。2016年10月，一个小曲折与读书擦肩就在余建春对工厂生活不太满意的时候，一个难得的机会降临到了他身上。上海一个关注教育的基金会向他抛出橄榄枝，提出资助他继续进修。 他跑去找凌兰芳，问，凌总你同意吗？一段时间接触下来，凌兰芳已经摸清他的数学底子有多少。虽然在某些数论问题上，他有异于常人的敏锐度，但很多数学的基本定理，他并不了解，而且还是一个计算机“菜鸟”，很难在现代办公条件下谋生。 有这样补短板的机会，凌兰芳很为他高兴，所以当下表示，“我有什么不同意的？我当然希望你能学更多东西。” 于是，余建春跟厂里的人告了别，收拾东西回到了杭州。 上海这个基金会最先提出的方案是，接受4-5年的本科教育，每年出资两万块钱左右。余建春不愿耗费那么长的时间学习。他自己上网查到某个培训机构的计算机课程，只要半年时间，学费两万不到。他计划先培训半年，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机知识之后，再重新找工作。基金会接受了这个提议。 随后，余建春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附近租了房子。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他一边打零工，一边等消息。 双十一的时候，他还回到原来的物流公司干了一个星期。前同事暗暗纳闷，他不是“红”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一开始，基金会让他耐心等消息，但到后来就没有了音讯。“资助与否总得有个话吧！我还说过这个钱以后等我挣到了一定会加倍还上的。”对于基金会的爽约，余建春至今耿耿于怀。 从辞去物流工作，到如今人在海外，短短的半年时间，余建春经历了太多。 但生活仍在继续，自己选择的路仍要走下去，余建春说，他成家的心愿始终没有改变。今年回家过年，自己一个重要的行程就是去相亲，等存够了钱，他就会结束漂泊，回老家结婚，过上平凡人的生活。 正如当初站在浙大讲台上讲解数学题一样，在紧张又自信，不安又憧憬中，余建春迎来了他的2017年。

距离博士毕业答辩过去已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依旧觉得不可思议。一直以来觉得博士毕业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做到了。或者说，在我心中博士学位是神圣的，不敢把它和自己挂钩。

半个月前，作为西湖大学的前身，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在杭州揭开面纱。人们不禁好奇提问，这家靠捐赠办起来的“超级民办大学”，未来会像哈佛、耶鲁一样闻名于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