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不能把你怎样，但外面的世界可以！

1  元旦放假第二天，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女儿在客厅玩游戏。 我有点生气：你又在玩，老师没留作业吗，你怎么一眼书都不看？女儿不耐烦地说：妈妈，我每天做卷子做到吐，读书太苦了

在职教育的不断发展，在职博士这样的类型也慢慢的走进一些在职人员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之后，计划报考这个方式的博士学习课程，毕竟学习博士课程和最后获得的证书在工作中都能发挥作用。但是对于入学的途径很多人员

临近年关，各高校的评估、考核、表格、申报、审批、总结再次迎来高峰。而事实上，惹得许多高校教师怨声载道的评估、考核、审批等内容，多是年复一年的繁琐整理，和超出必要、拔高规格的信息统计。更可怕的是，跑完这些内容所需的流程，琐屑而漫长。    一位60多岁的老教授课题要报账，总共需盖6、7个章。星期5下午，中国事业单位都有提前下班的“传统”，老先生起个大早，先给院长秘书打电话，和院长约约时间，然后调了早上的课， 赶在院长出门办事之前把章扣上。按流程跑下来，这第5个公章算是拿到了。 林中祥教授坦言： 用数据库管理，一个命令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常常要数百——甚至上千老师们耗费巨大精力、时间来完成。 高校行政一度被人诟病，但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言，转型期的中国大学，既纷乱不堪，又生气淋漓。大学不可以没有行政。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与教授的比例大概为2:1，但相比大陆许多高校，港中大的教授并不会有“被驱不异犬与鸡”的感觉。别人的行政是服务教学，而我们的行政是管理教学，这便是差距。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有断层的。“大（音泰）学”是我国传统教育的最高学府，它自是源远流长，而晚清近代以后，中国教育开始全面转向西学，在当时百不如人的情况下，中国对西学的引进，对传统教育的排斥是相当疯狂的。著名学者钱玄同，当时即号召废除汉字，这是近代中国困顿到极点表现出的文化极端。然而我们对西学的引进速度，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消化能力。“中国大学在精神上和制度上是有裂缝的，精神上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传统底蕴深厚，但是制度上我们确实只有100多年的历史。”  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地位，人们在谈中国问题时很容易聚焦到制度因素，国内高校管理一事自然也不例外。在高校管理中，制度是一种“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但规矩太多、太繁琐，便会加重人与事的负担。有种说辞很流行，“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习惯力量很强，改革阻力太大”，问题被发现早在很久以前就完成了，但解决依然遥遥无期。  一位老师曾对我说：管理，就必然产生内耗。一个降低内耗的经典案例，我们都很熟悉。地铁高峰期，站内站外均展开极长的蛇形护栏。若按照初期采购成本估算，它比人员成本还要高，但考虑到长期维护成本，于运营者、消费者而言，它无疑都是一个相当划算的选择。  只要集体行为一直存在，内耗便不可能被完全消灭。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减少内耗，降低集体内部的运作成本。然而，大陆管理内耗之高确实令人震惊。比如北大出身的李克强总理点名批评的“证明我妈是我妈”，就是社会各界制度的一个缩影，这种繁琐、拔高式的制度障碍，在高校中比比皆是。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个例子。据悉，一些高校规定，导师在指导本科毕业论文时，必须填写该学生的文献掌握情况。这个数据怎么填？即便是自己的课题，你自己都很难确切罗列出文献数量，何况是大多数还没进门的本科生呢？所以，目前导师们主要有两种做法：第一、亲自问学生查了多少，回来自己看一眼，根据代表性、够不够饱满等情况调整或增减，这还算是比较负责任的。第二、直接看学生论文初稿后面的参考文献，挑几个名头响的一填交差。管理制度细化，统计结果真的就有价值么？ 许多人对中华文明有个误解，认为我们民族更喜欢“意求”，对一板一眼的“规矩”则关注不够。这种观点似乎非常流行，甚至国内也存在不少受众。此前，一位法国文学家评论中国诗时便说：“中国诗和中国人一样，很少开门见山，比如王维的《画》，他们喜欢围着主题做功夫，却忌一针见血地踏上一脚。”不久，他便被另一位法国汉学家公开呛声：“你看过中国人的《周礼》和《礼记》吗？”  近代教育兴起以来，我们在教育制度上确实很少“创举”，应用西方制度成果、参考西方高校成功的办学经验，这是中国近代以来高校发展的最常遵循的两条路。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现代快节奏办学方式的倒逼，我们在整个办学制度上不得不追求一种立竿见影，又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办学管理方法，先生存后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高校管理必须依仗西方教育、制度文明的引渡。另一方面，与中国社会一样，在高校运营中，“维稳”是大多数高校的第一逻辑。为了实现公平有序，最直观迅捷的方式，便是将制度进一步细化，以刚性、透明的管理条例来保障运营效果。  不少教师抱怨高校管理的碎片化，对衍生出的严重内耗更是深恶痛绝。“现代大学，制度早已武装到牙齿，但工作却越来越繁琐，越来越难做。”  中国高校的各种管理制度，可以说是各种成功理论——比如三方监管制、绩效制等——的教育实践。这些制度把我国高校拉高了许多个层次，然而，也让它们与文明本根日益疏远。如今国内不少大学，正在探寻自身教育特色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我们的大学，“学”太重，“学味”太少，“本土”太少。 陈平原教授曾分享过一个经历：北大百年校庆时，校方召集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每个学院谈谈各自离国际一流还有多远？跟哈佛距离有多远？20年、10年、8年的都有，然而陈平原说：我看不出北大中文系和哈佛中文系有什么距离。同事们惊叹：你那么骄傲？陈平原说：不是，本国文学所承担的责任，它所能达到的境界，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外国文学是不一样的，就好象在北大，日文系和中文系是不能比的 …… 本国语言文学的坚持、坚守以及它的承担，和外国文学的评价标准有根本性的差异。  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是长在中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大学，大学是跟这个土地、人民、历史、语言一起成长的，跟工厂不一样。工厂可以转移到非洲、东南亚都没有问题，只要生产线建立起来就能投产。只有大学不行，大学必须跟这个地方的水土一起成长。大学办学与文明本根日益疏远，让大学的内耗全面进入无机时代。 大学里盛行一则调侃 ——理工的看不起行政的，行政的看不起社科的，社科的四处寻找，终于只能狠狠地鄙视了一把后勤的。如今中国社会越来越往工科方向发展，文理相对来说受到了一定的质疑，这种质疑历来都存在，但现阶段，这种偏好质疑得到了很大加强。 在一切以成果论英雄的无机时代，理工科的成果最为刚性。由于教师素质良莠不齐、社会认同功利等因素，社会上重理轻文的风气逐渐蔓延开来。就科研成本而言，理工科与社科类本就不是同一量级，这种差距是合理且天然存在的。但社科类拿着比理工科低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科研投入，还要蒙受社会的“尸位素餐”、“臭老九”的异样眼光，这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平衡感。  没有实物贡献的社科类，真的一无是处吗？谁能衡量历史系对琉球、南海诸岛归属证据的梳理、罗列，对当今的台湾问题有多重要？谁又能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对GDP的贡献又该是百分之多少？大家老说文学于事无补，中国唯一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正经科班出身。这不多少也体现了高校教育、现代文学探索的一个成就吗？ 当下中国大学管理中产生巨大内耗的现象，或许更根本的是：找不到自我定位、发展方向。我们必须正视近代教育的曲折历史，并以此反观现阶段的某些困苦，有些不便确实是高教演进要交的“学费”，但目前的情况是，这“学费”还要交多久，能不能在垮掉前交完，然后成熟自立？

年关将至，2016年招聘潮渐入尾声，在各种求职选择中，博士教中学似乎是很小众的一种就业思路。犹记夏天，一则人大附中教师选聘公示因获聘人员非博即硕的高等学历和国内顶级高校出身曾引发网友热议。 

如果你看过那篇《每一个兰大人心中都有匹骆驼》，优雅的吐槽对你来说一定不是个事儿。 在你们吐槽前，我们先来大致看看这篇“范文”，它是这么开篇的： &ldquo

对于学术成果的发表，人们往往会听到两种声音：“不发表即灭亡”与“厚积薄发”。这其中所蕴含的一个理念则是发表太快与太多，自然会轻视学术质量，降低学术水平，

33岁的河南打工仔，在没有任何专业教育的背景下，他推导出一项颇具难度的数学公式。他带着自己的数学发现登上了浙江大学的讲台，与教授和博士生们“同堂论道”。钱江晚报首先报道了这位草

距离博士毕业答辩过去已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依旧觉得不可思议。一直以来觉得博士毕业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做到了。或者说，在我心中博士学位是神圣的，不敢把它和自己挂钩。

半个月前，作为西湖大学的前身，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在杭州揭开面纱。人们不禁好奇提问，这家靠捐赠办起来的“超级民办大学”，未来会像哈佛、耶鲁一样闻名于世吗？